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国时期番鸭的传入及其影响

李伟良

文章转引自《安徽史学》2022年第3期第58-66及75页

摘 要：番鸭原产于中南美洲，最早由印第安人驯化为家禽。清代民国时期，番鸭传入中国并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康熙五十八年以来，番鸭由洋人及华侨传入中国，并逐渐推广于南方地区。番鸭传入中国以后，人们对其形成了初步认识，产生了多样的地方称谓，了解了其基本的物种特征。番鸭的传入及推广，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其作为一种经济动物，改善了中国南方农村的家禽饲养结构，提升了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作为一种玩物和食材，丰富了人们的休闲娱乐方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

关键词：番鸭；物种传入；社会经济意义；清代民国

中国南方地区常见的家禽番鸭(Cairina moschataL.),在生物学上通常称为疣鼻栖鸭，为雁形目鸭科栖鸭属的鸟类，与家鸭同科异属，原产于中南美洲。古代印第安人驯化了番鸭1,早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玛雅人便猎食番鸭，并在后古典晚期(1200—1524)将其驯化饲养以供食用。2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番鸭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于清中期开始陆续传入中国，逐渐成为南方农村常见的家禽。如今，番鸭已被培育出许多地方特色品种，如福建永春白番鸭、贵州天柱黑番鸭、海南嘉积番鸭、湖北阳新番鸭、云南文山番鸭等，丰富了特色家禽品种资源。谢成侠《中国养禽史》曾对番鸭做过简要介绍，并指出：“番鸭既在中国饲养已很久，而且普及很广……对它实有系统研究的必要。”3但目前仍未见到专门研究番鸭的史学论文，因此本文拟就清代民国时期番鸭传入中国的相关问题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行探讨，梳理中国番鸭的历史概貌，敬请方家指正。

一、 番鸭的传入与推广

(一)番鸭初传中国的时间

关于番鸭初传中国的时间，学界尚未形成明确的认识。有的学者以为番鸭在明代就已传入中国，如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认为明代的家禽中就有番鸭4,常世英则说据同治《石城县志》记载，明代洪武年间石城县就有人饲养番鸭。5笔者未能搜阅到同治《石城县志》,一些学者认为：“本志(即同治《石城县志》)未见著录……且存疑俟考。”6且道光、光绪、民国三版《石城县志》中，均无关于番鸭的记载。即使同治《石城县志》中记载洪武年间有人饲养番鸭，但那时西方人还未发现美洲大陆，更未将番鸭带回旧大陆，故而彼时中国人也不可能饲养番鸭。《中国家禽品种志》曾指出番鸭“引入的准确年代尚待考查”7,目前这仍是尚待解决的问题。

清代黄叔璥(1680—1757)的《台海使槎录》可能是最早提到番鸭的笔记文献，其中载：“番鸭，大如鹅，足微短，两颊红如鸡冠，雄者色更赤。畜之常飞去。人每载入内地，然褷褷唼唼无足充玩。”8黄叔璥曾奉命巡访台湾，《台海使槎录》正是其考察台湾后所著。据《清学案小识》载：“先生名叔璥，字玉圃，昆圃先生之季弟也……上(指康熙帝)以台湾乱初定，特遣先生往视之，至则剪余孽，释协从，反侧遂安。雍正元年，任满，特留一年，命以所行事告后任。”9康熙时期收复台湾，设置巡台御史，任期一年，黄叔璥担任了首任巡台御史。其于雍正元年(1723)任满，则康熙六十一年(1722)便已登台，而任满后又留任一年，则留台时间共计两年，即1722年至1724年。此间，黄叔璥应是接触并认识了台湾的番鸭，故将其写入《台海使槎录》。这说明在1722—1724年之间或之前，番鸭便已传入台湾。

查阅各地方志，目前所见关于番鸭的最早记载出自康熙《平和县志》:“鸭，家凫也。近有番鸭，色白额红，如鸭而大。”10“近有番鸭”说明番鸭传入福建平和县的时间距修志之时不远，在修志之前应当已有传入。据该志“序”及“凡例”中记述，该志的纂修始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十月，终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四月，则番鸭至晚在1719年便已传入福建平和县。另外，乾隆年间余省、张为邦摹绘蒋廷锡《鸟谱》,其中绘有雌雄洋鸭(即番鸭),一般认为蒋廷锡的《鸟谱》绘成于康熙晚年11,这与康熙《平和县志》修纂时间大致相同，也表明康熙末年番鸭就已传入中国。

综合来看，明代尚无番鸭传入，番鸭最早传入中国是在清代康熙末年即18世纪初期，具体传入时间至晚在1719年，至今已有300余年的历史。

(二)番鸭传入中国的方式

台湾学者林其泉认为：番鸭原产地在台湾，最早由高山族饲养，因台湾过去被称为东番，故这种家禽被称为番鸭，并且内地的番鸭系由台湾传入。12虽然番鸭在台湾饲养较早，也曾从台湾传入内地，但其并非台湾原产，而是来自域外，“番鸭”之称更与“东番”无关。

中国番鸭的来源地既有西洋，也有南洋(东南亚);既有洋人载来的，也有华侨带回的。其一，由西洋商人以商舶从西洋载至中国。历史文献中多载番鸭“种出海洋”“种出西洋”“种自泰西来”“来自外洋”等，如乾隆《晋江县志》云：“番鸭……种自洋舶来。”13光绪《黎平府志》载：“洋鸭来自外洋，苗人交易所得也。”14表明番鸭源自遥远的西洋，并由洋人载来。其二，由华侨或国人从南洋一带引进或带回。清代民国时期，许多东南地区的人们下南洋经商，在回国的过程中，可能便将南洋的番鸭带回国内。《琼海县志》载，海南嘉积番鸭系“清光绪年间，嘉积镇华侨从南洋引进繁殖，逐渐演变为本地名鸭”15,农业地理学家刘世锜亦说中国番鸭系由南洋引入。16早期传入中国的番鸭应多来自西洋，由欧洲商舶载来；而后期传入者则可能主要来自东南亚，由华侨带回国内。

东南沿海地区是历史上中国与外洋联系的重要场域，西洋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多在此区域开展，西洋商舶载来的番鸭亦最早被饲养于东南沿海地区，福建、台湾、浙江、江西、广东、广西、海南等东南沿海地区的番鸭多系海路传入。而值得一提的是，广西的番鸭可能也有从陆路来的。雍正《广西通志》、嘉庆《临桂县志》、民国《罗城县志》等方志中提到的“交趾鸭/交址鸭”“交鸭”其实就是番鸭(详见后文),从名称上来看，其应是从交趾(即今越南)传入的。广西与越南接壤，山水相连，“交趾鸭”有可能是越南商贩通过陆路入境贸易时带来的。

要之，中国番鸭系清代民国时期由洋人和华侨经海路或陆路传入，其来源地主要为西洋和南洋。

(三)番鸭在中国南方的推广

清代民国时期，海外番鸭持续不断地传入中国，中国沿海地区的番鸭经繁衍培育又传入内地多个省份，此时番鸭便已推广于中国南方及部分北方地区。据笔者考证，具体分布地点如表1所示：

表1 清代民国时期番鸭的饲养分布

资料来源：清代民国时期的上述各省、府、州、厅、市、县相关方志以及报刊、游记、杂记等文献。说明：该表省市划分以当代行政区划为据，而分布地点则主要以所见文献记载为据，并按相应文献的年代顺序排列。

总的来看，清代民国时期，经过二百多年的传入与推广，广大南方地区和部分北方地区均有番鸭的饲养分布。其中，东南地区的福建、台湾、浙江、江西，中南地区的广西、广东、湖北、湖南、海南，西南地区的贵州、重庆、四川为当时番鸭的主要分布地点。江苏、安徽、云南等省份当时或许也有番鸭传入，但目前尚未见到信实的史料。谢成侠曾指出：“番鸭原是热带禽类，性喜湿热，早已适应中国南方的生态环境，推广到长江流域及以南广大农村。”17番鸭适应中国南方的自然生态环境并推广至广大农村的过程，至民国时期便已大致完成。

二、 国人对番鸭的初步认识

清代民国时期番鸭传入中国，各地便形成了多样化的称谓，并了解了其基本的物种特性，反映出人们对番鸭的初步认识。

(一)番鸭的多样称谓

番鸭传入中国后，各地产生了不同的称谓，形成“同物异名”的复杂情况，概括如下：

番鸭、蕃鸭。“番鸭”是最常见的称呼，在文献中记载最为普遍，有时也写作“蕃鸭”,如道光《新修香山县志》载：“蕃鸭又名洋鸭，种出西洋。邑人多畜之，小榄乡尤夥。”18

洋鸭、西洋鸭、阳鸭。“洋鸭”之称也十分常见，因其来自西洋，亦被称作“西洋鸭”,民国《陆川县志》载：“西洋鸭，有黑白二种。”19洋鸭有时也写作“阳鸭”,如光绪《靖州乡土志》载：“阳鸭，又名干鸭，似鸭而较大，黑质白章，头有赤冠。”20

西鸭。民国《蓝山县图志》载：“西鸭，似鸭而大，鼻孔间有红色平皱之冠，翼不甚强，仅飞及三四丈，卵能自孵。”21按描述可知西鸭就是番鸭，今川渝及湖南等地仍有人称番鸭为西鸭。可能因番鸭自西方传来，故称为西鸭。

凫鸭、湖鸭、胡鸭，主要见于东南地区。同治《兴国县志》载：“又一种冠帻鲜红，重至五六斤，名曰凫鸭，乡人亦偶畜之。”22同治《南城县志》载：“鸭不甚肥大，又湖鸭大于鸭，味少差，又湖鸭与家鸭合而卵生者名鸳鸯鸭。”23光绪《高州府志》载：“有胡鸭，家畜，大五六斤，俗呼飞飏鸭，又呼番鸭，头多疙瘩，其尤巨者曰鹜鸭，皆自抱卵，能远飞。”24从描述可以辨识引文中的凫鸭、湖鸭、胡鸭均为番鸭。而凫、湖、胡三者混用可能是因其在东南方言中同音之故。

交趾鸭/交址鸭、交鸭、蛟鸭，见于广西方志。雍正《广西通志》载：“交趾鸭，临桂出，红喙翠掌白羽。”25嘉庆《广西通志》中作“交址鸭”。从该记载不好判断交趾鸭就是番鸭，但在乾隆《柳州府志》的类似记载中则将交趾鸭置换成洋鸭，说明交趾鸭就是洋鸭，亦即番鸭。交鸭应为交趾鸭的简称，而蛟鸭则为交鸭的异写，民国《罗城县志》载：“又有交鸭一种，身毛青黑色，头部脸毛带红，色如鸡冠，重可四五斤。”26民国《容县志》载：“蛟鸭雄大如鹅，雌较小，黑羽白章，老而斑驳，亦有纯白者，面生肉冠如蛟螭，好斗善怒，怒则冠毛竦起。”27由描述亦可看出交鸭、蛟鸭即为番鸭。

建鸭。川黔地区也称番鸭为“建鸭”,同治《会理州志》载：“建鸭，头有肉冠如鸡冠状，赤红色，能自翼其卵，不入水。”28或说因其传自福建，故称建鸭，今也作剑鸭或箭鸭。

花鸭。光绪《遂昌县志》载：“花鸭，一名番鸭，毛兼五色。”29

斑鸭。民国《来宾县志》载：“又有斑鸭，一名番鸭，毛深黑或纯白，鼻上有红冠，能食蛇，惟畜者无多。”30

干鸭、旱鸭。番鸭因喜居干燥陆地，故也俗称干鸭或旱鸭，“干鸭”见于光绪《靖州乡土志》,“旱鸭”见于民国《思恩县志》《荔波县志稿》。

呆鸭。民国《上杭县志》及民国《凌云县志》均载有呆鸭，以指番鸭，可能因为番鸭驯扰行缓，故被称为呆鸭。

除上述诸称谓以外，还有泥鸭、木鸭、火鸭等不常见且含义模糊的俗称。民国时也有一些学者以番鸭的英文名moscovy的音译称之，如吴德铭称为“莫斯科维鸭”,冯焕文称为“墨司可凡”。31番鸭异称众多，有的反映了其来自域外的地理特征，如“番鸭”“蕃鸭”“洋鸭”“西洋鸭”“西鸭”“胡鸭”“交趾鸭”等，这些称谓被冠以“番”“洋”“西”“胡”“交趾”等词缀，表明番鸭来自外国，并非本土物种；有的反映了番鸭的外形特征，如“花鸭”“斑鸭”等；有的反映了番鸭的生活习性，如干鸭、旱鸭、呆鸭等。这些称谓不光是简单的符号，更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番鸭的认识方式。虽各地称谓有异，但以“番鸭”“洋鸭”使用最为广泛，这符合明清时期人们对于外来物种的普遍命名方式。

(二)番鸭的物种特性

清代民国时期，番鸭作为一种新奇的外来家禽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逐渐认识了其基本的物种特性，如番鸭的品种以及其与家鸭的物性差异。

野生番鸭即疣鼻栖鸭无亚种分化，而驯化为家禽后，则被培育出多个品种或品类。中国的番鸭，通常依据其羽色差异划分为黑羽、白羽、花羽三个品类，如道光《辰溪县志》载：“洋鸭，面红冠赤，毛色有青碧、纯白、杂花者，行缓能飞而善斗。”32民国《上杭县志》亦云：“番鸭，类鸭而大，或白或黑，或黑白相杂。”33白羽番鸭一般羽色纯白，康熙《平和县志》载：“近有番鸭，色白额红，如鸭而大。”34当时传入福建平和县的番鸭属白羽品系。黑羽番鸭则羽色纯黑，民国《恩平县志》载：“洋鸭其种来自海洋，形如鸭而大，红冠黑羽。”35广东恩平县当时饲养的番鸭为黑羽品系。花羽番鸭的羽毛特征是“毛白间黑”、“黑羽白章”,《鸟谱》中记载和描绘的洋鸭就属于花羽品系，其文载：“洋鸭雄者……头黑白花色，颈、项、臆、腹纯白，膊、翅黑白相间，青黑尾，盖尾有白羽……洋鸭雌者……纯黑顶，黑白花颊，颈、项、翅、腹毛色与雄者略同。尾稍狭长，有二白羽盖尾，近尾腹毛黑白相间。”36当然，花羽番鸭由于黑白羽色的不规则分布性，未必都是像《鸟谱》中描述的形象。

美洲番鸭与中国家鸭同为雁形目鸭科的禽类，但番鸭属于栖鸭属，家鸭属于鸭属，是两个不同的物种。由于番鸭在美洲被驯化为家禽，故也被称为美洲家鸭。番鸭属于鸭类，既与家鸭相似，又与家鸭不同，人们往往将家鸭作为参照系来认识番鸭的物种特征。

外形特征方面，番鸭似家鸭而大于家鸭，且面部长有肉瘤。番鸭与家鸭同属鸭类，外形有相似之处，不过番鸭“似家凫而较大”37,甚至能够“大如鹅”。而番鸭最显著的外形特征是其面部长有红色肉瘤，这也是番鸭与家鸭最大的外形差异(见下页图1)。文献记载番鸭“额红”“鼻红”“瘤红”“红努肉”“顶多肉瘤”“红面赤冠”“冠帻鲜红”“夹脑有红肉”“两颊红如鸡冠”等，皆谓其鼻额间的红色肉瘤，由此番鸭也被俗称为红冠鸭、红面鸭或瘤头鸭。康熙《平和县志》说番鸭“色白额红，如鸭而大”,就指出了番鸭的这三个外形特征，即额上长着红色肉瘤，长相类似家鸭，而体型大于家鸭。

生活习性方面，家鸭不能飞，喜凫水，而番鸭能飞，喜居陆地。作为鸟类，家鸭已经基本不会飞行，但番鸭的飞行能力尚存，如道光《辰溪县志》载：“鸭，舒缓不能飞，故曰舒凫……洋鸭……行缓能飞而善斗。”38光绪《高州府志》亦云番鸭“能远飞”,故俗称“飞飏鸭”。由于番鸭善飞，“畜之常飞去”。番鸭也被称为“干鸭”“旱鸭”,多在干燥的陆地活动，不常下水，如民国《昭萍志略》云：“洋鸭，大如鹅，畜于家，不入水。”39不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番鸭也会下水嬉戏，只是不似家鸭那般长时间待在水中。

三、 番鸭传入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

(一)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在地方志中，番鸭被列入“家禽”“畜类”“畜属”“六扰”等名目下，表明其是人们饲养的对象。它的传入和推广，使南方农村地区的畜牧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台湾是番鸭较早传入的地区之一，康熙三十五年(1696)《台湾府志》及康熙五十一年(1712)《重修台湾府志》所载“畜之属”有：牛、犬、猪、羊、猫、鸡、鹅、鸭，其中尚不见番鸭之名。到了乾隆七年(1742)《重修福建台湾府志》“畜之属”中则增加了“番鸭(似鸭而大，毛有小采，嘴脚朱色。肉粗味减。来自外洋)”42的记载。由此可见，番鸭的传入改善了台湾地区的畜禽饲养结构。

在饲养过程中，农家常常将番鸭和家鸭一同饲养，并以雄番鸭交雌家鸭的杂交方式培育出一种不可育的优良品种——半番鸭。从此，番鸭的概念发生了变化，纯种番鸭也被称为正番鸭、真番鸭或全番鸭，杂交番鸭则通常被称为半番鸭或土番鸭，广义的番鸭包括正番鸭和半番鸭，狭义的番鸭则仅指正番鸭。一般意义上，人们所指番鸭为广义。与正番鸭一样，半番鸭也有许多地方性俗称，如乾隆《重修凤山县志》云：“又有卢鸭，雌鸭交番鸭而生者。”43同治《南城县志》载：“湖鸭大于鸭，味少差，又湖鸭与家鸭合而卵生者名鸳鸯鸭。”44民国《蓝山县图志》载：“西鸭与家鸭洽生者名靠鸭，大与西鸭等，羽毛与家鸭无异。”45民国《清流县志》云：“番鸭，似凫鸭，较大，雌雄均有红冠。雄鸭与白鸭牳媾，即生凫鸭。”46民国艾延年《农学录》云：“一说凫鸭之雄与另一种雌鸭交合所产之卵即为淮鸭，土人又谓之阴阳鸭。”47可见，半番鸭在各地有不同的俗称，如卢鸭、靠鸭、凫鸭、淮鸭、阴阳鸭、鸳鸯鸭等。半番鸭没有繁殖能力，可能因此被称为阴阳鸭，而“鸳鸯鸭”或为“阴阳鸭”之讹。

半番鸭虽被归为番鸭的品种，但因其为番鸭与家鸭两个异属物种基因结合的产物，与正番鸭有所差异。清代《闽产录异》载：“‘半番’,小于番鸭；‘菜鸭’,小于‘半番’;皆不能抱卵。”48民国《上杭县志》载：“番鸭，类鸭而大，或白或黑，或黑白相杂，顶有红冠，嘴掌俱黄，肉味比鸭为粗。又一种半番鸭，顶无红冠，为鸭与番鸭相合而生，全身黑色不能生卵，犹马类之有骡也。”49民国《南安县志》载：“正番鸭味甚佳，北人谓之白风，土番鸭则稍次。”50由上可知正番鸭与半番鸭的主要差异：第一，体型方面，正番鸭较大，半番鸭较小，但又较家鸭(菜鸭)为大，半番鸭作为番鸭(正番鸭)和家鸭的杂交种，体型折中地介于两者之间。第二，繁殖方式方面，正番鸭能够产蛋并孵卵，但半番鸭与骡子一样没有繁殖能力，不会产卵。第三，外貌方面，正番鸭“顶有红冠”(即额上红色肉瘤),而半番鸭“顶无红冠”。第四，肉味方面，半番鸭风味稍逊于正番鸭。由于半番鸭是一种杂交良种，适应能力更强，生长速度更快，易于饲养，颇受人们的喜爱。

番鸭传入中国之后，虽在南方地区得到推广，但有些地方饲养者较少，如乾隆时广西柳州“马平人家有畜之者，亦不多见”51,又民国时广西来宾“畜者无多”52。而某些地方饲养者颇多，如广东香山县，番鸭备受人们喜爱，道光时香山县便是“邑人多畜之，小榄乡尤夥”53的景况。从南方地区番鸭的饲养范围和密度来看，福建是饲养番鸭最多的省份，不过当时多为农村家庭散养，尚未形成专门的规模性养殖与经营。相对家鸭而言，饲养番鸭可以获得较多的经济收入。据民国《海南岛志》记载：“(鸭)每斤价值2角。此外尚有番鸭一种，甚肥硕，重六七斤，以琼东之嘉积所产最为著名，每斤价约五六角。”5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海南当时(该书成于1930年)普通家鸭每斤售价仅2角，而番鸭价格高出家鸭两三倍，达五六角一斤，则每只可卖得三四元。如今海南嘉积番鸭远近驰名，其在清末民国时便已有出产，成为当地十分重要的家禽种类和经济来源。当时广东新会一带的番鸭价格与海南基本相同，据报道，洋鸭“每斤给值五毫，(四斤)可有二元”55。番鸭体型肥硕，价格又相对较高，因此深受人们青睐。饲养番鸭对于南方农村经济生活以及经济收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番鸭的传入也影响了当时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番鸭传入早期，人们常将其视作一种玩物用于赏玩。番鸭“羽毛较美丽”56“羽有文彩”57,具有一定的观赏性。乾隆《永定县志》云：“番鸭，类于鸭。或白或黑白，斑顶有红冠，面毛亦带红，人家畜之为玩。”58表明当时人们饲养番鸭以赏玩为目的。《红楼梦》中也写到，黑山村乌庄头向宁国府进租，其中包括价值二千五百两的各类物产，以及“外门下孝敬哥儿姐儿顽意：活鹿两对，活白兔四对，黑兔四对，活锦鸡两对，西洋鸭两对”。59番鸭(西洋鸭)与鹿、兔、锦鸡等一同被视为“顽意”(玩意),亦表明当时人们将番鸭作为一种赏玩之物。番鸭不仅在民间人家养以为玩，清代皇宫中也有饲养。乾隆皇帝对番鸭十分喜爱，曾下旨让大臣进献洋鸭等物，据载：“(乾隆十四年)六月十七日奉旨传谕硕色可将洋鸡洋鸭加冠凤各寻觅数只进来，再有与此相类之洋禽鸟易于驯养者，亦着寻觅几只进来。钦此。”60其时番鸭尚不多见，颇为珍奇，故乾隆皇帝将其视为一种难得的珍禽。据学者研究，常有大臣向乾隆进献洋鸭，如两广总督曾多次进献洋鸭数对，而乾隆亦将洋鸭及其产卵孵化的雏鸭，赏赐给王公大臣。61番鸭成为皇帝与群臣之间往来的重要礼物。

番鸭虽然曾被人们视作玩鸟饲养，但作为一种家禽，最终还是成了人类餐桌上的美食。清末忠满曾奉命巡台，在台湾生活了一段时间，写下一组《东海更言》诗，其中有“助馔红冠鸭，司晨绿耳鸡”62之句，表现出红冠鸭(应即番鸭)入馔的利用方式。作为家禽，番鸭能够为人类提供肉和蛋，人们颇为关注番鸭肉与卵的利用价值。番鸭一般作为肉用鸭饲养，关于番鸭肉的风味，可谓见仁见智。或认为番鸭味不如家鸭，如《海东札记》云：“番鸭大于舒凫，翎采微异，嘴趾皆赤色，味殊逊之。”63民国《上杭县志》云：“番鸭……肉味比鸭为粗。”64亦有人言番鸭味美甚于家鸭，如乾隆《南靖县志》载：“近有自外国来者，大倍常鸭，而肉甘脆胜之，俗呼番鸭。”65民国林化贤对番鸭肉和蛋给予了甚高的评价：“(番鸭)体大肉肥，雏鸟肉尤美。卵与其他家鸭不同，无臭味，为水禽中卵之最佳者。”66可见番鸭肉和卵是当时人们较为喜爱的食材。

除了普通的食用，人们尤其关注到番鸭肉的药用价值。《本草纲目补遗》收录了乾隆时人朱排山《柑园小识》中记载的番鸭：“洋鸭种出海洋，形如鸭，红冠群羽，驯而善飞，雄者重至十斤，雌者如常。其性淫，雌雄相交，日必四、五次，故房术用之。卵大如鹅子，味极美，以母鸡伏之，约一月余，则雏出矣，雏极易长大。助阳道，健腰膝，补命门，暖水脏。”67作者指出番鸭的药用价值主要是补肾健腰，“房术用之”,又赞美番鸭蛋“大如鹅子，味极美”,应该是亲自品尝过番鸭的肉和蛋。许多地方志也提到番鸭是一种能够滋补、祛邪、疗疾的食材，如光绪《高州府志》说“食之能已疮痔诸疾”68,民国《建宁县志》言“食之收痼疾”(14)57,民国《政和县志》云番鸭“性滋补，以雌而白羽黑肉者良”69,民国《建阳县志》载番鸭“肉味同鸡，食之能祛风毒，较鹜鸡尤为纯正”70,民国《德化县志》云番鸭“大可似鹅，堪充补品”71。从这些方志记载可以看到，人们已经认识了番鸭的药用价值。

民国时期，报刊杂志上可见一些关于番鸭与人们社会生活的报道。1917年《民国日报》曾登载一则《洋鸭成精》的乡闻，云鄂州人家丢失一只洋鸭，多日未见，后从柴堆觅得，但鸭身羽毛尽脱，遍体生鳞，于是群议沸腾，“有主张携归畜养者；有主张不可惊动，听其修养者；有言恐其将来成精作怪，为害地方，不如此时宰之者；有言携往城中可得善价者。众论纷纭，莫衷一是。后足为老餮战胜，立即宰之烹食，颇异常禽云。惜未留以供博物家之研究。”72这则乡闻中的番鸭可能是染上了某种疾病，模样与正常番鸭有所差异，以至于人们恐怕其成精害人。人们的议论中，有人指出“携往城中可得善价”,说明当地番鸭的售价不低；而最终有人将其宰杀烹食，说明食用番鸭在当地也属常事。1933年《新会沙堆侨安月报》和1940年广东《新长塘》皆登载过洋鸭被窃案73,从报道中可知两地饲养洋鸭的数量应当不多，一般人家仅散养一两只，而有人偷窃洋鸭，亦或说明了洋鸭在当地的价值颇高。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娱乐中，也可见到番鸭，如1941年3月，广西桂林良丰举办农民联欢大会，农民和机关团体携带各种家禽家畜参加比赛，其中就有洋鸭。74

要之，番鸭的传入对于中国人民的社会经济生活具有积极的意义，促进了南方的农村经济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此外，番鸭的传入及半番鸭的培育对于丰富和优化家禽品种亦有重要意义。

结语

番鸭又称美洲家鸭，原产于美洲，最初由印第安人驯化为家禽，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逐渐被传播到全世界。清代康熙末年(至晚在1719年),即18世纪初期，番鸭开始传入中国，至今已逾300年。清代民国时期，番鸭由洋人与华侨经海路及陆路陆续传入中国，并完成了在南方的初步推广。中国各地对这一外来家禽产生了多样化的称呼，但以“番鸭”“洋鸭”为主。番鸭的传入，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番鸭作为经济动物，丰富和优化了家禽品种，改善了农家的家禽饲养结构，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家的经济收入，提升了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另一方面，番鸭又是玩物和食材，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和休闲娱乐方式，增添了人们的营养来源并形成了特色的饮食文化。

番鸭传入中国后，逐渐在南方地区推广饲养，融入到了当地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说明其已适应南方的自然生态环境，并受到人们的接受和喜爱。历史上外来畜禽的引种或传入，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乃至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值得我们进行多角度的探讨。目前历史学人对于番鸭这一外来家禽尚无系统梳理和研究，本文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同仁对番鸭史的关注。

（文中图略，详请参看原文）

注释

1参见[美]查尔斯·曼恩著、胡亦南译:《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页。

2参见[美]林恩·V.福斯特著、王春侠等译、张强校:《探寻玛雅文明》,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28—429页。

3谢成侠:《中国养禽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4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9卷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6页。

5常世英:《江西省科学技术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239页。

6郑克强主编:《赣文化通典·方志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08页。

7《中国家禽品种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157页。

8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页。

9唐鉴:《清学案小识》卷11《待访录·黄玉圃先生》,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90页。

10康熙《平和县志》卷10《风土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204页。

11汪子春:《康熙皇帝和稀世书稿〈钦定鸟谱〉——兼论康熙皇帝的鸟类学知识》,《第三届两岸文化发展论坛论文集》下册,中国福州2015年印本,第280—297页。

12林其泉:《台湾杂谈》(增订本),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139页。

13乾隆《晋江县志》卷1《舆地志·物产》,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47—48页。

14光绪《黎平府志》卷3下《食货志三(下)》,《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7册,巴蜀书社2016年版,第294页。

15甘先琼主编:《琼海县志》,广东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

16刘世锜:《中国农业地理》,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222页。

17谢成侠:《中国养禽史》,第169页。

18道光《新修香山县志》卷2《舆地下·物产》,吴相湘主编:《中山文献3—4》,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235页。

19民国《陆川县志》卷20《物产类》,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323页。

20光绪《靖州乡土志》卷3《志物产》,台湾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229页。

21民国《蓝山县图志》卷21《食货篇第九上》,台湾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299—1300页。

22同治《兴国县志》卷12《土产》,清同治十一年刻本,第202页。

23同治《南城县志》卷1《封域志·物产》,清同治十二年刻本,第220页。

24光绪《高州府志》卷7《舆地七·物产》,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 93页。

25雍正《广西通志》卷31《物产》,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1页。

26民国《罗城县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186页。

27民国《容县志》第4编《经济》,台湾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280页。

28同治《会理州志》卷10《风土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1063页。

29光绪《遂昌县志》卷11《物产》,台湾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215页。

30民国《来宾县志》上篇《地理篇·物产一》,台湾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240页。

31参见吴德铭:《养鸭法》,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6页;冯焕文:《畜牧学》,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644页。

32道光《辰溪县志》卷37《物产志》,清道光元年刻本,第674页。

33民国《上杭县志》卷9《物产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36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页。

34康熙《平和县志》卷10《风土志》,第204页。

35民国《恩平县志》卷5《舆地四》,台湾成文出版社1974年版,第269页。

36李湜主编:《清宫鸟谱》第7册,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196—198页。

37民国《建宁县志》卷27《物产》,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301页。

38道光《辰溪县志》卷37《物产志》,第674页。

39民国《昭萍志略》卷4《食货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885页。

40黄百家:《哺记》,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农学卷》第4册,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01页。“哺”即“孵化”之意。

41郭柏苍著、胡枫泽校点:《闽产录异》卷5《羽属》,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23页。

42乾隆《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卷6《风俗·物产附》,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版,第117—118页。

43乾隆《重修凤山县志》卷11《杂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15页。

44同治《南城县志》卷1《封域志·物产》,第220页。

45民国《蓝山县图志》卷21《食货篇第九上》,第1299—1300页。

46民国《清流县志》,福建地图出版社1989年版,第345页。“凫鸭”有时指正番鸭,有时也指半番鸭。

47转引自罗盛槐主编:《江西省农牧渔业志》,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495页。

48郭柏苍著、胡枫泽校点:《闽产录异》卷5《羽属》,第223页。

49民国《上杭县志》卷9《物产志》,第117页。

50民国《南安县志》卷11《物产志之二》,《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28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

51乾隆《柳州府志》卷12《物产》,京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

52民国《来宾县志》上篇《地理篇·物产一》,第240页。

53道光《新修香山县志》卷2《舆地下·物产》,第235页。

54民国《海南岛志》第13章《农业》,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344页。

55《收账竟敢入屋捉洋鸭》,《新会沙堆侨安月报》1933年第82期。

56民国《平阳县志》卷16《食货志五》,台湾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61页。

57(14)民国《建宁县志》卷27《物产》,第301页。

58《(乾隆)永定县志》卷1《土产》,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7页。

59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53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40页。

6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7册,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17页。

61刘桂林:《宫廷养鸟》,《紫禁城》1982年第1期。

62忠满:《东海更言》,孙殿起、雷梦水辑,叶祖孚编:《台湾风土杂咏》,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第105页。

63朱景英:《海东札记》卷3《记土物》,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09页。

64民国《上杭县志》卷9《物产志》,第117页。

65乾隆《南靖县志》卷7《物产》,乾隆八年刻本,第291页。

66林化贤:《家禽(续)》,《科学画报》1940年第10期。

67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9《禽部》,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第381—382页。

68光绪《高州府志》卷7《舆地七·物产》,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 93页。

69民国《政和县志》卷10《物产》,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131页。

70民国《建阳县志》卷4《物产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483页。

71民国《德化县志》卷4下《物产》,民国二十九年铅印本,第93页。

72《洋鸭成精》,《民国日报》1917年11月24日,第8版。

73《洋鸭被偷》,《新会沙堆侨安月报》1933年第75期;《歹徒偷洋鸭被获》,《新长塘》1940年第6期。

74《农民大会闭幕李主任黄主席等均亲临参观家畜家禽决赛得奖者廿余人》,《大公报(桂林版)》1941年3月23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