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关于波兰的历史书写，最早出现在1623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中，19世纪中期葡萄牙人玛吉士的《外国地理备考》中也已透露出波兰衰亡的信息，但魏源《海国图志》所转述的这些西人汉文文献中并未显示民族主义感情色彩的文字。1896年8月29日《时务报》刊载的梁启超所编《波兰灭亡记》一文，是晚清波兰史书写系谱中最早从亡国史鉴的角度描述波兰的，之后康有为也撰有《波兰分灭记》，两位维新派思想家首先借助“波兰亡国史”作为戊戌变法维新派政治动员的重要思想资源。1901年庚子变乱与《辛丑条约》签订，亡国危机日益深重，在“亡国史鉴”高潮中，日本学者涩江保的《波兰衰亡战史》进入中国，在1901年至1904年间先后出现了三种译本：一为1901年译书汇编社所译出的第一册本；二为1902年江西官报社推出的陈澹然译述《波兰遗史》；三为1904年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印刷、上海镜今书局发行的薛公侠译述的《波兰衰亡史》。在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波兰”再次作为民族衰亡的政治符号，这一符号还被有意识地提升为一种唤起民众族群意识、抗击帝国主义外来侵略和推翻满清腐朽统治的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

关 键 词：波兰 亡国史 晚清 梁启超 涩江保

       中国学界最早对波兰亡国史的关注，是在晚清亡国史研究的视野下展开的。涉及这一论题较早的篇文是俞旦初的《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亡国史鉴”》(载《世界历史》1984年第1期)；该文最早注意到了涩江保的《波兰衰亡战史》的三种译本，并论及1901年《杭州白话报》上发表的《波兰亡国的故事》、1901年《经济丛编》上刊载的《波兰灭亡始末记》以及1903年《外交报》上刊载的《波兰亡国之由》等，不过其中许多资料作者并未经眼。邹振环《清末亡国史“编译热”与梁启超的朝鲜亡国史研究》一文，虽然主要讨论清末的朝鲜亡国史研究，但也注意到康有为的《波兰分灭记》和梁启超的“亡国史学”，并以波兰亡国史为例，指出清末外国亡国史的书写是在晚清中国人借外国亡国灭种之惨状来警示国人，清末亡国史“编译热”是当时爱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随着学界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活跃，出现了若干从这一角度切入的论著，如美国学者卡尔·瑞贝卡(Rebecca E.Karl，又译柯瑞佳)的《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一书，从分析二十世纪中国人对国外关于亡国史文本的解读来分析“波兰”是如何被灭亡以及国民是如何反抗外国侵略的，从而使中国读者认识到“同种”“亡国”“人民”等术语之间存在的历史联系。该书以相当多篇幅讨论汪笑侬据《波兰衰亡史》改编的京剧《瓜种兰因》，该剧写波兰战败求和，割地赔款，名为外国史事，实际上处处影射清朝政府。该书通过此一剧本叙述中国所处的世界全球性及建构“国民”意识的重要性。2012年冯克学的硕士论文《波兰亡国史与晚清民族主义书写》认为波兰亡国史在与涉及民族主义的有关观念互动中推动了晚清民族主义的勃兴。该文介绍作为一般历史知识的波兰亡国史传入中国的过程与情况，对晚清介绍波兰亡国史的著作进行了文本解读，指出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与学者的阐释，“波兰”一词被塑造为“亡国”符号的状况。通过立宪派和革命派对波兰亡国史的解读与分析，探讨了晚清波兰亡国史如何与“国家观”“尚武观”“同种观”产生联系，并详细探讨了当时中国人对这些概念的认识[1]。

       尽管目前学界对于波兰亡国史的编译及其在晚清的传播情况，已有若干研究成果，但关于波兰亡国史书写如何演变，并无详细的研讨，上述论著都未对清末涩江保的《波兰衰亡战史》的汉文编译，作出清晰的表述。本文的重点在晚清波兰亡国史如何进行书写的演变过程的探讨，着力从魏源《海国图志》对西人关于波兰史文献的采辑为起点，研讨在晚清亡国史编译的系谱中最早出现的波兰，以及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波兰亡国史的书写和辛亥前“亡国史鉴”高潮中，中国知识人如何通过日本学者涩江保《波兰衰亡战史》的编译，利用“波兰”作为民族衰亡的政治符号来进行书写，并如何将这一符号有意识地提升为一种唤起民众族群意识、抗击清政府腐朽政治统治的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

一、《海国图志》引用西人地理学汉文西书中的波兰

       魏源《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发行于1844年，1847年经修订扩大为60卷，1852年增补为100卷。百卷本卷四十六“大西洋”有“波兰国沿革”，主要采录《职方外纪》《万国地理全图集》和《地理备考》三书②。据笔者所知，汉文文献中最早介绍波兰的是1623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该书是继利玛窦世界地图之后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人文地理的地理学汉文西书[2]255-288。该书卷之二“欧逻巴”部分有“波罗尼亚”的介绍：

       “亚勒马尼亚(拉丁语，即德国)东北曰波罗尼亚，极丰厚，地多平衍，皆蜜林，国人采之不尽，多遗弃树中者。又产盐及兽皮，盐透光如晶，味极厚。其人美秀而文，和爱朴实，礼宾笃备，绝无盗贼，人生平未知有盗。国王亦不传子，听大臣择立贤君，其王世守国法，不得变动分毫。亦有立其子者，但须前王在位时预拟，非预拟不得立。即推立本国之臣或他国之君亦然。国中分为四区，区居三月，一年而遍。其地甚冷，冬月海冻，行旅常于冰上历几昼夜，望星而行。有属国波多理亚(Podolia音译)，地甚易发生，种一岁有三岁之获，草菜三日内便长五六尺。”[3]95

       谢方解释，“波罗尼亚”为西班牙文Polonia的音译，1569-1795年成立统一的波兰共和国，艾儒略称其“国王亦不传子，听大臣择立贤君”，即缘于此。另外，《职方外纪》中有两处介绍波兰出产的“琥珀”：“海滨出琥珀，是海底脂膏从石隙流出，初如油，天热浮海面，见风始凝。天寒出隙便凝，每为大风冲至海滨”[3]95。卷之五“四海总说”“海产”部分再次提及“琥珀”，称“琥珀则欧逻巴波罗尼亚有之，沿海三千里皆是，盖为风浪所涌，堆积此地，土人取为器物。”[3]154琥珀是长期埋藏于地下经过化学变化失去挥发成分而达到稳定状态的树脂化石。所谓“海滨出琥珀”是指波兰北部波罗的海沿岸，以产琥珀闻名，在距今4 000-6 000万年的砂层中有大量不规则结核状、棒状或小滴状的橘黄色、棕色、红色琥珀。琥珀为中国人的喜爱之物，艾儒略重点加以介绍，显然是为了迎合国人的趣味。

       《海国图志》采辑的另一部述及波兰的地理学汉文西书是晚清葡萄牙人玛吉士的《外国地理备考》(Geography of Foreign Nations)③，该书是作者从大量的外文资料中选材，以十分流利的文言文写成的，当时就备受中国学者的重视，著名学者陈澧亲自为它校订，1847年被潘仕成的《海山仙馆丛书》辑录。该书卷首又称“新释地理备考”，在收录《海山仙馆丛书》前是否有过单行本，待考。后来该书又有部分为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一卷辑录出版。全书分10卷，卷1、卷2论自然地理，卷1分地理志、地球论、地球循环论、地球五星序秩、日月蚀论、地圆论、寒温热道论、经纬二度论、地球时刻道论、辨四季寒暑论等二十项，卷2分二十二项论述气、云、风、雷电、流星、虹、光环、日月重见、北晓、雨、雪、雹、露、霜、雾、冰、潮、水流、河、地震和火山等，文中附有地球循环图、四季寒暑图、经纬二度图、赤道图、黄道图、午线图、五道图、日月地球各星环道全图等16幅；卷3为邦国法度原由政治贸易根本总论；卷4至卷10为地球总论及啰吧全志、哑细哑洲全志、哑啡哩咖洲全志、哑美哩咖洲全志、啊噻哑呢洲全志④。该书啰吧全志部分述及波兰：

       “耶苏一千八百十四载，有啵啰呢哑国者，统归本国。其国土在北极出地五十度，起至五十五度止。经线自东十五度起至二十二度止。东至呃啰嘶国，西北皆连吥噜哂哑国，南接咖啦哑国。长约一千二百五十里，宽约八百里，地面积方约六万三千七百里。烟户三兆九亿二万五千口。土地平坦，多湖河间隔，田土肥饶，谷果丰登，林木丛茂，禽兽蕃衍，土产银、铜、铁、锡、煤、白玉、纹石、硫磺、磁器等物。地气温和。一望平阳，无山障蔽，北风甚烈，人莫能堪。所奉之教，乃啰吗天主公教，其余别教人或奉之，概不禁止。技艺稍庸，匠肆鲜少。通国分为八省：一名吗嗦哑(Mazovia)，首府名咓嗦哑(Warsaw)，乃省城也。每年由呃啰嘶国皇帝钦派总管官一员驻扎节制；一名咖啦哑，首府名嘧喉；一名三哆迷(Sandomia)，首府啦咚；一名咖唎嘶(Kalisz)，首府亦名咖唎嘶；一名噜啉(Lublin)，首府亦名噜啉；一名啵啰咯(Plock)，首府亦名啵啰咯；一名啵哒啦哑(Podlaqula)，首府名嘞；一名哑呜嘶哆(Augustow)，首府名囌咓。其国通商衝繁之地，乃咓嗦哑、噜啉、咖啦哑、咖唎嘶各等处。”⑤

       从译名上看，《外国地理备考》撰写时显然参考过《职方外纪》，不过在地名译成汉字上全部标识上“口”字旁。与采录《职方外纪》不同，《地理备考》在魏源《海国图志》的引文中作过很多的译名改动和内容删节，如将“呃啰嘶”改为“峨罗斯”或“厄罗斯”、“吥噜哂哑国”改为“布鲁西亚国”，几乎把所有人名、地名中的“口”字旁又一律去除⑥。“波兰”这一译名最早可能出现在1843至1844年郭实猎编纂的《万国地理全图集》，魏源引述该书后继续写道：“波兰国，昔日自主治民。因五爵相争，峨罗斯与奥地利亚、陂鲁斯两国，分夺其大半。道光十二年，效死乱叛，然交战十余合，不足抵御，自后仍归峨罗斯统辖。产五谷、蜜及木料。居民大半五爵之奴也。其都城曰挖稍城，居民十五万丁，其中三万犹太国人，好攘夺。”⑦

       可以看出，西人关于波兰的介绍大多属于比较客观的地理、民俗、物产的描述，《外国地理备考》虽有“每年由呃啰嘶国皇帝钦派总管官一员驻扎节制”以及魏源有“归峨罗斯统辖”等内容补充，透露出波兰衰亡和被俄罗斯征服的历史事实，但反映在《海国图志》中并无亡国史鉴民族主义感情色彩的书写文字。

二、维新思想家笔下的波兰亡国惨状之描述

       维新派在救亡图存的爱国改良运动中，非常重视利用史书这一载体。早在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廿一日(1896年8月29日)《时务报》第三册上刊载有梁启超的《波兰灭亡记》，该篇着力描述了波兰沦为俄之亡国奴后的惨状：

       “吾闻之波兰之再亡于俄也。俄人穷治倡义之党，凡迹涉疑似稍预其谋者，皆解往西比利亚及靠喀苏山，勒令充兵。迁波人三万至靠喀苏开垦荒芜，无许随带眷属，其人皆权爵绅富及为士者，槛车累累相属于道，如驱羊犬。田产没于异族，妻子夷为奴丐。一千八百三十五年三月，俄王谕波人自七岁以上，凡穷困及无父母者徙置边地。初则夜拘幼孩，继则白昼劫夺。其年五月十七日有长车一队，内置孩提无数，将解往西伯利亚展轮之际，其父母号哭攀援，愿与偕行军士怒殴伤踣地，或入车下，甘为轮蹄蹂死，血肉狼藉，阗衢溢轨。孩童途中仅食粗馒，有病即弃置于路既毙，其馒尚在其侧。乃至禁士民言语用波土音，令悉从俄人方言。书院、学塾咸习俄文，时有士子及少年潜聚伟埒那，用波土音问答，为逻者所执，遂科重罪。呜呼！国之不竞而受人缚轭，其荼毒之苦，岂可言哉！”⑧

       “波兰当一千六七百年间，固欧洲之雄国也，既而国政不修，君民上下习于疲软，在官诸臣贪惰夫职，民乱毛起，不能自救，公私困穷，日甚一日。至一千六十三年，俄命甘斯临为驻波公使，大出金帛以赂波人，于是，波廷诸臣皆有倚俄之心。甚至百姓欲为俄民者过半。是年十月波王卒，俄遂以兵强立所爱为波王，复与布立密约，有波兰王位不得循世及之常王死，则令百姓公举，如有擅立，吾两国共废之等语。六十五年，波国民乱，乞兵于俄，以遏寇虐，俄兵乘势如波，焚掳甚惨。是时波兰孱弱已极，廷臣皆俄所命，俄以波百姓尚多固结，阴以贿结其豪使，各相携贰，波廷惩兵乱之事，下令凡士民聚会讲论政学者，皆禁之，民气益衰。一千七百七十二年，俄、奥、布共立约，分波兰地，俄得一万九千八百方里，奥得一万三千五百方里，布得六千三百方里，强使波王上书献地求和，所余之地仅四万二千方里而已。土耳其特倡义师遏强扶弱，旋为俄所败，欧洲诸国皆惧俄威，惴惴自保，无复有过问波事者。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俄与布廷私议，欲尽灭波兰，免至遗民蠢动。九十三年率兵八万压波境。波弁哥斯基乌锁(Tadeusz ，1746-1871，今译科希秋什科——引者注)起义拒俄，不克，遁至意大利。九十五年俄、奥、布再分波兰地，逼令波王逊位，许岁给银二十万，以资食用，官欠债项，悉为代偿，波兰遂亡。及亚历山德即俄王位，噢咻波民叠沛恩施，视俄人有加。一千八百十八年三月，亲至波兰辟议院，谕于众曰：尔国先世本有议部，今所以复设者，因尔民智慧，能识大体，故以此权相畀，吾非不欲使俄民共循此例，奈粗忽愚顽不敢遽授以柄也。波人悦其言，深相信爱。时俄以柴洪石为波兰总督，监理国政，而王弟君士但丁公为大将军，总督之命是从，受欺于王也，不省又废。波人新闻纸馆无许印售。波民之充兵者，皆散归，波兰全土既归三国版图。及拿破仑起于法，尝许波人自立，称华沙侯。拿破仑败，各国大会于维也纳，议定为王国，以俄帝兼之。其后波民屡怀再造。一千八百三十年至三十五年，一千八百六十三年至六十五年两次倡议血战，频年或以将帅失机，或以军民不习，或以众寡悬殊，卒被强俄摧陷廓清，废波兰总督为圣彼得堡直隶，波兰再亡。”⑨

       最后部分为“论曰”：

       “俄之鲸吞蚕食诸国，以自广大，虽由兵力抑亦有权谋焉，或尊其教门以诱之，或结为婚姻以伺之，或通其权贵以胁之，以此道墟人国者，匪一姓矣！波兰既内政不修，积弱滋甚，家有狐鼠，乃欲倚虎狼以自壮，乃至择肉以食，始相顾失色，无可为计。谥为至愚，不亦宜哉！大地兵气日结日深，好仁之士，倡为公法学，冀以大义，遏强暴扶弱微。余观俄、布、奥三国结无道之约，出无名之师，瞯然取二十四万里之地，而瓜分之诸国袖手莫敢，谁何乌睹所谓公法者乎！不图自强而欲庇大国之宇下，藉他人之保护，呜呼！则足以速其亡而已。今夫邻俄之国若瑞典、若丹麦，其地其民未有以逾于波兰，而至今岿然尚存，然则波兰者其亦自亡而非俄之亡之也。”⑩

       《波兰灭亡记》篇幅虽然不长，却是晚清学界第一篇研究波兰亡国史的著作。1901年梁启超撰写《灭国新法论》，连载于1901年7～8月的《清议报》第85、86、89册上，将波兰亡国史作为“灭国新法”中“以煽党争灭之”的一大典型(11)。

       1898年康有为撰有《波兰分灭记》。这是百日维新后期，康有为为使光绪皇帝“持之以坚”，将新法推行下去而进呈的一部重要著作。张伯桢《万木草堂丛书目录》等书，均称此书于戊戌政变时“抄没”。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有戊戌进呈的原本，凡二函，除序言外，共有七卷，分订为三册。书内均为白纸无界格，墨笔书写，字体工整。每一册扉页右下方都有作者署名：“工部主事臣康有为撰”[4]432-433。全书每卷又分若干问题来叙述，依编年体论述，其纲目分别为：波兰分灭之由第一、波兰旧国第二、俄女皇卡他利那专擅波兰第三、俄使恣捕波兰义士第四、波兰志士谋复国权与俄战第五、俄人专擅彼王废立第六、俄土争波兰义士起爱国党第七、普奥俄分波兰之原第八、俄胁波兰废其变法为第二次分割第九、波兰第三次分割而灭亡第十。康有为编纂此书的中心思想是通过剖析波兰在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宠臣波乃多斯(今译斯塔尼斯劳斯·波尼亚托夫斯基)当政时期，分别于1772、1793和1795年接连三次惨遭俄、普、奥等国瓜分的历史事实。18世纪后半期，波兰中小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在西欧启蒙运动影响下，发起爱国革新运动，但受到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武装干涉。1772年，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波兰进行了第一次瓜分，通过叙述波兰因政治腐败，从一个欧洲大国终被强国瓜分灭亡的历史，来警示光绪皇帝，动员士大夫参加维新运动。康有为在书中分析波兰灭亡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当权的贵族大臣冥顽不化，竭力阻挠改革和压制爱国人士，对于“有言新学者，则斥之曰异端；有言工艺者，则骂之曰淫巧；有言开矿者，则阻之曰泄地气；有言游历者，则诋之曰通敌人；有言养民者，则谤之曰倡民权；有[言]立国会者，则禁之曰谋叛逆。凡言新法、新学、新政者，无不为守旧者所诋诽攻击，甚至倡造谣言，颠倒是非，使言变法者为之噤口结舌；并多设机械，思陷害而中伤之”[5]406。遂使波兰因循苟且，日益陷入衰弱不振之境地。二是波兰国王畏惧和依赖侵略性很强的沙俄，不仅不起用有识之士，而且还帮助捕杀波兰爱国者；贵族大臣则为沙俄所收买，国人又轻信沙俄：“俄使虑国党的猖獗，命波兰王捕义党，波王恐怖从则触俄怒，勉强从命，时廷臣亦均受赂，莫不承顺。”他多处提及“波兰王瘠弱畏怯，为俄公使所掣，常挟之以令波人。”[6]419-420波兰人民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议会曾于1791年5月3日通过了《五三宪法》，叶卡捷琳娜二世再次对波兰进行武装干涉。1793年，俄普两国对波兰进行了第二次瓜分。1794年，波兰人民在民族英雄科希秋什科领导下举行起义，旋为俄所镇压。1795年，俄、普、奥三国对波兰进行了第三次瓜分。康有为在书中揭露沙俄出动军队，收买贵族大臣，最后公开瓜分波兰的惨痛史实，指出“俄为虎狼之国，日以吞并为事，大地所共闻也”。接着还写道：“波兰王与其母累为俄吏所辱，其后妃皆为俄人虏去，淫辱百至。”波兰王的母亲侮辱饮药而死，波兰王最后也忧郁而死[6]422。康有为特别强调波兰亡国的原因，是由于变法迟延，致使俄普两次分割，国主才臣遂欲变法而守旧贵族大臣阻拦，及经第三次分割后，举国上下皆欲变法，但俄人干预，出兵包围议院，勒令废新法守旧章，此后不几年而灭亡。他恳切期望光绪皇帝“日夕不忘波兰亡国之覆辙，有发愤为雄之思”，“观于波兰之分灭，而知国不可不自立也”。同时，联系中国的现实，指出“我为辽东之归地，实藉俄力，而以铁路输之，今岁则以旅、大与之。动辄阻挠，我之不为波兰者几希！今吾贵族大臣，未肯开制度局以变法也。夫及今为之，犹或可望；稍迟数年，东北俄路既成，长驱南下，于是而我乃欲草定宪法，恐有勒令守旧法而不许者矣。然则吾为其为波兰乎？而守旧阻挠变法者非助俄自分之乎？”[7]397

       《波兰分灭记》各卷均以叙述波兰史实为主，而分别以“臣有为谨按”的形式，附加的按语计：卷一、波兰旧国第二末，按语67字；卷二、波兰志士谋复国权与俄战第五末，按语65字；卷三、俄人专擅波王废立第六，按语四段共338字，卷四、俄土争波兰义士起爱国党第七末，按语128字；卷五、普奥俄分波兰之原第八中，按语119字；卷七、波兰第三次分割而灭亡第十末，按语147字[8]。在序言和各卷的按语中，康有为以充满感情的笔触，有的放矢地详细分析了波兰国王守旧不变，与民隔绝，不敢大胆拔擢勇于变法更张的仁人志士，结果被沙俄等国“蹂躏而蚕食之”，绘声绘色地勾画了一幅“涂炭其衣冠，系缧其贵族，肝脑涂地，血流成河”，令人毛耸发竖的分灭图[7]397。在按语中，康有为指出波兰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国王优柔寡断：“以波兰王之明，决意变法，可谓贤主。而内制于大臣，外胁于强邻，因循不早计；遂至于国亡身辱，妻子不保，备受古今寡有之酷毒。”[6]422-423

       康有为的《波兰分灭记》不是单篇的文章，而是一部主要叙述波兰亡国的惨痛教训及其灭亡原因的有系统有体例的史学著作。康有为进呈《波兰分灭记》已值百日维新后期(1898年8月中旬)，其目的并非仅仅是告诉中国读者为何要学习波兰史和如何学习外国变法，而是痛切地吁请光绪帝本人尽快开设制度局，“百废庶政，一切更始”，否则，“我真为波兰矣”[5]406。该书还常用比附的手法，来说一些不便直说的话，如借述波兰守旧大臣对变法的阻挠，旁敲侧击地揭露中国顽固派的类似行为，希望光绪扫除变法的阻力，把变法进行到底。他以《波兰分灭记》为光绪皇帝提供一个由于变法不及时、不果断，遭到守旧派破坏和外国干涉，以致变法失败，被瓜分灭国的惨痛教训，以此作为前车之鉴[9]85-90。该书进呈后深深地刺痛了光绪皇帝，正如康有为所说：“当万寿后，进波兰分灭记，言波兰被俄奥分灭之惨，士民受俄人荼毒之酷，国王被俄人控制之害，守旧党遏抑之深，后国王愤悔变法，俄使列兵禁制，不许变法，卒以割亡，哀痛言之。上览之为之唏嘘感动，赏给编书银二千两”[10]155。

       戊戌维新期间，梁启超、康有为分别所写的《波兰灭亡记》和《波兰分灭记》，着重探讨波兰亡国的原因，提醒国人，如果不变法维新，最终难免波兰被瓜分的命运。在百日维新后期，康有为将《波兰分灭记》进呈光绪皇帝，以波兰被瓜分为例，希望光绪皇帝鼓足勇气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政体改革。两位维新派思想家都是希望借助“波兰亡国史”作为戊戌变法维新的重要思想资源，以实现其政治动员和政治行动的目标。

三、“亡国史鉴”高潮中进入中国的涩江保及其《波兰衰亡战史》

       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成了一只屠宰场上的羔羊，英据长江流域，法据两粤云南，德据山东，日据福建，俄视东三省为脔肉，美则择肥而噬，先进的中国人感到一种“神摧心碎”的痛楚，他们不禁自问：“何吾民麻木不仁，如死灰槁木，为奴为隶而不关痛痒也。语曰哀莫大于心死。一人心死，犹且不可；一国心死，亡无日矣。”[11]于是，波兰亡国史的编译再次出现高潮，据笔者所见，日本学者涩江保的《波兰衰亡战史》先后至少出现过三种中译本：一为1901年译书汇编社所译出的第一册本；二为1902年江西官报社推出的陈澹然译述《波兰遗史》本；三为1904年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印刷、上海镜今书局发行的薛公侠译述的《波兰衰亡史》本。

       涩江保(1857-1930)，本名成善，小字三吉，通称道陆，执笔著译号署“羽化”“羽化生”“羽化仙人”“羽化仙子”“乾坤独步”“涩江易轩”等。他出身于江户的书香门第，其父是日本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涩江抽斋(？-1858)，涩江保是抽斋第七个儿子，为抽斋第四个妻子五百所生。家族世代为弘前藩(今青森县弘前市)藩医，抽斋精通医学和儒学，1844年为官立医学馆讲师，著有中国古籍解题书《经籍访古志》、医术著作《素问识小灵柩讲义》《护痘要法》等。涩江保自幼好读书，四岁便开始从师学习儒学，随多云纪从学习中医，1871年3月，15岁的涩江保只身前往东京，入尺振八的共立学舍学习英语。1875年1月29日，涩江保毕业于师范学校，先后任教于浜松师范学校、浜松变则中学校、浜松中学校等。期间他翻译了《小美国史》，由万卷楼出版社出版。1879年10月他辞职进入庆应义塾深造。1881年9月，为养家糊口他出任爱知中学的校长。他在博文馆等出版社出版各种著译多达百五十部。1891年至1898年间仅博文馆出版的书籍就多达60种，平均不到两个月就有一本书。重要的著译有《国民锦囊》《小学材料西洋妖怪奇谈》《高等小学万国地理》《小地质学》《普通教育学》《简易体操法》《希腊罗马文学史》《独佛文学史》《社会学》《历史研究法》《人类学》《泰西妇女龟鉴》《万国发明家列传》《西洋事物起源》《记忆术》《催眠术》《英学全书》(第一至第四读本注释)，以及“通俗教育全书”“通俗百科全书”“通俗世界地理”等(12)。

       涩江保的《波兰衰亡战史》原书是由日本近代史上最著名出版社之一的博文馆(13)推出的。该馆由大桥佐平(1835-1901)1887年(明治二十年)创办于东京本乡，休业于1947年。在六十多年的历史中，博文馆以出版发行大量图书杂志所形成的巨大影响，在日本近代出版界构筑了“博文馆时代”。至明治时代结束时的1912年，博文馆共发行杂志70种，其中有大型综合性月刊《太阳》(1895-1928)、《文艺俱乐部》《少年世界》等；出版图书单行本1 685种，出版“丛书”“全书”“百科”等系列130套、2 376本，其中有大型系列丛书“通俗教育全书”“帝国文库”“帝国百科全书”“家庭百科全书”等，前后出版书籍多达4 061种。诸如严谷季雄《魔法博士》(1899年)、久保得二《日本儒学史》(1904年)和《近世儒学史》(1907年)、《日露战争实记》(1904年)、佐方镇子《礼式与作法》(1911年)等，都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博文馆还出版有不少有影响的地图，如《日露折冲全局面大地图》(1904年)、《日本海海战图》(1905年)等(14)。1913年至1914年博文馆推出有三岛毅、服部宇之吉、高瀬武次郎监修的“中国古典文献丛刊”，收录毛利贞斋和久保得二注译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千叶玄之、久保得二译注的《唐诗选·三体诗歌》；神田白龍子、久保得二译注的《孫子·呉子·司馬法·尉繚子》《三略·六韜·太宗問答》；田興甫、久保得二译注的《蒙求》；宇野東山、久保得二译注的《诗经》；宇都宮遯菴译注的《小学》；簗田勝信、久保得二译注的《近思録》；笑雲和尚、久保得二译注的《古文真宝》等。李冬木指出：“博文馆的出版事业在明治时代的迅速发展，当然是顺应了时代启蒙要求的结果。探讨它的出版物以及制造这些出版物的为数众多的启蒙思想家、评论家、学者、文学家、翻译家和遍布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著述者与明治启蒙时代的关系，将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课题。”(15)博文馆的出版物，在清末已受到中国出版界的注意，如广智书局1903年译刊有博文馆的《日本维新三十年史》、1906年出版有赵伸译出的《日俄战纪本末》等。

       非常有意思的是，经历了1894年至1895年甲午战争和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的中国和日本的知识界，都对战争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李冬木的统计，从1890年1月至1898年1月的八年间，博文馆先后推出涩江保著译多达50多种。内容从历史到地理，从人类学到电气世界，从文学到催眠术，再到几何、算术、体操、妖怪学、手工学等，其中关于西方思想、历史和文学的编著占了相当的分量。如收录1890年1月推出的“通俗教育丛书”100册中涩江保之译著有22种；收录1892年1月“女学全书”的有《泰西妇女龟鉴》；收录1892年7月推出的“寸珍百种”的有《万国发明家列传》《西洋事物的起源》《记忆术》《催眠术》等，其中又以1894年9月起出版“万国战史丛书”最为引人注目，涩江保著译有《独佛战史》《拿破仑战史》《英佛联合征清战史》《露土战史》《米国南北战史》《普奥战史》《波兰衰亡战史》《印度蚕食战史》《伊太利独立战史》《米国独立战史》《希腊独立战史》《英国革命史》《佛国革命史》《普鲁士国厚礼斗益大王七年战史》《历山大王一统战史》《希腊波斯战史》等24册，这套读物在当时日本的出版界被誉为战史读物的“杰作”(16)。

       涩江保《波兰衰亡战史》原书完成于1895年，分两册。1901年译书汇编社所译出的第一册本《波兰衰亡战史》，译本分三编十二章，在《绪言》的开篇就推论波兰灭亡的三大原因，一是“国王公选之弊”，这是导致“国内朋党因之而起”，“各党分立，互相轧轹，人心无所统一。外国遂乘其隙，啖以贿赂，渐启干涉之端，胁迫鱼肉，无所不至，终为所并”；二是“外国干涉之祸”，特别揭露沙俄的侵略阴谋，认为“祸之未成，防之则易。祸之即发，救之也难”。三是“人民不得与政治”，“波兰虽奉行公选之制”，但实际上一切均由“贵族跋扈”，“人民不与”。人民不得关心和参与政治，以致“人民之视国家如路人，而视国家大事，不异对岸之观火”。认为“民者国之本”，“国之祸，国受之；国受之，非于民之外，别有所谓国者。以受之也，则同而已矣。民既不知国事，则本拨矣，而欲以之当豺狼之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顾燮光在论及该书时指出：“波兰者，西方之大国也，其版图仅小于俄，兵强极于一时，未几为俄、普、奥三国瓜分，贵族民人同沦灭亡，可悲也夫。是书分三编，总论共十二章，推论波兰灭亡之三原因内，一国王公选之弊，二外国干涉之祸，三人民不得与政治之故，言之极详，堪为殷鉴。惟推其受祻之深，则在教徒之互相侵虐，俄人乃乘瑕，肆其要挟，教之足亡人国，可不惧哉。”(17)《中外日报》1901年12月19日刊登有“波兰衰亡战史出书”的新书广告，称“是书于波兰三分之始末，篇中所记俄公使之阴弄权术，波志士之身殉国家，尤足警心。今者俄势东渐，一占旅顺，尚思再占满洲，散尔土连氏故技及欲演及吾中华。愿人之一诵是篇，知俄人之蓝本有在也”。

       光绪十九年(1893)举人陈澹然(1859-1930)曾将涩江保的《波兰衰亡战史》译为《波兰遗史》，1902年由江西官报社出版。译者没有完全按照涩江保原书的体例直译，而是“谨仿纪事本末例，约之仍其篇目体例而参以龙门之义如此。原本人名地名前后参错不一，盖作者杂取西书译音互异，改正殊艰，莫衷一是”。译本分两编。第一编篇首为“波兰总论”，第一章“波兰立国”、第二章“戎王治国”、第三章“俄瑞谋波”。第二编“波亡之原”分四章，第一章“俄王之虐”、第二章“义士恢复”、第三章“法救同盟”、第四章“三国分波”。译本采取原本既注西历纪年，又间注中国纪年的方法，但译述过程中，陈氏也参考了涩江保的其他著述，如第一章上“波兰立国”中叙述哥白尼时称：“歌伯尼者，波兰国笃仑人也。生西历千四百七十三年(明成化九年癸巳)至千五百四十三年(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乃卒。尝究太阳绕地球与地球绕太阳二说者，著《天体运行论》，曰在地球上望太阳，若太阳绕地球者，其实不然，地球有二旋转，一为日旋，一为岁旋。日旋者谓地轴每日一旋，岁旋者谓地球每岁一周太阳也。是论在当时颇为世诟，若天主教徒且以为背戾《圣经》真理所村终难磨灭，故千古宗之。(事详涩江氏《万国发明家列传》)”书中还有多处对涩江保其他著述的引用，如注曰“涩江氏《希里米战史》”“涩江氏《万国地理》”等。书中还参插有陈澹然以“晦僧识”的考证，如第二编第二章未有：“按是书原本抵牾不可胜数，其各国人名地名前后参错，固由翻译之殊已难稽考，如前编所称波落机伯起兵复仇而不详名氏，是篇波落机伯请土军移俄地，且载加密越尼伯僧正有逐俄招土之讥，则是土军之来波落机伯实招之，已而其事亦不详。又如是篇所载千七百六十九年布鲁斯吉父子已死，后载千七十年布鲁斯吉复为波帅，皆其抵牾之尤甚者。”《译书经眼录》称：“陈澹然重订，体例与羽化生所译同，文笔简雅过之。盖陈君治古文家言，故能一洗繁冗也。”(18)

       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该书“丙辰”(1916年)的重印本，出版者不详。陈澹然称“癸卯(1902年)吾客江西，日俄难作，惧国人昵二国蹈波兰覆辙也，乃取而删削之，等《官报》以昭天下，今阅十余年，内难屡作，士大夫竞法波兰”，故重刊该书以警示天下“以免为奴”。他在重版序言中写道：

“波兰之亡，始于党人各连异国，异国乃乘而灭之，与今中国等。波兰者，波罗的海滨大国也，其灭距今不过百年。当俄女皇喀挞哩十二世始谋吞灭，普王福来台利克与波兰邻而妒之，于是说俄奥合三国之兵分割其土地，戎车三驾，而波兰以亡后之人，观俄使之擅威福、弄机权，及其贵族可思、休思可身殉家国，未尝不喟焉。流涕股鉴不远，能不寒心。吾国自甲午之师，大臣忿日本割辽南，类思昵俄，以伸其郁塞；张文襄首请割新疆于俄，以求雪耻；李文忠深痛马关之约，然后东三省铁路寖入于俄。迨甲辰俄日战兴，南满路权归日，日祸转剧于俄，至甲寅青岛战作，东蒙齐鲁势入强邻事乃不可为矣。综观日人谋我，始于户水宽人并吞支那策，大旨助南独立断北饷源，然后入满蒙，扼京师扫荡中原，再图南下，今滇黔桂粤竞抗北庭，南北纷孥，靡不惟邻，是赖户水奇略，吾国人盖已甘之其祸，不至波兰不止，呜呼！岂非天哉！”

       《波兰衰亡史》1904年还有薛公侠(1876-1944)译本，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印刷、上海镜今书局发行。薛公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秀才，因受康梁“戊戌变法”的影响，毅然放弃科举仕途，致力于新思想、新知识的传播，曾留学日本，协助金松岑翻译过《三十年落花梦》。该书分六章。第一章“发端”分四节，一绪言、二波兰之初代、三约翰索巫斯几传、四瑞俄干涉波兰。第二章“波兰分割之近因上”，分三节，一俄帝伽陀厘对于波兰之举动、二志士之被捕及国会之解散、志士之拒俄。第三章“波兰分割之近因下”，分四节，一俄攻土耳其、二法助同盟党、三同盟党之计画不成、四同盟党之解散。第四章“波兰第一回分割”，分四节，一普奥俄之联合、二三国之政策及其同盟、三三国分割之辩解、四波兰初分割。第五章“波兰第二回分割”，分四节，一改正宪法之谋、二波兰与普结同盟及新宪法发布、三俄军普军之入波兰、四波兰再分割。第六章“波兰第三回分割”，分四节，一爱国党举兵之谋、二哥修士孤(今译科希秋什科)略传、三爱国党与俄普两军战、四波兰之分割而亡。附录“波兰灭亡后之状况”，包括建立哇沙公国、俄领波兰普领波兰奥领波兰、康士但丁公之暴虐、波人之举义旗、阿达麻公略传、波兰军之败绩、俄军人哇沙、呜呼波兰灭、波兰近来之举动等十节。着重介绍在波兰沦亡的过程中，波兰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多次举行大规模起义，涌现出了塔·科希秋什科、扬·基林斯基(Jan )、扬·董布罗夫斯基()、爱·邓鲍斯基(Edward Dembowski)、约·贝穆(Józef Bem)、瓦·符卢勃莱夫斯基(Walery Wróblewski)等一批民族英雄和爱国将士。该书前有柳亚子(署名“中国少年之少年柳人权”)的序言。当时年仅18岁的革命青年柳亚子，读了《波兰衰亡史》译本不胜慷慨激昂，更加激发起反清革命的热情，他在《序》中写道：“痛莫痛于丧心，哀莫哀于亡国。虽然亡国亦有别矣，孑遗之民不知覆宗绝祀之惨，奴隶牛马之辱，而靦然安之淡然忘之，浸假以至于指鹿为马认贼作子，以他人之国为我国，以他人之君为我君……自台澎倾覆以来，神州陆沈，胡虏横行二百年矣。漫漫长夜中原之王气全消，粥粥群雌，大王之雄风安在？我可怜之同胞，乃并种族华夷之界而沦胥于黑龙江祸水之中，遑问驱除光复之事业哉。”他认为清末中国已经面临着如波兰一般被瓜分的困境，然国人的奋发救亡之决心反不如波兰志士：“寰海既通，欧风大扇，半开之士慑于瓜分豆剖之祸，辄奔走呼号以回一世之视听，而中国将为波兰初不自今日始。以精神言，中国将来为波兰而不可得，不见夫拒俄诸志士前援后继，项背相望；临之弹雨枪林而不惧，投之冰天雪窖而不悔乎！”在日俄战争之际，正当“波兰义勇军之檄文传诵于五洲”之时，“岂知湘淮之元老、戊戌之党人甘为伪朝功狗以子荣也”。他激励广大中国读者，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应该学习波兰的“爱国党之团结，哥修士孤之运动”，敢于“扬旗击鼓，问罪于圣彼得堡”的斗争精神，学习波兰籍人士参加俄国“虚无党”进行反对沙俄统治的英勇气概，指出国人只要“能如波兰不忘祖国之精神，则彼异种称王者，即断不能久践我土而久食我毛、矧势力范围之初定者耶！”柳亚子称“吾友蛰龙译《波兰衰亡史》，于保种敌忾之旨三致意焉。十年血战，九世复仇，波兰之成功不远矣”，他的根本希望是中国人能读了涩江保的《波兰衰亡史》，更使“我民族其猛醒，我民族其借鉴，我民族其毋自馁”，勇敢地起来争取民族自由独立的斗争(19)。

       涩江保《波兰衰亡战史》的重点是放在赞扬波兰志士在亡国过程中反抗侵略的英勇行为。三种译本的译者和柳亚子也旨在通过波兰亡国过程中革命志士对外国侵略、国内暴政的抗争和亡国后争取复国独立反抗的事迹，激发国人仿效波兰志士浴血斗争、反抗侵略、谋求民族独立的尚武气节，从而积极投身反清的民族革命。如1901年5月10日在日本东京正式发刊《国民报》，由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秦力山、沈翔云等主办创刊，该报1901年第2、3、4期连载的《中国灭亡论》，也以波兰志士不甘亡国奋起反抗的事迹激励国人：“波兰之亡也，以死战而亡，亡之烈者也”[12]89。此一时期激进知识分子翻译《波兰衰亡战史》的很大原因，不仅仅探讨波兰之所以亡国，还在于通过波兰爱国志士反抗外国奴役、争取民族独立的事迹之介绍，进一步指出波兰由一个已经灭亡的国家，转变为一个仍有志士寻求复国孜孜不倦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国家，所谓“国亡民不亡”，“波兰之国既亡矣，其民族之精神犹俨然在也，其兴也吾未可决也！”[13]838“波兰祖国形势虽亡，波兰民族之精神不可亡”[14]。民族精神在，就仍有恢复独立之希望。

四、作为民族主义符号的波兰亡国战史

       《波兰衰亡战史》作为一种民族主义的符号，当时就引起过很多读者的注意。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一月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的周作人日记中多次记录的博文馆读物有两种，即1898年出版的大桥乙羽著《累卵东洋》(有忧亚子的中译本)和1895年出版的涩江保著《波兰衰亡战史》。鲁迅在赴日留学前回绍兴探亲时将两书留给周作人，周作人曾反复阅读该书，如光绪二十八年一月卅日(1902年3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波兰衰亡战史》系洋装本：“可喜之至”[15]317。“可喜”是说获得此书如获至宝之意。二月初七他将该书读完，三月十九日(4月26日)再读称：“读竟不觉三叹”[15]329。“三叹”自然是叹波兰之惨状和波兰志士之复国的勇气。七月初七(8月29日)记录的在“灯下看《波兰战史》”[15]345，恐怕还是涩江保那本《波兰衰亡战史》。

       郑观应在读了《波兰衰亡战史》一书后写有长诗：

       “俯仰天地察人国，消长存亡理可测。环聚星斗成天球，汇合山海为地域。人汇精血通百骸，乃能耳目各司职。恍悟小团成大团，智者不废团体力。临莅亿兆南面王，抚驭九有贵尚德。民为邦本语岂诬，上下维系相辅翼。降及叔季专制严，民瘼膜视臣粉饰。威福专恣病闾阎，重足而立目尽测。甚或防民如防川，钳制缚手苦遏抑。不知民智能富强，只识愚黔无曲直。一旦溃决不可收，群情涣散运否塞。股肱心膂将安求，空拥尊权成孤特。我读《波兰战史》篇，每为掩卷长太息。治乱休戚漠不关，驯至两雄(谓俄普割据)相僭逼。若使平时早合群，开诚布公泯忌刻。君民一心互维持，奚致鲸吞并蚕食。维新善法何不行，痛为庸臣私意惑。(可知专制君非英明不可)悠忽荏苒百余年，(今距波兰灭亡百有余年)后车不鉴前车轼。令我扼腕更拊髀，鹰瞵虎视心怆恻。借词保护干内政，不独官为彼黜陟。(官之黜陟、税之轻重，皆内政，竟有不能自主者。)纷索租界归自治，执柯伐柯计狡极。(借官势勒商民受亏，购地给官价，铁路不纳税，就占地招土民练兵。)庚子、辛丑约尤甚，毁大沽炮台天津城墙，索禁地为各国租界，筑炮台驻兵防守)江山惨淡无人色。正是卧薪尝胆时，发愤为雄当石泐。非我族类心必异，楚材晋用防奸慝。俄用外人须入籍，无分东西与南北。所幸圣明庆当阳，丕振新机快胸臆。倘更独秉乾健纲，讵逊明治大彼得。发扬腾踔起争雄，百艺精通培材识。参订宪法立公民，通商惠工勤货殖。旁通曲畅隔阂情，大开明智当务亟。洞辟议院抒下情，欧美成法堪取则。况复亚圣垂名言，民为贵兮次社稷。枨触波兰发浩歌，敢金人三缄默。寄语努力图自强，起视新运目净拭。”[16]1350-1351

       不过郑观应没有说明他所读为哪一个译本。

       由宋教仁、黄兴于1905年在东京创办清末中国留日学生革命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该刊1905年6月第一期上载有《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一文，作者卫种也以波兰衰亡史为例，激发中国国民的爱国热情：

       “就令分割之祸立见，而分我国者，亦未必一次而可尽。俄普澳之分波兰也，第一次在一七七二年，至一七九二年，将为第二次之分割，及一七九五年，乃为第三次之割尽；其中非无恢复之机也，而卒抵于亡者，由波兰之民，其爱国心不普遍，不能统一，故屡起而屡败。吾不惧列强之分割，而惟望我国民之振兴。不宁惟是，即使全国既属于他人，若我国民之爱国心日加发达，则伺候尚足以独立也。一七七九年之美国，实其前征；而客岁又有马加奈独立之事，是皆我师也。吾更不患支那之亡，而惟望我国民之爱国。”[17]68

       1903年杨笃生署名“湖南之湖南人”所写的《新湖南》分为六篇，主要有“绪言”，“湖南人之性质及其责任”，“现今大局之危迫”，“湖南新旧党之评判及理论之必出于一途”，“破坏与独立”等。卷首附有湖南省全图。初版刊行于日本，1910-1913年曾两次重刊，对当时思想界影响颇大。作者在第三篇“现今大局之危迫”多处以波兰衰亡史为例：

       “波兰之见分于俄、德也，禁用波语、禁用波文，其有产业者为地主者，尤为俄、德人之所排斥，必欲倾其产罄其蓄积而后已。彼其于同洲同种者尚如此，于吾族则何爱焉？”“俄人之于波兰也，以波兰人攻波兰人，以波兰人杀波兰人，波兰人之构祸也益深，而抵抗俄人之力乃益弱。一旦借波兰之主权，斩杀其志士数百人，坐徙西伯利亚者又数万人，稚子弱妇，宛转顿踣于车轮马足之下，遂与普、奥裂地而自私之；波兰民裂眦泣血而位如之何，至今不得复其国名焉。故波兰人股栗胁息于俄人衔辔之下者无他，俄人以波兰攻波兰之效也。”[13]624、627-628

       书中虽有批判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派的保皇言论，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但所述《波兰衰亡史》的不少字句，颇类似梁启超的文字。

       20世纪初，在一片警惕俄国觊觎中土及防止诸列强在华掀起“起瓜分豆剖势”，以免中国步“印度、波兰前车”之覆辙的呼声中[18]，“波兰”还多次进入各类学校的考题，如1901年上海求志书院辛丑春季课题为“论俄并波兰始末考”[19]；1902年京师大学堂开办速成科，招考仕学师范两馆学生，也是以“波兰”为考题，其中九月第一场的论题：“问波兰内政之腐败，未必过于土耳其，然波兰分而土耳其存者，有其故欤！”[20]根据《申报》馆宁波访事人报道：浙江提督学政张燮钧在1902年11月份举办的“宁属各学生员经史时务策论”中，有“问波兰与俄仇深于燕齐，突厥罪浮于桀纣，故俄之分波也，借口复仇，其征突也。托言吊伐，此固志在吞灭而故为辞，然亦其义有可附丽否，试平心论之”[21]。课考在青年群体中往往有重要的知识引导作用，“波兰亡国惨状”和“革命志士哥修士孤”的激昂慷慨的陈词，也因此常常出现在各类学生的作文表述中。

       汉文文献中关于波兰的历史书写，最早可以追溯到1623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19世纪中期葡萄牙人玛吉士的《外国地理备考》中已透露出波兰衰亡的信息，魏源《海国图志》所采辑的这些西人汉文文献中并无民族主义感情色彩的文字。1896年8月29日的《时务报》刊载的梁启超《波兰灭亡记》是晚清亡国史编译的系谱中，最早从亡国史鉴的角度描述的波兰；之后康有为撰有《波兰分灭记》，两位维新派思想家借助“波兰亡国史”作为变法维新的重要思想资源，旨在实现其政治动员和政治行动的目标。甲午战后，波兰亡国史引发了日本和中国知识界的浓厚兴趣。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后，波兰亡国史的书写在中国再次形成高潮，日本博文馆出版的涩江保所著《波兰衰亡战史》在1901至1904年间进入中国并先后出现了三种译本：一为1901年译书汇编社所译出的第一册本；二为1902年陈澹然译述《波兰遗史》；三为1904年薛公侠译述的《波兰衰亡史》。在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波兰”再次作为民族衰亡和振兴民族的政治符号进入史书的书写谱系，这一符号还被有意识地提升为一种唤起民众族群意识、抗击满清腐朽政治统治的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

①全文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25-355页。此外，杨玉良的《未刊行的康有为两部著作——〈波兰分灭记〉、〈列国政要比较表〉简介》(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4期，第62-67页)、孔祥吉《从〈波兰分灭记〉看康有为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主张》(载《人文杂志》1982年第5期)、刘雅军《“衰亡史鉴”与晚清社会变革》(载《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等，都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角度介绍和讨论过波兰亡国史。

②参见陈华等点校本《海国图志》中册，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320-1322页。

③玛吉士(José MartinhoMarques，又译若瑟·马丁诺·马葵士，1810年3月2日-1867年7月4日)，或将他题为“大西洋玛吉士”。直到1987年7月，一批广州学者来澳门，在澳门学者的帮助下查出他就是久居澳门的马葵士(Marques)家族成员之一。(《澳门日报》1987年7月13日，八版、九版；参见谭志强：《澳门与中国近代国际关系知识之引进》，载吴志良主编《东西方文化交流》，澳门基金会1994年版，第190页)他1810年3月2日生于澳门风顺堂区，1867年7月4日死于该堂区。自幼求学于圣若瑟修院，是江沙维的学生。他的粤语和官话都十分娴熟，中文造诣颇高，毕业后在澳门政府当翻译官，许多中葡来往的文件是由他翻译的。1847年，他应聘赴北京任法国驻华公使馆翻译，晚年回到澳门潜心研究汉语。在双语方面有极高的造诣。他曾编刊有《音乐要素》(或称《音乐基础读本》)和《中葡字典》(或称《汉葡词典》)。参见李长森：《对华语学校创建有影响的人物及建校初期的校长——澳门理工学院语言暨翻译高等学校百年史研究之八》，《澳门理工学报》2011年第1期；刘羡冰：《双语精英与文化交流》，澳门基金会1994年出版，第42-43页；赵利峰、吴震：《澳门土生葡人汉学家玛吉士与〈新释地理备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④参见[葡]玛吉士：《新释地理备考》，海山仙馆丛书1849年(道光己酉年)版，卷一。

⑤参见[葡]玛吉士：《新释地理备考》，海山仙馆丛书1849年(道光己酉年)版，第45-46页。

⑥上述一段，《海国图志》的删节文为：“耶苏一千八百十四载，有波罗尼亚国者，统归峨罗斯国。东至峨罗斯，西北皆连布鲁西亚国，南接加拉哥维国。长约一千二百五十里，宽约八百里，地面积方约六万三千七百里。烟户三兆九亿二万五千口。土地平坦，多蝴河，饶谷果。产银、铜、铁、锡、煤、白玉、纹石、硫磺、磁器等物。地气温和。一望平阳，无山障蔽，北风甚烈。(奉)所[奉]罗马天主公教或奉别教，概不禁止。技艺稍庸，匠肆鲜少。通国分为八部：一名马索维亚，乃会城也，每年由厄罗斯国王钦派总管官一员驻扎节制；一名加拉哥维亚；一名三多迷尔，一名加利斯；一名鲁伯林；一名波罗谷；一名波达拉给亚；一名亚鸟乌斯多窝。”参见陈华等点校本《海国图志》中册，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321页。

⑦参见陈华等点校本《海国图志》中册，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320-1321页。

⑧参见梁启超：《波兰灭亡记》，载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廿一日(1896年8月29日)《时务报》第三册，中华书局“中国近代期刊汇刊”，1991年版，第138-139页。

⑨参见梁启超：《波兰灭亡记》，载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廿一日(1896年8月29日)《时务报》第三册，中华书局“中国近代期刊汇刊”，1991年版，第139-140页。

⑩参见梁启超：《波兰灭亡记》，载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廿一日(1896年8月29日)《时务报》第三册，中华书局“中国近代期刊汇刊”，1991年版，第141页。

(11)关于梁启超亡国史研究，参见邹振环：《清末亡国史“编译热”与梁启超的朝鲜亡国史研究》，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5-355页。

(12)参见李冬木：《涩江保译〈支那人气质〉与鲁迅——鲁迅与日本书之一(上)》，载《关西外国语大学研究论集》第67号(1998年2月)；李冬木：《鲁迅与明治时代的日本书》，载“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杭州)“近现代分科会论文集”，2006年9月。另参见[日]大村喜吉等编集《英语教育史资料》第五卷“英语教育事典·年表”，东京法令出版株式会社1980年版，第109页。

(13)博文馆至今国内尚无研究，《鲁迅全集》仅有一条注释：“博文馆：东京的一家印刷局”。(载《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63页。)

(14)参见李冬木：《涩江保译〈支那人气质〉与鲁迅——鲁迅与日本书之一(上)》，载《关西外国语大学研究论集》第67号(1998年2月)；李冬木：《鲁迅与明治时代的日本书》，载“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杭州)“近现代分科会论文集”，2006年9月。引文中有关博文馆出版的相关书目是笔者在日本若干图书馆查检的结果。

(15)参见李冬木《涩江保译〈支那人气质〉与鲁迅——鲁迅与日本书之一》上，载《关西外国语大学研究论集》第67号(1998年2月)。

(16)参见李冬木：《涩江保译〈支那人气质〉与鲁迅——鲁迅与日本书之一(上)》，载《关西外国语大学研究论集》第67号(1998年2月)。博文馆推出的不少战史著作还流传到韩国，如《普鲁士国厚礼斗益大王七年战史》一书，1908年曾由俞吉濬译出，由广学书铺出版。博文馆的“战史丛书”甚至还有韩国译本，如明治二十七年(1894)博文馆出版有野野村金五郎的《拿破仑战史》一册本，1908年8月汉城义进社出版了刘文相译本。参见[韩]金秉哲编著《西洋文学移入史研究第三卷·西洋文学翻译论著年表(1895-1949)》，乙酉文化社1978年版，第937-939页。

(17)顾燮光《译书经眼录》卷一，转引自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页。

(18)顾燮光《译书经眼录》卷一，转引自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页。

(19)参见《波兰衰亡史》，镜今书局1904年版，柳人权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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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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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三[M]//康有为全集：第四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6]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七[M]//康有为全集：第四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7]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序[M]//康有为全集：第四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8]杨玉良.未刊行的康有为两部著作——《波兰分灭记》、《列国政要比较表》简介[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4).

[9]王晓秋.近代中国与世界——互动与比较[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10]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M]//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第四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1]邹振环.晚清留日学生与日文西书的汉译活动[M]//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

[12]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一)：上[M].上海：三联书店，1978.

[13]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一)：下[M].上海：三联书店，1978.

[14]佚名.波兰志士[J].东方杂志，1904(4).

[15]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

[16]郑观应《读〈波兰衰亡战史〉书感》[M]//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7]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二)：上[M].上海；三联书店，1978.

[18]虑俄篇[N].申报，1903-08-22.

[19]上海求志书院辛丑春季课题[N].申报，1901-04-17.

[20]大学试题[N].申报，1902-11-07.

（转引自《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2016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