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体格检查论的兴起及其实践

张华

发布时间：2013-5-28

    摘要：体格检查的论调，早在清末就已出现，到了民国时期体格检查开始逐渐开展起来，在开展的过程中，人们注意到体格在种族上的差异。于是国人开始呼吁建立适合中国人自己的体格标准，来作为判断国人体格良莠的依据。但需要注意的是，首先对于中国人身体、体格数据的收集并非中国人，而是在华外国人，他们的研究影响了国人，并促使当时中国医生、教育家等有意识去统计国人体格的数据。   

 关键词：清末民初/体格检查/体格标准

    近年来，随着医疗疾病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学界对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卫生、清洁等观念进行了初步研究①，然而对于近代中国人的身体健康标准的形成却没有作出考察，实际上，对什么是健康的身体？什么是标准的体格？体检在近代中国如何展开等问题，我们还没有清楚的认识，因此，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体格检查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做初步的梳理。
一、清末民初体检论的崛起
甲午之后，中国人之亡国灭种之危机感空前强化，为挽中国于即倒，知识分子倡言变法改良，以图强国保种，而为摆脱中国人虚弱之东亚病夫形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对国民身体加以改造成为必要途径，在一些知识分子看来，国民手足体力之强健是为一国富强之基[1](p.25)，通过体育、卫生来建设国民强壮的体魄与健康的身体遂渐盛于晚清民初舆论界。在流行的体育之强身论、卫生之保种说中，号召对国民身体进行检查的论说于是出现。
1903年《江苏》杂志上题为《教育之基础在于身体》一文，是笔者目前所见到最早关于论述检查身体的文章，论者说教育基础在于健全其身体，而要健全身体，“先当检查其生徒之身体如何，由身体而始为教育”，当学生入校后，学校须派“主任医师量其体，量其长”。学生根据医师指导，“有疾病者疗养之，其应于健康之度，使役于劳作”[2](PP.85-88)。
而较为系统论述身体检查的最早文章，据笔者目前搜索所及，则为1909年《医药学报》上《论体格检查之必要》一文，文章说要强健国民身体，须提倡国民体育，而其中“体格检查之制，最为重要者”。人民体格之强弱，非细微检查，不可知之。东西各国建立严格的体格检查制度，其大旨就是为了群众卫生。由于“世固有饮食起居动作无异于常人，而其并深伏有不易见者”，假使不检查其体格，让他混杂于一群之中，开始可能只是导致他个人的痼疾，然慢慢传染他人或遗传后代，蔓延社会，为害甚大。因此，“有病者不知病之所在，何从先事而预防之”。尤其是学校、军队、会社须行体格检查，“留其良斥其劣，即可保群众之卫生，而无所为害”，其结果，体格良者更强，体格劣者亦因愧悔而自振，“一举而二善备焉”。因而，作者力倡：“今日中国欲报国民之健康，吾为卫生行政必在万事之先，而体格检查一端，尤当严厉举行。”[3](pp.8～11)
实际上，与上文倡导的同时，体格检查已在军队施行，当时新兵入伍即行体格检查，按优劣分体格为甲乙丙丁戊五种。尔后，陆军省更加以细分，如把乙种分为第一乙种、第二乙种等[4](p22)。当时的陆军速成学堂招收学生，对学生的年岁、身高、胸围、肺量、手力、目力、五官、耳力等作了详细规定，如身长虽166.67cm以上；胸围较身长四成五以上，譬如身长166.67cm，胸围须73.33cm余方且胸骨无畸形；肺量，按胸围涨缩差1/20以上，等等[5](pp.50～11)。而至1910年，陆军部更详细地拟订查验陆军官兵学生身体试办章程[6](pp.75～82)。
民国后，身体检查重要性的论述多了起来，人们不仅在报刊杂志上鼓吹，在一些体育卫生书籍中，也留专门章节予以申说。如徐傅霖编《共和国教科书—普通体操》就辟一节专讲身体检查，认为：“检查身体，为医师之职务，实行体操时所不可缺之要事也。盖由是得知身体发育之增减……故注重体育之学校，每年行春秋二季之检查。”[7](pp.461～464)另，顾铭烈1915年的《检查体格之必要》一文论述了体格检查对于国民身体健全的重要性[8](pp.45～48)，王立才《检查体格为确实有效之强国基础》一文则把体检意义放大到国家强盛的基础地位[9](pp.42～45)。
随着讨论深入，人们开始注意到不同年龄时期体检的不同意义，尤其是对年幼者而言。1919年《通俗医事月刊》发文详细论述了小学生身体检查的特别意义，首先，与壮年的检查往往不能得真相相比，幼年的检查，常可发现疾病，预防疾病发生，因此，“中等以上学生的身体检查，总不及小学生身体检查的紧要”。其二，小学生多半是男女同校，同时检验，可知男女同期发育的状况，所得结果可供女子体育的参考。其三，小学生为学生全体大多数，且为将来的主人翁，关涉未来，所以“检查他们的身体，便可卜将来的前途，并可促国人的注意”。因此对于小学生的身体尤其应该慎重检查[10](pp.3～5)。
而对身体检查与身体测量的重要意义，论述最为详细的，为对华体育事业产生重要影响的美国体育家麦克乐，他在论说查验学生身体的目的时认为，这不仅可以帮助医疗除去这些身体缺陷，预防剧烈运动的不良结果，而且还便于施以卫生教育[11]。且巨细靡遗罗列了人体测量的14条价值与用处，简要引述如下：
1.有利于人类的研究；2.研究生长率；3.调查运动和力量的增长及体格生长的关系；4.帮助医疗学生的缺陷如脊柱弯曲等病；5.研究运动和教育的关系；6.测验体力；7.帮助查出个人生活力的趋向；8.调查个人最能做何种运动；9.激发学生关于运动的兴味；10.实验教育员教授方法的效率；11.研究环境和人生的关系；12.研究社会各种情形和身体发育的关系；13.用人体测量法，做选择特别职业人的标准，如挑选警察，兵丁，力夫等事；14.在学校内，研究身体尺寸和心的关系。[12]
体格检查必要性与有利性论调的反复强调，无疑增强了体格检查需要的紧迫性。民国十七年(1928年)，民国政府出台了《学校学生健康检查规则》的政策规定，号召全国学校每学年对在校学生进行体格检查[13](p.92)，算是体格检查重要性正式得到认可、“修得正果”的标志。
二、检验的方法论述
体格检查如此重要，然而如何展开呢？从晚清的资料来看，体格检查首先强调由医师负责，遵照医师的指导。而具体查验内容与注意事项，我们从上引文章可以看到，当时转述日本人的体格检查表，其检查内容包括年龄、身长、体重、胸围、脊柱、视力、眼耳疾、牙齿及内病等项，并论述了各项检查对于身体的意义，特别提到的检查要点：身长与胸围之关系以及三种测定胸围之法[3](pp.8～11)。
民国后，论述体格测验方法的规定更为详细，以191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普通体操》一书关于体检论述为例，我们可见时人对体格检查规则已具相当知识。首先，作者定义了体格检查的含义，包括测定体格和健康诊断；说明身体检查须由医师主任的原因，是健康诊断部分非医师莫能胜任。其次对检查内容与项目做了规定，包括身长、体重、胸围、肺活量、脊柱、视力、眼疾、听力、耳疾、齿牙等十多项，见表如下(表1)：
作者对检查所需器械作的规定介绍得尤为详细，“如需一具秤(以启罗瓦兰谟者为合用，最高点九十启瓦罗兰谟足矣，且须据有水准器，盖使用之际，须安置于平面上也，若附有椅者，尤佳)，三条密达尺(一为量身长之身长计也，金属或竹或橡皮布厚纸等制之，若画正确之尺度于以上各物品上而代用亦可；一为卷尺，长一密达，用以量胸围；一亦卷尺长三密达，量听力之距离者)，一具肺量器(足容留前立方生的密达者)，一轴视力表(附载距离者尤佳)，一组耳镜和一个表。并对器械的利用也作了说明：当使用器械之前，必先试验一次，无谬误之处，方可施行。”具体如下：

量体重之秤不可与量他物者混用，宜稳妥安置，至使用之际，亦当先试验其水准器之有无错误；卷尺而为金属制者，易有生锈之虞，用后须拂拭之；肺量器以哈庆松氏形者为最佳，其他误谬甚多，且或有容量不及六千立方生的密达而写明六千者，不可不注意也；肺量器使用之前，先入以水，屡次试之，一无差误，然后可用，必后俟干燥而妥当安置；检眼灵视疾耳镜，未用之先，以革揩拭注油，开足发条，否则音响恐不甚朗也。
又，对具体测量时注意之点作了说明，如下：
测身长时，须使生徒直立于平板上，头勿俯仰；体重需裸体测之，否则预备单衣数件，秤定轻重，以供检查时著换，计算时可全体除去衣重，其他如鞋袜之类亦当脱去；测胸围之法，使身体直立，两臂自然下垂，于乳头之水平线上测之，后面之高低亦同，若臂举起则胸围略大，不能正确也；脊柱之屈于前后者，自侧面诊之，屈于左右者，自背后诊之，先于颈椎至腰椎之间，以指抚之，次比较起两肩之高低及肩胛骨上下端之高低，以诊断脊柱之正否，其稍屈者，由是于背后二三步处视之，反易发见。
此外，本书也对身体检查频率、检查项目多少与身体发育健康的关系作了说明，如作者建议一年最好行两次检查，二、八月实行；又认为检查身体项目过多容易导致检查粗漏而致使成绩不能正确，故如握力、臂力、围力等项，虽有参考价值，但对于身体之健康、发育之优良，并无重要关系，因此可不必检查[7](pp.461～464)。
与清末相较，尽管在项目内容上没有多大变化，然而在具体如何检查和操作上，民国则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体格检查方法的讨论更加深入，我们再以胸围检查为例，1916年的一篇文章在强调胸围对于人的健康状态之重大关系之后，对其测法说道：
测胸围当在左右乳头与肩胛骨下部(背部)，因手之上举或成水平而生差异；又须注意平常呼吸与深呼吸，非然者，每年测得之差异，即毫无比较可言也。
并且提醒测量之人要注意吸气和呼气之差，以定健康之状态，如：
吸气时在乳腺部分所测之胸围，若达身长之半者，则为健康体，其收缩之差，以八生的密达为平均数，据富莱利修氏谓呼吸之差，在三生的密达以下时，可视为肺结核或其初期云，犹有足供体格检查上几多之参考者，则为肺活量。
又论说胸围、肺活量与身长、体重之关系，认为假如一人身长1.59cm，体重为45kg，而肺活量2500kg；或者胸围不及身长之半者；或者呼吸伸缩之差，在胸围1/15以下者；或者胸廓之前后径(在乳腺部分)与横径相差，在12cm以上者，则可视为已罹疾病或将病之预兆。并引阿诺尔特与日本人之身长、胸围、肺活量比例表以做参考。

另外，又对测胸围之卷尺做了详细考求，认为“卷尺有以尺寸计者，有以密达计者，又有一面刻密达数，他面刻尺寸数，或尺寸数者，质分金属制、革制、布制等种，革制、布制均有收缩”，与金属制者相比，布制者不仅价格便宜，而且不易曲折损害，最为适宜[16]。
从上述对胸围一项论说来看，可见当时体检的知识已经非常深入。然而，除了对检查各项的深入讨论外，另一条发展方向也可引起重视，这体现在前面提及的来华美国体育家麦克乐的体检论中，他的检查身体内容除了测量学生身体的尺寸之外，还要求调查学生的历史。目的是弄清其遗传缺陷，包括亲族的历史调查和个人历史调查两部分。亲族历史调查需要了解之内容包括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出生地的询问，弄清父母的原籍，又要对父母的年龄、职业及父母的健康率做出调查，如果父母已故，其因何病而死？父和母是否血亲的关系？在母亲受胎以前，父母的康健率如何？受胎以前有什么恶习惯？有兄弟姐妹几人？生存者几何？他们身体怎么样？已经死了几人？在什么年岁死的？母亲有没有小产的事情？亲戚和祖父的道德怎么样？等等。最后，还得查问学生父母的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中有无慢性病，如循环系统病症，心脏病、静脉涨大等；呼吸系统的病症，气踹、肺痨等；神经系统的病症，神经衰弱、疯癫等。
而学生个人历史涉及问题则有本人生在什么地方？幼时吃人乳还是吃牛乳？居城或居乡？调查有无各种病症？通过这样的询问调查，调查者不仅对受仿者之健康有了基本判断，而且对其家族史也有了较大程度的掌握。这种体格检查的理念并非没有得到实践，麦氏引用当时东南大学所用的学生医学史表，就包括了上述讨论的内容，从中可窥一斑[11]。
尽管体格检查方法的讨论深入，最后引申到对个人病史和家族病史的详细调查，以致生命的档案化[18]出现了某种可能，然而这种对身体管理和控制的知识化论述，并不一定意味着在实践中完全实现，东南大学也许是比较少见的例子。除去身体被强化控制的意涵，仅从体检自身来说，我们可以总结说，至此体格检查的知识已经相当完备。实际上，从民国十九年国民政府公布的《学校学生健康检查规则》来看，检查内容虽然没有麦克乐所提倡的那么细致、具体，但其检验基本项和注意规则已包含了上述知识讨论[13](p.94)。
三、体格检查实践及其检验的标准讨论
从体检重要性与体检方法的知识论述到国民政府有关体格健康规则的正式出台，经历了近三四十年的历史，但在国民政府规定开展全国范围的学生体格检查运动之前，体检实践已经出现，颇可注意的是，最早对中国人的身体进行检查的多是外国的组织和个人。1905年《教育世界》刊登《我国人之体格》一文，是笔者目前见到关于中国人体格检查实践的最早记录，据载此次检查的检查官为一日本兵站院长，他在大连湾对两百名中国人进行了调查，发现其中，“患眼疾者二名，患龋齿者三十七名，患痘疤者四十名，患疥癣者三名，患癫疯者一名，母癍者二名，痼疾者则不多见”，并把当时检查所得的表格引入文中，以供参考。如下。

从上表来看，当时的检查基本以成年人为主，不分男女，所得平均身高为167cm，平均体重为61.6kg，可说是第一组关于中国人的生理数据。
与上述相比，1909年5月，日本千叶医学专门学校，为中国应入学者进行的体格检查，检查内容则大大扩张，如下表：

此时，检查内容除身长、体重、胸围等项目外，脊柱、眼、耳、齿等也罗列其中。从表中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成年人平均身长166.23cm，体重51.82kg，与前文引表相较差距不大。另，文章作者按照当时体格标准分析说“体格之号称良善者，不及十一”，“寥寥百数十人中，成绩且如此，然则由是而推之，于一国之中可得知矣”。而当时的体格标准包括两种算法，一是胸围至少为身长之半，超过者为强健，又一标准为堡伦哈罗笃氏身长体重之公式：身长×胸围/240=体重，从两者算法中，中国人发育之缺陷，“不可讳言”。
又“脊柱不正、视力不足、眼病、齿蛀、肺发炎、脊椎结核者亦复不少”等情况则让作者无比担忧，他认为上述比率远不能反映中国人的实际情况，因为从表面上看，有些疾病如颗粒性结膜炎与肺尖炎，若非细为检查，不能知晓。因此，患者比例应该更高[23](pp.8～11)。
民国后，身体检查逐渐多了起来，一方面国外继续对中国人行体格检查活动，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家机构和社会团体也开始主导身体检查的实践。外国人主导的体检，如1913年康奈尔大学医士萌福(Dr. S. A. Munford)对中国学生体格的检查，检查结果如下：

此表于1917年被《科学》杂志转载，转载者分析了此表，并引康奈尔美国学生入学时体格平均成绩表做比较，认为国人体格与西人比相形见绌，因此“望吾国之教育家、体育家之急起而谋……求其救济之方”[17](pp.599～603)。
英人鄱尔(J. D. Ball)，在香港维多利亚囚狱中测量了我国千余名犯人身高；派儿(W. H. Pile)对广东儿童智力与体格进行的研究[18](pp. 140～147)；传教医生怀特(G. D. Whyte)、哈其森(A. C. Hutcheson)、卡达布里(W. W. Cadbury)等对中国人身体生理数据的测量(下文叙述)，这些活动在民国初年一直未曾间断。
但同时，中国自身主导的身体检查实践也开始出现，上文所引1917年《科学》中的文章提到北京清华、长沙耶鲁学校的体检活动，除此之外，当时很多大中小学校也开始了体格检查成绩的统计，像当时的北京大学，北京各区的中小学校都开展了体格检查②。以北京小学为例，中华民国七八年度，京师学务局对市立高等小学校学生身体进行了统一检查。从当时体格检查表来看，身体检查内容包含身长、体重、胸围、脊柱、肺量、体格、视力、眼疾、听力、耳疾、齿牙和疾病等项，已经非常成熟。根据目前掌握资料，虽然无法得知接受检查的学校总数、总人数和具体执行情况，但这次检查至少包含了从市立第一高等小学至市立第十九高等小学，十九所高等小学，规模可算空前[19](pp.521～554)。在武昌，也有体格检查事实，如武昌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对入学学生进行的体格检查[20](pp.60～61)。
然而，伴随着体格检查实践的开展，另一个问题又引起了讨论，即依据什么标准作为体格优良的判断依据。1919年《教育杂志》上《检查学生体格方法商榷书》一文代表性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作者在描述了中国学校对体格检查不加重视的总体情况之后，对已施行体格检查的学校的状况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些检查仅仅“过一次手续”，对于“检查后之结果，应若何核结，若何评语，则不暇计也”。由于缺乏标准，无法判断体格优良。于是作者自己访求医家，努力研究，最后提出体格判断所应注意之处[21](pp.66～69)。
此文虽未提供一确定之数据标准，但是体格标准的依据问题被明确提出来了。而从上述的引文来看，多数体格检查的标准多取材于美、英、日。然而，我们并不能说自清末至民国，中国人体格检查的标准完全依赖于“他山之石”。实际上，体格标准的依据为何？是否考虑到种族差异等因素？是否应该统计中国人自身的标准体格数据？这些问题自清末以来就开始受人注意，随着讨论的深入，人们逐渐知晓体格不仅受种族特性的影响，而且亦受饮食与疾病等因素制约。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国人在把外国人的体格标准作为国人体格优良的判断依据同时，也为积极统计中国人身体的数据并尝试建立自己的体格标准做着努力。
真正开始注意到身体的种族差异并有意识的统计中国人的身体生理数据及制造中国人体格数据表的要数博医会中的传教医生。
1912年汕头教会医院的医生怀特(G. D. Whyte)撰文呼吁研究中国人生理常数的特殊性。随后，在其倡导下，博医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会，从事中国人生理常数的调查③。1918年《博医会报》发表了怀特的工作报告，报告对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两省共1741人(其中女性285人)的身高、体重及胸围进行了调查，发现成年男子平均身高163cm，女性150.4cm，北方青春期男性比南方同岁男性高91.44mm，女性也差距不大，但与欧洲人相比，“南方中国人，无论是男孩女孩，成年男子或女子，都没有达到欧洲人身高标准”。体重则成年男子的平均数为54kg，这一数据也远远低于欧洲人的标准。报告建议算出身高/体重比例作为医学用药量的参考。发现南方中国人身高/体重比例每2.54cm为0.74kg；tungkun与浙江是0.85kg。这些数据也远远低于欧洲(1.02～1.13kg)每2.54cm的标准。至于胸围，在完全呼气时，南方成年男子平均处在72～79cm之间，而浙江平均数是82cm；女性胸围更小，最小的才70.9cm最大的80.8cm[22](pp.21～216，322～328)，同样小于欧美。
1920年，哈其森(A. C. Hutcheson)在更多的数据基础上确认了怀特调查所得的认识，即中国人在身高、体重和胸围三项数值都低于同岁的英美人，并认为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除了人种之外，更与钩虫病与身体营养不足等相关。因此，作者认为对中国人身高、体重与胸围平均数或者正常标准的测量与确定意义非常重大，不仅“人寿保险以及药物剂量问题和个体的体重与尺寸相关，它如医学与经济等事务也将受益于这个标准的确定”[23](pp. 14～17)。
1923年，广州基督大学卡达布里(W. W. Cadbury)对中国人的血压和脉搏进行了测量。如他用听音法对两广男生774人的血压进行了测量，其结果收缩压平均为101mmHg，舒张压为62～68mmHg。他还进行了血压与身高及体重关系的研究。并对各地教会医生收集到的资料，进行了分析。其结果在地域上，长沙收集的数据稍高一点，各地相差不大。在年龄范围从13～42岁之间的男性，其平均收缩压为114.5mmHg，舒张压为45.5mmHg，脉压为45.5mmHg。然而与欧美同年龄、体重及身高的正常人相比，广州与华南地区中国青年人的平均收缩压、舒张压和脉压平均值都低[24](pp37，715，823)。
上述西人对中国人身体生理数据的测量，明确显示了体格的种族差异，而且种族差异也正是他们调查国人生理数据的动力之一。虽然他们发现有时中国身长、体重等平均数据不及欧洲与疾病、饮食相关，但人种差异上的比较成为一种基调。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统计不全是为了要建立中国人身体的生理标准，而是用以表现自身优越性和论证对中国人身体进行干涉的合理性，比如可以为中国病人做所谓科学的用药量和对中国饮食做营养上的改革。但不可否认，他们的工作对当时的中国人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的证据，我们可以看俞凤宾先生的一段话：
体重与身长之标准，在吾国尚无定论，统计之征集不广，则正确之标准当然不易检定，在吾国之东南部曾有医士数人检查体格而所得之结果谓华人不能与欧美人相提并论，欧美人之标准不能以之衡华族，数年来在博医会报中已有论文披露，谓华人之体重较西人为轻，谅因种族之不同，饮食之相异，及数千年文弱之关系所致，非一朝一夕之故也。[25](pp.88～90)
显然，作者深受博医会研究的影响。作者虽然接受了中西体格差异种族上的原因，但与博医会传教医生的主要目的不同，体格上种族的差异正是他反思并建立中国自身体格标准的契机，“欧美人之标准不能以之衡华族”的认识暗示了一种需要，即对中国人身体进行数据统计并建立自己种族的体格标准。
同样的逻辑，让王吉民先生成为把这种需要付诸实践的医生之一。1925年他发表了自己对中国婴孩体格数据研究的报告，明确希望通过规模性的调查，“俾能作成一较确之标准”，以供参考。他对杭州、南京、宁波等地604名婴孩做了统计，做出一张平均数据表，并依据表格得出以下一些认识：一是华孩体格较西孩为弱；二是孱弱之原因“非全关种族之异，泰半由于缺乏育婴常识”；三，这些常识缺乏表现在不按时喂哺、饮食无节，服饰衣带不合，影响身体正常发育；四倡导人乳哺育；五，婴儿之食物应该科学烹饪。
然而需要注意之处，在最后表格中(见表9)，却将华孩和美孩体格平均数并列，希望中国人努力改正华孩在体格上缺陷，缩小与美孩的差距，最终能与西人对抗。显然，这一做法似乎暗示着作者依然拿西人标准作为中国身体改良之准则，但与此前直接依托西人标准则大有不同，如王氏得出结论，华孩较西孩孱弱之原因，并非全部由于种族差异，由于育婴常识缺乏导致的国人发育不良，遍地皆是，国人宜改正育婴习惯，俾使华孩身体得以正常发育，最终消灭差异[26](pp.313～320)。
出于种族差异的考量，王氏才努力统计国人的体格数据并制作标准表，然而最后，在号召对华孩进行科学养育，消除种族差异，似乎又不承认体格具有种族上先天的差异。这颇让人纠结，然却不难费解，从上述内容来看，作者把中西体格差异归因于种族之外，更重要归于育婴的良否，这样就为最后消除种族差异的结论打开窗口。此外，这种心态的出现也与国人置换欧人作为统计中国人身体数据的主体身份相关。1927年《中华医学杂志》发表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卫生与公共健康部两位中国医生的文章，文章认为由于中国孩子体格标准不同于美国，希望“制造一张决定中国孩子的营养身高-体重-年龄表标准表”。然而，作者并未自己去做社会调查，而是直接引用了一名叫Stevenson的外国人从中国南部、中部和北部收集了的数据和制作的中国孩子身高-体重-年龄表[27](pp.383～388)。这些表格完全通过中国人身体数据的统计计算出来的，明确地要拿来作中国人身体发育的参考标准，且没有了引欧美体格标准嵌入表格的痕迹。但在这里，表格的获得方式却值得注意，通过直接引用，表格制造者的主体身份发生了转换，即把一张由外国人对国人的统计数据转换成中国人对中国人身体的统计数据，使得表格主人成为中国人，并获得了判断中国男女身体正常与否的资格。这种转换不露痕迹，但此表制作上种族差异的前提和最终赶欧超美的心态在文中仍然隐约显现。

这样一种身份转换带来的矛盾的文化心态，我们还可以举一例子，如初版于1917年到1931年已经出了八版的《学生卫生宝鉴》一书，在模范男子一节论述了体检检查的内容，从内容可知，出于广大青少年身体发育和生命保险等实际需要，当时中国生命保险公司及医科大学已经调查了中国人自身的体格标准数据，如成年男子之体格身长平均约为“五尺四寸”，体重平均约为“九十二斤”。按理说，已经认识到了自身的独特性，中国人的体格正常与否当照此判定即可完结，但是作者偏要借此与欧美、日本人身长、体重一较长短，发现与欧美相较，中国男子“身长约低四寸，体重约轻二十五斤”，而与日本人相较，“身长约长二寸，体重约重十三斤”，认为“体格伟大则心身亦随之而强，乃必然之理也”，希望通过锻炼身体，最终能达到和超过欧美[28](pp.1～3)。欧美人的体格标准就像魅影一样挥之不去。
实际上，由于社会动荡和大规模统计上的困难，二三十年代一直没有完成中国人的自身体格标准的数据统计，教育家、体育学家、医生虽然一直做着努力，但当时的国人体格检查基本上依照欧美、日本的标准。
四、小结
体格检查的重要性自清末有人提及，就开始引起国人的重视，为了保国强身、卫生强种，当时新知识分子鼓吹体格检查的重要，号召对国人身体进行检查。随着这种宣传深入，体格检查的认识不管是其内容还是其方法与规则，在知识上都得到了较为细致与认真的讨论，到了1920年代甚至提出在对个人体格检查时对其家族史进行调查、建立个人的生命档案的诉求，并做出了十分周密的调查问答表。1929年民国教育部公布《学校学生健康检查规则》号召对全国学生每年要进行体格检查，代表了体格检查获得了基本认可。
在1930年代开展全国范围内的体格检查活动之前，体格检查的实践已经出现，它最先由外国人在中国沿海一些区域主导进行，随后，中国人开始主动进行体格检查实践，至民国初年，在北京、武昌等城市，对学生体格的检查活动已经颇为兴盛。然而在最初判断体格良莠的依据多以欧美为准。随着体格检查认识的深化和体格实践的展开，人们注意体格标准必须考虑种族的差异，于是统计中国人的生理和体格数据，制造中国人的体格标准表成为需求。不能忽略的是，最早开始统计国人身体和生理数据的是来华的外国人，尤其以博医会的传教医生为代表。他们的研究目的虽然是为论证体格在人种学上的差异和获得干涉中国人身体的正当性，但也影响了当时的中国人。这影响不仅表现在使国人意识到要对自身体格数据进行统计的必要性，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强调体格数据差异形成的不同原因，让国人形成了一种较为矛盾的文化认知。这种矛盾性的认知，一方面表现在通过强调种族差异的重要性，认识到国人的体格有自己的标准，不必屈求欧美的标准，因此努力调查统计国人自身的体格数据、制作标准表，以求能实现与欧美标准的切割。另一方面强调国人的体格弱小因缘后天营养缺乏和疾病损伤，只要有利的养育后代，中国人的体格必将达到或超过欧美，于是又常常援引欧美标准作为参考。这种欲拒还迎的心态，也正反映了近代中国人对欧美文化的整个心态。

注释：
①(美)罗芙芸著、向磊译：《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晴的卫生书籍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刘士永《“清洁”、“卫生”和“保健”——日治时期台湾社会公共卫生观念之转变》，《台湾史研究》(第8卷第1期)，2001年第6期；雷祥麟：《卫生为何不是保卫生命——民国时期另类的卫生、自我与疾病》，《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4年第54期；余新忠：《晚清“卫生”概念演变探略，“西学与清代文化”国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2006年第8期；余新忠：《防疫·卫生行政·身体控制——晚清清洁观念与行为的演变》，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三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中华书局，2009年。
②《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第336、337、338、339期。
③参看崔军锋：《中国博医会与中国地方疾病研究(1886-1911)》，《自然辩证法通讯》，2010年第5期；史如松，张大庆：《从医疗到研究：传教士医生的再转向——以博医会研究委员会为中心》，《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年第29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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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历史教学》(津)2012年11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