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近代天津城市研究综述

林姿呈

发布时间：2013-3-31

摘要：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英语出版的中国城市史著作主要都聚焦近代上海，但在区域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性是否等同上海经验的反思下，天津作为京畿门户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重要性与特殊性，也逐渐受到英美学界中国城市史研究者的关注。本文综述近30 年来英美学者研究近代天津城市的论著，将之与中国城市史理论研究的主要议题相比较，从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面相来综合评析这些海外天津研究，以此探究天津研究在城市史领域的新突破，进而更好地了解天津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角色。

    关键词：海外中国研究; 城市研究; 中国城市; 天津史; 中国近代史; 新文化史

    天津在近代中国发展历程中所扮演的重要性与特殊性，这十几年来已受到不少海外城市史研究者及跨国文化比较研究者的重视，产生出不少研究著作。然而，相较于自上世纪 80 年代一直延续到今的上海研究热潮，天津为什么到近十几年才进入海外研究者的兴趣范围? 他们眼中的天津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面相上有何代表性或独特性? 从史学研究角度来看，他们这些成果回应了哪些中国城市史的核心争论，甚或突破了过去哪些研究框架与论点? 鉴于英美学界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在理论、议题选择与分析方法上对整个领域的带动影响，因此，综合性地了解、比较与分析这些海外近代天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近代天津发展特点有更多维度的理解，同时也让我们可以进一步省思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趋势并探问可能的未来走向。本文主要针对英、美自上世纪末以来关于近代天津的博士论文、专著、期刊与计划研究，来概析近代天津的历史情境、城市特点与研究面相。

一、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兴起、变衍与特色

    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城市史以其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等具体运作的研究主体特性，逐渐被英、美研究近代中国的学者发展成一门综合性、跨学科的领域，成为继二战后以宏大政治叙事为特征的外交史与思想史之后的另一热门研究趋势。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此时在英美史学界的兴起，是回应着对五六十年代参照西方资本经济与社会结构来分析中国现代化的反思，以及社会科学内部标志“文化”及“语言”转向新文化史的研究风潮。透过这些研究视角从西方冲击影响转向中国社会内部变化、从宏大政治叙事转向日常微观生活，并从人类学角度来探究是哪些价值观念驱动社会运作的思维改变，中国城市的研究面相于是伸展开来，诸如地理空间、经贸模式、社群组织、物质文化与生活作息等历史内容，都成为用来检证、挑战传统史论的研究对象，进而促成 80 年代后“从外到内”、“从大到小”、“从上到下”的中国城市史研究趋势，产生了量大、题广与质精的研英美近代天津城市研究综述究成果。①

    从理论脉络来看，中国近代城市研究学说在上世纪的变衍可分三阶段来理解，分别是流行于五六十年代的韦伯( Max Weber) 的“中国无西方理型城市”、70 年代施坚雅( G. William Skinner) 的“经济区域模式”与牟复礼( Frederick Mote) 的“城乡连续性”，以及80 年代罗威廉( William Rowe) 的“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

    首先，就韦伯的理论而言，他对中国城市主要的思考在于: 中国城市究竟有无发展出属于城市独有的自治空间与现代文明? 在分析一些欧洲汉学家所作的中国调查报告后，韦伯认为，中国由于社会关系仍建构在血亲同乡之上而紧附于乡村，再加上注重军事政治功能与儒家意识的控制，中国城市因此未能发挥必要的催化剂作用以促使社会、经济与政治发生转变，不仅无法产生独立于官僚管理体系之外的自治共同体以发展出独立、自由、理性等标志自治内涵的社会运作空间，也未能提供物质文明发展的基础。韦伯这种以西方文明现代特征来界定中国城市发展的衡量标准，虽然在70 年代后已被认为是文化偏见而遭批驳，但其问题意识却一直影响着后代学者。

    以 70 年代施坚雅与牟复礼所提出的学说而言，他们分别从经济与文化面相来回应韦伯的中国城市理论。按市场经济职能与人口规模，施氏将中国城市分类为具巢状阶序结构由贸易中心往边缘腹地逐渐扩大的九大区域。根据此特殊模式的分析，施氏对韦伯的理论提出了两点反驳: 一、帝制晚期以来的中国城市已有相当规模的经济集中与社会复杂性，城市与周围乡村之间、中小各级城市之间，以及远距离大城市之间已有频仍的商品交流，它一直按照自身的模式寻求发展，因此既非停滞、也非完全凭靠西方冲击才使得城乡与城市之间产生差异; 二、中国城市已有极强的市场职能，且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强于行政联系，因此中国城市的变迁与兴衰周期不应由行政或王朝更替决定，而应由自身市场的周期变化决定。尽管施氏的区域模式仍因过于理性化和忽略区域差异性而受到不少后续研究者的质疑，②但他的分析仍使得许多学者重新衡量中国城市化的特征。牟氏则是按城市的行政职能、生活方式与建筑形式，③分析出中国城乡间存在一种连续性，认为中国城市并非一个独立于乡村之外的单位，它被嵌进县、州、省的阶序体制里，不论是在制度、物质或心理层面与乡村都没有明确的界隔，甚至都市生活的基础与识别特征都取决于乡村文化，因此，是乡村文化界定了中国的生活方式并构成了中国文明。由此来看，牟氏的城乡连续性其实支应了韦伯对中国城市发展特色的看法，即由于中国城市高度倚赖乡村，所以城市商人阶级的形成才会被妨碍。然而牟氏之后的学者却对此意见分歧，有些学者呼应牟氏，仍着重观察近代城乡间的互联性，④另一些则关注城乡差异，并将研究眼光集中于城市独有的文化聚集表现与意识认同上。其中，后者认为城乡差异在中国的出现是一种近代现象，并了解到城乡差异的具体表现乃在于中国近代城市的现代性经验，⑤因此，这与目前近代中国城市研究的热门主题之一——城市现代性研究——可以说是相互呼应的研究议题。

    到了 80 年代，罗威廉以其两本汉口研究引发了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等热烈论辩议题。罗氏透过观察 1796 年至 1895 年汉口行会等民间组织的兴起与运作，以及绅商、知识份子、军人与其它市民阶层对公众活动的主导和参与，指出 19 世纪末前汉口已建立了复杂的资本主义和社会自治组

①卢汉超: 《美国的中国城市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08 年第 1 期。

②关文斌: 《清末民初天津与华北的城市化: 一个网络系统分析》，《城市史研究》第 21 辑; 任放: 《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

③Frederick W. Mote，“A Millen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 Form，Time and Space Concepts in Soochow. ”Rice University Stud-ies 59-4( 1977) ，pp. 35-65;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1350-1400. ”in G. William Skinner eds.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 101-153.

④如卢汉超的上海研究便强调，就算如上海这样的现代国际大都市，其中下阶层民众的生活文化仍与乡村紧密联系，与上海新的现代文明仍隔阂甚大。Hanchao Lu，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⑤朴忠焕: 《乡村与都市: 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与城乡差异》，《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7 年第 2 期。

织。这些组织不但具有商业自律和城市意识——超越以亲属或同乡关系凝聚起来的社会共同体，在政治上也能取代政府的直接控制而享有政治独立与法律自治。①罗氏因此论定，早在 19 世纪末西方工业引进中国前，中国已经依自身的规律发展出经济上与政治上的种种变革——如资本主义与城市自治意识的形成，西方的影响不过是外因条件。罗氏虽然成功挑战了韦伯模式，但也无法避免掉其它学者对他的检视与质疑。1993 年《近代中国》( Modern China) 期刊就曾出版一期关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特刊，其中魏斐德( Frederic Jr. Wakeman) 就举出其它例证反驳罗氏论点，认为汉口既未有坚实的城市认同意识来取代过去的亲属与地缘认同，且行会组织其实仍从服在强大的政府控制下; 更有甚者，由于汉口不同职业或地缘的团体组织间充满冲突，因此整个城市是分割碎裂的，并未能凝聚成一个城市共同体。②尽管 80 年代之后有许多学者利用不同城市与不同阶级团体来分析城市共同体与政府间的权力关系，③以呈现中国近代城市里更细微复杂的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图景。但也有学者质疑这种全能政府之于自治城市共同体的二元对立概念，其实是将政府视作抑制社会与经济自治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力量，而抹煞了两者间更多向的互动关系——如合作、角力、斡旋、协商等。因此主张将理论概念由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 转向公共空间( public spaces) ，不再预设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政治自治领域，而是从城市生活中的公开场域( 如寺庙、茶馆、戏院、市街) 来观察政府和地方团体间分离但合作调节的社会实践与政治交涉。④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从新文化史人类学角度来分析不同社会阶级或团体的研究，通常都以某人物个案为代表，详细论述个体人物是如何在各种政治时局与社会条件下透过理性推测或个人直觉来做出决定。这种过于细节化的描述虽然常被批评流于琐碎而失去与长程历史脉络的连结，但它却提供了两种重要的历史理解——个人主体性( individual agency) 与历史偶然性( historical contin-gency) 。它们不但能使我们注意到历史过程中的多样可能性与不确定性，也能去反映究竟这些可能性与不确定性是如何影响或形塑了近代中国城市中的大规模政治动乱、社会经济变动以及文化转型。⑤

    在将中国城市史理论的变衍轮廓式地勾勒后，可以发现，这三个时序阶段历经了文化价值观由西转中、社会价值观由上转下、研究方法论由宏观实证转微观文化的过程。在此思想脉络的演变下，英美学者对中国近代不同城市的兴趣也开始拓宽。然而就早期中国近代城市的研究特征来说，以英语出版的中国城市史著作大部分都研究上海，其中又以民国时期的上海史蔚为主流。⑥形成这种上海史研究一枝独秀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上海在近代的发展演变对中国迈向现代化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另方面则是由于当代大量上海文献资料的开放流通。不过在 90 年代后，这种以上海经验来建构中国近代化模式的研究趋势也逐渐受到质疑。如研究中国城市区域模式的先驱施坚雅所

①William T. Rowe，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Chinese City，1796-189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②Frederic Jr. Wakeman，“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 Western Reflections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ModernChina，Vol. 19，no. 2( April 1993) ，pp. 124-136.

③Joseph Fewsmith，Party，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1890-193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5; Strand，Rickshaw Beijing; 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 Regional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Brian Martin，“The Green Gang and theGuomindang State: Du Yuesheng and the Politics of Shanghai，1927-1937.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4-1( 1995) ; Kwan Man Bun，TheSalt Merchants of Tianjin: State Making and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

④Susan Naquin，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1400-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Philip A. Kuhn“Re-view of Susan Naquin，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107，no. 1( 2002) ，p. 167.

⑤Zhao Ma，“Individual Agency and Social Networking in Modern Chinese Cities”，p. 730.

⑥卢汉超: 《美国的中国城市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08 年第 1 期; 魏楚雄: 《挑战传统史学观及研究方法——史学理论与中国城市史研究在美国及西方的发展》，《史林》2008 年第1 期; Joshua A. Foge，l“The Recent Boom in Shanghai Studies，”Journalof the History of Idea，Vol. 71，no. 2，pp. 313-333; Wen-Hsin Yeh，“Shanghai Modernity: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a Republican City，”p. 1.

提: 中国没有一个单一整合的城市体系，而是一套九大区域的城市体系，①那么中国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单一城市能代表整个国家。究竟上海的现代化力量是否足以改变整个近代中国面貌? 上海现代性究竟有多普及? 它在什么方面与程度上支配影响了其它城市的现代化? 这些问题让许多学者思考到仅着眼上海所提出之论述框架与理论的局限性，他们因而转向投入中国其它地区——如华北和内陆——城市经验的研究，以之探究近代中国更多元且复杂的城市现代化表现。②

    近代天津受到英美中国城市研究者的关注，主要是在 90 年代后。这并非说 90 年代前就无研究著作，只是就课题开发与研究数量上而言，近代天津研究在进入 21 世纪后成果才多元丰硕，不仅涵括政治、经济、性别、社会等议题，更纳入殖民、跨国文化比较、现代性、国家认同等理论的分析。那么，他们为何锁定近代天津作为了解近代中国特定面相的透镜? 他们研究近代天津的动机是什么? 综合来看，主要是受到近代天津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特殊性的吸引。在政治方面，天津因其邻近北京的地缘关系，不仅自明清以来便是中外欲守攻天朝大门的军事重地，在进入民国后也是诸多外国强权和国内不同军阀、党派势力欲控制华北的战略要地，故成为可以同时观察中央与地方、外权间如何斡旋互动的绝佳场域。而在经济方面，天津所据之三河汊口使它在漕运体系、内陆转运与海上贸易方面都扮演着关键转运角色，因此成为分析华北经贸网络发展的重要的观察中心。至于文化方面，天津许多近代第一的文明开创表现，以及多国租界下人事思想的跨国交流，也使得天津成为探看近代中国现代化、中外社交互动与文化殖民比较的重要窗口。

    鉴于天津所具备的这些历史特殊性，英美研究者不仅欲透过天津研究近代华北的城市特色，也意在呈现华北城市在推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走向上有哪些相对于华南的模式。换句话说，这些研究者并非把天津作为另一个能展现近代中国历史面貌的代表城市，而是将天津定为于一个区域研究，关注它所在的特殊表现以及它与其它区域间的可能关联。初步分析这些研究者的选题趋势，80 年代的研究者仍主要关心革命问题，但到了 21 世纪后，研究者则纷纷转向现代化、政府—社会关系以及租界问题，其中又以租界下的中外关系为近年来最被关心的议题。本文以下就根据近 20 多年来于英美发表或出版的近代天津研究，与前述城市史理论主要的研究议题相扣，将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面相的研究综合概括讨论。

二、天津城市研究面相之一: 政权与社会

    政府/国家和社会/地方势力的微妙消长以及其间的关联影响，已然是韦伯城市理论之后各家学者欲重构解释的重要研究焦点。天津作为拱卫天朝首都的重要军政要地，较华南城市来说，其社会经济受到中央政治力量的影响可谓更为直接且巨大。关于近代天津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权势关系的研究，有三本著作可放在一起对照讨论，其分别为麦金诺( Stephen R. Mackinnon) 对清末袁世凯于京津地区的政治活动分析，关文斌( Kwan Man Bun) 对天津长芦盐商社会角色的分析，以及史瀚波( Brett Sheehan) 关于民国时期信任机制与银行家的研究。③

    麦金诺针对清政权最后关键几年: 1901-1908，透过分析袁世凯如何在京津建立起他的政治权力，来检视 19 至 20 世纪间中国政权结构的本质。麦氏认为，袁世凯权力的崛起既非来自他的北洋军队，也非来自地方保守派精英的支持，而主要是根据于北京中央朝廷的信任授权。麦氏分析清末的政治权力结构为中央、省、地方的三交叠节点，袁世凯居省辖的节点，他不但透过推动新政改革方

①G. William Skinner，“Cities and the Hierarchy of Local Systems，”pp. 275-352.

②卢汉超: 《美国的中国城市史研究》，第 119-121 页。

③Stephen R. Mackinnon，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1901-1908，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Kwan Man Bun，The Salt Merchant of Tianjin: State Making and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 Brett Sheehan，Trust in Troubled Times: Money，Banks，and State-Society Relation in Republi-can Tianjin，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案( 如新式教育、发展实业、推动地方自治等) 来赢得广大地方绅商的支持，也透过创立警察机关、政府资助之模范工厂和地方就业方案等，将中央政权渗透到省辖以下的地方单位。据此，麦氏认为此三个节点乃是相互合作而非相互敌对，每个节点都得以透过特定时机或途径来扩展其力量。然而在权力比重方面，麦氏透过袁世凯的政治行动与倚赖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等论断，清末中央政府并非如过去论述所指统治力量逐渐式微于地方或省区精英，反而是透过新政持续增强北京中央集权力量，表现得“有活力并变得强势”。根据麦氏对清末政权结构与势力权衡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当时华北仍主要是中央集权的状况。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如果中央朝廷在清末最后几年的政权力量是收编增强的，那它何以在 1911 年就迅速覆落?

    关文斌透过天津长芦盐商在社会与国家间的角色参与活动来分析清朝政权与社会结构的研究，可以为上述问题提供一个可能的解释。有别于过去研究盐商主要都关注扬州两淮地区，关氏特地针对华北重要的天津长芦盐区，提到天津盐商缴奉的丰厚盐税是国家财政重要来源，这种经济能力使得他们对社会的影响甚大; 而透过他们在社会上所参与的各类宗教、教育、救助等活动，他们的势力逐渐大过学绅，并创造出一种新的城市市民文化以及公共意识。此外，由于长芦盐商在清末仍持有主要盐业专卖权，这使得他们幸免于 19 世纪晚期两淮盐商的衰落命运——盐务贸易受挫于太平天国战乱、蒸汽船带动的外贸与区间交易，以及被来自宁波、广东等更具有与外商交易技巧的商人取代——而能继续持有商业优势并转而投资新式工业，并控制强大的商会与领导各项社会教育、基础建设。然而关氏进一步指出，尽管天津盐商变得更为活跃且争取更大的发声权，由于清末朝廷寻求的是更为中央化的政权建构以巩固自身的权威，因此对天津盐商的抵牾与挑战便铁腕决断——没收清算其家产并宣告破产。这使得之后清朝因武昌起义深陷财政危机而不得以再向盐商筹措巨款时，盐商于是变得袖手旁观。由此看来，清朝的政权——地方结构是种共生( symbiotic) 关系，它使得双端得以有效地调整妥协; 然而当朝廷加重中央集权破坏了这种均衡关系后——尤其当清末中央政权更需要地方的支持时，此共生关系的失衡便造成了清朝的覆灭。

    至于史瀚波关于民国时期天津银行信任机制的研究，则是透过观察 1916 至 1937 年间 9 次财政危机中政府官员、银行家、地方精英等对危机的反应与行动，来探讨地方精英阶层本质的改变，以及他们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史氏指出，清末到民初天津地方精英阶层的组成改变，主要是绅商阶级的消失与职业性团体( 如银行家) 的兴起。但是这群华北新兴地方精英的激进能动性是有限的。由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军阀力量对华北银行施予强制措施，因此天津银行业的精英分子不比上海的金融精英们来得有自决与发展空间，而是受限在不断扩大的政治威权下。从上述三个关于政权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可以发现，近代天津的政权结构关系受到更多中央政府集权的影响，而这使得天津在地方社会甚至商业贸易上都不比上海地区来得激进开放。

    除了研究政权与社会关系等议题外，关于近代天津社会阶层的分析也有两项成果，分别是贺萧( Gail Hershatter) 的近代天津工人研究，以及关文斌对天津混混儿的研究。①以贺萧对近代天津工人的研究而言，她根据汤普森( E. P. Thompson) 60 年代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理论，②重新思考近代中国在资本工业引进后，究竟是否发展出一个具自我社群认同意识的工人阶级? 贺萧初衷仅想关注天津纺织女工，但发现该群体在天津的规模太小，③因此将研究范围扩大至铁路工、搬运工、棉纺织厂工等各类工人。贺氏指出，由于天津经济明清以来是以漕粮转运机能的贸易业为主而非发展制造业，所以天津工人数量要在清末外资进入建厂、以及华北农民因贫穷及人口压力移入天津谋

①Gail Hershatter，The Workers of Tianjin，1900-1949，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Kwan Man Bun，“Order inChaos: Tianjin's Hunhunr and Urban Identity in Modern China，”Journal of Urban History，Vol. 27 ( 2000) ，pp. 75-91.

②E. P. Thompson，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Pelican: Harmondsworth，1968.

③贺萧指出，天津到 1920 年代整个工人阶级几乎都是男性，女工要到 1930 年代中期才逐渐增多。贺萧之所以想研究天津女工，是受到 Emily Honig 对上海庞大的纺织女工群体“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9-1949”研究的影响，该研究与贺萧的天津工人研究于 1986 年同时出版。

生等因素后，才逐渐增多。故寻探天津工人的来源，主要都是来自邻近河北、山西、山东等乡村，且在他们移入天津后，亲属与同乡的人脉关系仍居主导地位，不仅工作雇聘都是透过此血缘或地缘网络，其身份认同与文化习俗也都与此紧密相连。更有甚者，这些乡村移民大半仍保有其乡村农地，若遇失业问题，大部分便返乡务农。这些条件都导向近代天津工人社群间形成城乡连续性。除此之外，贺氏更分析到近代天津工业的几点特征: 一、天津经济单位与制造业组织规模都不大，许多甚至是非机械化的仅有 2、3 人的小作坊，因此雇主与工人间较少有严重的利益冲突。二、由于近代以来天津连续不断的政治动荡——从义和团、军阀割据、日本侵华到内战等，使得天津工业的发展在1949 年前并不稳定，不论是本土或外籍企业家都无法发展强健的经济组织。根据上述的城乡连续性、天津工业小规模与薄弱等因素，以及对工人团体因不同行业、领域、性别而有所区别差异的观察，贺氏认为各个工人乃至团体无法凝聚成大的群体认同，因此未能形成一个整体工人阶级意识。

    关文斌在研究前述盐商等上层群体之外，也对另一社会边缘群体——天津地头流氓混混儿——作专文分析，探讨他们在近代城市的社会角色与文化认同。关氏认为，这群混混儿虽然总是被当成制造社会纷端的问题分子，但他们同时也是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有益力量。与上海青帮主要活动于粮船甚少靠岸登陆公开行动不同，天津混混儿则是在公众街头，且势力分布不似青帮垂直集中于三大亨，而是更多非集中、水平分散的组织。关氏指出，天津混混儿的背景主要也是来自邻近乡村移民，透过他们仍紧密保持的亲族与地缘关系，他们因而能够更强化彼此的认同感并凝聚地盘势力。以组成分子来说，他们多半是从事永无出头之日工作的贫穷小伙子——如鞋匠、学徒、挑水夫、小贩、搬运工或无业游民等。其中也不乏女性的身影，她们多半是随父或已故夫婿加入某一地盘团体。关氏解释道，这些职位收入低下的年轻人之所以愿意成为混混儿，是因为在教育与官职机会仅仅局限于社会最尖端阶层的社会体制下，它提供了穷人可能的社会晋升机会——通过地盘行动获取更多财富与名声。以天津混混儿所从事的活动来看，他们除了各据运输地盘担任临时工领班外，一方面帮助地方邻人斡旋纷争、解决困难或组织宗教庆典游行，另一方面则受政府收编为民兵以抵御内忧外患——如太平天国之乱、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教案等。据此，关氏认为混混儿也是社会混乱中的一股秩序力量。值得思考的是，若如天津混混儿这样的帮会团体能在地方或政府上掌控某种社会秩序，那是否说明当时仍尚未有一个强大的、中央市政权威的警察制度? 这两者间的权力均衡与法制、国家建构有何消长关系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结合上述贺萧与关文斌的两项研究来看，近代天津中下阶层间仍表现出明显的城乡连续性，且相对于绅商与银行家等地方精英的研究，两者都甚少论及到中央政权对这些中下阶层的支控与影响结果，而是强调分析他们内部如何形成认同感，如何在自属的团体中生活行动，因此呈现出社会组成的分歧性与多元性，凸显出不同团体间的主体能动性。

    至于论及 20 世纪中期的政治力量如何在天津城市组织运作的研究，则有李侃如( Kenneth Liet-erthal) 及易乔夫( Joseph K. S. Yick) 两位分别针对 1940 年代中、晚期共产党如何能在天津市组织革命而成功赢夺政权的动员策略研究。①这两本著作的最大贡献在于将过去仅关注共产党如何在乡村动员的研究视角拉到城市里，并论证了城市革命对共产党成功赢得并确立政权的重要性，弥补了共产党在农民动员与武装活动之外的研究空白。李氏在其研究中便首先提到了当时天津所具备的两个特点: 一、天津是内战后共产党第一个成功夺取的开埠城市; 二、天津与北京长久以来的亲密联系决定了它政治上的保守性，因此现代性的经济结构并不能取代旧社会的运作机制，这使得天津社会成为一种新旧并立、歧同共存的异质组成。在这些特点上，李氏探讨共产党如何运用两种革命策略——分别为毛泽东的旧传统革命主张的“不断革命”，以及刘少奇新提倡更加注重组织化运作的“自上而下”控制策略——来有效巩固新夺取的城市。李氏指出，当共产党 1949 年夺取天津后，

① Kenneth lieterthal，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1949-195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Joseph K. S.Yick，Making Urban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CCP-GMD Struggle for Beijing-Tianjin，1945-1949，Armonk，N. Y. : M. E. Sharpe. 1995.

其首先得解决的“传统”问题，便是如何穿透存在于天津社会的“关系”——即不同社群间的人际网络。由于天津社会阶层分化非常复杂——如工人、商人、资本家、宗教团体、秘密社会组织、残留的国民党势力等，因此，当刘少奇抵达天津思谋如何建立市政管理时，他认为假如仅照搬过去传统革命方式则无法有效渗透各层关系，必须通过理性化、组织化、针对特定目标筹措的动员策略才能真正带来社会改变。对刘而言，革命是个过程而非单一突发事件，因此如何使运动更有组织技巧、更加有制度地推行下去才是长远之道。藉由详述共产党如何革命的技巧过程与运动过程中的人员经验，李氏对共产党的城市动员有很具体的政治策略分析，尽管他对两种革命——动员与组织的定义并不明晰。除此之外，若从社会分析来看，李因为未从接受的视角来分析动员过程，故无法让我们了解到地方上究竟是哪些人会对共产党的动员表示支持或反对，掩遮了社会“关系”的复杂性。

    易乔夫的研究则是将共产党在城市的动员活动提前至 1945 至 1949 年内战时期来观察，认为尽管毛泽东主倡反城市论，城市的动员其实是支持乡村武装斗争的强大力量，且到内战后期，共产党已将城市视为主要目标。易氏分析到共产党当时的几点策略，包括挑唆大众反抗政府政策、用宣传鼓动和渗透来削弱国民党的军事团结，以及与关键政府要员、商人、技师等建立人脉关系等。另外在动员对象方面，共产党并非把气力花在与工人建立关系上，而是锁定学生、知识分子、商人阶层等，认为他们在削弱国民党力量方面效用更大。然而除了知识团体外，易氏在讨论其他动员阶层——如“大众”( masses) 、“工人”等时，都并未具体解释其中的组成人士为谁，以致读者只能得到一个模糊的社群概念。此外，易氏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使用来自共产党的第一手资料，对国民党的具体分析很少，其资料来源也主要都是外文二手文献或共产党的看法见解，这使得读者对内战时期国民党的作为无法得出一个较均衡的认识。从上述两项研究来看，他们都通过天津城市的政党动员活动来重新理解中国在政权动荡时期的内部运作，因此一方面为政治事件提供新的诠释，另一方面也赋予天津在近代不同时期新的政治特征与重要性。

    由上述三个研究面相来看，他们都对既定的理论概念与研究取向提出质疑，如“市民社会”、“工人阶级”、“反城市论”，并欲通过近代天津各群体的特殊运作模式与变迁发展，来另辟上海研究之外的近代化经验与社会交流网络。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所关心的，都并非是因果结构上的外交军事问题或数据量化上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更多是文化建构问题——阶级认同的形成、市民社会的兴起、卫生观念的转型、动员策略的运作等。如此看来，即使是如政治军事或金融经济方面的课题，也被放至新文化史与社会学的研究概念与方法下来论证分析了。

三、天津城市研究面相之二: 多元现代性

    现代性最习以为常的谈法，就是将塑造出“现代”社会的种种改变视为“现代化”，将获致“现代性”视为国家或社群历史上最重大的改变。由于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与欧洲的扩张关系密切，因此在分析近代中国的现代性时，传统便以欧洲文明成就的高低为界定标准: 如经济上是否有通过工业资本主义而渐增的经济成长、文化上是否系统利用了科学作为基础知识、社会上是否有讲究秩序与效率的管理等。但是这些检验标准现已难站得住脚，原因在于许多这些欧洲现代性本身就很分歧，它们很少毕具于一个社会，且之间也是经过许多历史变革才成为当代社会的“现代”特色。其次，就算中国的现代化确实受到欧洲文明影响，但在此过程中中国主体社会也会根据自身处境与条件，做出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选择或是在地的调整，因此表现出多种模式且多重含义的现代性。对于研究近代天津现代性的学者而言，他们不仅考虑到这些传入天津之“西方”现代性的多源，厘清这之间多国文化转译的问题，也关注到了天津社会如何吸纳发展这些西方现代性，即如何将它们本土化的过程。

    麦迪逊( Richard Madsen) 一篇关于法国天主教所创设之天津工商学院的论文，便是探讨宗教阶

英美近代天津城市研究综述层组织、科学智识教育与城市商业环境如何共构出一种另类现代性的研究。①麦迪逊指出，以天主教在中国西安乡村提倡遁世、反科学至上与经济利益的神学观来看，其到天津这个经济中心城市建立有关科学、工技与商贸科系的学院，两者间似乎存在一种价值相互冲突的吊诡关系。究竟这种在中国城乡对现代性一拒一迎的差异如何同属于一个天主教团体? 麦迪逊认为其核心共通性在于阶层式( hierarchical) 的控制管理。这种管理制度讲求的是一种如家长制层层往下分级的严格的级别规范，要求各级对上皆遵从顺服。天津工商大学正是因为置入这种阶层式的管理，而能如乡间天主教团体疏隔于世俗世界之外一般，在自身与城市环境间维持了有效的边界。这种区隔表现在天津工商学院在抗战时期仍保持政治上的冷漠。由于受到校方阶层式的教化管理，天津工商学院的学生都被要求绝对纪律，所有政治激进行为或意识都被校方规劝阻挡。故相较于燕京、清华的学生在日本侵华时的激昂行动，工商学院的学生并未热血沸腾地走上街头参与学生运动，而是隔绝于社会环境之外。据此，麦迪逊认为就算工商学院安排了大量西方课程训练，它们在培养学生主动参与公共事务以及挑战旧传统封建秩序方面仍不起作用，反而是进一步助长了儒家伦常、父权专制、社会从属关系等中国旧传统的延续。

    除了上述的阶层式现代性之外，麦迪逊更通过天津工商学院课程体制的改变，来探讨所谓西方现代性的多元与变衍。麦氏指出，天津工商学院在课程设定方面因外在时局条件而有三次妥协调整。早在设置初期时，工商学院是以法语教育为本，但之后由于天津工商界在沟通业务方面主要是使用英文，学院只好退让将全法语教育改成法国式的教育——即将所有法语教材译成英语传授。但到了 1930 年代，受到南京政府教育部的新制规定，除了学校课程体制得改成美国制，人事方面也得聘用中国人为校长，这使得学院再也无法以法国文化教育来将自身与非天主教组织区隔开来。此外，由于 1930 年代工商学院科系扩编，学校内部更因此面临人手短缺的窘境——没有足够的耶稣会教士担任教职，因此得延揽非天主教徒之师资来弥补空缺。②通过这些体制的转变，麦氏认为所谓的西方现代性并非单一且固定的内容，不仅“西”有不同欧洲国家的区别，进行的模式也甚至无法如预期所料般而有所变化。

    罗芙芸( Ruth Rogaski) 则是藉由探讨卫生一词的历史语境与体制设置的演变过程，来揭示近代天津社会、政治与文化观如何走向现代化。③罗氏之所以针对卫生来讨论，乃在于卫生既作为一种人民生活方式，也作为一种政府管理模式，因此成为一个能够反映现代社会生活与政治结构的表征。她首先比较中西医卫生观的不同，指出中国传统卫生观所涵义的保卫生命、养生之道与对个人生命整体的关注，到了二十世纪西医传入后就成为指涉干净、清洁、无病菌，并区分出个人与公共卫生的词义。而在这语境转换过程中，真正使卫生一词发生改变——将科学、医生、人民、警察、军队、中央政府等面相结成一整体，在于中国引入日本人长与专斋( Nagayo Sensai) 对卫生一词的翻译。罗氏其次讨论外国租界区各自所建立的卫生体系与健康评断标准如何影响了中国对卫生改革的企盼与行动。她指出，租界地国家以卫生技术陋窳来评断一个国家无统治能力、社会落后且个人缺陷的看法态度，不但逼促了中国政府设置专门卫生机关以重掌统治权外，也刺激了中国精英鼓吹整个民族集体追求现代卫生。此外，在所有租界国之间，又属日本对卫生施政最为看重，其积极发展公卫体系与控制疾病的能力与成效，吸引了中国政府日后的仿效。罗氏最后谈到日战与韩战期间的细菌战役与卫生运动，指出卫生在此时已从个人疾病防御措施，转向具有反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精

①Richard Madsen，“Hierarchical Modernization: Tianjin's Gong Shang College as a Model for Catholic Community in North China，”in Wen-hsin Yeh ed. Becoming Chinese: Passages to Modernity and Beyond，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pp. 161-190.

②麦氏特别解释到，虽然这些体制协调过程都不断模糊天主教学术团体与外在世界的界线，但工商学院仍得以透过天主教阶层式的专制管理来确立自身天主教的内涵特性。Richard Madsen，“Hierarchical Modernization: Tianjin's Gong Shang College as aModel for Catholic Community in North China，”p. 173。

③Ruth Rogaski，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

神内涵。通过这三阶段的讨论，罗氏认为这段卫生语境和体系建构现代化过程，其实是多股历史力量——包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族主义与城市化等的蕴合，它让我们看到中国传统卫生是如何逐渐被西式知识标准支配。值得注意的是，从罗氏分析中国卫生现代性的影响来源来看，它并非直接引自西方各国，而是来自将这套西式文明转译的日本。因此近代天津的卫生现代性，其实是一个由中国、日本与欧洲所共同建构起来的跨国现代性的表现。然而，罗氏的专注精英知识观与官方体制的分析，便不免牺牲掉对另些面相的讨论——如天津居民对卫生的看法与体验、公卫体系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实践等。罗氏本身也注意到这问题，因此尽管实际上并没有足够文献能支撑这部份的讨论，但她仍举出挑水夫等社会低下阶层出身者为例，认为他们并非完全被支控，而是能够去挑战或向上层协议其强制执行的法规。若将此例与整个上层建构过程对照来看，它这样让我们注意到中下阶层在文化霸权下的能动空间与主体性。

    相对于上述对现代卫生语义转变的研究，罗芙芸另外一篇则是针对一个建构在传统儒家道德上的社会救助机构——天津广仁堂，探讨儒家文化在世局倏忽动荡的现代城市环境中解决妇女福祉等社会问题的优点与限制。①作为近代华北地区收容寡妇孤孺的最大社会救助机构，广仁堂的设立与天津时局背景和经济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联。随着天津 19 世纪开埠后经济成长所带来的人口与社会紊乱，女子被绑架、贩卖、虐待等事件成为最困扰天津官员的社会问题。尤其在 1870 年天津教案与 1878 年丁戊奇荒后，如何收容照顾无独立生活能力的寡妇孤儿，便成为具儒家人道仁爱与重视女子贞德观念的地方儒士和官员迫切推行的社会事业。罗氏提到影响广仁堂的设置与发展的因素有二: 一是来自安徽、江苏、浙江等南方各省商人与官员的支持推行。在李鸿章上任直隶总督后，他将老乡安徽与旁邻两省江苏和浙江的人脉也带到了华北。由于江南各省早已有社会慈济的传统，因此当这批江南绅商睹见天津的妇女社会问题时，便将南方儒家理念与实践措施引用来解决这现实情况。至于另一影响则是来自近代科技发展。随着交通运输与传播媒介的逐渐发达，它们带动了更多人员与讯息的流动，因此促进了广仁堂跨区域救助事业的可能。透过广仁堂设立与经营过程的讨论，以及其中对堂内寡妇孤孺日常作息与学习的详细论述，罗氏呈现出近代天津与其它区域的社会连结，以及传统社会事业在城市环境下的变貌。

    同样是针对天津广仁堂的研究，许慧文( Vivienne Shue) 则是较罗氏更进一步去分析此儒家慈善事业因随近代城市环境发展调整而产生的多重隐喻( mixed metaphors) 现代性。②许氏分别从广仁堂的经济营运与教养制度来讨论广仁堂所作的“现代”调整。就经济营运来说，广仁堂最初是由清廷大臣李鸿章与盛宣怀设立，并由南省绅商作为董事。这群绅商董事的初衷虽是赈灾与抚养孤儿寡妇，但其从商的背景很快就让他们把对广仁堂的经营放宽到投资各项农工商事业——诸如买卖土地、银行证券、投资纺织业、煤矿、铁工业等。到了民国时期，由于不再有中央官员的资助与支持，再加上民初政府课税繁重，为了解决财务危机，广仁堂一方面与更多民间富商和名门家族建立关系以筹措捐款，另方面则改建堂馆将部份空间租赁出去以赚取租金。就教养制度而言，广仁堂在清末新政后也产生了许多变革。以妇女为例，新政之前她们主要是习读一些儒家道德书籍，但在新政之后，这些古典经籍的学习变成了实业技术的训练。由于妇女得开始进入职业教育所习一技之长并到妇女工厂工作，不仅他们的生活作息被制度化——如每天工作、休息与用餐皆按时刻表进行; 每周按天数轮休放假; 每人按照时数给薪; 工作时必须别上编号以供识别等，其生活态度也被效率化——不能太过闲逸、工作必须更有技巧以节省时间、要创造更大的价值、必须勤劳负责任等。对于上述这些调整现象，许氏认为其不啻反映出儒家理念与实践在讲究经济效益、进步精神的资本社会下两相结合所产生的一种交混现代性。

①Ruth Rogasku，Beyond Benevolence: “A Confucian Women's Shelter in Treaty-Port China，”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Vol. 8，no. 4( 1997) ，pp. 54-90.

②Vivienne Shue，“The Quality of Mercy: Cofucian Charity and the Mixed Metaphors of Modernity in Tianjin，”Modern China，Vol. 32，no. 4( 2006) ，pp. 411-452.

    除了教育、市政体系、社会救助机构的研究之外，关文斌则从经济方面探讨近代天津城市的现代性。①关氏这篇论文主要是想重构华北城市的城市网络，以论证施坚雅的等边六角巢状阶层的分析模式并非适用于整个中国。关氏认为，天津在 20 世纪初就已经走出北京阴影，成为华北大系统的城市中心。通过天津与其它城市间的相互连结关系，关氏指出以天津为中心的城市网络有两大特点: 一、此网络纵向联系超过横向联系，是由点与点所形成的一种树状网络。这种网络使得地方精英与批发商更容易操纵垄断市场，因此不像施坚雅巢状模式认定有市场空间上的竞争。二、此树状网络所描绘的华北长途贸易范围远超出了施坚雅所划的华北大区。由此来看，近代天津所呈现的特殊城市网络可谓反映出近代中国经济区域发展模式的异质性，表现出不一样的现代化模式。②

    综合上述各研究来看，近代天津现代性的多元至少表现在三种面相。首先是传入的来源。由麦迪逊和罗芙芸的研究可知，现代性的输入并不总是来自英美，诸如法国、日本等在近代有强大输出文明能力的国家，都可以是中国进行现代化过程中吸收的对象。其次是与传统的交融。由工商学院与广仁堂的研究来看，当天主教、儒家等强调阶层或伦常规范的传统体制走入近代城市环境后，它们因为面临政治政策、经济条件、科技发展、知识传入等多方变化，而必须不断调整以利延续发展。因此通过这些机构转型的过程，可以看见不同传统与不同现代环境变数组合重构的复合表现。另外还有不同阶层的反应表现。就上述对知识分子、挑水夫、寡妇孤孺等不同阶级社群的讨论，可以了解到尽管某些现代性的置入是伴随国家公权力由上而下的强制执行，但社会群体并未因此被同质化，而是会因为他们不同的背景资源、人脉关系与行动目的产生不同的应对模式。因此就这些面相来看，近代天津的现代性，其实已富涵了跨国文化转译、新旧交融并存、社群分化实践等多元表现。

四、天津城市研究面相之三: 异质的租界

    在比较殖民( comparative colonial) 及跨国研究( transnational) 的分析理论带动下，近代天津高达九国租界的历史因此成为许多研究者绝佳的范例。他们不仅有针对各国租界空间、人事活动等议题的纵向分析，也有对各租界国间彼此互动或文化跨界的横向讨论。然而，也许是因为美国并未在天津实质经营过租界地，因此美国学者尚未开发这方面的课题，反而是许多英国大学教授在近年来纷纷发表相关论文，这与英国作为近代天津最大租界国的历史因素不无关联，毕竟在租界文化影响性方面，英国实谓当时天津诸租界强国中最为关键的角色，也正因为此，无论是在研究课题还是所留文献材料上，英国学者都有相当大的兴趣与优势。

    以马乔里( Marjorie Dryburgh) 所研究的天津日本租界为例，他欲通过日本天津侨民经验而非官方政策来理解“帝国”的实质为何，并以此来重新检视帝国与其海外公民的关系。马氏藉由当时天津侨民发表于各类报刊杂志的文章、公司名录、日记，以及居留民团的会议记录等，来分析天津日本侨居民不同职业工作者的背景、他们在天津生活的感想纪录、居留民团委员间彼此的意见，以及日本天津侨民对不同起中日武装冲突事件的反应与看法，指出不仅天津日本侨民社群之间有所区隔，他们对国家官方的军事行动也并非总是支持赞同，而是态度分歧表示异议。马氏以天津日侨民对济南和天津事件的反应为例，提到侨民以对本国的忠诚与顺服来换取国家对侨居地的军事保护，但若日本军事行动使得侨民个人处境与经济情况更为危困，他们则不再支持甚至抗议驻军。由此可以看见，日本侨民看待个人或经济上的地位与安全其实更重于抽象的国家利益; 他们与国家之间并

①关文斌: 《清末民初天津与华北的城市化: 一个网络系统分析》。

②对于施坚雅与关文斌所分析出的不同城市网络模式，周锡瑞认为，关氏的树状模式也许适用于沿海城市或经营长途贸易等城市，但对于其他内陆盆地或经营本地零售业的城市，施坚雅的等边巢状阶序模式仍旧适用。周锡瑞: 《华北城市的近代化: 对近年来国外研究的思考》，第 11 页。

未有一个共同的利益或目标，反而彼此间有所悬殊落差且分歧。①

    史瀚波( Brett Sheehan) 则从媒体报载方式来讨论 1930 年代前后天津租界下的中日冲突。②他研究中日双方报纸如何运用照片来建构各自的政治目的与塑造军事紧张情势，并进一步影响了内外国民众在情感上及政治立场上对事件的判断认知。史氏认为，照片虽然作为一种再现事实的载体，尽管其所具的特质——如传递文字无法企及的真实性、反映事件的具体情况、感染读者对事件的情绪等，都使它成为一种强大的报导力量，但由于它常与具备特定政治企图的叙事拙劣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其并非直接明晰地传递讯息，而是扭曲隐晦了真相实情。史氏分析中日报纸关于 1931年 11 月两起天津便衣队暴动事件的各类图像——包括租界街况、武器与警备特写、便衣队尸首惨景等，指出报纸上有关天津事件的照片本身都无涉便衣队暴力攻击或开战行动，而只是一些事后人、地、物静态且片面的呈现，但由于它被报导的标题和被刊登的位置——通常与满洲国事件以及其它外交军事活动交错在一起，因此让民众相信这起事件是开战的前讯，并引发更强烈的武力敌对张力。从这篇论文来看，史瀚波并非想再次论断天津事件的真实性，而是去了解当时报纸如何解释并运用这起事件制造出更大的军事冲突情境，以此还原事件背后复杂的政治立场与舆论意识的纠葛。

    除了上述关于日本租界的研究外，马利楚( Maurizio Marinelli) 则着力于天津意大利租界区，从租界区的空间功能、建筑形式，以及当时殖民地精英对租界环境的评论看法，来分析意租界是如何通过空间塑造出国家认同与其它历史情感，并诠释这些空间又呈现出何种殖民符号与情感意识。③马氏认为，天津意租界是一个真实与虚幻并存的空间，虽然意国政府通过置入各种现代公共建设、文艺复兴建筑样式与重新命名街道来再现其文明传统，但这种彷佛“乌托邦”理想式的空间再现其实是一种强化意国民族优越意识与占领租界合法性的殖民制约。马氏因此主张将租界地视为一种异托邦( hetorotopia) ，关注在“优越”、“进步”等表面语汇下的多元与分层空间，好将天津租界从欧洲统治的符号中解放出来。

    从三位学者的研究来看，天津城市的异质性并非仅在于九国租界彼此间的差异，还在于更多人、事、空间等面相——如租界侨民舆论意识、中外媒体诠释冲突事件的立场、租界空间的跨文化与殖民主权符码——所产生的区隔、错位与分层。他们这些关注历史不同话语层次的“语言转向”研究视角，为过去注重事件史或社会生活状况的描述性研究取向，增辟了一些新的思考议题与分析角度。

    至于另一个全面且系统的研究，则可算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Bristol University) 与斯旺西大学( Swansea University) 8 名教授共同主持的研究计划“比较视野下的殖民主义: 九国租界下的天津”( Coloni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ianjin under Nine Flags，1860-1949) 。④这项 3 年研究计划的主要重点将放在英法德义俄这五国租界，尽管各教授的研究尚在进行中，确切的研究主题也并未发布，但相信透过这些教授利用各国租界第一手丰富的外语文献资料，以及跨国比较的观点，这项计划成果将能提供更多非汉语资料所能呈现的租界生态与文化特征，以及各租借国间可能的分隔—交错、合作—对立、斡旋—冲突等交流关系。

①Marjorie Dryburgh，“Japan in Tianjin: Settlers，State and the Tensions of Empire before 1937，”Japanese Study，Vol. 27，no. 1( 2007) ，pp. 19-34.

②Brett Sheehan，“An Awkward，but Potent，Fit Photographs and Politic Narratives of the Tianjin Incidents During the Siao-JapaneseConflict，November 1931，”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Vol. 7，no. 2( 2008) ，pp. 193-227.

③Maurizio Marinell，i“Self-portrait in a Convex Mirror: Colonial Italy Reflects on Tianjin ( 1901-1947) . ”Journal of Global CulturalStudies，Vol. 3( 2007) ，pp. 119-150; “Making concession in Tianjin: heterotopia and ltalian colonialism in mainland China. ”Urban Histo-ry，Vol. 36，no. 3( 2009) ，pp. 399-425; “Internal and external spaces: The emotional capital of Tianjin's Italian concession. ”Emotion，Space and Society，Vol. 3( 2010) ，pp. 62-70.

④参考布里斯托大学此计划网页: “Tianjin Under Nine Flags，1860-1945”( May，1，2011) http: / /www. bristol. ac. uk/tianjin-project

结 语

    通过对上述三大研究面相的简要概述与分析，可以看出，近代天津由于政治上受中央政治力量影响较大、时局环境更为动荡，再加上城市职能主要为运输转运而非制造业或工商业，因此经济及社会流动空间较上海受到更多的局限。然而，也正是近代天津这个靠近中央政权与多国并竞的政治生态，以及承担内外贸易转运的特殊背景，让天津较其它华北城市来得更有人事地缘上的优势，而先行发展出多元的文明现代性。就研究方法来看，这些主题间可以归纳出几点共同取向: 与上海研究比较、质疑西方理论概念、从日常活动观察大动向、关注中平民群众与地方精英或国家间互动关系等。如果说近代天津这些研究趋向是延续 80 年代上海城市研究特点，如卢汉超所提的“从外到内”、“从大到小”、“从上到下”，其实上述天津研究的特点也可以说具备了“从内看外”、“从小到大”、“从下到上”的研究内涵。令人值得思考的是，当天津主要被当作上海的比较对象来加以研究时，其上海模式是否会局限了近代天津历史特点的可能性? 换句话说，近代天津的研究课题是否可能还有其它焦点，不是仅与上海研究的课题重叠? 要跳脱这种比较观点下的圈限，笔者认为发展的途径可以有二: 一是观察天津与其它中国城市甚至海外城市的连结可能，藉由这种地区横向发展的探索，近代天津历史网络的特殊性便能有所彰显，而不是被单独拿来比较的地区史。二是将这些新文化研究取向下的研究成果与宏观的历史结构整合起来，通过探析宏观与微观历史论述之间的落差、断裂或是关联，以此来思考尚未解决或尚未明了的历史问题，而不致仅仅是陷入区域间的片面比较。

（转引自：《史林》(沪)2012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