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_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是在救亡启蒙的时代主题下，不断向西方学习。梁启超曾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将此历程归结为“器物—制度—文化”三阶段①，其中第二阶段大致自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尤以戊戌维新最为突出，此时期的新思想传播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质的变化，而报纸这一大众传媒形式无疑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创办于1897年的天津《国闻报》，在当时以领先的思想水平和独特的办报理念迅速成为北方舆论中心，态度鲜明地批判君主专制、鼓动维新思潮，为晚清新思想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目前学界对此研究尚不充分，值得作深入的发掘和探讨。
    一、南北呼应，鼓动维新思潮
    甲午一战，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命运，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内群情激昂，有识之士充分意识到，如果不能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即使小小岛国也敢肆意欺凌。然而，当时的中国虽闭塞情况有所改变，但并未真正了解世界潮流。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日新月异，老大中国却已远远落在后面。小国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将清廷经营多年的海军击败，正是因为实行了明治维新，学习了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反观中国，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极度腐败，对内实行专制，压迫民众，对外则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这一鲜明的对比，促使先进的人士认识到，中国必须实行变法，努力跟上世界潮流，否则只能亡国灭种。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维新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鉴于封建统治者对民众的长期思想钳制，他们开始大量兴办报纸，希望借此启发民智，宣传变法。李提摩太曾回忆说：“这个时期大有希望的另一个迹象是报纸的突然增多：在三年之内(指1895-1898年)，由十九家增加到七十家。”②其中，最有影响者，一是创办于上海的《时务报》，另一份即为天津的《国闻报》。二者分踞南北，彼此呼应，共同鼓动维新思潮。
    《国闻报》于1897年10月26日创刊，1899年3月20日出售给日本人，持续约一年半时间，主办人包括严复、夏曾佑、王修植等③。其中，严复毫无疑问是该报的灵魂人物。在当时，无论是对西方近代学说的理解、把握，还是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他都当之无愧居于一流。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④《原强续篇》和《救亡决论》等多篇极具政治冲击力和学术启发性的名文，高呼“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⑤，指出中国若想实现富强，必须“标本并治”，而“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⑥不仅猛烈批判君主专制，大力倡导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而且极具卓识地指出启蒙才是救亡图强的根本所在，所总结的“三民”说更直接影响了梁启超的思想体系。这些都让严复成为当时知识界的领航者，也让《国闻报》自创办之日起就受到广泛关注。
    《国闻报》所发表的宣传维新思想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社论”和“来稿”部分，前者共42篇，约半数以上为严复所作。⑦就内容来看，这些政论性文章不仅大力宣传中国已处于民族危亡的紧迫时刻，必须通过变法以救亡图强，而且所论范围十分广泛，涉及政治、外交、教育、商业、学术等，倡导实行君主立宪、发展实业、改革八股、联日抗俄等，形成以严复思想为主导的舆论中心，除在保教等少数问题上与康、梁存在不同意见外，整体上保持一致，有力推动了维新思想的传播。对此，学界在研究严复和戊戌运动时已多有阐发，这里再举出两则以往未被注意的材料，以说明《国闻报》的维新态度和思想水平。
    经营三十年的洋务运动未能经得起对外战争的检验，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所培养的西学人才并不具有真才实学，而多为钻营官场之徒。对此，《国闻报》发表评论说：
    谈洋务之事也，谈之数十年而未闻有政事之家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足以为国任使者，是谈洋务而洋务之中仍无人才……国家承平无事，则若辈狗苟蝇营，亦不过谋多得几差多得几钱已耳。不幸一有事变，则彼方将勾结外人、呼朋引类……苟有利之可图，虽丧邦而不顾……甲午中日之役，夫固有为之者矣。中国谈洋务西学数十年而其所造之人才乃如此，岂不大可哀哉！⑧
    严词批评洋务派在输入西学和培养人才方面的失败，可谓一针见血。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闻报》又刊发名为《论泰西富强之由》的不署名来稿，指出中国自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不得不向西方学习，从造船炮到开矿、修铁路、设海关等，但均未能实现国家强盛，原因在于这些并非西方国家富强的根本所在，而是“泰西各国之人凡年二十以外不必人人有家而决不至一人无业，惟其人人有业也，故其自食其力，不必仰给于他人而又得有所积储”。反观中国，个人依附于家族，只要父兄为官或经商成功，其子弟往往骄奢淫逸，缺乏独立谋生的能力，且大多过早成家，背上沉重的负担。作者认为：“假使人人能执一业以自食，则又何贫之足患？人人能奋其志气而不日偷苟且之安，则又何弱之足患？”⑨论述虽十分简略，且未能提出解决办法，但显然已经关注到政治体制以外的社会组织层面，尝试对旧有的家族制度展开攻击。
    以上说明，《国闻报》这一平台聚集了以严复为核心的一批见识卓越的先进读书人，大力输入西方新思想，宣传各种维新主张，在当时国内思想界处于领先地位。同时，《国闻报》还以“新闻”形式及时全面地反映变法的进展，对维新志士的重大变法举措及其在京师的重要活动亦即其所取得的成就和所经历的挫折向全国作如实报道。
    1898年，俄国觊觎旅顺、大连，梁启超等人联名上书反对，却遭到都察院的阻挠。对此，《国闻报》刊出名为《公车上书》的新闻，称：“顺德麦孺博、新会梁任公两孝廉，夙具爱国之忱，天下争传其学问，文章犹其末也。此次入都，适值俄人要约旅、大之时，两君遂约同两广、云贵、山陕、浙江众公车，于三月初六日上书都察院，力陈旅大之不可割。不意是日堂官无一到者，孝廉等又以入闱在迩，不能再诣察院，若出闱则事已大定矣。盖其书始终不克上达云。”⑩公开指斥都察院阻挠公车上书，将维新志士的爱国热忱和守旧派的卖国求荣刻画得淋漓尽致。
    在“百日维新”正式拉开帷幕之后，《国闻报》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1898年6月19日及时刊登《简在帝心》的新闻，尤为引人注目，该文报道了光绪帝锐意革新的态度和对康有为等人的赞赏：“京师新闻，徐子静学士奏荐康长素主政、张菊生主政、黄公度廉访、谭复生太守、梁卓如孝廉五人，通达时务一折，已经明奉谕旨，于二十八日召见。闻是日在颐和园召见两君，康奏对至九刻钟之久。张奏对至三刻钟之久，谅嘉谟入告，必当有大裨时局之言矣……想朝廷锐意维新求才若渴，必当更有破格录用之举也。”此后则随时刊布变法举措和重要活动，如《改科宸断》、《营造宾馆》、《奉旨编书》、《京城拟修马路》、《京城议修电车》、《议覆制度局》、《京城大学堂拟请总教习》、《南北洋防军一律改习西操》、《大学堂总教习改用洋人》、《铁路矿务局新派章京》、《法人论中国造路事》、《日相将来》、《奏留星使》、《京师农工商总局开局》、《美国联英阻俄》、《拟开懋勤殿述闻》、《记二十七日上谕重申变法事》等。而且，几乎所有新闻报道均采用政论式写法，带有强烈的鼓动性，比如《改科宸断》这样写道：
    八股取士，习非所用，本月初五特奉上谕，改试策论，风闻中外耳目一新。有京友来函：此次改科谕旨，初二日业已拟发，以枢臣、礼臣，均谓兹事重大，请从长计议，是以暂缓降谕。皇上锐意维新，力排群议，以为非得人才，不足以图富强；而非改科目，不足以得人才。遂于五日特涣纶音，明告天下。六百年来相沿积习，毅然决然，断自宸衷，一旦弃去。非圣人其足语于斯乎？(11)
    这段简短的文字将光绪帝的锐意维新、守旧派的百般阻挠以及改革八股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准确地描绘了出来，也表明了报纸的鲜明立场。
    总之，《国闻报》全力配合维新变法，对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的变法言论进行追踪报道，并以《总报局告白》的形式大力推介维新论著。(12)尤其是，当变法失败以后，《国闻报》虽然迫于形势刊登了禁锢言论的6条上谕，但在政变后的一个月里共发表47篇相关报道，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当属《视死如归》一则。其文曰：
    有西人自北京来，传述初六、七日中国朝局既变，即有某国驻京公使署中人，前往康氏弟子谭嗣同处，以外国使馆可以设法保护之说讽之。谭嗣同曰：“丈夫不作事则已，作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且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谓自谭嗣同始。”即纠数十人谋大举，事未作而被逮，闻中国国家拟即日正法以儆效尤。(13)
    同时，《国闻报》将康有为的脱险经过作了客观报道，并于10月21、22两日连续转载香港《华字日报》文章《德臣西报访事在香港与康有为问答语》，揭露了政变真相，11月3—4日又刊载《论中国禁报馆事》，对清廷查禁报馆的行为进行回击，并对戊戌六君子给予高度评价。在恶劣的政治和舆论环境下，《国闻报》敢于与顽固派公开对抗，在当时所有报纸中未有能出其右者。
    在整个戊戌维新时期，《时务报》和《国闻报》分别作为南北方的舆论中心，互通有无，遥相呼应，构成强大的媒介网络，共同传播维新思想，推动变法的进行。(14)在《国闻报》创办以前，严复对《时务报》极为称道，希望其在维新运动中大有作为，指出：“使中国而终无维新之机，则亦已矣；苟二千年来申商斯高之法，熄于此时，则《时务报》其嚆矢也。”《国闻报》筹备之际，亦曾委托《时务报》广为传布。1897年8月25日，夏曾佑、严复、王修植联名致信汪康年称：“上月托公度观察袖呈《国闻报启》一通，求登贵报，俾我下乘，附骥而行，谅荷垂察。拜读三十五大报，尚未附录，殊为悬盼。”(15)同年9月7日，王修植又致函汪康年说：“弟日来与又陵、穗卿商，拟在津门亦开一馆，一切体例略依遵处，稍为变通，急待从者之至，相与斟审。”此后，两报主办人之间经常通信，交流报业行情和办报过程中所面临的压力等，并互相帮助。比如，王修植请汪康年助销《国闻报》：“《国闻日报》将来销路不患不广，而独虑馆中母财不足，开销太大，深恐难以持久。若能支持至明年春夏，则亦日起有功也。不知兄能为一臂之助否？”(16)像这样的通信还有很多，而且在《时务报》改为《昌言报》以后，《国闻报》依然刊登名为“上海昌言报分馆告白”的广告，充分证明戊戌维新时期两报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在艰难环境下携手共进，为晚清新思想的传播和维新变法的开展作出巨大贡献。
    二、大力传播近代进化论的历史贡献
    《国闻报》创办的宗旨为大力介绍西方学说，而所特别注重的有二，一为选择西方近代学术之最具精义者，尽可能及时译载，二是以译者的论述和发挥，与直接翻译相配合。《天津国闻报馆启》首列报馆所致力的两项主要目标为译泰西名论和择泰西政法学术宗教：
    各报卷端例登论说，今既译西人之报，自当附见西人之论，只以微言妙旨，传述为难，向者译人付之盖阙，今择其尤雅，弁诸简端，旁通发挥，佐以管蠡。译泰西名论。
    报之所纪事在现前，而万事之根，胚胎政教，今拟分泰西各国政、学、教为三支，胪其文献，叙其旨要，分列卷端，以备参考。史有表志，托义于斯。译泰西政法、学术、宗教。(17)
    这就清楚地表明：严复等人的旨趣不在一般地刊登西方国家报纸新闻，而尤为重视“西人之论”。更为关注的是最具价值的学术观点，故称“泰西名论”。而且要结合中国人的理解，结合中国的情形，加以阐发，故强调要“旁通发挥”。他又认为导致西方富强的根本和各项政治、军事举动的根源，是西人之“政教”即学术思想，故又将介绍、论述西方政法、学术、宗教为办报宗旨的又一要着。
    因此，《国闻报》创刊以后，又于同年创办《国闻汇编》旬刊，更详于载外国之事，鼓吹输入西方新学理和学习西方民主政体，由严复、夏曾佑主持，而北洋水师学堂的部分师生也承担了许多翻译和编纂工作。《国闻汇编》同由国闻报馆发行，共出6期，每期一册，3万字左右，其出版时间和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册，1897年12月8日出版，刊有严复的《国闻汇编叙》、《斯宾塞尔劝学篇》(未完)、伍光建的《欧洲政治论略》以及俄、英、法文译报。
    第二册，1897年12月18日出版，刊有严复的《译〈天演论〉自序》、《〈天演论〉悬疏》(未完)及法文译报。
    第三册，1897年12月28日出版，刊有严复的《斯宾塞尔劝学篇》(续第一册)、陶大均的《日本观兵记》及俄、英、法、德文译报。
    第四册，1898年1月7日出版，刊有严复的《斯宾塞尔劝学篇》(续)、《〈天演论〉悬疏》(续第二册)、《西藏近闻》及俄、英、法文译报。
    第五册，1898年2月5日出版，刊有严复的《〈天演论〉悬疏》(续)、《外国近闻》以及俄、法、英文译报。
    第六册，1898年2月15日出版，刊有《〈天演论〉悬疏》(续)及俄、英、德文译报。
    严复的翻译和介绍，是要选择已被历史证明对西方国家的富强和进步最具指导意义，而又对中国的御侮救亡、激励人心、一新学术最具警醒作用的西方学说精华。其中，最引人注目、最具学术影响力的，无疑是《天演论》的译介。
    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出版于1894年，次年严复即选择此书予以及时地译述。1896年，此书开始以抄本的形式在其师友圈子中流传。早在严氏翻译修订此书时，夏曾佑和吴汝纶等人就曾阅读书中部分内容，并直接参与词句厘定和体例安排。夏氏曾称：“到津之后，幸遇又陵，衡宇相接，夜辄过谈，谈辄竟夜，微言妙旨，往往而遇……吾人自言西学以来所从不及此者也。《天演论》为赫胥黎之学……理赜例繁，旦夕之间，难于笔述，拟尽通其义，然后追想成书，玄师《地论》即用此例。不知生平有此福否。”(18)吴汝纶则致信严复称：“吕临城来，得惠书并大著《天演论》，虽刘先主之得荆州，不足为喻。比经手录副本，秘之枕中。盖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匪直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蒙，亦缘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也。钦佩何极！”(19)严复又将所译《天演论》原稿寄给梁启超(20)，梁回信称：“二月间读赐书二十一纸，循环往复诵十数过，不忍释手，甚为感佩，逎至不可思议。今而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南海先生读大著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21)1897年8月23日，严复在《与五弟书》中称：
    《天演论》索观者有数处，副本被人久留不还，其原稿经吴莲池圈点者正取修饰增案，事毕拟即付梓。颇有人说其书于新学有大益也……中国不治之疾尚是在学问上，民智既下，所以不足自立于物竞之际。(22)
    然而，此种仅以抄本在朋友间传阅的方式毕竟限于较为狭小的圈子。《天演论》在《国闻汇编》上以连载的方式首次公开发表，标志着其传播模式突破了人际关系的限制，而发展到大众传播，这显然是一个重大转折，是进化论风靡全国的真正开端，在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国闻汇编》发表的《天演论悬疏》没有吴汝纶序和译例言，相对较早期抄本而言增补了许多按语，译文作了修订增删，而与后来正式出版的通行本也存在差异，但这是严复首次面向全国读者集中阐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阶段进化发展的思想，意义重大。事实上，在《原强》等文中，他已经开始宣传进化论和群学理论，比如指出“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与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稍进，则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23)，而在《天演论》正式发表以后的各类文章中也常常加以运用，比如在《保种馀义》中称“达氏之说，今之学问家与政事家咸奉以为宗。盖争存天择之理，其说不可易矣”(24)。这些论文与《天演论》这部系统著作相配合，破天荒第一次在中国宣传了一套与传统观点迥异的新的宇宙观、历史观和价值观(25)，也标志着19世纪后30年长久酝酿的传播西方学说实现了重大突破，近代西学的传播至此进入学术思想的阶段，从而引起中国知识界一系列根本观念的改变，具有划时代的历史贡献。正如贺麟所言：“若以近代之革新，为起端于一八九五年之后，则《天演论》者，正溯此思潮之源头而注以活水者也。”(26)
    在此之前，中国的知识界正处于哲学苦闷时代。梁启超曾回忆说：
    那时候我们的思想“浪漫”得可惊，不知从哪里会有恁么多问题，一会发生一个，一会又发生一个。我们要把宇宙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但帮助我们解决的资料却没有。我们便靠主观的冥想，想得的便拿来对吵，吵到意见一致的时候，便自以为已经解决了。(27)
    他们“生育在此种‘学问饥荒’之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派”(28)，希望借此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但其试图构建新的哲学体系的思想资料却严重不足。虽然晚清学者所盛谈的公羊三世说比之僵死的封建思想具有进步性，但它所讲的变易历史哲学，是靠阐释古代经典中的“微言大义”而得，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主观推论和比附的基础上，未能摆脱封建学术的旧体系，具有粗疏原始、主观和神秘的致命弱点，往往使人感到怀疑甚至骇异。因此，时代迫切需要崭新的哲学。正是严复，这位被毛泽东称誉为近代向西方学习代表人物的启蒙思想家，在此国家前途极其危险、智识界极度渴求的时刻，大力介绍西方进化论学说。而且，这套进化发展的理论，是从大量的实例中归纳出来的，可以动植物、人体、地形、地质、化石来作验证，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和鲜明的实证性的优点，在性质上属于近代学术体系，比公羊学要高出整整一个时代。因而，“天演论”学说不仅满足了中国人民批判腐朽封建帝制的需要，破除了顽固派“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为维新变法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而且为立志改革、争取国家富强的人们提供了新的观察历史和民族命运的思想武器。
    这一先进学说得以面向大众，开始影响人们的生活观念甚至改变社会构成，发端于《天演论》在《国闻汇编》的公开发表。梁启超曾评价说：“天津《国闻汇编》，成于硕学之手，精深完粹，敻乎尚矣。”(29)显然是针对严复所译《天演论》而言。《国闻汇编》停刊以后，《国闻报》又于1898年4月24日刊登了《桐城吴挚甫先生天演论叙》，进一步扩大了此书的影响，并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与《国闻报》保持密切联系的《昌言报》开始连载由曾广铨译、章太炎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30)，而随着《天演论》的正式出版和不断再版，尤其是商务本出现以后，进化论风靡全国，日渐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换言之，《天演论》的发表和出版，是进化论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里程碑。胡适曾回忆说：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战屡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竞存”吗？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做孙竞存，一个叫做杨天择。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下的纪念品。(31)
    这段话足以说明，《天演论》不仅影响了与之同时或稍后的无数读书人(32)，而且借助报纸等形式迅速突破了这一范围，逐渐内化到人们的思想意识里，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思考问题、观察世界的基本前提和预设。而这一切，正以《天演论》在《国闻汇编》的公开发表为开端。
    三、近代报刊发展史的重要一页
    中国近代报刊发端于19世纪初期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创办的中外文报刊，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内，舆论主权始终掌握在外人手中。这种局面随着中国新型知识人的出现而开始改变，他们充分意识到报纸的重要性并积极尝试夺回话语权。1858年，创办于香港的《中外新报》，标志着由中国人自己主办的近代化报刊的正式诞生；1874年，《循环日报》的创刊则标志着第一个政论性报纸的出现。随着资产阶级的不断成长和变法维新思潮的兴起，中国迎来了近代史上第一次自主办报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全国出版的中文报刊有120种左右，80%是中国人自办的(33)。其中，《时务报》和《国闻报》的创办，是中国近代新闻传播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它们南北呼应，构建了强大的舆论网络，成功冲破了清廷的言论禁锢，夺回了由外人掌控的话语权，开启了政论报刊的黄金时代，使报刊成为思想表达不可或缺的平台和大众传播形式的主流。当时，《国闻报》是“北方报纸之最佳者”(34)。
    作为一份产生于特殊时代条件下的报纸，《国闻报》有着极为明确的办报宗旨和社会定位。《国闻报缘起》称：
    《国闻报》何为而设也？曰：将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为一国自立之国，则以通下情为要义……为各国并立之国，则尤以通外情为要务……今日谋吾群之道将奈何？曰求其通而已矣。而通下情，尤以通外情为急。何者？今之国，固与各国并立之国，而非一国自立之国也……欲通知外情，不能不详述外事，欲详述外事，不能不广译各国之报。
    显然，求“通”是《国闻报》的宗旨，而“通外情”则是首要任务。这一办报方针与严复等人的政治见解和学术思想相统一，其目的在于通过广译外报的方法使国人了解西方世界，以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在当时的报纸中，《国闻报》在这方面投入的力量最多，产生的影响也最大。其自称“翻译之报，若俄、若英、若法、若德、若美、若日本、若欧、墨其余诸国。萃取各国之报几百余种，延聘通晓各国文字之士，凡十余人”(35)，虽有一定的自夸成分，但充分显示出其办报目标和特色，此尤其表现在早期的《国闻报》及旬刊《国闻汇编》中，而以俄、英、法、日等国新闻或评论为重点。
    这一定位符合传播西学的时代潮流，但却有违新闻传播的内在规律，因为大众最关注的并非远隔重洋的国外新闻，而是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国内事件。随着办报经验的增加，《国闻报》逐渐将重心转移到国内，大大缩减了外国新闻的分量，由原来的分国设栏改为只设“外国新闻”一栏，而所报道或翻译的文章也往往与中国有关。1898年4月11日《时务报》刊登《国闻报》的广告称：“本报除纪京城、直隶新闻外，又详载西北诸省暨东三省、青海、前后藏时事，一补申地诸报之不及，并译登西报之论说中外情形者。兹为推广销路起见，特设分馆于上海时务报馆内。”这则广告既体现了南北两大核心报刊之间的分工合作，也说明其将外事新闻置于从属地位。此外，夏曾佑曾致函汪康年称：“报前须有论说，不能专恃外文……此二者乃最要之事。又陵、菀生所见正同，未知尊意以为何如也？”(36)因此，《国闻报》后来增设“本馆论说”或“本馆照录”栏目，摆脱了单纯翻译外报的方式。而且，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国闻报》很快又打破只报道北方新闻的惯例，而以事件的新闻价值为标准，突破了地域空间上的限制。1897年12月28日《国闻报》“本馆告白”称：“本馆原定章程专纪西北各省之事，至东南诸路报馆林立，一切新闻无俟敝馆赘述……今本馆因特变通前议，凡东南各省如有重要事情，或关军国大计，或系民生利病，亦与各埠分托访事友人量为采录邮寄，择其尤要者登之报章，题曰东南各路新闻，以飨阅报者诸君之责望。”可见，《国闻报》在办报方面并不刻板，而是随着经验的增加和时势的变化灵活变通，直至及时地报道全国范围内的重要事件，成为时代的脉搏。
    传播西学知识和关注社会变革的诉求，决定了《国闻报》有别于《直报》那样的商业性报纸，而以社会新闻的传播为主体。同时，在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时代背景下，《国闻报》在报道国内社会生活新闻的同时，又特别注重对中外关系的报道。该报创立不久，即发生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自1897年11月至次年2月，《国闻报》对此事件进行跟踪报道，有时一日两篇，连续发表新闻30余篇，评论近10篇，如《论山东曹州教案事》、《驳泰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论德国借案占夺胶澳事》等，尤其是刊布了《总理衙门奏教案办结胶澳议租折》，将清廷在列强面前无可奈何、步步退让的丑陋形态公诸于世，将秘密外交变为舆论外交，引起强烈反响。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充分展示出《国闻报》在舆论监督和引导受众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也说明其新闻报道具有极强的时效性。比如，1897年11月18日“东警续述”称：“德兵据胶，本馆探述大略，正排印间，忽接山东访事友人来电，合亟译登，以供众览。”
    而且，《国闻报》对当时中外情势把握得十分清楚。严复连续发表《论俄人为中国代保旅顺大连湾事》、《再论俄人为中国代保旅顺大连湾事》，称：“十月十九日，德兵船既据胶州海湾，本馆曾极论德人举动之妄，而复申言之曰：德人今日既占胶澳，则俄人明日必规旅大。其时端倪未露，泰东泰西诸国尚未张皇其词，本馆不过揆诸时势，纵言及之，以为俄国政府其谋国之道必如是也。乃未及一月，而俄果有为中国代保旅顺之议。此议既成，于是英人乃议驻守舟山矣，日人乃议不还威海矣。”(37)“英索舟山，日据威海，其势既迫，其请必坚，拒之不能，应之不皇，亦惟有拱手相让已矣。且岂但英、日而已，法人又必……得其一而后快。”(38)深刻地揭露出俄国的侵略野心，痛切地阐明了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急形势。随后，《国闻报》又刊发了多篇国内外有关瓜分中国的言论，以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感。此外，因为日本明治维新具有直接的可效法性，维新派大多主张联日抗俄，反对后党的联俄主张。《国闻报》作为维新派的舆论喉舌，当然表现出同样的态度。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有关日本的新闻在外国新闻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大，甚至一度设置专栏而与“外国新闻”一栏并列。而当伊藤博文访问中国时，《国闻报》对其在华活动给予了连续而详细的报道。
    总之，作为一份政论性报纸，无论是在中外关系，还是在“百日维新”的报道方面，《国闻报》均表现出信息丰富而及时的特点，而且评论见解独到、言辞犀利，在众多报纸中脱颖而出。这主要得益于《国闻报》颇具规模的采访队伍，主办者的中西学养、社会声望、政治地位、广泛交游以及紧邻北京的地缘优势。《国闻报》在缘起中自称：“访事之地大小凡百余处，访事之人中外凡数十位。”而当时身为总理衙门章京的汪大燮也称：“《国闻报》请人法最妙，所请即《泰晤士报》馆所请之人，消息确而速，又极多极详……不确、不详、不多、不速，人不要看，四美具则费钜矣！”(39)这说明该报确实具有相当规模的采访队伍，不过两说均带有一定的夸张成分。王修植就致函汪康年透露其真实状况：“《国闻》访事人亦无好手，均系敷衍角色。京中时有重大新闻，或系得自西人，或系得之交好，亦无一定也。”(40)《国闻报》的新闻报道常常以“京友来函云”、“京师友人来信云”、“顷得北京访事人来函”为开头，也很能说明其消息来源并不限于报馆的采访人员。
    值得注意的是，《国闻报》仿《泰晤士报》之例，兼出日报和旬刊，具有明确的分工：
    大抵日报则译于本国之事，而于外国之事则为旁及。旬报则译于外国之事，而于本国之事则为附见。阅报之人亦可分为二类：大抵阅日报者，则商贾百执事之人为多，而上焉者或嫌其陈述之琐屑。阅旬报者，则士大夫读书之人为多，而下焉者或病其文字之艰深。(41)
    在出版形式上，日报每天一大张，用四号字排印；旬刊则装订成册，用三号字排印。这种立足于受众群的不同而将报、刊加以结合的先进理念在当时可谓独领风骚，已经呈现出专门期刊的雏形，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42)可惜，当时国内的过渡性知识人毕竟数量有限，《国闻汇编》由于文义艰深而销路不广，最终仅出6期而停刊。王修植曾言：“《国闻汇编》阅者多以文义艰深为嫌，每期仅售五六百分，实在赔本不起，现已停止不印，专办日报。”(43)
    在新闻报道方面，《国闻报》还专门制定章程以规范报馆人员和提供消息人员的行为，鲜明地对报人的职业道德提出严格的要求。此外，《国闻报》的主办者十分谨慎，不仅将报馆设在天津租界以避免清廷的直接干涉，先后请李志成和日本人西村博担任名义馆主，而且许多日常工作都在王修植家中进行。这些既说明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也充分展示了严复等人在恶劣政治环境下的办报技巧。正因为如此，《国闻报》才敢于在戊戌政变以后不断刊登支持维新派的言论。再者，在版面设计上，《国闻报》包括上谕、新闻、评论以及图片和广告等，形式多样而浑然一体，并不断趋于成熟和完善。从总体上说，虽然《国闻报》存在时间较短，但无论从形式、内容还是所发挥的社会影响而言，都当之无愧是近代报刊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也是近代华北社会史上的光荣一页。
    注释：
    ①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3-44页。
    ②[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3页。
    ③有关《国闻报》的创办、分工、出售等曲折历程，以及与之相关重要人物的背景和活动等，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的《从中日两国档案看〈国闻报〉之内幕》(《学术研究》2008年第7、9期)已有较为详细的考证，此不赘述。
    ④此文在1897年4月12日被《时务报》转载，引起张之洞的不满，成为激化该报内部矛盾而致分裂的因素之一。
    ⑤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页。
    ⑥严复：《原强》，《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页。
    ⑦参见王栻：《严复在〈国闻报〉上发表了哪些论文》，载《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0页。
    ⑧《论中国洋务西学之人才》，《国闻报》1897年11月2日。
    ⑨《论泰西富强之由》，《国闻报》1897年11月6日。
    ⑩《公车上书》，《国闻报》1898年4月3日。
    (11)《改科宸断》，《国闻报》1898年6月27日。
    (12)见《总报局告白》，《国闻报》1898年6月28日。
    (13)《视死如归》，《国闻报》1898年9月27日。
    (14)李提摩太曾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这样评价《时务报》：“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报纸，叫《时务报》，作为改革派的喉舌。报纸在一开始就取得了极大成功，在从南到北的整个帝国激起了维新思潮的涟漪。”(见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页)
    (15)严复：《与汪康年书·二》，《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5、506页。
    (16)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8、82页。
    (17)《天津国闻报馆启》，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9-530页。
    (18)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25页。
    (19)吴汝纶：《答严又陵》，《吴汝纶尺牍》，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98页。
    (20)1896年10月，严复致函梁启超称：“拙译《天演论》，仅将原稿寄去。”(见《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5页)
    (21)梁启超：《与严又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6-110页。
    (22)严复：《与五弟书》，《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33页。
    (23)严复：《原强》，《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页。
    (24)严复：《保种余义》，《国闻报》1898年6月11日。
    (25)目前在中国所能看到的最早记载达尔文及其进化论的著作，当为华衡芳和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合译出版英地质学家赖尔的《地学浅释》。此后，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办的《格致汇编》和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等也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宣传。但这些都是较为零星的介绍而非系统的输入，也未能产生较大的影响。
    (26)贺麟：《严复的翻译》，《东方杂志》1925年第22卷第21号。
    (27)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饮冰室合集·文集》(四十四)(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页。
    (2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1页。
    (29)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3页。
    (30)载《昌言报》第一、二、三、四、六、八册，1898年8月17日-10月30日。
    (31)胡适：《四十自述》，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32)曹聚仁也曾回忆说：“近二十年中，我读过的回忆录，总在五百种以上，他们很少不受赫胥黎《天演论》的影响，那是严氏的译介本。”(见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71页)
    (33)参见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4页。
    (3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载民国丛书编辑委员会：《民国丛书》(第二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页。
    (35)《国闻报缘起》，《国报》1897年10月26日。
    (36)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1页。
    (37)严复：《论俄人为中国代保旅顺大连湾事》，《国闻报》1897年12月26日。
    (38)严复：《再论俄人为中国代保旅顺大连湾事》，《国闻报》1897年12月28日。
    (39)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84页。
    (40)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2页。
    (41)《国闻报缘起》，《国闻报》1897年10月26日。
    (42)王韬主办的《循环日报》也在出版日报的同时，兼出月刊，但月刊仅是对日报的摘录和整理，与《国闻汇编》存在性质上的差异。
    (43)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