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有着悠久历史和广泛的影响力，在长达数千年的古代历史进程中，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文化传统。诚如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所指出的，汉字、儒教、佛教和以中国传统律令制度为核心的法律系统，构成了传统东亚世界的四大支柱。①这四大支柱中，佛教之外，皆兴起于中国，佛教则是中国最早从印度学习过来，然后再传到东亚其它地区，因而中华文明构成了东亚文明的中心，中华文明成为东亚传统文化的源动力，影响深远。中国史学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日本、韩国和越南在内的周边国家史学的创立和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周边东亚诸国的史学正是在中国史学的影响下，才逐步发展起来的。
    一、中国史书在东亚的流布
    中国史学在东亚影响深远，首先表现在中国史籍在周边的流传与影响。从远古时期开始，中国书籍先传入朝鲜半岛，然后再传到日本和其它地区，周边各国对中国典籍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自箕子朝鲜以来，朝鲜使行人员抵达中国后，总是想方设法搜求中国典籍。同时，朝鲜历代王朝总希图中国王朝官方赐书，这样经过朝廷赐书与使行购求两条途径，将中国许多典籍都传入了朝鲜半岛，成为他们学习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朝鲜半岛一直以汉字为官方文字，科举考试也仿效中国王朝，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的考试范围，因而促进了朝鲜士人阅读中国典籍，也进而推动了中国典籍在朝鲜的传播与影响。中国史学对日本的影响，也首先表现在古代日本对中国典籍的重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日之间的海上航路可称之为“书籍之路”，②经、史、子、集四部书籍纷纷传入日本，对日本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几乎每一部比较重要的中国史书，都传到了日本，有着程度不同的影响。对于琉球和越南，也有着类似的影响。
    朝鲜半岛何时开始接触中国史学，无确切记载。传说时代的箕子朝鲜，在朝鲜半岛实施“八条之教”，③将中华文化传入朝鲜半岛。箕子朝鲜是朝鲜半岛历史上长期受关注的一段历史，也为其以后效仿中国文化提供了先例。西汉时期，汉武帝征服朝鲜：卫满政权，并于公元前108年设立真番、乐浪、临屯三郡，次年又置玄菟郡，朝鲜半岛进入中原王朝直接管辖时期，一直持续了400多年。这期间，在朝鲜半岛上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根，中国史书也在朝鲜半岛得以广泛流布。三国时代，中国史书已被广泛阅读。《周书》载百济“俗重骑射，兼爱坟史”。④《北史高句丽传》载：“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⑤《旧唐书·高丽传》曰：“俗爱书籍……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⑥可见，中国史书在唐朝之前便广泛流传到朝鲜半岛，成为他们阅读的典籍。
    唐朝与新罗文化交往密切，通过官方使者以及来唐留学生、僧侣之手，不少史籍传入朝鲜半岛。贞元四年(788)，新罗“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⑦当时熟读《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已成为新罗科举取士的重要标准，五经、三史等史籍已广泛流入新罗。高丽对宋朝更是极为仰慕，多方搜求宋版书籍，书籍之多，甚至可以补充宋朝之不足。1074年，北宋神宗诏令国子监，允许卖《九经》、子、史诸书与高丽使者，由此大批史书流入高丽。北宋元祐六年(1091年，高丽宣宗八年)，宋哲宗竟通过高丽使节向高丽访求大量图书，总计128种、5101卷，刘兆祐将此128种书与《宋史·艺文志》相对勘，发现其中90种书未见载，其中史书最多，包括很多中国残缺不全或失传已久的史书。⑧
    明清时期，朝鲜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藩国。特别是在明代，朝鲜对明朝奉行事大主义，对中国文化倾慕有加，中国史书在朝鲜半岛的流布更为广泛。明朝多次赐给朝鲜书籍，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赐“《元史》一部、《十八史略》、《山堂考索》、《诸臣奏议》、《大学衍义》、《春秋会通》、《真西山读书记》、《朱子全书》各一部”。⑨成化十一年(1475)，朝鲜使者韩明浍自明回国，向国王“进《新增纲目》、《通鉴》、《名臣言行录》、《新增本草》、《辽史》、《金史》……各一帙”。⑩朝天使每次来华，都会购买大批中国典籍归国。朴周锺《东国通志·艺文志》载：“东人之好古书，亦天性也。凡前后使价之入中国，伴行五六十人，散出分掌，自先秦以下，旧典新书、稗官小说之在我所缺者，不惜重直购回乃已。故中国书曰彼国反有异书藏本者，是也。”(11)这样几乎明清每一部重要的书籍，朝鲜王朝都能想方设法得到。一方面通过官方请求赐予，另一方面就是使行购买。经、史、子、集四部书籍，以及方志、族谱等等皆通过各种方式传入朝鲜半岛，成为他们学习和研读的重要典籍，其所收藏的书籍甚至可以补明清之阙。
    日本亦如此。在三国时期，中国典籍就开始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日本《和汉三才图会》载：“晋太康五年……百济王遣阿直岐者，贡《易经》、《孝经》、《论语》、《山海经》及良马。”(12)可见，早在西晋初年百济已将《易经》等书籍传到日本。唐朝时，大批遣唐使来华，加强了彼此往来，日本也借机大肆购求中国书籍。《旧唐书·日本传》载：“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13)可见，日本遣唐使为了购买书籍，甚至将中国王朝所赐财物，也都“尽市文籍”。以后历朝如此，即便官方没有往来，民间贸易，搜罗中国书籍也是他们必不可少的活动。江户时代，往来中日之间的商船不绝，几乎每次日本商船来华，都会购买众多的书籍，就这样将中国各种书籍都传入了日本。
    与韩、日相比，越南跟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十世纪前，越南是中国的交州，因而早早就播下了汉文化根基。五代时期开始独立，直到十九世纪被法国殖民之前，越南成为中国藩属国，也长达千年之久。越南多方收集中国书籍，而使行前来采购，也成为越南收集中国书籍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书籍传到越南后，也多被重抄或者刊行。经、史、子、集，诸子百家，无不被越南人所传抄，作为中国重要的史籍，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部分。
    中国史籍在东亚的流传，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伟大的传记文学巨著，对中国后世史学和文学影响深远。同时，对东亚的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他们学习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史籍，也是他们编写史书仿效的对象。
    《史记》何时传入朝鲜半岛，现已无从考查。可以肯定地说，在汉四郡时期，《史记》已经传入朝鲜。三国时期，《史记》与诸儒家经典成为君臣阅读的重要史籍。统一新罗、高丽王朝、朝鲜王朝，历朝历代，莫不对《史记》备加推崇。自入学时始，朝鲜士子便接触《史记》，以后会伴随一生。“所讲书，必先小学，次四书，次六经，间以先贤性理文字及《史记》，年三十以下背讲。”(14)《史记》是朝鲜王朝时期乡塾所讲授的书目之一，一般士人对《史记》非常熟悉。在朝鲜士人开列的必读书目中，必定有《史记》，熟读《史记》是朝鲜士人的一种基本功夫。
    《史记》是朝鲜世子培养必读史书，也是国王经筵日讲的重要内容。朝鲜世子的培养非常重要，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习读经史。如何习读经史，孰先孰后，也很关键。朝鲜世子教育中，《史记》是必读书籍，当时有大臣指出“先读《史记》，次读经书，则文理易达”。(15)同样，如同中国朝廷的经筵制度一样，朝鲜王庭的经筵制度乃是大臣定期向国王讲授儒家经典与重要史籍。朝鲜国王要求大臣不仅要精通儒家经典，也要精通中国史书，以备顾问。《史记》是历朝国王经筵中必讲内容。明宗时期，有大臣上疏曰：“自上圣学高明，《四书》必讲之后，当以《史记》进讲。治乱兴亡，人物邪正之易知者，莫如《史记》。”(16)可见，总是将治国之事与讲《史记》联系起来，这样，使经筵日讲有经世致用之功效。
    《史记》何时传入日本，有不同说法。覃启勋认为“公元600年圣德太子派出了第一批遣隋使，《史记》始传日本的使命正是由这批使者完成的”，并指出“《史记》始传日本乃是中国史学始传日本的重要标志”。(17)传入日本后，《史记》颇受重视。推古天皇时期圣德太子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将“天皇”一词，移植出来，不再使用“大王”，此后，“天皇”成为日本民族的象征。日本古代教育中，《史记》是重要的教科书。日本古代设有专门讲习学问的“大学寮”，其中设有专门讲习历史的“纪传道”，修习“纪传道”的学生被称为“纪传生”。《史记》是这些“纪传生”的必读之书。“纪传生”学成后，常担任大学头、侍读、式部大辅等要职，成为公卿，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亦有部分学生被选派到“撰国史所”，参与日本官方的修史活动。到室町时代，幕府设立足利学校，足利学校中规定“学校不得讲解除《三注》、《四书》、《六经》、《列子》、《庄子》、《老子》、《史记》、《文选》之外的其他内容”。(18)可见，古代日本学校对《史记》的重视，在中世武家教育和藩校教育中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
    综上所述，古代东亚世界，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朝鲜、日本、越南，通过请求中国朝廷赐予；或者使行购求，使得大批中国典籍得以流传至周边，史书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如同《史记》一样，几乎每一部重要的中国史书在周边各国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也正是在中国史籍的影响下，周边各国传统史学才渐渐发展起来。
    二、日韩越对中国史馆制度的模仿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设立史官记录史事的国家，西周时期，修撰编年体国史已成为官方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时期，官方记史制度得以发展，周王室与各诸侯国均设有专门史官，记录国家大事。中国先秦时期的史官名目繁多，诸如太史、小史、内史、外史等，各司其职，各记其事，已经有了初步的职责分工。汉代开始，有设立史官编纂本朝历史的传统。唐代以后由朝廷设立史馆，选任史官，修撰国史，成为定制。每当改朝换代之际，新王朝通常以为胜朝修史的方式来宣示现政权的合法性，这种由朝廷主导的官方修史制度，对周边国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古代朝鲜，大量中国史书的流入刺激了其修史制度的创立。三国时代，新罗和高句丽便已模仿中国修史制度开始记录王朝大事。“百济开国以来，未有以文字记事”，近肖古王十三年(375)，“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20)故而一般认为，百济肖古王时期开始正式编史记事。统一新罗对史学相当重视，模仿唐朝建立了修史机构，崔致远、金大问、僧人慧超等人皆曾编成了史书。
    高丽王朝立国伊始，便模仿唐、宋，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史馆制度，设立了春秋馆。“春秋馆掌记时政，国初称史馆。”(21)史馆常设，为修史工作正常进行提供了制度保障。与史馆建制相对应的是史官设置，“春秋馆置修撰、注薄各一人，检阅二人，后改供奉，正七品，修撰正八品，检阅正九品。又有领馆事、监馆事，首相为之。知馆事、同知馆事，二品以上为之。充修撰官、充编修官、兼编修官，三品以下为之。”(22)可见，由首相监修领馆事，监馆事的制度与唐宋史馆建制非常类似。史官虽名目繁多，各负其责，分工协作，能有效保证修史活动顺利展开。在高丽王朝时期，史官品位不高但职责重大，君主言行、百官政绩乃至国家时政大事都需及时记载。
    高丽王朝亦模仿宋朝建立了起居注制度和为前朝皇帝撰写实录的制度。《东国通鉴》载：“平章事韩安仁奏：睿宗在位十七年，事业宜载史册，贻厥后世，请依宋朝故事，置实录编修官。制：以宝文阁学士朴升中、翰林学士郑克承、宝文阁侍制金富轼，充编修官。”(23)1314年正月，命政丞致仕闵渍、赞成事权溥“略撰太祖以来实录”，可见此时各代国王都有比较系统的实录记载。1331年九月，“命修忠敬王实录”。1346年十月，又命府院君李齐贤等人“修忠烈、忠宣、忠肃三王实录”。(24)可见，高丽王朝史馆建制完备，撰修实录也成为定制。
    朝鲜王朝以程朱理学立国，注重文治，史馆建制比高丽更完备。1392年七月，太祖李成桂置艺文、春秋馆，设史官记录国史。此后逐步完善，形成了“上番”、“下番”两批史官。“下番”史官乃仕于艺文馆。艺文馆乃是“掌制撰辞命，并用文官”，(25)置正七品奉教二员、正八品待教二员、正九品校阅四员，共八员，负责编修《承政院日记》。“上番”史官仕于春秋馆，乃是从正三品的修撰官、编修官到正五品、从五品的记注官，他们再以《承政院日记》与“各衙门紧关文书”为基础，加上大臣的上书、谏言以及诸道资料，进行核对，撰成《时政记》。其实，弘文馆的官员兼任春秋馆修撰以下的官职，故而是“上番”史官的重要人员。虽说艺文春秋馆负责编修时政记，实际上，弘文馆等其它衙门的官员也是全力参修。艺文、春秋馆在《时政记》基础上，再编成实录。现在保存下来的《朝鲜王朝实录》非常完备，记录了自太祖到哲宗长达470年的事迹，共计1708卷，4840余万字。此外，朝鲜王朝官方也常常组织临时性编修史书，临时设馆，如编修《高丽史》、《东国舆地胜览》等等。官修史书相当频繁，留存史书也相当多，乃是模仿中国官修史馆修史最成功的典范。
    五世纪初，日本开始置国史，乃是掌管文书的官员。在七世纪圣德太子时期，曾有编修国史之议。大化革新后，设纪传博士，以《史记》、《汉书》、《后汉书》、《昭明文选》等为教本，讲授史学。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日本仿效中国正史本纪，编成第一部官修史书《日本书纪》，此后日本官撰史书一度停止。平安初期，日本设立“撰日本纪所”，后改称“撰国史所”、“修国史局”，用汉文先后修成五部国史，加上《日本书纪》，就是“六国史”，乃是专仿效中国正史之本纪而编成的官修史书，此后官修史书陷于停顿状态。而日本官修史馆也停废，一直到德川幕府时期，水户藩德川光囫于明历三年(1672)设史馆，取名“彰考馆”，撰修一部纪传体日本史。正德五年(1715)，天皇赐名“大日本史”，历时250年，才最后将此书编成。明治二年(1869)，设史料编辑国史校正局，八年，废止，设修史局。二十一年(1888)，将其工作移交东京帝国大学，设临时编年史编纂馆，不久，又被裁撤。二十八年(1895)，再加以恢复。可见，相对于中国和朝鲜来说，日本的官修史书并不发达，其官修史馆制度也是时设时废，并无一以贯之的制度留存。这是与中国、朝鲜在官修制度方面的差别。
    五代以前，越南为中国郡县。五代时，才开始独立。而其史学的发展，也是此后才有之事。越南官方注重修史。宣德年间，明军撤退，黎朝独立，即开始国史编撰。越南史学以官方为主，黎朝国王命官员，先后编成了《蓝山实录》、《大越史记》、《大越史记全书》。阮朝年间，官方也重视修史，明命元年(1820)建立了国史馆，编修实录。后又编成一部编年体通史《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可见，越南历史上最重要的史书皆是官修而成的。
    总之，在中国史馆制度的影响下，朝鲜、日本和越南皆不同程度的重视官方修史，朝鲜最重视史馆制度的建设，自统一新罗开始，一直到朝鲜王朝，官方修史成就最多。日本官修史书不够发达，史馆也时设时废，没有形成一套连续不断的官方修史制度。越南立国较晚，但自黎朝开始，官方就特别重视修史，并且编成了一批史书。可见，朝鲜、日本、越南，其官修史书制度或多或少受到中国修史制度的影响，不同程度上，其有继承，有变化，但都是中国史馆制度所影响的产物。
    三、古代日韩越对中国史书体裁的模仿
    东亚汉文化圈中，史学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传统的中国史学对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的古代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几乎每一部重要的中国史籍，都传到了东亚其他国家，广受重视，成为他们习读历史的重要典籍，也成为他们编修史书模仿的对象。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史书体裁，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等，几乎每一种体裁皆被模仿，并有史书传世。朝鲜史学作为其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乃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史书体裁，史学思想都是效仿中国史学的。日本、越南古代史书亦基本类似。
    朝鲜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完全效法中国史书。就以朝鲜王朝为例，朝鲜史家讨论史书体裁时，皆是先论中国史书，再及朝鲜史著。即如曾历事三朝、累官领议政的李宜显(1669-1745)，论及朝鲜史书三种体裁，其曰：
    史书其类有三：一曰编年，《左氏春秋传》、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徐居正《东国通鉴》……而朱夫子用孔子春秋笔法，作《纲目》，此则编年之中，立纲分目，又是一例也。宋、元则有东人金宇颙《宋元纲目》，明则有李玄锡《明纲目》；高丽则有俞市南棨《丽史提纲》，而罗、句、济三国见阙。近者林象德著《东史会纲》，俱载焉，皆用纲目义例也……二曰纪传。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欧阳修《五代史》，是为十七史……东国则有金富轼《三国史记》、郑麟趾《高丽史》。三曰纪事。纪事者，纪一事之始末也。宋袁枢始作《通鉴纪事本末》，纪自周威烈王，止于五代……近徐相文重作《朝野记闻》，记国朝事，亦用纪事本末例。(26)
    可见，其所述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莫不是先论中国史书，列举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然后再提及朝鲜的相关史书，充分说明朝鲜的史书体裁完全是效仿中国的，其史学文化正是中国史学文化的一个分支。朝鲜后期重要史学家、文学家南公辙博览群书，其论史书体裁曰：“史有二道，编年与纪传也。编年起于《春秋》，而纪传则始自迁创之。将正其一统，分代以纪年，因年以系日月，制度沿革、忠贤刑赏之是非，错出而互见，则编年为谨于法。代各有纪，人各有传，以专其行治得失之故。叙次该洽，则纪传为详于事，二者皆不可废也。”(27)可见，朝鲜古代史书体裁与中国一样，最为重要的也就是编年与纪传二体。
    在讨论纪传体时，都首先肯定司马迁《史记》的开创之功，而后世的纪传体史书都遵循司马迁所创设的规制。“后世作者，一遵史迁规制。”(28)这成为朝鲜史家编撰纪传体史书的基本理念。高丽王朝金富轼主编的《三国史记》和朝鲜王朝郑麟趾主编《高丽史》是朝鲜半岛历史上“两大官修正史”，莫不是效法司马迁的《史记》。朝鲜学人就称：“本史则有高丽金氏富轼《三国史记》、本朝郑氏麟趾《高丽史》……本史，迁、固之遗。”(29)“本史”，即是纪传体史书，明确指出乃是“迁、固之遗”，完全是效法司马迁和班固的史书。这两部史书都是由王室主导、大臣监修的纪传体官修史书，因而无不是以《史记》作为模仿对象。
    朝鲜半岛上编年体和纲目体史书也比较发达，如《东国通鉴》、《东史纲目》等都是较为重要的编年体和纲目体史书。李朝成宗时期名臣徐居正主编了《东国通鉴》，乃是仿效司马光《资治通鉴》而成的。纲目体史书创始于南宋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在高丽末期，《资治通鉴纲目》传入朝鲜半岛，很多史家效仿纲目体撰写史书。郑梦周曾上书说：“近代史皆未修，先代实录亦不详悉，请置编修官仿《通鉴纲目》修撰，以备省览。”(30)郑梦周的建议被采纳，高丽王下令以纲目体编修实录。朝鲜王朝时，效仿《资治通鉴纲目》的史书大量出现，诸如金宇颙《续资治通鉴纲目》、俞棨《丽史提纲》、洪汝河《东国通鉴提纲》、林象德《东史会纲》、安鼎福《东史纲目》，都是重要的纲目体史书，皆是仿效之作。
    日本最早的史学著述，大约出现在6世纪前半期的继体天皇(507—531)、钦明天皇(540—571)时期。当时，汉字已传入日本，日本人掌握了汉字的音读、训读方法。当时日本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促使当政者加深对历史的反省，产生了留教训于后世以作鉴戒的思想，这样，就出现了日本最早的历史书籍《帝纪》与《旧辞》，现两书俱佚失。之后，《古事记》问世，乃日本古代官撰史书，由太古传说起到推古天皇(628)止，完成于712年，全书3卷，它明显受到了中国史学上正统论观念的影响，其目的在于构建从神代到推古天皇的皇位继承体系，将天皇的血统直接描述为神的后裔，“其目的不在于记述历史事迹，而是一部自觉体现正统论中血统观念的史书”。(31)此后《六国史》出现，则是模仿中国史书而编成的官纂史书，其体裁仿效中国史书，编修目的亦借鉴中国史书。
    《六国史》，乃是日本奈良、平安时期官方编撰的六部日本国史书，即《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的总称。《日本书纪》的体例源于中国史书，此书原名为《日本纪》，盖仿效《后汉纪》之体式而编成。史料上直接或间接参考了多部中国史书，“《日本书纪》在史书的直接利用方面，是以《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蜀志》除外)为中心的。《梁书》、《隋书》利用了一部分。”(32)《日本书纪》借鉴中国正统思想以说明天皇继承中的正统问题，把天皇叙述为天照大神的后代，有别于其他血统。这种观念“没有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当时是不可能形成的”。(33)随后《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五部史书，继续弘扬《日本书纪》的特点，吸收和继承中国纪传体史书的某些特点。
    随着日本古代“律令制”国家逐渐衰微，武家势力抬头，修史机构由公家转入武家，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德川幕府时期。德川幕府在其成立之初，重视运用各种手段，宣扬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同时采用各种方法加强对臣下和诸藩的控制，而编修史书，特别是编修能够品评人物的“纪传体”史书，往往能够达到幕府统治者的目的，因此，德川幕府历任将军，都对编修纪传体史书表现出了与以往其他武家政权不一样的热情，《大日本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大日本史》乃是江户时代水户藩编纂的汉文纪传体日本史。1657年，水户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园(1628—1701)在江户水户藩邸设立史局。当时，德川幕府统治者也支持修史活动，这为他组织编修《大日本史》提供了条件。明治三十年(1897)基本完成，明治三十九年(1906)出版，历时250年。此书记载了神武天皇即位至南北朝终结的日本史，分本纪、列传、志、表四部分，合计三百九十七卷(另有目录五卷)。此书乃日本官修最重要的纪传体史书，在日本史学史、文化史上都有重要地位。此书多方面模仿了中国纪传体史书：首先，《大日本史》模仿了中国纪传体正史为天皇立本纪。其次，《大日本史》列传对中国正史有模仿，有变异。如模仿中国正史中的“儒林”、“文学”等传立“文学传”；仿“孝友传”、“孝义传”、“孝行传”等立“孝子传”；仿“忠义传”立“义烈传”等。再次，《大日本史》的《志》根据日本特点，对中国纪传体史书中《志》的体例进行改进，列十志，包括“神祇、氏族、职官、国郡、食货、礼乐、兵、刑法、阴阳、佛事”十类。其中“神祇”和“佛事”两项，乃根据日本神道教和佛教情况而编写的，《阴阳志》则载录日本历史上的灾异和历法，类似于中国“正史”中的《五行志》和《律历志》；“食货”、“礼乐”、“兵”、“刑法”等几项，则是中国纪传体史书中常有的。“表”亦类似，其有《臣连二造表》、《公卿表》、《国郡司表》、《藏人检非违使表》、《将军僚属表》，这五表明显是按照日本历史而设的。另外，《大日本史》论赞也借鉴中国正史而展开的。最后，在义例与正统方面，我国古代正统论是应王朝更替而产生的，这与皇统万世一系的日本有着根本差别。故《大日本史》既有模仿中国史书的特色，也有自身特征。《大日本史》有“三大特笔”：一是将原被奉为天皇的神功皇后归入《后妃传》；二是为被其叔父大海人(天武天皇)举兵叛乱所推翻的“天皇大友”立本纪；三是在南北朝问题上，裁定南朝为正统。在日本政权分裂的南北朝时期，有讨论正统问题的必要，但其确定政权正统的标准有异于中国——它是以神器和大义名分为标准。所以，“《大日本史》虽借用中国正统正闰之成语，而所谓正统意义，正统标准，则为日本之特殊思想。”(34)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正统论思想传到日本后，在其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发生了变异。
    越南古代史书体裁也是在中国史书的影响下而生成的，主要采用纪传体、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其中最重要的编年体史书乃汉文编成的《大越史记全书》，此书是研究越南历史最重要的史书。该书于后黎圣宗洪德年间(1470-1497)，由吴士连编纂，收录了自鸿庞氏时代以来的传说及史实，最后于1697年，由黎僖负责增补至后黎嘉宗德元二年(1675年)的史事，历时二百多年，全书二十五卷，分外纪全书、本纪全书、本纪实录三部分，是越南历史上最重要的编年体通史。此外，越南阮朝效仿明代，建立了官方撰修实录的制度，现留存584卷《大南实录》，乃是越南阮朝历代皇帝的编年体实录，记录了阮朝历代国王、宗室、贵戚、诸臣、忠义、列女、高僧、逆臣、奸臣等等不同类型人物的事迹，涉及近代越南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方面史料。
    总之，朝鲜、日本、越南古代史书体裁，皆是模仿或借鉴中国史书体裁的，无论是官修实录、纪传体、编年体等体裁的史书，还是私修编年体等各类史书，皆是对中国史书体裁的模仿，正是在中国史书的影响下，周边各国才逐渐出现其自撰史书，逐渐形成其史学特色。
    四、余论
    在传统的东亚世界，支配各国修史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就是要塑造本国与本朝的正统性，而支配这种正统性的思想观念就是儒家思想。“尊王黜霸”、“尊华攘夷”等儒家理念，是各国所遵循的基本思想，贯穿到整个东亚的史学发展历程之中，其核心理念就是孔孟之道与程朱理学思想，这是传统东亚各国修史的共性。而进入近代时期，随着殖民主义时代的到来，民族压迫与民族觉醒，同时发生，传统意义上的“尊攘”思想转化为民族主义思想的动力，成为东亚民族主义史学的源发动力，因而导致东亚民族主义史学非常发达。在西方的冲击下，无论是最早走向现代化的日本，还是被完全殖民的朝鲜和越南，以及半殖民的中国，民族主义史学都伴随着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发展起来，成为近现代东亚史学的主要特征。
    同时，近代东亚的史学交流出现了较大变化，由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反之，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挫折，因而日本政治文化就成为中国士人学习的对象，许多中国志士仁人东渡日本，积极学习日本的先进文化，梁启超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从日本输入西方的一些史学观念，对中国史学界产生深远影响。而处在殖民时期的韩国士人，深受梁启超的影响，促进了韩国近代民族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
    注释：
    ①[日]西嶋定生：《東アヅア世界と日本史—闗連諸學からのアプロ》(雄山阁刊《歷史公論》，1975年1月—1976年11月连载)。
    ②参见王勇等著：《中日“书籍之路”研究》，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③[汉]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58页。
    ④[唐]令狐德芬：《周书》卷49《百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版。
    ⑤[唐]李延寿：《北史》卷94《高句丽》，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15-3116页。
    ⑥[五代]刘昫：《旧唐书》199卷上《东夷·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20页。
    ⑦[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汉城：保景文化社，1986年版，第112页。
    ⑧刘兆祐：《宋代向高丽访求佚书书目的分析讨论》，《第三届中国域外汉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
    ⑨[朝鲜王朝]《朝鲜太宗实录》(汉城：国史编纂委员会，1960年版)卷6，太宗三年十月辛未，第1册，第281页。
    ⑩《朝鲜成宗实录》卷56，成宗六年六月壬午，第9册，第232页。
    (11)[朝鲜王朝]朴周锺：《东国通志》(汉城：太学社，1986年版)卷16《艺文志》，第3册，第10页。
    (12)[日]寺岛良安：《和汉三才图会》，大阪：冈田三郎右卫门，1713年版。
    (13)[后晋]刘昀：《旧唐书》卷199《日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41页。
    (14)[朝鲜王朝]李縡：《陶庵集》卷25《龙仁乡塾节目》，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94册，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版，第540页。
    (15)[朝鲜王朝]《朝鲜中宗实录》卷55，中宗二十年八月乙未，第16册，第442页。
    (16)[朝鲜王朝]《朝鲜明宗实录》卷7，明宗三年四月己巳，第19册，第589页。
    (17)覃启勋：《〈史记〉与日本文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页。
    (18)[日]川瀬一马：《足利学校の研究》，东京：日本讲谈社，1974年版，第32页。
    (19)覃启勋：《〈史记〉与日本文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页。
    (20)《三国史记》卷24《百济本纪》，第246页。
    (21)[朝鲜王朝]郑麟趾：《高丽史》，汉城：景仁文化社，1972年版，卷76《百官志》，第546页。
    (22)[朝鲜王朝]郑麟趾：《高丽史》卷76《百官志》，汉城：景仁文化社，1972年版，第568页。
    (23)[朝鲜王朝]徐居正：《东国通鉴》卷30，高丽睿宗一七年九月条，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2年版，第645页。
    (24)[朝鲜王朝]郑麟趾：《高丽史》卷34、37，汉城：景仁文化社，1972年版，第435、476页。
    (25)《经国大典》卷1《吏典》，第54页。
    (26)李宜显：《陶谷集》卷28《陶峡丛说一百四则》，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81册，1996年版，第438页。
    (27)[朝鲜王朝]南公辙：《金陵集》卷11《史圈序》，《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72册，2000年版，第215页。
    (28)[朝鲜王朝]安鼎福：《顺庵先生文集》卷12，《橡轩随笔上·历代诸史》，《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30册，2000年版，第27页。
    (29)[朝鲜王朝]林象德：《老村集》卷3《东史会纲序·辛卯》，《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2000年版，第206册，第60页。
    (30)[朝鲜王朝]郑麟趾：《高丽史》卷117《郑梦周传》，第876页。
    (31)乔治忠：《论中日两国传统史学之“正统论“观念的异同》，《求是学刊》2005年第2期。
    (32)日本古典文字大系本《日本书纪》上，《解说》。
    (33)乔治忠：《论中日两国传统史学之“正统论“观念的异同》，《求是学刊》2005年第2期。
    (34)梁容若：《中国文化东渐研究》，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6年版，第233页。

   （转引自：《历史教学问题》(沪)2012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