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890-1891年间，基于俄国皇室培育皇太子的教育传统，俄国皇室派遣皇太子尼古拉东游历练，历经意大利、埃及、印度、锡兰、暹罗、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爪哇、中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其中，皇太子于1891年4月4-22日游览了中国的广州、汉口、金陵(未登岸)和九江(仅会晤了俄商)。由于当时正值俄国东方外交战略关注远东的时机，以致并不负有正式外交使命的皇太子东游成为俄国东方外交战略变化的表征；又恰逢东北亚中日冲突愈趋激烈，以致俄国皇太子的旅华又成为清政府努力建构和加强“联俄制日”外交战略的契机。俄国皇太子的旅华经历，以及旅华过程中所建构起来的中俄高层友谊于俄国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并直接影响到晚清中俄茶叶贸易的发展。

       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áй ⅡАлексáндрович，1868-1918)还是皇太子时，于1890年11月4日至1891年8月16日奉命东游，历经意大利、埃及、印度、锡兰、新加坡、暹罗、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爪哇、中国、日本①，中途于1891年4月4日至22日旅华。客观上，尼古拉东游不过是当时俄国皇室栽培皇太子传统教育内容的实践，本身不负有正式外交使命。然而，基于“皇太子”这一角色的政治意义，以及当时俄国外交战略切实关注远东的“双头鹰”背景，不但俄国“东方派”认为此行与俄国的“东方政策”有紧密联系，且正处于亲俄气氛中的中国清政府亦从中俄邦交的层面高度重视此事。加上适逢东北亚中日冲突愈趋激烈的微妙时机，皇太子东游(旅华)事件遂成为当时中俄关系史、乃至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上颇有影响的历史事件，甚至成为清政府建构和完善“联俄制日”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契机。

      然而，史学界对该事件的研究很不充分。迄今中、俄学界仅有聊聊数篇论文涉及该问题[1]，另外尚有数篇相关的通俗文字，以为饭后谈资。②为数不多的论述均未能详尽利用相关的中、俄文资料并进行比较研究，尤其对晚清时期报纸杂志刊载的相关丰富史料重视不够。史料利用的缺陷自然影响论者对该历史事件的深刻意蕴进行恰当地揭示。本文试图在详尽占有中、俄文资料并充分注意到晚清报刊相关史料的基础上，重点就俄国皇太子东游旅华的历程及其对中俄关系史的影响等问题进行全面论述，敬请方家指正。

一、俄国皇太子东游与俄国外交战略的“双头鹰”

      1890年11月4日，秉承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旨意，时为皇太子的尼古拉在弟弟格奥尔基亲王、希腊王子及大臣、军官、医生、艺术家、地理学家、密友约三十多人的陪同下，乘“亚速纪念号”巡洋舰从俄罗斯的加特契纳启程东游，于1891年8月16日回到圣彼得堡。[2]所历国家(地区)及游玩时间见下表[3]：

      由上表可知，俄国皇太子的东游历经九国(地区)，费时九个多月，沿途各国均热情接待，各国新闻舆论亦热衷关注，成为当时东方各国政治生活中的热点。事后，陪同出游的乌赫托姆斯基(Ухтомский，Э.Э.)亲王以日志的形式，陆续编辑出版了《俄国皇太子东游记》。该书分三卷，分别于1893、1895、1897年出版。该书装饰华丽堂皇，并附有大量精美的照片与插图，不仅描写了各国政府热情接待皇太子的宏阔场面，且详细记述了所见东方文明古国的风土人情，搜集了东方各国大量实用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作为当时俄国“东方派”(Востокофильская позиция)的代表人物，乌赫托姆斯基趁机大肆宣扬俄国“东方派”所倡导的俄罗斯对东方负有“使命”的帝国主义思想。该书出版后，很快就被译成英、法、德文，风靡欧洲，有关旅华内容甚至被译为汉语。③

      关于俄国皇太子东游一事的历史意义，历史学者都毫不犹豫地断言：皇太子的东游是“为俄国日后的政治发展、侵略中国、称霸远东的战略目的做准备”[4]，是俄罗斯帝国将“注意力转向东方”的一系列措施之一。[5]且俄国皇太子“作为俄罗斯全权代表”与途经各国发生实质性的外交关系，“显示了俄罗斯与东方各国人民之间的精神关系及其对外政策中热爱和平、区别于西方列强的殖民方法的特质”。[6]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实事求是地说，根据俄国的历史传统，俄国皇太子的出游本身不过是俄国皇室皇太子教育的一种传统内容——以外出旅游的方式历练人生，国家不会赋予出游者以正式外交使命。俄国有关皇太子的这种教育传统应该说肇始于彼得一世(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Романовы)。彼得大帝为皇太子时未曾出游，但登基后曾化妆于1697年3月2日出游西欧，到过里加、哥尔兰公国、德国的科尼斯堡、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海牙和赞丹、英国，于1698年8月25日回到俄罗斯，历时18个月，全面观察和学习西欧各国的近代文化和科技知识，为俄罗斯帝国的崛起奠定了根基。[7]历史的经验使外出游览历练慢慢演变为皇室培养皇太子教育传统的重要内容。不过，彼得大帝之后相当长时期内，由于皇室经常上演血腥闹剧，皇室动荡，皇太子游览历练亦未能定型。期间只有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Ⅰ Павлович)朝的皇太子尼古拉(Н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于1814、1815年两次出游欧洲及俄罗斯各地。[8]直到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áндр Ⅱ Николаевич)朝，游览历练才正式成为皇太子培育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区别于一般皇子的教育。1828年，尼古拉一世朝的皇太子亚历山大(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出游普鲁士。1837年5月至12月，亚历山大遍游俄罗斯20个省份，被誉为“俄国的皇位继承人与俄国的联姻”。1838年5月至1839年6月，亚历山大又游览了欧洲的瑞典、奥地利、德国、荷兰、丹麦、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接受了欧洲各国的各式勋章和荣誉称号。1864年，亚历山大二世朝的皇太子尼古拉(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也曾出游欧洲各国。[9]1890年，亚历山大三世朝皇太子尼古拉亦受命东游。

      如果对俄国诸皇太子的出游历练做一个总结，可以看出如下特征：

1.旅游是皇太子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以区别于一般皇子的教育；

2.一般而言，欧洲各国和俄罗斯本土是皇太子旅游历练的主要目的地；

3.国家一般不赋予出游的皇太子以正式的外交使命；

4.皇太子出游，一般有各类亲近人员陪伴，除了张显排场，还起到警卫、参谋作用；

5.皇太子的游览经历会对皇太子未来的执政思想及行为产生一定影响。[10]

      可见，皇太子出游的目的主要在于了解各国民情风俗，增长见识，以利于未来掌控国家。一般来说，国家不会正式赋予皇太子出游以外交使命，各类中俄相关的传记资料也证明了这点。而关于皇太子尼古拉的传记资料表明：尼古拉之所以东游而非西游，主要是因为年轻的皇太子爱上了一位平民芭蕾舞演员波兰姑娘克什辛斯卡娅(Mathilde Kschessinska)，皇室不同意这桩婚事。于是，沙皇试图利用东方各国的奇异风情来冲淡这份爱情。[11]

      然而，传记资料里的这种说法，始终无法为历史学者所服膺：冲淡爱情未必一定要东游；而且，俄国皇太子作为未来俄国的君主，其角色政治意义决定了其跨境活动的政治外交特性；更为重要的是，皇储出游的时机正值俄国外交战略的“双头鹰”明显偏重于远东。④尤其俄国外交战略的这种变化是当时俄国国际国内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非偶然。首先，1890年代初，德国威廉二世中止了“三皇同盟”，从而使俄国争霸欧洲的野心受到抑制。但是，随着俄法同盟的形成，俄国不仅获得了充足的资本市场——此后俄国在远东的系列行动都立足于法国的资本，同时也得以勉力维持欧洲外交的均势。在欧洲外交勉强处于“均势”的背景下，其他欧洲强国普遍关注远东。而在远东拥有大片领土领海的俄国没有理由不跟着把眼光转向远东。其次，德国企图阻碍俄国在欧洲树立霸权，除了釜底抽薪，终止“三皇同盟”外，还处心积虑极力怂恿和支持俄国参与列强在远东的争霸。[12]威廉二世在给沙皇的信札中，极力鼓吹“黄祸”，试图将俄国的注意力由欧洲、近东引向远东，让俄国深陷于远东争斗的泥潭。[13]其三，当时英国在远东加强霸权的行为以及中日争端均使俄国感受到威胁。英国是俄罗斯在东方争霸最重要的对手。1884年，英国为了应付因阿富汗之争可能与俄国发生的战争，悍然占领朝鲜巨文岛，俄国认为这是英国封锁海参崴军港的举措。[14]1885年在中亚，“俄国差点同英国作战”。[15]19世纪80年代，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争斗愈趋激烈，俄国为了树立自己的东北亚霸权，也急需与中、日两国协调彼此的朝鲜政策。[16]基于远东地区国际关系咄咄逼人的局势变化，俄国被迫将其注意力集中于远东。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酝酿已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才于1891年6月12日开工。其四，19世纪80年代，俄国出现“东方派”观念，其代表人物有普尔热瓦尔斯基(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Н.М.)、马尔坚斯(Мартенс Ф.Ф.)、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ьев В.П.)、乌赫托姆斯基等。这些人极力鼓吹俄国与东方各族的精神文化联系，主张俄国负有向东方传播西方文化的“历史使命”。乌赫托姆斯基甚至公开宣称：俄国与东方有血缘关系，鼓吹俄国应当用“神秘的情感力量”来征服东方。[17]他断言：“谁或什么能拯救中国不分崩离析，不受他国的奴役？我想，只有俄罗斯”。[18]尽管这种“东方派”思想在俄国政坛一直遭到反对[19]，但毫无疑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尼古拉二世朝的东方外交政策。[20]

      可见，19世纪90年代初，俄国皇太子的东游与俄国外交战略“双头鹰”对远东地区的倾斜在时间上趋于一致，其内在关联自不言而喻。尤其是1891年5月31日，东游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皇太子尼古拉参加了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奠基典礼并剪彩。这件事更进一步证实了尼古拉东游与俄国东方外交战略重心东移之间的关系。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尼古拉的东游经历确实对日后尼古拉的执政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影响，尤其是俄国的东方外交战略。尼古拉二世朝财政大臣维特就感觉：“皇帝曾想把俄国的势力扩大到远东，他之所以有这个念头，是因为他第一次出巡时就到过远东”[21]，“这次旅行影响了他，使他后来对东方很感兴趣”。[22]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尼古拉在东游各国行程中，主要是观赏异国风景，察看异国风俗民情，虽然与各国政要商贾有所会晤，但均为礼节性的接触，未闻正式讨论过什么具体外交问题，签署过何种外交文件。

二、清政府热情接待俄国皇太子尼古拉

      虽然尼古拉东游不负有国家正式外交使命，但鉴于俄国皇太子这一角色的特殊政治含义，途经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接待工作。当时，正处于联俄气氛中的清政府十分注重接待问题，建构和主导“联俄制日”东北亚外交战略的李鸿章尤其卖力。整体上看，清廷的接待工作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讨论接待问题。自1891年1月10日至1891年4月6日止，差不多四个多月的时间内，清政府一直在讨论有关接待俄国皇太子的相关问题。据不完全统计，这段时间清政府上下讨论接待问题的往来电文就达五十多封，总理衙门居中协调，中国驻俄驻英公使负责收集相关情报，牵涉直隶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沈秉成、闽浙总督卞宝第、两广总督李翰章等封疆大吏。清廷讨论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清、俄协调俄国皇太子旅华的地点

      1891年1月10日，俄国驻华外交代办阔雷明(К.В.Клейменов)亲自拜访总理衙门，告知尼古拉旅华，将先后抵广州、福州、上海、汉口、烟台。对此，总理衙门电商李鸿章认为，“广州、福州、汉口均近而易行。上海、烟台殊属不便”。[23]然亲俄的李鸿章同意在烟台接待俄太子。[24]不过，3月8日，原驻俄公使洪钧电告：俄国主动表示，由于时间紧迫，皇太子不至烟台。[25]哪知俄国此举竟引起清政府的疑虑，以致总理衙门电命洪钧要搞清尼古拉不到烟台的确切原因。[26]10日，继任驻俄公使许景澄来电，俄国再次表示，太子不至上海。[27]张之洞甚至怀疑前述使馆电文中的“不”字是否有误。[28]对此，李鸿章解释道，“俄太子恐误日本订期，不赴上海、烟台，无他意”。迟至4月7日，上海俄领事又通告：俄太子过福州亦不登岸。[29]至此，俄太子旅华确定仅访问广州、汉口、金陵和九江。

      (二)商定接待尼古拉的礼仪细节

      1.总理衙门确立接待礼仪的总原则。接待外国人的礼仪一直是清代中外冲突的重要节点。同治以后，随着外交近代化程度的加深，清廷的礼仪观念方才有所松动。所以，清廷这次接待俄国皇太子旅华的礼仪总原则以西礼为主，并特别强调四点：一是“以重邦交”；二是“督抚亲待”；三是“各省礼仪一致”；四是随时“变通”。[30]

      2.确定接待礼仪细节。接待俄太子的礼仪细节主要由总理衙门、李鸿章等各地相关督抚、俄国驻华使节等共同商定，还参考了海外报刊所载他国接待俄太子礼仪的相关情报。[31]综合多方意见，清廷始确立接待俄太子礼仪的基本方案，主要内容如下[32]：

      (1)用西方略同于接待国君的礼仪接待皇太子尼古拉；

      (2)在受访港口炮台升俄国旗；

      (3)炮台鸣炮二十一响，如无炮台，用军舰鸣炮代替；

      (4)派大员赴船迎接，尼古拉抵达居地后，督抚再亲往拜见，待尼古拉回拜时，设宴招待，酒半起立，致颂词；

      (5)尼古拉回船，再鸣炮二十一响。

      对于上述接待礼仪的基本内容，各地督抚意见比较一致，遂确定下来。不过，在讨论过程中，仍然发生一些意料之外的临时问题。较为典型的有：

      (1)俄太子登岸后的交通工具。根据俄方的游览计划，最终要在广州、汉口和九江登岸，那么，俄太子登岸后用什么交通工具？根据当时中国的情况，一般是乘轿。但是，乘何种规格的官轿？沈秉成建议“乘绿呢轿”，不用黄色轿，李翰章附议，认为“粤省街道窄隘，且民情浮动，黄轿非所经见”，“以为僭用乘舆，必致鼓噪，无法保护”。[33]可见，督抚们反对外国人乘“黄轿”，关键就在一个“僭”字，本质上还是传统礼仪在作怪。但总理衙门回复称，参照清朝会典，俄太子登岸后可乘自备“金黄轿”，“毋庸阻拦”。[34]后来俄太子至广州、汉口，都乘坐了“金黄轿”，以致俄太子认为自己是第一个“与世界上最高主宰平起平坐”的外国人。[35]不过，张之洞的态度则相对谨慎一些，他吩咐在码头与晴川阁之间临时搭棚遮盖，让现场观瞻的百姓看不见俄太子乘坐的黄轿。[36]此举可谓用心良苦，亦可由此窥见19世纪末中国外交观念近代化的程度。

      (2)汉口的接待时间问题。4月7日，张之洞突然致电总理衙门和李鸿章：俄太子初十至汉口，但“初十、十一两日均忌辰”，不适合放炮庆祝，也不适合穿吉祥的官服，建议俄太子十二日到汉口。总理衙门随后与俄国公使商量此事。俄公使答应延迟一日，十一日到达汉口，“惟升旗放炮请援照西例举行。现与订明台端是日穿军服，仍升旗，放炮，翌日筵宴，照常补褂”。但该日仍为忌辰，张之洞只好电商两江总督沈秉成，希望金陵帮助拖延一日。十日，沈秉成回复，俄太子“恐先汉而后至宁，即无从商留兵轮”。后俄太子果然于十一日先到汉口，而张之洞坚持己见，仍于十二日筵宴招待俄太子。[37]

      (3)赠送礼品问题。按计划，清廷原准备在烟台由李鸿章向俄太子颁赐礼品，但俄太子后来决定不到烟台。对此，总理衙门提出三种方案，询商李鸿章：“俄太子不到烟台，拟颁物件或由贵处备办寄南洋，或鄂督转给，或竟不颁给”。李鸿章回复：既然俄太子不到烟台，礼品和宝星就不颁赐了。但是可由“闽江各督，预备土宜酬答，尽疆吏地主之情，似不必再请颁赏”。[38]李鸿章的意见最终为总理衙门采纳。

      (4)翻译问题。汉口有辜鸿铭可为翻译，但广州乏人，粤督李翰章不得不向总理衙门求援。大概此际京城也没有可以胜任的俄语翻译，又熟知俄国贵族喜讲法语，总理衙门协同李鸿章遂派俄罗斯馆的法文翻译联兴陪伴俄太子。[39]据称，联兴法文不错，翻译很称职。[40]

      第二阶段，具体接待工作。4月4日，俄太子到达香港，5日，俄太子准备访问广州。此时，俄国驻华公使亦派武官上校参谋普提雅廷(Д.В.Путята)、俄国驻天津领事瓦霍维奇(汉名王厚，А.С.Вахович)、俄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波科季洛夫(汉名璞科第，Д.Д.Покотилов)⑤等三人前往陪伴。自此清廷开始了正式的接待工作。

      (一)广州的接待

      4月5日中午，俄太子由翻译联兴陪同，乘“江宽号”轮船航向广州。船至虎门，炮台升俄国国旗，鸣炮二十一响，欢迎俄太子。珠江两岸站满士兵，旌旗迎展。船至黄埔，炮台再鸣炮二十一响，升俄国国旗，中军及法国驻广州领事于雅乐(Camille Imbault-Huart)前往迎接。[41]下午四点，“江宽号”至省码头，军舰鸣炮二十一响，乐队奏乐。总督李翰章身着官服，持红色名帖至“江宽号”拜见俄太子。俄太子用葡萄酒和甜食招待李翰章，宾主双方握手、鞠躬，“俄太子取帽对坐，翻译立言，谈数语即行，俄太子送至船边”。[42]随后，“江宽号”在沙面岛下碇。傍晚，俄太子在熟悉佛教的波科季洛夫陪同下参观了海珠的佛教寺庙，随后又参观了广州著名行商浩官家族的大院。[43]6日中午，“俄太子乘自备黄轿，带同随从、洋官、乐兵数十名，随粤省仪从”回拜，李翰章“往广雅书局筵宴”。[44]宴前，李翰章与俄太子进行了友好闲谈，由瓦霍维奇任翻译。俄太子简要述说了自己参观广州佛教寺庙的体会，并介绍了俄罗斯卡尔梅克佛教徒的情况。食物风味为中式，餐具则为西式，筵席持续到下午四点[45]，盛况空前：“以抗风轩为客厅，前校为饮厅，堂东房为侧厅，客侧两厅陈设悉中式，饮厅器具悉西式。菜虽全用中国，而器具仍用西式。三厅均铺华毡，洋酒分五：曰熙利、曰黄酒、曰红酒、曰香瓶、曰橘拉苏。置长桌横设，厅中陈鲜花果品之属，四周摆玻璃杯银刀叉。侧厅为散席，饮加非卷烟之所。庭外遍摆鲜花，待客游览”。“督北向正中坐，抚南向对中坐。俄太子在督西右，希腊世子在抚东右。此次抚病，藩代，余员则按名片自寻座位。是日，主客二十人，司道不与筵。宴罢，督述颂词。俄太子旋举酒答词。欢欣鼓舞，感谢不已”。[46]这里代替巡抚刘瑞芬出席宴会的“藩台”就是王之春。8日，俄太子动身回香港，应李翰章的邀请，顺便在黄埔视察了广东水师学堂。

      (二)汉口的接待

      4月10日，俄太子在中国军舰“致远”“靖远”的护卫下航向上海。14日，舰队到达离上海数十海里的马鞍群岛。在这里，俄太子准备从“亚速纪念号”换乘俄志愿船队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号轮船，在西伯利亚舰队的“海龙号”“朝鲜人号”陪同下，驶入长江。19日上午9点多，俄太子抵汉口。汉口江岸炮台和中国军舰“保民号”“测海号”鸣炮如仪。首先来到船上拜见的是阔雷明、俄国驻汉口领事德米特列夫斯基(П.А.Дмитревский)，以及欧洲各国驻汉口的领事、副领事。但俄太子并未先接见他们，而是先接见了随之而来的湖北地方官员们：首先是中军副将，持名片拜见。然后，张之洞亲自“率洋务总办蔡毅若，观察江汉关监督江蓉舫观察”等拜见。[47]宾主双方交谈近半小时，约定次日在晴川阁设宴款待。然后，俄太子等自驾双座马车前往汉口东正教堂观瞻。为此，俄国驻京第十七届布道团团长阿姆菲洛赫(Р.Амфилох)专程携一华裔神父赶到汉口主持弥撒。事毕，俄太子在俄国侨民家用午餐。晚8点，俄太子参加了俄国租界举行的欢迎宴会。晚10点，俄太子回“符拉迪沃斯托克号”休息。次日上午9时，张之洞派楚材轮将俄太子、希腊世子及随从官员17人接到晴川阁码头。自码头至晴川阁，沿途搭盖遮棚，两边站满士兵，炮声隆隆，场面极其热闹壮观。此时，晴川阁亦装饰一新：阁中铺地毡，悬明角玻璃灯，结彩球，张绣障；茶几上摆着秦璆汉碧，膳桌满陈名花，映以古玉；阁外走廊遍布花盆，阁外廊柱插满龙旗。“俄太子着红呢，衣蓝呢，袴披白缎，满缀金宝，大套金带，鸟靴挂刀，希太子全作军官装束。两太子年相若，希太子则未留髭”。张之洞亲率文武官员及翻译辜鸿铭于码头相迎，宾主双方拱手问好。俄太子“乘织龙杏黄缎金顶八抬轿。希太子乘绿呢四轿，余兵官均坐四轿，俄兵吹奏军乐”。至晴川阁后，先上茶，鸣钟十二响后开宴。跟广州一样，陈西餐长桌，铺洁白台布，刀箸酒樽，中西兼备，食谱满汉杂陈。张之洞坐主位，身旁为翻译辜鸿铭，右为俄太子，左为希腊世子，其余随从官员次第挨坐。客人座前均有白缎洋文菜单，每上一菜，奏军乐。“酒三巡，译官代帅致颂词，宾起，答颂毕，复饮”。前后上菜四十余品，酒则中西兼备，任宾自择。筵陈烧烤，并加牛奶茶，异常丰腆。宴会毕，饮茶，观看江景。张之洞赠给俄太子和希腊世子上品丝绸各一匣，俄太子亦回赠礼品。[48]席间，翻译辜鸿铭因懂希腊文、法文、俄文，深为俄太子等叹服，大出风头。[49]接着，俄太子应邀赴俄商顺丰行晚宴，受邀作陪的汉口外国各色人等达140多人。[50]21日下午5点多，俄太子乘船离开汉口。起锚前，张之洞如约派洋务官员送来两把颂诗扇。送给俄太子的诗为：“海西飞轪历重瀛，储贰祥钟比德城；日丽晴川开绮席，花明汉水迓霓旌；壮游雄览三洲胜，嘉会欢联两国情；从此敦槃传盛事，江天万里喜澄清”。送给希腊世子的诗为：“乘兴来搴楚畹芳，海天旌旆远飞扬；偶吟鹦鹉临春水，同泛蒲桃对夜光；玉树两邦联肺腑，瑶华十部富缣缃；汉南司马惭衰老，多感停车问七襄”。⑥

      (三)金陵的接待

      4月21日，俄太子面告张之洞：“约十五日辰刻过金陵，只停六点钟，若地主上坐船来拜，当登岸在江干行台答拜，不进城，不进内河”。随后，俄领事又告：“若金陵不如此，则不停轮。过九江停两点钟，主嘱地方官毋庸接待”。[51]但此前，两江总督沈秉成已经“先期购办轿马、器用物件、肴馔、花木等。修饰察院为太子行台，铺设督署待太子筵宴，一切齐备”。23日黎明，沈秉成等坐南琛号兵船抵下关码头。俄太子船至，炮台、兵轮鸣炮升旗，沈秉成率官员登俄船拜晤，“告以城外无接待之所，在城内预备情形”。俄太子连声抱歉，因怕耽搁去日本的时间，所以不能进城。随后，俄太子至南琛号答拜：“留与饮宴，主宾交致颂词，礼仪相洽。未刻，太子船启程，各轮升炮如前。复派郭镇、宝昌乘南琛兵船持名片送至镇江。此次遵旨优加款待，太子再三称谢”。[52]

      22日，至九江，俄太子上岸仅视察了俄商公司和制茶工厂，未惊动中国地方政府。

      至此，热闹了差不多一年的接待俄国皇太子尼古拉旅华事件终于落下帷幕。正如张之洞在4月23日(此时，俄太子已至马鞍群岛，与滞留的“亚速纪念号”汇合)给李鸿章的函电中所云：“此次俄太子来汉，俄领事、俄水师提督及汉口租界英领事深恐生事，俱格外小心防范，幸安静出境。俄、英各员俱欣幸，感谢不置”。[53]确实，清廷这次接待俄太子旅华的工作堪称圆满，宾主皆欢。成功的关键除了清政府的重视，还有地方督抚们的齐心协力，同时，也是中国外交近代化的结果，至少礼仪问题不再是中外交涉中的梦魇。

三、俄国皇太子旅华与中俄关系

      如前所述，1890年至1891年俄国皇太子东游与俄国东方外交战略重心转移远东在时间上相契合。同时，俄国皇太子本身具有特殊的政治角色意义，再加上俄国驻外使领人员的积极活动，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所历各国尽心接待俄国皇太子的到访，中国政府尤甚。在清政府看来，俄国皇太子旅华是俄国重视中俄邦交的表征。所以，总理衙门严令各地督抚“亲行款待，以重邦交”。清廷对此事性质的认识，在粤督宴请尼古拉的颂词中表露无遗：“中俄两国，讲信修睦两百余年，彼此边界毗连三万余里，礼让相尚，和好久敦。兹承贵太子辱临粤省，本部堂特举此觞，切愿两国官员相接以礼，两国商人相交以信，两国百姓相处以安”。[54]这样的酒桌颂词虽然表面看类似外交语言，却表露了清政府对接待俄太子一事外交意义的认识。清政府之所以如此热心接待旅华的俄国皇太子，关键在于直隶总督李鸿章此时正全力建构“联俄制日”的东北亚外交战略。

      1886年李鸿章与俄国驻华代办拉德仁(Н.Ф.Ладыженский)就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问题达成口头“君子协定”⑦，中俄开始共同建构隐含针对日本的政治外交联盟。尽管当时俄国对中国传统“天朝体制”观念基础上的朝鲜政策尚存疑虑，也不满中国对朝鲜实施不断加固的所谓宗藩权力，但此时俄国在远东的政治军事实力有限，尚无力称霸。[55]同时，俄国认识到中俄之间隐然的联盟不但有助于保持俄国在远东的实力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维持中、日、俄在东北亚的战略平衡。所以，俄国虽未必十分看重中俄这种隐然的政治联盟，但至少在中日甲午战争前，一直遵守口头“君子协定”。[56]相对而言，清政府却十分看重这个中俄口头“君子协定”。李鸿章将之作为“联俄制日”外交战略建构的标志，清政府也视之为对朝鲜行使宗藩主权并抵御日本侵犯朝鲜的外援。[57]可见，“君子协定”是李鸿章构建东北亚“联俄制日”战略的重要环节。而此时接待俄国皇太子旅华，无疑被看作类似的重要环节。所以，总理衙门及李鸿章都十分重视接待尼古拉。尽管当时李鸿章已年近古稀，仍准备随军舰到烟台亲自接待尼古拉，并且全程关注其他督抚的接待。实际上，广东、汉口等地的接待情况，都由翻译联兴随时汇报给李鸿章。[58]

      此外，俄国驻华外交官员的积极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清廷的态度。俄国驻华外交机构包括北京公使馆和各地领事馆，都积极干预俄国皇太子旅华。除了前期干预接待礼仪等问题，还特别注重接待过程。皇太子还在香港时，北京公使馆和北京布道团就都派遣相关外交、宗教人员(包括翻译、汉学家)前往陪同。当时俄国驻汉口领事的报告认为，在英国人势力范围长江流域，由于英国人的反俄煽动，官僚集团以及老百姓普遍有反俄情绪。为了缓解这股反俄情绪，确保尼古拉顺利游汉口，德米特列夫斯基对湖北官僚阶层展开了说服活动。他首先找到张之洞的幕僚蔡锡勇，认为中国反俄不符合中俄两国利益；并揭露鼓动中国人反俄乃英国的政治阴谋，有损于张之洞在湖北的洋务自强计划；同时宣扬俄罗斯对中国世代友好，而俄国皇太子访问中国正是对中国友好情感的表露，还说皇太子十分尊重张之洞。后来，德米特列夫斯基又亲晤张之洞，竭力打消张之洞对俄国的疑虑，同意热情接待皇太子。[59]俄国领事官的行为无疑有助于提升清政府对接待尼古拉的外交意义的认识。

      俄国皇太子尼古拉在旅华过程中，亲晤粤、鄂诸督抚，在中俄两国的官僚高层之间建构起一种私人友好关系。在地方督抚中，张之洞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前，基本上主张“联日”“阻俄”[60]，至少没有亲俄的思想。这和李鸿章的“联俄”主张完全不一样。但从19世纪90年代起，随着日本压力增强，张之洞在外交上开始务实变通，主张灵活处理中国与日、俄的关系。所以，他对当下热情接待俄国皇太子并没有表现出抵触情绪。张之洞在晴川阁宴请尼古拉，双方宾主尽欢，气氛友好。宴会结束时，张之洞送给尼古拉几块汉口产的丝绸及四个造型奇特、雕饰吉祥图案的金属盘子，尼古拉十分喜爱。[6]事后，尼古拉特意委托德米特列夫斯基将自己的照片及一个镶嵌黄金宝石的花瓶转赠张之洞，将一块怀表赠给翻译辜鸿铭。当得知尼古拉在日本遭遇刺杀，张之洞立即致函德米特列夫斯基，表示深切的慰问，并委托将自己的照片转赠尼古拉。[62]尽管尼古拉未能与李鸿章见面，但似乎十分清楚李鸿章在清政府对外决策及中俄关系中的重要位置。在他在离开中国时将自己的随身怀表转赠给了李鸿章。[63]事后，尼古拉还通过阔雷明将自己的照片转赠李鸿章。对此，李鸿章致函表示感谢，其中说：“自知道殿下访游东方的意向始，我就一直期待款接殿下。当我得知由于时间限制您不能履行全部旅行计划时，我非常遗憾。须知我们两国之间的情谊长期以来十分深厚”，并转赠自己的照片。[64]当得知尼古拉在日本遇刺，李鸿章急忙命中国驻日公使李经方慰问，以致尼古拉十分感动。[65]

      中俄高层人物之间这种友谊关系的建构，在相当长时期内，确实对中俄外交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1894年11月1日，亚历山大三世因病去世，尼古拉继位为尼古拉二世。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如火如荼，清政府节节败退，李鸿章正全力寻求俄罗斯的援助。为了配合联俄策略，清政府决定派大臣前往俄罗斯“吊”“贺”。经过讨论，清廷最终决定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出使俄国。关键原因就是王之春“曾与俄主识晤”，即前述王之春在广州代替巡抚刘瑞芬参与接待尼古拉之事：“曾与俄主三次会晤，并设宴款接，彼此微有赠答”。出使前，光绪皇帝亲自提醒王之春：目前中日正开战火，王之春可以利用两方面条件，争取俄国的支援：一是跟尼古拉熟识，二是1886年“俄遂与中国订约”即所谓口头“君子协定”。1895年2月18日，王之春在圣彼得堡觐见尼古拉二世。在颂词中，王之春多次提到广东招待尼古拉之故事。这些往事，尼古拉没有忘记。他在答颂中也提到：“兼在广东荷贵大臣款接，和洽有加，每念前游，未尝不时时神往”。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尼古拉再次提到：“我见贵大臣甚为欢悦，前在广东游历，曾蒙接待，款洽至极”，并答应俄国一定帮助调解中日冲突。[66]此后，俄国果然应中国请求调停中日冲突，乃至纠结德、法，迫使日本“还辽”。当然，尼古拉二世帮助中国的态度和力度主要取决于俄国的国家利益。[67]

      历史上，重视中俄贸易一直是俄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特点。俄国皇太子尼古拉利用旅华机会，积极推助了中俄茶叶贸易的发展。从一开始，清政府就通过各种渠道隐隐知道尼古拉旅华比较关注汉口的中俄茶叶贸易：其“往汉口系查察茶市”[68]，“窃料汉镇俄商，茶业最盛，彼必上岸往拜”。[69]1891年4月12日，尼古拉船队途经福建闽江口，尼古拉没有登岸会晤当地督抚，却接见了福州的顺丰、新泰两家俄国茶商代表。[70]俄商进驻福州始自1872年，因福州便于从海路经苏伊士运河，或经天津往俄国运输茶叶，经营的主要是绿茶、白毫茶及砖茶：“自1880年至1895年，福州砖茶出口大致每年有数万担，但情况远不及汉口的兴盛”。[71]所以，尼古拉更关注汉口的俄国茶商。早在1863年，俄商就在湖北崇阳大沙坪、羊楼洞等产茶区陆续开办了顺丰、阜昌、隆昌等茶厂。[72]这些茶厂随后迁至汉口，全盛时期俄商在汉口开办了8家茶贸公司，并由手工生产改为机器生产。到19世纪90年代初，汉口已经成为俄中茶叶贸易的中心。19日，尼古拉与汉口俄国茶商阜昌行、新泰行的负责人会晤，并在阜昌行茶商莫尔洽诺夫(Молчанов Н.М)家中午餐。期间，尼古拉详细了解了汉口俄国茶商的经营情况，以及当地茶叶生产情况，并谈到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对推动俄中茶叶贸易的作用。宴会结束后，尼古拉还前往参观阜昌行设在汉口的机械砖茶厂以及新泰行在货栈专门为尼古拉举行的中国产品展。展品包括各种中国丝绸、银器、瓷器、木器、象牙雕刻、禽鸟草药标本等。尤其丰富的是茶叶展品，花茶、黄茶、绿茶、黑茶、红茶、白毫、砖茶等万应俱全。随后，尼古拉又去阜昌行的砖茶厂详细了解了砖茶的制作过程和方法。当晚，尼古拉就在阜昌行用晚餐，参与宴会的除了俄侨、茶商、东正教管事人员，还有汉口其他各国的领事及侨民代表，热闹非凡。[73]20日，尼古拉到晴川阁赴宴，席间尼古拉与张之洞畅谈俄中茶叶贸易：“张之洞对华俄两国之间的茶贸甚为赞赏，皇太子对此也表示十分感谢，称他喜欢喝汉口茶，还讲到他在国内就知道，中国有个大汉口，是一个闻名于世的东方茶叶港，早就想来看看，今日登楼一观，果然蔚然壮观”。21日，正值汉口俄国茶商新泰行建厂25周年纪念，尼古拉受邀前往参与庆贺。集会上，尼古拉的表兄、汉口阜昌行砖茶厂的厂主帕诺夫(Г.К.Панов)代表俄国茶商向尼古拉介绍了他们在汉口从事茶叶生产取得的骄人成绩，并一再强调：“东方茶港汉口在中国中部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尼古拉听了很高兴，发表了即兴祝词。祝词很鼓舞人心，尤其结尾时的三个“伟大”，十分耐人寻味：俄中万里茶路——伟大的茶叶之路；汉口的俄国茶商——伟大的商人；汉口——伟大的东方茶叶港。[74]这表明尼古拉十分看重汉口中俄茶贸在中俄关系中的地位。22日上午，尼古拉又在九江登岸参观了俄国茶商新泰行、阜昌行在九江设立的砖茶厂。[75]由此可见，尼古拉极为关注俄中茶叶贸易。历史上，俄国本身的工业发展水平远比同期西欧诸国落后。自1863年始，俄国对华贸易就出现入超。1893年，俄国对华贸易入超达2932.95万卢布。[76]当时，俄国除了煤油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商品输入中国。这自然局限了俄中贸易的发展规模，以致就算是号称十分发达的俄中茶叶贸易，也只是占当时中外茶叶贸易份额的小部分。以尼古拉十分看重的汉口俄中茶叶贸易为例，据统计，1886年俄国茶商在汉口对外茶叶贸易中仅仅占份额的1/9，到1891年时有所提高，约占份额的1/3。[77]不过，俄英汉口茶贸的这种份额变化别有缘故。由于英国在印度、斯里兰卡种植茶叶成功，故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经营华茶数额逐年下降，于是，俄国进口华茶的份额自然逐年上升。尼古拉旅华时，俄国在汉口茶叶贸易的份额就已经超过英国。民初俄国进口华茶的份额几乎每年都超过英国60%。[78]很显然，俄中茶贸份额的增长与尼古拉旅华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尼古拉对茶叶贸易的重视可以看作是俄国政府重视俄中茶叶贸易态度的流露，鼓舞了俄商的经营热情；尼古拉执政后，积极支持西伯利亚铁路的修筑，运输的方便成为俄中茶叶贸易份额相对增长的基本因素。

      简要的结论

      1890年至1891年俄国皇太子尼古拉东游本身只是俄国皇室皇太子传统教育的一项实践历练内容，但基于皇太子这一角色的政治意义，且皇太子东游与俄国外交战略“双头鹰”关注远东的时机一致，再加上俄国“东方派”的渲染，使尼古拉东游不可避免地成为俄国东方外交战略向远东倾斜的表征。不仅如此，尼古拉旅华的时机，恰逢东北亚中日冲突愈演愈烈，清廷以李鸿章为首的亲俄派，为了进一步建构和完善“联俄制日”的东北亚外交战略，高度重视尼古拉的旅华，全力动员国家力量，以西礼接待俄国皇太子尼古拉，让尼古拉在华旅游期间舒适风光。由此，清廷成功与俄国皇太子建立起中俄政治高层友谊，从而为日后甲午战争时期的中俄交涉埋下了伏笔。尽管俄国对华政策最终取决于俄国的国家利益——这是造成日后俄国进一步加深对华侵略的基本因素，但也不可否认这种高层友谊在俄国实施对华政策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同时，尼古拉在旅华期间，对俄中茶叶贸易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他频繁接见在华俄国茶商，鼓励了俄国茶商的士气，体现了俄国政府重视俄中贸易的理念。毫无疑问，俄国政府重视俄中贸易的理念和举措是清末民初俄中茶叶贸易有所增长的基本因素。

①Ухтомский,Э.Э.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 Восток Е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ысочества государя наследникацесаревича,1890-1891.СПБ,Т.1.,1893; Т.2,1895; Т.3,1897；《申报》1890年至1891年各期；《益闻录》1891年各期。

②俞汉民：《俄国皇太子访游晴川阁》，《武汉文史资料》，1996年第2期；周强：《俄皇太子游历晴川阁》，《湖北档案》，2009年第11期；惜阴：《国学辜汤生传》，《人文月刊》，1931年第4期，等等。

③1899年9月30日，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斯(М.Н.Гирс)将乌赫托姆斯基的《皇太子东游记》有关旅华部分内容的汉译本赠送清廷，为此，受到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的召见表彰。(Хохлов А.Н.Наследник русского престола в гостях у китайского реформатораЧжан Чжи-дуна(из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в Китае 90-х гг.XIX в.).XXIX НК ОГК.М.1999.с.105)。该汉文译本现藏故宫(另北京大学图书馆尚存一册)。书封精装烫边，饰以华丽卷草花纹，宫廷风格，洋纸，铅印本。全书18955字，插图479面，题为：王爵吴克托穆斯基著：《俄太子东游记》，光绪戊戌年，德来泽城璞洛喀次书坊藏板。未见译者信息。从内容看，此汉译本明显为简译本。承周国长博士、多丽梅博士提供《俄太子东游记》故宫藏本，表示感谢。

④对于此时俄国外交战略的重心是否发生了“自西向东”的转移，应持谨慎态度。我认为此时俄国外交战略关注远东，只是俄国东方政策内部由近东、中东向远东的转移，而不是由欧洲向远东的转移。俄国外交战略的重心自始至终在欧洲，俄国参与远东的争霸可以解读为欧洲争霸的延续。

⑤光绪译本《俄太子东游记》：“一为副将布底阿达，系派驻北京武随员，二为北京使署翻译官瓦霍维赤及璞科第”。王爵吴克托穆斯基著：《俄太子东游记》，光绪戊戌年，德来泽城璞洛喀次书坊藏板，卷上。

⑥赵德馨主编，吴剑杰、冯天瑜副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年，481页。几种版本的《张之洞全集》均题“索诗索书，即席奉赠”，但又注：“一本云：二诗乃幕客代作”。根据俄国驻汉口领事德米特列夫斯基于1891年5月19日的报告：俄太子主动向张之洞讨要书法作品，张之洞答应在扇子上做诗为酬，翌日送达。可见，根本不是即席赋诗，且极有可能为幕客代笔。(АВПРИ.Ф.Японский стол,оп.493,1890-1895гг.д.1746.Хохлов А.Н.Наследник русского престола в гостях у кмтайского реформатора Чжан Чжи-дуна(из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в Китае 90-х гг.XIX в.).XXIX НК ОГК.М.1999.с.115)不过，《俄国皇太子东游记》将赠希腊世子诗的最后四句译得错误百出，其译文为：“两个王国的王子是表兄弟，如同珍贵的碧玉之花；希腊美女以艺术和科学闻名于世；作为一个老迈的湖南官员，我感谢王爷，因为他吩咐我停船，向我索要这首诗歌”。译成这个样子，有可能是理解有误，也有可能是乌赫托姆斯基这些“东方派”故意曲解，以彰显尼古拉在中国受到的尊敬无与伦比，从而为其俄国与东方各族具有“精神领域”之内在联系的主张提供证据。伍宇星编译：《19世纪俄国人笔下的广州》，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268页。前述故宫汉译本无此内容。

⑦Пак Б.Д.Россия и Корея.М.1979г.с.100.有关1886年中俄“君子协定”的问题，具体参见陈开科《1886年李鸿章、拉德仁天津会谈与中、俄朝鲜政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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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7册[M].5544.
• [61]АВПРИ.Ф.Японский стол,оп.493,1890-1895гг.д.1746.с.213-220.Хохлов А.Н.Наследник русского престола в гостяху китайского реформатора Чжан Чжи-дуна(из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в Китае 90-х гг.XIX в.).XXIX НК ОГК.М.1999.с.115.
• [62]Там же с.363.Хохлов А.Н.с.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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