17—18世纪耶稣会士中国报道在英国的传播

陈玉芳

摘 要：17—18世纪，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报道陆续在英国翻译出版，英国人对此类作品的接受情况可以从这些译本的序言中略窥一斑。英译本作序者一方面驳斥作品里的神迹故事，认为是虚假的，另一方面又以真实和准确原则肯定了除神迹之外的内容的价值。面对耶稣会士中国报道遭到的批评和谩骂，译本作序者强调耶稣会士作品的准确和真实，而这恰恰又是18世纪中后期部分英国人抨击耶稣会士中国报道的依据。

关键词：耶稣会士；中国报道；英国；神迹；真实原则；

17世纪，英国人通过欧洲大陆的天主教传教士、商人和旅行家传回的有关中国的消息认识和了解中国，直到18世纪中叶英国加强对华联系并出版本土游记时，欧洲大陆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著述仍是英语读众了解中国的主要渠道。当今学界有关这一时期英国的中国形象或中国观的研究成果，肯定了以耶稣会士为主的天主教传教士向欧洲传递中国消息时起到的关键作用，但却过多集中于英国的中国形象或中国观的塑造上，而对耶稣会士著述在英国的传播情况关注较少。从16世纪30年代开始，以英格兰为主要阵营的英国掀起了一系列宗教斗争和教会改革运动，并确立了新教的正统地位。作为反罗马教廷和天主教的主要阵营，英国如何评价和接受那些效忠教皇，并被视为教皇“军队”的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著述，值得探讨。

17—18世纪，耶稣会士的中国报道陆续被翻译成英语出版，而英国人对这些作品的态度与反应透过译本序言和出版情况可见一斑。译本序言或介绍、评价原著及原作者，或评析耶稣会和耶稣会士的著述，以及欧洲有关中国的著作乃至中国本身，有时也对作者的观点加以说明，以联结本国读者和原作者。译序对原著、作者以及同时代或同类著作的评析，既透露出英国由书商、出版商、译者和编者构成的作序者的观点和看法，也引导和影响着读者大众。可以说，译本序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读众对耶稣会士中国报道的接受程度。此外，17—18世纪英国书商关注的重点是图书的销量和盈利情况，耶稣会士中国报道的翻译出版情况也可揭示出读者的需求，从侧面反映大众对译作的接受情况。本文旨在梳理耶稣会士中国报道在英国的出版情况，并发掘作序者的评价和观点，了解英国人对耶稣会士作品的接受程度。

一、耶稣会士中国报道英译本概述

耶稣会士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r.1558—1603）初次进入英格兰，因卷入推翻和刺杀女王的计划中，遭政府抓捕并受到当地天主教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的诟病。詹姆士一世在位时（r.1603—1625），天主教徒曾企图炸毁国会大厦，杀死国王，而耶稣会士被认为是策划者。这次事件激起了新教徒对天主教徒的仇恨，掀起了对包括耶稣会士在内的天主教徒的进一步迫害和驱逐。查理一世（r.1625—1649）被处决时，耶稣会士又被指控弑君，下议院要求驱逐包括耶稣会士在内的天主教传教士。查理二世（r.1660—1685）对耶稣会士友善，但是由于他的兄弟兼王位继承人——约克公爵詹姆斯皈依天主教的谣言广为流传，耶稣会士又被指控叛国罪（1678），并遭驱逐或处决。詹姆斯二世（r.1685—1688）在位时也对耶稣会士亲善，但是他继位不到三年，英国就爆发了“光荣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新教各派的合法性得到确认，而天主教却遭到进一步限制和打压，政府要求全力执行反天主教法律，鼓励民众抓捕和检举天主教徒，以及严厉惩罚从事天主教活动的牧师和信徒等。可以看出，在英国17世纪宗教改革过程中，耶稣会士除了因英国国内反天主教运动而遭政府和新教信徒的压制或驱逐外，也因卷入政治活动遭到本地天主教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的排斥。

在这一背景下，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报道最初以选译形式出现在英语游记图书中。1599年，新教牧师哈克路特（Richard Hakluyt,1552—1616）编著出版的《英国主要的航海、旅行、贸易与发现》（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Voyages,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一书节译收录了拉丁文本《天正遣欧日本使节团旅行记》（De Missione Legatorum Iaponensium ad Romanam curiam）中有关中国的内容，标题为《有关中国的精彩论述》（An Excellent Treatise of the Kingdom of China)1，但未注明原文作者为耶稣会士。1625年珀切斯（Samuel Purchas,1577—1626）的《朝圣史》（His Pilgrims）选译了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1559—1654）和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等神父的书信，同时也节译《利玛窦中国札记》（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中有关中国的内容，并且介绍了耶稣会士入华传教的活动。2《利玛窦中国札记》当时风靡欧洲大陆，并以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等多种语言数次出版，但却没有完整的英译本，有学者研究认为可能与当时英国正在发生的对耶稣会士的迫害有关。3

到17世纪中叶，英国开始出现耶稣会士中国报道的全本译作，且专门作序介绍原作者和著作。较早在英国广泛流传的著作有两部，一是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描述明清鼎革历史的《鞑靼战纪》（Bellum Tartaricum,or the Conquest of the Great and Most Renowned Empire of China,by the Invasion of the Tartars)4，一是曾德昭（Alvaro de Semedo,1585—1658）的《大中国志》（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5，出版商均为约翰·克鲁克（John Crook,1657—1683）。英译本《鞑靼战纪》1654年问世后，第二年又被附在新出版的《大中国志》书后再版，并出现在书商威廉·兰顿（William London)1657年、1658年编写的《英格兰最畅销书籍目录》（A Catalogue of the Most Vendible Books in England）的历史类著作目录中，这也足以反映该书在英国受欢迎的程度。不过与原本相比，《鞑靼战纪》和《大中国志》的英译本标题页均未注明原作者为耶稣会士。此外，《大中国志》英译本序言仅表明原作者是“葡萄牙人，在那个王国（中国）的宫廷和其他有名的城市生活22年”，未提及作者曾德昭的耶稣会士身份。6这或许可以表明，出版商受国内宗教改革影响，有意回避原作者的神职身份。

“光荣革命”爆发之后，天主教在英国愈加没有立足之地，耶稣会士也给英国人留下了谋反和叛国的刻板印象，不过他们有关中国的作品仍得到翻译和出版。1688年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s,1609—1677）《中国新史》的英译本（A New History of China Containing a Description of the Most Considerable Particulars of that Vast Empire）在伦敦问世，译者为英国著名的翻译家约翰·奥格尔比（John Ogilby,1600—1676）。71693年，曾到过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阿弗里尔（Philippe Avril,1654—1698）的《欧亚之旅：奉法国国王之命寻找新的通往中国的陆路》（Travels into Divers Parts of Europe and Asia,Undertaken by the French King’s Order to Discover a New Way by Land into China）英译本在伦敦出版8，他的另一本摘译前往印度和中国等地的法国耶稣会士及其他旅行家的书信的著作《博学的耶稣会传教士在群岛地区、印度、中国、美洲等地旅行记》（The Travels of Several Learned Missioner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into Divers Parts of the Archipelago,India,China,and America）也于1714年被翻译出版。9除此之外，17世纪末备受关注的中国报道还有法国耶稣会士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的《中国近事报道》（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英译本书名为《中华帝国的回忆与观察》（Memoirs and Observations Typographical,Physical…Made in a Late Journey Through the Empire of China）。该书1697年由出版商本杰明·图克（Benjamin Tooke,1642—1716）组织翻译出版10，并在1698年、1699年和1705年三次重印。1737年，书商奥利弗·佩恩（Olive Payne）重新组织翻译和出版这部著作，书名为《回忆与评论》（Memoirs and Remarks…Made in above Ten Years Travels Through the Empire of China)11,1738年再版，1739年又以《中国全史》（A Compleat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为名出版。6《中国近事报道》多次在英国重印出版，足以说明英国人对该书的兴趣之浓厚。

到18世纪上半叶，除了李明《中国近事报道》再次被翻译出版外，另一部比较重要的出版物则是《中华帝国全志》（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原编者为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杜赫德作为《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12的主编（任期1709—1743），曾有机会接触到大量传教士的信件，而《中华帝国全志》（法文版，1735）的大部分材料摘选自传教士的信件和传教士已出版的著述。1736年，译本由书商约翰·瓦茨（John Watts,1678?—1763）出版，共4卷13,1741年再版。从1738年到1741年，另一位出版商爱德华·凯夫（Edward Cave,1691—1754）再次组织翻译出版《中华帝国全志》，书名改成《中国鞑靼志》（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Tartary），共2卷。14爱德华·凯夫是英国《君子杂志》（The Gentleman’s Magazine）的创办者，在翻译出版《中华帝国全志》前后几年，他曾多次在杂志上宣传和发布该书的部分内容。15著名的批评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也曾在《君子杂志》上评论《中华帝国全志》，褒扬传教士作为中国记录者的优势，介绍并进一步推广该书。16

18世纪中后期，耶稣会在欧洲遭到全方面的猛烈攻击：知识分子抨击耶稣会的教育和知识，天主教其他修会谴责耶稣会的神学观点，而世俗统治者斥责耶稣会干涉政治、图谋弑君，此外还有关于耶稣会违背誓愿、追求财富等的流言。在葡萄牙，耶稣会士卷入了被指控刺杀国王约翰一世的阴谋中，并于1759年被驱逐。在西班牙，耶稣会士被认为策划并加入了爱斯基拉切暴乱（The Esquilache Riots,1766），于次年遭到驱逐。在法国，耶稣会被认为与刺杀路易十五的阴谋有关，这引起了法国对耶稣会强烈而持久的敌意，并于1762年驱逐耶稣会士。

在这一背景下，《耶稣会士世界旅行记》（Travels of the Jesuits into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于1743年在英国问世。17该书节选摘译了《耶稣会士书简集》前10卷内容，编译者为信仰新教的英国作家约翰·洛克曼（John Lockman,1698—1771）。181762年，该书再次在英国出版时，标题页注明：“这本书由大不列颠、爱尔兰和新英格兰所有的书商销售。”19该书之所以广受关注，或许与那些年耶稣会在欧洲的遭遇备受瞩目有关。同年，另一部有关中国的著作《中国诗文杂著》（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也在英国问世。20该书阐述了中国语言文字、行为规则等，内容虽然并非完全取材于耶稣会士的报道，但是部分材料摘选自他们介绍中国的书信。作序者对耶稣会目前的遭遇表示同情，赞许耶稣会士不屈不挠，尽管“遭遇强烈的暴风雨，但他们很可能像之前那样经受住这次暴风雨”。21然而事与愿违。1773年7月21日，教廷发布“吾主救世主”（Dominus ac redemptor）敕谕，宣告解散耶稣会。在耶稣会遭解散后，《古今精选书目》（A Catalogue of a Select Collection of Ancient and Modern Books…They Will be Sold During the Year）上列出的1789年即将在英国出售的书籍名单中有《中华帝国全志》（No.544）、《中华帝国回忆与观察》（1699)(No.2291）以及《耶稣会士世界旅行记》（1762)(No.2402）。这表明耶稣会士记录中国的作品仍在英国图书市场流通。此外，虽如强弩之末，仍有耶稣会士的新作品在英国出版。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国格鲁贤（Jean-Baptiste Grosier,1743—1823）神父利用耶稣会士的中国报道写成的《中国通典》（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China),1788年该书英译本问世，1795年再版。22

由上可以看出，17—18世纪，英国翻译出版的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作品大多是在欧洲大陆广为流传的，包括卫匡国的《鞑靼战纪》、安文思的《中国新史》、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以及格鲁贤的《中国通典》等。此外，也有以耶稣会士作品为基础的摘选和编译，包括收录在哈克路特《英国主要的航海、旅行、贸易与发现》、珀切斯《朝圣史》中的耶稣会士作品，以及洛克曼摘译《耶稣会士书简集》内容出版的《耶稣会士世界旅行记》。而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和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等作品由不同出版商多次翻译再版的情况，则反映了英国读者的关注和兴趣。

二、“神迹”与“真实”：作序者的评价

16世纪以来，英国国内反天主教和反耶稣会士的活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国人对天主教传教士有关中国的作品的看法。前面提及的在英国翻译出版的耶稣会士中国报道里，一些译本正文前附有英国人为此书所做序言，透露出其对这些著作的具体看法和评价。23

有些译本序言反映出作序者排斥传教士作品中的神迹内容。早在1588年，西班牙方济各会士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1545—1618）的《大中华帝国志》（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Mighty Kingdom of China）英译本问世时，出版者就在序言中指出，书中对神迹和传教士“迷信”行为的描述，可能会冒犯读者。然而，这应归咎于西班牙语原书作者，而非译者和出版商所为，译者“忠实地翻译了这段历史”。24“光荣革命”之后，作序者对耶稣会士著述里的宗教信仰和神迹批评愈加明显。《欧亚之旅》英译本序言公开抨击罗马天主教，指责天主教传播的是毁灭他人的“迷信”。尽管如此，译著仍旧保留了原著掺杂的天主教“迷信”，提醒读者阅读时要避开此类话题。25《博学的耶稣会传教士在群岛地区、印度、中国、美洲等地旅行记》的英译本作序者同样排斥这些内容，并在译本里删减了其中有关宗教和传教士传记的内容。《中华帝国回忆与观察》英译本序言也指出大多数耶稣会士在记叙中国的宗教时伪造虚假神迹，编造传奇故事，违反真实原则。洛克曼在序言中透露出，《耶稣会士世界旅行记》出版时，正值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记实作品因内含神迹而遭到整体贬斥之际。原因是，耶稣会士强调神迹的真实性，而神迹的虚假性对“有理性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这样一来，阅读者也会对耶稣会士中国报道中的其他内容产生“偏见”，或至少认为是“可疑的”。但他反对仅仅因为耶稣会士描述“神迹”，就彻底否定其作品的价值，而是主张“在不涉及宗教的地方，耶稣会士应该和其他旅行者一样得到认可”。他甚至认为，耶稣会士的敌对者攻击其为“惊世骇俗的说谎者”之类的“抹黑”有些过度，而他翻译出版法国耶稣会士书信的目的，就是出于“公正”，展现耶稣会士不同于敌对者所描述的一面。考虑到耶稣会士笔下的神迹故事“无趣”和“荒唐”，他在译著中除了保留一些有用或有趣的细节外，删掉了大部分相关内容，译本也比原著内容减少了三分之一。26

英译本的作序者虽然对耶稣会士叙述的神迹多有诟病，但是他们或通过对比欧洲其他作者以及同类作品，或将其放在欧洲有关中国的整体看法和印象中，肯定了包括译本作者在内的耶稣会士作为报道者的独特优势和其作品的优点。

《大中国志》的英译本序言表示，与该书相比，之前有关中国的记录“叙述简单”“有错误”，且“传说色彩”较浓，而“这本书（第一次）向读者全面披露中国，（我敢说）这是自发现美洲以来，我们的世界了解到的最有价值的（信息）……”在作序者看来，曾德昭作为中国报道的撰写者，具备以下优势：一、学识渊博，二、在中国宫廷和其他大城市生活时间长达22年，三、认真学习了中国历史和文字，四、勤勉地观察和收集有关中国风俗习惯的信息。27

《中国新史》一书没有英文序言，但书中附有耶稣会士克洛德·伯努（Claude Bernou,1638—1716）神父为法文本所作的序言，这或许暗示出版者对伯努观点的认可。伯努指出，欧洲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作品数量巨大，种类繁多，但是“有口皆碑的或专门为告诉我们这个庞大帝国的重要细节的信息而撰写的很少”。他继而具体评析了一些耶稣会士著述之外颇受欧洲读者欢迎的出版物的缺点。费迪南·平托（Fernao Mendes Pinto,1509—1583）的报告（《远游记》）充斥着他“以极为丰富的想象创造”的“寓言”和“幻想”，缺少“真实”。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真实、诚恳”，然而报告多采纳中国人的描述，而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有吹捧之嫌。相较而言，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曾德昭、卫匡国、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1591—1666）、聂仲迁（Adrien Greslon,1618—1696）、鲁日满（François de Rougemont,1624—1676）、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等耶稣会士的报告和中国年信“最值得信任和尊重”。他继而表示，本书作者耶稣会士安文思“长时间持续地留居中国，对（中国）语言和书籍的认识，与这个王国显贵人士的交谈，进出宫廷的自由，对所记之事物和细节的选择”，使读者确信他对所叙事物拥有更为完备的认识。他的著作《中国新史》则“非常准确地逐项描述了闻名遐迩的中华帝国的重要内容”，介绍了其他作品里没有或较少涉及的中国消息，“提供给我们有关中国的完美信息”。28

李明《中华帝国的回忆与观察》的英译本序言也指出欧洲已有出版物的不足：“我们大部分有关中国的描述要么是传说，要么是抄写的，无法与原版相比。”其中，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克鲁士（Gaspar de Cruz）、平托、门多萨等对中国的描述多带有“骑士风格”；林旭登（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1563—1611）对中国的描述远不如他对亚洲其他地区的描述；荷兰使团成员约翰·尼霍夫（Joan Nieuhof,1618—1672）和耶稣会士安文思因对中国观察的准确和真诚受到尊重；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的著作是以其他耶稣会士的材料为基础的；让·德·泰弗诺（Jean de Thevenot,1633—1667）著作里对中国的描述也是选自耶稣会士的日记和报告；英国人约翰·奥格尔比不加判断地抄写整理了基歇尔和尼霍夫的著作。相较而言，利玛窦、金尼阁、曾德昭、卫匡国、罗德先（Alexandre de Rhodes,1593—1660）、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白乃心（Johann Grueber,1623—1680）、汤若望、聂仲迁、鲁日满、安文思等在华耶稣会士对中国的认识比其他任何欧洲人都丰富，他们的描述“更加审慎明智，更为真实可靠”。作序者虽然认为耶稣会士报道里的神迹内容违反真实原则，不过，他也强调，这一时期包括李明在内的赴华传教的耶稣会士，是奉法王路易十四之命前往中国，并乐意对中国展开“自然、机械、天象以及居民（civil）”等方面的调查。29由此可以推断，他认为李明的报道除宗教内容外，其他内容准确真实，有利于欧洲科学艺术的发展。

四卷本《中华帝国全志》的译者理查德·布鲁克斯（Richard Brookes）在序言中指出，杜赫德具有其他作者无法比拟的优势，包括拥有大量由“最娴熟的”传教士书写的手稿，有机会与“最有能力向他提供最真实信息”的人沟通他的疑惑，并能由在中国居住了32年的龚当信（Cyriac Contancin,1670—1733）神父校阅他的作品。故而，《中华帝国全志》呈现的内容是“完全真实的”，而“迄今出版的任何此类作品都称不上（完全真实）”。30另一版译者约翰·格林（John Green,?—1757）在两卷本的序言中评价这部书比其他之前出版的曾德昭、安文思、卫匡国等的作品“更全面”。31原因是，曾德昭等仅到过中国的部分地方，无法像那些奉皇帝命令测绘地理、游走整个中国的传教士一样有机会了解大量其他旅行者无法知道的事情，并全面准确地描述中国。他还指出，杜赫德对中国地理的描述也比卫匡国“更为准确”，原因在于，卫匡国的描述完全依赖于倾向夸大自己国家情况的中国地理学家，而杜赫德依据的素材是前往各地测绘地理的传教士发回的报道。总而言之，作序者认为，杜赫德综合传教士的材料全面描述中国是“有价值的”，“是被渴望得到的”。32

《耶稣会士世界旅行记》的作者洛克曼则表示：“我相信大家都承认，没有谁比耶稣会士更有资格描写其他民族和国家。”原因是，耶稣会士的教育水平和渊博的学识，为学习到访地区语言付出的努力，进入中国宫廷的机遇——除了他们，其他人无法进入，对当地居民的熟悉，与当地人交往并长时间居于其间的优势，使得他们比仅在沿海逗留，仅为了旅行或其他赚钱目的而来的人对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性格的“洞察更完善”。奉行商业主义的旅行者最多能了解到一个地区表面的东西，如习俗、建筑等，无法深入了解当地居民的精神、宗教、政府和其他重要内容，全然依靠当地人——如果他们能理解当地语言的话，或在当地人中间生活了若干年的外国人来获取信息。故而，耶稣会士“有最好的机会提供给我们关于许多遥远国家的有价值的描述”33。

由上可以看出，英国作序者认可耶稣会士的学识与才能、在中国各地生活的经验、与中国各层人士深入交流的机会，以及对中国文化、社会风俗、语言文字和日常生活等各方面的谙熟。耶稣会士这些相对其他游记作家的优势，使得他们能深入洞察并准确描述中国，将真实的中国呈现给欧洲读众。此外，作序者在比较耶稣会士作品与其他同类作品时，也暗示了衡量欧洲有关中国的纪实作品的原则，即反对想象和传说，强调准确和真实。之所以如此，与出版者将耶稣会士的中国报道视为获取有关中国的消息和知识的渠道，而非仅为猎奇或娱乐有很大关系。哈克路特在《英国主要的航海、旅行、贸易与发现》一书中收录传教士有关中国的记录是出于认识中国，打开中国市场的渴望。34《大中国志》英译本序言指出，翻译出版该书“或是为了满足对知识的好奇心，或为对外商业”35。杜赫德翻译出版四卷本《中华帝国全志》的初衷是，满足英语读众对有关中国最准确的描述的渴求36，而《中国新史》则是“告诉我们这个庞大帝国最重要的细节信息”37。《中华帝国的回忆与观察》一书序言则强调，“域外知识似乎是扩大和滋养年轻人头脑的最高贵的学校”38。

有趣的是，到18世纪中后期，一些英国人却又以真实和准确为原则，否定了耶稣会士作品的真实性和他们塑造的中国形象。1795年，威廉·温特博瑟姆（William Winterbotham,1763—1829）的《有关中华帝国的历史、地理和哲学介绍》（An Historical,Geographical and Philosophical View of the Chinese Empire）出版，编者在“宣传”一页中指出：

他以不偏不倚的态度调查了不同的描述，剔除有宗教幻觉（visionary）的传教士描述中的荒谬的言论。通过收集有关中华帝国自然历史、人口、政府、法律、习俗、宗教、文学、科学、产品制造的事实，希望能让读者对这个历史上在很多情况下都最令人惊讶的民族有一个正确的看法。39

欧洲在质疑耶稣会士中国报道真实性的同时，也愈发强调有关中国报道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无论是肯定还是驳斥耶稣会士的中国报道，启蒙时代的理性和调查精神都进一步渗透到英译本作序者评判有关中国作品好坏的标尺中，而在这样的评价原则下，有意歪曲、肆意谩骂或无根据的观点和作品都会遭到抵制或排斥。在欧洲贬华思想中影响较大的荷兰人科尔内利乌斯·德帕乌（Cornelius de Pauw,1739—1799）认为中国人是“天下最懦弱、无知和虚伪的”，是“所有民族中的渣滓”。40面对他对中国的评价，《中国通典》的英译本作序者指出，他对中国的“恶言谩骂”超出了“符合体统”和“真实性”的框架，并通过大篇幅引用原作者格鲁贤对德帕乌的驳斥来表明自己的立场。通过作序者的引文，可以看到格鲁贤批评德帕乌在介绍中国时带有“敌意”和“偏见”，“言语粗暴”，“缺乏真实性”，并举例说明他在《对埃及人和中国人的哲学探究》（Philosophical Inquiry Respecting the Egyptians and Chinese）中表述的有关中国的观点缺乏来源依据，“不注重真实性，且歪曲事实以迎合自己的意图”，充斥着“明显的因无知带来的错误和有意而为的不实之词”。此外，格鲁贤还强调，德帕乌一方面质疑耶稣会士的描述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又将传教士与其一致的说法作为支撑自己观点的依据。作序者通过大篇幅引用格鲁贤对耶稣会士敌对者的批驳，希望能以启蒙时代的调查精神，冷静理性、不偏不倚地认识中国，而非歪曲或充满偏见：“民族或个人，可能在一段时间里，被软弱和恶意的作者歪曲；但当冷静和平心静气的调查驱散错误的迷雾后，偏见会让位于理性，而真实会取代含糊不清的猜想和大众的见解。”41

三、结语

17—18世纪，英国翻译出版的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报道，有摘译和专著翻译，也有综合耶稣会士书信翻译出版的著作。作序者从获取有关中国的信息和知识这一角度出发，同时结合作者的知识水平、信息来源、与中国接触程度，以及对中国认识程度等方面，通过对比分析耶稣会士对中国的描述与其他中国纪实作品，认可耶稣会士作品对中国的描述的价值——真实和准确。此外，作序者也会驳斥耶稣会士著述中的神迹故事，但却并未因此质疑或完全否定耶稣会士中国报道的价值，而是在翻译时选择保留或删减相关内容。作序者对神迹的否定，与对耶稣会士作品真实性的肯定有矛盾之处，为此，有作序者主张在评价耶稣会士的中国报道时，不应把与神迹和宗教有关的内容考虑在内。此外，面对18世纪中后期欧洲人对耶稣会士中国报道的激烈争议，有作序者在书中附注了耶稣会士敌对者的观点以示公正，也有作序者强调启蒙时代的调查和理性精神。总体来看，作序者的评价较为中立，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英国读众对耶稣会士中国报道的态度。有趣的是，英国人在肯定或否定耶稣会士中国报道的价值时依据的都是“真实准确”这一原则。

注释

1 Richard Hakluyt,Principal Navigations,Voyages,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2nd edition,vol.2.London:Imprinted by George Bishop,Ralph Newberie,and Robert Parker,1599,pp.88-98.

2 Samuel Purchas,His Pilgrims,part 3,book 2,chap.5 to chap.8.London:Printed by William Stansby for Henrie Fetherstone,and are to be sold at his shop in Pauls Churchyard at the Signe of the Rose,1625.

3 Nicholas Koss,“Matteo Ricci on China via Samuel Purchas:Faithful Re-representation,”Western Visions of the Far East in a Transpacific Age,1522-1657.Ed.Christian H.Lee.Burlington&Surrey:Ashgate,2012,p.90.

4 Martino Martini,Bellum Tartaricum,or the Conquest of the Great and Most Renowned Empire of China,by the Invasion of the Tartars.London:Printed for John Crook,and are to be sold at his shop at the Sign of the Ship in St.Paul's Churchyard,1654.

5 Alvaro de Semedo,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London:Printed by E.Tyler for John Crook,and are to be sold at his shop at the Sign of the Ship in St.Paul's Churchyard,1655.

6 Semedo,op.cit.,“the Epistle to the Reader”.

7(1) Gabriel de Magalhaes,A New History of China Containing a Description of the Most Considerable Particulars of that Vast Empire.London:Golden Ball in St.Paul's Churchyard,1688.

8(2) Philippe Avril,Travels into Divers Parts of Europe and Asia,Undertaken by the French King's Order to Discover a New Way by Land into China.London:Maidenhead over-against St.Dunstan's Church in Fleetstreet,1693.

9(3) Philippe Avril,The Travels of Several Learned Missioner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into Divers Parts of the Archipelago,India,China,and America.London:Mitre and Crown,1714.

10(4) Louis le Comte,Memoirs and Observations Typographical,Physical…Made in a Late Journey Through the Empire of China.London:Printed for Benj.Took at the middle Temple Gate,and Sam.Buckley at the Dolphin over against St.Dunstan's Church in Fleetstreet,1697.

11(5) Louis le Comte,Memoirs and Remarks…Made in above Ten Years Travels Through the Empire of China.London:Printed by J.Hughs for Olive Payne,W.Shropshire,E.Commins and W.Smith,1737.

12(6) Louis le Comte,A Compleat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London:Printed for James Hodges,1739.

13(7)《耶稣会士书简集》是对在世界各地传教的耶稣会士发回欧洲的信件的汇编。

14(8) Jean Baptiste du Halde,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Richard Brookes trans.,4 vols.London:Wild-court,1736.

15(9) Jean Baptiste du Halde,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Tartary,Jonh Green trans.,2 vols.London:Bartholomew-close,1738-1741.

16(1)The Gentleman's Magazine,vol.5,1735,p.563;vol.12,1742,pp.224,280.

17(2)The Gentleman's Magazine,vol.12,1742,pp.320-322,352-357.

18(3) John Lockman,Travels of the Jesuits into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London:White Hart,1743.

19(4)洛克曼主张宗教宽容，与伏尔泰等联系紧密，出版大量著作，在18世纪欧洲文化圈非常活跃，但有关他的研究不多。参见Giovanni Tarantino,“A'Protestant'Approach to Colonization as Envisaged in John Lockman's Martyrology (1760),”Violence and Emo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Ed.Susan Broomhall and Sarah Finn.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16,pp.185-201.

20(5) John Lockman,Travels of the Jesuits into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London:Rose and Crown in Paternoster-Row,2 vols,1762.

21(6) Thomas Percy,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2 vols.London:Pall-mall,1762.

22(7) Percy,op.cit.,vol.1,“Preface”.

23(8) Jean-Baptiste Grosier,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China.London:Paternoster-Row,1788.

24(1)有些作序者是出版商、书商、编者或译者。由于多数作序者匿名，或身份信息难以查找，故而无法对这一群体展开整体系统地分析。

25(2) Semedo,op.cit.,“The Epistle to the Reader”.

26(3) Avril 1693,op.cit.,“The Translator to the Reader”.

27(4) Lockman,op.cit.,vol.1,Preface,pp.ix-xvii.

28(5) Semedo,op.cit.,“The Epistle to the Reader”.

29(1) Magalhaes,op.cit.,“The Preface”.

30(2) Le Comte,1697,op.cit.,“An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31(3) Du Halde,1736,op.cit.,vol.1,“The Preface”.

32(4)有学者认为此书译者为约翰·格林（John Green）。参见G.R.Crone and R.A.Skelton,“English Collections of Voyages and Travels,1625-1846,”Richard Hakluyt and His Successors.Ed.Edward Lynam.London:Hakluyt Society,1946,p.100.

33(1) Du Halde,1738,op.cit.,vol.1,“The Translator's Preface”,p.i.

34(2) Lockman,op.cit.,vol.1,“Preface”,pp.viii-ix.

35(3) Hakluyt,op.cit.,“The Epistle Dedicatory”.

36(4) Semedo,op.cit.,“The Epistle to the Reader”.

37(5) Du Halde,1736,op.cit.,vol.1,“The Preface”.

38(6) Magalhaes,op.cit.,“The Preface”.

39(7) Le Comte,1697,op.cit.,“An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40(8) William Winterbotham,An Historical,Geographical and Philosophical View of the Chinese Empire.London:J.Ridgway and W.Button,1795,“The Editor's Advertisement to the English Edition”.

41(1) Grosier,op.cit.,“Translator's Preface”,p.vi.科尔内利乌斯·德帕乌，新教牧师、荷兰哲学家、自然主义者、地理学家，他在《对埃及人和中国人的哲学探究》（Philosophical Inquiry Respecting the Egyptians and Chinese）一书中抨击耶稣会士和中国。

42(2) Grosier,op.cit.,“Translator's Preface”,pp.i-xvi.

文章转引自《国际汉学》2022年第4期（总第33期）第124-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