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之东渐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

——以朱谦之为中心的考察

黄 蕾

发布日期：2010年8月30日

摘要：朱谦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尤在史学方面的成果更为突出。他早年留学日本，引介黑格尔、孔德等人的历史哲学，并力主将二者结合起来，以探究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道路。他深谙中西方史学发展自身的历史，认为中西史学的发展分为故事的、教训的和发展的三个阶段，并总结出各个阶段的特点，力图归纳出其中的规律。他创办《现代史学》杂志，将现代作为历史研究的重点，尤其关注社会史和经济史。朱谦之对西方历史哲学的引介、关于中西史学的论述、关于史学的任务和方法等多具真知灼见，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对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西史东渐；现代转型；朱谦之；《现代史学》

西史东渐，顾名思义是指西方[1]史学传入中国[2]。这一问题近年来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研究成果颇丰[3]，论者指出“从1919年至1949年这30年中，尤其在30年代前后，出现了第一次输入西方史学的高潮”。[4]此言甚是。在这一阶段，史家辈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有良好的中国史学的修养，有留学海外学习西方史学的经历，他们身处动荡的时代，现身学术、引介西史，在中西史学思想的碰撞中寻求中国史学发展的新道路，朱谦之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朱谦之（1899-1972），字情牵，福建福州人，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著作涉及文学、史学、哲学、东方学、比较文化学等诸多方面。1929年，他东渡日本求学，潜心历史哲学的研究，两年后回国，先后任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积极倡导“现代史学”运动。他“嗜爱读书，写作不辍，日出而作，掌灯乃止，著述等身”[5]。历史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现代史学概论》、《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大纲》、《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孔德的历史哲学》、《历史学派经济学》等。   

  回顾大陆学界对于朱谦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哲学和文化学方面[6]，在历史学领域对朱谦之进行研究的论文仅见周文玖《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以在中山大学的教研活动为中心》[7]，惜未能深入开掘。此外，一些史学专著中也只有零星地提到朱谦之在建立新史学方面的作用[8]。香港学者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将朱氏归入史观学派，以《心智因素重于物质因素》为题归纳朱谦之的史学，文辞诸多苛责。而将朱谦之的史学探索置放于西史东渐的大背景下考察，尚不多见。笔者不揣浅陋，试从这方面做一些初步的探讨，因为它无论于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还是于中国现代史学史的研究，都是颇具意义的。

一、“哲学商量新智慧”[9]：引介西方的历史哲学

众所周知，在近代以来的中外交流史中，日本起到了中转站的作用。一批留日学生在日本接触到西方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他们或通过转译日文的西方著作，或在学习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形成自己的观点，然后把这些成果带回国内，使国人对取道日本的西方文化有所认识和了解。如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编译日本学者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以《史学概论》为题在中国发表。日本著名史学家浮田和民集众多西方史家学说著成的《史学原论》一书，引起我国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一些留日学生竞相翻译此书，译本有五六种之多[10]。这正如俞旦初所说，“近代日本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受到西方的影响，而中国的新史学，在20世纪初，主要又是受到日本的影响。”[11]

朱谦之对西方历史哲学的引介，首先是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开始。其源于1929年，是年4月，朱谦之得蔡元培、熊十力的推荐，以国立中央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的名义东渡日本求学，中央研究院所给的题目是《社会史观与唯物史观之比较研究》。1931年，他回到国内，适逢黑格尔诞辰100周年，他翻译了日本史家关于黑格尔的文章8篇[12]，加上自己的《黑格尔的百年祭》、《黑格尔主义与孔德主义》、《黑格尔论理学大纲》，结集为《黑格尔主义与孔德主义》，于1933年作为“历史哲学丛书”的一种，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1936年，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书。

  朱谦之考察了黑格尔主要著作的成书时间，认为其历史哲学可分为四个时期：精神现象学、论理学、法律哲学和历史哲学。[13]

朱谦之认为，研究黑格尔历史哲学，不能局限在《历史哲学》这部著作里，而是把它的形成看作一个动态的累积过程。朱谦之不仅详细阐述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基本概念，而且揭橥了历史哲学的任务，并“指出各民族的各种原理之进行，发生，递嬗，这种运动之关联在什么地方”[14]，这应当是从事历史哲学研究的一般前提。

朱谦之还认为，辩证法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特色所在”[15]，“Hegel的历史哲学，自始至终是依据于辩证法而成立，不但如此，他的全部哲学亦自始至终是依据于辩证法而成立。”[16]他将辨证法当作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核心，这无疑抓住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本质。在他看来，黑格尔的辨证的方法运用于历史认识的实践，有其优点，也不可避免会有缺陷。一方面，运用辩证法进行历史研究，可以把历史看做动态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合理性和必然性，另一方面，容易陷入一种“图式主义”。朱氏所论，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启发意义。作为历史认识的方法之一，辩证法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仍然是需要一定的条件，而不能唯辨证法是论。

总之，朱谦之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研究及其洞穿，使国人眼界大开，这主要归之于他对黑格尔历史哲学不是一般的介绍，而是有相当深度的学术研究，且具特色。[17]

朱谦之继而对孔德的历史哲学也做出了深入的研究。1941年，他出版《孔德的历史哲学》。他首先分析了孔德历史哲学的思想来源，受到孟德斯鸠、孔道塞（今译孔多塞）、圣西门、维柯、杜尔阁等人的影响，认为他们是孔德的“先导者”[18]。他进而指出，“实证主义就是为要确立社会改造的原理，才不得不就人类之社会生活现象，施以实证的研究。换言之，即求潜藏于社会生活背后之共同思想，求出那支配社会生活的法则。”[19]

在朱谦之看来，孔德的以知识为中心的三阶段法则，是其历史哲学的中心，接着他具体考察了孔德早期的论文集与《实证哲学》、《实证政治学》两书中的“三阶段论”，认为早期论文集中，孔德所说的人类知识所经历的三个阶段是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实证哲学的，是其思想的萌芽阶段，到了《实证哲学》那里，这种观点进一步成熟，而到了《实证政治学》一书中，他突破了知识的范畴，将人类精神区分为感情的、知识的、动作的三种，这既是孔德历史哲学观念自身之深入，更是朱谦之对孔德历史哲学研究的深化。

于此，朱谦之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学术理念：“在历史哲学上将黑格尔与孔德结合”[20]方为正途。在朱谦之看来，西方一百年来的思想史，“就是黑格尔主义与孔德主义的争斗史”，[21]而反观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两大争论的“十字路口”：科学与玄学之争、新实证主义即社会史观派与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派的论争，朱谦之更觉有必要用黑格尔与孔德的理论为这两大争论提供理论支持，他得出的结论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只能见到社会当进化似乎后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而依据孔德主义的社会学的历史观“可以发现社会进化的定律”[22]，倘将二者结合起来，才是真理，才是“一个大综合的完完全全无少亏欠的大智慧”。[23]真是智慧者的“智慧之论”，可以这样说，朱谦之将黑格尔和孔德的历史哲学研究结合起来，并针对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探讨社会发展的道路，不啻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其业绩凸显光芒且不可磨灭。他对现代西方史学新潮的引介，尤其是对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引介，以及他的述评颇让国人开拓眼界，吸纳新见，增长才智，转变观念。因此，对中国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进而言之，它对推动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也是不无意义的。

二、“史论探讨异寻常”[24]：探索中西史学史

随着西史东渐，学者们对中西的史学史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梁启超早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就提出了，“史学史的做法”，认为“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25]当然，梁氏的关注点在中国史学史方面，对西方史学史是不甚了解的。而朱谦之的历史功绩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不限于重视中国史学史，也关注西方史学史，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在《现代史学概论》中，朱谦之独辟两章专门探讨《史学的历史》，分别考察了中国和西方的史学史。

先说他对中国史学史的探索。朱谦之把中国史学的发展分为故事的历史、教训的历史和发展的历史三个阶段。《周易》、《诗经》、《尚书》、《春秋》、《竹书纪年》、《左氏传》、《国语》、《世本》、《穆天子传》、《山海经》都是故事的历史。“教训的的历史就是中国史学上所谓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中心的，”[26]他考察了二十四史中各种体例的篇幅，认为“廿四史是以‘纪传’为中心，而纪传又以‘教训’为中心”[27]，所以二十四史都属于教训的历史。此外，《资治通鉴》和《通鉴纲目》等书则是以历史为政治教训的一派。他将发展的历史又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宋代至明，以政制史为中心，如“九通”；第二期，明代至清，以学术史为中心，以浙东学派为代表；第三期，清至现代。又可分为三个阶段：考证及考古学派时期，细分为王国维等甲骨文字学、顾颉纲等人的古史真伪问题、傅斯年等科学发掘的方法；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期；“现代史学”时期。这种细致的研究令人赞叹。

值得一提的是，朱谦之认为孟子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证明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已经开始从故事的历史走向教训的历史，而“孔子在史学史上的位置，和Herodotus一样，Herodotus为西洋史学的始祖，孔子则为中国史学的始祖”[28]。这一论断和后来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的朱本源的《“<诗>亡而后<春秋>作”论》[29]的观点如出一辙，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英雄所见略同”吧！

再说朱谦之对西方史学史的探索。他熟悉西方史学的历史。在1931年，他在上海暨南大学开设的四门课程[30]中就有西洋史学史。对于当时流行的西方史学史的著作，他认为绍特威尔的《史学史导言》“只限西洋古代史学”，而且“简直连一个比较完全的参考书，都是没有”，而古奇的《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只限于19世纪，所以“许多地方不能使我们满意”，好在有鲁滨逊的《新史学》和巴恩斯的《社会科学的历史与趋势》，可以和绍特威尔的书互相参看，“不能不算我们研究者不幸中之万幸”。[31]个人以为，他的这些评论应该说是切中肯綮的。

关于西方史学史的分期问题。他认为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故事的历史，内容主要包括从史诗神话到希罗多德。第二阶段教训的历史，从修昔底德到色诺芬、波里比阿，直到李维、塔西陀、普鲁塔克等史家都属于该阶段。第三阶段发展的历史，又可分为三期：1、宗教式文化史，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世纪的神学史；2、哲学式文化史，又分为唯理主义，主要有马基雅维利、奎恰尔迪尼、吉本等人；浪漫主义，主要有卡莱尔；国家主义，主要有德罗伊森、弗里曼等；3、科学式文化史，又分为考证派，主要有兰克、瑟诺伯斯、富林等；综合史学派，主要有兰普雷西特、韦伯、鲁滨逊等；社会史经济史及科学史派。在那时，能对西方史学史作出如此具体而又细密的分析，倘朱谦之不是第一人，恐怕也是凤毛麟角吧。

朱谦之进一步论述了西方史学史各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并对主要史家及史著进行简要点评，一些论断在今天看来仍不乏高见，如他论述马基雅维里、奎恰尔迪尼等人的史著，说“这些史著从一方面看，好似要重新回复到从前Thucydides，Tacitus的史学时代，实际则为对中古宗教史家之一反动，而为人间本位的，唯理本位的史学之先驱。”[32]他正确地看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史家由神本位到人本位的转化。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两则附录中，朱谦之综合各家研究圣经的成果，介绍了《圣经》的历史，认为“《圣经》不是经，只是史，它是希伯来人留给我们的一部神话式历史的典型”[33]；他还用了大量的笔墨讲述“故事式历史”的三个阶段，重点分析了希罗多德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原因有：所受之博大教育，历史方向的转换，科学研究的精神。还介绍了《波斯战争史》（即《历史》）的卷册划分及其原因，对于希氏作品的缺点他认为“在历史知识尚未真正明了的时代，似乎应该可以原谅”[34]，这种史论中的宽容精神，或许可以为他一直强调的将历史看做动态发展的过程的历史主义态度佐证。

关于朱谦之对西方史学史的论述，有学者颇有微词，认为他多据绍特威尔《史学史导言》和富林之说[35]，其实，倘若我们也历史地看待这一问题，结论或许要宽容得多。在当时的情形下，作为大学教科书的《现代史学概论》，专辟两章探讨史学史，这已经是一种很大胆的尝试。由于资料、读者群等诸多的限制，介绍多于研究也是可以理解的，须知，中国西方史学史的系统研究，那是要等到中国新时期之后。

总体说来，朱谦之对于中西史学史的论述，虽不免框架化和简单化，但一方面对于引导国人对中西史学发展的脉络的总体把握不无益处，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后来学者的重视，开始将中西史学的发展阶段问题作为一个重要学术命题加以考量。白寿彝先生在读了朱谦之关于中西史学史的文章之后，指出：“这样的写法，究竟是否跟中国史学发展的情况相符合，这是另一个问题，但他究竟划出了中国史学发展的一条线，这在别的史学史论著中是见不到的。我对这篇文章很有兴趣，后来我的讲稿也吸收这篇文章的某些论点，这使我讲授内容有些变化。”[36]

从历史的本身来说明历史，朱谦之在距今70多年前对中西史学的发展进程就有这样的认识，殊为不易，我们应当尊重前贤为我们所留下的史学遗产，并加以发展，这才是对待学术遗产的正确态度。此外，朱谦之对中西史学历史进程的合并研究，直接地来说，对史学史研究者具有某种方法论的意义，如对当今开展的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有某种启示；间接地来说，对推动当时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也许能起到某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三、“振臂高呼君莫笑”[37]：寻求本国史学发展的道路

在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中，现代学术期刊的创办起到了很显著的作用。[38]朱谦之在从事西史东渐的同时，创办《现代史学》学术期刊，为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摇旗呐喊，奔走呼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中国史学史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出现专门的史学研究期刊，如《史地丛刊》、《史学杂志》、《史学年报》等，这些期刊的创立，对推动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进而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学术杂志，基本上是学术研究机构或学术团体创办，往往是一个学术期刊就是一个学派的阵地，有它独有的特点、学风，在这个刊物周围聚集统一学术倾向的学人。”[39]比如法国的年鉴学派就是一群以《经济社会史年鉴》为中心的史学团体。1929年法国年鉴学派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创刊号宣称：“打破史学研究的专业局限和学科局限”；杂志的力量“不是一些方法论的文章、理论的阐述，而是通过实例和具体研究”来显示。[40]

在年鉴学派的学者们发出这一呼声之后4年，1933年，远在中山大学的朱谦之，在其创建的《现代史学》的宣言书中，明确地提出了如下办刊旨趣：1、历史之现代性；2、现代治史方法的运用；3、注重文化史、尤其是社会史、经济史、科学史。[41]倘将它与《年鉴》杂志略加比较，或许能够引起我们的一些思考。两本杂志都强调史学和其它学科的结合，都注重经济史、社会史，都注重实践性而非简单的理论阐述，但是年鉴学派历尽几代学者，发展成为对当代史学产生重要影响，并奠定法国史学在国际史坛领先地位的重要流派，而《现代史学》杂志却因为种种原因而终于昙花一现，这不能不让人唏嘘不已。然而，它留给我们的史学遗产却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对此，下文略说一二。

关于现代史学的任务。在《现代史学》第五卷“卷首语”中，朱谦之开篇便点明了现代史学的任务，“现代史学的第一职务，乃在怎样理解目前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大转变。换言之，即是‘考今’”[42]。他十分欣赏克罗齐的“一切真的历史就是现代的历史”的观点，多处用并加以阐发。他将历史学作为沟通过去与将来的通道，认为“历史家如果能够把过去的僵迹，完全无缺的记载下来，还不算尽了史家的职务，须知史家之所以为史家，在他能够将过去同现在、未来联络起来”[43]。在办刊的过程中，他也贯彻这这一思想，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现当代史上。据不完全统计，《现代史学》杂志有经济史专号[44]、史学方法论特辑[45]、中国近代史专号[46]等，均“开风气之先”。[47]

此外，他对当时的一些著名的史家史观加以批判。他认为梁启超“史者叙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的观点是错误的，他指出“旧历史把政治看得过重，固是错误，新历史家把人类活动的事迹，来包括全历史，也是个顶大的毛病”。[48]他对于傅斯年等人的“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观点加以批驳，他认为是“现代史学界的最大病痛，正是‘恁是天崩地裂，他也不管，只管讲学耳’”。[49]这和他认为史学的任务是“考今”是一致的。在这里，我们无需也不可能对梁氏傅氏的学术观点加以褒贬，因为时至今日，对他们二人的研究自可为其学术价值作证，而朱谦之所创办的《现代史学》之被人们遗忘，也或许和其强烈的“现代性”有关，毕竟朱谦之的“现代”对于我们而言已是70多年前的事情了。不过在当时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史家想要通过史学之彰往察来的功效来探求民族发展的道路，在当时确是可以引起很多人共鸣的。关于现代史学的研究方法，朱谦之认为唯物辩证法自有其优点，但同时也存在问题，现代的史学要综合各种方法，比如心理的方法、统计的方法、社会科学的方法，还包括传统史学的方法等等。他进一步指出，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方法是“发生的方法（Genetic method）”[50]，值得注意的是，他这里的所谓“发生的方法”，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历史的方法并无二致。在那时，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引入史学研究，当是一种超前的与可贵的尝试。

针对当时轰轰烈烈的史料派和史观派之争，朱谦之认为史料派和史观派都存在着弊端，而欲结合这二者的长处。他套用黑格尔正反合的理论，“这种现代史学运动，实为发展史第三期中之必然的产物，如以第三期之第一时期即考证及考古学派为‘正’，则第三期第二时期即唯物史观派为‘反’，那么‘现代史学’就是‘合’了”[51]。这种想法虽然有些天真和理想化，但毕竟可以看出朱谦之希望探求一条有别于考证派和史观派的新的治史途径。

此外，朱谦之关于唯物主义史观的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借鉴意义，如他认为唯物史观论者们，理论多而事实少，“当他们拿着马克思的公式，来解决中国社会上之复杂问题，而且要‘见之行事’，这自然太危险了。”[52]这可视为“醒世之语”。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现代史学概论》一书后，附了《史学概论普通参考用书》、《史学方法论普通参考用书》，列举了中、日、英、德等语的相关参考书，并简单介绍其内容，为读者指点门径，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他的这种方法无疑有助于史学走向大众社会，为现实服务。

自西方史学初入中国，至今百余年，正是有了一代代学人的努力，才有了新中国蓬勃发展的史学，时至今日，回顾朱谦之当年创办《现代史学》时的宣言，仍给我们以启示，特兹录如下。

我们愿成为转形期历史学的先驱，对于一切现代史学既要广包并容，对于过去的史学也不惜取批判的态度。我们不敢妄自菲薄，我们要努力摆脱过去史学的束缚，不断地把现代精神来扫荡黑暗，示人以历史光明的前路。[53]

综上所述，朱谦之通过《现代史学》这一学术期刊，弘扬现代史学理念，介绍各种研究方法，进而通过西史引介及他的史学思想，在学人尤其在年轻一代中，播撒了史学变革的种子，为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扫荡黑暗，示以光明”，其先驱者的历史地位当不可磨灭。

                （转引自《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