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_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三
    清末民初编译、书写的西洋历史书籍及有关文类，虽然一般都称道古腾堡印刷术的贡献，将古腾堡印刷术与中国印刷术进行对比，但并没有将古腾堡印刷术导源于中国，尽管个别人曾将火药、罗盘这两大发明归于中国西传。然而，这样的历史书写模式并没有一以贯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后，日本侵华步伐节节进逼，知识精英的救亡意识加强，爱国必先知史，民族主义关怀日益强烈渗透到近代中国的历史书写中，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历史叙述模式一枝独秀、所向披靡，其他历史叙述模式退避三舍、隐而不彰，甚或湮没无闻。①这种情况亦展现在关于中国印刷术与古腾堡印刷术关系的历史书写上，上述两种历史书写模式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不符需要，凸显中国印刷术发明的西传欧洲及其重要性的历史叙述则“得其所哉”。②
    不过，这种书写模式有着浓厚西学中源论色彩，其出现自然并非一个全新的“发明”，亦可回溯到清末的历史书写中，且同日本有一定关系。如在两个日本人合著的《支那文明史》中，其第九章“支那之应用欧洲印刷术”，开始即述说当今支那采用欧洲活字印刷情况，接着追溯源流：
    就金属版及活字始用之时代，则条利安以为至支那人知活字之一种者，在纪元后1049年以前，云美耶路斯为金属版之始被使用者，已在16世纪间。陶器制之活字，相传为纪元后1278年，南宋帝昺之治世间所使用者。时适麦儿苦巴鲁(即马可波罗，引者注)在支那之际也。据条利安之研究，则恐此发明在二百年前，欧洲之发明以前。创作近世活字之第一人，乃独乙(即德意志、德国，引者注)之发明家古丁倍儿也。若《梦溪笔谈》所记之活字，与近世使用者果为同一，则麦儿苦巴鲁当夙自支那输入之于欧洲，欧洲之印刷工宜早用完全之印刷法也。然条利安所谓支那活字者，非如欧洲近世之活字……然则欧洲近代之活字，不可云先支那而发见。而所谓活字之一种之活版，固早为支那所使用者矣!
    该处还旁征博引诸多欧洲记载和研究，论证明清之际欧洲活字进入中国情形，批评支那应用活字版印刷一直不积极，只推崇木版印刷，其原因在于“支那人守旧之习惯，使彼等禁相采用，排斥外国文明输入故也”③。此处的中文翻译尽管佶屈聱牙，啰嗦含糊，但亦可看其核心意思是中国活字印刷发明早于欧洲，通过马可波罗的渠道，又传到欧洲，古腾堡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新活字，这不同于中国宋代发明的活字。
    广智书局出版的《世界近世史》则是另一个明显例子。在该书第一编近世之发端中第一章“新地之发见及两洋之交通”中如此表述：
    中世之末，欧洲所发明之大事有三，一曰火药，二曰印刷，三曰罗盘。然此三者，实本于中国，而流入于欧洲者也。就印刷一事言之，唐时既有版本(时即10世纪)，即活版亦起子明中叶，其后传至欧洲。其制日巧，其用日广，遂一变社会之精神，驯至近世之盛运……印刷之法既行，则无抄写之劳，一人之思想可通于千万人，一部之稿本可化为千万部。从前之奇书珍本，一发而播诸天下，其裨益于人智进步，岂少也哉!如文学复兴，实赖印刷术之发明也。④
    且不论此处“活版亦起于明中叶”的说法是否适当，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此处的表述不但将欧洲人所谓的三大发明导源于中国，更是明确将西方活版印刷术归因于中国印刷术向西方的传播。该书亦在第二章“学问复兴”中，专门强调印刷术之于欧洲学术的意义：“至16世纪，希腊、罗马之文物，粲然复放其光芒，加以印刷之术日赴精巧，学者欲购典籍，不若前此之艰难。”⑤
    值得注意的是，该段论述后还有梁启超所加“案语”(并未见有研究梁启超的学者注意该书按语为梁启超所加)：
    案近世言西学者，每以为西国之所以强，全在于工艺。观是可以废然返矣!夫工艺之影响于国运者，孰有过于此三者乎?而顾皆出于中国，中国本有之而不能食其利也。如彼西人剽窃之，而神其用也。……彼希腊之学术，罗马之法律，亚刺伯之科学，皆近世欧人所取之，以致富强者也。而彼数国者，今皆黯然矣!⑥
    另外，类似观点梁启超在多处都有所流露⑦，如在1902年《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就指出：
    于近世欧洲文明进步最有大功者，曰罗盘针，借以航海觅地；曰火器，借以强兵卫国；曰印书术，借以流通思想，开广民智。而此三者，皆非欧洲人所能自发明，彼实学之于阿剌伯，而阿剌伯人又学之于我中国者也。⑧
    梁启超这里的发挥，固然有“礼失而求诸野”和西学中源思维的影响，但实际已经开启了后来中国印刷史与通史书写中的一个重要面向，即强调及建构三大发明——火药、印刷、罗盘，均是来自中国的民族主义式历史叙述，三大发明对欧洲和后来世界的功劳越大，那也就意味着中国的贡献越大，中国在近代的“落后”，只因不善于使用祖先的遗产，没有积极追求印刷现代化，致使“西人”“剽窃之，而神其用”。很明显可以看出，此种模式的表述和历史记忆建构有意无意忽略或无视了此“三大发明”的西方语境，乃至促成三大发明发挥效力的社会条件，这在后来者援引卡特著作、英国哲学家培根以及马克思的相关表述时，有更行露骨的断章取义(详后)。
    较之于梁启超的叙述，其师康有为1904年在瑞典游历的眼见为实更有针对性。他目睹古腾堡印刷品的遗物，兴发了思古幽情，进行一番比较之后，推论出古腾堡印刷术或得之于中国：“游藏书楼……有机印字之第一本，出日耳曼之矍顿伯，在1457年，我国出于宋世，则远在我国之后，疑马可波罗得之我国，或十字军展转传于阿剌伯也。”⑨
    在以上这样的联系和对比中，为中国早于欧洲发明印刷术而自豪、而自我奋发的心态，遂有意无意地显现出来。一份儿童杂志也这样宣传：“印刷术在中国隋时才发明，最初是用木板雕刻成的，可是木板刻的，不能够精细，都是很粗笨。到元朝，印刷术传到欧洲，外国人就将笨重的木板，改良做活字版……”⑩
    此类叙述，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晚期以后，比比皆是，这种强调中国处于世界早期全球化进程中的原发位置和领先角色，认为古腾堡技术来源于中国的书写模式，就非常明显地体现与延续在中国出版的西洋史、印刷史著述，乃至其他有关一些文类中。这种体现，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卡特著作的影响。印刷史学者贺圣鼐即根据美国学者卡特、英国学者戴文博(Cyril Davenport)对于中国印刷术西传史的研究，认为“元时吾国印刷术精而又盛，加以当时蒙古势跨欧亚，于是随指南针、火药及造纸法，西渐欧洲”(11)。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何炳松编的《外国史》中的有关描述：“自从指南针、透镜和火药等由东方传入或由欧洲人自己发明之后，欧洲人的习惯因此大变……自从中国的印刷术由回教徒传入欧洲之后，欧洲人乃能在短时期中产出多数同样的书本……到13世纪以后，中国人所发明的造纸术亦由回教徒传进欧洲……”(12)陈衡哲在《欧洲文艺复兴小史》第五章“智识工具的进步”中也说：印刷术的发明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智识进步“最占重要”，“乃是近世民权运动的一个根本原因”。她接下来自问自答：
    谁是印刷术的发明者?这个问句的答语，至今仍是历史上的一个疑团。因为若欲溯本穷源……中国的木版印刷，也是近世印刷术的一个模范。此术曾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到了15世纪时，北欧地方便有人根据了这个板术，从事于活版的试验，但膺这个发明的荣誉的，却是荷兰人科斯忒(Coster)。德人加腾堡(Gutenberg)，乃是第一个以此术施诸实行之人。而第一本用活版印出的重要书籍，却是1454年出版的《圣经》。自此以后，活版印刷所的建设，便如雨后的春笋，蓬起勃发……(13)
    对比前引陈衡哲在《西洋史》中的有关论述，我们可发现陈衡哲在短短几年中的改变，增加了欧洲印刷术与中国印刷术关系的论述，并说此术乃经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
    比起清末民初中国历史教科书对印刷术发明书写的忽视，这时关于中国史的一些教科书开始涉及此问题。如傅纬平编著的教科书《本国史》就是如此，书中特立一章“中国文化之西渐”，认为所谓欧洲中古末期的三大发明罗盘、火药、印刷术，“都起原(源)于中国，大约自宋代传入西域或南洋，再由波斯阿拉伯人展(辗)转传到欧洲去的”(14)。接着，书中又详细叙述道：“北宋仁宗时，毕昇又发明活版，其法……”随后，作者总结说：“欧洲中古末的三大发明，显然是中国文化的西渐所影响。因为他们所自称的发明，都在中国已经盛行之后。”(15)在该句话的注释中，作者依据《世界大事年表》说：“1438年(明英宗时)，德人哥登堡(Gutenberg)始发明活字版……皆远在中国发明之后。”(16)
    较之史家对中国印刷术的赞扬和肯定，文学家鲁迅从反讽与批判的角度，表达了他对“三大发明”西传欧洲的认知，只是他没有明确点出古腾堡的名字：“中国古人所发明，而现在用以做爆竹和看风水的火药和指南针，传到欧洲，他们就应用在枪炮和航海上，给本师吃了许多亏。还有一件小公案，因为没有害，倒几乎忘却了。那便是木刻。虽然还没有十分的确证，但欧洲的木刻，已经很有几个人都说是从中国学去的，其时是十四世纪初，即1320年顷。那先驱者，大约是印着极粗的木版图画的纸牌；这类纸牌，我们至今在乡下还可看见。然而这博徒的道具，却走进欧洲大陆，成了他们文明的利器的印刷术的祖师了。”(17)
    类似以上三大发明均是来自中国原创而后西传的历史认知和叙述模式，亦体现在身处日据台湾时期的文士连横的书写中。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讲演稿《东西科学考证》中分析道，西洋强盛原因，在于“科学之进步”，然后连横以“东洋科学”同“西洋科学”对接，认为所谓西方的一些“经典”发现，举凡声光化电、天文地理、计算、制造、飞行、进化论、火药等，中国古人早已发现。最后，连横还特意标举造纸印刷说明之：
    古者读书之士，书必自写。削竹为简，长尺二寸。其后改用缣素。然质贵费重，寒畯难求。及汉蔡伦造纸，书籍赖之，而读书者犹须自写(《东坡读书记》谓《史记》、《汉书》皆系自写。宋时尚然，则今笃学之士，亦以自写为功)。至唐，乃创印刷之术。宋代又为聚珍之版(即活版)。书籍流传，以是而广。西洋人士以印刷与火药、罗盘谓为东来三大文明，非虚语也。(18)
    另外，在《印板考》一文中，连横复说雕版印刷在隋代就有，宋代开始有活版印刷，文末他感叹：“海通以来，欧洲输入印书机器，用铅制字，则今之活版也。夫活版之术固非欧人发明，而由中国传授也。元初，欧人从军来此，遂取印版与火药、罗经而归，称为东来三大文明。夫无火药则不足以整军开矿，无罗经则不足以航海略地，而无印版则思想闭塞，学术停滞，不能人人读书。故欧洲今日之文明，其受福于此者不少。昧者不察，乃以印版之术为欧人所发明，是亦不揣其本也。”(19)
    正是有了上述对古腾堡或欧洲印刷术来源的各种记载、认知及使用，加上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等相关著作的影响，我们对香冰在《科学的中国》杂志上发表的《中国印刷术与谷登堡》一文(20)，不会如芮哲非教授一样感到惊喜。事实上，该文顶多只能算是对古腾堡本人及其印刷术的一个较详细介绍而已，其水准未及较早发表的《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之研究》一文(21)，也难比前引的《活字发明史》一文。香文的主调无非是：
    印刷术为我国大有造于现代文明四大发明之一，谷登堡之以始创西方活版印刷术见称者，其所发明，吾人11世纪即已肇其权舆。(尚视谷氏早出四百年。)谷氏虽不必径传东方印刷之衣钵，然后者所施于前者的影响与暗示，必深切而有力，斯无可疑者也。(22)
    相比起来，这篇无署名的《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之研究》，其功力和识见显然要高于香文，以及芮哲非教授引用的《艺文印刷月刊》上那篇翻译文章《印刷术讲座》(23)。《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之研究》先考索古腾堡的生平及发明，复援引西方学者的研究，分析古腾堡究竟是否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接着该文又引用沈括等人记载，来追溯毕昇及其之前的活字印刷术，并结合宋元时代的中外交通情况，推出“活字印刷术发明者之王冠”，应该属于五代末年、北宋初期在毕昇之前的中国人。
    实际上，就学术水准而言，较诸这篇《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之研究》，还有一篇苏士清写的更全面的长文值得注意。(24)该文先述说写作缘起，由于印刷术在人类生活中功莫大焉，“惟我国由于种种关系，未能与列国并驾齐驱，甘居人后，殊堪惋惜”，又因为“抗战军兴，国势日上”，政府也鼓励印刷事业、培植印刷人才，于是作者写作此文。文章开始详谈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和演进，以及明代后中国印刷术的保守落后，导致清代出现“外国印刷术输入我国，印刷界翩然革新”的情况。随后，文章开始具体描述日本和西洋各国印刷术的起源与演进，其中重点是叙述西洋印刷术的源头和发展，甚至还追溯到古埃及、古希腊时代。作者说道，西洋印刷术到15世纪，“尚无大成就”、“东洋尚较西洋为进步”，但随13世纪马可波罗返回欧洲，加上这时中西交通的便利，中国的木版印刷术传到欧洲，但不敷需要，也不胜其烦，西洋人开始思考改进，遂在1440年，始有德国人“古典贝尔德”发明金属活字版印刷方法，此发明对人类文化进步贡献“至为巨大”，其发明晚于毕昇四百余年，也较完善。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中国八年抗战期间，日本扶植下的傀儡政权如华北临时政府、汪精卫政府时期，他们的历史教科书是如何表述古腾堡印刷术及其与中国关系的。其中一本是“教育总署编审会”编的《初中本国史》：
    现在世界上所用的罗盘、火药、印刷三种利器，都由汉人首先发明，逐渐传入欧洲去的……至欧人活字印刷的记述，最早却在12世纪，至15世纪才逐渐风行，大约也在这时候，因东西交通的频繁，由阿剌伯人的媒介而西传的。(25)
    所谓南京教育部编审委员会编的《国定教科书高小历史》，则对中国的活字版发明描述得相对详细：
    隋唐以来，佛教发达，民间信仰佛教的，多从事于雕刻佛经，以广传布，是为中国印刷术之起源。……到了宋仁宗时，有个布衣，名叫毕昇的，又发明了一种活字版印刷术……这还是公元11世纪的事。在欧洲却要到15世纪，才有这样活字版印刷术。(26)
    稍后，书中强调说“……现在世界上用的罗盘、火药、印刷术三种利器，都是我汉人所发明，逐渐传至西方去的”(27)。接下来书中又补充道：
    13世纪时，元朝跨着欧亚两洲建国，这三种利器，或由亚拉伯人，或由蒙古人的媒介，相继传入欧洲。欧洲人以后就利用罗盘来航海；并且对于用火药做大炮的方法，也尽力加以改良；印刷术尤其是促进近世欧洲文明的利器。欧洲人都以为由中古欧洲转到近世欧洲，是全靠了这三大发明的西传。(28)
    面向更高年级学生的历史教科书中相关表述差别不大：“印刷术起源于隋唐，毕昇最早发明活字印刷术”，“至欧人活字印刷的记述，最早却在12世纪，至15世纪才逐渐风行，大约也在这时候，因东西交通的频繁，由阿剌伯人的媒介而西传的。”(29)
    可以看出，虽然政权的立场或“性质”不同，但其政权赖以维系的合法性却有相似之处，其中之一是自居为中华文化的继承人和捍卫者。故此，上述三处对印刷术的表述，同前引“正统”国民政府时期西洋史中的相关表述，基本没有差别(当然这或许同两个伪政权忙于内政外交、军事，无力关注教育文化有关，故此在教科书等具体操作上大致沿用了“前朝”)，都要借历史书写凸显民族荣光来维持和强化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将毕昇视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并把古腾堡印刷术发明的来源归于中国，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知识分子、“合作者”的自觉行为，我们不能推定为政治力量的蓄意指使，但在实质上，恰好昭示和反映了民国初年以降，各个政权对历史及民族主义符号的利用与实践，乃至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历史书写为中国在世界上寻找位置的努力。
    简言之，透过上述足以管中窥豹的举引，我们可以明白，芮哲非强调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受到卡特著作的影响，不过是晚清以来此种叙述趋势的一个表现而已。另外，芮哲非教授只以词典为对象来讨论古腾堡在近代中国的接受情况，也完全忽略了卡特之前诸多关于古腾堡的中文书写。实际上，后起的卡特之于当时中国所以重要，成为学者争相引述的权威论断：“究心国故及宝爱先民之荣誉者，自当取卡脱氏(即卡特，引者注)原书读之。”(30)这的确是基于他对中国印刷史的精到研究，但时人恐怕亦看重，卡特作为一个欧美人而称颂中国发明，这一行为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和示范作用。
    四
    需要注意的是，这时，一种新的理论指导下的印刷史书写模式开始诞生。有文章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观点来分析中国印刷术与古腾堡的关系，尽管得出的结论与前述第三种模式没有多少差别。该文先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对印刷术的不同需要说起，谈中国印刷术的历史，重点是毕昇的活字印刷术，然后话锋一转，“近代西洋文明进步，一切的机械，用品，精益求精，印刷术也灵便无比，跟着帝国主义侵入中国，遂亦为中国社会应用!但这里我们不要认为西洋的印刷术侵入中国，而是我们故物拿到西洋改良以(一)下，又唱完璧了呢!”(31)接下来，此文讲述中国印刷术与西洋的接触，认为虽然没有确切的实物证据，表明晚于中国四百多年的古腾堡(作者写作“古田伯尔”，误拼为Gurenbery，引者注)，其金属活字发明来自中国，但考虑到“中国历史光荣之一页”的元室帝国西征胜绩，由此带来的中西交往便利、互通有无的现象日多等因素，“所以西洋印刷术是中国传给予的，已是信而有征的事了!且可断言其接触时期是在蒙古西征以后，西历1300年的年间!”(32)
    之后，随着苏联对中国影响的日大，一些苏联史家对印刷史作的诠释也被译介进来，有一篇两个苏联学者写的《活字印刷之祖：中国》，该文先追溯中国印刷术的历史，尤其是描述毕昇发明活字的情况，在没有利用既有研究成果和举出有说服力的证据之前，就得出如下斩钉截铁的结论：
    因此可以确切地断定，具有转移欧洲入新时代的一切基本技术的发明：如航海术之基础的罗盘针，军事技术之基础的大炮、榴弹及火药，新时代技术重要基础的煤工业，以及最后，一切近代文化与产业技术之基础的印刷技术，特别是活版印刷技术和造纸工业——都发生于东方国家(实是指中国，引者注)，在其浸透入西欧以前达好几世纪。西欧只在拜占庭崩溃以后，始渐接触利用和改善这些基本技术。这种从东方国家借用的本质，在我们这一时代有特别指出的重要性，因为法西斯党徒的理论，仿佛文化和技术的发明，只是白种人的天赋优越性。现在由于关于格登堡为第一个活字印刷家的神话的消灭，同时也粉碎了创设这种法西斯(理论)的野心。活字印刷技术撇清了所有伟大技术发明的宿命论，而正是因为是从东方国家借用这种技术，才使半野蛮的欧洲踏进新时代的进境。(33)
    这样对印刷史和中国理直气壮的定位，以及对所谓种族优越论的谴责，并贴上法西斯的标签，自然会为中国人乐见与接受。(34)
    相比马克思主义史学书写模式的盖棺论定，一些西方专业的印刷史、书籍史、传播史著作则很保留，它们多会提到包括中国、朝鲜在内的东方印刷术对西方可能的影响，以及中国最早发明活字印刷术。但他们大都认为古腾堡印刷术得益于多种因素的出现，同东方印刷术可能也会有某种关系，但这些不足以减弱其独创性和优先性。鉴于古腾堡印刷术的两个特色——字模和压印机，都是中国方法中所没有的，说古腾堡印刷术来源于中国，多半只是一种后见之明的建构，目前还缺乏确切的证据；尤其是考虑到古腾堡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基础是西方的字母文字体系，木版与雕版印刷并不适合拉丁字母，毕昇的活字方法缺乏实用性及美观性，在以后并没有被普遍采用和商业化，宋代以后，中国长时间流行的依然为木版印刷，反倒是朝鲜较多采用了活字印刷术。(35)因之：
    虽然中国人发明了活字版，但是西方传统上仍视德国缅茵兹市(Mainz)的古腾堡为印刷术的创始人。至于他是否受到中国排字技术或韩国金属字粒的影响，一些历史学家仍有争议。不过，不论如何，1440年代这位金银匠成功地引进印刷术，迅速带动了整个欧洲的印刷革命。(36)
    实际上，就算是最为中国学者乐引的卡特这本大作，他在书中也没有明确做出结论，判定古腾堡印刷术直接来自中国，卡特只是列举了古腾堡印刷术可能会受到中国影响的情况，以及该发明在欧洲出现的社会条件与技术基础。他在书中还专门强调：
    我们不可认为以上所提及的人物(指包括毕昇等人在内的中国与朝鲜的活字发明者与使用者，引者注)，都一定就是欧洲印刷发明者的直系祖先；特别是后面三位发明和改善活字的人，似乎属于旁支，他们和欧洲印刷发明者的关系，与其说是祖先，不如说是堂兄弟。
    接下来，卡特又非常明确地指出：
    在远东的胶泥活字、木活字、铜活字和欧洲的印刷发明之间，究竟有没有直接的关联，这是一个很难置答的问题，但就现有的证据来说，答复是否定的。毕昇的活字始终未曾广为流行，到元代与欧洲发生密切接触以前，几乎完全为人置于脑后。使用木活字时，正是和欧洲的接触最频繁的时候，但关于贸易路线中断以后和欧洲开始印刷活动以前这一百年的情形，真相不明。
    即便受到中国印刷术影响的朝鲜，在15世纪初叶率先发明字模，用金属活字大量印书，也不能证明古腾堡印刷术来源于此，“迄今并无表明两者有关系的证据”，因为，“就我们所知，在那半个世纪内，欧洲和远东几乎全无交通可言”。随后，卡特又审慎地总结：
    不过现在要斩钉截铁地说中国、朝鲜的活字印刷与欧洲的活字印刷没有直接的关系，还嫌过早。另一方面，现在还没有发现足以明白证实两者有关的证据，在我们掌握正面或反面的证据以前，我们必须排除成见，不作定论。(37)
    卡特这里的提醒与警觉并非绝响，荷兰学者戴闻达(J.J.L. Duyvendak)在书评中，对卡特的研究及中国印刷术也有很多表彰与赞美，但他最后同卡特一样承认，“欧洲印刷术果传自东方耶?曰今尚无确实不移之证据……”(38)当时翻译为中文的Carlton J.H. Hages所著《近代世界史》亦认为，尽管印刷术最早发明于中国，并传播到日本和朝鲜，且有一定可能会传到欧洲，“14世纪，时在远东的欧洲旅客和商人当然会看到或听到印刷的书籍”，但“印刷的技术是否由亚洲传到欧洲，还没有确实的证据，西欧好像独立地发明了印刷术”。接下来，该书又长篇描述欧洲活字发明的条件和大致情形，其中在谈及古腾堡时说：
    印刷术的发明者，由应用印板至制成活字——印刷术真正的发明——实际的过渡时期的历史不得而知。有一般人说第一个制造和使用活字的欧洲人，是一位科斯忒(Lourens Coster)，荷兰哈连姆(Haarlem)人。然而，我们实在只能知道，约在1450年时，有一人名叫古腾堡(John Gutenberg)，在德国的马因斯(Mainz)城内一间印刷店里应用活字，也只能知道这个新技术的最初为人所知的出品是教皇的“免罪证”及一册《圣经》的译本。(39)
    中国学者亦有持类似见解的。陈叔谅(陈训慈)在《西洋通史》里写道：“欧洲15世纪印刷之发明，其所得于中国者如何?尚待详加考订。”陈书认为德国美因茨人John Gutenberg“始用活版印书(1450)”，到15世纪末，“罗马有印刷局，16世纪时则流行于欧洲各国”(40)。有国语教科书亦持类似立场，“中国的印刷术发明得很早”，唐时就已经发明，北宋毕昇又发明活版，之后“渐渐传到外国如日本、高丽”；“至于西洋印刷术，同中国的关系，虽不十分明确，然而大致可以说：西洋的印刷术是受到中国的影响的”。(41)稍后的沈子复参考了卡特著作，他同样认为：欧洲印刷术的发明一定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但具体传播中介、途径及结果尚不清楚。(42)
    然而，卡特等人的谨慎和保留态度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他这本著作还是被当做论证古腾堡印刷术滥觞于中国，或受中国活字印刷术启发的权威论著，广为中国学者举引和有意无意地误引。同样情况亦见之于他们对培根、马克思关于“三大发明”论述的歪曲解释与使用。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培根在《新工具》中曾言，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物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43)。革命家马克思则更是豪迈指出：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44)
    培根与马克思的这两段话，为1949年后的印刷史学者、文化史学者及历史教科书的编者经常征引，作为论证中国三大或四大发明重要性和影响力的权威证据。
    事实上，不管是培根，或是马克思，都未把这三大发明的专利权归于中国人，甚至前后文都是在谈欧洲的科学技术，根本未提及中国，更未把这三大发明与中国建立联系。从其论述理路推断，他们显然认为是欧洲人发明了这三大技术。但这两段话的很多征引者，尤其是印刷史、科技史的书写者，都歪曲了培根和马克思的本意，将这三大发明之前加上定语“中国”或者由中国传播到欧洲的，甚至武断地举引为培根和马克思认为中国的这三大发明如何如何。更有个别学者声称：“通过中外学者多年来的潜心研究业已证明，对世界史有如此重要意义的上述四项伟大发明都完成于中世纪时期的中国。”(45)就此而言，芮哲非教授对卡特著作影响的看法确有所见，然而，考虑到更为详细和复杂的古腾堡在近代中国的接受史与传播史，他的论点和论据仍然需要详细的补充和完善。
    言及此，可以深入思索的是：我们没有看到某些词典或文类收录或表述某人或某词，是否就能认为如古腾堡这样的符号没有为中国人认知和理解?该如何看待词典或字典等文类具有的文化权力及权威性?是谁赋予了它们能够代表集体认知的霸权?事实上，古腾堡这个符号在近代中国的接受与传播，卡特之书在近代中国的被阅读和使用情况，包括卡特该书对西方印刷史学者的影响，乃至字典、词典背后的时效性、文化政治与商业操作等因素，都值得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芮哲非教授的有关论述只是开了个头，提出了问题，也暴露了问题(46)，更多细致的探讨，犹待来者。
    同样，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和反躬自省的是：是否某个发明或某个创新早，不同时空的后来者类似的发现就一定来自于此?先发现的是否就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感与智识上的先进性?有没有可能存在多个相对独立的起源?可能存在的影响是否就意味着肯定有的影响?我们应该关注发明者或是关注发明达成的社会效果和制度安排?印刷术在东西方所起的作用有何差异?这种作用又如何被历史书写呈现与延续的?
    五
    以上三种模式的历史书写，从晚清就开始发轫，再加上后来异军突起但可以被归入第三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书写，它们之间、内部也一直不乏方枘圆凿、牵强武断、简单片面之处。然而，在为人们认识和接受的过程中，却殊途同归，悲情和光荣交织的第三种模式的书写，逐渐融汇了第二种，遮蔽了第一种，拥有了最大的合法性，慢慢成为一种宰制性的认知与思维方式：毕昇是活字印刷术的最初发明者、古腾堡印刷术来源于中国，中国三大发明经由马可波罗、阿拉伯人或蒙古人西传到欧洲，这样的认知逐渐在坊间盛行，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激励中国人自豪感与奋发图强、追求现代性的思想武器，绵延不已，迄今不绝：“考印刷之术，肇自我国，隋唐间已有之。”“综而言之，则我国发明最早，而今则一无进步。印刷术固如是，他亦何独不然?……虽然，同胞，同胞，能永此落伍，而不自强乎?自强之法，在乎努力科学……”(47)“要使(印刷技术)落后的中国走上科学化的大道，这是我们当前的责任。”(48)
    因此，近代中国的印刷史书写者往往以昔日的辉煌反衬今日的落寞，通过感叹中国后来不若西洋来表现民族主义心理，激发国人自励和努力：
    印刷术的没落，关系民族文化、国家盛衰至巨，实不应漠然视之……“印刷是进步之母”，想要文化兴起，国家富强，科学昌明，工业发达，不能不着重印刷术啊!(49)
    一些知识分子更是对中国近代的印刷术反由西洋传入的情况，感到“十二分的羞耻和警惕，中国是发明印刷术的国家，但是今日的中国印刷术落后到如此地步……我国印刷界的人士，应当如何地急起直追，恢复我们中国固有的荣誉呢?”(50)
    相似言论在当时的印刷史书写中可经常见到，其意图均是希望给予读者刺激和鼓励，发扬光大中国固有的印刷文明。像张秀民之所以立志研究中国印刷史，即因有耻卡特代中国人写中国印刷史，以及要亲自为中国光辉、悠久的印刷术作史的想法。(51)这种民族主义的书写诉求，亦非常明显地体现在近年来中国学者大力捍卫活字印刷发明权的论述中。(52)其实，之前刘麟生所译卡特的《中国印刷术源流史》，能在1957年被原封不动影印出版，吴泽炎重译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于1957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不嫌重复地出版，张秀民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在1958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再加上当时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为包括印刷术在内的中国科技成就大力背书，都反映或配合了当时中国的意识形态与新的国家政权建构的需要。如时人之言：
    卡特和张秀民的书，给了我很多知识。不仅雕版印刷术是中国人所发明，而且活字印刷术也是中国人所发明。中国人已经利用造纸术和印刷术大量印书的时候，欧洲各国仅能用笔在羊皮上抄写《圣经》。从明朝开始，中国的科学技术才逐步落后于欧洲。读了这些书，可以提高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和使命感，激发起发愤图强的雄心壮志。这些书是很好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53)
    综合上述内容可知，在很多情况下，与其说历史书写特别是历史教科书中的叙述，为单纯的史事记载或存真记录，毋宁说它们是文化工程与载道工具。正如伯克所言：“知识的选择、组织和陈述不是中立和无价值观念的过程。相反地，它是由经济和社会及政治制度所支持的一个世界观的表现。”(54)对于忧世伤生、历经磨难的绝大多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历史书写经常是文化政治，不但让他们可以从过去的历史中汲取光彩和奋发图强的思想资源，还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编排组织与书写，让中国找到在过去及当今世界的位置，获得自信和复兴的希望。
    换言之，在某些情况下，此类行为或可被视为一种对抗和挪用西方霸权的“弱者的武器”，它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与实用性、有效性，广为人们接受和运用。像在近代持久激烈的中西医论争中，包括印刷术在内的所谓中国三大发明流传到欧洲的故事，就成为一些人捍卫中医合法性的奧援：
    中国之所以发生中国的医学，和西洋之所以发生西洋的医学，全然有其不同的地方环境和物质条件在。从历史上看，中国所有而西洋所无的学术，不只是医学，指南针，而西洋何尝自有?首先有的乃是中国，却不因为中国独有而腾笑万邦，转是万邦从中国学习了去，用在航行上，占取最主要的地位。印刷术西洋何尝自有?首先有的乃是中国，却不因为中国独有而腾笑万邦，转是万邦从中国学习了去，用在文化上，占取最主要的地位。火药西洋何尝自有?首先有的乃是中国，并不因为中国独有而腾笑万邦，转是万邦从中国学习了去，用在作战上，占取最主要的地位。整个的西洋文明都导源于中国，并不腾笑万邦，为什么轮到了医学，会要腾笑万邦呢?(55)
    此处的论述自然难逃“西学中源”论的窠臼，但显然，这样的论述意图不再是像晚清那样为方便学习西学寻找借口，以减少保守派的压力，而是为了保护中医的合法性，不得不从历史中寻找论证的资源，展现的是时人面对外敌、外在文化霸权强大压力下的焦虑，乃至感情上的一种尴尬认同——弘扬中国过去的辉煌和影响，却又被迫承认现在中国的江河日下与技不如人。为改变这种情形，他们希望通过“记忆政治”(memory politics)的操作，重温或建构国史上的荣光，表彰中国历史上的原创发明，发挥史学经世的作用，来唤醒民族的自信心，振兴民族精神，去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或可说，他们不是在发掘历史中的真实，而是在阐释被他们视为真实的历史，在诠释中同时进行自我反省、自我建构和自我认同，乃至付诸实践。对他们来讲，历史真实与价值判断不可分割，阐发历史的真实并非终极目标，最重要的悬鹄，乃是阐发出来的这种“真实”，能否经世致用、能否对当下的社会实践有意义，这往往才是他们最优先的考量。
    确实，如某些理论家所揭示的，历史书写不是中性和透明的，而是充满意识形态与道德判断的行为，是对一定脉络下知识与权力互动的描述，它制约着我们表现过去“真实”的效果，亦即历史的“真实”必须仰赖书写来呈现，无法外在于历史书写的模式和策略。对于中国印刷史和古腾堡的叙述和诠释自然不会例外。实际上，古腾堡是谁，他发明的是木版活字或是金属活字，到底是不是他发明了活版印刷术，什么时间发明了印刷术，活版印刷术的真实技术情况如何，与木版、雕版印刷作用有哪些不同，造成的影响与中国印刷术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有何差异(56)，这些问题虽然重要，且不断有人涉及与考掘，然而，这并不是大多数人的真正书写意图。相较起来，许多人真正在意与追求的，乃是获得论述和参与的权利，将古腾堡和欧洲印刷史同中国印刷史接榫，替中国印刷术尤其是毕昇的活字版发明找到位置，阐发其现实意义，进而为中国在过去和当下的世界中找到地位，为学习西方的印刷现代化和中国应该参与全球化进程找到立足点——中国发明的印刷术(或三大发明)既然能使欧洲走出中世纪的黑暗，自然也能引导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
    职是之故，近代中国的印刷史书写者，后来不但果断抛弃了就古腾堡谈古腾堡、谈欧洲的历史书写模式，还迅速延续与深化了对中国印刷史和欧洲印刷史进行比较联系的书写模式，他们希望透过回溯或重构“真实的”中国印刷术发展史，辅以合适的叙述策略——以时间差距来弥补空间错位、以历史中介的传播可能表征实际达到的传播效果，孜孜以求古腾堡印刷术同中国活版发明的相似性及继承性，刻画或暗示两者之间的血缘关系，揭示印刷术对于欧洲近代社会的巨大作用，从而凸显中国发明的伟大和应该继续追求印刷现代化的必要性。“历史(历史书写)是人们或民族产生他们认同的方式。”(57)正是在如此长期不断的生产、复制与传播、接受过程中，包括印刷术在内的四大发明被塑造为今日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注释：
    ①相关的讨论，可参看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②但这并不意味着上述印刷史书写模式就完全消失，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仍然有不少学者在延续此种书写取径，如张曼陀所著的《中国制纸与印刷沿革考》(见《〈循环日报〉六十周年纪念特刊》，第80页，香港《循环日报》社，1932)就是如此。只是相比下文要讲到的它的对手方，这种书写模式日益势单力孤，对后来中国的印刷史书写和集体记忆打造，影响不大。
    ③[日]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支那文明史》，第182—187页，上海，竞化书局译，1903。
    ④[日]松平康国：《世界近世史》，上册，梁启勋译述，饮冰室主人按语，第1页，上海，广智书局，1903。
    ⑤[日]松平康国：《世界近世史》，上册，第7页。该书译者梁启勋在别处也重申过这样的论述，踵续了梁启超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中的论点：“中世以还，以十字军之影响，彼阿剌伯、蒙古两种，为欧亚两文明之媒介。西人受罗盘、火药、制纸、印书诸文明技术于我中国，融化而运用之，哥仑布士遂以发见新大陆(即美洲)……”参看梁启勋：《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原见《新民丛报》，第26号，亦见《癸卯新民丛报汇编》“地理”，第1页。
    ⑥[日]松平康国：《世界近世史》，上册，第1页。
    ⑦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格致学严格考略》、《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分别收入《饮冰室文集》之六、十一、十二，见《饮冰室合集》(1、2)，第111、9、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⑧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收入《饮冰室文集》之十，见《饮冰室合集》(2)，第114—115页。
    ⑨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7)，第48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⑩程静娴：《印刷术》，载《儿童世界》，第16卷，第1期，第34—40页，1925。
    (11)贺圣鼐：《中国印刷术沿革史》，载《东方杂志》，第25卷，第18号，第64页，1928。
    (12)何炳松编：《外国史》，上册，第25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13)陈衡哲：《欧洲文艺复兴小史》，第42页，“万有文库”第一集第一千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14)(15)(16)傅纬平：《本国史·新课程标准适用(第15版)》，第2册，第273、276、27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17)鲁迅：《〈近代木刻选集〉小引》(1929)，见《鲁迅全集》，第7卷，第74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18)连横：《东西洋科学考》，见《雅堂文集》卷一，第16—23页，收入“台湾文献丛刊”第208种，台北，大通书局印行。
    (19)连横：《印版考》，见《雅堂文集》卷一，第23—24页。
    (20)(21)(22)香冰：《中国印刷术与谷登堡》，载《科学的中国》，第4卷，第5期，第187—190页，1934。
    (23)白木译：《印刷术讲座》，载《艺文印刷月刊》，第2卷，第1、2、3期(1939年7月1日、8月1日、9月1日)，该文译自日文，只在第二、三部分简略提到古腾堡的发明基础、中国来源及生平，发明的技术情况。
    (24)苏士清：《印刷发展史概述》，载《造纸印刷季刊》(四川)，第1卷，第1期，第17—32页，1941。
    (25)(29)教育总署编审会：《初中本国史》，第2册，第91—92页，北平，新民印书馆，1939。
    (26)(27)(28)教育部编审委员会：《国定教科书·高小历史》，第2册，第24—25,35,36页，上海华中印书局，1940。
    (30)[荷]戴闻达(J.J.L. Duyvendak)：《中国印刷术发明述略》，张荫麟译，载《学衡》第58期，第1—11页，1926。引文在第1页，为编者所加按语。
    (31)(32)十二班五年级呼东茳：《中国对于世界文明之伟大贡献——印刷术》，载《期刊》，第3期，第78—81页，1934。引者按：《期刊》系河北省立大名师范学校编印的杂志。
    (33)B. Vakman，A.Samoylo：《活字印刷之祖：中国》，拱朝译，载《科学画报》，第12卷，第1期，第24—28页，1945。
    (34)后来亦有酷爱中国的法国学者安田朴(Rene Etiemble，1909—2002)重复了这样的论调，认为欧洲人声称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乃是“欧洲中心论欺骗行为的代表作”，欧洲人否认中国和朝鲜对于印刷术的贡献，是“由于自命不凡的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这仅仅是一种种族主义的证明，或者是又多了一种这样的证据”。而安田朴的主要依据就是卡特等人的中国印刷史研究成果，他还为卡特等人著作被西方学界无视感到遗憾([法]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21—34页，耿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5)Albert Kapr，Johann Gutenberg：the Man and His Invention，pp.109—122；John Man，Gutenberg：How One Man Remade the World with Words，pp.114—115；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第179、182—18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又见Thomas Francis Carter，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1，pp.155—156，159—167。潘吉星、周启荣等人曾对西方学者这样的看法提出了质疑，(潘吉星：《论中国印刷术在欧洲的传播》，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第4期，第78—81页，1996)；Kai-wing Chow，“Re-inventing Gutenberg：Woodblock and Movable：Type Printing in Europe and China，”Sabrina Alcorn Baron，Eric N. Lindquist，and Eleanor F. Shevlin(eds)，Agent of Change：Print Culture Studies after Elizabeth L. Eisenstein，Amherst MA & Washington，DC：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07，pp.174—175。
    (36)Stuart Allan：《新闻文化：报纸、广播、电视如何制造真相?》，第9页，陈雅玫译，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6。
    (37)以上引文均见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第204—205页；又见Thomas Francis Carter，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pp.182—184。
    (38)[荷]戴闻达：《中国印刷术发明述略》，张荫麟译，载《学衡》，第58期，第10页，1926。
    (39)Carlton J. H. Hages.《中古世界史》，第372—374页，徐宗铎、伍蠡甫泽，上海，世界书局，1934。
    (40)陈叔谅编：《西洋通史》卷下，第38页。该书手工刻印本由上海图书馆收藏，无具体出版信息，应该为20世纪20年代中期出版的，参考书目有陈衡哲、蒋方震诸书，陈书在1926年时已为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征引，载《学衡》，第58期，第27—28页，1926；又见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499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
    (41)《中国印刷术的发明》(《新时代国语教科书：高级小学用第三册》)，载《华语月刊》，第22期，第32—33页，1932。
    (42)沈子复：《印刷术的故事》，第27—33页。
    (43)[英]培根：《新工具》，第103页，许宝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培根的这段论述很可能在清末就已传入日本和中国，上引《世界近世史》中的“三大发明”表述及以后类似“三大发明、四大发明”说法，或来源于此。芮哲非教授也持这样的看法，不过他依据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证据(Christopher A. Reed，Gutenberg in Shanghai：Chinese print capitalism，1876—1937，p.300，注释44)。
    (44)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5)潘吉星：《论中国印刷术在欧洲的传播》，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4)。
    (46)像傅运森编的《新字典》(商务印书馆,1912)，其中没有收录古腾堡的名字，但他稍后编写的《共和国教科书·西洋史》(商务印书馆，1913)，则提到古腾堡的发明，芮哲非教授并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
    (47)阎慎修：《印刷术之沿革》，载《南开双周》，第3卷，第6期，第41—44页，1929。
    (48)沈子复：《印刷术的故事》，第65页。
    (49)李常旭：《印刷术与文化》，载《西北实业月刊》，第1卷，第3期，第48—49页，1946。
    (50)刘龙光：《中国印刷术的沿革(下)》，载《艺文印刷月刊》，第1卷，第2期，第7页，1937。
    (51)《李希泌先生序》，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5页；张秀民：《自序》，见《中国印刷史》，第8页。
    (52)肖东发：《印刷术发明权的论争并未止息》，第352—356页，见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作协会、中国印刷年鉴社编：《中国印刷年鉴(2003)》，北京，中国印刷年鉴社,2003。
    (53)王益：《总序——重视印刷史的研究和学习》，第3页，见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中国印刷史料选辑·雕版印刷源流》，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0。
    (54)[美]彼得·伯克(Peter Burke)：《知识社会史：从古腾堡到狄德罗》，第289页，贾士蘅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
    (55)张忍庵：《医学之空间性及其新旧观》，载《国医杂志》(苏州)，第3期，第15页，1934。
    (56)钱存训教授曾反复指出，因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加上政治、经济、地理等条件的制约，印刷术在东西方社会产生的作用尽管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可也存在极大差别，“在降低成本、增加生产和知识普及方面，可能作用相似，但有程度的差别。至于对社会、思想上的变革和印刷术本身的发展方面，东西方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可能背道而驰”(钱存训：《钱存训博士序》，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3页；更详细的讨论见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第349—360页)。
    (57)Keith Jenkins，Re-thinking History，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3，p.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