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_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现代学者型知识分子的兴起是中国传统学术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讨论知识分子的现代化问题，从特定角度来说也就是讨论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问题。本文主要选取严复这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建立过程中的关键人物进行个案分析，以期能够反映出中国传统士人向现代学者型知识分子转换的复杂历程。
    一、严复的士大夫之梦及其破灭
    在戊戌维新之前，严复一直都处于边缘知识分子的地位。严复在青年时代由于家庭变故的原因而不得不投考了福州船政学堂，从此接受西学教育，此后又有机会留学英国，这种教育经历虽然造就了他日后成为中国“西学第一人”的资本，但是也使得严复从此游离于科举考试体系之外，无法完成传统士人最为看重的科举功名，从而使严复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融入当时知识阶层的主流。在那个仕进讲求出身的时代，这也注定严复在政治方面难有更大的作为。
    严复虽然长期在天津水师学堂充任总教习之职，但这也改变不了他的边缘化地位。他对此十分苦恼，在《送陈彤卣归闽》一诗中，有“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一句[1]361，表达了自己不被人识的苦闷。严复的长子严璩记载严复在1885年时的处境时也说：“每向知交痛陈其害，自思职微言轻，且不由科举出身，故所言每不见听。欲博一第入都，以与当轴周旋。”[2]1547不过严复的科举之路并不平坦，他曾先后4次参加乡试，都一无所获。
    严复觉得自己居于边缘，那么洋务运动时期居于主流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一言以蔽之，在舆论上是所谓清流党占据主流，在政治上是洋务派占据主流，二者一在京，一在野。清流党以李鸿藻、沈桂芬(二人均为军机大臣)为魁首，其成员大都是未掌握实权的京官，但这些人以“维持名教为己任”，“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3]272这种论调很迎合当时的士林风气，清流派品评人物，议论朝政，掌握着舆论的主导权。另一方面，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则掌握着政治实权，因此当时政坛就形成了清流派和洋务派互相牵制的格局。
    对于这个“主流”严复是十分清楚的，他认定自己的“边缘化”是因为非科班出身，因此他才在日后那样地执著于科举。但历次的科举失败带给他的只是无尽的伤心和失望。更为糟糕的是，他在北洋水师学堂的事业也很不如意。如果说，科举失意是因为他的知识结构不适合那个时代，而官场的失意则是由于他作为一位传统士人所具有的性格。传统读书人大都清高，讲求气节，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虽然他们内心里都有着极强的入世愿望和要求。因此传统士人都面临着在进入官僚体系与保持人格独立二者中的艰难选择。这种矛盾同样存在于严复身上。严复向往能在官场上有一番作为，可是他的读书人性格制约着他的这种努力。由于没有科班出身的背景，决定了他只能托身于显贵的官僚，以得到他们的提拔，在清末的官场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如果严复善于攀缘，未尝不能由此直上而进入政治权力的主流，可是严复却不愿意或者不善于这样去做。
    严复的知识分子的清高和气节影响了他在仕途上的更大发展。比如，李鸿章提拔严复当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本是“知遇之恩”，可是严复似乎并不懂得怎样去逢迎这位顶头上司，他甚至不知道常去李鸿章府上走走有利于融洽彼此之间关系的道理，在给自己的四弟观澜写信时说：“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有好处，大奇大奇！”[4]730对于严复的才能，李鸿章是赏识的，不然李鸿章也不会任命严复为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并于1890年提拔他当了学堂总办，两年后，严复又以“海军保案免选知府，以道员录用。”[2]548从此严复有了相当于正四品的道员身份，对于普通士人来说这已经是很难得的了。
    不过严复始终没有走进李鸿章的关系圈的核心层中去，他们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层隔膜。这层隔膜一方面是由于严复身上洗不尽的书生气，他不愿去趋炎附势，丢不掉士人的矜持和面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自己的政治抱负与封建官僚集团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他无法认同李鸿章以办北洋水师为名而培植私党的行为，他和这个集团有着天然的隔阂。最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严复与李鸿章集团的关系彻底破裂。在这场关系着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严复目睹了李鸿章集团是如何为了个人的私利而置民族国家的命运于不顾的事实。他此后虽然没有离开北洋水师学堂，但他对于整个官场却失望透顶，并且生平第一次萌生了退意，他在给弟弟观澜的信中说：“眼前世界如此，外间几无事可做，官场风气日下，鬼蜮如林，苟能拂衣归里、息影敝庐，真清福也。”[4]734
    就在严复苦闷无望之时，戊戌维新运动拉开了序幕。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思想演进的分水岭，以此为界，整个社会形成了一股尊新崇西的风潮。原先一直处于边缘的西学一下子被置于中心的地位，而中学则渐渐地走向了边缘。中西新旧在此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壮烈的权势转移，这一转移对此后中国思想界的演进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①这次中西新旧的权势转移也意味着以中西新旧为知识背景的士人的命运的升降沉浮。对于严复这样以西学为知识背景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时势一下子就将严复推向了时代的中心。一直就不甘于边缘地位的严复终于找到了大展宏图的机会，他自然不会让这次机会丧失，他要实现自己多年的抱负，而事实上，严复在整个戊戌维新中一直显得十分活跃，办报刊，译西书，发表大量见解深刻的政论文章。②严复凭借自己对西学的了解，很快就奠定了自己在知识界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他翻译的《天演论》，风靡全国，几乎成了人人必读的畅销书。书中阐发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史观，成为此后中国人普遍接受的历史观，直到五四时期才被马克思主义史观取代。
    严复不仅在知识领域由边缘上升为主流，达到“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地步，而且在仕途上也似乎有了新的起色，光绪皇帝甚至还亲自召见了他，一切似乎都将变得好起来。可是好景不长，就在维新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之时，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硬生生地将它扼杀了。政变之后，严复虽然没有受到追究，算是被网开一面，他甚至还可以回到北洋水师学堂当教习，但在那种肃杀的政治气候中，严复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则可想而知。他在给好友张元济的信中说：“弟年来绝口不谈国事，至于书札，尤所谨慎。今与吾兄遂有忍俊不禁之意，望阅毕即以付丙，不必更示他人，使祸根永绝。”[4]534残酷的现实政治，让严复有草木皆兵之感。
    维新运动的失败，使得严复对传统政治的一切幻想都彻底幻灭。他终于认清了这个腐败自私愚昧的清政府的本质。如果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严复对于李鸿章彻底失望，那么戊戌维新的失败则使得严复对于整个清政府彻底失望。他在给张元济的信中说：“时事靡靡无足谈者，瓜分之局已成，鱼烂之灾终至，我等俯首听天而已。”[4]531对于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等维新派流亡到日本创办《清议报》，继续以保皇相号召，严复也认为是多此一举：“每次见《清议报》，令人意恶。梁卓如于已破之甑，尚复哓哓，真成无益。”[4]533更有象征意义的是严复在1900年逃难到上海期间居然还参加了唐才常等人组织的非常“国会”，并被推选为副会长。虽然严复在其中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但这件事说明此时的严复已经有了反清的思想基础，他开始学会站在体制外来思考问题，这成为严复从一个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转折点。
    政治的觉悟在严复身上带来了其他一些新的变化，如他不再热衷于仕途，他告诉好友张元济“弟近灰心仕进，颇有南飞之思。”[4]525他在经济上也开始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如他托张元济给他在南洋公学谋一个翻译工作，他开始抛开传统士人羞于言利的观念，而积极谋求新的财源以解决自己的经济困境。种种事实说明，严复已经开始急遽地向一名现代学者型知识分子过渡。
    二、转向译书事业及提出版权问题
    戊戌维新之后，严复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译书活动中，他认定译介西书、开通民智是当前最为重要的事情。1899年3月底，严复在写给张元济一封信中说：“复自客秋以来，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又说：“但弟有所密商者，则弟近灰心仕进，颇有南飞之思；欲一志译书，又以听鼓应官期会薄书累我。是以居平自付，谓南中倘得知我之月以一洋人之薪待我，则此后正可不问他事，专心译书以饷一世人……今南学中既已有意欲开此局，此诚莫大盛举。兄何不为我一探盛廷尉口风？如能月以四百金见饷，则仆可扫弃一切，专以译事为生事矣。”[4]526
    这封信可以看做是严复准备脱离北洋水师学堂而做一个纯粹的译书人的开始。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严复此时已经开始在思想上、行动上向一个现代学者型知识分子靠拢。在思想上，他对于现实政治彻底失望，并下定决心要通过译书开启民智，这表明他此时已经明白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职责。在行动上严复也积极努力，试图为自己谋一份专职的译书工作。但此时严复还是把译书仅仅看做是开通民智以实现他的救国抱负的一种手段，似乎还只愿意强调自己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义务，而不敢追求自己的正当经济利益，他身上还残存着传统知识分子的某些特征。
    严复本着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忧虑而要去做开启民智的工作，他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因此从一开始他是“耻于言利”的。尽管他此时可以接受一份专门的译职工作，这与中国传统士人的观念已经有了很大转变。事实证明，严复的这种想法太过于天真，因为现实是如此残酷，传统士人作为官僚体系的依附者，他们注定只能在这个体系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地，那里面包含了传统士人生存的理想价值和物质基础，现在严复虽然在理智上已经割断了与传统官僚体系的联系，但假如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他仍然无法取得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地位。而追求经济独立的过程，对于向现代转型的传统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当然，严复拥有自己的一技之长，他的西学知识无人能比。但怎样才能把自己的这种知识资源转化成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呢？很显然，这个转换需要有一个交易的空间，即他的知识资源要有人去“买”、去消费。这个条件在戊戌维新之后已经基本成熟。当时整个社会崇新崇西成风，人们对于西学知识如饥似渴，这是一个无限广阔的消费市场。而当时的报刊杂志、出版印刷、译书局等传播媒介也十分发达，这些机构都是巨大的市场机器，可以把士人的知识资源转化成现实的经济利益。
    不过，对于传统士人来说，他们还必须突破一道心理防线——这就是所谓重道轻艺、耻于言利的传统士人观念。在儒家观念主导下的传统读书人，他们作为社会高高在上的士阶层，需要担当社会道德表率的作用，角色不允许他们像其他阶层一样斤斤于物质利益，否则即是有辱斯文的事情。当然，在传统社会体制下，士人自然有着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他们只要一心读书，通过科举之途而求得功名利禄，这才是体面的生活。而现代知识分子早已不是所谓四民之首了，他们被具体化为某一项职业，他们通过自己在某一知识领域的专业知识而谋生，就像农民种地、商人经商一样，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被剥夺了精神偶像的神圣光环，而变成了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知识分子必须要学会言利，否则他们将难以自存。这种思想的革命自然是十分痛苦的，但这是现代知识分子诞生的前提。
    严复对于传统士人耻于言利思想的突破是通过对版权思想的提倡和实践来实现的。版权制度，从根本上说就是通过法律手段保障著作者对作品所享受的权利和利益。版权制度对于激励和保护创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现代知识社会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中国有版权始于宋，叶德辉《书林清话》中有“翻版有例禁始于宋人”条，[5]36但近代意义的版权制度则是在戊戌维新之后才得以慢慢确立的，中国第一部版权法《大清著作权律》则于1910年才正式颁布。在近代版权制度从酝酿到产生的过程中，严译名著充当着十分重要的酶化作用。严译名著的基本情况如表1。(此处只列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严译名著丛刊》8种)

    这些著作都是严复在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前的作品，严复作品的版权问题主要是围绕着这些著作而产生的。透过这些作品中的版权问题，我们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严复从一个传统读书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
    在严复翻译《天演论》的时候，纯粹是为了开启民智而作的，而并没有产生言利的思想，他甚至还打算自费出书。在给吴汝纶的信中他写道：“如可灾祸梨枣，公诸海内，则将备二三百金为之。郑桥有言：‘吾以救世也。’”[4]522可见，他此时完全是抱着一种救世的态度而为的。
    严复在翻译《群学肆言》期间已经开始有了以译书谋利的想法。1898年他在与汪康年的一封信中说：“《时务报》能月筹鹰洋五十元见寄者，则当按期寄呈，至少一千五百字也。商之。”[4]507严复在这里提出来要一个月给“鹰洋五十元”，则“按期寄呈，至少一千五百字”，这是摆明了要稿费的。可是一个多月后，严复在一封回信中又说：“‘五十饼’前言直与足下戏耳；使公竟诺之，则仆食言矣。”[4]508严复说此前要稿费一月五十元是一个玩笑而已，其实是需斟酌的。我们不知道汪康年是怎样回答严复的，但严复回信中有“使公竟诺之”一语，可见汪氏并没有答应，起码是没有爽快地答应。自己主动提出这么一个要求，且是有背“耻于言利”的传统文人行事方式的，但却没有得到对方肯定的回答，这对于严复来说多少是有些丢面子的事情，于是严复回信说此是自己的一句戏言，不必当真，这样于双方都有了台阶下。因此，我们并不认为严复此前的要求是一句戏言。我们认为这件事情说明严复此时已经有了以译书牟利的想法。
    严复明确要求自己译著的经济利益并最终提出版权问题是在翻译《原富》一书的过程中。在《严复集》第3册所收与张元济信20封中，有多封谈到《原富》的翻译情况。由于严复的版权要求主要是在《原富》的翻译过程中提出的，因此仔细考察这些关于《原富》出版情况的通信，对于弄清严复提出版权问题的过程有着重要意义。
    在署“七月三日”(光绪二十五年，以下不特别注明均同此)的信中谈到：“如《原富》一书，拟二千四百金，得无吓倒，故至今尚未成议也。”[14]532此封信是第一次提出《原富》估价“二千四百金”。
    在署“八月二十日”的一封信中，严复说：“复匏系一官，家无儋石，果费二三年精力，勉成一书之后，能以坐得数千金，于家事岂曰小补？则台端之意，复无不乐从者，固可决也。”但他没有立即同意把译稿给张元济，理由是“近复于北洋亦有请开译局之事，经上游属令选书包译。……《原富》一书，估价三千两，限三年蒇事也。”[4]532-533严复之所以没有立即把书给张元济出版，主要是对于张元济出的价钱不太满意。但北洋译书局的举办似乎遥遥无期，于是严复终于同意把译稿交给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了。不过严复对于“两千金”之价应当是不满意的，这为严复在随后一封信中提出版税问题埋下了伏笔。
    在署“二月二日夜四鼓”(光绪二十六年)的一封信中，他终于明确提出自己的版权主张了。信中说：“仆尚有鄙情奉商左右者，则以谓此稿既经公学贰千金购印，则成书后自为公学之产，销售利益应悉公学得之；但念译者颇费苦心，不知他日出售，能否于书价之中坐抽几分，以为著书者永远之利益。”[4]538严复的这一要求开了中国近代版税制度之先河。
    严复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当时南洋公学总办何梅生的同意，并答应以售价二成分与严复。但不久何去世，由张元济出任。由于担心此后恐因为人事变动而产生纠纷，1901年8月6日，严复给张元济写信明确要求签订版税合同。并对于合同的内容提出具体办法：其一，可以“限以年数”，以20年为限；其二，可以随着年份推移递减分成比例。“如前十年二成，后十年一成，亦无不可。”[4]543-544至此，严复明确提出了版权制度化的要求。
    问题是，当时中国并没有颁布版权法律，南洋公学方面已经答应给严复一定的版税，严复为什么对那一纸合同如此看重，以至于多次写信索要呢？很显然，严复要求的不仅仅是版税，而更关心的是如何将这种版税收入固定化，也就是说如何使自己的版税收入得到一种制度化的保障，这才是严复一再要求版税合同的关键。其实在当时人们法律观念不强，而且在没有版权法律可依的情况下，签订这种合同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严复的利益显然值得怀疑。但这件事在严复由一位传统士人向一名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它表明严复此时不仅在观念上摆脱了传统士人“耻于言利”的思想，而且在积极寻求一种制度化的保障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可以说，这是严复在完成由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角色转换之后，开始自觉地参与相关制度建设。而正是有众多像严复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参与，才最终形成了一个现代的知识社会。
    三、制度建构与现代知识社会的兴起
    我们在前面分析了严复由一个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过程。严复由一位羞于言利的士人而渐渐地主动去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并最终有了将自己的利益制度化的要求，这个过程是十分艰辛的。中国传统士人要完成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换并不容易，必须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首先必须要突破对于皇权的人身依附关系；其次必须要摆脱传统士人的思想束缚；第三必须要有新的知识结构，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严复的转变正是具备了以上这些条件。他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对于李鸿章失望，继而在戊戌维新之后对于整个皇权政治体系失望，这使得他能够挣脱皇权的束缚；严复为了解决生计的需要，不得不抛弃传统士人“耻于言利”的思想，并自觉地寻求制度保障，维护自己的利益；严复的西学背景使他具有先天的优势，他自觉地充当了现代知识体系的传播者的角色。严复的转型经历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所有传统士人要成功转变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必须要经历这些方面的思想与行为“革命”，才能够最终脱胎换骨。当然严复的西学背景使他具有一定的优势，而绝大多数的传统士人在知识结构、思想观念等方面所受的束缚要大得多，他们的转型也要困难得多。
    严复的成功转型过程对于描述中国知识分子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是很有说服力的。严复的经历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在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宏大交响乐中，知识分子的现代化只是其中的一个和声。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在被社会逼迫着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根据各自不同的主客观因素(如社会地位、知识结构、个人信仰等等)，会表现出不同的转变形式，但有两项基本的条件他们是必须要突破的：其一是在政治行为和思想感情上摆脱对于传统专制政治的人身依附关系；其次是他们必须在新的社会结构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也就是所谓的职业。职业不仅使由传统士人过渡而来的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的身份认同，而且是新式知识分子保持经济独立以及人格独立的重要物质保障。有职业就必须要有规范，一个职业群体的职业道德、行为方式以及相关法规的形成对于保障一个职业群体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当然，这种制度性建设显然已经超出了个人行为的范畴，因此我们无法再局限于对于个体行为的考察，而必须放眼到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中去。由于现代社会是一种契约型的社会，一个职业群体内能够形成相关的道德、法规等，这是一个群体走向成熟的标志。因此，清末版权法的制定在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指标性意义。
    在晚清版权观念的传播与实践中，乃至于版权法的最终制定，严复无疑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还有与他同样命运遭际的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希望透过一定的制度建设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获取自己独立生存空间，像出版人张元济、廉泉等，他们对于清末版权制度的建立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这个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积极推动和广泛参与，才使得清末版权法最终得以颁布。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展现了巨大的社会能量，它显示出一个现代知识社会已经初步成型。当然，现代知识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不仅仅只有版权制度，还有其他许多制度建设都有待于逐步健全和完善。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已经非本文可以涵盖了。
    注释：
    ①具体可参见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收入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学术与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戊戌维新期间严复与王修植、夏曾佑在天津办《国闻报》，影响甚大。据考证，《国闻报》所刊的42篇政论文字至少有23篇是严复所作(参见王栻著《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页)。此外，严复还在《直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上海《时务报》的创办也曾得到严复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