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进入近代国际社会。此时,中国朝野并不认同西方以强权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模式。直至甲午战后,中国的维新志士始认为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欧美才是真正的文明国家。这种“文明国家”论虽然启动了中国全面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历程,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并没有因此得以任何实质性的提升。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十月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国际秩序,以强权为特征的军国主义思潮受到世界舆论的抨击和否定。中国的新知识阶层从十月革命的成功中看到中国国内变革和国际关系变革的新途径。随后,反帝国主义逐渐成为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世界的主导认识。

关键词:华夷观;文明国家;帝国主义;十月革命

 

 

鸦片战争使“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 [1]从此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踏上了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艰难而曲折的历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认识世界的漫长过程中,对西方国家的认知历经了从传统的华夷观念到文明国家、从文明国家到帝国主义国家的转变。鸦片战争的失败,深深地刺激着一大批知识分子,其中的一些人相当敏锐地认识到了世界大势,他们推崇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教育体制和科技文化,理性地朝着近代世界观的方向迈出了重大的一

步。甲午战后,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有抱负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认真地反思传统文化,并进一步吸收西方文明,企图以此找到一条拯救中华民族的道路。十月革命是人类社会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 [2]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使饱尝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倍感振奋。“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3]

一、从传统华夷观念到“文明国家”论

在19世纪中叶西方势力叩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历代统治者和一般民众皆以天朝上国自居,并逐67步形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把华夏族的政治文化当作世界政治文化中心的华夷观念,表明了一种对国际政治秩序的根本性的看法。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加剧,这种基于华夏文化优越感而产生的华尊夷卑的思想体系逐渐崩溃,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解、认识和接受西方文明。

(一)由一元世界观到多元世界观的转变

早在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以一个欧洲人的眼光对中国人“天朝上国”的优越心理作过一个概括分析。他说:“中国人认为所有国家中只有中国才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4]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华夷观念与整个儒家思想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对外指导思想。其具体原则是:第一,在文化上,“华”文明有礼,而“夷”野蛮不知信义,华夏是“天下”文明中心,无须向蛮夷学习;第二,在政治上,中国是居于天下之中的“天朝”,中国的皇帝是天下的共主。中国负有教化恩典蛮夷的责任,而蛮夷则有向慕中华、定期朝贡的义务;第三,在经济上,中国天子“富有四海”。中国与外夷通商,不是互通有无的交换,而是天朝抚恤外夷的一种手段。这些原则体现的世界观是以中华为世界中心的一元世界观,世界上不存在第二个与中国平起平坐的主权国家。

与此同时,西方诸国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洗礼,诞生了近代工业文明,并以强大推动力向外扩展。随着海上贸易网和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世界发生由分散到整体的历史性转变,形成另一个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之内,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是有近代意义的主权国家平等交往的原则,这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和民主平等思想在国际关系上的体现。因而,这个世界体系是由多个主权国家及其殖民地组成的多元的世界。

鸦片战争反映了东西方两个世界体系的碰撞和冲突。其结果是清朝朝贡体系被撞开一个巨大缺口。天子不再是天下的主宰,中国不再是天朝上国,只是世界之中国而已。历史发展要求中国理性地考察世界,取法西方文明,变法自强,使古老帝国走向世界,在多元的世界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传统的华夷观和文化优越感开始在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心里发生动摇,他们逐步地去了解和接纳西方文明。对西方文明见识较早的王韬强烈质疑所谓的“华夷之辨”:“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统谓之夷,此大谬不然。”“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已薄人哉?” [5]这段论述预示着“天朝自大”观念出现裂痕,华夷形象也将做重新建构。此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世界文明格局的了解日渐丰富,这些成为传统华夷观崩溃的前奏。较早对欧洲文明概念作出反应的郭嵩焘在《伦敦与巴黎日记》光绪四年二月初二(1878年3月5日)写道:“盖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 [6]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郭嵩焘似乎并没有对欧洲中心主义感到讨厌,恰恰相反,他对欧洲文明表示出极为赞赏的心态。甚至于他在文中,还将西方摆在了最为“文明”的位置,并置中国于半开化的境地。在甲午战争后,原有的华夷观念开始崩溃,最典型的例子是谭嗣同对夷夏观念的重新界定。他在《心算学仪———上欧阳中鹄书》中指出:“夫华夏夷狄内外之词也,居乎内即不得不谓外此者之为夷,苟平心论之实我夷而彼犹不失为夏。中国尝笑西人冠服简陋,西人即诘我之发辫有何用处,亦无以答也,无怪西人谓中不虚心不自反,不自愧,不好学,不耻不若人至目为不痛不痒,顽钝无耻之国。”[7]在谭嗣同看来,夷夏的区别仅仅是在于地理位置的远近而已,并不能表明孰优孰劣。这表明他已开始抛弃华夏文明优于西洋文明的心理。谭嗣同在另一篇《〈湘报〉后叙(上)》中对“中国———夷狄”这对关系词从另一个角度作了考证:“旧者夷狄之谓也,新者中国之谓也,守旧则夷狄之,开新则中国之,新者忽旧,时曰新夷狄,旧者忽新,亦曰新中国。”[8]谭嗣同在这里所要说明的是,夷夏并不是固定指向西方与中国。中国如果守旧落后会沦为夷的地位,而西方先进会上升到夏的地位,因此他呼吁中国应变法向西方学习。可见,华夷旧观念在维新派知识分子的心里已开始走向崩溃。这一变化从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的“四不如夷”说中也可看出,即“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 [9]在这里,“夷”字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内涵和外延,指的不再是野蛮未开化之人,而更多的是让人叹服称羡的欧洲和北美。

(二)“欧洲文明才称得上近现代文明”的文明国家论

近现代国际社会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在工业革命基础上对欧洲以外的国家和民族进行贸易扩张、军事征服、经济掠夺和价值观念输出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一种全球化、欧洲化的国家关系体系。这一国际关系体系的最大特点是以强权为核心、以不平等的国际条约制度为依据、以武力竞争为保障。中国自从鸦片战争战败后,虽然被迫进入这种国际关系体系,但事实上中国朝野并不真心认同甚至鄙夷这种夷人特征的以强权为核心的国际关系模式,认为西方世界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只不过是它的船坚炮利而已。中国最先热衷的是西方器物文化,至于对西方的制度文化,中国当权者则不屑一顾,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都在西人之上。但是甲午战争之后,战败的残酷现实、“亡国灭种”的危险迫使人们整体反思西方文明的优势和自己传统的不足,强烈感觉到西方的强势和中国的劣势不仅表现在军事上和物质上,更源于其优势的学术、教育和政治体制。在维新知识分子的推动下,中国朝野很快认识到中国应迅速向日本等强国学习军事、政治、教育、科技和文化,把中国建设成为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欧美那样的强国,使中国加入以西方世界为核心的国际竞争中。在这样的思想认识下,中国的许多趋新知识分子转而仰慕西方模式,认为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欧美是文明国家,相比而言,中国自己才是夷人。梁启超的慨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的这种心理:“中国文明之早,固世界所公认矣。”“数百年来,文明日渐退化,昔之浴我文化者,今乃诋为野蛮半开化矣。”[10]这种西方国家文明论,使中国把自己摆到了野蛮、半野蛮的地位,认为自己要摆脱这种地位,就必须真心实意地做文明国家的学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欧洲近世文明的赞誉不再局限于纯物质的层面,而是还包括整个文化层面。我们从梁启超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11]至少在维新之士眼里,西方近现代文明所造就的新式文化,已将与其对立的、过去的、阻碍进步的旧式中国文化排除在外。人们在那个求新求变时代喜用的文明概念,指的是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文明现象: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既是技术的,是社会的文明程度。

由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呈现出由浅入深的发展趋势,即由物器层面的学习发展到政治制度及治国方法的借鉴。甲午战败以后,康有为等维新派知识分子对洋务运动进行反思。他们既肯定了洋务运动具有某种近代化的先驱作用,也对其局限性提出了批评。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的活动是“变事而已,非变法也”,结果“变其甲而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二,枝枝节节而为之。逐末偏端而举之而无其本源。失其辅佐,牵连并败,必至无功”。 [12]基于以上认识,维新派知识分子主张全变、大变。“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13]因此,若决欲变法,“筹全局而变”。 [14]后来在维新运动实践中,其变法措施不仅涉及经济、文教,而且还涉及政治制度、官僚机构等各种领域。

1840年至1900年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很清楚地表明,动摇中国人的那种理所当然的文化优越感和天朝荣耀的原动力首先来自外部。他们在接受西学的时候,除了介绍新的自然科学知识之外,还努力将诸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议会制度和社会主义等概念引入中国。晚清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门户开放,一定程度上具有指点方向的意义,并在客观上给中国的文化自大感打上了“废品”的标记。然而,向文明、进步看齐时,许多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并不是平等的文化交流和有选择的接受外来影响,而是大开闸门,全盘西化。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欧洲文明才称得上近现代文明。[15]即使是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多也主张无条件地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科学文化知识。虽然这种西方国家文明论使中国真正启动了全面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历程,但在清末和民初几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提升。对西洋文化有比较丰富的感性和理性了解的中国新知识分子和主张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的革新派,站在社会进化论的立场上批判封闭守旧狭陋之见,以新的世界观和进化的历史观“透过物质文化到制度文化并进而到精神文化层面” [16]更深入地审视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思考如何使“世界之中国”在多元化世界的“国际秩序”中、在经济、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中居于有利竞争地位而不被淘汰。

二、霸权语境下的文明—野蛮话语

(一)现代意义上的“文明”概念之输入

文明(civilization)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意味着运动、变化和进步,代表一个进化的过程。文明一词早先出现在17世纪初期的英文中,最迟至1772年,它所包涵的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两方面的社会进化、发展成就等现代含义已逐渐趋于稳定。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它最终流行开来。

中国传统“文明”一词虽缺乏整体意义上的现代概念内涵,但却明显存在着与之相通的一些因素。如《易经》中就有“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17]等用法。在中国古代,所谓“文明”乃是“文”之“明”,即文教昌明、发达之意,基本上不用于个人行为修养和知识水准判断,而主要用于说明社会和族群达到的发展水平。具有与茹毛饮血、“榛之俗”、蛮野、洪荒、草昧、夷狄、戎番等相对的意义。

作为旧词新用并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新概念,“文明”话语在中国的产生和确立是在19世纪下半叶,尤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一词开始时兴。在这一概念流行以前, 19世纪的中国多半还用政教修明、向化、教化、开化、风化等词来表达。现代“文明”概念[18]得以在清末民初出现、形成、广泛运行或实践,自然与西方现代观念的直接传播或经由日本的传播相关,同时又与晚清中国的屈辱历史密切相连。就实质而言,它是中国人在反抗外来压迫和寻求自强独立的过程中反省与改造传统、学习西方和日本的现代思想观念的必然结果,是观念传播和清末民初社会现实互动的产物,是中国人之文化认同危机与自我反省的结果。现代“文明”概念在中国的生成、发展,体现了一种追求“进化”和整体变革的双重涵义。

(二)霸权语境下的文明—野蛮话语

世界近代史的序幕是由西方国家揭开的。从17世纪开始,西方一些国家相继从封建社会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向上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过相应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上的成就,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近代文明。然而,资本主义却又“代表着一种掠夺”,它在“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 [19]西方资产阶级不仅残酷剥削压迫本国劳动人民,而且疯狂地掠夺海外殖民地,到处侵略扩张。可见,近代资本主义的西方具有双重性质,对于当时处于经济落后、自我封闭的封建时代的东方来说,西方既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文明的西方”,又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侵略的西方”。

文明用来代表同化和进化的使命。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将文明这一措辞迅速吸收,并规定其自身担负“传播文明的使命”。欧洲国家把它们自己看作是文明的世界,僵化地认为未开化和野蛮世界与自己对立。野蛮人的存在成了文明教化使命的借口。19世纪,当侵略者感觉到扩张应该有理想的目标时,这个超越肮脏的贪婪的目标就是教化使命,为了得到想要的物品,欧洲人将把文明带给落后地区作为回报。可见,作为帝国主义行为基石的教化使命是欲望,是掠夺,是征服,是野心。他们依赖熟悉的文明范畴及作为其必然对立面的野蛮,去使他们的海外霸权合理化,并保持下去。在对野蛮致命打击的“文明战争”中,乘着敛尸马车驶向前方的文明也就多了份血腥。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 地揭示了经济文化发达的西方与东方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0]基于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着近代文明的、有着先进经济技术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再对代表着中世纪文明的、经济技术落后的东方民族发动野蛮的殖民战争。地大物博的中国早就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图谋征服的目标。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各国接踵东来,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民族危机,并蒙受了极大的灾难。平心而论,如果从近代社会的区域范围内,或从民族国家角度考虑,这种扩张无疑是一种可憎的野蛮侵略,是一种罪恶的扩张行为,是一种非人性的掠夺。而如果从近代社会的时间范围内,或是从人类文化史的角度看,它在客观上是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冲击,是人类近代文化对古代文化的冲击。它使未开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正是如此,当时的中国面临着“侵略的西方”和“文明的西方”双重挑战。

19世纪末,文明话语在自身的重压下崩溃了。欧洲在带来文明之光的同时,也使自己变得暗淡。殖民者殖民侵略中所呈现的统治方式和屠杀方式导致很多人产生对衰落的担心或出现压抑心理,并最终在欧洲造成了一种文化悲观主义。施本格勒的历史性巨著《西方的衰落》就是一个例证。文明的欧洲人以野蛮的方式相互残杀,戳穿了教化使命的美好措辞。帝国主义的发展道路上,洒满了受害者的鲜血。对于“教化使命”的真实面目,下面这段论述相当深刻:“在试图把帝国主义置于西方国家体系的国际政策中进行评价时,下面这种观点是经不住认真考虑的:建立殖民地的目的是为了把赤身裸体的、野蛮的异教徒变成文明人,并使其受到西方文化的保佑……‘白种人的负担’重重地压在了黑人、棕色人和黄种人身上。受害者得到的好处完全是偶然的、附带的,而且这些好处在数量上可以忽略不计,在质量上也不能让人放心。由于这些好处来自压迫他们的西方国家,并且征服他们的方式又是如此残酷,所以这些好处遭到了强烈的憎恨。”[21]

梁启超曾经论述道:“西人侮我甚矣,西人之将灭人国也……日日言其国政之败坏,纲纪之紊乱……日日言其种族之犷悍,教化之废堕,风俗之糜烂……一举再举而墟其国,奴其种,而俨然犹以仁义之师自居。”[22]可见,文明话语是西方国家在近代国家关系体系中形成的霸权话语,它把西方对世界征服中血腥的、野蛮的一面完全掩饰了、合法化了甚至神圣化了,而完全否认和抹杀了弱小民族和国家的文明存在,把他们血腥征服弱小民族和国家视为文明战胜了野蛮。而事实上,这些号称文明的国家对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征服和掠夺的行为是最野蛮的。这些号称文明的国家,把对他们视为野蛮的弱小民族的征服,视为自己的使命,把他们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征服和侵略,看成是文明国家对野蛮国家的解放。这样的一种国家关系话语,正是资本主义军事体系世界性扩展的理论支柱。因此,这种文明论,事实上并不是文化问题,而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是一种国际战略理论。而中国在清末民初的特殊历史背景中,一方面利用这种文明论作为国内政治改良或政治革命的武器,另一方面,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却无法找到自己在世界体系中应有的位置。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与国内进行的革命变革相联系,迫切需要有新的突破和变革。

 

三、从“文明国家”论到“帝国主义国家”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前残酷,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和损失,战争的结局,使世界为之震惊,引起了人们对西方文明的普遍怀疑。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国家的认识开始改变。

(一)从学习西方到学习东方的转变

近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的危亡,总是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到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革命这一探索的历史进程,是中国人认识、学习、模仿西方资本主义逐步深化的过程,新文化运动把这种学习和模仿发展到一个较高层次。但是,正值中国人民准备再次以西方为楷模建设国家之际,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日益暴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人们终于发现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背后隐藏的血腥和掠夺,这给热烈追求西方文明的中国知识分子造成了相当大的心理影响,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一度陷入沉思,对欧洲文明之权威地位大生疑虑。

从现实的教训中,大部分知识分子毅然抛弃了对西方模式的仿效,在李大钊等人的思想中,开始闪现出创造与西方文明相对立的新文明、新国家的火花:“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23]很明显,李大钊等人在学习西方的航程中已萌发出新的航向。寻找能为人类带来真正和平幸福的新文明,就是他们为什么会欢呼十月革命,进而如饥似渴地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正如李大钊所言:“中国人民在近百年来,既被那些欧美把长成的资本主义武装起来的侵略的帝国主义践踏催[摧]凌于他的铁蹄下面……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24]十月革命的胜利,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事实,向人类展示了美好的前景。在它的衬托下,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弊病、弱点,赤裸裸地暴露在中国人民面前。两相强烈的对比,必然促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重新估量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价值,动摇对资本主义的信念,而且从行动上迅速离开欧美资本主义的轨道,进而产生对十月革命的向往,产生渴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部推动力。

(二)“帝国主义”的建构与中国国际政治秩序观念的转换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而实际上,“帝国主义”一词首次出现是在19世纪70年代。因马克思逝世于1883年,帝国主义这个词汇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并未出现。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帝国主义既被视为一种政策,也被视为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孙中山先生分析说:“什么是帝国主义呢?就是用政治力去侵略别国的主义。”[25]他认为,帝国主义奉行侵略政策,所以常常发生战争,但是,世界大战的结果,并不能消灭帝国主义。因为这些战争是一国的帝国主义和别国的帝国主义相冲突的战争,所以战争的结果,仍是一个帝国主义打倒别国帝国主义,留下来的还是帝国主义[26]。

在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和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对中国的侵略向纵深方向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无数仁人志士在救亡图存的斗争中,形成了对帝国主义的初步认识。梁启超大声疾呼“中国之为俎上肉久矣,商务之权利握于英,铁路之权利握于俄,边防之权利握于法日及诸国”, [27]他揭露帝国主义“无端而逐工,无端而拒使,无端而索岛岸,无端而揽铁路,无端而涎矿产,无端而干狱讼,人之轻我贱我,野蛮我,奴隶我,禽兽我,尸居我,其惨酷至于如此其极也”。 [28]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帝国主义是民族膨胀的结果,是民族主义的必然产物。”他们比喻为:“帝国主义者,民族主义为其父,而经济膨胀之风潮则其母也。”[29]还有些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满足于简单的“民族膨胀论”,进一步探讨酿成帝国主义的具体原因,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某些重要的甚至基本的特征:一是生产的膨胀;二是人口的膨胀;三是资本的膨胀;四是世界强弱不齐,有隙可乘。[30]很明显,这些立论存在着认识上的局限,但毕竟认识到帝国主义时期长期存在的生产过剩、人口过剩、资本过剩等特征,看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强弱不齐的社会现象和弱肉强食、落后挨打的事实。

毛泽东把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过程概括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31]也就是说,到五四时期,中国人民对国主义的认识上升到理性阶段。促使中国人认识帝国主义本质的,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帝国主义自身。巴黎会议上帝国主义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使中国人体验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认为“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 [32]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决定了我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决心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而要走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明确宣布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要建立共产主义新中国。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通过重新解释中国近现代历史和将中国的政治腐败与社会苦难归因于“帝国主义”等方式,成功地建构了一套“帝国主义”话语,为中国的民族革命提供了现实的革命对象,也使中国的国际政治秩序观念发生了范式性的转换。[33]1922年中共二大的宣言中明确提出“打倒军阀”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一个理论源头。在随后的两年里,中共致力于将“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现实对接起来,使“帝国主义”这一话语获得真实的内容。在对接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以下几个角度激发民众的反抗意识:第一,明确指出帝国主义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其方式有瓜分、共管和分立等三种。“帝国主义的列强在中国既已取得了治外法权、协定关税等等优越的权利,他们便支配了中国重要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34]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共产党警醒国民的大声疾呼定能起到很好的鼓动效果;第二,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的结合是造成中国受压迫和混乱的根源。“世界的帝国主义者为了在中国造成他们各自更大的特殊势力,他们又争相扶助中国封建的军阀,使中国方兴的资产阶级的发达遭着非常的阻碍。”[35] “帝国主义的列强各谋利用中国一派军阀,相互争夺其势力范围,又酿成了无穷的冲突。军阀之间、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争斗日趋剧烈,中国国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争斗也日趋紧迫。”[36]因为列强的压迫不去,军阀的势力不除,中国是万难实际统一的,而且内乱还会不止;第三,反对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正义事业的体现。“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和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 [37]第四,反对帝国主义是解救中国的唯一出路。中共中央在第三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明确指出:我们早已看透了中国的病根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列强之剥削操纵及国内军阀之扰乱,非人民起来以革命的手段,外而反抗列强,内而解除军阀之政权及武装,别的方法都是药不对症,白费力气。[38] “目前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旗帜之下,……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既得的权利与势力。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定期的惨杀与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久真正的和平……全国被压迫的人民呀!亡国的惨祸是由这次外国帝国主义构成的内战临头。

你们尚可希望军阀给你们以‘正义’、帝国主义给你们以‘和平’么?起来!起来!———打倒侵略中国构成内战的一切帝国主义!” [39] 1924年,中国共产党总结道:“我们政治的宣传,自一九二三年起,即是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个口号。在一九二二年与一九二三年间,‘反对军阀’已成了全国普遍的呼声;到一九二三与一九二四年间,列强对华进攻日急,全国知识阶级中进步分子,已采用‘反抗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且最近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奉天等处,已渐渐有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发生。”[40]

反帝是中国人的一项事业,也应是国民党的一项必须承担的使命。“在革命运动中,革命的资产阶级断然不可忘记了两件大事: (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而脱其羁绊; (二)是承认无产阶级的势力而与之携手进行。因为本国的资产阶级绝没有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侵略之下能够发展的希望。”[41]孙中山先生也深刻地认识到:“帝国主义之英、美、法、日、意,各皆坚心毅力与中国少部分著名的封建督军、破产的官僚、投机的政客此三种人形成中国之军阀政客,买卖中国矣。”[42]表面上帝国主义口头和平,实则暗里挑拨是非,适时打破亲善面目,伸出野心之手,进行掠夺。“不干涉中国内政,为在华会列强所一致赞同。但此不过一种空谈。试观今日有六国之战舰泊于广州港内……犹云不干涉内政,实则不干涉内政其名,外交团控制中国如一殖民地则事实也。”[43]由此可见,事实与他们所遵奉的原理或原则根本不同。基于此认识,国共合作一开始,国民党尤其是“左派”就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这一套反对帝国主义的话语。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先生明确提出:“对外的责任,有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44]

当中国的上层知识精英和底层民众都普遍接受“帝国主义”这一概念的时候,中国对世界政治秩序的观念彻底改变了。“一国若想扩充他那一国中资本阶级的势力,都仗着战争把国界打破,合全世界作一个经济组织,拿他一国的资本家的政府去支配全世界。”[45]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国际国内问题,迅速地从理论高度揭示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征。在这种新的国际秩序的观念中,中国面对的外部世界是一个“整体性”的不正义的秩序。在帝国主义话语和反帝国主义话语中,现代中国进入国际秩序的方式不再是被动地加入竞争,而是根据世界革命的原则推翻这一现存秩序,以社会主义国际性原则为基础构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在新的秩序中,中国将有可能因其革命性而取得世界中心的地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人从现实和理论上都明显地感觉到,只有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以后,才能实现和平和自决。这样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奋斗与当时的世界大势相吻合:“最近世界政治发生两个正相反的趋势: (一)是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 (二)是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即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国际共产党和苏维埃俄罗斯———领导的世界革命运动和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46]中国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势力已经大有进步、而且还会增长起来的情况下,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并入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地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因为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处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的双重严酷的压迫之下。这种反革命的联合需要革命的联合与之对抗,这种革命联合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国际联合,一个是国内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帝国主义国家形成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不但为压制中国自由运动及国民运动而奋斗,亦不但为压制亚洲弱小民族自由运动及国民运动而奋斗,且亦为压迫世界弱小民族自由运动及国民运动而奋斗。”[47]因此,世界受压迫的弱小民族应共同行动,相互扶助,一致反抗帝国主义国家之掠夺与压迫,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解放出来。从世界革命的角度看,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含有明显的世界革命的意

义,比反对军阀更要受到注重。

(三)“打倒帝国主义”话语之影响

反对外国侵略的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本就持续不断,这是中国遭受外国压迫的自然趋向。中国革命思想源于自强的要求,但革命的目标始终是对内而不是直接对外,而且极力避免对外。当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认知由文明国家转变为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当中国人民把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势力联结在一起,确认中国的反动势力只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革命运动要想有成就,就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入手时,“帝国主义”这一话语就将中国的“社会问题”和中国的“民族危亡”问题统一起来,也将中国面对的外部世界统一起来。这些从上文分析中均可看出。原来,不管是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还是推行君主立宪的戊戌变法,抑或是追求民权与种族平等权的辛亥革命,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改造目标始终是中国自身,而“帝国主义”这一话语完全扭转了这一思路。“帝国主义”这一话语将他们的改造目标指向了外部的世界政治秩序,反对“东方的、欧美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从而“创造一个平等、自由、没有远近亲疏的世界”。 [48]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期望通过这种中国与世界的同时改造,使中国以不同于“与列强竞争而获取平等地位”的方式进入现代世界体系。

从十月革命后中国历史的进程可知,中国的新知识阶层从苏俄十月革命成功的历史中看到中国国内变革和进行国际关系变革的新途径。苏俄更是主动地帮助中国成立了以主张进一步革新中国的新知识分子为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并成功地促使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进行国民革命。这种国民革命,以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反对军阀为中心任务。通过国民革命的倡导,反对帝国主义成为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世界的主导认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成为中国知识界理解中国和西方世界关系的主导认识。应该说,那种把中国知识阶层由亲近西方文明转为反对帝国主义立场视为纯由苏俄说教所致的看法与历史事实并不那么相符。事实上,中国知识界反对帝国主义思潮的兴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论受到打击、西方军国主义受到世界舆论否定之后,中国现代民族思潮勃兴和中国传统文明逐渐复兴,中国在现存的国际关系变革中寻找自己、发现自己的思想的逻辑发展。

正是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话语,使中国开始摆脱了鸦片战争以来逆来顺受的殖民心态,转而把帝国主义放到了被审判、被打倒的邪恶者、罪恶者的位置,使中国从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边缘地带,转入反对帝国主义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地带。这一话语,此后成为主导国民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国际政治斗争的核心思想,其对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当然,把西方世界视为帝国主义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忽略了西方世界在其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益的东西,拒绝学习资本主义社会中含有普适性的知识、智慧等优秀成果,其负面影响也是不能不承认的。

四、结　语

近代中国是在一种被动的、不自觉的状态下被卷入近现代国际社会的。“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49]恩格斯的这一科学论断涉及救亡图存背景下正确认识、全面了解世界的课题。认知的过程是长久的,准确的符合历史真实的认知更是昂贵的。在一个从受制于人到追求自由独立的秩序转化中,由要不要学习西学到如何学习西学,由器物层面的局部西化或有限西化到制度、思想、文化多层次的全盘西化,效仿对象由西方转到东方,这些均反映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认识世界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思想嬗变的过程,也是一个选择取舍的过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世界”观之转变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加剧而渐趋深化,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不甚科学到比较科学。这一变化是顺应挽救民族危亡的潮流的,是中国人民同侵略者进行斗争、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必然结果。虽然这一从感性到理性、由肤浅到深刻的认识过程伴随着苦痛,但“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 [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