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_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日本的中国认识与行动选择，在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一历史时期的表现，概括而言，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同病相怜、惺惺相惜，到渐行渐远、离心离德以至于兵刃相向的过程。
    一些学者本着善良的愿望，力图寻找并论证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不寻求日本的特殊利益，反对把日本凌驾于亚洲各国之上”的“真诚、朴实的亚洲团结、民族平等互助的思想”，正是因为这些思想“从未成为影响时政的思想主流”①，才更加显得难能可贵。具体到对中国认识上，如主张亲善论的中村正直，其以“国际和平主义为基础的兴亚思想”，与那些以侵略扩张为目的兴亚论根本不同，但是在明治日本也是属于极端的少数派②。他作为汉学家，其影响有限，而且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去世了。除此之外，有影响的人物就没有了吗？笔者也一直在寻找。读到松浦玲所著《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岩波书店，1987年)，有些兴奋，也有些疑惑。松浦玲认为与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相对应，胜海舟是主张在亚洲站稳脚跟的“亚洲同盟”论者。他通过对胜海舟反对明治政府出兵台湾、反对征韩和自始至终反对甲午战争的“事实”的分析，将胜海舟塑造成为一个始终主张和平、反对用武力侵略朝鲜和中国的“亚洲同盟”论者的典型③。
    胜海舟(1823-1899)，生于江户，为幕府旗本(江户时代有资格谒见将军的幕臣)之子，通称麟太郎，号海舟，因曾为安房守，又称胜安房，明治后改为安芳。早年因学习西洋兵术而结识佐久间象山等，1853年佩里来航时向幕府提出海防意见，1855年被派往长崎学习海军，1860年因日美通商条约作为舰长指挥“咸临丸”横渡太平洋，回国后创办军舰操练所，1864年成为军舰奉行(奉行这一职名指某一方面政务的掌管执行者)、安房守，在神户开设海军操练所，甲午战争日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1843-1914)即为该操练所的学生。1868年，胜海舟与倒幕军队西乡隆盛等调解，实现了江户城的无血开城。维新之后，任参议、海军卿、枢密顾问官，是日本近代海军的缔造者。他的中国认识是否真如松浦玲所言，笔者认为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
    一、胜海舟是否自始至终反对甲午战争
    胜海舟反对甲午战争的重要证据，是他在开战时的一首诗：
    邻国交兵日，其军更无名。可怜鸡林肉，割以与鲁英。④
    松浦引用当时处于外交中枢的林董的回忆，说道：“此次战争，如果仅就事论事的话，是颇为无理的，胜安房亦以无名之师而论之。”认为林董能够理解海舟的“无名之师”之说，但是出于巨大的有形无形利益的考虑，而不顾道义发动了甲午战争。由此，“放弃了对清国或中国人所怀的畏惧之念，而以侮蔑感取代了”⑤。接着他这样评价胜海舟：“他从幕末以来一贯是亚洲同盟论者。一直维持着以东亚三国的团结扭转欧美侵略的原则立场。没有与清国对立而置身于欧美一方的思想。”强调胜海舟“对中国和朝鲜的敬畏，在战前、战后都没有改变”⑥。
    为什么胜海舟认为出师朝鲜是“无名之师”？松浦玲引用胜海舟1894年7月16日的一份上书草稿来说明⑦。此草稿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他认为清朝出兵朝鲜，非“清帝之兵”，即不是“清国的正规军”，而是“宰辅之手兵”即“李鸿章的私兵”。他分析说：“将清朝的军队理解为李鸿章的私兵，将李鸿章派遣的军队解释为私自的援助的话，那么以对应于清国军队的出兵、在条约上被承认的对抗措施这种名分而派出的日本的军队，其名分就要失去了一半。”⑧进而，他所引的胜海舟手稿中还说道：“呜呼！出兵朝鲜之清军，为该国宰辅之手兵，非我王师之匹敌。彼若加以无礼骄慢，将可以讨罪。然不可以此兵为清国国军，于此小事上争雌雄。”⑨对此，松浦玲解释说：“日本虽然不应该出兵，而现实是已经出兵了。但是，即便发生冲突，也必须将其限于私斗。因为对方是私兵。万一弄错了，也不要将他们视为清国的正规军而挑起战争。”⑩
    另一方面，在此草稿中胜海舟反对应朝鲜内政改革而出兵，因为日本自身的内政都问题重重。为此松浦玲评价说，日本对朝鲜之事进行和平忠告的资格都没有，海舟因此继续呼吁作为亚洲国家要相互协助。草稿中说：“为向朝王说明派大使去，以邦家之前途、宇内特别是亚洲之形势，恳笃说论，要以协力同心为先务，此等事情，彼非不解。”“我不以此理相忠告，非邻邦交际之实谊。”
    综合以上两方面，松浦玲总结说：“海舟反对朝鲜出兵。反对出兵的日本军队与清国军队的冲突。反对以武力为背景干涉朝鲜的内政。即便是和平的，也反对以先辈的架子进行忠告。必要的仅仅是提倡同为亚洲国家的协力关系。总之，这时政府与军部所做的一切他都反对，与他所认为必要做的方向完全相反。”(11)我们不怀疑胜海舟的“无名之师”及其对出师非难的良好初衷，但是随着战争已经成为事实及其战争的进展，仍坚持说他还是反对战争的，就明显有些牵强甚至与历史事实相悖。如上述“私兵”之说，即所谓“不可以此兵为清国国军”显然是掩耳盗铃。他对战争的支持态度，也有歌为证。如他特意作了三首和歌题为《送山县将军》：
    勇武之师解逆鳞，盼君早日凯旋还。
    鸭绿江上浪花高，精锐猛士气昂昂。
    旭日旗帜迎风展，插上高丽长白山。(12)
    如《冰川清话》的编纂者吉本襄所言，此歌“意气昂然，为真适合征清饯行之作”。(13)开战时的“无名之师”到这里变成了“勇武之师”。将中国和朝鲜视为“不服从的仇敌”，鼓励日本的“勇武之师”跨过鸭绿江，将日本的旭日旗插到长白山上，可见其气概非同凡响。
    还有，他在和歌的题目中直接用“征清之师”，用和歌来表示对他们的慰问，而将所谓“私兵”的借口抛到脑后，该和歌的题目是《闻辽东之地，入冬则冻寒不可喻，怀征清之师而作》：
    厚衿重叠人不知，风刀霜剑夜未眠。(14)
    还有比如对从外交上极力促成甲午战争的陆奥宗光，1897年胜海舟听到他去世的消息，也写了两首和歌来表示哀悼：
    愚妇莽夫亦有死，草革裹尸报皇恩。
    一叶飘零而知秋，数此落叶独伤神。(15)
    这时胜海舟自己已渐入老境，大概也想到这些年有栖川宫炽仁亲王(1835-1895)、北白川宫能久亲王(1847-1895)等相继去世，加上对伊藤博文为首的藩阀政府的不满，又得知陆奥宗光这位曾经在自己门下(神户的海军操练所)学习过的“淘气包”也去世了，海舟曾经回忆说虽然陆奥不像他的同学伊东祐亨那样时常来看望他，甚至到死都从来没有来看望过，但他还是对陆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他“本来就是才子，很有办事能力，也是一世之人杰”(16)。上述哀歌虽然没有直接提到陆奥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但是，就其在甲午战争中为国家“鞠躬尽瘁”的“事实”，再联系到哀歌中的“草革裹尸”这一象征着誓死尊皇的有名典故，也可以理解为对陆奥“功绩”的肯定吧。
    在战争期间，最能够反映胜海舟态度的，要算他在1895年1月给伊藤博文总理大臣的《愚存》(17)，整篇文章很难看出他一味地反对战争的态度。相反，他开篇就说道：“战斗的胜败在于能投军机、使将士保其英气。现在战争已经经过七个月，每战每胜、军机不弛，是由于将帅得其人与士兵之忠勇。现在冻寒之际，衣食不适度，病卒日增，国内之民众渐唱异议，或恐军机生松弛欤？其机既动，诚为可恐可忧之极也。仰望将帅能明察其先兆、士兵愈益鼓舞振作其勇威、内阁大臣革新民众之志向而消除其倦怠之念，应问心无愧。”明显是对持续七个月来战争每战每胜的经验总结，即将帅得其人、士兵忠勇，这毋宁说是对战争的肯定与赞赏。
    能否笼统地说胜海舟反对甲午战争，看来还值得探讨(18)。如果说“胜海舟不是担心败给中国而反对战争”(19)，那么他是不是因为对中国友善而反对向中国发动战争呢？我认为也不是。比如，到战争发展到有“讲和”的动向之时，他反对日本方面坐等清政府派遣的讲和使到来，而主张日本方面主动地“自行去天津直接进行谈判，亦无任何忌惮”。他说：“支那人虽说愚顽，如果以诚意与信仰来解释光明正大的道理与东洋的将来，难道不能使之一旦贯通而觉醒吗？”(20)显然他认为“光明正大的道理”是在日本方面的，而此时他心目中的“支那人”无疑是需要先觉的日本人去加以开导才能觉醒的。当然，联合亚洲以对抗欧美的思想因素不可否认，但是更多的是出于对日本国内政治的批判。
    二、“尧舜的政治”真意何在？
    对照松浦玲的《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关于胜海舟的中国认识，《冰川清话》中有以下两处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是强调中国人没有国家意识。胜海舟说：“支那人毕竟心境宽广。在日本说战争胜利了，虽然兴奋得狂欢大闹，但是支那人，换了天子了、战争失败了，这些事几乎就如同马耳东风。不管是改换了天子，还是日本战胜了，这些都无所谓。这也情有可原，因为不管是一个朝廷灭亡了、另一个朝廷取而代之，还是国家灭亡了成了他国的领地，整个社会还是保存着旧态。其社会，与国家的兴亡没有任何关系。”进而他认为“支那人将一国的天子与代管人一视同仁。只要对地主无损害，多少次变换代管人都没有任何关系”(21)。为了“美化”上述“代管人”说，《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中特别引用了含有“尧舜的政治”这一词语的胜海舟的谈话，即：“所谓尧舜的政治，就是这种代管人政治。因此支那人不管是满人作天子还是外国人作天子，对此都不闻不问。”(22)又说：“支那人自古以来作为民族而发达，是完全不重视所谓政府的人种。这即是尧舜的政治。对支那不能很好地理解这种要领的话，将会有意想不到的失败。”(23)第二是强调日本与中国的区别。他说：“总体上将支那和日本一视同仁就大错特错了。日本是堂堂的国家，而支那不是国家，仅仅是人民的社会。政府之类，怎么样都无所谓。只要对自己有利，支那人就满足了……支那人对统治者是什么样的人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因此是德国人来代替爱新觉罗氏掌握政权，还是俄国人来施政，对支那社会不会有丝毫影响。德国占领胶州湾、英国占据三沙澳，支那人认为是雇进了坚固的门卫，也许反而会高兴呢。”(24)
    我们先来看看松浦玲的解释。他特别提请读者注意文中出现的“尧舜的政治”一词。他是这样来评价胜海舟的中国认识的：“对于稍微懂得一点点汉学的人而言，‘尧舜的政治’是最高的赞辞。海舟也不例外。海舟谈这些的对象，在明治中期的知识分子中，因为汉学的教养是不可缺少的，举出‘尧舜的政治’来说的海舟，绝对不用担心会被误解为这是侮蔑中国人。这是海舟对‘支那’呈递的赞辞，听者也是这样接受的。”(25)同时他也顾及到中国的国民感情，论述说：“从中国的nationalism来看，这些言论像是难以容许的，但海舟并不是侮蔑、轻视中国来说这些的。”(26)他还提到在海舟将中国与日本进行比较时，说到“日本是堂堂的国家”，认为应该将“堂堂的国家”作为反语来读，与海舟所说到“天天在讲所谓大义名分这些愚不可及的空论的日本”联系起来考虑的话，他指出：“‘堂堂的’变成了讽刺。就此谈话的文脉而言，这里如果不是讽刺乃至揶揄的话，则文理不通。因而与之相对的‘仅仅是人民的社会’是包含了对中国社会的深厚与强劲的洞察的表现。”(27)
    对于松浦玲的上述解释，不能不心存疑虑，特别是对“尧舜的政治”的解释。我们先撇开“尧舜的政治”来看看上述胜海舟的谈话中对中国认识的要点，这很容易使我们回想起尾崎行雄的《支那处分案》，即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视朝廷为逆旅，因此也就没有忠义之心、爱国之心，只知道经营私利。尾崎也强调中国改朝换代频繁，无论中外贵贱，什么人都可以君临其上、可以当皇帝(28)。这些特点，在上述胜海舟的谈话中都有。竹越与三郎的《支那论》中也提到最后一点，不过他是由此推出中国人具有“山贼般的侵略根性”(29)，而胜海舟由此推导出中国社会的停滞与保守。
    这些特点与“尧舜的政治”是否匹配？我们先来看中国汉学传统中对“尧舜之治”的理解，这里仅举两例。其一是主张性善而“言必称尧舜”的孟子。《孟子·滕文公上》曰：“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那么“尧舜之治”的用心是什么呢？《大学》作了简明的回答：“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再看反对儒家学说、主张“绝圣弃智乃天下大治”的道家对“尧舜之治”的理解。《庄子·在宥》中说：“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鲅，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这些经典应该是“稍微懂得一点点汉学的人”都耳熟能详的。很明显这与胜海舟所谓的“代管人政治”有天壤之别。
    胜海舟所说的那些特点与日本汉学家所言“尧舜的政治”有什么相关性吗？远的且不说，就举胜海舟本人十分推崇、而他自己也志在“明尧舜孔子之道”、“布大义于四海”的横井小楠来说，胜海舟在论及与横井小楠的关系时曾说，自己“从美国回来时，(与他)谈了许多关于美国的事，他常常是闻一知十的样子。说过‘哈哈！那是尧舜的政治啊’”(30)。横井小楠于1860年写的《国事三论》在论述“万国形势”时虽然论及英国、俄罗斯，但是重点讲到美国，说：“美利坚自华盛顿以来立三大规模，一、因天下之惨毒莫过于杀戮，故顺天意以息宇内战争为务；二、求知识于世界万国，以裨益治教为务；三、全国大总统之权柄让贤而不传子，废君臣之义而专以公共和平为务。以至于政法治术及其他百般技艺、器械等，凡地球上称美善者悉取而为吾所有，弘扬好生之仁风。”横井小楠认为这些“殆符三代之治教”(31)。而胜海舟所描述的中国社会的特色，很难让旁人有美善之感，也与1865年横井小楠在《沼山闲话》中所强调的“尧舜三代之畏天经国”(32)的用心格格不入。
    那么，胜海舟这里的所谓“代管人政治”与他自己的政治理想是否相符呢？胜海舟的政治思想这里不可能详细论及，仅就其要点而言至少可以说有以下三点：第一、强调正心诚意，而反对法律万能主义。他说：“政治家的秘诀，没有任何别的，仅仅在于正心诚意四个字。根据这四个字去做，不管是怎样的人民都应该没有不心服的；不管怎样无法的国家，都不会无故而发生暴乱。”(33)内政如此，外交也不例外。第二、重视经济基础。他说：“不论你怎样熟悉治民之术，因为人间万事以金钱为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无论出现多么伟大的政治家，也终究无计可施。”(34)第三、强调尊王心与爱国心的统一。强调志士要以身许国，治理社会要有宽宏大量但不能八面玲珑。说“如果尊王心与爱国心不一致，不能举尊王之实”。他以“从二位勲一等的伯爵”身份，强调“脱离人民而提倡尊王，原本就是本末倒置”(35)。仅此而言，这些也与他所说的“代管人政治”毫不相干。
    总之，不关心国家的兴亡、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能够满足、对统治者是什么样的人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不以外国的侵略为耻却反以为荣，胜海舟将中国的这种状况说成是“尧舜的政治”，而松浦玲坚持认为这里的“尧舜的政治”不是对中国的侮蔑和轻视，而是对中国的“赞辞”，这是否令中国人难以接受且另当别论，我想只要“稍微懂得一点点汉学的人”也会觉得荒谬。胜海舟在这里要讽刺和揶揄的或许不是“堂堂的国家”日本，而正是以“尧舜之治”作为核心文化价值的中国。尽管如此，但确如松浦玲所言，胜海舟的确“还有畏惧之念”，至少他担心“在枪炮的战争中胜利了”之后，“经济上的战争”恐怕失败(36)。
    三、松浦玲所论胜海舟中国认识的启示
    以上以松浦玲所著《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为讨论的对象，对胜海舟的有关中国认识的论述进行了分析。如松浦玲所言，胜海舟的谈话常常被篡改，其多大程度反映了胜海舟本人的真实思想，需要进行严密的考证。要再现真实的历史，的确很难。这一点胜海舟本人也有同感。他说：
    大凡世上没有比历史更难的了。本来人的智慧就不能看透未来之事，所以鉴于所写的过去的历史，来试图推测将来，然而此紧要的历史却不能轻易地相信，这不是太困惑了吗？你看，从幕府倒台以来才经历三十年，而就是这幕末的历史，能够完全地传达的，不是一个人也没有吗？而目击当时情况的故老也还健在。但是这些先生，即便如此，他们也并不理解局面的内外表里。那么在三十年之后如何才能书写传达那时的事情呢？就是说，从今后再过十年二十年，等这些故老也都死了，到那一天，怎样的错误都可能传到后世。所谓历史，实在是难呀。(37)
    历史，别说三十年，就是三年，甚至某一个历史事件，想要弄清楚真相，都的确很难。这里不想陷入对真实的历史书写和传达是否可能或如何可能的空泛的理论思辨中，仅以对胜海舟的中国认识的理解何以可能出现歧义这一具体问题进行简要的探讨，但愿这种探讨能够有利于深入理解、同时也平心静气地对待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时期乃至整个日本的中国认识。
    第一、要尽可能对具体论题所涉及的原始资料进行全面的搜集和整理。
    关于胜海舟的相关历史文献整理，已经出版三种全集，即改造社版《海舟全集》、劲草书房版《胜海舟全集》和讲谈社版《胜海舟全集》。松浦玲教授是这方面的权威研究者之一，因参与讲谈社版全集的编纂，在文献的整理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他关于海舟的研究和论断是值得我们充满敬意地学习与领教的。但是即便如此，在材料使用上似乎也有些尚待补足或可以商榷的地方。经过讨论，使胜海舟的不同侧面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也许有助于加深对问题的理解。海舟对甲午战争的态度，还有些值得仔细琢磨的地方，下面再举几则史料加以分析。
    《海舟遗稿》中收有一篇《日清战役后书感》：
    昨伤鲁太子，今击清大使。狂浪恣徘徊，叹息招国耻。邻邦牵恶感，岂唯顽强訾。顺运渐向逆，忽漫殊误是。春风积雪融，阳和军机弛。疾病生兵营，恐到大事已。庙谟谁所画，窃希能终始。(38)
    这首诗也可以独立来看胜海舟的“战后”感想。该诗写作时间，由“今击清大使”可推知。李鸿章受刺是在1895年3月24日。“顺运渐向逆，忽漫殊误是”一句最值得玩味，其中“顺运”是不是暗示他对开战以来日本时势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到他在后来收入到《冰川清话》里的谈话也没有变。尽管在写诗的当时，他认为“今击清大使”是“招国耻”之举，重点在担心此举会使“邻邦牵恶感”，但是收入《冰川清话》里的谈话，谈到这一点时，重点已经有所改变。他这样说的：“李鸿章实在是一个狡猾的老翁。他前年被小山六之助狙击的时候，好像没有任何痛痒的感觉，尽管自己国家的医生准备得很周到，但还是接受敌国医生的治疗，一点也不怀疑。无论怎么说，到底是李鸿章呀。真不知他到底怎么想的。”(39)这里，首先将清朝与日本的关系定位为“敌国”关系，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钦差大臣到日本议和，在“敌国”遭到刺杀，胜海舟说他竟然“好像没有任何痛痒的感觉”，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上述胜海舟说到的中国人对换了天子、国土被掠夺等没有任何感觉的谈话。至少这里用“没有任何痛痒的感觉”来评价李鸿章我想不会是什么“赞辞”，以此类推，将中国人的那种状态冠以“尧舜的政治”真会是“赞辞”吗？
    还有胜海舟对三国干涉还辽之事的态度，也值得琢磨。《海舟遗稿》中收有一篇《闻辽东还附有感而赋》：“世事都儿戏，闭门独默思。濛濛六合里，大义有谁知？”(40)此外他还做了一首俳句，题为《辽东附还三国云云，世上有愤者、愁者、泣者，我甚惑之，自画富士山之图咏之》：“巍巍富士山，踏开三国何所惧。”(41)
    胜海舟多处对以伊藤博文为首的日本政府在处理三国干涉还辽的问题上表示过不满。对此问题，他心中的“大义”是什么呢？这里举一例可窥见一斑。《海舟余波》中记载：“三国干涉，终究还是归还了，但是有说就这样原原本本地归还的吗？我忠告过在支那铺设铁道、将赔偿金用在这方面。我也知道这不能实行，但总归今后要这样，所以先一竿子插上，然后，人心不会萎靡。对此，伊藤等好像说这是说大话。(1896年10月17日)”(42)这里的“大义”是不是也有通过在中国铺设铁路等举动，主张对中国大陆要有长久的“经营”理想，以此来鼓舞民心？如他对“台湾总督”的人选就有明确的要求，他说：“台湾的总督，不具有海阔天空的大胸怀不行。靠耍小聪明是治理不好的。”(43)
    以上这些材料，对于全面弄清楚胜海舟的甲午战争观和中国认识，也是不可忽视的。
    第二、要尽可能对同时代、甚至不同时代相关具体论题之间的史料进行比较分析。
    彻底阐明胜海舟的中国认识，全面地展示胜海舟的相关论述是第一步。同时将胜海舟还原到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中去，通过与他相关的人物和事件的比较研究，认清他与同时代的关联及其特殊性。比如说“尧舜之道”，作为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一般都是指中国历史上的“三代之治”，三代之后，比如荻生徂徕、古贺侗庵等，都强调尧舜之道就已经不存在了(44)，更不要说到内政外交已经千疮百孔的清末。可见以“尧舜的政治”来称道清末的社会，按照正常的逻辑，是说不通的。
    上文中提及胜海舟的一些中国认识与尾崎行雄、竹越与三郎的观点的相似之处，还有比如将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与幕末日本等量齐观，福泽谕吉也有类似的观点。松浦玲以胜海舟否定西乡隆盛为征韩论者的“事实”(西乡隆盛的真相如何另当别论)来说明胜海舟本身是百分之百的征韩论否定者、亚洲同盟论者。其论证应该说很有新意，也非常有趣。但即便是亚洲同盟者中，也有不同的类型。如对“早期亚洲主义”，就有人将其分成“朴素型亚洲主义”、“策略型亚洲主义”和“侵略型亚洲主义”的不同(45)。如果说胜海舟主张同盟，最多也只能是一种策略上的同盟。一个令人悚然胆寒的勤王论者、一个强调尊王心与爱国心要统一的日本近代海军的奠基者，说这样的人自始至终地反对战争、赞美中国，这的确很值得重视。我也希望这样的“胜海舟形象”能够成立，但是其成立的可能性还需要更加严密的论证。必须要将胜海舟完整地还原到那个时代中去。
    这里举一个类似的强调勤王家与民权家应是统一的中江兆民(1847-1901)为例，他虽然主张外交之道应该以“坚守信义”、“人道”、“文明”等为原则，但是到晚年也希望“雄张于大陆以支持东洋之和平”，且对甲午战争中日本军人“大耀国威”赞誉有加(46)。自由民权运动的理论家尚且如此，那个时代的风潮可见一斑。
    前面提到中村敬宇，与胜海舟同为幕府旧臣，两人的思想是否一致呢？《冰川清话》中记载了一段胜海舟对中村敬宇说过的话：“我记得什么时候对中村敬宇这样说过：‘之所以珍惜你，作个失敬的比喻，就如同珍惜粘有金箔的书籍。勿使之粘上尘埃，也不放在下面，虽然非常尊重，但是遇到实际情况，我决不听你的教诲。虽然对你客气，但是在实务方面，因为我有自己的看法，未必效法古人，未必查阅书籍，应事处变，有荚开豆落、水到渠成的作用。’”(47)中村敬宇基本上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而学者，在胜海舟看来只是“国家的装饰品”(48)，他认为“从事政治的人，学问和知识是第二位，至诚奉公的精神最要紧”(49)。如同为竹添进一郎的《栈云峡雨日记》一书作序跋，中村敬宇的“后序”强调的是中日“同文同种”，故须“诚心实意、交如兄弟”等，是一种历史传统和文化、感情上的认同。而胜海舟所写的《跋》中则重视的是其中对中国的地质、出产、漕运、政治、民情、烟毒、教害的“条分缕析，识透而论确，蔚乎经世之文”(50)。强调的是其经世价值。论者的视角不同，而学者、汉学家的文化认同很难引起政治家的重视，这种情况即便在今天又有多大的改变呢？
    第三、要允许对具体的原始资料、相关史料及其关联性有不同的解释，以史实为根据、创造性地解释历史，是历史研究者的职责和义务。
    松浦玲在《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中塑造的上述胜海舟形象，与他写作这本书的意图紧密相关。松浦玲写作《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一书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即要对近代日本的“先进性”提出质疑、对日本所突显的资本主义近代国家的发展方向提出质疑，有一种力图从总体上颠覆那种肯定日本近代历史发展轨迹的历史观的企图。而海舟的一些言论和思想不仅给予了松浦玲进行上述理论探索的勇气，也成为他实现这一目标的突破口和方法论(51)。松浦玲的这种挑战传统历史观的勇气和理论探索、创新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就像该书重视胜海舟主张西乡隆盛不是征韩论者这一“事实”，而并不重视西乡隆盛是否真的是征韩论者(52)一样，如果我们肯定该书的理论意义，我们也只要知道松浦玲主张胜海舟不仅反对征韩论，而且一贯反对甲午战争、反对中国步日本后尘也走西洋型的资本主义近代国家道路这一“事实”就可以了，而胜海舟本人究竟是怎么想的并不重要。而对于关心近代日本人究竟如何认识中国这一具体问题的人而言，松浦玲的理论预设无疑就成了全面认清历史事实的障碍。因为如上所述，胜海舟自身的想法，很可能并不是像松浦玲所描述的那样。这里通过揭示胜海舟的中国认识的另一些侧面，并不是要否定松浦玲的理论探索，或许可以促使他为更加完善地论证自己的理论找到新的方法或素材。历史研究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如何安顿、含蕴历史事实的丰富性、多样性，这即是历史学的难处，大概也正是历史学永久的魅力所在。
    注释：
    ①杨栋梁、王美平：《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辨析》，《日本学刊》2009年第3期。
    ②薄培林：《中村正直の「興亜」と漢学》，关西大学亚细亚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編：《東アジア文化交流と経典詮釈》，大阪：关西大学亚细亚研究中心,2009年。
    ③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东京：岩波书店，1987年，第230页注释25。本文未涉及松浦玲的新著《胜海舟》(东京：筑摩书房，2010年)中的相关问题。
    ④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154页。该诗以《偶感(二十七年作)》为题收入龟谷馨编：《海舟遗稿》，东京：鸿盟社，1899年，第21页。古新罗称为鸡林。
    ⑤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156页。林董的话，见《後は昔の記他——林董回顧録》，由井正臣校注，东京：平凡社，1970年，第77页。
    ⑥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158页。
    ⑦松浦玲未在该书中注明该草稿的出处。松浦为胜海舟研究的权威学者，并且参与讲谈社版《胜海舟全集》的编纂，我们且相信他用的材料是可信的。《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中对该草稿夹叙夹议的分析，见该书第160-164页。
    ⑧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161页。
    ⑨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161-162页。
    ⑩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162页。
    (11)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164页。
    (12)龟谷馨编：《海舟遗稿》，第50页。
    (13)吉本襄：《海舟先生冰川清话》，东京：铁华书院，1897年，第123页。
    (14)龟谷馨编：《海舟遗稿》，第51页。
    (15)龟谷馨编：《海舟遗稿》，第51页。
    (16)吉本襄：《续海舟先生冰川清话》，东京：铁华书院，1898年，第46页；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东京：中央公论社，1978年，第96页。
    (17)龟谷馨编：《海舟遗稿》，第94-96页。标题《愚存》前有“明治廿八年一月裁一书赠伊藤总理大臣”的说明。
    (18)比如在《冰川清话》中也不乏主张扩张军备、肯定切实地身体力行的殖民论等言论(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28、139页)。
    (19)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167页。
    (20)胜海舟全集刊行会(代表者江藤淳)编注：《冰川清话》，东京：讲谈社，1974年，第253页。
    (21)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40页；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170-171页的引文中没有第二段关于经济上的战争，其余大同小异(因为出处不同)。
    (22)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197页；海舟全集刊行会编：《海舟全集》第10卷，东京：改造社，1929年，第282页。
    (23)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198页；胜海舟全集刊行会(代表者江藤淳)编注：《冰川清话》，第265页。
    (24)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47页。
    (25)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ァジァ》，第197页。
    (26)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ァジァ》，第196页。
    (27)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ァジァ》，第199页。
    (28)尾崎行雄：《支那处分案》，东京：博文馆，1895年，第18、19页。
    (29)竹越与三郎：《支那论》第四篇“清国人种上侵略运动的大势”，东京：民友社，1894年，第52-63页。
    (30)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258页。胜海舟在另一处说：“我从美国回来时，因为他(横井小楠)问美国的事情，我教了他很多，他闻一知十，很快就精通了美国的事。”(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72页)
    (31)《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东京：岩波书店，1971年，第448、449页。
    (32)《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第513页。
    (33)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05页。
    (34)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09页。
    (35)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37页。
    (36)他说：“一消一长为世之常态，日本虽然已经战胜了支那，但是何时还会要碰到厄运，因此从现在开始对那时有所觉悟非常重要。”(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39页)
    (37)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56-157页。
    (38)龟谷馨编：《海舟遗稿》，第20-21页。《海舟遗稿》中第一句为“唯伤鲁太子”，据《冰川清话》本改。
    (39)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91页。
    (40)龟谷馨编：《海舟遗稿》，第21页。
    (41)龟谷馨编：《海舟遗稿》，第64-65页。俳句为：“三国にふんはたかれる富士の山。”
    (42)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237页。
    (43)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40-141页。
    (44)参见刘岳兵：《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原型及其变化机制》，《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
    (45)杨栋梁、王美平：《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辨析》，《日本学刊》2009年第3期。
    (46)刘岳兵：《中江兆民的中国观及其他——由〈中江兆民：鬼子兵的思想家〉一文想到的》，《中华读书报》2003年2月19日。收入《中日近现代思想与儒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47)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63页。
    (48)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264页。
    (49)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35页。
    (50)小岛晋治监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9卷，东京：ゆまに书房，1997年，第187页。
    (51)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ァジァ》，第217页。
    (52)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ァジァ》，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