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日本的帝国意识研究——以吉田茂的《对满政策之我见》[1]为中心

郑毅

(北华大学东亚中心,吉林吉林132013)

发布日期：2010年10月10日

　　摘要:吉田茂是战后日本著名政治家,在其领导之下日本走上了复兴之路。战前,吉田茂作为职业外交官在中国东北长期任职,谙熟中国事务,其中国政策集中体现在《对满政策之我见》一文中,文章拟对其战前帝国意识即帝国的正统继承意识;帝国的扩张意识;对华的蔑视心态;帝国经营中的经济侵略意识;独占中国东北的所谓“满洲意识”,进行分析、论述。

关键词: 战前; 日本; 帝国意识; 吉田茂;《对满政策之我见》

一、《对满政策之我见》一文的由来

　　吉田茂(1887—1967),原籍土佐,生于东京。1906年7月,他从东京帝大法学院政治系毕业,通过外交官和领事资格考试,翌年2月被委任为奉天总领事馆见习领事官,开始接触中国事务。1912年8月任驻安东领事。1918年出任驻中国济南领事馆领事兼青岛守备军民政部事务官。1922年3月,吉田任驻天津总领事。1925年10月调任驻奉天总领事, 1927年6月回国参加田中内阁召开的“东方会议”, 8月参加了第二次“东方会议”即大连会议。

1928年3月16日,时任驻奉天领事馆总领事的吉田茂奉调回国,并未赴瑞典等国履行公使之职。而是于3月末从奉天返回东京滞留,在田中内阁森恪[2]政务官的斡旋之下,谋求内阁外务次官之职位。7月,吉田私见田中义一,自荐称:“我自己认为我是作外务次官的最合适的人选,可是听说总理不同意,所以我准备最近到瑞典去就任。在启程之前,我想向总理面陈一下假如我是外务大臣打算如何处理的问题,因此特来谒见”。“接着又陈述了我素来就对满、对华政策的见解。”[3]次日,田中义一任命吉田茂为外务省次官。

吉田在与田中会面时述及的所谓对满、对华政策的主旨,主要源于他的一份政策建议书——— 《对满政策之我见》,这份建议书成于1928年4月27日,也就是他在东京猎官期间完成的。这既是吉田茂作为职业外交官多年在华的政策总结,也可以说是叩开主张对华强硬外交的田中内阁权力核心的敲门砖。美国学者约翰.道尔将这份政策建书看成是“的确意味着在日本史的这一时点上‘帝国意识’的独创性的表现形式”[4]。

成为田中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是战前吉田茂外交生涯中最为自傲的一段从政经历。战后吉田茂在其撰写的从政回忆录中曾坦言:“在我的官吏生活中,没有比田中(义一)大将兼任外务大臣时,我在他的领导下,担任次官的时代再愉快的了。”[5]吉田茂的所谓对满政策、对华政策与田中义一的对华强硬外交相吻合。他在东方会议上作为日本驻中国东北的最高外交官,明确表态支持田中首相的对华强硬政策,指出:“日本应该对满蒙确立坚定不移的政策,使满洲在政治上得以稳定,始终维护日本的特殊地位,同时根据机会均等、门户开放原则,专心努力于满蒙产业化”,“如有必要,可对(满洲)诉诸非常手段”。[6]可见,东方会议上政治主张的一致性,是吉田茂成为田中外交核心人物的关键所在。他在东方会议上的政策主张系统地体现在数月后形成的《对满政策之我见》一文中。

二、历史背景与研究视角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建立起一个以神国日本为核心的“大日本帝国”,追赶比肩西方帝国主义诸国成为既定的国家发展战略,中经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尤其是借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50年初步实现了建立与西方列强比肩的帝国。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作为五大战胜国之一,标志着其帝国初步形成并已跻身西方帝国主义俱乐部。

日本在东亚占据优势国家地位后,其帝国经营意识和战略出现不同的政见主张,尤其是围绕对华外交政策产生歧义。大隈内阁的对华二十一条与币原外交可以说是分别代表着日本政府内帝国经营意识中的激进强硬派和激进协调派的政策主张。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当时日本外务省中所谓非主流外交官,时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的帝国经营意识,在1928年4月以意见书的形式将《对满政策之我见》提请至日本外务省,成为对华强硬派田中外交的重要外交政策理论来源之一。

这份外交政策意见书,主要是反映出吉田茂作为职业外交官的帝国经营意识和具体的对华,尤其对中国东北即当时日本社会普遍称为“满蒙”的对策主张,尽管吉田茂当时处于非主流的政治地位上,但文中所表露出的帝国经营意识、帝国扩张意识、帝国经营中的满洲意识等都是当时日本政府中的主流意识思想。日本帝国崩溃后,我们依然可以从吉田茂担当日本首相期间的对华外交政策主张中,发现其战前思想意识的印痕。一个政治家的思想意识一旦形成其核心价值理念和政治意识将很难发生质的蜕变,否则就很难称为真正意义的政治家。因此,从这种研究视角来观察、研究战前与战后的日本对华政策,吉田茂的特殊时空位置决定了其个人对华政策思想的特殊研究价值所在。

三、研究的主要观点

明治时代的诸多政治人物如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作为创建帝国的实行者,其帝国意识和扩张理念,对吉田茂等一代“明治教养人”[7]产生深刻的影响,并为之继承。1889年12月,山县有朋就提出帝国建立的必要条件是主权线和利益线的帝国理论。他声言:“大凡为国,不可没有主权线,也不可没有利益线,而外交及军备之要诀,则专以此二线为基础也。方今立于列国之际,要维护国家之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业已不足,必须进而防护利益线,不可不经常立于有利之地位。而如何防护利益线焉?也即各国之所为,如有对我不利者,我当有责任排除之,在不得已时,则以强力来达到我国之意志。”[8]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被视为日本的特殊利益所在,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实质上就是日本围绕这两个核心地域而进行的对外战争。

战前,吉田茂作为职业外交官,在追逐和实现帝国扩张过程中始终是积极的践行者。吉田茂的《对满政策之我见》则是他成为帝国扩张政策理论的主要制定者之一的重要佐证。正是由于他在所谓“满蒙”问题上坚决维护日本帝国特殊权益的强硬主张,“英国外交部认为吉田茂同芳泽公使、小幡大使等人一样,都是外交官中的军部同盟者”[9]。

在对吉田茂的《对满政策之我见》这一政策意见书的解读过程中,美国学者约翰·道尔将其所表露的“帝国意识”,提炼为6项政见: 1.维新以来日本政治经济的安定实赖于国际上的重大事件,特别是日清、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 2.日本如若不能保有作为粮食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的帝国领地则无法生存; 3.日本应放弃理想主义口号和对从属民感情的顾虑,问题的关键是力量; 4.日本与中国人的政治诉求无关,在亚洲大陆要抓住机会扩张势力,在殖民地、新殖民地应循英法等欧美各国之例; 5.统治海外领土的关键是交通和财政; 6.迄今为止的日本大陆政策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决断力不足。[10]这称得上是较为全面、客观的提炼和总结。而本文的研究从另一种角度透视其帝国意识的内核,提出如下几个问题,作为探讨和研究的对象。

1．帝国的正统继承意识　建立帝国的国家意识和政治目标,是由明治天皇明确提出的。他在1868年4月发布的诏书中就提出:“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伟业,不问一身艰难,亲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之安”[11]。

对日本帝国的尊崇意识,不仅仅为吉田茂本人所独有。日本著名思想家竹内好先生所说的“明治教养人”,即明治维新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皇国思想的熏陶教育下,普遍形成了一种日本即皇国、皇国即神国的历史观。吉田茂曾在回忆录中慨叹:“明治维新当时的前辈政治家们,在国家艰难的岁月里执掌国政,出色地完成了兴国大业,其苦心经营的事迹,我们今天回忆起来犹历历在目”[12]。

吉田茂本人是一位明治情结很浓厚的政治人物,其《对满政策之我见》的写作初衷也是缘于他对明治时代日本创建帝国的推崇,写作目的也是为了更快地在中国东北确立日本帝国的垄断地位。从战前的言论和战后的行动上,他视自己为明治时代日本帝国的继承者。

2．帝国的扩张意识　 “战后我国在海外获得的领地和势力范围与欧洲各国相比少得可怜。而且各国作为战胜国获得了以往德国在海外的许多领地,这样仍不感到满足,像国家实力和我国非常接近的意大利现在仍然在煞费苦心地向阿尔巴尼亚、小亚细亚、北非、南美洲扩张自己的殖民地。这时假如中国也接近欧洲地域的话,结果会是怎样呢?”[13]显然,吉田的帝国意识将日本看成是筵席的迟到者。他认为面对西方列强瓜分后的世界,日本帝国应借助地缘优势抢占中国大陆,成为下一次分赃的主角。而分赃的对象就是中国大陆,至于中国东北所谓的“满蒙”则不在分赃之列,应由日本帝国独占。他在《对满政策之我见》中提出了帝国扩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当时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人口大量增加,举国上下国民充满活力,但是却缺少向外扩张的自由度。国内无论怎样调整内政寻求产业的振兴,要想在猫头大小的岛屿帝国上收容蓬勃发展的国民活力无论如何是很难做到的。当今财政的不景气国内政治纷争严重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不开发适合我们民族发展之地的满蒙,未来中国的治安不稳定,那么就会失去我国财政恢复繁荣的基础,政治纷争也不会得到彻底解决”[14]。吉田的这种侵华政见与当时主政日本的田中义一首相所倡导的对华强硬外交在理念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吉田茂成为田中外交的积极推动者。由此也可以看出1920年代的外交官吉田茂,是1930年代日本军部武力侵占中国东北政策的始作俑者之一,在独占中国东北这一问题上吉田与军部势力并无政治歧见。太平洋战争后期吉田组织参与反战反军部的政治活动,是因为军部势力同德意结盟对英美开战,此举在吉田眼中是违背明治政治家所规划的帝国经营战略的愚蠢行为。

3.对华的蔑视心态　一战后,亚非地区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民族主义运动。针对中国的反日运动,吉田茂主张予以强力镇压,他批评币原外交过多地纵容了中国国内的民族自决思潮,认为币原外交是“仅仅盲目追求日中友好的结果,会使我们陷入讨好中国人的怪圈,而使本民族陷入一种自卑情绪,并使中国人更加自满”[15]。他提出一套侵略无须理解的理论,即“在他国领土上企画着如何伸展扩大本国的国力,向对方国家叙述自己国家的诚意,这种做法在国际上有没有成功的惯例我们还不得而知。并且在增强国家实力的国策执行之际,如果没有得到对方国家的承认我们也不能有踌躇逡巡之举。英国对印度的政策刚开始并没有得到印度人的支持;法国人也并没有顾及阿尔及利亚人的反对而放弃对阿的政策;美国人在美国中部地区虎视眈眈,并没有得到土著人给他们的箪食美酒,另一方面我们也恐惧我们所实施的对待中国及满洲制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抵日情绪。我们也正在为这个解决办法而煞费苦心。既然企图发展满洲及中国,就应该做好中国人民有抵日情绪的思想准备,就不能对中国的抗日情绪有恐惧心理,基于既往事实并且基于中国本身的国内形势,我们所实行的国策没有任何值得质疑之处”[16]。吉田茂的侵略主张非常明确地显露出对中国反日思潮和运动的反对和对华的蔑视心态,他认为日本帝国无须顾忌中国人民的反对,应当像英美列强那样无所顾忌地拓展帝国权益,对阻碍日本帝国扩展权益者,不论是中国国民还是当地军阀,要果断采取行动。两个月后,关东军在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可以说验证和实践了吉田茂的政策主张。

4.帝国经营中的经济侵略意识　吉田茂在意见书中提出了一个战略构想,即将中国东北从经济上并入日本经济循环圈之内。他指出,“东三省的面积是我国国家的5倍,并且吉林、黑龙江两省又是稻米之乡。这里盛产的矿产、木材是我国所急需的,我国所需的工业原料和粮食也要仰仗这块宝地,反过来我们向这里提供工业品。如果满蒙成为我们的经济市场,日本海域成为我们的经济领海,日本的西海岸地区也自然可以得以开

发”[17]。如何确保这一经济侵略构想能够实现?吉田茂的具体对策有两项即交通和财政。交通方面,日本帝国要垄断东北的铁路网,“以日本海及朝鲜为基点铺设几条横断东三省的铁路干线,迫使张作霖政权同意关外的京奉线(山海关至奉天即今沈阳)所有权由英国资本家转归我们所有”[18],可以用开滦煤矿作为同英国资本家的交换条件。 “应该让中国开放铁路沿线或者是主要车站(包括南满铁路沿线)数平方公里,设定中国商铺用地,而且我们日本方面要对铁路的运营拥有相当的监督管理权力,我们要在全满蒙铁路统一于一个管理系统之下,并且形成一个完整的运输网络。”[19]

财政方面,吉田茂主要要利用奉系军阀连年征战财政恶化之机,由日本掌控奉天政府的货币,“如果监督省财政、稳定奉天军用钞票的价值,恢复满蒙百姓的购买力也不是难事。如果我们的统治力量惠及吉林、黑龙江两省,那么东三省的振兴指日可待”[20]。吉田茂还提及,“要掌控电信、电话、邮政以及道路的监督管理权”[21]。按照吉田茂的经济侵略方案,东三省实际上就成为日本帝国独占的领地。4年后, 1932年关东军策划扶植建立伪满洲国,通过签订所谓《日满议定书》的形式,完全实现了吉田茂的经济侵略构想。

5．独占中国东北的所谓“满洲意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社会有许多人因诸多原因而形成过内容复杂多变的所谓“满洲意识”。日俄战后,日本获得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部分权益,将东北视为日本帝国的势力范围。吉田茂在《对满政策之我见》中将日本帝国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定义为“明治大帝睿智的满蒙经营”。为确保日本帝国的特殊权益,应“迫使张作霖政府必须听从、尊重帝国政府对交通及财政方面的政策、要求,采取可行性措施确保实施”。具体的应对策略是“向天津、山海关、洮南、吉林、临江、间岛等地增兵,这样可以有效阻止满洲内部兵乱情况的发生,我们将要求张作霖政府按我们的要求改善施政”[22]。

吉田茂的这种由日本帝国独占中国东北的“满洲意识”,实质上是当时日本朝野的普遍意识。田中义一首相在东方会议上发表的“对支政策纲要”中特别标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地区,对我国国防及国民生存拥有重大的利益关系,因此,我邦不仅要特殊考虑,而且……作为接壤之邻邦,又不能不感到有特别的责任……万一动乱波及满蒙,由于治安混乱,有侵害我在该地特殊地位和权益之虞时,不论来自何方……都要决心不误时机,采取适当措施”[23]。田中首相所说的“适当措施”,在1928年6月就被关东军河本大作等人以“皇姑屯事件”形式实施了。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认为吉田茂在战前、战中的政治活动以《对满政策之我见》一文提出前后,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前期他是一位帝国意识刚性成分居多的帝国扩张主义者,同军部势力的政治立场和政策主张没有质的区别,尤其是在侵略中国东北问题上两者有共同的政策取向,犹如车之两轮,共同推动了中国东北局势的日本化;后期因军部在中国东北采取无视英美的军事独占政策,即“九一八事变”和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而在国际上陷入困境。外交官出身的吉田茂意识到与英美协调外交的重要性,遂反对日本军部与德、意结盟的外交战略,成为反军部势力的政治人物。这既反映出吉田茂的所谓“外交感觉”,也透射出他“商人政治观”的真谛。但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他帝国意识中的对华政策观依然停留在帝国主义时代,并没有因中日两国历史变化而发生改变,改变的只是语言和策略而已。他的这种帝国意识支配下的对华政策观,对战前、战后的日本对华政策都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价值与意义也在于此。

（转引自《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