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赵必振日书中译的贡献

潘喜颜

发布日期：2010年8月30日

　　鸦片战争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因此开始努力向外寻求救亡之道。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我国出现了大量留日学生,他们翻译了大量书籍,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和西学东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赵必振的译书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有学者撰文论述了赵必振的生平及活动,但很少涉及其在晚清的编译活动,现有研究成果与他在晚清翻译史中的地位相比,还远远不够。

赵必振(1873~1956),字曰生,号星庵,常德县石板滩人,曾先后就读于常德德山书院、长沙湘水校经书院,受康有为今文经学影响较深。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因与何来保组织常德“自立军”,谋应唐才常起义,事泄后不久亡命日本。其间与章炳麟、秦力山、陈天华交游密切,并发愤学习日文。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党禁稍松,他潜回上海,积极从事译述,此后,翻译了《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近世社会主义》、《日本维新慷慨史》、《世界十二女杰》、《东亚女权萌芽小史》、《东亚将来大势论》、《亚剌伯史》、《戈登将军》、《拿破仑》等[1]二十余部著作。这些作品,有的反映了日本当时最激进的思想,有的切中中国时弊,有的则为维新变革提供借鉴,对于当时耳目闭塞的中国人来说,他的译作起到了一定的振聋发聩的作用,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　较早翻译日本社会主义作品,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

　　1902年,赵必振在上海广智书局翻译出版了日本著名社会主义思想家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一书。该书是世界上最早对帝国主义进行分析批判的著作,主张用“世界的大革命运动”,“变资本家横暴之社会为劳动者共有之社会”,以科学的社会主义“亡其野蛮的帝国主义”。1901年初该书在日本出版,之后赵必振立即将它译介到中国来,从而也成为中国第一部分析批判帝国主义反动本质的译著。翌年,他还翻译出版了日人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成为我国较早分析批判帝国主义和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想的著名翻译家。

《近世社会主义》,日本福井准造原著,赵必振译,1903年由广智书局发行。该书介绍了各国社会主义学家的生平、著作、学说,以及欧、美诸国社会党的现状。书末还附录《社会主义及其党与之重要诸件表》,为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提供了126件文稿。同时,还介绍了15篇重要参考书目,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译著目录之一。书中以较大的篇幅和称颂的语言,第一次向中国读者系统地介绍了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介绍了剩余价值理论;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等著作的写作过程;介绍了第一国际的活动和及巴黎公社的情况。书中称赞《资本论》是“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2]。《近世社会主义》一书在中国是较为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一本译著,该书还摘译了《共产党宣言》最后一段话,这是《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一段节译文,因此这本书在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世社会主义》中译本的出版,对于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先进中国人,曾经产生一定的影响。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尽管没有因为《近世社会主义》等译著的出版而马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付之实践,但是,这些著作确实开扩了人们的眼界,激起了人们的热情,给中国纷繁复杂的日趋革命化的思想界带来了科学社会主义清新空气。1927年初,正当大革命高潮时,上海时代书店将它重印出版,对当时的革命斗争起到了一定的鼓舞作用[3]。

二　翻译系列亡国史作品,总结亡国的历史教训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一些爱国学者为了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挽救危亡,往往利用一些国家被瓜分、灭亡的历史作为宣传题材。一场大规模的激发中国人爱国之心的亡国史编译活动在20世纪初达到了高潮。1902至1903年间,由广智书局推出的日人北村三郎著、赵必振译的“史学小丛书”中的亡国史,很受读书界的重视。

广智书局的“史学小丛书”共有9种,分别是《俄国蚕食亚洲史略》、《十九世纪大势略论》、《日本现势论》、《亚细里亚巴比伦史》、《犹太史》、《腓尼西亚史》、《波斯史》、《埃及史》、《亚剌伯史》,其中后六种均属亡国史作品,上海广智书局1902~1903出版,记述了这些国家自开国以至覆灭的历史。此外他还翻译了《土耳机史》,构成了文明古国亡国史系列。

《土耳机史》,一卷,日本北村三郎撰,赵必振译,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出版。该书正文前有首编三章,论土耳机之形势。正文共四编,论述了自土耳机开国以至近世的历史,以及土耳机的政治、兵制、财政、宗教、教育、美术、贸易、交通等。

这些著作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它们记述的均是文明古国由盛转衰的过程与原因,译介这些与中国有着类似经历的文明古国衰亡的历史,更能使国人产生共鸣,从而吸取其亡国的历史教训,奋发图强,挽救祖国于危亡。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这几种著作均突出了对各国衰亡原因的译介。如《土耳机史》指出,土耳其亡国的原因在于“君奢民惰,丧失了原来的尚武精神”,“篇中于其盛衰之原因叙述甚详……夫以土耳机之强盛,而其亡之速竟不出于转瞬,其故何哉?盖自马哈默德以来悉索敝赋以勤征略,数十年来民力已竭,民财已穷……且土自一败之后,人心皆馁,山谷之间草木皆兵,一蹶不可复振,职是故耳”[4]。

《埃及史》指出,埃及亡国的原因在于君民不知自爱、大举外债:“埃及既陷破产之域,本由外债而作俑。一国之财货已全涸竭,农困于租税,官失其给俸,举国之民,流离困苦,饿莩横路,惨不忍睹。而其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尽为欧洲英法人所占夺。国权堕地,不可挽回,其陷于惨状苦境者,实由于财政紊乱。其财政紊乱者,实由于募集外债。”[5]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知,赵必振翻译的系列亡国史著作总结了这些国家亡国的原因:它们有的因为外国侵略而亡,有的因为朝政腐败而亡,有的因为盲目学习外国而衰落,有的因为大举外债而亡……“我国人者,唯鉴埃及之衰亡,以大奋起,一变外交之局面,则诚国家之幸。”[6]这些著作的译介,给国人以巨大的震撼,如何避免重蹈这些国家亡国的覆辙、挽救祖国危亡,成了国人集中关注的问题。

三　翻译日本维新著作,宣传维新变革思想

20世纪初,为了了解世界形势、借鉴外国经验、唤起民族觉醒,留日中国学生翻译了不少有关日本维新历史的日文书。其中《日本维新慷慨史》也在此时被译介到中国。《日本维新慷慨史》原名《近古慷慨家列传》,该书由日本西村三郎编辑,赵必振译述,广智书局1902年出版。原编颇无次序,译者略加厘定,更其次第,以先觉者为首,以攘夷者次之,以维新功臣为殿,略以类从,佐幕二人附于攘夷者之后,以此可以概观明治维新的全过程。译本共二卷,上卷为佐久间象山、月照师、渡边华山等人的传记;卷下为平野国臣、岩仓具视等人的传记。

作者以资产阶级的观点论述明治维新,主张通过“破坏”改革社会。篇前《叙》称赞说:“其书详于我国维新之改革,文明之进步,凡有关于国步者,述其事迹,至周且详,而于爱国志士艰难奔走、躬膺刀锯鼎镬而不辞,以及时势变迁、人情隆替无不记之”;“欲求社会之进步,必不能无所改革……此天下之公理哉”[7]。

赵必振翻译此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鼓吹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榜样,并用日本维新志士的精神来鼓舞要求改革的中国志士仁人,因此在文中间有译者按语,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如他在评论藤田东湖先生时,联系我国时事,将日本攘夷志士与我国腐败朝臣相比较:“一正此举亦殊卤莽。攘夷者在于政治学术,岂可以血气从事乎!幸而不成,否则徒致祸耳。虽然意气凛凛至今犹有生气,岂者我国之朝言攘夷大势,去即摇尾乞怜、媚外惟恐不及者,所可借为口实也。”[8]这些议论,对于激发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觉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　译介英雄人物传记,鼓舞国民革命志气

近代以来,中国深受外国的侵略,20世纪初的爱国学者,为了给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争取民族自由独立的斗争寻找爱国精神上的支持和外国爱国人

物的借鉴,非常重视对世界各国英雄人物事迹的译介。1903年益新译社发行了赵必振译、日本文学士土井晚翠著的《拿破仑》一书,该书第一章第一段大讲古今英雄,然后谈到拿破仑诵古人英雄传记事,在文中着力塑造了拿破仑勇于冒险、富有改革精神的英雄形象。益新译社在《中外日报》所登的告白中称:“拿破仑之用兵也,兼一国即予以立宪之法,略一地即畀以自治之权法,并蒙其赐,又不独法民蒙其赐。我国今日盖亟于立宪与地方自治之制耳,吾愿爱国者各手此一编以讲求立宪之方法、自治之规模,则我国之富强、吾民之光荣于法岂多让哉!”[9]

此外,赵必振还积极译述有关外国女杰的传记。《世界十二女杰》,日本岩崎徂堂、三上寄凤著,赵必振译,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发行。该书叙述了法国沙鲁土·格儿垤、法国苏泰流夫人、美国扶兰志斯、普鲁士王后流易设等世界十二位杰出女性的英雄事迹。中国传统的列女传特别重视女子私德的高下,而该书更看重的是传主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贡献。译者力图借表彰世界各国女杰,证明女子能力不弱于男子,为中国女性提供新的效法榜样。

该书首开近代为女子作新传之风,该书出版不久,《世界十女杰》(夏晓虹据《苏报》1903年5月31日《〈世界十女杰〉出版广告》推知其出版时间)也紧随其后推出。《世界十女杰》编者自称“以《世界十二女杰》为蓝本,而《罗兰夫人传》已见于《新民丛报》中,兹特删之,而其间又有无谓之人物,乃更删而补增之,得十人焉”[10]。约半年后,丁祖荫译自日文的《近世欧美豪杰之细君》也得以面世,使得1903年成为“西方女杰传记”出版年[11]。1904年杨千里编著的《女子新读本》[12]出版,该书下编记载的前八位外国女杰均首见于《世界十二女杰》。《北京女报》[13]1908年5月2~3日“演说”栏所登的《演说扶兰志斯》,亦是以《世界十二女杰·扶兰志斯传》为祖本,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赵必振还翻译了《东洋女权萌芽小史》,介绍了日本明治以来著名女性的言行,批判封建伦理道德、倡导男女平权思想。《东洋女权萌芽小史》,日本铃木光次郎编辑,赵必振译述,1903年由新民译印书局出版并发行。全书不分卷,依次叙述了柳泽伯爵夫人、矶精子等70多人的事迹。赵必振在《东洋女权萌芽小史·叙》中指出:“男女同权者,古今中外之公理”,“而公理未发达之时代,男尊女卑之谬说,蔓演于人间。在昔野蛮之世,万国所同,而东亚为尤甚”[14]。

该书编辑的目的在于“为言女权者之谈助焉”,让“同声同气者,当相视而一笑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作者打破了传统的封建伦理观念,对于漫游欧美、大唱男女同权论的中岛夫人和勤于政事的寿满野大加赞扬,对于具有卓绝才能的产医家村松希贺子、舞踏家高木富子等人特加表彰,摒弃了传统“女子无才便是德”、“妇女不能参与政治”的女性评价标准。不过该书仍然有些不足之处,如往往不直称这些女性的名字,而是冠之以“某某夫人”、“某某后室”、“某某母堂”等称呼,这说明当时的作者仍然将女性看作是男性的附庸,尚没有将女性看作独立的个体。但是,该书所蕴含的新思想,对于处在封建伦理枷锁生活下的中国女性来说,像是一阵清风,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女权思潮的兴盛。

关于晚清翻译界的状况,梁启超的一段话常被人征引:“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辄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15]仅在1902~1903年间,赵必振一人就翻译了20余部著作。他翻译的《广长舌》、《近世社会主义》等作品,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反映了日本当时最激进的思想;他翻译的《日本维新慷慨史》、《日本维新英雄儿女奇遇记》等著作,宣传了维新变革思想,为祖国维新变革提供了借鉴;他翻译的《埃及史》、《土耳机史》等作品,总结了其他文明古国亡国的历史教训,以使祖国免于蹈其覆辙;他译介的《拿破仑》、《世界十二女杰》英雄人物传记,鼓舞了国民革命志气,宣传了西方女权思想。他的译著对于激发中国人民提高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专制统治的觉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由于时间短、任务重,再加上他初学日语,在翻译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如译文失于草率,译名前后常不统一,还有许多语句不通等等。这些问题正是因为他急于传播日本维新思想、激发国民志气,来不及详细雕琢的缘故,但面对时局,瑕不掩瑜,读者自能明白他在译作中蕴含的爱国之情。

（转引自《史学月刊》2009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