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汉文燕行文献的学术价值

——以晚清蔡大鼎的《北上杂记》为例

王振忠

发布时间：2014-8-30

    摘要：明清时期，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各国使者络绎不绝地前来北京，留下大批对沿途城镇及社会风情的相关记录。由于这批文献绝大多数均以北京为目的地，故可统称为“燕行文献”。不过，由于东亚各国与中国的密切程度不同，各国乃至不同使者之间的汉文水准参差不齐，故而迄今尚存的燕行文献之学术价值亦遂极不相同。总体而言，朝鲜使者所留下的燕行文献最为翔实、生动。不过，少量琉球文献亦颇值得关注，晚清蔡大鼎的《北上杂记》即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蔡氏由福州北上入京，书中记录了沿途所见所闻和观感，对北京的城市景观、风土人情、生活日用既有概述性的描摹，又有近距离接触留下的个性化记录。在清代，福州是琉球国人登陆中国的第一站，当地有柔远驿(琉球馆)及琉球墓地，不少琉球人均将福州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北上杂记》在描述燕京风土时，时刻都会想到数千里之外的福州。蔡氏对社会风俗的描摹，潜意识中多以福州为其参照背景。 

     关键词：琉球/燕行文献/蔡大鼎/《北上杂记》/福州

    近年来，大批域外汉籍文献得以陆续刊布①，为明清社会史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史料。例如，此前获读的《传世汉文琉球文献辑稿》第一辑，共计30册，收录有《历代宝案》《琉球国中山世鉴》《中山世谱》《琉球国中山王府官制》《中山王府相卿传职年谱》《球阳》《琉球国旧记》《要务汇编》《蔡氏祖源宗德总考》《玉成朝薰家谱抄》《雪堂燕游草》《东游草》和《北上杂记》等②。其中，除了以往备受关注的政治史、贸易史资料之外，也收录了一些反映东亚社会生活的历史文献，颇值得仔细研读。个中，晚清蔡大鼎的《北上杂记》③是一种较为特别的琉球史料，在东亚燕行文献中颇具特色。本文即以此为例，探讨琉球燕行文献的学术价值。
    一、蔡大鼎与《北上杂记》之由来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琉球尚宁王二十三年，日本庆长十四年)，琉球被日本萨摩藩攻破，此后，成了两属的国度。具体说来，“庆长之役”之后，中琉两国表面上仍然维持着政治上的封贡关系，但在实际上琉球却受到萨摩藩的严密控制。此种局面维持了二百余年，及至清同治十年(1871年，琉球尚泰王二十四年，日本明治四年)，日本政府命鹿儿岛县参事致函琉球王尚泰，劝其即速遣使前往东京庆贺明治维新。尚泰王迫不得已，只能照办。不料，明治天皇接获尚泰贺表后，即在回复的敕诏中剥夺了琉球王国的独立地位，将之变成日本的藩属。同治十三年(1874年，琉球尚泰王二十七年，日本明治七年)，日本将琉球藩事务由外务省移交内务省，欲以处理内政的方式吞灭琉球。清光绪五年(1879年，琉球尚泰王三十二年，日本明治十二年)，日本正式废藩置县，将尚泰王掳至东京。至此，琉球亡国。
    同光时期，面对日本人的步步进逼，琉球方面一直采取各种方式加以抵抗。光绪二年(1876年，日本明治九年)，琉球王府派遣向德宏、蔡大鼎和林世功等人秘密航海至中国，将日本政府阻贡一事禀告福建当局。然而，当时的清政府因内忧外患自顾不暇，不仅未能慨准出兵保护藩属，而且还不允许向德宏等人入京禀奏乞师。这使得琉球密使羁延三年，杳无结果。而在这三年间，琉球亡国，国王被俘。光绪五年，向德宏等人求援心切，遂毅然化装成商贩，自闽北上奔赴天津，前往北京作秦庭之哭④。向德宏随员林世功，曾为中国国子监生，屡经琉球王室拔擢而为世子讲官，至是遂在北京绝食，上书总理衙门哀求援兵。对此，清廷竟然未有任何反应。光绪六年十一月，林世功愤然自刎殉国。清廷悯其孤忠，赠白银二百两以作葬殓之费⑤。
    此前，向德宏等人北上前往天津时，先向李鸿章提出救国**书(初次禀稿)。接着，毛精长、蔡大鼎和林世功等人又向北京的总理衙门及礼部提出日本置县处分的惨状说明以及请求救国的**书。据琉球大学法学部赤岭守教授的研究，1879年至1885年琉球方面提出的**书共计28篇⑥。其中，光绪五年至八年，蔡大鼎参与署名的**书计有14篇。在此期间，蔡大鼎长期居住在北京。《北上杂记》等书，就是他在此一阶段撰著而成。
    《北上杂记》卷首除书名外，另有“光绪甲申十年镌/钦思堂藏板”字样。“光绪甲申”即1884年，而“钦思堂”则是作者蔡大鼎的书斋之名。对于钦思堂，蔡氏另作有《续钦思堂集附圣览诗文稿》，其中有《钦思草堂夏日即事》二首和《钦思草堂晓景歌》⑦，生动地状摹了钦思堂的环境。前者之一曰：“数株乔木耸堂前，应候南风到处传。静抚琴书多兴味，荷香时送酒杯先。”和风入户，瑞气环庭，至少从字面上看，钦思堂是令其人颇感惬意的书斋。
    据光绪九年琉球中山王传译引礼通官谢维垣之序：“光绪三年春间，中山王派蔡君汝霖老先生为都通事来闽，陈情国事。巳[己]卯秋间，蔡君命予同行北上。壬午冬间，复命予再行入都。君乃驻京五载，每于京师所见所闻及日间所作事宜，皆一一秉笔书之，因名曰《北上杂记》。”蔡汝霖即蔡大鼎，而“己卯”也就是光绪五年(1879)，“壬午”则是光绪八年(1882)。这是说蔡大鼎从光绪五年至九年在北京居住了五年的时间。光绪八年，闽中谢维藩的另一个序也指出：“君住京五载，守候好音，每于日间所为事件，及经过各神庙、店铺，暨鸟兽草木及奇奇怪怪，莫不秉笔书之。”谢维藩还有《赠诗六首》，其中之一曰：“京师首善为名区，风土人情历览殊。秉笔采来成《杂记》，案头时对玉冰壶。”这是说北京系中国的首善之区，全国各地的人纷至沓来，在这里能看到诸多纷繁复杂的风土人情。对此，蔡大鼎秉笔采撷，成此《北上杂记》。蔡大鼎《自序》亦曰：“夫古之使者，必纪土风，志物宜，所以重其俗也。己卯秋，余为乞救国难事，改为清朝之装，由闽入京，叠次号恳，以兴灭国。怎及两载之久，旦夕焦思，尚未蒙救难，正在守候之秋也。窃闻命与数，虽为圣人不能避，况我国之受抗强邻，虽仗天朝多方劝释，而我辈等敢不沥胆披肝，以冀成功于万一乎?予在京师日久，不可空过日子，由是一切之事物，或记所见，或述所闻，聊为一集，因名曰《北上杂记》，附北京话。唯所希冀者，犹为观者之一助云尔。时光绪庚辰六年腊月望后二日蔡大鼎汝霖书于京中。”
    从目录上看，《北上杂记》一书除卷首序文之外，另有5卷：卷1是杂录，没有明显的年代顺序；卷2为“庚辰记事凡七十一通”，为光绪六年的内容；卷3为“辛巳记事凡二百三十八通”，是光绪七年的内容；卷4为“壬午记事凡二百零四通”，也就是光绪八年的内容；卷5为“癸未记事凡一百四十九通，附纪共六十通”，亦即光绪九年的内容。全书最后的附录为“北京话目录”，包括“北京话自序”和“北京话”。今按：《北上杂记》现存全书的前两卷，其中也并未附有“北京话”⑧。但从此处的行文来看，蔡大鼎显然希望自己的撰述能成为后来者了解中国特别是北京的重要资料。另外，从其自序看，《北上杂记》的主要内容原本应写至光绪六年。关于这一点，也得到了书中其他篇章的印证⑨。不过，其后该书又陆续修改、增添⑩，并补充了光绪七年至九年的内容。
    二、《北上杂记》所见晚清中国社会
    清道光十七年(1837)，琉球大通事魏学源撰有《福建进京水陆路程》(11)，记载了琉球使者入京的水陆旅程。根据路程的记录，琉球人自福州出发，沿途经由闽江、衢江、东阳江、桐江、富春江、钱塘江、京杭大运河等北上。这是琉球人晋京的传统线路，蔡大鼎自不例外。他在《北上杂记》中，对于沿途所见所闻，有不少都记录下自己的观感，例如：
    米极为味美而洁白者，北上时，江山船下程所送者是也，虽不食肴，毫无厌之。菜有每日食之不厌者，山东白菜是也。此等之物，不唯我独嗜之，至其僚伴，亦无不然。(12)
    “江山船”亦作“九姓渔船”，也就是在钱塘江流域活动，运载过往旅客的头亭船、茭白船。琉球使者途经的衢江、东阳江、桐江、富春江和钱塘江一带，正是江山船活跃的地区。当时，江山船为了吸引过往行旅，往往在船上的饮食起居方面精益求精，这也让蔡大鼎等人如沐春风。他另作有《江山船偶题》：“孤篷饱挂一帆风，回首江山夕照红。寄语同年双姊妹，莫教桃李笑春风。”(13)诗中的“同年双姊妹”，是指江山船上常见的女子，她们中年纪轻的称为“同年妹”，年纪稍长者则称“同年嫂”。因为这批人以桐庐、严州一带的居多，“同年”一词实系“桐严”方音之讹(14)。当时，江山船上之米食味极好而且米色洁白，蔡大鼎说吃了这样的白米，没有菜肴亦可下饭。另外，沿途吃到的山东白菜，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是主食及菜肴，蔡氏对茶叶、烟草等也赞不绝口：“茶叶有雨前，烟草有净丝，此皆风味有香，余平时哈之、抽之，而有嗜无厌者也。”(15)“雨前”是茶中之上品，在北方颇为流行(16)，而“净丝”烟草亦颇受蔡大鼎的青睐。根据《琉球国旧记》“烟草”条记载：“遗老传云，万历年间有一人往日本而求得焉，以此考之，本国人吃烟自此而始。”(17)由此可见，琉球国人抽烟，大概从16世纪后期或17世纪前期开始，及至19世纪已蔚为时尚。
    在北上途中，蔡大鼎对于华北社会风情的观察最为仔细。例如，他在沿途曾见交通工具，“山东途中，多有手车过去，逢有顺风，则相争扬帆，却认五湖扁舟”——这是说逢有顺风，手车上的帆争相扬起，以致令人想到河湖中的扁舟景致。“又有拾马粪者，往来不绝，逐去车马，十里之远，拾之如钱”(18)，这是当时北中国各地道路上常见的景观。对此，清代的朝鲜燕行使者，也常常见到道路上的拾马粪者，他们多感慨中国人“惜粪如金”，与此恰可比照而观(19)。另外，华北不像福建那样举目见山，“至其地方，四面皆平，其广几千余里，及麦秋也，日月出入，疑在其中”。该段文字说的是华北平原一望无垠，到了秋天庄稼收割的季节，太阳的东升西落，月出月落，都让人怀疑是直接出自青纱帐里。蔡大鼎此行经过黄河，沿河所见亦令其颇为感慨：“又有可怪者，黄河流水是也，其色黄深，恐有可以染物，故以黄字名之，谁想其水或有清澄哉!”此一感叹，显然是想起了“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历史典故。蔡大鼎还注意到，在华北，“大街小巷，一切人家店铺，强半以茅结构，五鼓经过时，有景色可比者，即所谓‘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是也。自福州至浙江，所过村落并不见茅屋”(20)。文中所引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是众口传诵的唐诗名句——雄鸡啼鸣，天际一轮残月，泠泠的清辉映照着孤独的茅店，早行人的足迹，在凝霜的板桥上显得格外清晰。此种北中国常见的景观，想来令蔡大鼎颇多感触。蔡氏还注意到，北方的石头很少，他说自己曾在朝贡途中，经行此路二十多天，见到的石头极少，“直隶、山东皆出石无几，故用砖瓦，而为人家之围，城郭亦筑以之，其厚且坚，无不类石”。这些，都是对南北聚落景观及建筑材料的观察。
    到达直隶后，蔡大鼎撰有《物产地理记》，其中提及：“直隶素少产物，然有外省、外国各富商大贾，搬运货物，广敷其用，不是他省之可比也。予行路时，正觉物华天宝，即此地也。至若稽察上古以来所都地方，皆在西北处所，亦知地灵人杰，即此地也。”蔡氏对于华北的物产及地理皆颇多好感，例如，他曾听人说：“本地人都是高大而肥者，毕竟食麦故也。其麦五月间与米一共开花，非他所之可比。”他自己吃过之后，也感觉麦子“味美且甜，乃知非说者之讹也”。在蔡氏眼中，北中国“贫者虽多，而大富者不少焉”。北中国土地之辽阔，显然给他以极大的震撼。
    当然，蔡大鼎北上的终点是北京，而且，他在那里逗留了数年，故而对于北京城市景观及风土人情的描摹最为生动。关于这一点，《北上杂记》中有《风俗记》一节：
    兹稽《都门杂记》，其略有云：“京师风俗，最为醇厚，笔难尽述。”余在此多月，果如其所记，不任仰慕之至!且谓大凡国俗之善美，人才之蔚起，皆因皇都之远近，各有分别。至若县城之中，强似城外，其府城、省城亦无不然。因顾本国，均类于彼，则理之当然乎哉!
    《都门杂记》亦即清道光二十五年北京通州人杨静亭编写、出版的《都门纪略》，这是一部有关北京旅行指南的专门之作。该书后来在同治、光绪年间曾屡次增补、刊行，有相当大的影响。上述《风俗记》中的文字表明，蔡大鼎应当比较仔细研读过《都门杂记》一书，并在自己的行文中对相关条目多所摘录。当时，全国各地乃至域外使者前来北京者，除了一些会馆、使馆的特别安排之外，大多是居住在旅店中。对此，蔡大鼎指出：“凡客寓所在，总设西河沿一带，皆建冲天牌而为其号，外省之召见、引见官员，若客商应试各人等，多有寓此，故一切卖物者，络绎不绝，大概本国之西、东两村一般也。”据《琉球入学见闻录》记载，西、东两村应即东门村、西门村，与北门村、南门村一起，都属于琉球久米的大门村。“四村皆洪武中所赐闽人三十六姓之居，不他徙，故名唐营，亦称营中，后改名唐荣。”(21)这是指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朱元璋鉴于琉球国造船航海业十分落后，难以与大明保持密切的朝贡关系，遂向琉球援助海舟，并另赐“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这三十六姓，原先都是福州水部门外河口一带的居民，他们世代以操舟为业。此后，凡进贡、接贡、请封、迎封、谢恩、报丧、报倭警、庆贺进香、护送中国难民等，皆由三十六姓的后裔——琉球久米村人具体承担。在琉球，久米村闽人后裔之聚居区称为“唐营”，可能是因“营”的读音与福州话之“荣”字发音相同，故亦称“唐荣”。西门村和东门村就属于唐营，也是熙来攘往的热闹场所，这一点，正与北京西河沿一带颇相类似。关于北京西河沿一带的客寓，与蔡大鼎在北京生活的时代同时编纂的《北上备览》(22)中，就记载有高陞店、同陞店、福陞店等数十家客店，这些客店均位于北京前门外的西河沿一带。
    不难理解，由东海之滨的闽江前往华北的北京，南北水土之差异，立刻给蔡大鼎以深刻的印象。最为直接的感受当然是天气的变化：“都邑草少，本国甚多，至其萌动，亦有迟速，盖北、东各方寒暖不均之所由致者也。”这是说南北物候及自然景观明显不同。对此，他又指出：“燕都十月节水始冰，是与宪书正符，小雪节下雪最小，大雪节其雪甚大，宜乎名以大、小也。自此至立春节，皆有雪无雨。惟本年二月春分前二日得雪，而就地立消。至小寒、大寒各节，亦其小、大字样，与彼颇同。谅其余节气都合宪书。再凌寒最难，避暑不易，然暑气不胜本国也。”这里提到一年内的各种节气、天气之变化以及身体的感觉。从中可见，自琉球到福州，再到北方的燕京一带，琉球人显然得免郁蒸霉湿之苦。不过，气候的巨大差异，又引发了身体上另外的一些不适：“凡外省仕商，寓居京都者，多有咳嗽吐痰，二三月间，必有如疥疮者生于手足脸面，虽其土人，间有生之者在焉。或曰：如此者无他，不用柴把，专用石灰故也。化痰各药，不可不服，其药大抵杏仁粉、八珍粉、海带菜也。”(23)因此，在北京的蔡大鼎特别关注医药方面的信息(详后)。
    当时，蔡大鼎在北京历经数个寒暑，他对于一年四季都有相当真切的体会：“京俗夏令，除朝冠外，并无戴帽者，小儿亦然。且节届大暑，袜子与腿裤，大人穿着，不待论说，小儿尚有穿之，岂不异哉?至其人家、店铺，都是盖起凉棚，其高二丈许，四面逐日舒卷，午天送风，真避暑乘凉之处所也。”此处提到了北京的不少生活习惯。例如，凉棚亦称天棚，在北京，天棚是夏令不少住家及商铺颇为普遍的消暑措施。“深深画阁晓钟传，午院榴花红欲燃。搭得天棚如此阔，不知债负几分钱”——这是说每逢炎夏，则高搭天棚以蔽烈日。关于春夏秋冬的日常生活，蔡大鼎还写道：“夏天蝇子最多，不胜恶之(小暑、大暑各节更多)。故人家户口，垂帘防之。蚊子稀少，蜘蛛、蜈蚣亦少，蚁子乏从本国，秋夕蝙蝠居多，萤火壁虎，均是绝少。”在这里，他将北京与琉球做了对比。及至冬天，“西河沿大街北有城池，其长二三里许，阔二百余步。十一月初旬一概水冻，悠悠长江，如飘玉带。时有冰床(一作船)数百余只，争渡行人。该床四角，而脚底为巧，有五六人坐囗，其主或步拉，或坐驾，其迅速过去，却胜车马。至报劳钱，不过一十二文。且为年少者，或二三人，或四五人，于其冰上戏站一脚，以任自去，其相去数十步。其《冰床》诗曰：‘十月冰床遍九城，游人曳去一绳轻。风和日暖时端坐，疑在琉璃世界行。’又其《冰鞋》诗曰：‘往来冰上走如风，鞋底钢条制造工。跌倒人前成一笑，头南脚北手西东。’”此处所引之《冰床》及《冰鞋》二诗，均出自《都门纪略》。这些诗歌描述的是入冬以后，北京的护城河等水域都结了冰，游船停止运营，于是冰床便脱颖而出。“破腊风光日日清，冰床来往沿京城。游人闲乘实乐事，疑在玻璃世界行。”(24)冰床也叫拖床，是形类木床矮炕的一种交通工具，专供游玩之用，一般情况下可坐五六人。具体的做法是在接触冰处钉有两根铁条，以便在冰上自由滑行。冰床的前方两边各有一根绳子，有人将绳背于肩上，在冰上跑走数步，冰床便因其惯性而自动滑行数十米。乘冰床是冬季北京人的一种娱乐消遣，人们呼朋引类，结伴而为(25)。
    在蔡大鼎看来，一年四季中，北京的春天最令人郁闷。他写道：“北燕雨土时(此时满天色黄，故谅名以红尘，且有风大起)愁闷不可名状，却胜于雨天。”这显然是指北京的沙尘暴天气。由于华北平原土质疏松，春天时节，虽无风之日，车马过处，尘土飞扬，特别是来自蒙古高原的大陆风来袭时，黄尘遮空，天地晦暝，有时昼间甚至咫尺不辨，让人心情沉闷。正是这种天气对北京商店的格局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对此，蔡大鼎指出：“凡店铺，大半昼关门户，况人家开之，十无二三，恐有多少灰土，飞入其内也。”
    除此之外，岁时节俗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余入都以来，既过两次元旦，其俗于前夜四更时，不论人家店铺，一概争放喜炮，而声声不断，至天明止。许多炮壳载途，不可胜扫。迨其十五前后，家家户户，悬灯不少，其式样各异，曷胜奇观之至!而有最奇者，以冰造之，不但巧夺天工，而处处星光，遍照四面，令人叹观止焉。”(26)这一段文字描述了北京正月迄至十五的民俗活动。届期，鞭炮声声，华灯齐放，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气氛。另外，《卖春联记》记载：“年底有多少墨家书卖之，或在客寓，或在街巷，其招牌有‘香墨春联’四字，总体古帖而得工夫，不但不顾句本，乃从末句末字始书之也。”在清代，北京一进腊月，街头就出现写春联的摊子，榜曰“书春”“书红”“借纸学书”和“点染年华”等，皆是私塾先生和学生们大显身手的时节，他们趁机赚些润笔，属于不伤雅道的一种生意。“教书先生腊月时，书春报贴日临池。要知借纸原虚话，只为些须润笔资。”而这种书春的习俗，也成为传统北京的一道风景(27)。
    尽管春季有沙尘暴等，但蔡大鼎对于北京的总体观感仍然相当之好。《北上杂记》卷2记载：“本二月初二日，予有事务，乃上于左中堂处。经过街巷，多有不胜奇观者，只惜固陋寡闻，不能尽述，即所谓京师地面辽阔，万美毕集，一人之耳目，难以周知，统俟博雅君子是也。”他还指出：“夫其为俗也，一切器具，不论巨细，总尚坚固，成衣之类，亦无不如此。至其水土，比较福州稍好，专山岭无几，岚气亦乏故也。”这显然是以福州为背景的观照与比较。
    在北京，蔡大鼎前后逗留了五年，他对燕京的社会生活有着相当细致的体验。例如，“都中井水味咸，故人家、店铺所饮清水，皆买而为用，不但多有水店而已，其马车、手车不可胜算，即如本国西、东两村，买用落平甜水，其卖舟亦不少，论其价钱，稍有差焉”(28)。如前所述，西、东两村，亦即琉球的西门村和东门村。这里是将北京的情形与琉球相比较，指出因水质的问题，北京的饮用水都需要用钱购买，称为“买甜水”。当时，北京井水多苦而咸，街上水井皆系卖水者所有，故市民常自卖水者手中买水，而城内外各处皆有贩卖甜水的水铺——“井水窝子”(29)。这是城市日常生活供应的一个侧面。而在食用鱼方面，北京前门之外有许多鱼肆，出售的河海鱼类相当不少，其中以鲤鱼为数最多。蔡大鼎多次食用鲤鱼，“其大者六七寸许，每斤一吊余钱”，在他看来，食用鲤鱼既可大快朵颐，又得除绝湿气，可谓一举两得。
    对于北京的治安状况，蔡大鼎也有较高的评价。他指出：北京的内外城道路，多有满洲、蒙古、汉军各军民把守，“内外守防甚严，每夜有将军骑马巡查，许多军民亦各分队，每更打板打锣，或均扬声，为之巡查，则盗贼无几也必矣。是以人家、店铺都用纸窗，而板(木扇)不多也”(30)。这是说作为清帝国的首都，北京的治安管理相当严密，所以当地的住家以及店铺，窗户都是以纸糊成，而不像南方那样用木板钉成。
    在北京，蔡大鼎还相当注意当地的休闲娱乐以及相关的应酬。据《北上杂记》中的《风俗记》记载：“(北京)又最尚应酬，外省人至，群相邀请，筵宴、听戏，往来馈送，以及挟优饮酒，聚众呼芦[卢]，其费用不少者也。”这段文字亦见于《北上备览》，作：“京师最肖[尚]应酬，外省人至，群相邀请，筵宴听戏，往来馈送，以及挟优饮酒，聚众呼卢，虽有数万金，不足供其挥霍。”两段文字大同小异，这说明蔡大鼎收集、研读了当时的诸多旅行指南。关于休闲娱乐，以其中的听戏为例，蔡大鼎有《听戏》诗：“当场面目别贤奸，听戏高楼兴未阑。莫羡当年飞燕舞，何人不识古长安。”(31)他指出：“都邑戏园不少，每日听戏者(北京呼听戏，福州呼看戏)有数万多人，其报劳钱，每人不过二吊文。国家忌辰皆停止之，夜来演戏者禁，上海地方限以夜戏，福州或有之。”(32)关于福州的夜戏，同治十年十二月，福州地方衙门曾发布告示，其中之一即“不准演唱夜戏”。如此禁令，具体的担心是夜戏“不特易滋事端，抑且动虞火患”。根据报道，在当年，福州三皇庙山陕会馆就因上演夜戏而引发火灾(33)。不过，虽然官方三令五申禁止夜戏，但民间仍然“或有之”。
    除了演戏之外，北京的“宣武门附近，有官养之驯象五六口，凡看之者，每人礼钱四五百文。及其进入象房，有管象者说道：诲会此象以数十戏艺，看者必高升得意。其报劳钱不过百文，果有响亮投鼻、老虎饮水、食早饭、游把、洗耳、进退、跪拜、叩首等戏，极其奇之”。在传统时代，皇家园林中通常都豢养驯象，作为祥瑞之兽观赏。从北宋开始，即专门设立了养象所。而自元代起，就在北京建有象房。从此，北京象房遂闻名遐迩。象房在宣武门西城墙北，每年六月初伏，用旗鼓大吹大擂，迎象出宣武门濠内洗濯。对此，清人蒋沄《燕台杂咏》诗曰：“宣武门南广路开，鸣钲小队簇红埃。雕鞍宝毂如流水，争看城濠浴象来。”(34)这是状摹洗象时万众奔趋争相观看的场景。至于驯象的表演，沈太侔在《东华琐录》中指出：“象房在阜财坊宣武门内西城墙象房桥侧，明弘治八年建。象初至京，先于射所演习，故谓之演象所。而锦衣卫自有驯象所，专管象奴及象只，特命锦衣卫指挥一员提督之。凡大朝会，役象甚多，驾辇驼宝皆用之，若常朝则止用六只耳。所受禄秩，但视武弁有等差。其在象房，人有入视者，能以鼻作觱篥铜鼓声，观者持钱畀象奴，奴教之，始献技，必斜睨象奴钱满数，而后昂鼻俯首，呜呜出声。”(35)关于象房，在朝鲜燕行使者笔下亦屡有所见。当时，除了能在象房看到真实的大象之外，市场上还有一些有关大象的绘画，蔡大鼎的儿子就曾购得象绘一张，“系西人画之梓行者，纸上传神，望之如有生气”。在中国文化中，象是一种吉祥的动物，所谓“太平有象”。因此，乾隆时代的图文图书《太平欢乐图》中，就有“太平有象”的画面(36)。对此，《燕京岁时杂咏》曰：“驯象能为觱篥声，城河洗髓一身轻。太平有象思全盛，列队趋朝解送迎。”(37)人们透过大象的列队行进，建构出天下太平的意象。
    在北京，逛庙会既是一种休闲娱乐，同时亦是信仰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河沿附近有古寺，其上人动，则为人默祷，不舍昼夜，五旬多天，其勤无怠，孰不叹美。世间人所进布施，各有多寡。此时一夜钟声，随断续风而有飘送客寓。”(38)西河沿一带客店鳞次栉比，蔡大鼎也就居住在这一带。在当时，他最常去的便是关帝庙。据《祷告记》记载：“正阳门内有关帝庙，我辈祈祷国事，每月朔或望日，上庙行之。(其布施不过一吊钱，合香烛求签各价算之)每日祷告人等，往来不绝，况于其朔望，殆及数万人之多也。琉璃厂大街北有吕祖庙，其祈祷之事，亦同前由，所有匾额，极其过多。或有妇女献之者，殊可怪之。”(39)吕祖庙又称吕祖祠，祈签甚验，香火颇盛，当地献匾者极多。对此，《都门杂咏》中有吕祖祠诗：“京师神圣重纯阳，吕祖祠开好道场。问事求方香不断，多多匾额亦争光。”(40)
    在北京生活的五年间，蔡大鼎对城市内外的商况市景，有着颇为细致的观察。当时，北京街头车水马龙：“康衢日过车马，殆及数十万乘之多，其式不唯有二、四轮之异，而所牵马匹，亦有一口至八九口者，一轮手车亦多，此皆非上海之可比也。古所谓千乘、万乘各国者，洵就地知之也。轿子绝少，盖二三品以上大员坐之也。”此外，还有络绎不绝的骆驼：“日有骆驼几千匹(闻得是北狄种，不生中国)，驮驾石炭，来往京中，强者重骑六百斤，弱者四五百斤。”(41)这些纷至沓来的骆驼，涉及北京的燃料供给。由于北京天气寒冷，入冬后生煤炉子取暖，需要大批的煤炭供应。根据乐山的《煤球》诗：“新兴煤铺卖煤球，炉上全无火焰头。可恨卖煤人作伪，炉灰黄土一齐收。”(42)诗歌虽然说的是卖煤人之作伪，但在实际上，煤末直接模成方块，称为“软煤”，并不耐燃烧。有鉴于此，人们买来煤末后稍掺黄土，再和水做成煤球，可以更为经烧。北京门头沟一带的煤窑多处山区，不能走马拉的大车，运煤全靠骆驼，时称“煤骆驼”——“拦车遮路走成行，五六相连一长串”，此种场景，想来亦为蔡大鼎所常见。
    在北京，蔡大鼎还见识了市井的繁华盛景。根据他的观察，北京“大街小巷，皆无不有铺户旅邸，洵为天下仕商聚汇之所”。当地风俗“最尚繁华，市廛铺户，妆饰富甲天下，如大栅栏之珠宝市，西河沿、琉璃厂之银楼、缎号，以及茶叶铺、靴铺，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令人目述[迷]五色。至肉市、酒饭馆，张灯列烛，猜拳行令，夜夜元宵，非他处可及也”。该段文字基本上抄自道光《都门纪略》，亦见于《北上备览》的“风俗”部分。对此，他深有感慨地指出：“吾在国时，传闻北上奇观，见者难言，听者亦不易信，依稀如登天，然其已然乎哉!”这是说经常有琉球燕行使者在国内传述北京的都市繁华，既让人相当羡慕，但又觉得难以置信，只有现在自己亲眼看到，方才能够理解。此种感受，与清代朝鲜燕行使者的诸多感慨颇相类似。
    与蔡大鼎差相同时的美国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1824—1880)，在其所编的方言词典《英华萃林韵府》中，记录有诸多北京的商号和街名(Shop-signs and street names at Peking)。卢公明长期生活在福州，其所编的《英华萃林韵府》与福州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他所记录的北京商号和街名，与蔡大鼎所述可以比照而观。例如，二者都提到北京的同仁堂药铺，对此，蔡大鼎描述说：“北京同仁堂药家(此与天津同仁堂异主同号)有灵应痧药，又名兑金丸，江南塘西之姚氏亦有痧气灵丹，各名虽少异，实皆痧药也。”他又说：“药店同仁堂之设，在正阳门外大栅栏西口路南，其散丸之药，皆甲于京都，而驰名天下者也。育宁堂，亦在其附近，所有汤药之类，无有胜于此者。”上述这些名店，在琉球人中相当著名。例如，琉球人吴继志所撰《质问本草》书牍中，收录有中国人与他的通信，其中，江南、浙江、江西和广西各四人，福建二十三人，京都和山西各三人。个中的京都三人，见乾隆四十九年(1784)二月上旬“京都同仁堂周之良、邓履仁、吴美山仝具”的两封信中(43)。所以蔡大鼎说包括同仁堂在内的京都两爿店，“本国人或见知，或闻知，而屡次为之讨论”。
    当时，琉球人对中国的医药极为重视。光绪年间，北京有相当多著名的药铺，大小足有三四百家。其中，东华门外菜厂胡同的皮赞公之灵宝如意丹相当有名。“青囊为记禁城东，各省知名皮赞公。惟盼恩科乡会试，多年陈货一时空。”这是说北京皮赞公的灵宝如意丹驰名天下，每逢科举考试之年，会被抢购一空。关于这一点，《北上杂记》亦载：“灵宝如意丹，于一切初起之疮，而有其效，是不消说。每遇热病，尤不可无之。其药方有云：大人服十几丸，小儿四五丸，孕妇勿服。凡药之类，倘经久岁月，则其气有疏，是以节经用以一倍，或其重者，吞下二倍，均有效验。迨已吞之后，即刻吐出，尚无丝毫之妨，乃得暝眩更好。凡用之者，皆应为之一试。”此外，蔡大鼎还指出：“都中天育堂，孙氏所制夹纸膏，已行试用，最胜他所者也，其店开安定门内，国子监南边路东……然传译通事，统尚其唾纸膏。”在《北上杂记》中，蔡氏不厌其烦地抄录了相关的药方。这是因为，前来中国朝贡的琉球人往往在北京购觅医药名品，以备返乡后的乡闾馈赠，这已成为一种惯例(44)。
    此外，蔡大鼎对北京的其他商业也有相当细致的描述。例如，“琉璃厂有书坊数百间，其经传诗文暨古今书画各帖，皆不胜羡慕之至，所谓诗书万卷圣贤心，正在此处知之也”。琉璃厂商肆主要经营书籍、古玩、笔墨纸砚，为北京文化用具之渊薮。“画舫书林列市齐，游人到此眼都迷。最难古董分真假，商鼎周尊任品题。”(45)作为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传统文人，蔡大鼎显然也时常流连于琉璃厂一带。在他的描摹中，“闻得书铺很多，惟儒雅堂、荣华堂，皆胜诸店者也。其一堂开设琉璃厂东门火神庙内，一堂在其东门内路北影壁对过，门面三间便是”(46)。蔡大鼎还说，琉璃厂一带的笔墨店铺亦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程五峰和胡竹溪两家，“程氏在梁家园夹道路西，胡氏寓前门外杨梅竹斜街东头路北蕴和店内。凡笔莫如湖北，墨莫如徽州，于是乎，贡使每逢奉和御诗，国王暨使臣例蒙加赏湖笔、徽墨”。在这里，蔡氏指出：文房四宝中的两种——徽墨和湖笔，常被中国朝廷作为赏赐异国君臣的江南名产。只是他望文生义，将“湖笔”误当作产自湖北的毛笔。另外，从姓氏上看，在琉璃厂开设笔墨店的程五峰、胡竹溪，显然都来自徽州，这与全国各地的情形均颇相类似。
    对于北京的各类商品，《北上杂记》描摹颇多。例如，清乾隆以后，眼镜日渐普及，“方鞋穿着趁时新，摇摆街头作态频。眼镜戴来装近视，教人知是读书人”(47)。一些人以戴眼镜来彰显自己有文化，故而眼镜的市场颇为广阔。蔡大鼎记载，“眼镜之明，莫强似三山斋，其店在前门外东巷，水晶一镜，不过洋银一圆之价。所有什件，都是不二价，则不便再三商之，此我曾所见知者也。靴子之美，莫如北京，是以外省员役当京回时，购之为贽者多矣”。当时，外国使者纷至沓来，他们在北京也从事相关的贸易。例如，“四译馆附近皆人参店，其参色有白与黄之殊，未知孰好。昔闻之于朝鲜人说道，其白者山产，黄者家产，但中国人不知其优劣，而贵黄色，其色系制成者，药气已漏，不必尚之。按此近是，白色之价，殆倍于黄色，是余曾经购之而所知者也。虽然，本国人亦贵色黄，由来久矣”。高丽人参颇为有名，在东亚为世人所珍视。
    除了坐贾之外，《北上杂记》对于行商乃至小贩亦有记载：“凡担卖人民甚多，或呼物名，或鸣金鼓，或吹箫笙，分别各件，以致发卖之便。而其善呼者，乃使游子之情自然而生，恰听猿声而断愁肠者也。其声竟夕不断，至三四更止。”看来，京腔京韵的叫卖声，也给蔡大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抑扬顿挫的叫卖，引发了这位异乡游子的思乡之情。
    如果说上述这些都还是对京师风情概述性的描摹，那么，《北上杂记》中还有一些是近距离接触留下的个性化记录。例如，蔡大鼎有一篇《画家周棠记》：
    尝有善画周棠者，居住京中，其名闻世间，凡画皆工，而牡丹画妙入神也。余辛酉年请他画成牡丹、芝兰各花，当即为之卷轴，高悬大厅，皆有笑开之景况，俾人无不赞美也。时过画店，多有代笔，则其画之为宝也，不问可知。惜哉幽明相隔，竟不能重得其画也。
    这篇短文是为一位民间画家所作的小传。此外，他还写有《姚氏请佣记》，其中提及：
    癸四月之朔，有京人函请被佣者(即口禀也)曰：“小的姚升，叩请老爷台前升安：敬禀者，窃以小的刻值闲居，谋食无策，恳祈老爷格外垂青，不遗葑菲，倘蒙录用，一二日内即可前往。所有工银一节，多寡有无，出自鸿施，不敢较，亦不必较也。小的时下并非店中雇工，不过在此闲居，本店颇肯与小的作保，如老爷不用，仍望代为转荐，从此小草披拂，深赖和风嘘植，感戴曷亟!此上。”予展读之下，悉知事情兼备，字句更佳，因问何人撰书，答曰：本店王掌柜代作也。虽经不应其请，而微颁花钱，聊慰劳苦。
    “癸”可能是指光绪九年(1883)癸未。当时，北京作为帝国的政治中心，是巨大的消费性城市，“奴仆由来半雇工，京师偌大已成风”(48)，大批的服务性阶层纷至沓来，这些人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王掌柜代作的“口禀”，文字颇为雅驯，其中的“葑菲”，典出《诗经·邶风·谷风》，“葑菲之采”是指请人有所采取的谦辞。此种“口禀”可能源于民间的日用类书活套。由《姚氏请佣记》来看，当时的劳动力市场显然是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关于此类的佣人，蔡大鼎还专门另作有一篇《佣王氏记》：
    王氏原系福来客店之伙计，上年六月间，移徙本寓，请他帮手。其为人也，年纪近壮，质而少言，强而多让，未见不恭之心。兼之一年之久，不论夏冬，每日黎明起来，洒扫内外。及其四更时，必有起来，查看厨房埋火，此岂有他哉?煤炭开火不易，恐有泡茶、洗脸之妨也。一日一时，尚无有微疴，而能尽其职。至若日买东西，概行公平，而未有损人利己，是以同炊人等，无不叹美。乃除报劳钱若干外，屡有惠之。兹有感搦管，聊旌善行云。(49)
    根据光绪时人毕钟沅所辑《北上备览》记载，“福来客店”位于前门外的西河沿内。另据蔡大鼎的记录，这名佣人叫王叙，为直隶保定府涞水县人。蔡氏对其人颇有好感，故而专门留下《佣王氏记》一文。此类对下层民众的描述，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一份颇为翔实而生动的资料。
    在《北上杂记》中，蔡大鼎还详细记录了自己在京师的开销：佣者工钱，20吊(1.8圆)；白米100斤，44吊(4圆)；煤炭100斤，6吊400文(煤球价亦同)；木炭100斤，18吊；茶叶1斤，3吊260文；麻油1斤，1吊120文；洋蜡1斤，1吊600文；应用水，12吊(合甜、苦各水算之)；调羹(干虾鱼)，每斤2～8吊；《京报》，3吊；《申报》，5吊；剃头，1吊；打辫，半吊；修指甲，400文；束脩，每月洋银六星(50)；听戏，每人2吊文；鲤鱼，每斤1吊余钱。
    上述的不少记录，反映了其人每月的开支状况。根据蔡大鼎的记录，他与其他七个人一同搭伙，每天吃一次稀饭，两次干饭，共一日三餐，每月租房银七两，“其内一人系城外佣者，其工钱月凭票二十吊”。这里的城外佣者，也就是上述的佣人王叙，据此，其人的工钱是二十吊。根据蔡氏的说明：“吊即千也，其一十一吊余文，约当洋银一圆。”当时，北京“城内常用大钱，不用小钱。城外不然，概用小钱。其大者面上铭以‘当十’二字，然实在当为二十文。而以五十文当一千文，是为一吊。凡仕商回乡时，皆换得小钱，为之盘资”。当十大钱一个为二十文，这种算法曾让许多人感到奇怪(51)。对此，《北上备览》“风俗门”中有“用京钱”条，其诗曰：“皇都徒把好名沽，大话连篇他处无。五十京钱当一吊，凭谁敏慧也糊涂。”正是因为这一点，蔡大鼎才需要仔细说明大、小钱的用法。
    三、余论
    明清时代，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各国使者络绎不绝地前来北京，他们留下了大批对沿途城镇及社会风情的相关记录。由于这些文献绝大多数均以北京为目的地，故而可以统称为“燕行文献”。不过，鉴于东亚各国与中国的密切程度不同，各国乃至不同使者之间的汉文水准亦参差不齐，故而迄今尚存的燕行文献之学术价值显得极不相同。在朝贡体系的差序格局中，朝鲜毫无悬念地排在最前列，其后则是琉球、越南等。总体而言，朝鲜使者所留下的燕行文献最为翔实、生动。不过，少量的琉球燕行文献亦颇具价值，晚清蔡大鼎的《北上杂记》即是一个颇为显著的例子。
    蔡大鼎认为：“兹管见论之，天下之人，皆随其方位，而有清浊强弱之殊，而况国之大小也……本国之人，不啻文武各艺不如于中国之人，一切艺术不可企及也。乞观者更正仆之妄论，几乎免贻笑于后辈焉。”上述这段话的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中华文化的艳羡。揆情度理，蔡大鼎对中国的观察，固然有一些是参考了中方的相关记录，如《风俗记》等文就屡次提及《都门杂记》，而《十八省省城风俗记(附盛京俗)》中，则提到“余阅《大清缙绅全书》，其风俗土产，概应备录为览，但省得其劳，仅抄风俗而已”(52)。不过，《北上杂记》中也有不少的确属于蔡大鼎本人的亲身经历及其相关见闻。
    作为异乡羁客，蔡大鼎思归念切，他时常有故园之思。《北燕游草》中保留了他的《旅怀十首》，其中之一曰：“既离桑梓几时还，檐燕营巢意自闲。夜雨灯昏惟对影，乡心随雁过三山。”(53)此处的“三山”，系福州之代称。而在《北上杂记》中，他也时常流露出类似的情感：“远人寄寓旅邸，时闻霜中之笛，断续声随断续之风，何人不起故园之情?”在北京，蔡大鼎提及的故园之思，常常是“榕垣、球阳”相提并举，其中，“球阳”亦即琉球，而“榕垣”也就是福州。这是因福州自唐宋以来城内遍植榕树，故曰“榕城”，亦称“榕垣”。对于福州，他有很深的感情。在其所著的《闽山游草》中，有一首《过榕城》诗：“多少风光广见闻，有山有水有人文。东西旗鼓添诗思，翘首乌峰一抹云。”(54)所谓东西旗鼓和翘首乌峰，都是状摹福州境内的几处名山。而前两句，则更是盛赞福州的山水风光以及人文景观，让人开阔眼界。另外，他还曾颇有感触地写道：“昨夜邻家有数人唱曲者，其曲中腔口，似乎本乡所唱者。向在福州，未尝听见其腔，当经倾耳听之，而会其趣，仿佛如身在故乡，因知本乡所习者，皆北燕之腔也。”这是说琉球人在征歌度曲方面完全是学习京师风尚，这一点又与福州稍有不同。
    不过，从蔡大鼎对北京的记录来看，他的诸多描摹常常是以福州作为其参照背景。例如，《京中两县记》就记道：“直隶顺天府有皇城，其内有大兴、宛平两县，就替福建福州府有省城，其内有闽县、侯官县一样的。兹稽余省，大概亦如其制。”文中的“就替”，是受福州方言影响的表述，亦即“就像”的意思。另外，《贡举记》《钦定中额记》等文在论述清朝的科举考试时，就特别留意福建的“会试中式者”(55)。在北方，蔡大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亦常以福州作为参照背景。例如，他在《潮之进退异记》中指出：“天津潮汐，虽未试其时刻，而与福州颇同，福州之异于本国也明矣。其迟速之差，约隔一时，详见于《琉球志略》。”特别是在北京，涉及衣食住行休闲娱乐方面的诸多问题，他也常常会提到福州的情形。例如，在夏天，“本所人民统不挂帐子，谅必蚊子无几。福州甚多且大，其害亦重，倘或不挂之，则睡不得，遂染患疾病，故于夜时，驱除净尽，方得安睡，唯其声之可恶，不可形容。至其蝇子，岂非其次哉”。饮食方面，蔡大鼎也经常想起福州的情形，如“前门有舂椒，即所研末者也，风味甚好，强似本国番椒，予动有肚里不顺及大便不实者，每食和之，渐得顺适，可云良药。向在福州，未尝见之”。又如，“佛手菜味好，其形似佛手柑，其大亦如之，福州绝少。于是乎，其人京回时，购之为贽者多。天津有咸菜，其味最美，似福州十锦菜，而有甜咸之殊焉”。在这些文字中，都反复提到福州。
    蔡大鼎还指出：“自古本国仿学中朝之制，每岁五月，龙舟竞渡，观者不少，极其闹热。吾离背而来，已历六年于兹，屡有观之竞渡之梦，在京亦然，当京不胜奇之，上年八月初八日夜，又复梦之。”另外，《北上杂记》又载：“直隶江南，正月间有放纸鸢者(即风筝也)，其近诗曰：‘不知弦索弄东风，只讶轻雷走碧空。试立御河桥上望，纸鸢无数夕阳中。’福州九月放之，九日最多。北京俗，五月五日，不行龙舟故事。时闻南边行之，故福州龙舟竞渡，不可胜算。”文中所引诗，即《放风筝》，见《北上备览》“时尚门”。根据《琉球国旧记》“爬龙舟”条记载：“俗谚曰：昔有长滨大夫者，曾住那霸西村，今呼其地曰长滨，姓名未传，奉命入闽赴京，已，仿南京龙舟而回来，即五月造舟，竞渡那霸津，以祝太平也。由是每年五月三日乘龙舟者，必著白惟子，以泛于西海云尔。往昔有久米村、那霸、若人、垣花、泉崎、上泊、下泊等爬龙舟数只，今有那霸、久米村、泊村三只也。”(56)这里也明确指出，龙舟竞渡之俗仿自中国。当然，“爬龙舟”一词，实际上是福州方言与官话的杂糅。
    此外，蔡大鼎在谈及北京的日常生活时，也常常想到福州的情况。例如，“刻闻都门无有粪价，福州有之。所以如此不同者无他，其离农家，按程计里，约有二三十里之远，倘收纳其价，则农夫有劳无利，不但买之无人，却有不便人家”。这是有关粪便的善后处理，北京与福州大不相同。北京除粪车无论早晚，人们走在街市，总见有推粪车者络绎于道(57)。为民众掏粪者皆为山东人，因日久年深，这些人各有势力范围，此疆彼界，畛域分明，他人不得越界前来掏粪。又如，“剃头工钱(又曰薙发，又曰剃头)官民有差，余准给一吊文，打辫以其半，修指甲亦无不相类，报之以四百文，与福州有甚异哉”。当时，剃头包括理发、打辫和修指甲。在此处，对于南北两地的差异，蔡大鼎语之甚详。再如，“凡所用磁器，遇有损坏，不必投弃，乃叫匠修补得以再用，福州也用之如此，洵可谓恒念物力维艰者也”。“磁器”亦即瓷器，补瓷器是当时走街串巷的工匠们之绝活，在北京和福州都相当盛行，亦曾引起朝鲜燕行使者的关注。
    在《北上杂记》中，蔡大鼎还记录了他对动植物的诸多观察。在他的描述中，福州的情况也常作为对比的例子：“燕都土性，最宜于杨柳，犹福州之榕树，其至大者，殆及三尺余寸之径。至置用之器具，不论巨细皆造，以其木板凌霄直干，亦如球阳之青松也。”在北京城内外池沟河岸上多有垂杨柳，下垂的枝条很长，颇为美观。上揭的文字是说北京的杨柳，就像福州的榕树和琉球的青松一样普遍。蔡大鼎还指出，“家家养鸽护新雏，羽翼斑斓贵贱殊”(58)，北京人饲养鸽子成风，“人家畜鸠(京人谓之为鸽子)不计其数，统将鸣器，巧结于其尾间……福州亦多畜之”。这是说福州与北京一样，也有饲养鸽子、放鸽子的习俗。再如，“驴、骡二畜，往返之多，不计其灵敏，驴是似马长耳，身小力强，其大如马半身，骑之迅走，其声不欲闻(其阳物，俗名驴鞭，即生子之良药也)。骡是驴父马母，其耳目似驴，余皆似马稍大。该二畜性好平地，绝嫌崎岖，故在福州见之无几”。驴、骡两种牲畜在华北相当不少，而在福州则所见无多。另外，“京人多凌寒气，至狗与猫亦无不然，而狗子或在雪中相戏为快(该狗甚大，在福州未见之，疑是北狗种)”。在蔡大鼎看来，因气候的差异，家畜的种类亦大不相同。
    前面曾提及，蔡大鼎对于北京总体印象颇佳。他指出：“余留京师已久，不啻风俗之美，而路上行人，未见癞者，则地灵人杰，亦不言可知。”此处对北京的赞美，其潜意识中亦以福州为参照。因为自明代以来，福州的地讳即为“癞”，这是当地颇为顽固的地方病之一。另外，蔡氏认为：“京屋三面皆筑以土墙，故失火稀少。”这可能也是参照福州有感而发，因为民间素有“纸裱福州城”的俗谚，曾在福州生活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蔡大鼎，显然对火灾频仍印象深刻。
    在清代，福州是琉球国人登陆中国的第一站，当地有琉球馆，一些不幸病死的琉球人即葬于福州(59)。对此，蔡大鼎另代作有《寄托守墓华人林廷辉启》，其中就提及：
    现今弟有拜托林老先生者。先生与弟，海天悬隔，虽未面见，捧见先生所出坟契，其心可知。遥稔足下福履亨嘉，与时俱茂，思念高风，令人景仰，未知何日仰瞻芝宇，慰弟渴怀，望甚幸甚!伏乞林老先生洞察所出坟契，小心看守先父嘉桐墓，不得使人占葬界内，致伤风水，则深戴再造之恩。兹逢鸿便，谨具球纸壹拾刁、折扇两把等件，寄托大通事跟伴高江次哥转献，聊表芹心，乞赐哂纳是幸。肃颖，恭候崇禧，不宣。(60)
    蔡大鼎出自久米村唐荣，本身便是福州移民的后裔，他曾将其七世祖之《寒窗纪事》诗集携至福州付梓传世，与福州的关系极为密切。福州仓山区的白泉庵、鳌头凤岭、陈坑山、张坑山(今称长安山)等处，为清代琉球人在福州的丛葬区之一。在清代，琉球人向当地山主买地立约，安葬病逝的亲人(61)。正是因为这一点，不少琉球人往往将福州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蔡大鼎在描述燕京风土时，时时刻刻都会想到数千里之外的福州。

                             （转引自：《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合肥)2014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