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澳門版《意拾喻言》成書與出版問題叢考

趙利峰

发布时间：2014-3-29

    摘要：在《伊索寓言》傳華的過程中，1840年在澳門出版的《意拾喻言》起到了承前啟後的關鍵作用。文中詳細考述了《意拾喻言》一書成書與出版的諸多細節，包括《意拾喻言》的出版時間，《意拾喻言》所選底本、編著方法，與其前身《意拾秘傳》的承繼關係，以及《意拾秘傳》在廣州的刊行過程、1839年遭到廣東官方查禁緣由始末。藉此，進一步認識《意拾喻言》在漢學領域的重要價值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歷史意義。 

     关键词：澳門/羅伯聃/伊索寓言/意拾喻言/意拾秘傳/廣州週報

    澳門是明清時期中西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一座橋頭堡。世界上最古老的寓言集《伊索寓言》，最早便是從澳門這個孔道，由明末來華的耶穌會士利瑪竇等人傳入中國的。據說利瑪竇入華北上時，隨身攜帶的書籍中就有《伊索寓言》。①其後，利瑪竇所著的《畸人十篇》和龐迪我的《七克》中，都曾引用過伊索寓言，以為傳教證道之用。1625年，比利時耶穌會士金尼閣口授、中國天主教徒張賡筆傳的《況義》在西安刊刻，這是第一種《伊索寓言》的漢譯本，其中正編收錄寓言22則，補編為16則。
    1840年，由Sloth(即Robert Thom，羅伯聃)和他的中文教師Mun Mooy Seen-Shang(蒙昧先生)合作完成的《意拾喻言》在澳門的《The Canton Press(廣州週報)》報社出版，《意拾喻言》是《伊索寓言》繼《況義》之後的第二種漢譯本，也是第一種中英文對照本，共收錄寓言82則。
    1903年，嚴培南、嚴璩(嚴復之子)口譯，林紓筆述的《伊索寓言》，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印行，此版本共收錄寓言298則，這是當時收錄數量最為完整的一部伊索寓言漢譯本。
    膾炙人口的《伊索寓言》最終在中國變得耳熟能詳，家喻戶曉，可以說主要得益於這三次漢譯。在《伊索寓言》傳華的過程中，前兩次都與澳門有著密切的關係，其中尤以在澳門出版的《意拾喻言》最為關鍵。雖然學界對《伊索寓言》傳華的相關研究論著數量已有不少，但是，有關《意拾喻言》成書出版的來龍去脈等具體情況，迄今仍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本文就此作一考述，以求正於方家。
    一、1840年6月16日在澳門出版的《意拾喻言》
    《意拾喻言》系由《廣州週報》報社(The Canton Press Office)於1840年在澳門出版。《廣州週報》1835年創刊於廣州，受顛地洋行(Dent ＆ Co.)的資助，出版人和主編先是W.H. Franklyn，後為Edmund Moller，是當時在華的三種英文報刊之一。②1839年6月初，因欽差大臣林則徐廣東禁煙，中英關係日趨緊張，《廣州週報》被迫遷往澳門。③之所以將《意拾喻言》稱之為1840年澳門版《伊索寓言》，緣由即在於此。
    《意拾喻言》出版後，1840年6月20日的《廣州週報》在“English News”欄中登載了一篇新聞對此書作了簡要介紹。這篇文章的大致内容稍後即被收入林則徐所組織編譯的《澳門新聞紙》中，書名被譯為《依濕雜記》，這是《意拾喻言》一書在中文史料中出現的最早記載：“《依濕雜記》原系士羅所譯轉之　咭唎字，今在本禮拜内印出為中國字，可為學中國字　咭唎人所用。所差者乃因為此次系初試，以中國人之木板，會合　咭唎活字版，而同印在一篇紙上，所以不見得甚好，然在後來再陸續細心印之。”《廣州週報》在報導中還全文引述了該書的英文序言：“數百年前，在我等國中初用　咭唎言語之時，有一和尚將　咭唎同訥體那言語同印在一篇紙上，而我等現作出之雜說，亦仿其法。此書中之言語，皆系中國人之言語文字，少用虛字浮文。……於一千八百三十七、三十八兩年當此書初出之時，中國人甚讚美之，後又入之官府手内，官府因見其中所說之事，多有刺他們之惡規矩，遂出令禁止之。”④
    同一時期的《中國叢報》對《伊索寓言》的這個漢譯本也作了較為詳細的報導。據該報第九卷第四期(1840年8月)介紹，“Esop’s Fables”於1840年由《廣州週報》報社印刷出版，中文撰者是Mun Mooy seenshang(蒙昧先生)，他的學生Sloth(懶惰生)⑤負責編譯工作。書中附有意譯和直譯兩種英文形式。報導隨後還揭示了“懶惰生”的真實身份：“‘Solth’，一個不太適用於我們這位不知疲倦的編者的古怪名稱，通過出版以現在這種形式(筆者注：即中英文對照)編排的‘Esop’s Fables’，又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向僑居中國的外國人推薦學習中文的機會。湯姆先生(Mr.Thom)，正如我們大多數讀者所知道的，是一位英國商人，來華已有五、六個年頭，一直在廣州怡和洋行(Messrs.Jardine，Matheson ＆ Co.)從事商業活動。”其間，在雇主渣甸(Jardine)、馬地臣(Matheson)等人的資助下，堅持不懈地學習中文。湯姆先生把他的這部作品稱為“在一個長時期的中文學習後所收穫的第一批成果”。⑥
    湯姆全名Robert Thom(中文名為羅伯聃)，⑦據其在中文敍言中稱，編譯此書的緣由是“蓋吾大英及諸外國欲習漢文者，苦於不得其門而入，即如先儒馬禮遜所作《華英字典》，固屬最要之書，然亦僅通字義而已；至於詞章句讀，並無可考之書。”有鑒於此，羅伯聃才編譯了這樣一種中英文對照的“Esop’s Fables”，“俾學者預先知其情節，然後持此細心玩索，漸次可通”。他還希望學習者能將此書“長置案頭，不時玩習”，並深信通過閱讀這種以中英文對照形式編排的故事，學習者一定會學有所得，“未有不浩然而自得者”，“誠為漢道之梯航”。可見，這本中英文對照的讀物撰著的初衷，就是幫助有志於學習中文的外國人以這種新穎的方式掌握中文，從而達到能讀懂中文，甚或能“執筆成文”。⑧
    《中國叢報》還介紹了《意拾喻言》的編排版式和内容梗概，“該書正文共104頁：每頁分三列——漢語居中，右側是其官話和廣東話的兩種拼音文本，左側為其英文譯本，有直譯和意譯兩種形式。這部集古希臘寓言家、蒙昧先生和其門人懶惰生三人智慧的作品，精選寓言81則(實為82則)⑨，既有趣又能子人教益，因此有助於學習中文者掌握這門語言。”⑩該書收錄的伊索寓言故事，據羅伯聃在書中的英文序言中說，是他在不同的時候先用中國官話口述給他的中文老師“蒙昧先生”，再由這位“蒙昧先生”用當時使用的“雜錄體”書寫出來的。(11)
    在前述1840年6月20日的《廣州週報》中，除了《意拾喻言》在本周内出版的消息外，同時還登載有該書的售書廣告：“待售：《廣州週報》報社，《意拾喻言》，中文，附有意譯和直譯兩種英文形式，“Sloth”著，每冊售價2元。”而在《意拾喻言》出版的前一周，6月13曰的《廣州週報》也登有一則售書廣告，內容如下：《意拾喻言》，中文版，附有意譯和直譯兩種英文形式，“Sloth”著，將於下週二在《廣州週報》報社出版，四開本，售價2元。(12)據此，可推斷出《意拾喻言》的出版日期為1840年6月16日星期二。
    《意拾喻言》的印數多少，並沒有很詳細的材料說明，但從《廣州週報》長期登載的廣告來看，應當有一定的數量。《廣州週報》一直斷斷續續地刊有《意拾喻言》的售書廣告，直至該報停刊的前一周(《廣州週報》1844年3月30日總第443期發佈停刊聲明)，即倒數第二期第442號。(13)《意拾喻言》一書，流傳甚廣。據搜尋檢索，英美等國的圖書館皆有該版本收藏，本文所用的為谷歌數字化版本，現藏瑞士沃州州立圖書館(Lausanne，洛桑)，封面上有1843年羅伯聃哥哥Davis Thom的贈與簽名。
    在《意拾喻言》的封面上寫有英文“由博學的蒙昧先生用中文撰寫，再經他的門生懶惰生編成現在的形式(附有意譯的和逐字直譯的譯文)”字樣；除了“意拾喻言”四個漢字之外，還有一個成語(Chinese Classic Saying)“孤掌難鳴”，一句諺語(Chinese Proverb)“五湖四海皆兄弟，人生何處不相逢”。《意拾喻言》是一本四開本(29cm)的橫排書，由獻辭(1頁)；勘誤(1頁)；英文序言、英中文化交流的歷史情況(3頁)；緒論(19頁)；評論用羅馬字母拼寫漢字的方式(6頁)；英文目錄(2頁)；敘與介紹伊索生平的意拾喻言小引(3頁，中英文對照)；參考及說明(1頁)：正文(104頁，包括注釋1頁)組成。其中在“緒論”部分，羅伯聃介紹了漢字的“六書”、字體、中文文體以及漢語文章中所使用的虛字。曾任第二任香港總督(1844～1848年)的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也是著名的漢學家，稱這一部分對漢語學習極其有幫助，其中傳達了許多關於漢字和漢語語法方面的知識。(14)當時法國著名漢學家儒蓮(Stanislas Julien)也給予了高度評價，並說在歐洲學習中國語言的任何人，都應該人手一本。(15)
    二、《意拾喻言》所選底本及其編著方法
    《意拾喻言》所選底本，羅伯聃在英文序言中並沒有交代參考了何種版本，只是說所選内容來自伊索寓言。據《中國叢報》的報導稱，《意拾喻言》是依據1692年羅傑爵士(Sir Roger L’ Estrange)的《伊索寓言》版本編選的。(16)羅傑爵士所編著的《伊索寓言》是英文版的經典之作，文辭優美，篇幅凝煉，總共收錄寓言500則，曾經先後多次重版，影響深遠，距羅伯聃時間最近的是1738年版本。
    通過閱讀該書，並與《意拾喻言》比對，可見兩書中所選寓言的順序大致相同，内容長短大體相當，文中的情節安排也比較類似。比如羅傑爵士所編著的《伊索寓言》第1篇“A Cock and a Diamond”與《意拾喻言》的第二篇“雞公珍珠”(The Cock and the Precious-stone)，内容情節完全一致，只不過根據語境作了稍微?{整，將鑽石換成了寶石，並譯為中國人喜好且熟知的珍珠。第3篇“A Wolf and A Lamb”與《意拾喻言》的第一篇“豺烹羊”(The Wolf and the Lamb)，第5篇“A Lion and A Bear”與《意拾喻言》的第三篇“獅熊爭食”(The Lion and the Bear ccontending for the spoil)，第6篇“A Dog and A Shadow”與《意拾喻言》的第五篇“犬影”，第8篇“A Countryman and A Snake”與《意拾喻言》的第九篇“農夫救蛇”(The Countryman and the Snake)，第9篇“A Wolf and A Crane”與《意拾喻言》的第七篇“豺求白隺(鶴)”(The Wolf and the Stork)，等等，亦是如此。
    羅伯聃在擇取羅傑爵士著述的過程中，並非原文照錄，而是根據中國的文化情境，對寓言編排的前後順序作了更動，一些不便於中國人理解的寓言則被刪除捨棄。如其中第247篇“Hen and Golden Eggs”(母雞和金蛋)，被編排至《意拾喻言》中靠前的第四篇，並改為“鵝生金蛋”(The Goose that laid the Golden Eggs)。這則寓言，羅伯聃自言曾用來與中國官員辯論，並將後者駁斥的啞口無言。第2篇“A Cat and a Cock”講述的是關於貓找藉口吃公雞的故事，情節有點類似“狼和小羊”，而遠沒有後者生動。加之，在中西文化中，貓的善惡意象大不相同，因此並未收入《意拾喻言》之中。
    至於《意拾喻言》編著體例與形式，羅伯聃說他是仿照英國人學習拉丁文的一種版本，即“有一和尚將　咭唎同訥體那言語同印在一篇紙上”，進而採用中英文對照這一形式，以用來學習漢語。據此推測，1732年英國拉丁文教師科拉克(H.Clarke)的將拉丁語和英文合璧，以便初學者學習拉丁文的《伊索寓言》版本，極有可能就是他的參考借鑒的範本。該書收錄寓言202則，正文左邊為拉丁文，右邊是英文的逐字對譯。(17)科拉克的這本書先後多次重版，是當時英國人學習拉丁文的入門常用書。另外，科拉克可能是同樣參考了羅傑爵士所編著的《伊索寓言》，在寓言内容方面，與《意拾喻言》也有諸多近似之處。比如科拉克編選的《伊索寓言》中的第一篇寓言是“公雞和寶石”，第二篇為“犬影”，第三篇為“豺求白鶴”，第四篇為“農夫救蛇”。羅伯聃精通拉丁語，對這一版本的體例與形式應當有所認知，甚或相當熟悉。
    綜合上述各種情況來看，《意拾喻言》文本内容主要來自羅傑爵士的《伊索寓言》，採用的體例形式則是科拉克(H.Clarke)的拉丁語和英文合璧的《伊索寓言》。在《意拾喻言》底本和編撰體例確定後，首先由羅伯聃用漢語官話口述，經蒙昧先生按文意用雜錄體二次創作，並使之中國化。接著，羅伯聃將中文重新譯回英文，並且採取意譯和逐字對應的直譯兩種方式；同時，又依據馬禮遜的《華英字典》等書，用羅馬拼音分別標注出中文的南方官話和粵語的讀音。
    《意拾喻言》文辭淺近，通俗易懂。編譯文本時使用了一種簡單易懂(simple)的文體，即作為“文字之末(Lowest and easiest style)”的“雜錄”。據羅伯聃介紹說，他的中文教師蒙昧先生將中文文體分成兩大類：文字(即書面語)和言語(即口語)。文字類包括古文和時文。其中古文又有經書和古詩之分，時文則被分成六個子類：文章、詩賦、諭契、書札、傳志和雜錄。雜錄為“時文之末”，是最淺白也是最低等的書面文體，常用於小說家言和筆記志怪之類的題材，歸入此類的都是些無聊的小說和拙劣的故事，羅伯聃謙稱《意拾喻言》也僅屬於這一類。不過，羅伯聃認為，如果掌握了這種文體，學習者將能輕鬆地理解各種不同類型的小說和現在的大眾小說；他還說這種文體或可作為通往更高文學殿堂的臺階。(18)
    《意拾喻言》譯文極其中國化，俗話說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可謂別開生面。例如第一篇《豺烹羊》開篇即言，“盤古初，鳥獸皆能言”；把《?{熊爭食》這則寓言說成是據《山海經》記載；把《狼受犬騙》和《鷹貓豬同居》的發生地點分別設定在“羅浮山”和“摩星嶺”。(19)文末的道德箴言，則多使用一些成語典故或習語俗諺，言簡意賅，貼切傳神。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第一篇)?、“螳螂捕蟬，不知黃雀在後”(第十七篇)、“小不忍則亂大謀”(第二十二篇)、“何以為寶，合用則貴”(第二篇)、“過橋抽板，得命思財”(第七篇)、“寧食開眉粥，莫食愁眉飯”(第八篇)等等。
    “雜錄”文體的使用，使得《意拾喻言》能夠雅俗共賞；而《意拾喻言》的中國化，又拉近了中國人與它的距離。外國人發現“中國人酷愛講故事和聽故事，而且他們的故事種類繁多，既有寫下來的也有口頭流傳下來的”，(20)文中所有故事皆短小精悍，生動活潑，寓意深刻，富有哲理，用當時一位中國人的話來說：“從頭到尾都引人發笑，有些故事具有勸諭或告誡的作用，有些則具有譏諷的寓意，非常適合閒暇時閱讀。”(21)因此，“當此書初出之時，中國人甚讚美之”。(22)英國漢學家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在其1901年所著的《中國文學史》中說，已經出版的諸多旨在向中國人提供的歐洲名著翻譯文本，皆因低劣的文風而遭到中國人的排斥。而《意拾喻言》是唯一成功的例子。(23)
    三、《意拾喻言》的前身是《意拾秘傳》
    據羅伯聃所作的英文序言和前述《廣州週報》的報導，在1840年出版的《意拾喻言》之前，羅伯聃與蒙昧先生合作的譯作已於1837～1838年間在廣州出版過一次。
    看過該版本的日本學者内田慶市稱，這一版本的中文名並沒有被譯為《意拾喻言》，而是名之為《意拾秘傳》(現收藏在大英博物館，該館據此編寫的書目音譯為“E-shih-pe chuen”)。(24)在道光戊戌年(1838年)九月號《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的“新聞”欄裡，刊登有一則廣州府的消息，内稱：“省城某人氏，文風甚盛，為翰墨詩書之名儒，將希臘國古賢人之比喻，翻語譯華言，已撰二卷，正撰者稱為意拾秘，周貞定王年間興也。聰明英敏過人，風流靈巧，名聲揚及四海。異王風聞，召之常侍左右，快論微言國政人物，如此甚邀之恩。只恐直言觸耳，故擇比喻，致力勸世，棄愚遷智成人也。”這則新聞中提到的“意拾秘”，顯然就是“Esop”的中譯名。文中對蒙昧先生揄揚有加，稱其為名儒，還說到該書已經撰寫了兩卷，與羅伯聃所言相合。而“意拾秘”與內田慶市所見的《意拾秘傳》，剛好能對號入座。這則新聞接著又說，“因讀者未看其喻，餘取其最要者而言之”，(25)隨後選錄刊載了《豺烹羊》、《?{熊爭食》、《狼受犬騙》和《鷹貓豬同居》四則寓言，經與《意拾喻言》校對勘比，幾乎一字不差。
    另外，《意拾秘傳》在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亦有藏本，其音譯為“I-shih-pi chuan”。(26)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則藏有《意拾秘傳》的第三卷。(27)
    內田慶市在《談〈遐邇貫珍〉中的伊索寓言》一文中，曾對大英圖書館所藏的《意拾秘傳》的書志等情況作了詳細的介紹。該書封面的標題為“意拾秘傳”，共分為4卷，12cm×21cm，豎寫，線裝本。其中的卷一(沒有標出)缺英文目錄，正文4頁，每頁9行，每行22字。卷二(從卷二開始，封面上都標有卷數)有英文目錄，正文9頁，每頁9行，每行22字，最後的一頁寫有“道光戊戌(1838年)蒲月(即農曆五月)吉旦鶯吟羅伯聃述”。卷三有英文目錄，正文12頁(無第1張)，每頁9行，每行20字，最後寫有“鶯吟羅伯聃”。卷四有英文目錄，正文11頁，每頁9行，每行20字。另外，卷一、二和卷三、四所使用的鉛字不同。
    對於卷二和卷三卷末出現的“鶯吟羅伯聃”，內田慶市的解釋是，羅伯聃是利用“鶯吟”的諧音來影射“英國人(英人)”。此外，卷四的英文目錄後附有手寫的“羅伯聃自敍”一頁和“意拾秘傳小引”一頁。在自敍中，《意拾喻言》中的《華英字典》在《意拾秘傳》中被改為《漢洋字典》；《意拾喻言》署名“知名不具”，而《意拾秘傳》則署“羅伯聃自敍”。
    《意拾秘傳》收集了77則寓言，比《意拾喻言》少了5則。即在《意拾喻言》中，增加了“?{蚊比藝”(第十一篇)、“眇鹿失計”(第三十二篇)、“鳥悟靠魚”(第五十八篇)、“老蠏訓子”(第八十篇)、“真神見像”(第八十一篇)5則寓言。此外，《意拾秘傳》和《意拾喻言》中寓言的中文和英文標題也有一些不同之處，如第三卷的最後一則?題名“車夫”改為“車夫求佛”(第五十六篇)；(28)文中語句上也有改動，如《豺烹羊》一則中就出現了四處不同，其中的“安能獲罪”改成“安能得罪大王”，等等。(29)上述不同，顯然是有不斷修訂、潤色加工的意思在裡面，以使譯文更加曉暢易懂。
    根據上文所述的寓言條目和内容來看，1840年在澳門出版的《意拾喻言》，可以認為是廣州版《意拾秘傳》的增訂本。不過，兩書的用意大相徑庭，《意拾秘傳》全文皆是中文，明顯是給中國人看的，並非如其後的《意拾喻言》，目的是供外國入學習中文之用。
    四、《意拾秘傳》的出版時間
    《意拾秘傳》於1837～1838年間在廣州陸續出版，羅伯聃在《意拾喻言》的英文序言中交代的非常明確。(30)按理說，著者自言的出版時間應當不是問題，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關於《意拾秘傳》的出版時間，長期以來一直是個難解的謎。由於《意拾秘傳》當年是分卷出版的，這就增加了考證其出版時間的難度。據1838年10月的《中國叢報》報導，《意拾秘傳》為小的八開本，已經出版有3卷，第1卷7頁，第2卷17頁，第3卷23頁，其中第3卷收錄了24則寓言。各卷出版的時間間隔大約是一個月。(31)內田慶市依據這則報導和《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對《意拾秘傳》的介紹，推算出第1卷到第3卷可能在1838年8月到10月期間發行，或者是7月到9月之間，第4卷則是在10月以後發行。(32)對羅伯聃自己所說的1837年就已經開始出版的說法，他也無能為力，無法解決。
    不過，讓人感到高興的是，《意拾秘傳》所有四卷的出版，在《廣州週報》裡都有或長或短的報導。雖然報導中並沒有記載每卷的具體出版日期，而僅僅用了一些模糊的表述，如“幾天前”、“剛剛”、“最近”等，但這並不妨礙我們依此推斷《意拾秘傳》的大致出版時間。《廣州週報》作為一份每週星期六出版的報刊，其所報導的事件一般應是在本周內剛剛發生的，所以根據報導《意拾秘傳》的《廣州週報》發行日期，可以得出《意拾秘傳》第一卷至第四卷的大致出版時間：
    卷一，收錄寓言9則，1838年6月10日至16日之間出版。(33)
    卷二，收錄寓言21則，1838年7月15日至21日之間出版。(34)
    卷三，收錄寓言24則，1838年9月30日至10月6日之間出版。(35)
    卷四，收錄寓言22則，1839年1月27日至2月2日之間出版。(36)
    另外，在《廣州週報》中一篇談及西人學習中文的文章的注釋裡，還發現了關於《意拾秘傳》的一句話：“參見《意拾秘傳》，共四卷，1838～1839年廣州出版”。(37)總而言之，《意拾秘傳》確於1838～1839年間出版，毋庸置疑。根據《廣州週報》的報導，可見羅伯聃的自述顯然有誤。編著者本人在時隔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就出現了如此大的記憶偏差，著實令人費解。或許，這裡羅伯聃所說的時間，是與他的中文老師蒙昧先生計劃漢譯伊索寓言開始嘗試的時間。
    羅伯聃和蒙昧先生合作撰寫的《意拾秘傳》，隨出隨刊，分卷梓行，如果不是廣東官方的查禁，或許可能還會有第五卷，甚至第六卷，亦未可知。從後來增訂的《意拾喻言》來看，完全是有這個可能的。豈料，廣東官方的查禁以及其後中英矛盾加劇的緣故，生生打斷了羅伯聃和他的老師蒙昧先生的合作進程，蒙昧先生被迫與羅伯聃分開了。《意拾喻言》封面的識語“孤掌難鳴”和“五洲四海皆兄弟，人生何處不相逢”，(38)極像失去臂助的羅伯聃和蒙昧先生話別時的語氣，也讓人感到不無遺憾。最終，羅伯聃只得就蒙昧先生潤色加工的82則編著成《意拾喻言》面世。
    五、《意拾秘傳》在1839年遭到廣東官方查禁
    《意拾喻言》是外國人學習漢語的啟蒙教材，而真正給中國人看的則是其前身《意拾秘傳》。然而，就在中國的影響力而言，《意拾秘傳》遠不如《意拾喻言》，最主要的原因是前者遭到廣東官方的查禁。目前，關於《意拾秘傳》在1838～1839年間發行情況的瞭解也僅限於“此書初出時，中國人爭購之。因其中多有譏刺官府之陋規，遂為官府禁止”。至於為何禁止?則不甚了了。
    《意拾秘傳》當年出版時，倍受中國人的歡迎，羅伯聃在《意拾喻言》的英文序中已有提及。《廣州週報》在報導《意拾秘傳》每卷出版的情形時，也曾說道它是如何地受到中國人的喜愛。如剛剛出版問世時，《廣州週報》介紹說：“讀過第一卷的中國人都對其讚美有加。”(39)第二卷出版後又說：“第一卷在中國人中獲得了極大的成功。……我們認為，這些受歡迎的寓言故事將很快為中國的年輕人所熟知，正如它們為我們國家的學生所熟知一樣。”(40)第三卷出版後，“中國人爭相閱讀，並受到他們的稱讚”。(41)第四卷出版後，“如同前三卷一樣，最後一卷也備受中國人讚美，人人爭相閱讀。”(42)這些記載無一不在證明《意拾秘傳》從第一卷至第四卷的出版都是極其成功的，在中國人中贏得了大量的讀者。不僅平民百姓愛讀，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員們也愛讀，“我們確實聽說它已經流入官府衙門，而且使那裡的居住者感到很高興。”(43)
    按理說，如此好書，揄揚惟恐不及，何來查禁呢?據羅伯聃所云：“直到那些官員們因看到他們的一些惡行被如此毫無顧忌地評說而大為光火，下令將其查禁”。(44)作為譯員的羅伯聃還提到，在與中國官員發生分歧爭執的時候，他不止一次利用其中的故事與之辯論。比如曾經利用《鵝生金蛋》這則寓言使一群堅持說英國意欲挑起與中國的爭端的官員啞口無言。(45)或許就是這樣的一些交涉辯論，讓清政府的官員們產生了豐富的聯想。的確，在一個新的地方，言辭辛辣銳利的伊索寓言很容易成為政治鬥爭的武器。在英國人看來，這一說法是可信的：“一個中國高官在讀過《意拾秘傳》之後，認為這顯然是針對他們的。於是，《意拾秘傳》就被列入了中國的禁書目錄之中”。(46)德庇時在《中國雜記》一書中談到《意拾喻言》時，也提到被禁的一些情況。他說：“可以想見，這部寓言集，對中央帝國的人們來說是如此新奇，大大地投合了他們的喜好。然而，官員們由於做賊心虛，在《豺烹羊》以及其他一些類似的寓言裡，看到了與他們對待百姓的行徑有令人不快的相似處，於是變得充滿了敵意。我們的第一場戰爭(指第一次鴉片戰爭)剛剛開始，迫害和禁止英國人成為官府的主要公幹，羅伯聃先生的書也遭到強烈的指責，但他還是冒著風險成功地完成了這部書。”(47)可以想見，在中英衝突日益加劇的時候，具有中英交涉談判的譯員和大鴉片商雇員身份的羅伯聃，不免被清政府的官員們所懷疑，他的著述是在為英國政府或鴉片商人張目代言。
    俗話說，出門問禁，入鄉随俗。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洪任輝事件之後，清政府相繼出臺有專門管理外國人的《防範外夷規條》、《防範夷人章程》等規定，鴉片戰爭前在廣州生活的外國人，皆是理所應當遵守的。這些章程中規定有禁止中國人教授西人漢語，更不要說用中文出版書籍之類的了。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在1838年撰著出版的《中國現狀與展望》一書中，這樣寫道：“現如今學習中國語言，要是由當地人幫助的話，那是違法的。如果外國人不用別人幫助，自己能夠學會，政府也不管這些；但是如果得知有當地人竟敢幫助夷人掌握中華上國的語言的話，最輕的罪名也是裡通外國的漢奸，更不要說其他了”。“在中國，開展傳教活動還有一個困難，就是當局嚴禁外國人用當地語言文字印製書籍。在廣州，英文書籍的出版是自由的，所以這裡有兩份報紙和一份雜誌，既無干預，也無騷擾。外國人互相腐蝕是可以的，只要他們喜歡就行，但是不允許用墮落的東西來毒害本地人的心靈。廣東地方當局嚴禁外國人用中國文字印製出版書籍，這並不僅僅針對宗教書籍，其他任何書籍也是一樣。”(48)
    此外，在1839年2月2日《廣州週報》中，關於《意拾秘傳》有這樣一段記載：“譯者把《意拾秘傳》第二、第三和第四卷的一些小冊子委託給我們，並請我們發給那些還沒有這些小冊子的先生們(gentlemen not yet provided with any)。因此，希望獲得這些小冊子的團體，請派人前往我們的報社領取，它們將在那裡免費發給大家。”(49)據此，我們知道《意拾秘傳》有一部分在廣州是免費發送的。《意拾秘傳》全文皆是中文，這些小冊子的發送對象，顯然是中國人。在中英矛盾即將爆發的背景之下，難免會讓多疑的廣東地方政府認為此舉別有所圖。
    總之，英國人羅伯聃和蒙昧先生的所作所為是違法的，儘管現在看來不合情理，但在鴉片戰爭爆發前的1839年，充滿敵意的廣東地方當局顯然無法容忍，這也許就是《意拾秘傳》最終被查禁的真正原因。遭到查禁的《意拾秘傳》鮮有流傳，據筆者所知，現在存世的大概只有三本，分別收藏於大英博物館、劍橋大學圖書館，以及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所藏的只有第三卷的殘本。還有一點讓人感到好奇的是，有關《意拾秘傳》被查禁的史實，在中文史料中竟然沒有絲毫記載，以至於這一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重大事件，我們現在只能通過外文史料獲得一些模模糊糊的認識。
    結語：承前啟後的澳門版《意拾喻言》意義重大
    《意拾秘傳》遭到清廣東地方政府查禁，流傳不廣，鮮為人知；而《意拾喻言》作為一本外國人學習漢語的書籍，中國人關注的也不多。魏源等人所記的《依濕雜說》，竟然連原書都沒有見過。咸豐八年(1858年)十二月，曾任廣東巡撫的郭嵩燾在其日記裡曾有提及：“近出有《依濕雜說》、《英華通話》，皆審定夷音之書也”，(50)亦不知其所以然。
    雖說中國士人對《意拾喻言》知之甚少，但《意拾喻言》對於來華的外國人來說，意義重大。為學習當地語言，方便傳教，1843年，《意拾喻言》由倫敦會傳教士台約爾(Samuel Dyer)和斯特耐(John Stonach)轉譯為漳州和潮州方言版本，1856年，由美南浸信會的卡巴尼斯(A. B.Cabaniss)轉譯為上海話版本。(51)在香港，它還成為在華西人學習漢語的教材，僅僅在1891年到1914年間，就在香港重印了六次。那麼，《意拾喻言》的重要性，難道僅僅體現在漢學這一領域?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1853年8月創刊於香港，由麥都思主編的中文期刊《遐邇貫珍》，從第一期開始，每期收錄“喻言一則”，均是取自《意拾喻言》。至1856年，上海的教會醫院“施醫院”，刪去《意拾喻言》中《愚夫求財》、《老人悔死》、《蛤求北帝》、《車夫求佛》、《愚夫癡愛》、《人?{論理》、《驢不自量》、《鰍鱸皆亡》、《真神見像》等九則，改換書名，並刪去原來的英文及標音對照，重印七十三則本的《伊娑菩喻言》。這個版本除文字之外，於《鵝生金蛋》、《日風相賭》、《報恩鼠》等八則寓言的旁邊，附有筆觸相當細?膩的插畫，這是目前所見最早有插畫的《伊索寓言》漢譯本。(52)《伊娑菩喻言》的內容完全來自《意拾喻言》(包括敘中的文字)，只是將“意拾”變為“伊娑菩”而已。
    改頭換面的新版《意拾喻言》，和前述的《意拾秘傳》一樣，完全是面向中國人士。據內田慶市的研究，《伊娑菩喻言》先後曾在香港(英華書院和文裕堂)和上海(大概在墨海書館或仁濟醫院)出版過，後又傳到日本。(53)《意拾喻言》幾經輾轉，通過這一曲折方式，化身千萬，流傳日廣，由此而漸漸深入人心，為中國人所熟知。
    總而言之，承前啟後的1840年澳門版《意拾喻言》，在《伊索寓言》二次傳華過程中，功勳卓著，可謂立下了汗馬功勞，其意義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的完成，得到暨南大學文學院吳平老師的大力協助，謹此致謝。)
    注釋：
    ①(法)裴化行：《利瑪竇評傳》(上)，管震湖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年，第214頁。
    ②另外兩種為《廣州紀錄報》(Canton Register，英商馬地臣等人於1827年在廣州創辦)和《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美國傳教士裨治文於1832年在廣州創辦)。參考Frank H. H. King, Prescott Clarke: A Research Guide to China-coast Newspapers 1822-191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46-47, p.42.
    ③《廣州週報》在廣州刊行至1839年6月1日(總第195號)，之後遷往澳門，1839年7月6日在澳門恢復出版(總第196號)。報社地址起初設在澳門的“Pe do Monte”(葡語意為山腳下，疑是指澳門主教山腳下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舊址，即澳門十六柱)。
    ④《林則徐全集》第十冊〈譯編卷〉，福州：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5062-5063頁；英文原文參見The Canton Press, Vol. 5, No. 38, Macao, Saturday, June 20th 1840, No. 246.
    ⑤學界一般將Mun Mooy seenshang和他的學生Sloth譯為“蒙昧先生”和“懒惰生”。參見戈寶權：《清代中譯〈伊索寓言〉史話》，載《中外文學因緣——戈寶權比較文學論文集》，北京出版社，1992年，第437頁。
    ⑥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9，No. 4，Aug. 1840，p.201.
    ⑦Robert Thom，1807年在英國的格拉斯哥(Glasgow)出生，於1834年來華。羅伯聃極具語言天分，除中文外，對拉丁文、希臘文、法文、西班牙文亦頗為精通。其著述除了《意拾喻言Esop’S Fables》外，還有《Wang Keaou Lwan Pin Neen Chang Han or The lasting resentment of Miss Keaon Lwan; a Chinese tale(王嬌鸞百年長恨)》、《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華英通用雜話)》、《The Chinese Speaker(正音撮要)》等。鴉片戰爭爆發後，羅伯聃以翻譯身份隨英軍在廣東、廈門、舟山、鎮海和澳門等地活動。1844年，被任命為首任英國駐寧波領事。1846年9月在任地逝世，終年39歲。關於羅伯聃生平，詳見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6, No. 5, May 1847, pp. 242-245. David Thom, Dialogues on universal salvation, and topics connected therewith, London: H. K. Lewis, 1847, Pp. vi-xxx.
    ⑧《意拾喻言》中文“敘”。Esop’s fables(意拾喻言), written in Chinese by the learned Mun Mooy Seen-Shang, and compiled in their present form (with a free and a literal translation) by Sloth, Canton Press Office, 1840.
    ⑨《意拾喻言》實際共收錄寓言82則，第31這個號碼被重複使用。參見《意拾喻言》英文目錄。
    ⑩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 9，No. 4，Aug. 1840, p. 201.
    (11)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No. 4, Aug. 1840, p. 203；《意拾喻言》的“Preface”部分。
    (12)The Canton Press, Vol. 5, No. 38, Macao, Saturday, June 13[th] 1840, No. 245.
    (13)The Canton Press, Vol. 9, No. 13, Macao, Saturday, March 30[th] 1844, No. 443.
    (14)John Francis Davis, Chinese Miscellanie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and Notes, London: J. Murray, 1865, p. 60.
    (15)The Monthly magazine, or, British register, Vol. VI. London: Printed for Richard Phillips, 1841, p. 505.
    (16)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7, No. 6, Oct. 1838, p. 335. Sir Roger L’Estrange的《伊索寓言》為經典之作，曾經多次重版，距羅伯聃時間最近的版本是1738年。Roger L’Estrange, Fables of Aesop and Other Eminent Mythologists; with Morals and Reflections, The 8th ed. Corrected. London: Printed for A. Bettesworth, C. Hitch, G. Strahan, R. Gosling, R. Ware, J. Osborn, S. Birt, B. Motte, C. Bathurst, D. Browne, and J. Hodges, 1738.
    (17)Fabulae Aesopi selectae: or, Select fables of Aesop: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more literal than any yet extent: designed for the readier instruction of beginners in the Latin tongue. Translated by H. Clarke (teacher of Latin.), Publisher: Fielding Lucas Jr., 1817.該書初版時間為1732年，重版過多次。
    (18)參見《意拾喻言》的“Introduction”和“Preface”部分。
    (19)羅浮山在廣東惠州，是著名的道教名山，被稱之為“嶺南第一山”。摩星嶺在廣州白雲山，是白雲山最高峰，被稱之為“天南第一峰”。用這兩個地名，無疑會令當地讀者更覺親近。
    (20)(21)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 No. 6, Oct. 1838, p. 334, p. 335.
    (22)參見《意拾喻言》的英文序言，“Preface”。
    (23)Herbert Allen 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Grove Press, 1923, p.429.
    (24)(日)內田慶市：《談〈遐邇貫珍〉中的伊索寓言》，載《遐邇貫珍——附解·题索引》，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第74頁。
    (25)愛漢者等編，黄時鑒整理：《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戊戌年九月，〈廣州府〉，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422頁。
    (26)另在James Ludovic Lindsay Crawford, Bibliotheca Lindesian: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and Manuscripts中的《意拾秘傳》標識為：“I-shi-pi ch’uan, Aesop’s fable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Lo-pai Tan [i. e. Robert Thom]. 4 Chüan. 238×140mm. 1838.” BiblioBazaar, LLC, 2009. p. 29.
    (27)據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顏瑞芳教授稱：“(他)在荷蘭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漢學院圖書館看到一冊《意拾秘傳·卷三》二十四則，書末署名‘鶯吟羅伯聃’，未著出版時地，譯文與《意拾喻言》完全相同。”顏瑞芳編著：《清代伊索寓言漢譯三種》，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導論”，第4頁。
    (28)參見顏瑞芳編著：《清代伊索寓言漢譯三種》，插圖八，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藏《意拾秘傳》卷三尾頁。
    (29)主要參考內田慶市：《談〈遐邇貫珍〉中的伊索寓言》，第75-76頁。
    (30)有關《意拾秘傳》在1837-1838年間出版的記載最早出現在《意拾喻言》的“Preface”中，該序由羅伯聃於1840年5月15日寫於澳門。
    (31)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7, No. 6, Oct. 838, p. 335.
    (32)參見內田慶市：《談〈遐邇貫珍〉中的伊索寓言》，第73頁。
    (33)The Canton Press, Vol. 3, No. 41, Canton, Saturday, June 16th 1838, No. 145.該則新聞在對《意拾秘傳》進行報導時，總計列出了9則寓言的標題，較之內田所見之原書少了1則，即按序號排列的第2則《雞公珍珠》，疑為漏寫。
    (34)(40)The Canton Press, Vol. 3, No. 46, Canton, Saturday, July 21[st] 1838, No. 150.
    (35)(41)The Canton Press, Vol. 4, No. 5, Canton, Saturday, October 6[th] 1838, No. 161.
    (36)(42)(43)(49)The Canton Press, Vol. 4, No. 22, Canton, Saturday, February 2[nd] 1839, No. 178.
    (37)原文為“See Aesop’s fable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n four parts, published in Canton in 1838 and 1839”. The Canton Press, Vol. 4, No. 52, Canton, Saturday, September 28[th] 1839, No. 208.
    (38)見《意拾喻言》封面。
    (39)The Canton Press, Vol. 3, No. 41, Canton, Saturday, June 16[th] 1838, No. 145.
    (44)《意拾喻言》，“Preface”。
    (45)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X, No. 4, Aug. 1840, p. 204.
    (46)Joseph Jacobs, The fables of Aesop: as first printed by William Caxton in 1484, with those of Avian, Alfonso and Poggio, Publisher: D. Nutt, 1889. p. 218.
    (47)John Francis Davis, Chinese Miscellanie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and Notes, London: John Murray, 1865, p. 60.
    (48)Walter Henry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Gospel, London: John Snow, 1838, p. 288, pp. 289-290.
    (50)(清)郭嵩燾：《郭嵩燾日記》第一卷(咸豐時期)。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9頁。
    (51)S. Dyer; J. Stomach, Esop’s fables, 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R. Thom esqr. , rendered into the colloquial of the dialects spoken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ang-chiu, in the province of Hok-kien and in the Department of Tie-chiu, in the province of Canton. Part first Hok-kien. Singapore: Mission Press, 1843. 頁數為40頁。Robert Thom, Yisuopu yu yan(伊娑菩喻言)translated into the Shanghai dialect by A. B. Cabaniss. Shanghai: [s. n. ], 1856.頁數為163頁。這兩種版本，僅是將《意拾喻言》中的粤語拼音內容換成了漳州、潮州方言以及上海話而已。又據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藏的1856年上海話版本，採用的是中式的雕版印刷，線裝，有魚尾、欄線之類，封面上有手寫的《伊娑菩喻言》字樣。該書內文極為古怪，不知為何種文字，或許是一種注音方式，用以與《伊娑菩喻言》中的漢字對照閱讀。
    (52)顏瑞芳編著：《清代伊索寓言漢譯三種》，“導論”，第6頁。
    (53)(日)內田慶市：《“西學東漸”與近代日中歐語言文化交流——以伊索寓言的譯介為例》，載香港中國語文學會《詞庫建設通訊》，1999年7月總第20期。^

（转引自：《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