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_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对于康熙帝热衷西学的态度和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学者们给予高度的赞扬。陈捷先在《康熙皇帝与中西文化交流》一文中说，康熙帝“重视西洋科学，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中国有史以来皇帝中少见。在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康熙帝的贡献是空前绝后的”①。刘潞认为康熙帝是中国皇帝中唯一认真学习欧洲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的一位[1]。吴伯娅评价康熙帝在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是，“没有传教士的渡海东来，就没有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没有康熙的积极支持和‘肚量宏大’，这个交流就难以硕果累累”[2](绪论p.13)。笔者以为这些评论是恰当的，完全赞同。在这里就康熙帝对天主教教义的态度、康熙帝热衷招揽西洋科技人才的方针为什么会中断两个问题，发表一点浅见。
    一、康熙帝对天主教教义的某种认同问题
    耶稣会士白晋认为康熙帝已经具备某种程度的天主教信徒的品质，他在《康熙帝传》中写道：“由于他对基督徒的品质的高度重视，和乐于听取我们的宣扬教义，以及由于他的一半基督徒化的行为”，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教徒品质。“我们有理由预言，有朝一日，他将可能成为在中国崇拜偶像教的破坏者”[3](p.195)。显然，白晋认为康熙帝相当程度认同、信仰天主教教义。中国学者提出康熙帝对天主教有“认同迹象”的见解。张顺洪说：“康熙不仅对天主教教义有一定了解，而且可以说已有认同的迹象。”[2](p.137)吴伯娅与张顺洪认识相同，说康熙帝“为教堂亲题匾额、对联、诗词。从这些文字看来，他不仅对天主教教义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可以说已有认同的迹象”[2](绪论p.9)。陈捷先在前述文中谈到这个问题，认为康熙帝对天主教教义内涵并不特别有兴趣，更谈不上入教。就上述四位的观点，我想提出两个方面的疑问：认同与信仰是一回事吗？“认同迹象”当作何理解，迹象，反映的是现象，而认同是讲观念。我的想法是康熙帝以中国儒家观念理解天主教教义，对它有认同因素，但绝不是信仰，应当说与信仰无关。我是从四个方面来认识的：
    其一，上天为万物之源的表面共识。早期传教士为在中国传教，使用“合儒”，实即“附儒”手法，将其信仰的造物主用“天主”名称，比附为中国人讲的天、上帝，表示与中国人信仰相同。清朝人对此有认可和反对两种不同态度，反对派的见解容后说明，康熙帝属于认可这一方面。他对传教士说，“尔天主教徒敬仰天主之言与中国敬天之语虽异，但其意相同”[4](p.424)。又说：“至于‘敬天’之字，亦不是以天即为天主，乃是举目见天，不能见天主。天主所造之物甚多，其大而在上者莫如天，是以望天存想，内怀其敬耳。”[5](p.150)康熙帝就万物之源来讲，认为天主教讲天主，与中国儒学讲天(苍天、上帝)，两者是相近的，相通的。天主教以天主为造世主，中国人以天为万物之源，天与天主有别，但以最高的神灵造物则同，故而撇开对天、天主来讲的差异，有共同点。
    其二，康熙帝默认传教士为他祈祷天主保佑。康熙末年罗马教廷使节嘉乐来华，传布教皇格勒门得十一世《禁约》，禁止中国信徒敬天、祭祖、尊孔的信仰和活动，康熙帝就此与之辩论，多次交锋，到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十二月十七日，嘉乐表示不敢再辩白了，“惟有嘱咐众西洋人同心和睦，竭力报效，仰答皇上隆恩，于天主前保佑皇上万寿无疆”，将以祈祷天主保佑康熙帝万寿无疆答谢皇帝隆恩。康熙帝听后，回应：“尔此奏甚是，尔如再辩，朕必与尔辩论至极。”[5](p.164)说嘉乐说的话很对，是肯定他不再为教皇的禁约辩解，倒不是赞扬他在天主前为自己祈祷，但是他并没有就此话驳斥嘉乐。清朝的皇帝让什么天主保佑，如果不是对天主教教义有所认同，康熙帝不会默认的，必会有异议的表示。
    其三，康熙帝违背事实地迁就传教士关于中国人的祖宗牌位没有灵魂附着的涵义之说。合儒论的传教士以为中国人的神主不包含附着神灵的意思，是以不反对中国信徒祭拜祖先，康熙帝因而说：“中国供牌一事，并无别意，不过是想念其父母，写其名于牌上，以不忘耳，原无写灵魂在其牌上之理。即如你们画父母之像，以存不忘之意同也。”[5](p.150)其实康熙帝的吏部尚书宋荦在《祖茔祭田碑纪》文中写道：“神依于主(木主、神主、牌位)，体魄藏于墓。”[6](祖茔祭田碑纪)湖南零陵龙氏《家规》也说：“祠乃祖宗神灵所依，墓乃祖宗体魄所藏。子孙思祖宗不得见，见所依、所藏之处即如见祖宗焉。”[7](家规)民间家庭、祠堂所供奉的神主，就是认为祖宗神灵依附在它上面。对此，康熙帝怎么能不知道？不过是迁就传教士的说法，帮助在天主教内部斗争中的合儒派，反对禁约派。
    其四，在解说天与天主之别时态度不鲜明。反对天主教教义的清朝人在天与天主之别、是否人格化的认识方面，观点鲜明，康熙帝的巡抚大吏张伯行批驳天主至上说：“……未闻天之外别有所谓‘主’者。今一入其教，则一切父母、祖宗概置不祀，且驾其说于天之上，曰‘天主’，是悖天而灭伦也。”康熙帝的皇四子雍正帝说：“西洋天主化身之说，尤为诞幻。天主既司令于冥冥之中，又何必托体于人世？”[2](p.161)康熙帝多次讲到天与天主，从来没有这样明确，而给人模糊的感觉，只有一道谕旨说得清晰一点：“中国称上帝，人人皆知，无不敬畏。即朕躬膺大宝，凡事法天，网敢或[斁]，六十年来，朝乾夕惕，祗承帝命。中国敬天之道如此，岂尔西洋只知为造物主区区祈福求安者所可比拟哉？”[5](p.164)他强调敬天伦理，不在于求福。对比之下，显见康熙帝对天主教教义批判精神不足，应当与他具有认同因素有关。
    康熙帝在禁教以前，是将天主教及其在华传教视为文化问题，是利用传教士的科学文化知识而允许其传教，但是教皇的《禁约》，禁止中国信徒敬天祖和尊孔，表面上还是文化问题，习俗问题，但是实际上牵涉到清朝的政治制度。清朝以敬天法祖为治国的政治纲领，以以孝治天下为施政方针，教皇的禁约实际上是向清朝的政治纲领、政治方针挑战，康熙帝的宇宙观和世界观是儒家的天道观和君主专制政治伦理，当然不允许破坏敬天祖尊孔道的治国方略，所以就以禁教作出回应。让我们回到开始提出的问题，康熙帝是在文化观念上对天主教教义有认同的因素，这不仅是迹象的问题，毋庸讳言，是某种认同。但是认同不同于信仰，二者是两回事。康熙帝在多方面认同佛教教义，却不是佛教徒。他的儒家天道观与天主教不是一个思想体系，他不会，也不可能信仰天主教，那只是白晋的虚幻之念，也是他向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和欧洲基督徒宣传之词而已。
    二、康熙帝招揽西士之风何以中断
    康熙帝热衷西学的精神为什么没有成为家法传承下来？乾隆帝自称处处学习他的祖父，为什么没有学习西洋科学知识的热情，尽管在青少年时期奉乃父雍正帝之命，跟从康熙帝第十六子庄亲王允禄学习算术，要讲学习西学的条件，比康熙帝初学时期要好得多，可是他为什么没有那种热情，不像康熙帝那样招募西方科技人才？为此需要了解康熙帝个人的特点以及与天主教关系的变化。我想到了五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康熙帝初政的特殊需要——历法之争，学习有偶然性，并有强烈的政治性。康熙帝在历法之争中，为掌握裁决的主动权开始学习西学，如同他后来对皇子所述的：“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众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8]一部科学的历法，是以农为本的国策所需要的，因为它关乎农时与农产量。历法又关乎对天的认识，关乎理解天人之际——天人关系。所以，解决历法之争是政治需要，是政治行为，不是简单的学习知识的事情。
    第二，康熙帝学习目的中含有较重的虚荣心，为显示自身的博学，让臣工欣羡，并以此表明胜过汉人臣子的学问，是作为满人皇帝在汉人面前文化自卑的异常心态的反映，这就是马国贤说康熙帝被臣下“奉承的狂喜”，“康熙帝确实是一个知识广博的人，他相信他的国家的所有夸张的赞美，还带有一点孩子气的虚荣心”[5](p.56)。吴伯娅指出康熙帝炫耀西学知识，是要当科学问题上的最高“裁判官”，是有意“显示出渊博的学问。为此，康熙经常在臣僚面前炫耀自己，并以捉弄汉臣为乐”[2](绪论p.16)。
    第三，康熙帝的学习西学，仅仅在于技术工艺，不学西方哲学及其方法论，不涉及西方社会制度。据白晋的记载，康熙帝在接受了传教士们传授的西方天文学、几何学知识之后，指定白晋、张诚编写哲学书籍，康熙帝只是粗略浏览逻辑篇，因生病，改研讨医学[3](p.228)。病好之后，为什么不再学习西方哲学？看来他是固守中国本位世界观、宇宙观，丝毫不触动、不离开儒家传统，所以对西洋哲学不感兴趣。现代学者多认为康熙帝对西学，是重物品，斥观念，陈捷先说：“康熙虽然对西洋科学很倾心，对西洋物品很爱好；但他毕竟是中国的统治者，他不能背离中国儒家传统的。”[9](p.43)又说，康熙帝“以实用为主，所以对文化器物层面的兴趣为高，没有更深一层的向制度、行为、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层推动……康熙时代传入中国的西洋文化不能在中国土地上生根，更谈不上结出成功的果实来了”[9](p.214)。刘潞认为康熙帝强调西方科技的工具价值，摒弃与中国学术不合的文化内涵。表明康熙帝的学习西学有很大局限性，就是对西方科技文明，康熙帝也是有所保留的，他还是西学中源论的提倡者。明清之际的大学者王锡阐、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皆主西学中源之说，康熙帝在《三角形推算法论》中说：“论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深不知历。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制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支疏密，非有他术也。”著名的历算学家梅文鼎乃大肆申述康熙帝之说②。康熙帝对西方科学态度的重器物、斥观念，实质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个多世纪后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的主张，渊源应当在康熙帝那里。由此可见，历古相传的中国文化中心论是中国人的沉重的思想负担，成为全面理解西方文化的障碍，有碍于中国社会的进步。
    第四，康熙帝的对天主教及其传教士的政策，在臣民中对他的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康熙帝允许公开传教，批准在北京建立教堂，优待传教士，为具有强烈的传统观念臣民所不能接受，雍正帝因而说康熙帝威望下降：“在朕的先父皇时期，各地才到处造起了教堂，你们(指传教士)的宗教才迅速地传播开来。”“父皇糊涂了，他只听了你们的话，其他人的话都听不进了。”“朕的先父皇迁就了你们，他在文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就降低了许多。我们圣人们留下的规矩是丝毫不能更改的。”[10](p.106)这是康熙帝后人不能像他那样热衷西学的一个原因。
    第五，罗马教廷的错误传教政策导致清朝皇帝禁教，影响对西学的吸收。16、17世纪，传教士是西学的主要传播者，他们采取适合中国国情、民情的传教方式。18世纪初，罗马教廷强令改变传教方式，不尊重中国国情民情，迫使康熙帝和他的继承人雍正帝采取禁教政策，从而影响西洋科学在中国的传播。
    作为个人来讲，康熙帝真正了不起，为治理国家而认真学习西方科技，又是那样刻苦钻研，学用一致，颇有成就，但是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心论妨碍了他深入到社会制度理念的层面，学习内容的片面性、偶然性、政治性，使得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难以为继。
    注释：
    ①此文为2011年11月15日至18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两岸故宫第三届学术研讨会”(“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论文。
    ②康熙帝：《御制文集》(第三集19卷)，康熙五十三年内府刻本；参阅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第431～433页；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第198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