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_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晚清之际正是中国社会对“疯癫”概念发生转变并认可疯人医院体系功用的关键时期。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说：“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其实疯狂本身不变，变的是人对它的认识。”[1]29本文将对中国第一间疯人医院——广州惠爱疯人医院创办过程进行历史考察；分析现代精神病学和医疗体系对疯人的认识，揭示“疯人病”这一新观念和疯人医院系统进入中国社会时所产生的独特文化现象。目前学界普遍地认为，这间医院是美国教会创办的，但对疯人医院的创办过程并不清楚，①[2]437-440本文利用美国长老会档案和疯人医院报告等第一手资料，理清部分史实，为这一段历史增添具体的一笔。
    一　对“疯癫”的认知与是否建疯人医院的争论
    精神病至今仍是医学界一个难解之谜。19世纪美国传教士嘉约翰②[1]在广州从事医疗教育活动，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常会遇到疯人的病症。他同情疯人的境遇，为此总结了中国社会对待精神病人的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简单地看管或投入监狱，从没对疯人做出满意的安排；更为普遍的存在事实是将疯人用锁链囚禁，经受日晒雨淋，或是全年关闭在黑暗、潮湿的房里，或是牲口棚中；疯人得不到什么关心和照顾，很少能听到温暖的话语，更不用说卫生条件。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根本就无望治愈的病症只有少数几种手段来处理，常被送回乡下老家，那里的宗族势力有权决定此人是生还是死。在贫困人家，疯人的死亡率非常高，因为他们经常遭到粗暴的对待和缺少照顾。[3]
    在中国古代，据《黄帝内经·宪枢》卷五之《颠狂》所述，癫狂的表现是失眠，食欲不振、夸大妄想、自尊心强，且吵闹不休，甚至“弃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数日，逾垣上屋。”中国医生普遍把疯癫的许多形式理解为机体性失调，他们用于解释“癫”和“狂”的语言与解释其他疾病没有什么区别。[4]在人类整个疾病史中，精神病的治疗是最残酷的一章，直到19世纪，许多国家还不了解精神病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也谈不上精神病护理，除极少数例外，几乎所有精神病患者都要遭受残酷的禁锁。因此，对癫狂的判断与处置往往都是出于司法而非医学的态度。[5]
    从17世纪开始，西方国家科学文化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疯病的看法，解剖学家揭示了循环系统及协调四肢脊髓与皮质间活动的神经网络，并开始探讨神经系统在控制感觉与运动中的作用。关于疯人的观念开始转变，认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自由发展的过程，疯人不再是一个动物，或被剥夺了全部人类的残存特性，相反，他具有人的本性。尽管疯人缺乏自制和秩序的观念，但仍是一个完整的人，他缺乏的本质也许经过恢复后，个人仍能成为理性的公民发挥作用。”[6]18世纪、19世纪，欧洲和北美的东部沿海地区学校、济贫院和疯人院的数量激增，以解决疯癫病人的问题。疯人院管制的主要作用就是对疯人进行隔离，保护其安全，最大限度地增大治愈的希望。部分改革者提出了精神治疗的新方法，应用药物和禁闭管制成为治疗精神病的主要手段，强调精神治疗和仁慈、理性、人道的方法。[7]
    正是基于西方现代精神病理论、疯人医院收治病人的疗效和中国疯人的特殊处境，嘉约翰深信中国有建立疯人院的必要。目前见到的关于嘉约翰建疯人院的最早呼吁，是1872年中国医务传道会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嘉约翰提到这批无助疯人的生存状况，呼吁教会注意并拯救这一群体。[8]17
    然而当时来华的西医传教士还普遍流行这样的观念，认为“中国并没有太多的癫狂患者，没有必要像欧美国家那样建疯人庇护所”。如著名的英国传教医生魏雒林曾说过，他在中国“8年行医经历只遇到了2位疯病人”，据此他得出结论：“中国人恬淡的个性和有节制的习惯，使中国人得此病症的人数不多。”[9]所以，没有必要在中国建立疯人庇护所。
    嘉约翰不同意外国医生关于“中国没有疯人的论断”，他辩解中国的疯人问题没有凸现出来是因为，第一，他们大部分被铁链锁捆在家中；第二，他们很容易自杀；第三，被亲属虐待，他们的寿命通常很短；第四，他们被任意的放逐。癫狂病人总是试图自杀，博济医院一位病人几次用他的腰带悬梁自尽，都被嘉约翰医生及时用刀砍断绳索救下。[8]17
    1881年嘉约翰在《西医新报》第1期上发表《论医癫狂症》一文，他呼吁中国人应当关注这一问题，“凡人怪异之病殊多，为最酷烈难治者莫如癫狂之症，有缓有急，或初起而操刀杀人，或病后而妄言谵语，或哭或笑，其状难以尽述”。他介绍美国设立疯人医院的情况，说“美国较大的省份设有专门的癫狂医院数间，小的省份也会设立一间疯人医院(这并不包括各个城市根据不同资助情况设立的疯人医院)，还有医生自己设馆专医此症。英、俄、法等国都有各自的体系，按照此类方法设立癫狂医院”。嘉约翰进一步说明，“治疗此症必须是经验丰富的医生才能称职，在医院中多设坚固病房收治癫狂病人，然后采取适合的医疗方法慢慢调解”，会取得较好的疗效。而“中医或是病人的族人普遍使用铁链手铐紧锁疯人手足，这样的手段虽可以使疯人不再杀人犯科，但对于患癫狂者本人则无大益”。看到许多中国癫狂病人或投河自尽或上吊自杀，“作为一名医生却不能施救”，嘉约翰感到“非常的遗憾”。[10]嘉约翰在《万国公报》上先后发表《设立痴癫院略论》、《英国收养疯癫的方法》、《治疯宜早》等文，公告印度建造疯人院的消息，嘉约翰希望通过宣传使传教士和中国士人了解在中国有建造疯人院的必要。③
    1886年为纪念广州博济医院成立50周年，经过嘉约翰的一番努力，中国医务传道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决定建立一所疯人院。[11]但两年后，又收回了他们的决议。除了经济负担方面的考虑外，他们回复：“这不是目前工作的重要目标，虽然嘉约翰的性格是乐天派、一贯勤勉，并愿意承担此项责任，但如果嘉约翰的继任者不愿意承担这类工作，这一机构的前景也不被看好。”建议嘉约翰成立另外一个独立委员会推动这一工作。[12]他们不愿意介入这项慈善事业，拒绝为疯人们做任何事情。
    在美国，嘉约翰得到一些医学界同行的支持，特别是美国布鲁克林医院(Brooklyn)院长E.P. Thwing教授。他积极地支持嘉约翰在中国筹建第一间疯人院，并就此与嘉约翰保持通信。出于对传教事业、慈善事业和科学研究的兴趣，Thwing教授决定访问中国。他和嘉约翰提出“这些心智混乱的疯人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建议考虑由公众机制和社会福利机构来有效地解决这一困扰中国几千年的问题。他们在美国得到很多教友的支持和鼓励，他们承诺将对中国筹建第一间疯人院进行资助。
    但嘉约翰筹建疯人院的呼吁并没有得到中国官员、商人和在华外国社团的回应。Thwing教授抵达广州后，嘉约翰医生陪着他与广州爱育善堂的诸位董事、香港东华医院的诸位会董会晤，这些精英人士都是穗港两地的商界富豪，他们都承认成立这样的机构是十分必要的，却拒绝进行投资。嘉约翰医生曾试图通过递交一份发展计划争取封疆大吏张之洞的支持，张之洞的幕僚回了一封信，大意是说：“随信一道退回这项关于收容所的计划书，很抱歉地讲，总督大人对此并不感兴趣。”[13]嘉约翰的上书还交到番禺县令处，官员们均以“无力”赞助而拒绝了他的请求。[14]102-108尽管没有得到地方官员和绅商应有的支持，但嘉约翰和Thwing仍耐心坚持，呼吁在华的医学传教士关注这一问题。
    1890年嘉约翰和Thwing教授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博医会大会，在大会上他宣读了《西方的治疗方法与中国的精神病人》的论文，印发了《关于有必要筹建疯人院》的宣传资料。大会通过由嘉约翰医生和Thwing教授提出的筹建广州疯人院的计划。与会医生们对这一项目十分感兴趣，希望嘉约翰能够完成这一具有重大人文意义和社会现实意义的艰巨任务。大会表决建议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也要努力建立相应的疯人庇护所。[15]4
    但事情并非一帆风顺，佛山的伦敦会医生Wenyon在1892年的《博医会报》上发表不同的意见，他说：“一位美国绅士同英国教会团体联系，商量共同合作建立广州疯人医院，并为此项目在英国筹款。作为英国资深医学传教士，有责任就此事发表不同的意见。”他再次提出是否有必要建疯人院的问题，并说“在中国精神病人的发病率不像欧美国家那样普遍，香港和佛山的疯人院根本就没有患者”。他不同意由传教机构设立这样的机构，预计“成立疯人院会遭人谩骂的”。④
    嘉约翰在随后一期的《博医会报》上做了回应，他质问Wenyon医生“可否给出统计数据证明中国的疯人不像欧美那样普遍?或是中国没有疯人。”他强调必须对疯人采取适当的治疗措施，回答了“疯人院是否可行”的疑问。他批评Wenyon医生的随意猜测和误导性言论对中国的脑病患者是不公平的。⑤嘉约翰感叹，中国疯人的行为虽然引人注目，但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并没有关注这一群体，他们认为这群疯人数量相当少，不值得为他们做些什么。嘉约翰的老友纪好弼医生也担心他的处境，劝慰他不要自找麻烦，“中国社会不愿看到巨大转变，更不愿被解剖大腿或是建疯人医院。”他建议嘉约翰去香港工作，不要因嘉约翰的做法危害到其他传教士的正常生活。[16]
    可见，这一时期，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即便是外国社团，对待疯人存在着辨识的不明确和认识的不稳定性。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和疯人待遇有关的疯人出现空间，另一个则是与如何看待疯癫有关的意识形态问题。[1]55人们对疯人实施禁闭完全不从医药观点出发，疯人的非社会成员身份还加上了非人的待遇。而嘉约翰倡导开办的疯人医院，其出发点是将疯癫归为心智疾病，这是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演变，尽管群体意识还有待提高。
    二　美国长老会封杀筹建疯人医院的计划
    1892年，嘉约翰用自己的养老金购得一块位于广州芳村的白鹅潭码头边近4英亩的土地，待建疯人院。其地理位置十分优越，隔着珠江正对着沙面租界区，可以望到不远处珠江北岸的博济医院。这里土地价钱比较便宜，而且避免了广州城的喧闹，对于病人疗养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17]为融洽周边的邻里关系，嘉约翰先利用这块地开办了一间免费诊所，由筹备疯人院临时委员会的成员尹文楷(即尹端模)医生主理。
    为了加快疯人医院的步伐，嘉约翰首先想到的是获得美国长老会的支持。面对众人的疑惑和不解，嘉约翰专门写了十几条理由向差会解释为何在中国建疯人医院。例如，他指出中华帝国有5倍于美国的人口，却没有一间疯人医院；在中国和其周边国家，疯人即便是在自己家中也得不到合适的对待和照顾；疯人的特殊性不能收入教会医院，得到治疗；开办疯人医院是传教医生直接效仿基督耶稣的范例，“治愈所有疾病的症状和病态的行为”等等，[15]4并要求差会授权他在美国募集50，000美元捐款，用于建立广州疯人医院。
    尽管嘉约翰的理由很充分，但他的呼吁并没有得到差会的支持。长老会海外部秘书长Ellinwood劝说嘉约翰放弃建疯人医院的念头，“从收益上来讲，差会同样资金投放在新开辟的领域，要远远好过投资在这一终结性的目标上；培训一名强壮的、健康男孩的收益要远远好过训练盲童或是类似的麻风病人。”[18]并于1892年11月9日正式通知嘉约翰，“关于广州疯人医院的事情，差会决定不参与。”[19]10日差会给广州传教站正式文件表示，“就嘉约翰为筹建广州疯人医院募集资金的事宜……鉴于其募集的活动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教会工作，所以差会不会同意授权嘉约翰开展募捐活动。”[20]11月16日Ellinwood给嘉约翰的信中则是充满了威胁的语气，信中说“嘉约翰应该服从差会的决定。而他的募集活动是与教会传教项目无关的。”[21]
    差会开始不断地给广州传教站做工作，尽管承认“建疯人院当然是一件好的事，但与传教目标距离太远。传教站的目标是努力提高被拯救的人数”，建议“博济医院的另一名医生关约翰和广州传教站不要卷入”。他们认为“传教士努力感化的目标是有眼睛的健全人，能够学习和祈祷的人，而不是盲人、聋哑人和疯人”。医学传教士的责任不仅是治愈身体的疾病，更重要的是为传播福音打开通路。[22]广州传教站的其他传教士，如关约翰(Swan)和香便文(Henry)也不支持嘉约翰建疯人院的举动。
    差会进而归纳出反对筹建广州疯人院的三点理由：首先，这件事情应该得到广州传教站的认可，但广州传教站并不同意；第二，目前条件下传教士应该遵循以传播基督精神为主的工作，不鼓励直接从事人道主义的工作。这种倾向将会迷失传教工作的主要领域，是很冒险的；第三，可以理解部分在中国工作的医生感情，同情这些疯人并愿意为他们提供服务，但这项工作是否为传教工作带来好处或是伤害，还是搅起居民的怀疑和蔑视还不能成定论。[23]
    面对差会和广州传教站的阻挠，嘉约翰并没有放弃，在随后的几年，他不断地向美国教会全体大会申诉和抗议，给每一位海外传教士写信阐释他的理由。美国长老会高层对嘉约翰不断上访告状的做法颇为反感，称“嘉约翰的做法使其与差会的关系陷入一个敌对的状态”。在他们看来嘉约翰不断的抗议活动“影响了差会的正常工作”。差会回过头来批评广州传教站，要求他们进一步明确“总体的人道救援工作不应该包括建疯人院，不鼓励开展与此相关联的任何活动，尤其是人员和支出花费方面都不与此相关联”。命令广州传教站想尽一切方法使嘉约翰的计划没有实现的可能，“否则差会和广州传教站将不得不承担疯人院的花费”。
    美国长老会的观点是基于教会的资源直接用于传播福音的工作尚有入不敷出的现象，所以教会从事的工作只能限定更直接的赢取信徒的活动中，不可计数的人道救援工作将分散差会有限的财力资源，是不可取的方式。差会处理日常事务的宗旨和政策是“当遇到冲突时，每一位传教士只能服从教会大局利益”。认为举办这样的机构也将牵扯传教士太多的精力，像开办广州基督教教会大学(岭南大学前身)，许多传教士都深陷其中，疏远了原本应该从事的教会布道工作。[24]同时，美国长老会也商量了最坏打算，如果嘉约翰成功了，那么差会必将采取一定的措施，逼迫嘉约翰自己放弃广州传教站和博济医院的工作，去负责管理他已经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的疯人医院。美国长老会非常害怕开始这一项目，他们认为“尽管现在只是露出冰山一角，但却给未来的传教工作放置了一个巨大的障碍，差会资金将越来越明显地被消耗掉”。[25]
    差会反对嘉约翰筹建疯人院，根本的原因，首先是害怕疯人院的筹建和经营将花费差会的大笔资金；第二，从功利的角度来讲，同样的钱花费在正常人身上，得到的收益远远超过教导疯人；第三，暴露出传教和行医的矛盾。教会办医院的出发点是利用医疗手段来传播基督教，传播基督教是根本目标。差会不会为一种实施手段而付出高昂的代价。 Ellinwood认为，疯人院的工作一旦开始，接下来的工作可能全部要落到传教站的头上了。他预计，“嘉约翰可能要花费至少1-5年的时间来筹集资金。即便他募集到这些钱，他还要用另外的一年时间去建楼，组织医院的工作程序，聘用一些帮工等等，这些工作要占去他全部的时间。疯人院的工作一旦开始，广州社区的外国人和中国人都将认为广州传教站和差会必将对此机构负责。差会怎么可能鼓励花费50，000美元用于中国根本就没有任何希望的一群人身上呢?”所以差会要想尽办法阻止嘉约翰建立疯人院。[26]
    三　疯人医院：人道主义的医疗关照
    美国长老会的坚决反对和阻挠，嘉约翰的疯人医院还是于1897年建成了。1898年2月，一个下着凄冷小雨的早晨，嘉约翰雇请一位劳力背上病人，带上他的父亲共同乘坐一艘小船渡过珠江抵达芳村这座新建筑。房门打开，标志着中国第一间疯人医院的成立，开始接纳疯人群体作为医疗对象。
    不过，嘉约翰也被迫于1899年1月从博济医院和中国医务传道会辞职，带着他的男学生进驻芳村惠爱疯人医院，与病人同居一楼。
    嘉约翰的学生叶芳圃记述了广州疯人医院的筹建经过，他说，1895年一位在远东传教的医学传教士路过广州，参观了著名的博济医院，对嘉约翰的奉献和敬业精神非常佩服。过了两年多，他给嘉约翰寄来一封信，并附上3000元，声明嘉约翰可以自由支配这笔资金，用于广东的医疗慈善事业。嘉约翰非常高兴，立即回信询问是否可以用这笔资金修建广州疯人医院的第一栋建筑。这位传教士回复“同意使用这笔资金做疯人院的建筑经费”，并对嘉约翰的义举加以称赞。[14]102-108嘉约翰自己在报告中记载，1897年用2091.53美元在芳村建起第一栋楼房后此人又捐献了3576.66美元，用于医院运行成本。由此开始，嘉约翰又利用其他渠道募集资金，建了第二栋楼房。[27]嘉约翰并没有写出这位捐款传教士的姓名，也没有描述捐款经过，可能是这位传教士不想留下姓名，也可能这位传教士就是美国长老会的成员，留下名字可能会为他本人和嘉约翰带来一定的麻烦，因为差会一再重申长老会人员和财物不能与这间机构有任何的联系。
    嘉约翰规定治疗精神病人要遵循三个原则：第一，凡入院者皆为病人，如果他们的言行表现出非理性的特征，那并非他们的过错；第二，医院，不是监狱；第三，尽管完全出于疯癫状态，但他们仍旧是男人和女人，而不是野兽。[28]有了这三条原则作为指导，嘉约翰进一步提出了相当灵活的治疗程序：首先尽量运用劝说的手段，在必要的情况下最低限度地使用强力管理；第二是给予病人自由，在必要的情况下才实施最低限度的监禁管束；第三是在温和的态度下使病人伴以休息、热水浴、户外活动、身体锻炼和职业劳动，在必要的情况下最低限度地实行药物治疗。[2]441
    “疯人”的名字并不是一个快乐的选择，疯人院不仅仅是疯人避难、被保护的地方，嘉约翰的目标是采用理性手段直接治疗这些病症。至嘉约翰去世时，医院先后诊治接待超过150位病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衙门的官员，有从街上捡回来的普通人；有的来自很远的地方，有从上海、浙江送来的患者，最远的是来自北部吉林。[29]嘉约翰医生善待中国疯病人，并医治他们的疾病，逐渐恢复他们的健康，恢复了理智，能够过正常人的生活。
    嘉约翰医生用一生的时间从事为中国人的医疗工作，不论是在平民百姓还是政府官员的心目中他都有很高的声望，他是著名的医生，也是杰出的慈善家。他努力地帮助无助精神病人，获得到人们广泛的赞誉。事实上这间医院并没有给百姓和官员们带来麻烦，嘉约翰将医院的工作公开，并接受病人家属和官员们的监督，允许亲属在任意时间来看望病人。通过种种举措，广州人都有这样的看法，嘉约翰等医生对待病人非常好，没有什么事情是保密的。
    嘉约翰创办的疯人院为中国精神病人提供了关爱和照顾的场所，疯人得到专业治疗。在1900年夏天，由于北方兴起的“义和团”而引发了广州一场骚乱，有人开出了传教士人头的价码，还在广州城内举行集会，讨论局势发展。但是广州的官吏和百姓都一再声明坚持，不管其他的传教士和传教场所将发生什么动荡，必须保证不能毁坏疯人院，这是中国唯一的一间疯人院，也只有唯一的嘉约翰医生能够照顾他们，所以一定要保护嘉约翰医生不受任何打扰。这表明为疯人开展的工作得到广州人的认可和支持。
    广州成立的惠爱疯人医院是中国第一间专业性质的精神病院，它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监管疯人的做法，改变了精神病人的待遇，使中国医学界开始关注脑病的研究和治疗，推动了中国精神病学的发展。当地的百姓很惊奇这所医院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够快速发展，有些病人治愈出院也使得他们感到不可思议。他们说：“在所有的外国传教士开办的事业中，这一项工作是最好的!”嘉约翰把无人理睬的病人带到人道主义医疗世界，友善地对待他们，并不允许其他人粗暴地对待病人。当他自己的病情非常危险的时候，仍旧将病人视为自己的孩子，万分惦记。正如嘉约翰的学生们评价：“他的爱人之心是如此伟大，是人们无法丈量的”。[30]
    注释：
    ①参见马伯英、高晞、洪中立：《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文汇出版社，1993版；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顾为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嘉约翰(John G.Kerr，1824-1901)，美国长老会医学传教士，1853-1901在广州行医传教，是西医在华传播的先驱人物。
    ③参见《万国公报》，vol.383，1876，4，15；vol.577，1880，5，15；vol.611，1880，10，23；1890，9，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1968。
    ④Wenyon.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Dec, 1891, p. 225; April 20th, 1892, p. 135
    ⑤Kerr.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Jan, 1892, p. 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