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出洋游历游学是清末政府为提高官员素质所采取的举措之一。官员出洋从出于交涉之需，到与开启官智相结合，经中外合力推动，在五大臣出洋与翰林、进士游历游学的刺激下一度达到高潮。1906年后，清政府加强了对官员出洋的管控，同时加大了派遣贵胄出洋的力度。游历游学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官员素质，促进了清末新政进程，但由于经费、制度、视野等问题，并未取得应有成效。

关 键 词：游历 游学 开官智 清末新政

       提高统治阶层的素质成为晚清政府因应变局的众多举措之一。学界对此讨论多集中于科举制度改革与新式学堂建立等问题，对于当时官员在职培训着力较少。相较于抡才大典的彻底变革，培训旧式官员只能算作在原有基础上的弥缝补苴，但在彻底革命尚无法完全推动、甚至不能随便言说的情况下，对原有政制的调整与修补，很可能是衡量各方得失的最佳选择。学堂造士为时太久，新政又“必不可停政而待人”①，为改革之需，培训旧式官员，提高官员群体的素质与能力，其意义自不待言，即所谓开官智“为万事之起点”②。今人对于科举改革的研究也证明，过激、过快的科举变革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亚于其积极作用。因此，对旧制度进行“修补”的官员培训，作为晚清改革事项，需要深入挖掘之处尚多。

       提高官员素质，按梁启超的说法，叫做开官智，与开民智、开绅智并提，目的都是为了推动维新变法。为提高官员素质，清政府推出大量举措：设进士馆、仕学馆、课吏馆等专门教育机构，提倡官员衙署内读书、研讨等等，而选派官员出洋学习也是开官智的重要方式。晚清官员出洋学习可分为游学与游历两种。

       游学、游历本指传统士大夫外出寻师求学、加强历练的文化活动，原不分国内国外。近代以来，随着“师夷长技”思想的传播与国家局势的日益危殆，向西方学习逐渐成为知识分子寻求救国道路的主要途径。游学、游历渐被理解为出国学习的教育过程，游学是入外国学校接受正规的教育学习，游历则是对国外情形进行考察。清末政府除派遣学生出国学习外，还制定并大力推行官员的游历游学制度。既往学界对官员游历游学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料收集整理与某一具体问题的探讨上，尚缺乏对晚清官员游历游学的整体系统研究。③本文拟以官员游历游学为例，对晚清政府试图改造官员群体以挽救危局的努力作一探讨。

一、清末官员出洋学习之背景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对外交涉中逐渐产生认识、了解“夷情”的主观诉求。1866年2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称：“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臣等久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藉资筹计。”④时值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请假回国，奕便请派曾任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携子率同文馆学生随赫德赴欧游历，遂有近代中国官员首次出洋。

       两年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志刚、孙家谷，与受聘为清政府服务的美国人蒲安臣，三位“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组成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该使团于1868～1870年间，历访美、英、法、普、俄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志刚著《初使泰西纪》记下了对当时社会政治的观感，“给我们留下了一点‘可以深长思’的东西”⑤。1870年，兵部左侍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被委任为出使法国钦差大臣，为天津教案事赴法国“道歉”。时值巴黎公社革命，内乱使他长达一年无法完成任务。期间，崇厚带人赴英美小游。游览之余，考察学习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崇厚使法日记》成为“中国人目击巴黎公社起义的珍贵记录”⑥。

       1870年以后，曾国藩、李鸿章、王凯泰等洋务派官员多次奏请遣使外洋。在李鸿章看来，派使臣出洋，不仅对交涉有利，同时可对“各国兵制、船政、军火、器械……探赜索隐，若能深窥其曲折要领，从而学之，归而求之，我增一长，彼失一恃，足为自强根基”⑦。此后，清政府派出的外交官们大多在日常工作之外，承担了游历考察之责任。

       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除交涉使臣出洋以外，一些普通官员也开始涉足海外。1879年底，时任道员的王之春赴日游历一月，作《谈瀛录》三卷。次年，江西省吉安府莲花厅同知李筱圃赴日观光。⑧两人赴日，表面上似乎并未带有明确的政治任务，但随着国际局势的紧张，时人已察觉到日本的潜在威胁：“防俄必先防日……顾欲防日而不先悉其形势要害、风俗美恶、政治得失，则无由攻瑕击隙，以制其死命。而又虑临之以师旅则易启事端，重之以使节则反遭猜忌也。思期得一不动声色，直探巢穴，密访周览，洞悉虏情于胸臆者，久之难其选，王爵堂观察闻命奋袂请行。”⑨王爵堂观察即王之春。李筱圃对东京博物院故意陈列中国鸦片烟具与旧式兵器，刻意贬低中国的做法极为“愤懑”，认为日本“居心已显然可见”，不值得与其谈论邦交之事。⑩

       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推进，“师夷长技”的思想与实践得以发展。为进一步认识西方世界，拓展官员视野，有人提出派官员专门考察游历的主张。1884年，御史谢祖源上折建议，为训练洋务人才，改变士大夫“限于方域、囿于见闻”的状况，可令出使大臣带翰詹部属出洋游历。此建议得到清廷认可，但由于当时官员多视海外为畏途，故具体实施一直拖到1887年，经光绪帝严旨催促，六部方开始陆续保荐本部官员。6月12日至13日，总理衙门通过考试，共选拔出傅云龙等12名游历官员。根据总理衙门拟定的《出洋游历章程》，游历人员“应将各处地形之要隘、防守之大势，以及远近里数、风俗政治、水师炮台、制造厂局、火轮舟车、水雷炮弹详细记载，以备考查”，并要留意“各国语言文字、天文算学、化学重学光学及一切测量之学、格致之学”等，将所写手册录交总理衙门“以备参考”。(11)

       将游历游学与开启官智真正联系起来是在甲午战后。面对瓜分豆剖、亡国灭种之危机，朝野提出的救国方策中，政治精英的改造被重点强调，如梁启超于1898年提出了“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的思想。(12)王公大臣、公卿督抚、文武官员出洋学习，即在此背景下受到重视。李鸿章1895年接见李提摩太时曾讨论过中国派十位亲贵同百位翰林考察西国政治的问题。(13)7月，张之洞鉴于中日之战的恶劣后果，上折奏请“修备储才”，提出九条建议，其中多次提到派员出洋学习。如练陆军派遣员弁“出洋学习”：“无论文武、官阶大小，遴选年力精壮、明敏有志者百余人令赴外洋，附入学堂营局，将武备、营垒、炮台等事分途肄习”。治海军则学英国，其余修铁路、设枪炮厂、开学堂、讲商务、求工政等，都需要派员出国学习。除此类专门学习外，他还特别强调文武官员出洋游历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洋务运动数十年成效不著的原因是文武大臣“不知外洋各国之所长，遂不知外洋各国之可患，拘执者狃于成见，昏庸者乐于因循”，要打破积习，“惟有多派文武员弁出洋游历一策”。游历人选需要多派“翰林、部属及各项正途出身之京外官”，因为“以科目进者，平日诵法圣贤，讲明义理，本源固已清明，不过见闻未广、世事未练”而已，因此派他们出洋即可增加阅历，“增长才识”，“切于实用多矣”。(14)对于“本源”是否清明的强调，说明张之洞的开官智思想并未突破“中体西用”之框架。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又提出官员入外国学堂“游学”的建议，认为“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同时强调“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15)同年6月，康有为亦提出让“枢译大臣，近支王公，公卿督抚”“游历外国，博地球之大观，使知变或可存，不变则削，全变乃存，小变仍削，深通其故，显豁无疑，而后推行新政，可无滞碍”(16)。侍郎荣惠、御史杨深秀等人亦上折请派宗室亲贵游历。这种言论也得到舆论界的支持与呼应，如《知新报》指出：“以周召之亲，任国家之重，总枢垣，操政柄，维彼懿亲，比比皆是，不知中外之情，而日与之言新政，是万变而万不得其当也。……是亲王游历，为近日之第一急务也。”(17)

       官员的提倡与舆论的吁请令光绪帝大受鼓舞，他于1898年6月14日颁布上谕，督促宗人府保荐王公贝勒选派游历。虽然游历政令未能付诸实施，维新即告失败，但让官员出洋游历游学以开启智识的信念已经萌芽，并在官员群体中生长开来。

二、官员游历之风渐开

       庚子之变后，清廷推行新政。1901年7月，张之洞、刘坤一联衔会奏《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以下简称《十一条》)，第一条举措即“广派游历”。

       《十一条》注重游历，认为游学诚然最为有效，但“费繁年久，其数不能过多”，因此“欲求急救之方，唯有广派游历之一法”。在游历方向上强调“以先游日本为急务”。虽然游历实效“以遍游欧、美、日本为全功”，但由于日本风俗文字与中国相近，“便于游览询问，受益较速”，且日本对西法多有据国情改易者，“于中国采用尤为相宜”。游历人员“王公、大臣以及宗室后进、大员子弟、翰、詹、科、道、部属各项京官”为主，因为这些人“所任皆重要之职事，所识皆在朝之达官”，故“其传述启发，尤为得力”。在学习内容上，游历之员要“观其实政，睹其实效，见其新器，求其新书，凡吏治、财政、学制、兵备一一考询记录，携之回华，以供我之采择而仿行”。(18)褒奖升职是鼓励官员游历的最好办法。游历人员归国时若“实有进益”，京官“游历一年”者酌奖，“游历三年”者优奖，各省“实缺官愿往者，免开其缺，游历一年者外奖，三年者奏请内奖”。又提出“以后新派总署堂官、章京、海关道员、出使大臣及随员，必选诸曾经出洋之员”。从当时起三年以后“凡官阶、资序、才品可以开坊缺、送御史、升京卿、放道员者，必须曾经出洋游历一次，或三年或一年均可”，否则“不得开坊缺、送御史、升京卿、放道员”。

       《十一条》为清廷所采纳，10月2日上谕要求“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19)。《十一条》的拟定与推行充分体现了清廷对于官员出洋学习的期许。次年2月1日，清廷再次颁谕，认为“现在振兴庶政，尤应博采所长”，要求“出洋游历人员若能于各国政治工艺，潜心考究，切实讲求，庶几蔚为通才，足备国家任使”。(20)

       《十一条》虽得以推行，其约束效力却值得怀疑。如《十一条》曾提出实缺官游历可免其开缺。1903年驻藏大臣裕刚奏边缺同知自备资斧游历可否按“江楚成案”免其开缺时，外务部答复认为       《十一条》“并未明奉谕旨，未便援引”。至1903年底，全国出洋学习之官员依然寥寥。

在不多的游历人员中，亲贵游历比较值得注意。戊戌前后亲贵游历屡被提及，但未能落实。1902年1月21日，载振奉命派充专使英国头等大臣致贺英王加冕。载振认为“此行固为典礼所关，亦藉以恢扩见闻，增长学识”，考求英国“政治学术，且游法美诸国，咨询咨度以备国家采择”。(21)1903年4月20日，载振等又赴日本大阪参加博览会，“并考察商政”。(22)同年1月5日，贝子溥伦亦曾被派赴美国散鲁伊斯城赛会(博览会)，为正监督。(23)

       此外，戊戌时期发端的赴日学务考察在清末新政初期得以继续。1901年，浙江派营务处候补道程恩培赴日考察军事演习，但其把大量时间花在了考察教育上。1902年3月9日，张之洞要求派员赴日考察学务，强调“管学之员宜赴东学习”(24)。不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伦，奉命赴日考察学务，为时三月。同年，翰林院编修严修率两子自费赴日游历考察教育，历时两月余。1903年，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以江南高等学堂总教习身份赴日考察教育，著有《日游汇编》一册。

       教育之外，直隶农务局总办黄璟1902年赴日考察农务，直隶晋州知州刘绅瑶被派往日本考察陆军情形，湖北派出补用知县廷启盐、知事石沅等人赴日学习警察。1903年，张謇赴日重点考察实业与教育，成都府知府沈秉堃赴东洋考察商务事宜，驻藏大臣裕刚奏实缺同知罗香豫自备资斧赴英属新加坡一带及日本游历，天津府知府凌福彭赴日考察大阪府监狱习艺等事宜。(25)也有官员不限定目标任务而泛为观览。1903年冬，曾任河南学政的编修林贻书呈请自费赴东西洋游历。(26)

       游历之外，1903年京师大学堂派余棨昌、曾仪进、黄德章、史锡倬、屠振鹏、朱献文、范熙壬七名仕学馆员入日本法科大学游学，所学以政法为主。(27)宗室良弼于1901年成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期留学生，1902年毕业。(28)

       总之，在1904年1月《奖励职官游历游学片》奏准之前，出洋之员并不算多，但毕竟风气已逐渐开化，尤其是王公大臣出洋更推动了普通官员赴外的热情，与此前多视海外为畏途，诬出洋为卖国相比，已有很大进步。

三、海外游历游学的制度安排

       1903年，张之洞奉旨会同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重新拟订大学堂章程之时，慈禧曾面嘱张之洞：“已为职官者，皆读书明理深知法度之人，令其出洋游历最为有益无弊，翰林尤宜多派出洋，满汉皆应选派。”(29)1904年1月13日，管学大臣等在上折奏明学堂章程时，附片奏请奖励职官游学游历(以下简称《奖励章程》)。

       《奖励章程》改变了《十一条》为“求急救之方”而大力提倡游历的做法，指出“游学较游历为尤有实际，最为成就人才之要端”，于是格外奖励游学，规定若“得有彼国学堂毕业凭照者，回国后尤宜破格奖励，立予擢用”，对游历人员的奖励则要比游学减一等。最后，为解除出洋职官的后顾之忧，章程明确规定“凡出洋游历游学人员并准一概免扣资俸”，以示鼓励。

       由于新政需款甚多，清政府财政紧张，为节省费用，减轻财政负担，章程提出两条措施：一是提倡官员游历不讲排场，“虽一品大员亦只可酌带翻译一二员，随从二三人。此外游历职官止可酌带翻译一人，随从尤须简少。游学者无庸随带翻译”。二是优奖自费游历人员，“无论京外大小官员，凡能自备资斧出洋游历游学者，分别从优奖励以劝之”，鼓励官员自费出洋。

       出洋学习内容讲究实效。“除一二品大员兼综博览……务其远者大者外”，庶司百职应有选择性地学习与考察，以“能得其实际为要义”，不可贪多。游历人员要详晰记载游历考察的内容，回国后呈送御览或呈送政务处及各部院、督抚衙门以备考核，并规定若毫无纪录虽年限多仍不给奖。在奖励层次上改变了片面强调东游的做法：能游历游学东西洋各国且往返在三年以上者为最优等；游历欧美之一二国或二三国，时间在二年以上者次之；只游欧美之一国时间在一年以上者又次之；仅至东洋游历，时在一年以上者又次之；时间在一年以内无论东西洋均不给奖。

       就在《奖励章程》出台前后，日本法政大学特设的法政速成科成立。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以下简称速成科)是清末海外成立的第一所(应该也是唯一一所)专门培养中国游学官绅的机构。关于速成科的学员来源问题，《日本法政速成科规则》规定入该科者须具备两项条件：一是在职官员及候补官员。二是地方士绅年龄已满20岁之有志者，且强调汉文“须有根底者方许入学”。(30)法政速成科的学生几乎都是有传统功名的士绅，而且进士之多尤其令人注目。(31)从1904年开班至1908年结束，速成科共招收中国留学生1885人，毕业1215人。

       1905年11月，速成科已开过四班。1906年，速成教育遭到众人的批评与抵制。10月，梅谦次郎与中国官方达成协议，当年第五班招生后即不再招生。同时又为速成科毕业学员及其他有一定程度学员开办补修科。学部根据进士馆之实际情况奏准派甲辰进士内班入法政大学补修科，外班有志游学者送入速成科。1908年4月，第五班毕业，速成科结束。

       速成科的成立与《奖励章程》一起促成了1904～1905年各省官员游学的大发展。

       上表统计人数并不完全。至1905年初，已有“京师学务处暨直隶、江苏、安徽、福建、浙江、湖南、广东等省”派赴速成科学习之官绅300余人。(32)福建、安徽及其他省份出洋官员资料尚付阙如。另外，此时期游学官员多分布于各省，京师尚不多见。

       游学虽然有优越性，但也有“费重时长，暂难普及”(33)之缺点，所以官员游历得以继续发展。1904年初有编修施愚(34)、修撰夏同龢(35)呈请自备经费出洋，受到学务大臣嘉许。同年贝子溥伦再次奉命前往美国，于4月26日觐见美国总统，12月30日奏称自己奉命“历考列邦强国之基”，认为要“以海陆军为要政，拟请广兴渔业，复定土药新章，集款归复海军，并募捐出洋华商，以助经费”。(36)1905年初，湖北麻城县令藤松自费出洋游历；年中张之洞派已补实缺尚未到任之州县12人赴日本游历以资历练。(37)

       与大多省份的官员赴日本游历不同，1904年1月，四川总督锡良选派江西议叙知县刘钟琳为监督，率领官员士子13名赴比利时考察学习路矿。(38)

       1905年7月，直督袁世凯拟定“遣派官绅出洋游历办法”，提出直隶省新选新补之实缺州县人员在未到任以前须先赴日游历三月，参观行政司法各署及学校实业大概情形，期满回国再赴新任并责令其验呈日记。(39)1905～1907年，以知县名义赴日的直隶省官员，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外国官民本邦及鲜满视察杂件》(清国之部)中，有名可查者就有40多人，“一时间竟成相拥于途之势”。(40)1905年6月之后，在四个月时间里，直隶省先后派了四批共计200余名官绅赴日游历。(41)1905年，河南省受直督袁世凯影响，规定分发河南省官员未经游历不得到任。12月9日，巡抚林绍年选派知府吴嘉瑞等14人赴日考察学务。同年，云南试用同知陈文起，试用布经历谭令光自费赴日本游历。

四、清廷四次集中派遣及其影响

       1905～1907年，清廷发起四次集中派遣行动(五大臣、翰林院、进士馆与十六提学使)，标志着清末官员游历游学高潮的到来。

       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俄国让很多中国人相信是立宪战胜专制，于是立宪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1905年7月16日，在各界人士的吁请之下，清廷颁谕：“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但数年以来，实效不大，原因在于“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振弱而救颠危？”特派载泽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42)作为清廷最高级别的海外考察团，要“考求一切政治”，并“随事诹询，悉心体察”。12月7日，五大臣分两路，端方、戴鸿慈一路主要考察美、德、俄、意、奥等国；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一路主要考察日、英、法、比等国。

       端、载等人归国后竭力鼓吹实行立宪：“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暌，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正是出洋大臣的呼吁使得处于政治改革十字路口的清政府决定“仿行宪政”。(43)

       翰林院为“储材重地”(44)，翰林历来是开官智的重点关注对象。但1906年前，大多数翰林不愿出洋，甚至有人趁机行骗，如《大公报》就报道某太史请咨向日本游学却在汉口藏了起来的新闻，被传为笑谈。(45)1906年初，袁世凯奏称“目前科举既停，考校学堂，最关紧要”，故请旨派读、讲、编、检诸翰林出洋考察外国学堂科目程度及教授管理之法。(46)学部于4月25日议覆认为“应如所请”，并要求翰林院掌院学士于翰林中选择“志趣正大、学问优长有志出洋考察者四五十人咨明学部”，分为游学、游历两项出洋，游学者发给学费，游历者发给川资，经费于考察政治经费项下支取，“随时提用”。游学翰林毕业后须呈交文凭，游历翰林回国后应呈交剳记，皆由掌院学士考核。二者奖励也有所区别，游学者“请旨录用”，游历“确有心得者咨明学部以京外学务官员奏请简用”。(47)掌院学士遵章择派翰林，但未能凑足50人，只选派修撰骆成骧等10人随同进士馆外班学员于八月间赴日，入法政大学速成科第五班学习。(48)翰林游历则直到1907年5月4日，学部拟将进士馆旧班毕业学员送往日本游历时，允准翰林院“愿偕同出洋游历者”编修李哲明等9人，赴日游历。(49)7月，学部又派翰林院编检余炳文等17名前往日本考察政治及学务事宜。(50)       

进士馆“以教成初登仕版者皆有实用为宗旨，以明澈今日中外大局并于法律、交涉、学校、理财、农、工、商、兵八项政事皆能知其大要为成效”(51)，1904年5月开学，仕学馆随即并入。9月，政务处更定进士馆章程鼓励游学，进士、仕学馆员出洋较为踊跃。经过考选，派遣郭宗熙等12人赴东西洋游历。(52)1905年9月，进士馆员陈焕章自愿赴美游学。是年，馆员毕太昌等六人请赴日本学习速成科第四班。第四班应于1907年5月毕业，毕业前夕，毕等人又自愿呈请入补修科继续研究，得到学部批准。(53)

       1905年科举废除，故进士馆共招收癸卯科与甲辰恩科两批进士学员。1906年，学部奏准将进士馆甲辰科内班(即新班)派赴日本东京政法大学补修科学习，外班学员与未入馆学习的癸卯甲辰科进士派到速成科学习。另外因故未到馆学习的内班学员，由学部通咨各省催促来京与外班各员入速成科学习。9月21日，学部公布83名赴日游学名单，并向驻日大臣杨枢发文“请照单分别送学”，其中38名送入法政大学补修科，45名送入速成科。(54)同年，赴东游学的还有沈家彝、唐宗愈、吉祥、蒋棻、梁载熊等五名仕学馆员，(55)另有仕学馆员李文权由学部批准赴各国游历。

       1907年初，进士馆旧班(即癸卯科内班)毕业。学部认为各学员可以派赴东西各国游历以资考镜，毕业学员亦“先后禀请学部出洋游历”。(56)6月10日，学部咨送旧班朱寿朋等67名学员赴东游历。(57)出洋游学进士回国后经过考验得到程度不同的奖励。

       1906年官员游历还包括16省提学使的出洋考察。是年各省学政改称提学使，学部要求各提学使除前经出洋及办理学务资劳久著者外，均须赴日考察学务三个月，归国后再赴任。(58)1906年新任命的各省提学使共23名，其中无海外游历体验的有16人，分别为：湖北黄绍箕(考察团长)、浙江支恒荣、山西锡嘏、湖南吴庆坻、黑龙江张建勋、甘肃陈曾佑、吉林吴鲁、福建姚文倬、辽宁陈伯陶、江西汪诒书、新疆杜彤、云南叶尔恺、广西李翰芬、陕西刘廷琛、山东连甲、安徽沈曾植。(59)提学使一行自8月4日从上海出发赴日游历。同时，学部还派右参议林灏深等六人参加提学使考察团共赴日考察学务。(60)

       在五大臣、翰林、进士、提学使出洋的影响与带动下，清末官员游学、游历出现了高潮。1906年，政务处提出“各衙门举办要政必须出洋者”可由该衙门筹资遴选派往，(61)清廷允准。各衙门着手派员游历游学。巡警部先后派出舒鸿仪、章兰荪与雷延寿等官员赴日考察警政，并参观监狱、军队、学堂、工厂等。是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派刑部候补郎中董康、主事麦秩严、员外郎王仪通等人赴日考察政法，同行者还有自费游历的刑部候补员外郎熙桢与四川綦江县知县区天相。3月22日户部主事刘应霖、沈承烈赴英国游历，并声明六年回国。外务部于5月拣派司员数名前往外洋游学。7月，户部拟考取计学馆馆员50人出洋学习财政，(62)同时还计划计学馆学员毕业后均要派赴日本游历，定每班为12员，回国时实缺人员量为擢用，候补人员按原班尽先补用。吏部员外郎保如等人自费赴日本学习财政，1906年11月30日毕业回到京师。地方上，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906年奏请湘、鄂两省新选新补州县，须自费赴日游历六个月方可赴任，赴西洋者可宽至一年或九个月，“凡属有关政治交涉之事，如学校、警察、监狱、道路、水利、财政、武备及一切农、工、商、渔等实业，均令随时随地悉心考察”。有自愿在国外入学堂学习者也加以鼓励，学成后“奏明奖励”。(63)1906年，两江总督端方奏派新授广东潮州府遗缺知府吴荫培赴日考察学校、司法机构、银行、工厂等。同年，山西就该省候补州县佐贰各员遴选品行端正、文理明通者5人送往日本警监学校学习，长期者2人学期二年，短期者3人半年毕业。(64)

五、严控官员赴外与扩大贵胄出洋

       随着风气日益开化及政策鼓励，呈请出洋学习的官员愈来愈多，难免鱼龙混杂，“有名无实”。(65)为解决此问题，学部于1906年9月8日制定新的《京内外官绅出洋游历简章》(以下简称《简章》)。(66)

       《简章》内容具有两大特征，第一，追求实效。《简章》认为游历职官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平日于各项政学夙有研究方可以资印证。二是必久于其地分类考求，才能窥见实际。章程规定，不论是选派还是自请游历官员，均须其所在衙门或各将军督抚详加考察，对“确系性行端谨、学有根柢、年力富强、不染嗜好、平日于各项政治学术实业留心考察者”方可给咨出洋。出洋考察者不可茫无宗旨，要将游历之国及所欲考察之事项预先呈明。游历时间不能太短，游历日本须满三个月，游历西洋各国须满六个月，以期“确有心得”，否则“概不给咨”。游历人员应将游历情形考察事项逐日笔记，归国时咨明学部以备考核。

       第二，加强对游历人员的管理。首先，要求游历人员应亲具“愿书”，写明姓名、籍贯、年岁、履历、拟往何国游历、游历目的及游历年月等项，官员所在衙门、学部与清驻所游历国大臣各执一份，以便于管理游历官员。其次，规定游历人员从此国到彼国须由出使大臣允可。再次，严惩在外国“品行不端玷损名誉”之游历人员。(67)最后，还要求出使各国大臣要按季度将游历人员的情况汇咨学部。

       《简章》有值得肯定之处。第一，由原来要求全部官员出洋到根据一定条件选送，说明清政府已不再一味追求数量与规模，开始注意实际效果。第二，游历人员在出国前要确定游历目的与游历年限，纠正了毫无目标、走马观花式游历的不良风气。第三，从请咨到给咨，从一国到另一国，有一套固定的程序，标志着官员游历逐步走向规范化与制度化。

       即便如此，仍时有游历官员“在外贻笑情事”的报道。学部尚书荣庆于1907年4月再次咨行各省，要求选派游历官员必须考验合格方准派遣，否则一概不准。(68)5月又因各省官员自请出洋游历者太多，学部强调要认真考选免致外人讥笑：“官员游历，国体攸关，嗣后凡有出洋游历者务须严加考验，果能合格方可派往，毋得漫不加察即行选派，致启外人之讥笑。”(69)在学部三令五申之下，一些官员的游历梦破灭。比如《大公报》就记载府经历何庆荣认为自己学习日文一月，向学部呈请出洋，学部“以该员于各项政学毫无门径，与游历定章不符，毋庸给咨前往”(70)。可见，清政府对官员赴外的控制日益严格。

       就在一般官员游历游学受到严格控制的同时，王公贵胄游学提上日程。早在1902年2月1日，上谕要求宗人府、八旗都统遴选宗室八旗子弟，由军机处派员考核挑选后“给咨遣赴各国游学，藉资历练而广见闻”。(71)这是目前已知清政府要求宗室游学的最早记录。宗人府接旨后立即上奏《宗室子弟分别出洋游历游学折》，仍将游历、游学并提：“宗室子弟如有愿赴各国游学或游历者无论已否授职当差，应准随时报名，酌量遣往。”但并未制定具体的选派办法，也没有提出详细的激励措施，仅轻描淡写地提到学成归国人员由宗人府“奏请酌给奖叙以励勤劳”。(72)该折未能实际推动宗室贵胄海外学习的进程。正式提出让宗室贵胄游学接受学校正规教育主张的，是1902年12月27日外务部所奏“议复派赴出洋游学办法章程折”。该折将游学生分为三项，其第一项就是“贵胄学生”，并将其定义为“王公大臣子弟”。(73)

       宗室贵胄大规模出洋游学从1907年12月5日《贵胄游学章程》颁行后才开始。《贵胄游学章程》首先规定游学生“由王公子弟及贵胄学堂高材生中选取”。方向为英美德三国，学习内容“一政法一陆军”。年限为三年。与贵胄游学生同时前往的除译员以外，还有一位精于汉文的经史教员，可见清政府时刻不忘对继承人的经史正统教育。章程还规定贵胄游学生、译员、教员皆由出使大臣节制。

       章程对贵胄游学生管理严格。由出使大臣选定学堂上课，平日由使臣稽查，“每届学期按其功课品行造册报告外务部”。若贵胄游学生“有品行不端学业无望者”，由出使大臣“随时报告外务部调回，其尤甚者并请从严惩戒”。(74)游历贵胄若能学业有成，回国即予擢用。清末贵胄游学人数“约在百人左右”，“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大部分为1907年尤其是《贵胄游学章程》颁布后出洋游学。(75)

       清末新政后期赴海外游历的宗室有：溥伦于1907年再度赴日游历，1908年初回国。(76)1910年，贝勒载涛出洋考察各国军政。7月，载洵、萨镇冰往日本、美国考察海军，周自齐、周汝城等随行，于9月1日抵大阪，9月4日赴美，10月23日自美抵东京，11月3日离日回国。(77)

       综上，人们对宗室游学的吁请虽然很早，但宗室贵胄真正游学是在预备仿行立宪以后。从贵胄出洋所学的内容为陆军与政法来看，清廷想把军事以及实行立宪后的人才储备掌控在皇族宗室之手。贵胄游学生在清末的最后几年大多未来得及施展才能，而早期游学归来者如铁良、良弼等则得以大展拳脚，成为与袁世凯争权、抵抗革命党、维护清廷统治的重要力量。

六、结论

       晚清官员出洋学习自洋务运动时期发端，甲午后开始摆脱天朝心态主动派出；从零散、临时的游历考察，到出使大臣办理外交时的附带任务，再到清末新政时期的普遍出洋情势，构成了晚清官员游历游学的历史图景。通过对清末官员海外学习的梳理，可以看出清政府对官员出洋极为重视。清政府企图以游历游学等方式，改变官员群体智识低下，“不知外洋各国之所长，遂不知外洋各国之可患，拘执者狃于成见，昏庸者乐于因循”(78)的现状。

(一)清末官员海外学习的特点

       第一，从方向上看，赴日本人数远多于赴西方人数。第二，从内容上看，不同时间、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学习特点。1904年以前多以学习西方一般知识为主，“凡吏治、财政、学制、兵备，一一考询纪录”，全面吸取西学。(79)1904年下半年以后，尤其日本法政速成科成立、国内立宪呼声高涨之后，出洋则多以学习政法为主。不同群体游历内容也不一样，中央各部多为专门性游历，各省多为一般性考察。第三，从经费来源上看，自费远多于官费。这主要是由于清政府财政支绌又要求官员出洋所造成的。第四，从考核方式上看，对于游学人员的考核是要呈验所在学校的毕业证书，同时要进行考验，进士馆学员游学归来时还要进行再次考试以验其等第。而游历官员归国时则须要呈验“劄记”，清政府要求游历官员详细记录所见所闻，归国后交各衙门堂官或各省督抚考验，查其实有心得者给予优奖。

(二)清末官员海外学习的历史意义

       首先，海外学习促使赴外官员思想发生变化。如胡玉缙曾引薛福成的话说：“昔郭筠仙侍郎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至为清议之士所触排。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尝询之陈荔秋、黎莼斋，皆谓其说不诬。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敦，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街道徵之。”并加评论道“然则叔耘苟非出洋，亦必终疑郭说”。(80)意即当郭嵩焘赞美西方政治美善之时，薛福成与其他官员一样对其说法不能认可，即使问过陈兰彬、黎庶昌之后仍将信将疑，直到其亲抵欧洲游历一番，方知郭说不谬。另外，五大臣出洋后的震撼、归国后对立宪的竭力鼓吹亦可证明海外学习对官员思想改变所产生的重大作用。

       其次，学习官员留下了一批海外见闻笔录，极大影响了社会各界对于西方的观感。游历官员留下了一批游览记录，其内容在当时以至今天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早期，志刚《出使泰西记》、王韬《漫游随录》等书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清末，直隶晋州知州赴日考察军务后就军事改革发表过较有见地的建议。1906年初，候补员外郎欧阳颖留日归国后，向法部堂官上书就设立司法学堂提出了具体建议，得到首肯。这些记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清末新政的进行。

       再次，海外学习造就了一批人才，促进了清末新政的发展。如仕学馆员欧阳弁元于1903年暑假赴日游历，眼界大开，归国后曾创办小学。欧阳在开学致辞时讲道：“暑假游历日本，觇各地小学制度，笔之于日记，采而用之，以有今日本校之规模。”(81)1905年，他又在直隶创办臬署法政学堂与藩署法政学堂，成为全国典范。进士馆员邵章出洋归国后，曾任湖北法政学堂监督，民国成立后任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第一任校长。清末的大规模学务考察也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如吴汝伦赴日考察后写成的《东游丛录》“对清末学制设立无疑产生了直接影响”。(82)清末立宪改革启动后，在各省谘议局及中央资政院选举中，海归官员占了相当比重。在全国二十一局中，由海归官员充当议长、副议长的有十一局。(83)资政院总裁溥伦亦有赴外游历记录。这些海归官员在立宪改革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相对于学堂教育、衙署学习等其他开官智方式而言，官员游历游学对清末新政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开官智形式之一，让官员出洋是最直接接触西方近代文明的方式。因此单从感受西方文明，打破陈旧观念上看，“出洋学习功夫为最实，益处为最广”(84)。

(三)清末官员游历游学的局限

       其一，经费问题制约了规模的扩大。由于财政紧张，官派出洋数量越来越少。清末官员尤其候补官员大多贫穷，其自费出洋多则六月，少则三月，走马观花，效果很难保证。公费出洋由于经费限制很难保证，如户部计学馆原本打算1905年挑选学习司员送往日本留学，但因“一时筹无的款”，只好推到次年“再为选派”。(85)

       其二，仕途冗滥影响出洋归国官员作用的发挥。如极欲重用游学官员的袁世凯也感叹“惟以限于成例，补缺綦难，实非鼓舞人才之道”(86)。

       其三，清政府对游历游学制约重重也限制了官员海外学习的进一步发展。尤其1906年学部新章出台后，对官员的控制骤然变紧，官员游历、游学开始衰落。

       其四，对官员游历游学效果的考察存在制度缺陷。游学归来除进士馆员须考试外，其余只要呈递毕业证书即可，但清政府并未详细规定检验毕业凭照的具体措施与办法。对于游历官员的要求仅是呈验札记，这促使他们提供大批海外游览记录的同时，也为编凑造假提供了市场。胡玉缙曾讲过一个故事，谓“某君赴东考察学务，镇日在旅馆，倩人代草笔记以塞责，至今为留学生诟病。而代作者踵相接，遂为留学生人款一大宗。则其人之于见闻，殆并无所得”(87)。为官员代写游历笔记竟成为留学生捞取外快的捷径，官员游历、游学的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

注释：

①张怡祖编：《张季子九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第53页。

②陈书良选编：《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54页。

③就史料整理言，代表性成果有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王宝平主编：《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王宝平主编：《晚清东游日记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等。就具体问题的探讨言，贺跃夫：《清末士大夫留学日本热透视——论法政大学中国留学生速成科》(《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杨雨青：《20世纪初中国人对日本的考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吕顺长：《清末浙江与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孙雪梅：《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以直隶省为中心》(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王晓秋：《三次集体出洋之比较：晚清官员走向世界的轨迹》(《学术月刊》2007年第6期)等成果，对于清政府相关决策、派员赴日学习以及清末新政前的海外游历事件进行了分析。

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9，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611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3669页。

⑤志刚：《出使泰西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1册，岳麓书社，1985年，第242页。

⑥郭素芝：《目睹巴黎公社起义的中国人——〈崇厚使法日记〉发现始末》，《瞭望》1987年第45期。

⑦宝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611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5156页。

⑧王晓秋、[日]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2～297页。

⑨彭玉麟：《谈瀛录序》，王之春：《谈瀛录》，上洋文艺斋新刊光绪六年本，第1～2页。

⑩李筱圃：《日本纪游》，岳麓书社，1985年，第173页。

(11)王彦威纂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第2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286页。

(12)陈书良选编：《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54页。

(13)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133页。

(14)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99～1000页。

(15)张之洞著，李忠兴评注：《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6页。

(16)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第261页。

(17)郑大华、任菁主编：《强学——戊戌时论选》，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5～296页。

(18)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31页。

(19)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52页。此时间见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4771页；《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册，宣统元年铅印本，“上谕”，第5页。

(20)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4808页。

(21)载振、唐文治：《英轺日记》卷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734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11～12页。

(22)章开沅主编：《清通鉴》第4卷，岳麓书社，2000年，第958页。

(23)章开沅主编：《清通鉴》第4卷，岳麓书社，2000年，第955页。

(24)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744页。

(25)颜世清辑：《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33下，《续修四库全书》第8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90页。

(26)《东方杂志》第一年(1904)第七期，“教育”，第173页。

(27)《东方杂志》第一年(1904)第二期，“教育”，第46页。

(28)《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名录》，《近代史资料》(总8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2页。

(29)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93页。本节所引《奖励章程》内容均见该书第1593～1594页，下不再详注。

(30)《东方杂志》第一年(1904)第五期，“教育”，第119页。

(31)贺跃夫：《清末士大夫留学日本热透视——论法政大学中国留学生速成科》，《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

(32)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5287页。

(33)天津图书馆、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61页。

(34)据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8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80页。

(35)《东方杂志》第一年(1904)第六期，“教育”，第147页。

(36)章开沅主编：《清通鉴》第4卷，岳麓书社，2000年，第989、1006页。

(37)《东方杂志》第二年(1905)第六期，“各省游学汇志”。

(38)颜世清辑：《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32下，《续修四库全书》第8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77页。

(39)天津图书馆、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61页。

(40)刘雨珍、孙雪梅编：《日本政法考察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前言”，第7页。

(41)孙雪梅：《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以直隶省为中心》，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0页。关于清末直隶赴日考察情况可参见氏著207-251页附表一与附表二，附表二列出的约650人赴日名单中，有官员身份职务者约为109人。

(4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79年，第1页。

(43)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79年，第43～44页。

(44)《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册，宣统元年铅印本，“谕旨”，第2页。

(45)《大公报》1905年12月3日。

(46)天津图书馆、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52页。

(47)《议奏选派翰林出洋游学游历片》，《学部官报》第一期，“本部章奏”，第11页。

(48)《咨驻日杨大臣修撰骆成骧等送入日本法政速成科肄业文》，《学部官报》第六期，“文牍”，第51页。修撰：骆成骧；编修：江志伊、赵士琛、徐兆玮、袁励準、刘嘉琛、张启藩、黄彦鸿、陈培锟；检讨：谢远涵。但据《东方杂志》第四年第三期(“各省游学汇志”，第61页)，刘嘉琛为检讨，谢远涵为编修。又据谢传钊《我的父亲谢远涵》(《兴国文史》第4辑，2001年，第92页)一文知谢远涵为检讨，可证《东方杂志》误。

(49)《咨驻日大臣翰林院编修李哲明等赴东游历文》，《学部官报》第二十四期，“文牍”，第132页。

(50)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8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31页。

(51)《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2册，宣统元年铅印本，第59页。

(52)《大公报》1904年12月8日。其中将郭宗熙误登为郭崇熙，现据《明清进士题名碑索引》下(朱保烱、谢沛霖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863页)改正。名单如下：郭宗熙，湖南善化人壬寅庶吉士；邵章，浙江仁和人壬寅庶吉士；陈敬第，浙江仁和人壬寅庶吉士；解荣辂，山西万泉人；蒯育瓒，山西漪氏人壬寅进士吏部主事；卓宾谋，福建闽县人壬寅进士；袁嘉谷，云南石屏州人壬寅编修；李维钰，贵州贵筑人壬寅进士刑部主事；俞树棠，浙江黄岩人壬寅进士工部主事；王世澂，福建侯关人壬寅进士吏部主事；袁永廉，贵州贵阳人壬寅进士□(原报如此——作者注)部主事；靳志，河南祥符人壬寅进士工部主事。

(53)《咨驻日大臣学员毕太昌等速成毕业再入补习班文》，《学部官报》第十七期，“文牍”，第94页。

(54)《咨驻日本杨大臣进士馆学员游学请照清单分别送学文》，《学部官报》第五期，“文牍”，第44页。

(55)《咨进士馆仕学毕业学员唐宗愈等五名派赴日本游学查照饬知见复文》，《学部官报》第四期，“文牍”，第35页。

(56)《大公报》1907年6月20日。

(57)《咨驻日大臣进士馆学员朱寿朋等赴东游历请饬员照料文》，《学部官报》第二十五期，“文牍”，第133页。

(58)《附奏提学使司人员先派赴日本考察学校制度及教育行政事宜片》，《学部官报》第三期，“本部章奏”，第40页。《新民丛报》第四年第九号“中国大事月表”，“丙午四月念五日”(1906年5月18日)。

(59)关于提学使赴东考察情况，详见吕顺长：《清末浙江与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69～180页。

(60)《附奏派员出洋考察学务片》，《学部官报》第三期，“本部章奏”，第43页。名单为：学部右参议林灏深，学部行走之刑部主事王仪通、杨熊祥、户部主事彭绍宗、工部司务彭祖龄、禹州知州曹广权。

(61)《咨在京各衙门政务处议复给事中陈庆桂奏准推广游学游历文》，《学部官报》第二期，“文牍”，第17页。

(62)《大公报》1906年7月15日。又据《新民丛报》第四年(1906)第十一号“中国大事月表”，“丙午五月十二日”(1906年7月3日)。但尚未能找到其具体实施情况的史料，姑录之备考。

(63)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34页。

(64)《东方杂志》第三年第十一期，“各省游学汇志”。

(65)《通行京外各衙门给咨出洋游历简章文》，《学部官报》第四期，“文牍”，第37页。

(66)查《学部奏咨辑要》卷二，学部上《新定京内外官绅出洋游历简章》时间为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日(1906年9月8日)，另《学部官报》(第四期，“文牍”，第37页)所记时间亦为此，登载此章程的《东方杂志》第三年第十三期出版时间为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亦可证上折时间。故《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3册第99页所附时间光绪二十九(1903)年应是错误的。杨雨青《20世纪初中国人对日本的考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用《新法令》时间错误。

(67)《学部新定京内外官绅出洋游历简章》，《东方杂志》第三年第十三期，“教育”，第406～407页。

(68)《大公报》1907年4月17日。

(69)《大公报》1907年5月21日。

(70)《大公报》1907年6月27日。

(71)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4808页。有学者曾认为此上谕颁布于1901年2月(王秀丽：《晚清贵胄留学述略》，《齐鲁学刊》2008年第1期)，不知有何依据。

(72)颜世清辑：《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32下，《续修四库全书》第8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6页。

(73)颜世清辑：《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32上，《续修四库全书》第8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9页。

(74)《会奏请派贵胄出洋游学折》，学部总务司编：《学部奏咨辑要》卷三。

(75)参见王秀丽：《晚清贵胄留学述略》，《齐鲁学刊》2008年第1期。

(76)《大公报》1908年1月4日。

(77)章开沅主编：《清通鉴》第4卷，岳麓书社，2000年，第1177页。

(78)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99页。

(79)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31页。

(80)胡玉缙：“序”，李宝洤：《日游琐识》，光绪三十二年铅印本，第1～2页。

(81)《大公报》1903年11月24日。

(82)赵建民：《吴汝纶赴日考察与中国学制近代化》，《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5期。

(83)据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第230～316页)统计。这些省为奉天、直隶、江苏、江西、浙江、湖北、山东、河南、山西、四川、广西11省，均为立宪派比较活跃的省份。其中，山东议长杨毓泗曾赴日游学，为该书所漏记。

(84)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92页。

(85)《大公报》1905年12月18日。

(86)天津图书馆、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69页。

(87)胡玉缙：“序”，李宝洤：《日游琐识》，光绪三十二年铅印本，第1页。

（转引自《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年第2016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