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民众西医观念的演变与发展

郝先中  朱德佩

发布日期：2010年12月10日

[摘要] 西方医学进入中国,为中国民众逐步接纳并形成观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从清末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长达数十年之久。社会公众对西医的认识大体经历了从恐惧、畏疑到信任和推崇的变化,西医的实效性成为征服民众的密钥。民众在与西医的日常接触中慢慢形成了稳固的西医观念,这种观念奠定了西医扎根中国民众的社会心理基础,并在客观上拓展了西医的生存空间。西医在中国的传播路径也呈现出由中心城市向边缘地区逐渐扩散的特征。而上海民众对于西医的热衷与接受程度最具典型意义。

[关键词] 西医;社会民众;西医观念;《申报》

   鸦片战争以后,西医伴随传教活动初履东土。虽然传教士们倾向于自上而下的传教策略,但医学传教则从社会底层入手。西医在融入中国社会的漫长过程中,虽历经风雨,一波三折,但其先进的制度体系与技术手段逐渐赢得了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并形成了稳固的西医观念,这种观念是西医扎根中国并日益发展的社会心理基础。有关西医早期在华传播问题,熊月之、杨念群、田涛、高唏、何小莲、李传斌、雷祥麟等学者已经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在涉及到中国社会对西医的整体回应时也各有侧重,但关于民众这一最广大的群体对西医的反应,未见有专文系统剖析。本文旨在探讨近代以来中国民众在接纳西医过程中的心理流变、时空差异及文化根由。

一　“眼科医局”打开了民众心理屏障

西医作为舶来品初来中国之时,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无异于天外来客。对西人和西医的怀疑、恐惧是社会民众的普遍心理反应。还在清初,民间就有西人蒸食幼儿的谣传:“嘉靖初,佛朗机国遣使来贡……其人好食小儿,其法以巨镬煎滚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其胃,蒸食之。”[1]这段话居然出自学术大师顾炎武的书中,可见当时对西医误解的人决非少数。

事实上,民间对西医的偏见很长时间都没有消除,直到19世纪下半期,社会上针对教会医院尚有种种讹言。诸如,教会医师以迷药诱人入教,以媚药淫亵妇女,西医解剖尸体或制作人体标本,被认为是出于邪恶动机,等等。起初,民间百姓对西医的怀疑是对陌生事物的本能防备,也是合乎情理的。著名西医余云岫分析认为:“新医学之流入吾国也,以西人教会为先导,碧眼紫髯,其形状,国人所未见也;旁行斜上,其文字,国人所未曾读也;祈祷洗授,其举动,国人所未曾习也;称道耶稣,其所崇信之教主,国人所未曾闻也。故其对于教育,已抱疑忌畏恶之心。加以医治病人,动用刀针,乃目为杀人之凶慝矣。”[2]而公众对于尸体解剖的惊诧和畏惧,是因为人死后“保守尸体为吾国最神圣不可犯之旧习,国人见其如此也,遂哗然以为杀人食人,如水浒绿林之所为矣,百口辩解,终莫肯信”[3]。西医一度成为邪恶的象征,教会医疗在初始阶段步履维艰。教会医师伯驾的“眼科医局”开业的第一天竟然无人问津,第二天只有一名患青光眼的妇**就医,后来情况才慢慢好转起来。[4]

当时的广州是西医抢摊中国的前沿地带。多数传教士发现,在广州,除了商业往来外,他们很少有其他机会和中国人深入交往,更谈不上拓展中西方交流的内容。传教士们意识到,只有与中国人建立友善的关系,形成社交往来,彼此建立信任,才能使西医在中国生根发芽,这一动机正好契合了传教团赋予教会医师的使命:“要鼓励在中国人当中行医,并将上帝赐给我们的科学发明、病例调查等有益的知识,提供一部分给他们分享……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将有助于消除偏见和推倒长期以来所持的民族情绪的隔墙,并以此教育中国人,他们所歧视的人们,是有能力和愿意成为他们的恩人的……利用这样一个代理机构,就可铺平更高的道路,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和尊重。”[5]

最早尝试接触西医的社会群体,实际上是两部分人,一是社会底层无力求医问药的穷苦人,二是经中医久治不愈的病人。这些人“最先冲破了人们心中的防线,疑惑的坚冰一旦打开,贫病的中国百姓纷纷涌向教会医院”[6]。当然,局面的真正转机完全依赖于医师高超的技艺。伯驾“凭着他在外科上的技巧,不久就为他的医局赢得了朋友”[7]。一大批病人通过伯驾的亲手诊治而痊愈,畏惧疑虑心理逐渐消失,就医人数日益增加,“眼科医局”开始出现了繁忙的局面。据伯驾自己说:“我看到其中有些人提着灯,在清晨二三点钟就从家里出来,以便及时到达。如果当天收住病人的数目有限,他们将在前一天晚上到来,整夜等候,以便在次日能得到一张挂号票。”[8]

伯驾很快得到了当地百姓的信赖,中国境内最早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载《医院》一文,详细介绍了伯驾的“眼科医局”及其在中国的影响:“病人不远千里而来,得医矣。传说此事者亲眼看医院之士民云集,挤拥,老幼男女如曦来。莫说广东各府厅州县之人,就是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山西各省居民亦来求医矣。儒农官员,各品人等病来愈去矣。”[9]显然,伯驾在民众的心目中获得了尊重和信赖。美国学者也认为,正是伯驾的乐善好施,拯困济危,才使他赢得了朋友,并“作为一个美国 人而为人所知”。[10]

西医在中国的数量有限,为了扩大在中国的规模,赢得更多中国民众的信任,“中华医学传道会”设想在中国培养和教育青年掌握西医知识,通过他们传播西洋医学,以寻求一条促使中国百姓能够完全信任和接受西医的途径。

随着教会医学规模在中国的日益扩大,各地的受医人数也急剧增加。这方面向来缺乏详尽的统计材料,但通过一些零星的报刊记载,仍能帮助我们窥斑知豹,如《中外新闻七日录》以《医馆近事》为题,报道了广东地区西医馆的受医情况:“计去年省垣、佛镇两处贫民男女受医者,有30 512人。石龙等处受医者,约5000人。肇庆府内受医者亦有2170人。其中所治砂淋症者22人。可见活命之菌,遐迩咸臻也。”[11]由上计之,仅广州、佛镇、石龙、肇庆四处一年以内受医人数即达37 682人。上海虹口同仁医院在建院第一年(1865年),共诊治男性病人6370人,女性病人9478人,另有76名外国人,共计15 924人。[12]由此不可否认,广州、上海这样的城市是相对发达的地区,也是教会医师活跃的场所,当地西医院的受医者比贫穷落后地区的受医者要多得多。

这一时期,民众对西医的认识和接纳的程度有着很大的地域性差异。首先是广东人对西医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信任;其次为东南沿海一带较为开放的地区人们的信任;再次是上海人的信任。上海人后来居上,人们普遍热衷于西医西药。虽然上海也出现针对西医的谣言,但并未引发多少医患冲突,上海民众反倒不为“剜眼剖心”之类的谣言所迷惑。《上海新报》1870年有一篇评论中写道:“数日前上海谣言渐兴,实为可笑。知者不为所惑,愚者易于受惊。”[13]

  民众对西医的认可是西洋医学在中国扎根生存的基础。一项调查统计表明,普通民众对西医疗效所产生的浓厚兴趣,明显高于教堂人员和地方官员。

对医疗工作感兴趣的程度和趋向[14]

二　社会民众西医观念的逐步养成

在西医东渐的过程中,中国民众对西医认识的变化,主要得益于西医的实效性。人们在与西医的日常接触中慢慢了解了它的功效,在中、西医并存的地方,民众的心理天平慢慢地向西医倾斜。客观地说,清末民众对西医只是逐步产生了兴趣而已,并没有真正形成观念。因为观念的形成有赖于热情的升温和习惯的养成,教会医学深知,要在整个中国民众中培养和形成西医观念,就必须扩大西医的影响并拓展生存空间。

西医对中国民众的影响也是从南到北逐渐扩展的。当伯驾等教会医生在南方大展拳脚之时,在统治中心的北京,洋医生依然形单影只。英国人雒魏林开创了北京的西医事业,1861年他来到北京,担任英国驻华使馆医生,后来开办了自己的诊所,即北京首家基督教会医院(后来协和医院的前身)。雒魏林到北京后,不仅赢得了清廷的信任,也在普通百姓中产生了影响。《申报》曾载文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京都有西人设立医院一所,用以救济疾苦之人,意至善也。据云去夏至今一周年中共医有九千六百十八人,可见华人亦皆信其术精胜矣。”[15]1864年医学博士德贞接替雒魏林,主持北京的医疗工作。

早期教会医院还出现在上海、福州、宁波、汉口、汕头等地。1873年,《申报》记述了当时西医在上海地区的景况:“自中西通商以后,凡泰西诸国医士接踵而来,药材齐集而至,如上海一区,西医之设立医馆已有数处……无论中西富贵贫贱之人,均可就医于各馆,富贵者求医而不求药,贫贱者则医药皆出之馆中,甚至贫苦无告之人,沉重难治之症,并令住宿馆中,供其饮食,遣人扶持,病愈即行,不费分文,立法之善,诚莫与京矣。”[16]另一篇时评也报道:“自中国通商以后,西医之至中国者,各口岸皆有之,非徒来医西人,而且欲医华人。但华人不识西国药性,不敢延请西医,故初时华人均不肯信西国医药。于是西医邀请中西商富,先集巨资,创立医馆;次集岁费,备办药材,以为送医之举。初则贫贱患病、无力医药者就之,常常有效;继则富贵患病、华医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则无论贫富贵贱,皆有喜西药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而就馆医治者日多一日,日盛一日也。”[17]

还有资料记载了当时医院摩肩接踵、门庭若市的场景:“看一看在医院大门外,排在大街上候诊的队伍,看一看每天清晨从四面八方涌来的车马轿子,看一看那些官员、侍从、马夫、轿汉,是如何把整条街挤得水泄不通的。人们把小孩举过头顶,否则小孩就会窒息、挤伤。”[18]显然,只有赢得社会公众的热衷和关注,西医在中国的发展才有肥沃的土壤,民众的认可是西洋医学在中国扎根生存的基础。

西医初来之时给中国穷人施舍医药,带有明显的福利性质,因而不被生活相对富足、骨子里充满文化优越感的人士认同。但到了19世纪末,报章杂志上有关西医院的介绍就逐渐多了起来。《点石斋画报》以生动明快的画面,描写了西洋医“仁医济世”的场景。该画报收集了多幅西医为病人诊疗的画面,如“著手成春”、“西医治病”、“收肠入腹”、“西医治疝”、“剖腹出儿”、“瞽目复明”、“妙手割瘤”等。其中《妙手割瘤》一幅,登载了上海西门妇孺医院女医生邀请沪上西医会诊,为一女病人切除150多磅肉瘤的病例,并记载了手术过程:“将该氏置机器铁椅上施以闷药,用利刃将瘤割下,然后喷水令其苏醒……据西医云,此等大瘤从来未有,故已浸以药水寄往泰西大医院中藉资考究。”而该妇痊愈后“行坐起居如释重累,不禁喜出意外”。[19]另一则《西医治病》报道:“都中施医院之西医某君,初次莅华,未谙言语。而治病给药,必需详询,方知病之原委。有西女某,教中人,亦好善为怀者,愿代某君喉舌之司。两相得而益彰,故赴院病人日以百计,西士女不以烦冗为苦,殊足多矣。”[20]

这两幅纪实性画面成为西医大夫神奇医术和良好职业道德的真实写照,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尤其是都市民众对于西医治疗的一般观念。这些关于西医院的正面报道,反映了士民们接纳和提倡西医的开放心态。

西医日益进入了中国民众的生活底层,尽管覆盖面相对有限,但其显著的疗效确实改变了大部分中国人的态度。1883年教会医师蓝华德、柏乐文在苏州创办首家教会医院时,当地“社会对于西医毫无认识,盲从反对者甚众”[21]。直到19世纪末依然是“中户以上,不乐西医”,前往就诊的“惟附近村农暨无告之民”。[22]然而,惠更医师始终如一地“以医泽民,临诊恳挚”,对病人“爱护若家人”,继而“病者辄霍然而去,欢赞之声,渐澈路衢,求治者日众”,且“称道不去口”。[23]苏州人对惠医生可谓百般感激。到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苏州人开始接受西医,西医西药被苏州各阶层广泛信奉,甚至一些上流社会也到教会医院投医问药,治疗疾病。一些豪门贵族还将子弟送到教会医院自费学习西医。对西医的态度改变以后,治病观念也随之转变,多数居民“有病辄就院治”[24],而不再像过去那样愚昧无知,遇到疾病就求神拜佛了。

　                三　从《申报》广告看上海人的西医观[25]

上海开埠以来,西人与日俱增,随着上海商业化的发展,西化成为上海的一个重要社会特性。而上海民众对于西医的热衷在近代中国也最具典型意义。

西医与上海人的生活密不可分。看西医、吃西药成为市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上海是中国近代广告事业的发源地,从《申报》历年的医药广告中,可以看出上海人对西医西药的价值取向。民国初年《申报》每日发行8至24版,周日或节庆可能扩展到三四十版,每一个版面上都有医药广告。戈公振曾以1922年《申报》上的各类广告为依据,加以统计分析,医药广告在数量和面积上占广告总数的34.9%,居各类广告之首。[26]黄克武把《申报》上医药广告分为五类:医院、诊所、药房、制药公司与进口洋行。医院包括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两类。其中“综合医院的广告全为西医医院所刊登,并没有看到中医医院的广告”。“专科医院规模较小,绝大部分亦为西医,如产科医院、眼科医院、牙科医院、戒烟医院等。”[27]诊所的规模相对较小,通常只有一位医生。虽然“当时上海医生的人数是中医师多西医师少,但在诊所广告方面却是西医的广告多而中医的广告少。中医人数是西医人数的8倍左右,宣传上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广告量上中医广告大概还不到西医广告的一半”。这表明“在民国初年,较多的西医开始进入中国社会,不少的西医师为了增加知名度,便在报纸上大力宣传,希望能借此而招揽到更多的生意”。[28]药房广告中,也是西医占多数。

西医西药向来不分家。上海的西药业滥觞于19世纪中叶,最初由英商大英药房销售家用成药,后大英药房职员自行开设中西大药房,至黄楚久开设中法药房后,上海才出现由国人自行制造与贩卖药物的西药房。制药公司与进口洋行的广告更是日复一日地对广大受众进行疲劳轰炸,黄克武考查发现,一些西医制药公司如美商兜安氏西药公司、英商第威德公司、美国纽约利亚化学制药公司、江逢治制药公司、大生制药公司等长期在《申报》上做广告。其中兜安氏西药公司的广告量最大,该公司出产的“兜安氏密制保肾丸”,常年刊登的巨幅广告,“堪称居于民初各类医药广告之冠”。[29]

从《申报》上的医药广告可以间接反映出西医西药在中国社会的逐渐流行,一方面得益于中医无法比拟的医疗成果,如种牛痘预防天花、膀胱结石与眼科手术等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与西医西药在报刊上大规模的宣传攻势不无关系。

我们还可以从《申报》的医药广告中看出,西医在民众心目中优势地位的确立以及对中医式微所产生的危机感。民国初年的上海,存在着中西医药并存的局面,并逐渐显现出这样的端倪:虽则在实际上中医和中药房的数量远超过西医和西药房,但在报纸广告上所见到的景象却正好相反,后者的广告量远大于前者。伴随着西医西药的逐渐兴起,中西医势力在悄悄地发生转移,呈此消彼长之势。一则广告赫然出现这样的字眼:“自西学东渐,中医日晦,潮流所荡,国粹潜消。”[30]另一则广告又说:“泰西医学输入中国,社会对西医渐形信仰。”[31]虽然前一条广告有些夸大其词,但至少说明了西医对传统医学优势地位的强烈冲击和一部分人心目中的真切感受。

黄克武总结了民初上海的三种医疗观念:“第一种类型相信中医,排斥或不知道西医,这些人生病时会依一些自己熟悉的药方至药店抓药,或购买中药成药,自我治疗无效之后则向中医师求诊。第二种类型相信西医而排斥中医,这些人生病时会先到西药房购买成药,无效的话则至西医诊所或医院看病。第三种类型较复杂,他们并不清楚区别中医和西医,而是普遍地从外界吸收参差不齐的医疗观念,再依不同的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他推测民初上海“持第二、三类看法的人似乎越来越多”,“就《申报》史料来观察,第三种类型的医疗观念在民初上海十分普遍”。[32]这种不分中、西,追求实效的医疗观念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也正是这种功利性的驱使,使中西医在患者中并未形成对立的情结,笔者认为,这正是中、西医得以并存与兼容的社会心理基础。

新闻学家戈公振认为:“广告为商业发展之史乘,亦即文化发展之进步。”[33]在社会转型时期,近代报业的商业广告以此独特的媒介作用日益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广告日复一日的视觉冲击,逐渐改变了都市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西医作为异域文化初来之时多为国人误解,以《申报》为代表的大量医药广告沟通了民众与西医的接触路径,通过临床就诊,服用药物,疾病得以治疗,生命得以延续,生活质量得以提高。事实上,到了1930年代西医西药在上海就已经深入人心了。

四　结　　论

近代中国,西医的传入明显具有时空差异的梯度特点。社会民众西医观念的形成也恰恰契合了这一变化,地域开放越早,民众与西医接触时间越长,接受程度越深,西医观念越牢固。这就是为什么上海、广东等地的民众对西医关注和热切的程度远远高于内地的原因。底层民众先于上流社会广泛接受西医,是西医东渐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景象。何小莲在《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中合理地解析了这一现象,她认为上层精英处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位置,对传统文化依存度最大,对异质文化排斥力最强;而普通民众则正好相反,处于传统文化的边缘地带,对其依存度较小,所以能对西医这样的异质文化表现出相当的热衷。这也是西医最早在社会下层打开局面的历史文化根由。

纵览清末民初中国的医疗格局,西医地位不断上升,影响力愈发扩大。从受益范围来看,普通民众始终是西医面对的最广泛的群体,也是其取信中国、扎根中国的社会基础。历史表明,只有赢得社会广大民众的兴趣和关注,西医在中国的普及发展才有肥沃的土壤。从过程来看,西医入华,历经百年风雨沧桑,民众对西医的态度产生了巨大变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并形成稳固的西医观,这种观念也在客观上为中国现代医疗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心理根基。

                                (转引自《史学月刊》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