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_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一　卜弥格的生平
    卜弥格（1612—1659）是波兰17世纪来华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西方早期为中学西传作出杰出贡献的先驱。卜弥格的波兰文原名叫米哈乌·博伊姆（Micha Boym），1612年出生在乌克兰的利沃夫（Lwów）。
    卜弥格在澳门学了几个月的汉语，不久就登上了海南岛，被安排在海南岛琼洲附近定安城里新成立的一个耶稣会传教士使团里工作，他在这里住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这时正值明末清初，清军已入关内，明崇祯皇帝朱由检1644年在煤山自缢后，万历皇帝的孙子桂王朱由榔于1646年在广东的肇庆称帝，年号永历，史称南明。这个朝廷里有一位位高权重的司礼监掌印太监，他叫庞天寿，早在天启年间或崇祯初年，在北京就接受了天主教信仰。此外还有一个德国的天主教传教士瞿安德（Andre—Xavier Koffler）①，曾给宫里的皇太后、皇后、太子和几个宫女受过洗，所以这是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小朝廷。这时清军占领了福建和两广的一些地方，1647年，清军又占领了海南岛，岛上和明朝政府有公事往来的耶稣会使团因此受到了攻击。卜弥格曾被清军逮捕入狱，后来他越狱逃跑，来到了越南的东京（今越南河内），后又辗转来到了澳门。照波兰当代汉学家和卜弥格的研究家卡伊丹斯基（Adward Kajdanski 1927—）的看法：1649年初，永历朝廷里的皇太后曾请求当时葡萄牙驻澳门的总督派一个西方的传教士来协助瞿安德的工作，卜弥格因此被澳门葡萄牙殖民当局选派，来到了永历的朝廷里。卜弥格在这里不仅受到了皇帝和庞天寿的友好接待和留居，而且被皇帝封了官职，和他们的关系十分亲密。不久，卜弥格得到机会，经湖南、河南来到了陕西的西安，他在这里见到了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但永历朝廷由于清军的进逼，想为抗清斗争远去欧洲争取救援。因此决定从朝廷里派一位使臣去欧洲，以求得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对此天主教小朝廷的军事援助，于是他们把这个特殊而又艰难的使命交给了他们所信任的卜弥格，并且派了一个中国人陈安德（Andreas Cheng）② 和他一同前往。卜弥格带着皇太后和庞天寿致罗马教皇、耶稣会总会长和威尼斯共和国元首的几封求援的信，以及永历赠送给他们的礼物来到了罗马。但是当时中国政局的变化，使得罗马教廷认定南明必将灭亡，因此表示拒绝对南明的支援，只是要他回中国去。卜弥格从里斯本搭船返回东方，1659年8月22日死在广西边境，终年47岁。
    卜弥格一生为向欧洲传播中国古代科学和文明成就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几次往返欧亚大陆期间，从他第一次从里斯本去中国的途中开始，一直到他最后来到东京，几乎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对中国当时政治局势的变化，中国的地理位置、行政划分、社会制度、文化习俗、著名物产和中国的动植物特别是中国的医学，都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和深入的研究，用拉丁文撰写了许多有关这些方面的很有价值的著作。其中重要的有：《关于中国边界上防御野蛮人侵犯的城墙，鞑靼人是在什么情况下侵入中华帝国的？》、《关于大哲学家孔子》、《中国的城隍神庙或者城神庙即护城的庙》、《中华帝国简录》、《中国事物概述》、《中国地图册》、《卜弥格关于大秦景教碑的一封信》、《卜弥格根据大秦景教碑所编著的一部汉语词典》、《报告》、《中国占星术》、《中国植物志》、《〈处方大全〉前的另一篇前言》、《对上述〈处方大全〉前言的补充》、《中医处方大全》（这部著作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叫《对作者王叔和脉诊医病的说明》，第二部分叫《单味药，中国人用于医疗的单味药》，它简称《单味药》）、《一篇论脉的文章》、《通过舌头的颜色和外部状况诊断疾病》、《耶稣会卜弥格在暹罗王国给医生们写的前言，1658年》、《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士卜弥格认识中国脉搏理论的一把医学的钥匙》（简称《医学的钥匙》）、《卜弥格从东京寄给托斯卡拉大公爵的一封信，1658年11月20日》等。
    卜弥格的这些著作特别是他有关中国的动植物和中医的著作一写出来就引起了人们高度的重视。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在海南岛居住的一年中，对中国南方的动植物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和深入的研究，并开始了他的《中国植物志》这部著作撰写的准备。这部著作大概完成于1653年至1655年间，这是西方研究中国动植物的第一部科学著作，曾于1656年在维也纳出版，还保存了原著中介绍的每一种动植物的中文名称和卜弥格为它们绘制的二十七幅图像。后来因为这部著作受到欧洲读者极大的欢迎，在1664年，又发表了它的法文译本，名为《耶稣会士卜弥格神父写的一篇论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花、水果、植物和个别动物的论文》。卜弥格说他研究中医花了整整十年的功夫，主要是在他来到永历朝廷里的那段时间，完成了一系列论述中医的著作。他的这些中医著作的问世却有过一段十分坎坷的经历：他第二次来到中国，途经果阿和暹罗的大城府时，得知他作为南明的特使，已经不能够去澳门了，便把他这时已经完成的一部分论述中医的著作手稿交给他当时也去中国的旅伴、比利时来华传教士柏应理（Philip Couplet），希望他以后拿到欧洲去出版，但柏应理并没有把卜弥格的这些著作的手稿带到澳门，然后从那里寄到欧洲去，而是把它们交给了一个荷兰的商人约翰·范里克（Jan van Ryck）。这个商人又把它们寄到了印度尼西亚的巴塔维亚③，于是这些手稿就被那里的荷兰东印度的总督梅耶特瑟伊克（Johan Maetsuykey）扣了下来，后被那里的荷兰医生们利用。在1665年至1671年间，柏应理又给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位首席大夫阿德列亚斯·克莱耶尔（Andreas Clayer）单独寄去了一些卜弥格的医学著作手稿。克莱耶尔1682年在德国出版的一部《中医指南》中，便将他所得到的卜弥格的《中医处方大全》、《通过舌头的颜色和外部状况诊断疾病》、《一篇论脉的文章》和《医学的钥匙》的部分章节，以他的名义发表了，后来便遭到了德国历史学家和东方学家拜尔（Gottlieb Siegfried Bayer）、法国医生和汉学家雷慕莎（Abel Remusat 1788—1832）等人的指责，说克莱耶尔在《中医指南》中剽窃了卜弥格有关中医的论著。不过法国另一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又为克莱耶尔辩护，说他为收集和保存卜弥格的医学著作，使它们能够发表出来，是有功的。柏应理在1686年，还是将卜弥格的《放在〈处方大全〉前的另一篇前言，这同一个神父》、《对上面〈处方大全〉前言的补充》和他的《医学的钥匙》以及作为这部著作“前言”的《耶稣会卜弥格1658年在暹罗王国给医生们写的前言》一起，以卜弥格本人的名义，在德国的纽伦堡出版了。④
    卜弥格的《报告》因为反映了天主教在南明永历朝廷里传播的情况，受到欧洲一些国家的重视，早在1653年他在罗马的时候就刊印了它的意大利文本⑤，第二年又出了两个法文译本。后在慕尼黑又出了两个德文的节译本。他的《卜弥格关于大秦景教碑的一封信》和《卜弥格根据大秦景教碑所编著的一部汉语词典》也曾发表在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cher）1667年出版的《中国图说》这部著作中。基歇尔是著名的古埃及学家，对东方的语言和文化很感兴趣，后来他从卜弥格那里对中国有过多方面的了解，并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介绍过卜弥格的成就，和卜弥格结成了终生的友谊。除以上外，卜弥格其他的著作都从来没有发表过，有的甚至已经遗佚。那些没有发表过的著作的手稿或钞本现保存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图书馆和梵第冈或耶稣会的档案馆中。但不论是他发表过还是没有发表过的科学著作，它们早在17世纪，就使整个欧洲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有了全面的认识，对西方早期汉学的发展以及中西文化交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后来许多西方的汉学家不仅在他们的著作中经常引用他的论著，而且纷纷为他树碑立传。如在19世纪上半叶，欧洲一些最重要的百科全书中都介绍过卜弥格的生平，雷慕莎在法国出版的《传记大全》中写过他的传记，介绍了他的科研成就。法国汉学家沙布烈和伯希和也写过卜弥格的传记。我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介绍过卜弥格的业绩，如冯承钧在1931年出版的《景教碑考》和张星烺在1934年出版的《欧化东渐史》等著作中，都对卜弥格作过简短的介绍。冯承钧还将沙布烈和伯希和撰写的卜弥格的传记译成了汉文，前者叫《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194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者叫《卜弥格传补正》，1962年发表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上。这些传记对永历朝廷内部的情况和它如何接受了天主教信仰以及卜弥格出使罗马教廷的经过，他途中遇到的各种曲折和卜弥格的部分著作都作了详细的介绍，但对其中一些史实的细节和后来克莱耶尔是否剽窃了卜弥格的著作一事有争议。1988年，我国学者方豪在他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也收进了卜弥格的传记，这部传记不仅介绍了卜弥格的生平，而且也提到了他几部最重要的著作如《报告》、《卜弥格关于大秦景教碑的一封信》、《中国地图册》、《中国植物志》和《医学的钥匙》等。200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我国台湾学者黄一农的著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的第十章“南明永历朝廷遣使欧洲考”也详细地论述了南明永历朝廷的抗清斗争，基督教在这个朝廷里的传播以及卜弥格出使罗马教廷的背景和经过，但未更多地涉及卜弥格关于中国的论著。20世纪70年代，卡伊丹斯基就开始了对这位伟大先驱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他先后出版了两部关于卜弥格的传记著作：《明王朝的最后特使卜弥格》和《中国的使臣卜弥格》，对卜弥格的一生和他的伟大业绩作了全面和深刻的论述以及公正的评价，这两部著作都曾由笔者翻成汉文出版。几年前，卡伊丹斯基和笔者又应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的约请，要在我国首次翻译出版卜弥格的著作，先由卡伊丹斯基将他已收集到的卜弥格的全部著作⑥ 从他的拉丁文原著翻成波兰文，给笔者提供他翻译的波兰文打字稿，再由笔者转译过来，名为《卜弥格文集》。另外，由张西平教授从基歇尔的《中国图说》的英译本中转译过来的卜弥格的《卜弥格关于大秦景教碑的一封信》和《卜弥格根据大秦景教碑所编著的一部汉语词典》也收进了这部《文集》。这是目前在全世界能够收集到的卜弥格的著作的汇总。2012年是卜弥格诞生四百周年，这部《文集》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在中国也是全世界的首次出版。
    二　卜弥格对中国的研究
    卜弥格1647年在海南岛上留居的时候，就开始了对中国的地理位置和行政划分的研究，后来他在这个基础上绘制了十八张中国地图，其中包括一张中国全图和当时的北京、山东、辽东、山西、陕西、河南、南京、浙江、福建、江西、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和海南省或地区的地图，合称《中国地图册》。在这些地图和对它们的说明中，他不仅标明了这些地方的山川河流和矿产资源，说明了这些地方拥有的府、州和县的数目，而且还绘制了许多明代的皇帝和政府官员行使政令、参加社会活动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图景。在今天看来，卜弥格的这些地图无论它们所示的地区的形状还是它们所在的地理位置都是正确无误的。它们所标明的各地的山川河流、矿产资源和府、州和县的数目和我国史书上的记载，也相差无几。这就足以证明，卜弥格的地图是根据他在中国长时期的实地调查绘制而成的，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⑦ 卜弥格之前，在欧洲也有人绘制过中国地图，但这些地图的绘制者因为没有到过中国，他们所描绘的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实际情况相差很远，卜弥格第一个改正了他们制图中的错误，由于他的这些地图的精确性和科学价值，对后世西方了解中国的地理位置、行政划分和绘制中国地图都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因而也对西方早期远东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卜弥格在他的著作中涉及面很广，如他在《中国事物概述》中，首先就谈到了他所了解的明代的税收制度，他说：
    税收分两种，一种由农村缴纳，农民缴纳的东西有小麦或大米、棉花、丝绸、盐和其他的东西，合五千一百万。这些东西虽然使皇帝受益，但其中也有九分之一落入到了地主老爷的手中。在城市里则收人头税，人头税有两种：一种是从里甲⑧ 里收，一个里有一定的人数；另一种是从十个人以下的家庭里收。四年收一次，由省市的官员或财务人员来收，因此收税的人很多，任何一个家庭都不能免税。罗明坚神父⑨ 指出，有一亿四千万贯钱的税是从里甲这个系统收上来的，每个家庭一次要缴四贯钱的税，据统计，帝国这时期有三亿五千万人口，如果一年每个家庭缴四贯钱的税，那么他们就会缴一亿四千万贯钱的税。这里还要加上五千一百万的田税，一共有一亿九千一百万。老人、儿童、妇女、士兵、贵族、病弱和没有工作能力的先天性残废可以免税。
    曾德昭（Alvate de Semedo）神父⑩ 在不很多的年前写道，后来中国遇到了战争和饥荒，许多地方的人口登记（在那些规定各户要缴多少税的里甲中）都出现了混乱的局面，于是就有五千八百万人漏掉了没有登记，中国当时只有二亿九千五百万人，如果一甲人包括甲首在内按照每个由十个人组成的家庭缴四贯钱的标准缴税的话，那么这二亿九千五百万人就得缴一亿六千六百万的税款。这是金尼阁神父(11) 在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政府所能收到的最高限额的税款，比罗明坚神父的那个时候要少多了。税收的多少取决于人口的多少，正像史书中所说，一些家庭的财产有时候少有时候多，每年都有变化。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朝廷每年的税收，如果加上开矿的收入，是不难超过二亿的。(12)
    这里提到的农村缴纳的税包括农民给朝廷和地方政府缴纳的田税和给地主缴纳的地租，人头税就是城市的丁税，卜弥格这里提供的当时朝廷每年能够收到的税款和当时全国人口的数目虽不一定准确（他说他是根据和他同时代的一些西方来华的别的传教士的材料，而不是他自己调查的结果(13)）但他说的上述税收制度贯彻的过程和与此有关的一些情况的发生，还是很正确的。此外，他的著作对中国朝廷里君臣应当遵守的礼仪和他们不同的服饰也介绍得非常详细，因为这些都是他在永历朝廷里的亲眼所见。他在《中华帝国简录》中说：
    大臣在上朝的时候，总是排成一个半圆的队形，和皇帝保持约五步远的距离，一直是跪着。我得到的信息不很确切，因此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时候能不能随心所欲地观看皇帝的行为举止，因为那些在我们之前早就制定了的皇宫里皇帝在或者不在的时候的大臣们的行为举止必须遵循的规章，现在依然是有效的。他们两手捧着权标，皇帝则手握一块叫Tay(14) 的小板子，它有两个拳头长和四个手指宽，是用最珍贵的玉做的。高级武将和别的王爷也有这样的板子，但它们是用象牙做的。(15) 他们在面奏皇帝的时候，为了表示对皇帝的尊敬，都要用这样的板子遮住自己的眼睛和脸，仿佛要表示自己的卑微，臣服于皇帝……皇亲国戚戴的官帽在后脑勺上有一对向上伸着的翅膀。大臣们的官帽形状相同，向下垂着，例如国老的官帽在头的两侧伸开，像两只耳朵一样。他们乘坐的官轿上有一个躺椅，装饰得很漂亮，太监们也坐这样的轿子。皇后和国王们的朝服上都用丝线绣了许多带花边的图画，闪着金光，还有一些金色的花朵，也是丝织的。他们的头发都很精致地梳成了一个发髻，发髻上插着金玫瑰花和金簪，金簪上还镶嵌着最贵重的宝石。皇后头上的凤冠也装点着无数的珍宝。
    品级最高的大官穿的是紫红色的丝织官服，在胸前和后背上都有一个个的补子，上面画着或者绣着许多鸟兽的图像。文官分为九品，一品和二品的高官的官服的胸前和后背上绣的是漂亮的仙鹤和锦鸡。三品和四品官的官服上绣的是孔雀和云雁，它也叫飞在云中的鹅。五品官的官服上绣的是白鹇和长尾野鸡，它的翅膀有十个拳头那么长，翅膀的边上是黑颜色的。六品和七品官的官服上绣的是鹭鸶和另外一种叫鸂鶒也就是紫鸳鸯，它的翅膀是卷起来的，像绸缎一样地闪光。八品和九品官的官服上绣的是朱雀，它是鹅的一种。有美丽的黄鹂鸟的图像。有时候，在一些野蛮人居住的地区，一些文官的官服上也绣野兽的图像。
    有军衔的大臣叫武官。他们的权力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也是以九个品位来划分的，最大的官为公和侯，皇帝的亲属驸马、伯爵以及和他们相近的官的官服的胸前和背上绣是麒麟和白泽，麒麟是一种独角的野兽，身上有兽毛。一品和二品武官官服的胸前绣的是狮子，三品和四品武官的官服绣的是虎豹，五品和六品武官的官服绣的是熊罴，七品武官的官服绣的是彪，八品和九品武官的官服的胸前和背后绣的是海马和犀牛。所有这些官员官服的两边都有一个丝绺子，背后也有一个绺子。他们还用一根有四个拳头长用犀牛角、玉和沉香做的各种颜色的牌子来表示他们不同的品位。这些牌子都呈椎形。(16)
    卜弥格的著作中也有许多关于中国的城市建筑以及交通特别是水上运输的描写，就像《马可·波罗游记》那样，都充分地表现了他对中国的赞美。卜弥格年轻时热衷于对远东特别是中国的考察，也曾受到《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他就是在它的引导下，到中国来的，而且他对《马可·波罗游记》，尤其是这部书中提到的许多中国的城市有过很深的研究。例如他曾明确地指出：《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的Kataj是指契丹，即中国的北方，Kambalu是汗八里，即北京。他是《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的第一个诠释者。
    在《中华帝国简录》中，卜弥格写道：
    像庞迪我(17) 和利玛窦神父所说，中国的宫殿都很大，很宏伟，它们的建筑形式也不一样，其宽大的面积和雄伟的气势都胜过了欧洲的宫殿，但它们没有欧洲的宫殿那么精美的装饰。这种宫殿四周有三层围墙，都呈正方形，第一层可以比作一座最大的城市的城墙。在第一层围墙和第二层围墙之间的很大一部分空地上，还盖着许多较为矮小的宫室，它们的大门是金色的，这些宫室的建筑表现了高超的石雕艺术。在第二层和第三层围墙之间也有许多小的宫室，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国王的宫室。这些属于国王的宫室并没有联成一片或者形成一个整体，而是分散在各个地方，但其分布的数量有一定的比例，用处也不一样。宫室的内部没有住房，但是在它的周边有一些很大和很坚固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的大理石大门装修得很精致，它以某种艺术的形式高高地耸立着。那里还有供休闲的花园、凉亭和林荫道，还有礼堂和休息室。但一般人只能在外面看一看（进到里面是不行的），这些建筑物都装饰得很漂亮，并且连成了一片。我见到过很多窗子，带有装饰的栅栏和用令人赞叹的上等木材打造的家具，它们的颜色赏心悦目。这三道围墙里面还有一条条的小河，为了通行之便，河上到处都架起了小桥，河边上也有林荫道。这些桥上也有许多漂亮的大理石门楼和石头砌的凉亭。(18)
    卜弥格这里写的大概是明洪武年间在首都南京建的皇宫，既表现了中国皇宫建筑传统的风格，又具有江南园林建筑的特点。在《中国事物概述》中，他对中国航运的描写，也充满了热情，有时甚至带有一种惊奇感：
    我要谈谈这个帝国那多得数不清的船舰和伟大的航运事业，这是因为大自然给了他们那么多的河流，还不算人工开凿的运河。人都说，在中国的大陆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水，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活动。人们最常见的是航运和许许多多的船只，在中华帝国，也有许多马和牛（水牛）。就像人们所见到的那样，到处都是繁忙的景象，在中国的土地上，没有内河航运的地方是很少的。金尼阁神父有一个完全可信的说法：在那广阔的水上的交通线上，可以看到中国船上有许多人在那里干活。实际上他们船上的人并不多，跟我们船上的人数不能相比。在剌桐Caton城(19)，有两万户居民住在船上。尊敬的利玛窦神父曾于1592年在中国的大江上走过，他写道：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在所有的江河上，都有很多很多的船只。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是难以相信的，同时也很难理解他们是怎么居住在那些木头房子里。我也看见过在那些河上用芦苇杆和覆盖着一层编织物的木格子搭起的房子，这种房子都安放在（底部沉下去了）的小船上，它们的表面在水面上摇晃和游动，当船主把他的船在一个地方停下来后，还可以把这种房子搬到岸上去，再搭起来。像这样用编织物编起来的窝棚确实很多，看起来像河里突现出来的一些岛屿。用这种编织物还可以做木排，游到两意大利里那么远的地方去。朝廷有一万艘用于运东西的船，它们要将五个省的稻米和粮食运送到朝廷里去，运送到北京省去，每年要运送一百多万。(20)
    卜弥格对中国闻名于世的建筑如长城、运河，物产如丝绸、瓷器、玉和玉器、漆和漆器、各种宝石、人参、燕窝、茶、沉香、花梨木和樟脑树等都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他认为秦始皇修长城是为了抵御北方胡人对中国的侵犯，但是秦长城后来为鞑靼人毁坏了，所以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他没有见到长城，后来的长城是明洪武年间修的。他在《中国事物概述》中谈到中国的丝绸和瓷器时，对于这种当时在世界上十分先进的工艺真是赞叹不已：
    如果说丝织和养蚕，那在世界的东方，除了中国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够掌握这种工艺。他们有许多质地最好的丝绸，在我看来，在全世界，没有一个有钱人不穿这种柔软的布料，它也大量地出口到了许多国家，可是人们却只知道比希拉(21) 和大马士革用金线和银线缝制的美丽的丝织品(22)。据统计，中国的织造作坊每年要给朝廷的国库输送两百万担这种细软的丝绸（我没有查对，这里说的是两百万个作坊，还是两百万斤或担的丝绸？）。虽然在整个帝国都养蚕，但是没有一个地方生产的丝绸比得上浙江省和它的省会杭州的丝绸，因为那里早在基督诞生前约1636年，就有生产丝绸的记载。(23)
    江西省有一种花瓶，（葡萄牙人）叫porsolana，中国人叫瓷器，只有一个地方生产，它就是饶州府（Yaocieufu），那里有生产它需要的一种白色的泥土，还有一些别的原料。如果要利用这些原料，首先得筛去其中的杂质，再把这些原料混在一起。可以肯定地说，那些没有这种白泥和一种它所需要的水的地方，是生产不出这么精美的花瓶的。这种水有一种神秘的特性，如果没有它和那些必不可少的贵重的原料，决不可能造出这么漂亮的瓷花瓶。(24)
    在《卜弥格从东京寄给托斯卡拉大公的信，1658年11月20日》中，卜弥格对在中国颇为名贵的燕窝也介绍得非常详细：
    还有一种在中国和它的一些附属国可以见到的东西，这就是燕窝，这是一种非常有名和非常珍贵的食品。一磅这样的燕窝经常是同等重量银价的三倍或者更多的倍，它能医治体弱和病者。这是一种燕子的窝，但人们说，它和我们的燕子种类不同。它以银鱼为食，这种鱼的鱼皮呈银灰色（它全身都是肉），它在海边上的岩穴里产子，然后生出许多小鱼。燕子在11月和3月用这些小鱼筑巢，在巢里孵出雏燕。还有一些人说，这种燕子嘴里会吐出很多唾液，这种唾液在空气中会干涸，可以用它来筑巢，渔人在这些鸟巢中，挑出最好的，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要把它放在一些瓷碗里，然后切成块，是一种非常好的食品，可以放在鸡汤中炖煮或者以别的方法烹制。燕窝干了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也可以运到很远的地方。(25)
    卜弥格在他的著作中，还提到新疆的和田玉，他所见到的玉和玉器大都是永历帝后和他的朝廷里的文官武将的生活用品或头饰和服饰。关于宝石、漆器、人参和茶，他也说明了它们的生长、制作的过程以及它们的质地、性能和用法。卜弥格也很关注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民间习俗，实际上，他在上面提到的这些中国的特产不仅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实用价值，而且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所以西方人很早就称我们为“丝国”和“China”。但卜弥格更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孔子的研究，他在《关于大哲学家孔子》一文中说：
    我们要记下来的第一个事实是，在全中国都很有名的教师孔子生活在基督前550年(26)……这位哲学家通晓各种各样的学科，首先是伦理学、政治和经济学。他那些已经遗佚的书(27) 没有说明方法，但却有蕴含着思想和道德的格言，还有很多谚语。他教过书，表示了自己对于下层和上层的人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父母和孩子、兄弟和朋友以及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他不仅力图实施一种真正的理论，而且他要培养最好的习俗和品德，要使它们在中国所有的阶层中得到普及，其中有他的追随者和忠于他的学生。他的理论和学说是伟大的，文人学士都埋头读他的书，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学衔和官职。统治者真的是原封不动地接受了他的学说、指示和道德，以它们为准则，相互之间进行品评。由于这个原因，孔子的后代今天仍然享有许多名衔，拥有很多财富……孔子的学生从来没有把活着和已经死去的他看成是上帝，也没有把他当成神祇。像利玛窦和金尼阁神父在他们的著作中说的那样，人们敬仰他是把他看成是一个伟大的英雄和杰出的慈善家，他是中国的统治者的老师。
    过去所有世纪的执政者都要举行仪式，以表示对他的敬仰，他们还亲口赞美他的名字，亲热地呼唤他，把对他的崇拜和他们的财物都献给他。但是中国人从来不祈祷他，对他没有任何祈求，也没有任何个人的期盼，关于这一点，在很早以前，中国一些杰出人物的著作中都提到了，许多研究著作更是对这进行了广泛的论述。历史学家们也不否认，他是值得信奉的，是权威……纪念孔子的仪式也在一些太学的礼堂里举行(28)，把他的名字用金字镶刻在一些牌匾上，也用金字写在当代的文献中。(29)
    他在这里对孔子作为统治中国封建社会达数千年的儒家学说的创始人的崇高地位和他的学说的基本特点，以及中国各阶层人们对这位先师的崇拜，作了很好的概括。对于中国民间的习俗，卜弥格在他的著作中提得不多，但他只要提到了某种习俗，就对它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如在《城隍神庙或者城神庙即护城的庙》一文中，他对“城隍神庙”这种中国民间的信仰作了这样的论述：
    关于城隍神这个名称，中国的老百姓和中国著名的学者都说，它的意思是城墙和护城河，也就是防卫……在江西南昌府，为一个士兵的长官竖了一尊神像，表示对他的敬仰，因为他忠于这个城市的百姓，给了他们救助。因此国王总是给那种尊为神的人竖立神像，叫城隍神，意思是城墙和护城河的神，也就是护城的神。他们的庙宇在乡下，在城里，在各种不同的地方都可见到。警察长和总督还有省里户部即管户口和钱赋的官员都要来朝拜这些庙宇。在一些地方的居民中，还有一种土地城隍神的称呼，他就是护佑那个地方、那个省或那个国家的土地的神。这肯定不只一尊神，每一个乡、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保护神，人们相信神会保佑和救助他们……中国人深信，城隍神也就是护佑城市的神具有救助、保卫和惩恶的能力，因此它被认为是一个人身上的灵魂……这些神隍神也没有确定的身份，古时候说它没有形体，它的庙中竖的不是它的神像，而是它的一尊牌位，上面写了城隍神三个大字，也就是护佑城市的神。这个牌位的前面有许多对它的介绍，如出生在基督前的什么时候……因此城隍神庙里只留下了代表城市和乡村护佑神的牌位。(30)
    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中，就有守护城池的神，后来为道教所信奉，据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有关条目上的说明，有关它的记载“最早的是三国吴赤乌二年（239）所建芜湖城隍。《北齐书·慕容严传》亦有郢城城隍记载。唐以后郡县皆祭城隍。宋以后祀遍全国，如苏州祀春申君，杭州祀文天祥，上海祀秦裕伯，大率以有功于当地者为该地城隍。后唐清泰元年（934）封城隍为王，明太祖曾封京师城隍为帝，开封、临濠、东和、平滁以王，府曰公、县曰侯。洪武三年（1370）去号，但称某府、某县城隍之神。见《陔馀丛考》”。卜弥格这里不仅正确地指出了在中国的老百姓的心目中，城隍有护卫城邦的职责，它就像这座城池的城墙和护城河一样，而且他还进一步地了解到中国人常常把为保卫某个城市不受外敌侵犯或者为它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杰出人物尊为这个城市的城隍神，为他建庙，世代祭祀，以表敬仰。卜弥格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地区划分、经济发展和文化传统的了解在各方面虽不一定都很深入，但他涉猎范围之广，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是和他同时期的或早于他的西方汉学家所不能比的。
    三　卜弥格对中国动植物和中医的研究
    卜弥格在中国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这里生长的动植物和中医。他在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是他撰写的《中国植物志》和一系列有关中医的论著。由于这些论著曾在卜弥格生前和生后得以出版，几个世纪以来，在西方曾经产生很大的影响。他的《中国植物志》对椰子、槟榔、番木瓜、芭蕉、腰果、荔枝、龙眼、香果、菠萝蜜、芒果、枇杷、番石榴、面包树、柿子、番荔枝、榴莲、胡椒、桂皮树、大黄、茯苓、生姜、野鸡、麝、松鼠、豹、绿毛龟、海马和蚺蛇等三十种他所了解的主要生长在中国南方和南亚一带的动植物的特性和产地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他所绘制的二十七幅它们的图像都是非常精确的，例如他在谈到芭蕉时说：
    印度的无花果中国话叫芭蕉。这种树树杆粗大，呈绿色，肉质不硬，有很多水份。看起来，它除了一根圆形的树杆外，还有许多跟它连在一起的大片的树叶。这种树叶呈浅绿色，有九个手掌那么长和两个半手掌那么宽。从这根树杆和这些叶子中长出像花一样的东西，它会逐渐变成无花果。一株这样的芭蕉树有时能长出一千多个无花果，一个人很难把它们都摘下来。这些无花果有的很小，有的很大，小的只有一个指头大，大的比手掌还大，它们长在或大或小的树杆（树枝）上。这种树一年开一次花，开得很多，这些花再结果。果实里有种子，种子在土里会生根发芽，长出新的芭蕉来；然后再把这种新长出来的芭蕉移植到别的地方，六个月后，它的树枝上又会长出新的果实来。这种无花果在它生长的树上，在树的枝桠上就成熟了。它有一层黄色的表皮，果瓤柔软，呈白色，味道又甜又香，很好吃。它的表皮很软，含有很多糖分。(31)
    我们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植物志》中，也可找到类似这样的论述：“芭蕉的拉丁文名称为Musa basjoo，它植株高2.5—4米。叶片长圆形，长2—3米，宽25—30厘米，先端钝，基部圆形或不对称，叶面鲜绿色，有光泽；叶柄粗壮，长达30厘米。花序顶生，下垂；苞片红褐色或紫色；雄花生于花序上部，雌花生于花序下部；雌花在每一苞片内约10—16朵，排成2列；合生花被片长4—4.5厘米，具5（3＋2）齿裂，离生花被片几与合生花被片等长，顶端具小尖头。浆果三棱状，长圆形，长5—7厘米，具3—5棱，近无柄，肉质，内具多数种子。种子黑色，具疣突及不规则棱角，宽6—8厘米。”(32) 卜弥格对这些热带植物描写却显得形象和生动，很明显带有他个人的兴趣和感情的色彩。
    对麝这种动物和麝香，卜弥格不仅在《中国植物志》，而且在《中国事物概述》中，都作过很深入的研究。他在《中国植物志》中说：
    这个中国字是麝，葡萄牙语叫almiscar，拉丁语叫muscum。从这种动物身上能够获得一种称为麝香的东西，这个词像上面写的那样，由两个字组成，前面是麝，后面是香，它的意思是：身上有香气的鹿。麝这种动物确实像鹿，也像老虎。它身上长了许多毛，但是它的毛是灰色或者黑色的。中国人叫麝香，葡萄牙人叫almiscar，拉丁语叫muscar的这种东西就是麝这种动物的肾，它很自然地保存在麝的体内。(33)
    在《中国事物概述》中，他谈到了麝香摄取的办法：
    当月亮盈满的时候（有人说），猎人便去捕捉这种动物，他们在它的肚皮和肉之间可以找到一个血囊，要把这个血囊连它的包皮一起割取出来。在月满的时候捕到的这种动物的血囊是最丰满的，把这种有麝香的血囊连皮一起从这种动物的身上取出来后，再放在阳光下晒干，这样它的柔性最好。麝的肉和鹿肉一样，很好吃。目前关于这种动物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它像山羊，有的说它像猫(34)，但中国人说它像鹿和老虎。人们还将它的混杂着血和肉的排泄物搜集起来，放在一些球形的小袋子里，但这不是睾丸。在月满的时候，这种动物身上的麝香确实是一种带有很多血的东西。(35)
    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志》是西方人编写的第一部中国植物志，它对中国的动植物和中国大自然的研究，在整个西方都具有开创的性质和划时代的意义。卡伊丹斯基曾对卜弥格的这部著作作过很高的评价，他说它“是欧洲发表的第一部论述远东和东南亚大自然的著作”，“它对中国植物（和动物）的介绍和其中的插图，是欧洲近一百年来人们所知道的关于中国动植物的唯一资料”。“欧洲，不论17世纪还是18世纪，都没有一个植物学家能够像卜弥格那样，根据自己在中国的实地考察和经验，撰写和发表过什么东西。”(36)
    卜弥格来到中国后，他最关注的是中国医学，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在他作为著名医生的父亲的影响下，从小就酷爱医学，而且还救治过病人；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他对中国的热爱和对中医这门虽是医学但他过去在欧洲却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学科极大的兴趣。所以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涉及面也是最广博和最深入的，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是最多的。卜弥格首先把他这项研究的重点放在《黄帝内经》和魏晋医学家王叔和的《脉经》上，这是因为大概产生于秦汉时期的前者乃是中国古代中医理论和早期临床治病经验的总结，对后世中医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后者则是中国古代关于脉搏的唯一的一部经典。他认为，读了这两部经典，就会对中医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此外他在南明永历的朝廷里，从一些中医医生那里，也能学到许多中医临床的知识。随同他长期往返于欧亚的中国旅伴陈安德据说也懂中医，卜弥格在阅读中医典籍的时候，当然也能得到他的帮助。他在《耶稣会卜弥格在暹罗王国给医生们写的前言，1658年》中，曾经很有趣味地写道：
    现在，我们向你们，最有名的先生们和整个欧洲提供一部著作的纲要，这部著作是世界上最遥远的一个地区的一个最年长和最令人尊敬的医生的。你们应该知道，他是生活在比阿维森拉、希波克拉底、盖仑和塞尔苏斯(37) 要早许多世纪的一个地方的一位很有能力和高贵的皇帝。根据文献记载，他生活在洪氾前大约四百年，在基督诞生前2697年他就开始统治那个地方了。我们能不能了解到他的那个地方在哪里？这位大人物的那个地方叫Synpi，在中华帝国的河南省的开封市。(38) 他的名字叫黄帝，意思是“黄色的皇帝”，他第一个在中国制定了中医技艺的原则，这个原则被人们接受了，并且世世代代地传了下来。他为他的帝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有许多事实都证明了，在运用这种技艺中的许多有名的事例不仅都有记载，而且也流传下来了。(39)
    卜弥格在他论述中医的著作中，根据这部他所景仰的《黄帝内经》和其他一些他可能读过的中医典籍，在他的《一篇论脉的文章》中，对中医中的阴阳五行、气血循环、人体结构和一年四季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这些属于中国古代哲学和医学的天人合一的基本理论，作了十分形象而又高度概括的论述，他说：
    它（指中医）介绍了一种以中国的医生们自己的原则和观点为依据的中国哲学的理论，这些原则和观点都反映在一部称为《内经》的有一百六十二章的最古老的法典（古书）中。我想一开始就具体地介绍一下中国哲学的一些基本的观点，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先来说明一下大自然中某些基本的规律和对应的现象。古代中国人的医学哲学的各种不同的原则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其中就包括五行的自然属性和它们活动的情况。关于这些东西，我们在这里，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加以说明。实际上，这些原则并不符合我们已经检验过的那些原则，但是它们在中国却得到了承认，被认为是准绳。它们在它们的祖国的土地上，得到了那里古时候的学者们的权威的支持。这种技艺在那里得到了普遍的运用，这里可以看到，它是经过了很长时期的检验的，它的运用具有很大的科学性。现在我们就来深入到问题的核心：这里有两个概念，我们的医生通常把它们称为温和天生的湿，即温和湿的因素，中国人称之为阳和阴。照他们的看法，这是所有的物质形成的基础，它们存在并以某种方式活动在物质的内部。中国人还说，气是阳的载体，血是阴的载体。从阳和阴这两个概念（被认为是明和暗）出发，又产生了一些其他的概念，如出生（产生）、缩小（消失）、太过、不足、连在一起和分开（分散）。此外还有一些互相对立和矛盾的现象，它们使在五行和天和地之间的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中出现征兆，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在一年中的不同季节有所不同，它们也发生在人的体内。人体内的每个器官都具有阳和阴的自然属性，这些器官是从属于它们的，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要听从它们的命令。也就是说，这两种属性要影响到人的机体状况的好坏，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
    这就是中国的医学哲学的基本思想，这种思想在脉诊时得到了运用，根据它也制定了治病的原则和规矩。中国人了解五行、一年四季和人的器官能够保持和谐和亲密的相互关系，五行造成的变化和破坏以及器官和脉行使功能的哲学基础。(40)
    卜弥格认为，中国的医生治病，一是看病人的舌苔，二是诊脉，对这两种诊断的方法。他不仅有许多论述，而且还绘制了一系列有关的图像和图表。例如他在《通过舌头的颜色和外部状况诊断疾病》中说：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应当指出的是，照中国医生们的看法，人体五个器官和五行有五种颜色。舌头反映心的状况，心主管整个人体。心的颜色是红的，肺的颜色是白的，肝的颜色是青的，胃的颜色是黄的，肾的颜色是黑的。
    卜弥格在这篇论文中还明确指出，他的这些论述都是引自永历朝廷里的一些信基督教的医生们用过的一部医书，虽然他没有说出这部医书的名字。但我们看到，他在这里把舌头的颜色所反映的人的内脏的健康状况和阴阳五行、一年四季以及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对它们的影响联系起来，显然是《黄帝内经》和中医另一部经典《难经》对他的启示。关于人的脉搏，卜弥格的著作中也述说得很多。他认为人的经脉是贯穿全身的，它们向全身不断地输送着气和血，气和血在十二根经中二十四小时不断地循环，使连着它们的人体内的每一个器管都能够正常地运转和发挥功能，没有气血的循环或者停止这种循环，人就会死亡。由于气血的循环，便产生了脉搏，一个健康人在某个时刻脉搏的次数和他呼吸的次数有一定的比例，如果不成这个比例，他就处于病态，他在《医学的钥匙》中说：
    中国人把天分为五十天亭，即五十度，一度相当于漏壶显示的四刻零十分(41)。宇宙天体二十四小时五十亭的一个周转也会影响脉搏，它在二十四小时中的循环运动的距离为八百零十丈，输送内部的气和外部的血的阳循环十二小时，相当于二十五亭。阴的循环在另一个十二小时，也就是另一个二十五亭。因此，经过二十四小时，也就是五十亭即五十度，脉的一次循环才全部完成。从这里可以得出什么？第一个提示：
    在一昼夜，也就是五十个亭，一个健康人要呼吸一万三千五百次，健康人在一次呼吸的时间内，他的动脉会跳动四次或五次。因此，一昼夜的脉搏不应少于五万四千次，也不应多于六万七千五百次。天的运动在时间上和脉的循环是互相对应和相等的，这就是说脉的循环运动既不慢于天的运动，也不比它快，它搏动的次数既不能少也不能多于上述的次数，这才是人体正常的状况。因此，如果脉的循环(42) 不足或者太过，也就是说脉搏太慢，或者由于太慢而变小，或由于太快而变大，人就会感到难受。(43)
    实际上，这个阴阳对应、天人合一的观点和计算脉搏的方法也是《难经》对他的启示，《难经》上说：“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人一日一夜，凡一万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度周于身。漏水下百刻，营卫行阳二十五度，行阴亦二十五度，为一周也，故五十度复会于手太阴。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终始，故法取于寸口也。”(44) 另外，卜弥格根据王叔和的《脉经》对他的提示，把一般可以诊断的脉分为下面几种：脉七飘，在外部，属于阳脉，有浮脉、芤脉、濇脉、寔脉、弦脉、紧脉和洪脉。脉中八，在内部，有微脉、深脉、缓脉、稀脉、迟脉、软脉、伏脉和弱脉。九道脉，就是九根经的脉，有长脉、短脉、虚脉、速脉、濇脉、代脉、抻脉、动脉和细脉。此外还有急进八脉，和十六根超常脉，这些都是死脉。它们的性质、表现和所在的位置各不相同，但都能反映出人体内和它们有联系的器官是处于健康的状态还是患了什么病，反映出人体是处于健康状态的脉是正常的脉，否则就是太过或者不及的脉。
    卜弥格在他的著作中，不仅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中医关于人体构造以及外部环境对它的影响的理论和治病的方法，还针对不同的脉象和人体其他方面的表现在他的《中医处方大全》（分两部分）中开出了几百种药方。他在这部著作的前言，即《〈处方大全〉前的另一篇前言》中，首先就很详细地介绍了这些中药是怎么产生的，它们在中国治病的效应，几千年以来，已被医生临床的经验所证实，它们同样适用于欧洲：
    下面要介绍的这本书是一本关于治病的原则或方法的非常有用的指南，这些原则或方法是中国第一批功勋卓著的医生所发现和制定的。根据流传下来的记载，它们都经过了王叔和的整理和编纂。现在，所有中国的医生都极力想要继承他的这个传统，对他关于脉搏的论述没有任何怀疑，也完全相信他的这些治病的方法。根据这里所说的通过脉诊来治病，有他们长时期被认可的经验。这里介绍的药物也完全可以使病人恢复健康。但若遇到了下面的情况，如治病的方法不对，或者对脉搏的性质没有弄清楚，一种病的发生带有另一种并发症，或者这种病根本就治不好，那药物对它们也就没有用了。这本书中所提到的药物，都是用脉诊的方法治病时所需要的，我要将它们介绍得详细一点，以便欧洲的医生们也能够用它们治病。(45)
    他认为中药可分为汤药、丸药和散药三种，它们中又有复合药和单味药。复合药是医生为了治病开出的包括两种以上的药的药方，单味药是用来治病的一种单一的药。在《中医处方大全》名为《对作者王叔和脉诊医病的说明》的第一部分中，他列举的复合药有72种，这里也可以将几种他开的药方和中医典籍中有关的药方加以对照，如他说的一种叫泻黄散的药可治人体中间部分的芤脉所显示的病：
    取藿香叶、栀子仁、甘草各五钱，防风二两，石膏一两，混在一起后取出五钱，加两杯水熬煮，去掉剩下的渣滓后，过一些时候，可乘热服下。(46)宋钱乙所著《小儿药证直诀》卷下方上说：“泻黄散又名泻脾散。治脾热弄舌。藿香叶七钱，山栀子仁一钱，石膏五钱，甘草三两，防风四两，去芦，切培。上锉，同蜜酒微炒香为细末。每服一至二钱，水一盏，煎至五分，温服。清汁，无时。”(47) 还有一种大柴胡汤，可治左手第一个位置寸上的紧脉的病：
    取柴胡二两、黄芩七钱、芍药三钱、半夏六又二分之一钱、枳实四枝、大黄五钱，混在一起后分成三份。给每一份加姜和枣，放在水中熬煮后，乘热服下。(48)张仲景《伤寒论》上说：“大柴胡汤方。柴胡（半斤），黄芩（三两），芍药（三两），半夏（半升，洗），生姜（五两，切），枳实（四枚，炙），大枣（十二枚，擘）。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温服一升，日三服。一方加大黄二两，若不加，恐不为大柴胡汤。”(49)
    还有用六味地黄丸，可治迟脉的病：
    处方：取生地黄，木通，甘草，混在一起后，加上一些芦苇的叶子，放在水中熬煮，用这种药汤将六味地黄丸送下。
    六味地黄丸处方：取山药八钱，泽泻、牡丹皮、茯苓各三钱，熟地黄八钱，混起来后碾成粉末，加上蜜后烤热，做成梧桐子大小的丸子，每一剂十粒。用上述药汤空腹送下。(50)《小儿药证直诀》卷下方上说：“地黄丸。熟地黄八钱，山萸肉、干山药各四钱，泽泻，牡丹皮，白茯苓去皮，各三钱。上为末，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温水化下三丸。”(51)
    卜弥格的这些处方和中医典籍上的有关处方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给病人亲自诊过脉，用他列举的这些处方给病人治过病，他的这些处方也可能是他当时在中国能够见到的一些中医的典籍，或者他在永历朝廷里认识的那些医生提供给他的，但他将它们翻成了拉丁文后，到三百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使我们感到他非常准确地表达了那些处方的原意。在《中医处方大全》名为《单味药》的第二部分中，他列举的简单药达289种之多，对每一种也都说明了它的药性和服法。我们也可举几种和我们今天对它们的认识加以对照。如我们熟知的当归，卜弥格说：
    这种根很有用，味涩中带甜，性温，入心、肝和脾，当血中有一部分成了坏血时，能补上新血。这种植物的茎杆也有活血的作用，它的根上的毛祛坏血，它和Elleborus是一样东西。(52)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药大辞典》在谈到这种药时说它“为伞形科植物当归的根。多年生草本。”功用主治：“补血和血，调经止痛，润燥滑肠。治月经不调，经闭腹痛，癥瘕结聚，崩漏；血虚头痛，眩晕，痿痹；肠燥便难，赤痢后重；痈疽疮疡，跌打损伤。”(53)
    又如小茴香，卜弥格说：
    这种种子涩中带甜，性温，入胃和肾，止饥肉疼痛，使机体兴奋。(54)《中药大辞典》上说它“为伞形科植物茴香的果实。多年生草本。”功用主治：“温肾散寒，和胃理气。治寒疝，小腹冷痛，肾虚腰疼，胃疼，呕吐，干、湿脚气。”(55)
    卜弥格对这些“单味药”的介绍，可能有他自己的写法，他一个人在350多年前，对这其中的每一种药也不可能像我们今天集体编撰的中医著作写得那么翔实，但是他介绍的这些药物的性能，和我们中医学界对它们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可见他对这项工作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他的治学是多么严谨，但他却很谦逊地说：“如果这里有的说得不对，那是因为我缺乏经验，而不是我的本意。大概还有一些完全不为人知的药，因此难以确认，在欧洲的药书中也找不到。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作过一些努力，比如我曾提议编制一个中药的标本集，介绍这些药物的用处，并配以图像。为此我虽长期以来，利用我空余的时间，一直在搜集材料，上帝要我完成这项工作，但是我所得到的材料并不很多。”(56) 可是他的《通过舌头的颜色和外部状况诊断疾病》这篇文章和他的《医学的钥匙》这部巨著先后在1682和1686年发表后，在欧洲各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中医处方大全》那时还出版过好几次，从而引起了欧洲人对这种“神奇的中药”极大的兴趣，都热衷于向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运来的商品中，不断购买它，用来治病。实际上，也正如爱德华·卡伊丹斯基先生所说：“卜弥格无疑是欧洲第一位了解中医的秘密，掌握了有关中国药用植物知识的学者。”“当航海民族：葡萄牙、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只是部分地发现了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时候，17世纪的欧洲人从卜弥格那里，对于中国医学、中国动植物和矿物，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全面的了解，卜弥格乃是向我们提供这种了解的第一个欧洲人。”“西方的传教士都是出色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可是对于中国的医学和大自然，除了卜弥格外，谁都说不出什么。”(57) 卜弥格对中国动植物和中医的认识在欧洲好几个世纪都具有指导的意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雷慕莎的题为《论舌头上的征候》的博士论文，就是根据卜弥格的《通过舌头的颜色和外部状况诊断疾病》中的观点写成的。卜弥格是西方早期最杰出的汉学家之一，像他那样能在中国经过实地调查和研究，向西方如此广泛深入地传播中国古代文明成就的学者，不仅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而且在他死后的几个世纪，都没有第二个。但他并不以此满足，他还希望他的事业后继有人，他的《卜弥格根据大秦景教碑所编著的一部汉语词典》就是因为他在西安见到那块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后，不仅将上面的碑文翻成了拉丁文（这是欧洲对这篇碑文的第一次翻译），而且将碑文中的1560个汉字逐一地翻成了拉丁文，他用这种方法编成了一部小型的《汉语拉丁语字典》，以供以后来华的欧洲人学习和使用。我们知道，他的一生只活了47岁，在当时交通极不方便的情况下，他曾三次往返欧亚大陆，付出了大量的精力，此外他在中国的居留也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他却能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和较短的时间内，写出了这么多涉及面极为广泛和具有高度的科学价值的关于中国的著作，表现了他的崇高品德和锲而不舍的求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