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世以来，日本积极吸纳来自中国的道德教化相关理论，其中对明清圣谕的认识及重构，与近代日本国民道德教育建设息息相关。然而，以明治维新为界，近世与近代日本对明清圣谕的解读与利用呈现出鲜明的变化。近代日本教育体制的形成是统合国民思想、国体思想向学校教育渗透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明清圣谕为天皇“教育令”及之后“教育敕语”的颁布为日本初等道德教育提供了内容及形式上的素材。但是，明治时期对明清圣谕新的解读，也切断了近世日本与东亚世界在道德伦理建构上的连续性。

       自近世(江户时代，1603-1867)起，日本便积极吸纳来自中国的道德教化相关理论，并在城市及农村推行，发挥其化民成俗的功效。其中，对明清圣谕的认识及重构，更与近代日本国民道德教育建设息息相关。然而，以明治维新为界，近世与近代日本对明清圣谕的解读与利用呈现出鲜明的变化。对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进行探讨，能更清楚地认识日本近代教育的本质，并有助于理解日本在其近代化过程中试图从东亚世界分离的根源。

       本文所讲“圣谕”，是指中国明、清两朝皇帝颁布的有关百姓教化的敕谕。具体而言，明圣谕是指洪武三十年(1397年)颁发的“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的“六谕”。清圣谕则指康熙九年(1670年)颁发的，包括“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等内容的“康熙十六谕”，以及雍正帝对此进行演绎后写成的万言书《圣谕广训》。清圣谕在内容上对明圣谕有所继承，但更为具体，并加入了“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这两条，训谕对象不仅有普通民众，更包括了知识分子及八旗子弟。至清末民初，明清圣谕六百年来为各朝各代皇帝反复颁布、提倡，不仅在中国有重要影响，还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地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末清初，范鈜引介民间故事、律法经典来阐释明“六谕”，著成《六谕衍义》一书。此后，经琉球学者程顺则之手，该书传至江户日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在其主导下，荻生徂徕训点《六谕衍义》、室鸠巢解说《六谕衍义大意》，并分别于享保六年(1721年)和享保七年(1722年)在全国颁布。由此，《六谕衍义》在日本流行开来。江户时期，日本各阶层知识分子积极对《六谕衍义》进行解说，出版的相关书籍多达数十种。

       清圣谕“康熙十六谕”与明“六谕”同时传入日本，雍正帝的《圣谕广训》亦于该书在清颁布两年后(1726年)，经长崎商人传至日本。之后，大阪町人学问所——怀德堂当主中井竹山对其进行了训点，并献于宽政改革的中心人物松平定信。同时，竹山之弟中井履轩也在怀德堂讲解《圣谕广训》。此后，该书传播甚广，幕府代官及地方儒士基于此书创制了各种道德伦理的相关书籍。

       国内针对明清圣谕的研究历史悠久、积累丰富。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的《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①对现存圣谕及其相关解说书籍进行了详细、全面的整理，特别是对清圣谕在中国的普及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素材。游子安在《从宣讲圣谕到说善书——近代劝善方式之传承》②一文中，对清初至民国时期的宣讲圣谕、说善书等民间劝善方式的演变进行了探讨。此外，诸如常建华的《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③、董建辉的《明清乡约——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④、王尔敏的《明清社会文化生态》⑤、张祎琛的《清代圣谕宣讲类善书的刊刻与传播》⑥、刘姗姗的《西方传教士眼中的〈圣谕广训〉》⑦等专章，从社会文化、出版文献、说唱方式、演说体系及白话文体的形成等各方面对以清朝为主的圣谕传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同时，日本学者酒井忠夫的《中国善书的研究》⑧和《增补中国善书的研究》⑨、阿部泰记的《以宣讲为手段的民众教化研究》⑩等也对明清圣谕的传播及思想内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然而，与国内该领域研究的盛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明清圣谕在日本传播的研究可谓寥寥无几。尽管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教育史学家乙竹岩造就已经在其著作《日本庶民教育史》(11)中提到了明清圣谕对近世日本影响深远；中山久四郎也明确指出，以《六谕衍义》、《圣谕广训》等为代表的明清道德教化类书籍对日本国民道德的熏陶“多有价值功效”(12)；而后，石川谦更是将明“六谕”在日本的传播称作“近世教化史上最值得注目的事件”(13)。但是，针对这一问题的具体考察总体来讲并不多见，对现有的先行研究可归纳如下。第一，对近世明圣谕在日本传播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大庭修的《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受容研究》(14)通过对书籍目录、幕府法令的整理，厘清了以《六谕衍义》为主的明圣谕在日本传播的大致过程。铃木健一的《明清社会与江户幕府的民众教化思想——以六谕为例》(15)、角田多加雄的《朱子学派教育论的历史性展开》(16)、许婷婷的《德川日本〈六谕〉道德言说的变容与展开——以〈六谕衍义〉与〈六谕衍义大意〉的比较为例》(17)等论文，以德川幕府八代将军吉宗进行的享保改革(1716-1744年)中对《六谕衍义》的推广为主要考察对象，通过对明圣谕相关书籍的文本解读，结合日本的社会环境，剖析了朱子学文脉下的近世日本对阳明学色彩浓厚的《六谕衍义》进行改写与重构的过程。近年，和田充弘的《〈六谕衍义小意〉考——中村三近子的教训科往来物研究》(18)一文对近世日本民间知识分子所著《六谕衍义》的演绎本进行了全面的文本分析，为观察明圣谕在日本庶民阶层的渗透提供了极佳视角。当然，针对琉球(冲绳)地区的明圣谕传播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这主要与《六谕衍义》经由琉球传入日本这一途径有关。(19)第二，对近世日本清圣谕的研究成果较为贫乏。以笔者管见，较为详细地论证了清圣谕对近世日本在思想、教化等方面影响的专章，仅有陶德民的《怀德堂朱子学研究》(20)和拙论《教训科往来物对明清圣谕的吸纳与改造——以绘画、画赞为视点》(21)两篇。第三，几乎没有专著详细阐述近代日本教育与明清圣谕的关联。海后宗臣的《教育敕语成立史研究》(22)、稻田正次的《教育敕语成立过程研究》(23)和陶德民的《怀德堂朱子学研究》等论著中虽都提及两者的关联性，但仅止于“可能性”的推测，并未开展实证性研究。(24)

       综上所述，明清圣谕在日本的传播这一课题，尚有待进行充分的讨论。就已有的研究而言，也存在如下问题。教育思想史研究自身，并未逃脱进步史观的牵制，且局限于一国史的内部。以此研究方式为基础的有关日本庶民教化的探讨，往往轻视、甚至无视东亚世界这一文脉，这使得当今的日本教育思想史研究越发无法对近世至近代各种教育现象、文教政策的产生原因做出充分的解释与说明，更难剖析其背后暗含的思潮及意识形态。明清圣谕传至日本，不仅直接作用于江户日本中后期的文教政策，更借助各阶层知识分子所著衍生书籍，在地方的民众教化中激起万千波澜。明清圣谕本是近世日本庶民教化的轴心之一，近世日本教育史上诸现象实与东亚世界紧密相连。日本的知识分子，无论位处政权中心还是远为乡野儒士，对民众教化的思考本应视为与东亚世界的思维样式相关联的产物之一。本文试图以明治前期日本近代社会形成的转折点为轴，透过对明清圣谕在这一时期的命运，探讨它是如何成为该时期日本的初等道德教科书，又如何给予西村茂树等启蒙教育家们以启迪，并直接影响了“教育敕语”的生成等问题。在此基础上，与近世日本对其进行吸收的情况相对比，以期重新审视近代日本试图从东亚文化圈分离的根源。

一、近世日本对明清圣谕的吸收

       为与近代日本教育情况相对比，我们有必要对明清圣谕在近世日本的传播进行简单的概括。如前所述，明圣谕的传播主要依靠《六谕衍义》和《六谕衍义大意》两书。前者为范鈜所著，采用白话文体对明“六谕”进行讲解的同时，又引用各种生动的故事加以印证，还搜集了相关律条以儆效尤。《六谕衍义》因其“用俚俗浅近之语，劝善诫恶，甚为亲切”(25)的特征，得到了将军吉宗的青睐。吉宗遂命精通汉语白话的荻生徂徕对该书进行日文训点，同时又指派幕府儒者室鸠巢进行翻译。经过反复推敲，室鸠巢最终并未采用逐字直译的方式，而是按照吉宗的要求，结合当时日本的实际情况，删除了文中所引典故律令，还对该书正文进行了取舍和概括。与原文相比，译本分量不及原文二分之一，对圣谕的讲解极尽简约，故命名为《六谕衍义大意》(以下简称《大意》)。

       《大意》于享保7年由吉宗在全国颁布。一开始，它作为启蒙教科书赐给大阪的习字先生，随后立即风靡全国。享保年间，幕府直接管理板木，《大意》多为“官刻”版。同时，也有幕府下赐刻板给部分书商印梓的“赐板”版本。随着板木的损坏、幕府出版政策的改变及地方书商的发展，宝历九年(1759年)开始出现了各种“重刻”版本的《大意》。自宽政三年(1791年)起，一些藩属开始自行购买板木出版。出现了“岩村版”、“成羽藩重刻版”等各种地方版本。至于各类手抄版本有的已无从考证，但也数量众多。整个近世日本，该书的复刻次数高达数十次。尽管印刷数量不甚明确，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在各种古书市场轻易找到该书在江户各时期的版本，足见其印数之众。

       明圣谕在日本传播的一大特点，是其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演绎本。除了室鸠巢版《大意》之外，由徂徕训点的《六谕衍义》也几乎同时出版。该书保留了原版所有内容，虽不及《大意》普及，但也多次再版。更重要的是，一些民间知识分子通过这一版本，在原本中找到了《大意》中删掉的因果报应、善因善果的思想，并将其积极引入自己的作品中。例如，享保十六年(1731年)出版的《六谕衍义小意》(以下简称《小意》)，就以源于《六谕衍义》中的“善念”一词重新对“六谕”进行了解说，认为《六谕衍义》所讲，不过是要兴善念，“儒释道之三教皆善念之一理也……善念之人天报迅速降下祥瑞，恶念之人速有恶报，降之不祥”(26)。另外，《六谕衍义》保留的各种故事，也为许多演绎本的作者提供了素材。例如，天保十四年(1843年)出版的插画本《官许首书画入六谕衍义大意》(以下简称插画版《大意》)，就在《大意》的基础上重新引入了《六谕衍义》中的民间故事，并配以插图，将其中善恶报应的主题更加直观地表现出来。再如，菊坡晴亲等一些作者特别关注《六谕衍义》中的诗篇部分，将附于“六谕”各条讲解最后的七言排律编辑成书，以供幼童习读记诵。(27)《小意》作者中村三近子、插画版《大意》作者胜田知乡、开设天文私塾的阴阳师菊坡晴亲，这些民间知识分子与幕府儒者室鸠巢相比，无疑更加靠近普通民众。他们是明圣谕在日本传播的直接推动者，也是《六谕衍义》、《大意》的直接使用者。在教化百姓的过程中，他们对明圣谕的解读显得极为灵活，对其改造与重构也极为大胆。这些民间知识分子对明圣谕的加工，促使“六谕”书籍在近世日本长盛不衰。(28)

       近世日本对清圣谕的吸纳从表面上看远不如明圣谕直白、明确。特别是清圣谕中“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两条与知识分子相关的项目，是明“六谕”所不具备的，也显得和底层民众不甚密切。正因如此，清圣谕的传播似乎更多的局限于读书人之中。单就出版情况而言，前述中井竹山训点本《圣谕广训》虽有天明九年(1789年)和安政六年(1859年)的两次印刷，但印数远不及《大意》。(29)然而，正如陶德民指出的那样，竹山本《圣谕广训》的出版，对松平定信推行宽政改革有着极大的影响。作为宽政改革的中心人物，竹山、履轩、定信在改革前夜阅读了清朝皇帝的圣谕，那么《圣谕广训》理应被视为其改革理念的背景之一。(30)就衍生书籍而言，除竹山本《圣谕广训》之外，虽并无其余相关书籍冠有清圣谕之名，也不见其衍生书籍如《小意》、插画版《大意》借用“六谕”之名一样，大胆采纳“康熙十六谕”之类的称号，但仍有幕府天领代官早川正纪模仿《圣谕广训》写成《久世条教》(31)一书。该书中各章节题目多直接采自清圣谕，而且各教条的解说方法，无论是所引典故，还是文章的推理方式，均以《圣谕广训》为范本。此外，笔者认为，清梁延年所辑以图画形式对清圣谕进行说明、劝化的《圣谕像解》(1670-1781年陆续编辑完成)一书，“不仅为江户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所读，更起到了示范作用，将‘像解’这一教化方法传给了日本知识分子”(32)。该书充分考虑到读者的识字能力和阅读体验，积极采用插画方式，以图像进行教说的编辑方法，为明清圣谕在底层百姓中充分发挥道德教化功效提供了保障。由此可见，清圣谕以一种较为隐蔽的方式，极大影响了近世日本知识界，并直接指导了民间道德教化的相关活动。可以说，清圣谕对近世日本的陶染，相比明圣谕而言更加深层复杂。

二、明圣谕相关书籍作为近代日本初等教科书的出版

(一)明治中前期明圣谕相关书籍的出版情况

       随着西方文明的冲击，日本经过“复古式的近代化——明治维新”(33)的洗礼，迎来了高举文明开化旗帜的新时代。日本的近代化，以东亚化与日本化交错而成的儒教核心政治文化为基底，以西洋诸要素进行涂装，由东亚与西洋文明的冲突孵化出一种新型的双核结构的政治文化。(34)它在不断地对近世日本社会内部的各种事物进行全盘否定的同时，实际上又不得不以“复古式的”的形式进行维续。

       与一个如此不断动摇、变质、解体的明治时代相对应的教育政策，究竟如何继承了近世百姓道德教化的残存？面对这个新时期，日本的知识分子又对明清圣谕做出了何种解读？在这个近世社会日趋泯灭、近代社会逐步成立的节点，明清圣谕对日本初等教育又有何种作用？

       近代日本教育体制的形成是统合国民思想、国体思想向学校教育渗透的历史过程，其中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天皇“教育令”及之后“教育敕语”的颁布。正如海后宗臣所指，“日本的近代教育史中有着这样一种传统，即由天皇下达规定教育方向的谕旨”(35)。自明治五年(1872年)公布学制至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教育敕语”颁布，明治政府共颁布过四次“天皇内旨”或具有同样作用的“教育令”。每一次“教育令”的颁布都是与近代教育制度的变革息息相关的大事件，而“教育敕语”的颁布则不过是“意味着这种深化了天皇与教育关系的方法的最终确立”(36)而已。

       近世日本明圣谕相关书籍的出版，有享保年间(1722年吉宗颁布《大意》及其后10年)和宽政至安政年间(1791年广岛藩出版《大意》演绎本《教训道标》至1857年《大意》再次重印)两次高峰期。前者在十年间出现了6种不同版本，后者在六十六年间则有29种版本。但1857年后，刊行出现停滞，直到明治三年(1870年)才又有书商进德社重新印刷《大意》。

       据笔者调查，明治年间明圣谕相关书籍共有如下16种。(见表1)如表1所示，其中N、O两种为L的再版，可归为一种；F、G、H为各书商对E进行排版后印刷，故各记为一种。明治3年的两个版本A、B及明治24年的版本M使用了近世留下的刻板进行重新印刷。明治年间明圣谕出版的高峰时期为明治14-15年(1881-1882年)，这一时期的出版物中虽也有对江户时期版本的翻刻，如D是对近世琉球版本的复刻，但也出现许多改编本如E、F等，或新的演绎本如I、J、K等。其后，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又新出一种版本L，但包括其再版、三版都基本完全使用了近世的版本，只是删掉了原序、跋，另作“后记”。

   如果我们将“教育敕语”颁布前后出版的明圣谕相关书籍与“教育令”、“教育敕语”的颁布时期重合起来，不难看出两者在时间上呈现的关联性。(见图1)

图1 明治年间明圣谕相关书籍出版与“教育令”颁布的关系

       总体而言，明治十二年(1879年)“教育令”及翌年的“改正教育令”颁布之后，《六谕衍义钞》、《改正六谕衍义大意》等各种改编书、演绎本迅速出现。同时，“教育敕语”颁布前年和翌年，也能看到新出的各种版本的《大意》。在此，我们有必要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进行讨论，以厘清其出版与“教育令”颁布的关系。有关明清圣谕相关书籍的出版情况与“教育敕语”的关系，将在本文第三部分专门进行讨论。

(二)“教育令”颁布时期日本知识分子对明圣谕相关书籍的改编

       明治十年(1877年)起，时任文部大辅的田中不二磨便着手开始对明治五年的学制进行修改。明治12年9月26日，经太政官及元老院审议修正，其草案终于作为太政官布告第40号的“教育令”颁布。这一“教育令”一改从前中央集权式的学制，将教育权限大幅下放至地方，任凭地方自由应对，因此也被称作“自由教育令”。然而，日本教育史上一般认为，这一“教育令”虽然开创性地引入了诸如教员巡回制度、私立学校制度等，但向地方的放权在短时间内导致了日本小学教育的迅速倒退。地方儿童就学率明显减少，经费紧缩导致各地出现校舍建设中止，甚至废校的情况。面对各界批判，田中转任司法卿。明治十三年(1880年)12月9日，河野敏镰临危受命担任文部卿，开始对“自由教育令”进行修改。同年12月28日，经太政官、元老院合裁、修正之后，颁布了太政官第59号令，即“改正教育令”，“自由教育令”就此终止。

       “改正教育令”一反“自由教育令”向地方放权的做法，以国家统制、政府干涉为基本方针，规定教育行政上的各种重要事项均须由文部卿认可，同时强化府知事、县令等在教育政策上的执行和决策权，各种町立、私立学校的开设和废弃、学校校规和教则的设定，都需要由府知事或县令起草，并获得文部卿的认可方才有效。“改正教育令”的一大特点在于对小学教育的重视，它严格规定各町、各村需要按照府、县的指示设立一所以上的小学。另一特点则是将修身学科置于小学各学科首位，强调其重要性。所谓修身学科，简单而言就是旧制学校道德相关科目的延续，在明治时期以国民道德实践、德性的涵养为目的。由此可见，“改正教育令”时期，日本社会着重进行小学教育系统的建设，加速了统合国民道德教育的步伐。

       面对这样的政策局面，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有不少知识分子认为有必要对近世流传下来的明圣谕相关书籍进行改良，使其更加符合这一时期教育的需要。于是，明圣谕相关书籍的各种新版本应运而生。

1.作为识字教材的《六谕衍义》

       由原水户藩士铃木重义担任编辑，由师从安井息轩并曾追随岩仓具视的龟谷省轩担当校对的《六谕衍义钞》一书，于明治十三年8月，即“改正教育令”颁布前四个月付梓出版。(37)本书将徂徕训点的《六谕衍义》的一部分译成日文，再做整理编辑，并收录了范鈜的原序，附上“凡例”来解释其出版意图。在“凡例”中，作者这样说道，“六谕衍义者，清人范缙云所攒。明纲常，振风教，切实无出是书。享保中，幕府命物氏徂徕，加旁训，又命室鸠巢译其大意，谋以遍颁海内，其用意可谓深厚。今就原书中，抄方今之时世适切者，以便初学诵读”(38)。书中指出，本书所收仅为作者判断符合时局的部分。至于其判断依据，作者做了说明，“其一，原本有六条，六谕之名亦据此。但毋作非为一条不过与前文之意反复，故删之。再一，原本附载故事律例，但载故事，或涉过激，或与方今所用律例相异，故皆删之”(39)。有关文中用语，则有如下解释，“原本用彼土俚言，故虽有物氏旁训，尚有不甚明白者。今就此质清国钦差大臣随员沈梅史，换俚语为雅言”(40)。由此可见，作为“以便初学诵读”的初等教科书，本书注重用语典雅，甚至咨询了清朝的钦差大臣随员，可以说是颇下了一番功夫。

       此书出版一年之后，便有羽山尚德抄录其中难解之词，编成《六谕衍义钞字引》(以下简称《字引》，“字引”意为词典)。据羽山尚德所言，《六谕衍义钞》虽然大为普及，“然儿童往往苦于字句难解”(41)，故本书“用极浅近之解，是为儿童所用”(42)。几乎同一时期，静冈县士族植村正忠也写成同名《六谕衍义钞字引》。前者于明治十四年11月12日获得版权，明治十五年1月16日出版；后者于明治十五年1月15日获得版权，并在当月出版。因为没有前言后跋，植村版《字引》的编纂意图、与羽山版《字引》的关系等问题不甚明了，但是就形式而言，它与羽山版基本相同，都抄录出《六谕衍义钞》中的难解汉字词，并逐一进行简略说明。

       就收录语数而言，羽山版共收录840个词，并覆盖了包括序言在内的所有篇章，比起仅收录了正文部分共531个词的植村版更为全面。此外，从对词语的解释方法上看，两个版本虽有不少重复，但差异也显而易见。例如，对比以下几个从“孝顺父母”一章中选出的词语(见表2)，可见羽山版用语简洁、浅显，采用解释、说明的方法；植村版则更倾向于为读者提供一一对应的翻译词汇。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哪一种版本，之所以采取“字引”这一形式，目的都是为读者理解《六谕衍义钞》提供方便，并试图将这种收录汉字词汇的习字本作为初等教育教科书进行推广。

      明治十三年“改正教育令”颁布前夜成书的《六谕衍义钞》，沿用近世启蒙教科书《六谕衍义》，改为雅言，以期教育幼童。其后出现的两种词典，更为《六谕衍义钞》的普及和推广助力，充当了辅助教材的作用。同样，明治十五年出版的《六谕衍义大意读本》(以下简称《大意读本》)一书，收录了明清两朝讲解明圣谕时所引的民间故事及案证，也更加通俗易懂。在该书“凡例”中，作者山本喜兵卫写道，“方今急务，以通晓文字之义理为要”(43)。可见，此书也是以启蒙教育中的识字、习字为目的进行编写的。综合以上三种书籍的情况来看，明治十三年至十五年明圣谕相关书籍的编纂，是以对小学教育的重视为前提，以服务于习字、启蒙教育为编写目的，是对这一时期“教育令”的呼应，可谓“自由教育令”和“改正教育令”的产物。

2.作为小学修身教育教材的《六谕衍义大意》

      《大意读本》序言中，作者山本喜兵卫写道，“愿小学修身科目之中，教之背诵此六谕衍义之大意”(44)。如前文所述，“改正教育令”尤其重视小学课程中作为道德教育的修身科目。明治十三年至十五年的修身科目教材，沿用《大意》的不在少数。但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受时局影响，教材对原版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加工和改造。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明治十四年长崎县立师范学校改订版《改正六谕衍义大意》(以下简称《改正大意》)。

      “改正教育令”于明治十三年12月28日颁布后，翌年5月4日对各府、县下达的文部省12号令，标志着基于“改正教育令”的小学教则纲领正式开始实施。由此，日本国民教育体制基本成形，而修身科目被列为首位。针对这一政策状况，长崎县师范学校对《大意》进行了较大调整，于明治十四年6月出版《改正大意》一书。第二年，便有崎笃实等三家书商排版印刷此书。同年2月3日，长崎县公布的训令《小学校教科书》中，明确将此书定为该县小学修身教科书。(45)从印刷数量、用途等方面来看，《改正大意》在同一时期出版的其他明圣谕相关书籍中，影响力相当大。

      《改正大意》一书开篇即以《辩言》阐明了改编意图及依据，“尽人皆知室直清六谕衍义大意有益于世，然时局变覆之今日，亦非尽皆有益，故本校就此改之，望世人见其谅也”(46)。具体而言，除删掉了原文中的诗篇之外，该书对原著的修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借用阿部泰记的研究可归纳如下。其一，在“孝敬父母”一章中，删掉了“虽说是最爱的妻子，但失掉妻子可以再娶”，重视了夫妇和合。其二，在“教训子孙”一章中，添加了“先从幼稚之时，便使其入学，学普通之学科，是为磨其天赋知识，知一生产业经营之基础，不问何业，必须勤勉之”一句，重视了学问；同时还说“修身、读书、习字、算数等，是治家政之要具，不可欠矣”，重视了女子教育。其三，将“各安生理”一条改为“勉励产业”，删掉“士农工商四民”的旧称，以及“只勤我当尽职分，日行好事，不问将来”一句，否定了消极思想；同时在该章添加“素来人拘旧习而无新发明，此谓大忌，当能察时势之变换，扬己之所长，经营产业”，赞扬了进步创新的精神。(47)

      然而，倘若我们结合彼时的社会环境，对这些修改进行逐一考察不难发现，这些删减或添笔，并非都可以被简单评价为积极、正面，或仅归咎于对“新进气概”的赞扬。《改正大意》中看似对女性、新型家庭关系的重视，实则是基于如下对女子教育的理解，“女子之性，比之男子，心狭而智虑浅，易惑于物，当自幼时使其入学，从学问之德，自然富于正确行义之见闻，得辩人情道理”(48)。而对产业奖励政策，文中则有这样的解释，“古人云，人有恒产，始有恒心。故如无恒心，实则人一身皆怠慢，产业自堕，至衣食不足，必起不良之心，以致损他人，遂劳及政府。务必各各保持独立之气象，勉励吾心，不劳烦他人，不触政府之法令”(49)。显然，长崎县立师范学校之所以要对《大意》进行改写，无疑是要塑造自足、自立，不劳他人和政府的驯良民众。对女子的教育，对家庭和睦的提倡，甚至对学问的重视，都不过是为此目的服务。

      此外，还需特别注意到的是，《改正大意》与长崎县师范学校对小学修身课程的理解之间的关系。《辩言》中称《大意》不合时局、于当世无益，其实更多的是因为其与“教育令”的理念不符。明治十三年5月11日，长崎县令颁布的甲第65号令中，就县立师范学校修身科目的教授主旨进行了如下规定，“凡授修身，要之以皇道为基，资以儒道，定其心志，坚其操行，非止于记诵，又不涉学派及性理，常自沉思修身齐家之道、尊王爱国之理，实践躬行”(50)。此中提到的“以皇道为基”、讲“尊王爱国之理”等内容不管是《大意》还是《改正大意》都没有明确涉及。但不可否认的是，以此教育理念为指导，选择《改正大意》为教科书的长崎县立师范学校，实质上是将明圣谕的道德伦理思想纳入了由国家指挥、突出尊王爱国意识、成就近代国民教育体系的“改正教育令”的理念范畴之内。可以推测，在对明圣谕的解释、认识的过程中，基于此种对小学修身课程的理解而具体实施的国民教育的进程，实质上是明圣谕所倡导的各种道德伦理在这一时期逐步成为近代日本国民教育理念的过程。

三、明清圣谕对“教育敕语”的影响

(一)清圣谕相关思想对“教育敕语”雏形形成的影响

      前文提到，与明圣谕相比，清圣谕自江户时期起，似乎便不如前者受到广泛欢迎。但可以肯定的是，清圣谕对江户日本后期仍然影响极大。明治时期，清圣谕又直接影响了日本近代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教育敕语”的颁布。就此问题，本文将以活跃于天皇侧近的侍讲集团，特别是西村茂树为中心进行讨论。

      众所周知，明治初年，政府急切地试图完成日本的近代化(即西欧化)，推行体现西方自由主义的“学制”、“自由教育令”等教育体制和内容。对于元田永孚等一直主张“以传统价值、德治教学为宗”(51)的侍讲集团而言，这种“以开办私立学校的自由化、教育准则的自由化为目的，轻视德育的主张，似乎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52)。

      作为明治天皇的老师，同时也是侍讲集团的核心人物，元田永孚可谓儒学思想的忠实拥趸。然而，他的实学思想，并不仅仅停留于对圣人言行的内面化，更要求儒学贴合现实，尤其应与“天祖”(即天皇祖先)同轨，从而达到使儒学与国家意识形态统一的效果。因此，他往往“无视儒教的常识性构成，以对天皇的尊崇为中心，对儒教道德进行重新整编”(53)。明治十一年(1878年)，在向天皇讲解《论语》时，他反复强调天皇“断不可忘记为人君、为人师之天职”(54)。在他看来，天皇是超越了所有、绝对的道德权威的保持者。天皇为国民树立道德的榜样并提出道德准则，国民则遵守天皇的教诲，这便是天皇既为人君又为人师的天职体现，也是元田所期待的理想的德治形态。

      明治十一年8月，天皇开始了第三次地方巡行。在自由民权运动高涨的时局中，天皇被粉饰为取代江户幕府、君德仁爱深厚、具备统治民众神权的象征。翌年，元田上奏“教学大旨”草案，并与主张应尽快引入欧美学识的伊藤博文展开激烈论争，最终将“教学之要，明仁义忠孝，究知识才艺，以尽人道，乃我祖训国典之大旨”(55)列为由明治天皇颁布的“教学大旨”第一条。这一标志着明治日本学制向皇国主义转变的“教学大旨”的颁布，为此后的“教育敕语”提供了雏形，也正是元田理想德治形态的体现。

      同为天皇侍讲的西村茂树，与元田的思想多有共鸣。(56)不仅如此，作为与“教育敕语”出台相关的中心人物，“西村茂树的思想强化了天皇颁布圣谕，规定教育方向这一构想”(57)，他设计的方法是“以皇室为德育之源，由皇室亲自管理道德教育”(58)。然而，西村的这种思想的形成与其汉学素养有何种关系，特别是与清圣谕有何关联？先行研究中并未做出全面的回答。尽管有部分研究者简单谈及了明治二十年(1887年)西村受清圣谕启发建议编纂敕语的建白书(后文述及)，但具体到清圣谕与西村建白书的思想关系，仍有探讨余地。(59)作为对日本近代教育贡献颇大的学者之一，面对明治二十年代的社会局势，西村对继承自近世日本的清圣谕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解读和重构？

      西村较早就开始关注清朝皇帝的著作及编书事业。明治十五年，他在《洋洋社谈》第84号和第86号上，分两期整理发表了清礼亲王《啸亭续录》中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编纂的儒书，刊载了《清三朝亲选书目》一文，介绍了《圣谕广训》一卷。(60)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了明治二十年的一段往事，“本邦自有世界无双之皇室，不知以是为德育之基础，教育者纷纷扰扰各执其词，其误甚矣。以余之见，当以皇室为道德之源，普通教育中，其德育相关者，由皇室自作管理，知育体育二者委任文部省。德育之基础固定，人民之方向亦定，皇室益发增其尊荣。余久持此意见，幸得同僚中有德旺之老功臣相集，将此语于副岛种臣、佐佐木高行、佐野常民诸氏，诸氏皆赞成于是”(61)。在这里，西村将“集政治宗教大权于一身”(62)的俄国沙皇作为榜样，认为日本有“自天照大神万世一系”(63)的皇室，自当以皇室为道德之源，由皇室亲自管理德育教育。尽管在教育理念上，西村与元田多有不同，但他的这种将天皇作为宗教、精神的权威代表，注重对儿童的尊皇教育，重视忠孝观点的培养的主张，却与元田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素来被认为是天皇制教育思想的原型。(64)他的主张不仅得到了宫中顾问官副岛种臣、佐佐木高行及前元老院议长佐野常民等人的支持，而且他们还提出了具体的教育体制建设构想。在回忆录中他还说道：“一日，佐佐木、佐野与余相携至三条内府面陈其事，内府初有迟疑难决，后终从其言。于此可仿清朝康熙、雍正二帝作圣谕广训施行全国之例，以敕选作普通教育使用之修身课业书，欲颁行全国。”(65)之后，西村与佐佐木、佐野起草文稿，提交当时的宫内大臣土方久远。据西村回忆，该草案虽获得了土方的支持，但最终因与文部大臣森有礼意见不合而被搁置。此后，明治22年，西村不厌其烦地再度向宫内大臣陈述“国民之德育当由帝室直接管理”(66)的理念，并提议在宫内省设明伦院，但最终也未成功。然而，西村自明治二十年以来开始的这一系列的活动，无疑成为日后颁布“教育敕语”的雏形。正如西村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提案是要仿照清朝皇帝颁布圣谕的先例，编纂敕语作为全国普通教育的修身教科书。日本天皇制教育思想的原型、“教育敕语”的成立与清圣谕的紧密关系也就一目了然。

      陶德民评价西村的这一提案为，“旧幕府时代潜在的《圣谕广训》的影响，到了王政复古的明治时代，终于以国民道德教育的方针、方法相关考案的形式体现了出来”(67)。然而，倘若分析西村对《圣谕广训》的理解，我们不得不说他的提案与近世日本知识分子对清圣谕的吸纳还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不可否认，作为以儒学思想为根本的道德伦理说教，即使西村的著述中没有直接言及《圣谕广训》的内容，也应当承认其思想基础中有着清圣谕浓厚的投影。但正如在其回忆录中所表现的那样，西村对《圣谕广训》的吸纳更多地体现在形式的层面上，在他的提案和回忆中，几乎从来就没有涉及过《圣谕广训》的实质内容。西村只是一味地强调由皇帝广诏全国这一形式，于他而言，也许只有《圣谕广训》作为皇帝敕谕的价值才是值得模仿的根本。

      西村的这种主张在明治二十二年有关明伦院建设的建白书中也有体现。在这一建白书中，他仍然反复强调“国民道德之根元常在皇室，故今日欲维持国民之道德，当由皇室措定其基础”(68)。同时，西村还提出了五条实施道德教育的具体建议，其中第一条便是“奉圣旨论定本邦道德之基础，又考究其实际实施方法”(69)。除此之外，他还主张根据圣旨检定全国大、中、小学校所用德育教科书，官员须定期巡视各公私学校，从而统一全国道德教育。对学者、知识分子，则要求他们在御前聆听有关道德问题的讲话，意在通过他们将皇室道德理念传达出去。作为“仿清朝康熙雍正二帝作圣谕广训施行全国之例”实施的教育政策的一环，西村的主张自始至终侧重于“圣谕”这一重点。因此，几乎所有的他的提案，都仅围绕着圣谕的拟定、传达、维护等方面展开，而极少涉及对清圣谕内容、思想的评价。这种将清圣谕的内在价值进行剥离，仅抽取其表面形式的吸收方式，与近世日本各层面对清圣谕的接纳自然不可等同。

(二)明圣谕相关书籍作为“教育敕语”解说教材的出版

      如前所述，明圣谕逐渐被统归于“教育令”及“尊王爱国”理念的范畴之中，这一历史动向在“教育敕语”颁布前后更加明显。明治二十二年，即“教育敕语”颁布前一年，时任天皇侍讲的汤本武比古校正《大意》并以同名出版。该书经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再版后，又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三版发行。与近世《大意》相比，该书删除了原序、跋，改为收录出版人实业家兼易学家高岛嘉右卫门的后记。该“后记”中记录了中村正直评价此书“虽似乱引四书五经，然望其广行于世，再版为小学入门之初，以此书导幼童之德育为幸”(70)一事。作为“教育敕语”起草者之一的中村正直，对《大意》做此番评价，可见“教育敕语”颁布前后该书仍然被视为小学德育教育的极佳教材。同时，该书出版时期与中村正直起草“教育敕语”时间重合，因此，我们理应认为该书是中村正直版“教育敕语”草案的背景之一。

      事实上，与“教育敕语”的起草、拟定、颁布相关的知识分子多受过明圣谕的熏陶。比如，作为校对者的汤本武比古本人，之后更著有《敕语解本》、《中等教育：圣谕之梁》、《敕语述义》等书阐释“教育敕语”，或以“教育敕语”为基础编写的教科书。再如，曾于明治二十三年作为帝国大学教授兼陆军教授讲解“教育敕语”的内藤耻叟，(71)则与皇典讲究所掌典佐伯有义一起，将《大意》收入翌年出版的丛书《教之园——敕语参考》之中。

      《教之园——敕语参考》正如其名所示，收集了大伴家持的《喻族歌》、足利义将的《竹马抄》、贝原益轩的《童子训》、德川家康的《御文抄》、室鸠巢的《大意》、高田与清的《积德丛谈》等从奈良时代(710-794年)到江户末期的19种“教育敕语”参考书。内藤耻叟在该丛书的序言中回忆道：“世间书籍众多，其中唐土圣经贤传之外，当教我神国之人教训大纲之书甚少，此最难平心。至此世道之行，学校中教幼童之书，亦皆不谈今日之人伦，只论天象地质物理等不惯于耳之事，可惜可叹!人当先知为人之道……故人之大事，当先有此教训之大纲。青山堂主人集教训之书，欲广布于世。乞我友佐伯氏，从中择良正书籍若干。又请余校正。余一一读之，皆于人之道、国之教之要言，与余所思合，甚悦。”(72)此处所说青山堂主人，是指东京小石川大门町雁金屋的书商青山清吉。他的出版活动约始于明治二年(1869年)，出版物涉及兵书、洋书等各种图书类型。其中，有关童蒙、修身的书籍所占比例较大，除了曾出版内藤耻叟的“教育敕语”相关解说书外，(73)也热心搜集各种道德教育相关材料。有如此热心的书商，佐伯有义才得以从古今各类书籍中，筛选出所谓“良正”、“当教我神国之人教训大纲之书”。

      在佐伯有义的序中，也提到了这样的情况，“近来丛书流行最盛。百家说林温故丛书为始，日本文库百万塔等，其他类似者颇多。然多为随笔杂书之类，尚未见关乎教育者。余有叹于斯道。一日青山堂主人来寻，言及自去岁之冬，美哉教育相关之大敕语颁布以来，转瞬已过一年有余。然可做其参考之书尚未出世，吾甚忧之，因于古人所著书中，择可为教谕敕语之一助者，有集为此”(74)。由此看来，本书的编纂还有如下背景。佐伯所举明治二十三年的《百家说林》(今泉定介、畠山键编，吉川半七版)、翌年的《近古文艺温知丛书》(岸上操编，博文馆版)、《百万塔》(中根淑编，金港堂版)等为数众多的丛书出版无疑刺激了书商青山堂，同时也让他们意识到这一时期教育丛书出版的缺口。而前年颁布的“教育敕语”尚无可供参考之书的状况，恰巧为其提供了方便。当然，对于佐伯有义、内藤耻叟等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看到了《大意》等书籍的思想与其教育理念的共鸣，认为明圣谕的宗旨与“教育敕语”相符，因此将《大意》作为“教育敕语”的参考书之一。就这样，民间书商与知识分子双方虽意图不同，但最终共同促成了这一丛书的刊行。

      以上对几种书籍的分析，为我们勾画出了明治中前期，特别是“自由教育令”到“教育敕语”颁布这段历史时期中，明清圣谕被改编、再版的时代形象。就明圣谕而言，《大意》、《六谕衍义抄》、《大意读本》、《改正大意》等书籍作为小学修身课本或“教育敕语”参考书，被纳入明治政府教育政策之中。也正因此，尽管明圣谕相关书籍的出版在这一时期再次呈现繁荣景象，但针对其思想内涵的解释却远不如近世多姿多彩，仅仅沦为“教育令”、“教育敕语”的附庸。明治时期各种明圣谕相关书籍新版、再版数量众多，但终也无法达到近世中后期各种演绎本、异本多产的盛况。对曾有版本的重刻、再版大多集中在《大意》，近世广为人知的如徂徕训点版《六谕衍义》、仅收录诗篇的相关版本等已不见踪影。更值得注意的是，《改正大意》删除了范鈜等人原序，在《辩言》中直接记为“室直清六谕衍义大意”(75)，将该书自明清传来的形迹抹去。《教之园——敕语参考》虽仅删除原序，未点名该书出自何处，但该丛书所收皆为历代幕府将军、士族、儒者著作，已难辨其来源。汤本武比古校正版《大意》则直称，“六谕衍义者琉球程顺则著述也”(76)。这些删除前序后跋，改添前言后记的做法，显示出这一时期在对明圣谕书籍的出版中有意淡化原著中国色彩的倾向，并与“教育敕语”的颁布、国体、皇国思想对学校教育的渗透相呼应，昭示着解释明圣谕的话语权被完全纳入日本近代教育政策的命运。相较而言，清圣谕本身则仅以其作为皇帝圣谕的形骸，为这一时期的日本教育提供了素材。

四、日本近代初等道德教育对明清圣谕的吸收与改写

      从近世到近代，日本继承了将明清圣谕相关书籍用作初等教科书的习惯，但对其阐释与接受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在明治中前期这一由近世到近代的转折点上，日本对明清圣谕的态度有了极大的变化。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最明显的变化在于近世诸多衍生版本的相关书籍的消失。换言之，即是明清圣谕相关书籍版本种类的不断减少。前文我们以明圣谕为例进行分析，看到近世种类丰富的各种《大意》衍生版本在近代日本逐渐消失的状况。而清圣谕因本来在近世日本便没有太多版本，所以这一变化并不明显。但仍然可以看到，即使有西村茂树模仿清圣谕的提议，整个明治时期也仅有过明治14年松村驹太郎照搬近世中井竹山训点的《圣谕广训》，出版的《钦定圣谕广训》(隆文社静霞堂)一本。总体而言，明治时期清圣谕的出版不管是数量还是种类都寥寥无几。

      第二，对原著解释的单一化。近世日本对明清圣谕的理解与阐述呈现多种视角。引入因果报应思想的《小意》、以插画增加可读性的插画本《大意》以及将军侧近的儒者编纂的《大意》本身，都对《六谕衍义》进行了极富个性的解释。然而至明治时期，对明圣谕的解释无不基于各种“教育令”、“教育敕语”的价值观，或仅以“教育敕语”参考书籍的身份登场。再以清圣谕为例，同一本《圣谕广训》，怀德堂的朱子学者看到了其中的排佛思想，受到其文教一统政策的启发；地方官员则发现了其作为农用书籍的价值，从中择取农桑方面的经验之谈另成书籍。同时，各种衍生书籍往往加入自己独到的见解，如早川正纪的《久世条教》就加入了阴阳五行观点巩固道德教说。然而，至“教育敕语”颁布前后，《圣谕广训》仅仅剩下了其作为圣谕的躯壳，除了皇帝敕语的属性之外，已无其他价值可言。

      第三，对明清圣谕进行讲解的形式的单一化。近世日本，明清圣谕通过村中口述、初等教育机构的读书、习字等方式在知识分子和百姓中广泛传播，但在明治时期，明清圣谕只能作为与“教育敕语”密切相关的教科书为人们所知。

      毫无疑问，当元田永孚将儒家道德等同于“天祖”之训，又试图进一步将其发展为“国教”之时，便已经注定近代日本对明清圣谕的理解，终将与前近代把圣谕提倡的道德伦理视作东亚文化圈共通的价值观念进行积极吸收的道路相悖而行。忙于寻找“日本独有的”、“传统的”价值，以巩固天皇主体地位的教育方针，反映到对明清圣谕的吸收这一问题上，便体现为对其解释的单一化，及对其中的东亚(亦可视为中华中心的文明圈)普遍价值的冷淡、疏远。(77)伴随着近代国体思想对国民教育的渗透，日本对明清圣谕的吸收日趋单调，日本知识分子对明清圣谕的理解本身也发生了变化。最终，他们不得不跳进“教育敕语”建筑的近代初等教育藩篱之内，并试图遵从“教育敕语”的限制阐释明清圣谕的内涵，甚至利用明清圣谕巩固这道藩篱。更有甚者，前文提到，明治中后期部分“六谕”相关书籍中有意隐去了原著出处。而作为“清康熙皇帝圣谕”颁布，并由雍正帝解说的《圣谕广训》，在脱亚风潮渐浓、教育制度中的皇国主义加强的时代背景下，显然与天祖之训和作为道德体现的明治天皇的形象并不贴切。因此，即使西村茂树、中村正直等人从明清圣谕中得到了灵感，也不能改变《六谕衍义》等书的各种版本删除有关其出处的命运。总言之，明治时期，尤其是明治十五年后明清圣谕的出版数量锐减等情况，并不能简单视作出版界喜好变化的现象，更应看作这一时期日本有意将明清圣谕从中华剥离的结果。至大正年间，明清圣谕已从日本本土彻底地消失了。

      然而必须看到，在对待明清圣谕的态度和吸收方法上，近代冲绳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姿态。(78)至清朝末年，琉球王国(约为现冲绳地区)仍与中华世界保持着较为紧密的关系，而又在日本的近代教育制度的前进中显得较为“迟钝”。直到现在，冲绳仍然保留了对明清圣谕的尊崇态度，不仅小学课程中提倡“六谕”的思想，在程顺则赴任的名护，每年都会开展纪念其将《六谕衍义》引入琉球的纪念活动。当我们以冲绳的现象为参照重新审视近代日本的教育发展时，便不得不思考如下的问题：为何明清圣谕对琉球产生的影响能够如此清晰完整的得以保留？为何与近世日本深刻相关，甚至促成了近代日本“教育敕语”成立的明清圣谕相关书籍，必须被从本土抹杀？伴随着书籍及其相关记述同时被抹杀掉的，还有连接日本近世与近代的记忆、日本与东亚地域的羁绊，以及日本对道德伦理进行多样多层理解与阐释的自由。

注释：

①周振鹤：《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②游子安：《从宣讲圣谕到说善书——近代劝善方式之传承》，《文化遗产》2008年第2期。

③常建华：《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④董建辉：《明清乡约——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⑤王尔敏：《明清社会文化生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⑥张祎琛：《清代圣谕宣讲类善书的刊刻与传播》，《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⑦刘姗姗：《西方传教士眼中的〈圣谕广训〉》，《历史档案》2015年第2期。

⑧酒井忠夫：《中国善书的研究》，弘文堂1960年版。

⑨酒井忠夫：《增补中国善书的研究》，国书刊行会2000年版。

⑩阿部泰记：《以宣讲为手段的民众教化研究》，汲古书院2016年版。

(11)乙竹岩造：《日本庶民教育史》，目黑书店1929年版。

(12)中山久四郎：《六谕衍义研究》，大塚史学会编：《三宅博士古稀祝贺纪念论文集》，冈书院1929年版，第388页。

(13)石川谦：《近世日本社会教育史的研究》，青史社1976年版，第40页。

(14)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受容研究》，同朋舍1984年版。

(15)铃木健一：《明清社会与江户幕府的民众教化思想——以六谕为例》，《历史教育》1967年第15号。

(16)角田多加雄：《朱子学派教育论的历史性展开》，《哲学》1989年第89号。

(17)许婷婷：《德川日本〈六谕〉道德言说的变容与展开——以〈六谕衍义〉与〈六谕衍义大意〉的比较为例》，《东京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纪要》2007年第47号。

(18)和田充弘：《〈六谕衍义小意〉考——中村三近子的教训科往来物研究》，《教育文化》2008年第17号。

(19)琉球王国与近世日本在社会构成、意识形态等方面截然不同，在此不做深入讨论。但正如后文所述，面对明清圣谕的历史影响，琉球王国乃至现在的冲绳地区，与如今的日本本土表现出的截然不同的态度本身就反映了其置身东亚思想文化圈中的自我认知。有关琉球(冲绳)的明圣谕研究，主要可参考东恩纳宽惇《六谕衍义传》，《东恩纳宽惇全集》第8卷，第一书房1942年版。

(20)陶德民：《怀德堂朱子学研究》，大阪大学出版会1994年版。

(21)殷晓星：《教训科往来物对明清圣谕的吸纳与改造——以绘画、画赞为视点》，《日本思想史研究会会报》2016年第32号。

(22)海后宗臣：《教育敕语成立史研究》，《海后宗臣著作集》第10卷，东京书籍1981年版。

(23)稻田正次：《教育敕语成立过程研究》，讲谈社1971年版。

(24)此外，阿部泰记的部分针对善书的版本研究，也涉及了明治时期的清圣谕衍生书籍的问题，但与近代教育体制的关联较为薄弱，在后文中我们也将对此进行讨论。阿部泰记：《中日宣讲圣谕的话语流动》，《兴大中文学报》2012年第32期。

(25)室鸠巢：《六谕衍义大意序》，《官刻六谕衍义大意》，洛阳书林出云寺和泉橼、野田弥兵卫、小河多左卫门、仲川茂兵卫1722年版，第1-2页。

(26)中村三近子：《六谕衍义小意序》，《六谕衍义小意》，西村源六、西村市郎右卫门1731年版，第1-3页。

(27)菊坡晴亲：《六谕衍义大意和解》，1788年版(出版者不明)。

(28)有关江户时期各演绎本对《六谕衍义》和《大意》的重构，可参考许婷婷《德川日本〈六谕〉道德言说的变容与展开——以〈六谕衍义〉与〈六谕衍义大意〉的比较为例》，《东京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纪要》2007年第47号；和田充弘《〈六谕衍义小意〉考——中村三近子的教训科往来物研究》，《教育文化》2008年第17号；殷晓星《江户中后期六谕关系书的受容》，《次世代人文社会研究》2013年第9号。

(29)另有琉球版本《圣谕广训大意》(1806年版)等两种，在此不做讨论。

(30)陶德民：《怀德堂朱子学的研究》，大阪大学出版会1994年版，第175页。

(31)早川正纪：《久世条教》，书林盐屋平助1799年版。

(32)殷晓星：《教训科往来物对明清圣谕的吸纳与改造——以绘画、画赞为视点》，《日本思想史研究会会报》2016年第32号，第8页。

(33)深谷克己：《东亚法文明圈中的日本史》，岩波书店2012年版，第282页。

(34)深谷克己：《东亚法文明圈中的日本史》，第282页。

(35)海后宗臣：《教育敕语成立史研究》，第537页。

(36)海后宗臣：《教育敕语成立史研究》，第539页。

(37)此书于明治十三年7月10日获得版权，同年8月完成《凡例》部分，同年8月28日正式出版。

(38)铃木重义：《凡例》，铃木重义编：《六谕衍义钞》，光风社锦森堂1880年版，第6页。

(39)铃木重义：《凡例》，第6-7页。

(40)铃木重义：《凡例》，第5-6页。

(41)羽山尚德：《六谕衍义钞字引序》，羽山尚德编：《六谕衍义钞字引》，光风社1882年版，第2页。

(42)羽山尚德：《六谕衍义钞字引序》，第2页。

(43)山本喜兵卫：《六谕衍义大意读本凡例》，山本喜兵卫编：《六谕衍义大意读本》，赤志忠雅堂1882年版，第1页。

(44)山本喜兵卫：《六谕衍义大意读本凡例》，第1-2页。

(45)长崎县：《小学校教科书》，长崎县教育会编：《长崎县教育史》上卷，临川书店1975年版，第824-829页。

(46)长崎县师范学校：《辩言》，长崎县师范学校：《改正六谕衍义大意》，长崎县师范学校1881年版，第1页。

(47)阿部泰记：《中日宣讲圣谕的话语流动》，《兴大中文学报》2012年第32期，第124-125页。

(48)长崎县师范学校：《改正六谕衍义大意》，第22页。

(49)长崎县师范学校：《改正六谕衍义大意》，第26-27页。

(50)长崎县教育会编：《长崎县教育史》上卷，第872页。

(51)森川辉纪：《教育敕语之路》，三元社1990年版，第79页。

(52)森川辉纪：《教育敕语之路》，第89页。

(53)森川辉纪：《教育敕语之路》，第84页。

(54)元田永孚：《经筵论语进讲录》，元田竹彦、海后宗臣编：《元田永孚文书》第2卷，元田文书研究会1969年版，第118页。

(55)《教学圣旨(教学大旨)》，文部省编：《学制百年史·资料篇》，帝国地方行政学会1975年版，第7页。

(56)元田永孚自明治四年(1871)起担任侍读(后改为侍讲)，至明治二十四年(1891)始终活跃在君侧，深得天皇信赖。西村茂树于明治十七年(1884)起担任侍讲，后历任宫中顾问等职。

(57)海后宗臣：《教育敕语成立史研究》，第541页。

(58)海后宗臣：《教育敕语成立史研究》，第541页。

(59)陶德民在《明清“圣谕”对日本的影响》一文中就指出：“日本学者海后宗臣、稻田正次及美国学者唐纳德·夏夫利(Donald Shively)均指出，这个建议(西村参照清圣谕提出的颁布道德教育相关敕语的建议—笔者注)实为1890年明治天皇向全国颁布‘教育敕语’的张本。”陶德民：《明清“圣谕”对日本的影响》，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学》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页。具体可参考稻田正次《教育敕语成立过程研究》、海后宗臣《教育敕语成立史研究》、陶德民《怀德堂朱子学的研究》等。

(60)西村茂树：《清三朝亲选书目》，《洋洋社坛》1882年第84号、第86号，日本弘道会编：《增补改订西村茂树全集》第10卷，思文阁2010年版，第161-166页。

(61)西村茂树：《往事录》，日本弘道会编：《增补改订西村茂树全集》第4卷，思文阁2006年版，第473-474页。

(62)西村茂树：《往事录》，第473页。

(63)西村茂树：《往事录》，第473页。

(64)武田清子：《天皇制思想的形成》，家永三郎等编：《岩波讲座·日本历史16》近代3，岩波书店1962年版，第300页。

(65)西村茂树：《往事录》，第474页。

(66)西村茂树：《往事录》，第474页。

(67)陶德民：《怀德堂朱子学的研究》，第178页。

(68)西村茂树：《向土方宫内大臣建言》，日本弘道会编：《增补改订西村茂树全集》第4卷，思文阁2006年版，第326页。

(69)西村茂树：《向土方宫内大臣建言》，第326页。

(70)高岛嘉右卫门：《后记》，室鸠巢和解，汤本武比古校：《六谕衍义大意》，高岛嘉右卫门1889年版，第69页。

(71)明治二十三年内藤耻叟针对“教育敕语”的讲义，作为书籍刊行留下的有以下几种。内藤耻叟：《敕语解释》，青山堂青山清吉1890年版；内藤耻叟口述：《教育敕语讲谈》(出版者、出版时间不详)。

(72)内藤耻叟：《教之园序》，佐伯有义编：《教之园——敕语参考》，青山堂1891年版，第1-2页。

(73)如前注中提到的《敕语解释》等。

(74)佐伯有义：《敕语参考教之园序》，佐伯有义编：《教之园——敕语参考》，青山堂1891年版，第3页。

(75)长崎县师范学校：《辩言》，第1页。

(76)高岛嘉右卫门：《后记》，第69页。

(77)同时，作为西方伦理思想与日本传统道德思想相互作用的结果，日本近代道德教育的内涵，尤其西方冲击在其中的影响自然不可忽视。限于史料的缺乏及篇幅的限制，本文对明清圣谕在近代日本传播过程中与西方思想的冲突不做更多分析。但有关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对明清圣谕的活学活用，已有不少学者从文学、语言学、史学的角度做了大量分析，如前文提及的刘姗姗、王尔敏的研究，以及袁进《中国近代演说与传教》(2010年)、内田庆市《近代西洋人的汉语—他们的汉语语体观》(2010年)等，这或许可以成为今后针对日本情况研究的一个启发。

(78)当然，冲绳独特的地理风貌及历史，绝非三言两语便能解释尽然。深究冲绳与日本本土之间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也非本文能力可及。因此，笔者仅简单列举了当前一目了然的“现象”，暂时无法探究其深层“本质”。但以这些“现象”为端绪，在对比过程中引发思考，亦是笔者目的所在。倘若能够抛砖引玉，便不胜荣幸。此外，有关冲绳的情况，除笔者进行田野调查所得之外，还参考了以下文献。东恩纳宽惇：《六谕衍义传》；真荣田义见：《名护亲方程顺则评传》，冲绳印刷团地出版部1982年版；格里高利·J.史密斯著，渡边美季译：《琉球王国的自画像》，鹈鹕社2011年版；名护博物馆编：《名护亲方程顺则生诞350年纪念展示会》，名护博物馆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