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_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自20世纪以来，王国维之研究渐成显学，其在晚近学术史上夺目的地位，几乎鲜有与之并称者。然而世人论及王国维，多着眼其自沉，抑或是谈论他那些高深莫测的学问，而对于王国维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鲜有论及。曾有论者称，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四大导师的陈寅恪虽是学术大家，却并非思想家。对此，李慎之先生已有反驳之论。而今，陈寅恪、吴宓等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思想观点已经得到广泛的注意，相较之下，王国维的思想，尤其是其政治思想，则是关注者寥寥。即便有论者以“王国维的政治思想”为题，也多数落入窠臼，从王国维的自沉说开去，谈及其对于清室的至死效忠等等，仿佛王国维自出世伊始，就始终作为遗老而存在。本文意在钩稽史料，探讨王国维自1898年至1927年对于俄国一贯的反感立场。王国维生于1877年，选取的这一时段，恰好是王国维从20岁到50岁即从青年走向中年的时期。从相关史料可以看出，这位在学术史上颇足称道的人物，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同样不可抹煞。
    1898年：胶事已结，俄法踵起要挟
    1896年6月，李鸿章在彼得堡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沙俄势力进一步伸入我国东北地区。同年8月，爱国志士、学社报馆竞相宣传救亡。其中以黄遵宪、汪康年所创的《时务报》最有代表性，“该报聘任梁启超任撰述，日以瓜分之说激励人心。”[1]这一年九月初五，据王国维之父王乃誉日记记载：“静(即王国维)持《时务报》第一、三册，上海新设，七月初一开馆，总理为汪穰卿(即汪康年)，执笔新会梁启超，所陈通变议，颇给时政，诚此时之要务。”[2]可见，无论王国维还是乃父，对于中国时事，都有所关注。
    1897年，可以视作王国维对俄国抱持反感态度的开始。这一年，沙俄签订条约强占旅顺大连。1897年12月7日，《王乃誉日记》载：“静儿携借到《时务报》四十五六册归家”。此时可以看出王国维已经颇为关心时事，并且倾向新学。“于是弃帖括而不为，论举业而不就。”[3]而此年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光绪帝，陈述亡国之危险。
    值得注意的是，在1898年3月，王国维曾经谒见康有为，康有为当时在京发起保国会不久。由此可见其对于戊戌变法的基本态度。而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王国维又曾在书信中多次表达了对于“七君子”被害的惋惜。早年的王国维还曾受到梁启超影响，梁氏《变法通议》等一系列著作，对王国维触动很深，而梁启超与王国维到了1920年代，具体的政治态度已经是不谋而合。
    1898年，王国维同学许默斋因事返家，其担任《时务报》书记一职，暂由王国维代为之。此事为王国维一生事业之开端。在其后与许默斋的通信中，王国维多次提及沙俄侵略中国一事，其对于沙俄的反感跃然纸上：
    胶之事了后，英俄起而争借款之事一再，几至决裂。现闻政府拟兼借两国之债，或可稍纾日前之祸，总之，如圈牢羊豸，任其随时宰割而已。
    此日英俄各报均言无意于瓜分中国，然俄在吉林边界之兵日增，又放一头等铁舰东来……俄苟不先发难，想各国也不主动动手也。
    胶事已结，俄法踵起要挟，闻政府许租大连湾，而不许旅顺，未识能无事否耳[4]。
    1898年，英俄两国竞相借款中国。英俄对中国之虎视眈眈，从王国维的描述可以看出，他对于包括沙俄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态度大都极为仇视。这也为其日后对于俄国的日益反感，埋下了意味深长的伏笔。
    王国维在1897年前后之于沙俄的厌恶，并非一个单纯的个案。曾在1897年创办《国闻报》、《国闻汇编》的严复，就表达了与王国维同样的反俄态度：
    俄名仗义扶邻，而实则视满洲为禁脔。既树德于中国，又以遂东封之图。俄之计得，于斯为极[5]。
    实际上，早在很久之前，林则徐就已经表达出了对于俄国的反感：
    英夷何足深虑，其志不过鸦片及奇巧之物劫取中国钱帛而已！余观俄国势力强大，所规划布置，志实不小……俄夷则包我边疆，南可由滇入，陆路相通，防不胜防，将来必为大患[6]。
    林则徐的反俄，具体到其国家主义态度，在其晚年仍然有所反映：“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但是如林则徐这样对俄罗斯反感极为明显的士大夫，依然只是少数。李鸿章晚年日益亲俄，黄遵宪记载道：“公之使俄也，遵宪谒于沪上，公见语曰：‘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胶州密约成，归又语遵宪曰：‘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7]话音未落，俄罗斯便出兵侵占了江东六十四屯，黄遵宪为此有挽联云：“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8]其中的悲凉，不言而喻。
    1907年：俄罗斯，一专制之强国也
    论及1907年王国维反俄态度的相关史料，不得不提到《教育世界》这本杂志。1901年夏天，罗振玉在上海创办《教育世界》杂志，请王国维任主编。据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载：“《教育世界》初为旬刊，专载译文。从六十九期改为半月刊。”王国维从这一年开始大量地撰写文章。仅就笔者手头所有的周锡山编《王国维集》第二册有关教育学、西方美学等研究，收的几乎都是王国维发表在《教育世界》上的文章。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1904年刊登的《红楼梦评论》。
    王国维发表在1907年2、3月《教育世界》143、144号上的长文《托尔斯泰传》，对于管窥其反俄的态度，具有很大的作用。这篇长文也是王国维的西方文学研究篇幅最长的一篇，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在《托尔斯泰传》绪论第一中，王国维起首便语出惊人：
    俄罗斯，一专制之强国也。法令繁于牛毛(俄律万五千篇，犹岁有增补)，警察密于蛛网(每四户约置警吏一，侦民间琐事，录之簿。有外人某初至俄，访一友，越日忘其住址，或告以往询警察，某斥为荒诞，以劝之笃，姑往询之，警吏果举其友住址告，并前日某与友辩答之词，亦能记忆)，集会有禁，著书立说有限制，议论国事者，放窜之，刑随之，邮局设检察官，拆视民间往来信牍，虽王公亦不能免(威第长度支部时，得人书，行间多被涂抹，俄国报纸中以黑墨抹去数行者，常事也。)其所以如是者，无他，虑革命之祸，防刺杀之举也[9]。
    王国维对于沙俄有如此细微的描述，与其在时务报馆工作的经历密不可分。晚清西学东渐的思潮，学人所译所著，有关俄国之书籍以及当时报刊对于俄国之描述，王国维可能有所关注。在对于俄国作出如此深刻的描述之后，王国维回到了文章的主题，开始了对于托尔斯泰的褒扬：
    然如此极端专制之国，乃有一绝对自由之公民，则托尔斯泰也。托尔斯泰者，非俄罗斯之人物，而世界之人物也，非一时之豪杰，而万世之豪杰也。以之为宗教家，则路德可与为伍[10]。
    此处王国维对于托尔斯泰的评价，笔者不作价值判断。仅举沈曾植书信一例。沈氏与王国维往来密切，学术上也有教学相长之处。但在某些细节方面，两人的观点有所出入，沈氏曾在一封致友人的书信中如此说道：
    近世欧华糅合，贪嗔痴相，倍倍增多，曰路德之嗔，曰罗斯伯尔之嗔，曰托尔斯泰之嗔，曰马克斯之嗔；吾国天性主让，而近世学说贵争，既集合上四者而用之，变其名曰专制之嗔，官僚之嗔，军阀之嗔，资本之嗔，又为之枝叶曰凉血之嗔，曰不顺潮流之嗔，曰迷信之嗔，曰顽旧腐败之嗔，曰民智不开之嗔，广张八万四千钓，而吾华四万万民，无一非可嗔之物矣，惟政客为造嗔之主，唯报为嗔传之媒，僕于欧亚之嗔辨之至微，而于杂糅之嗔尤视之若风马耳[11]。
    沈曾植思想与王国维相较，更显其遗老的保守性。王国维更为看重托尔斯泰反抗暴政的决绝果敢，这期间当然包含着他早年对于沙俄的反感在内，而沈曾植对托尔斯泰与马克思的不以为然，认为其是动乱的因素，则是清遗老之于暴民造反的本能反感。沈氏为清末重臣，其自身所持士大夫之立场，自然较诸王国维更甚。至于对待马丁·路德的态度，王氏与沈氏的区别在于，沈氏笃信佛学，深究佛理，因而对于宗教改革这种带有破除宗教色彩的激烈行为，保持不理解的态度。
    在《托尔斯泰传》一文中，王国维还颇有兴致地提到了托尔斯泰上书俄皇一事：
    俄之刑惩严酷，虽不一端，而人民意中，则尤以破门之罪为可畏。此破门之罪名忽加诸托尔斯泰之身，其之所以如是者，直接原因则由于托氏上书于俄皇尼古拉士第二，述改革国政之意见，尼古拉士第二深韪其说，激赏不置[12]。
    1924年王国维入值南书房之后，亦有效法托尔斯泰之举。另外一个让人玩味的细节在于，1907年，王国维由罗振玉引荐，得以与学部尚书荣庆相识，3月，王国维北上受命，在学部总务司行走，在此之后，他写出了《托尔斯泰传》。1907年与1924年之行为，二者对比，亦可玩味出其他内容。
    1917年：观中国近况，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
    1917年乃是王国维政治思想发生大变动的一年，这一年张勋复辟的失败以及十月革命的成功都曾引起王国维的极大关注。他在致罗振玉及其他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提及他对于灾难的20世纪中国不祥的预感。周一平先生曾写过《1917年前后王国维的政治思想》，剖析了1917年前后王国维政治思想的变化以及在其学术上的反映，可能是限于当时的历史语境，周一平先生对于王国维反感十月革命这一史实仅作流水账似的陈述，而对于王国维热衷于张勋复辟之事大做文章，因此本处略去王国维之于张勋复辟的热心不谈，专讲王国维之于十月革命的反应。
    王国维开始关注俄国革命始于1917年初。1917年3月23日，他在致罗振玉的信中写道：
    俄国革命事起，协商诸国内情可见，此事于东方内政外交影响甚大，以后各国国体政体均视同盟与协商之胜败为转移耳[13]。
    王国维在关注俄国十月革命的同时，同样关注一战的前景，并将俄国革命的前景自觉地与一战前景相联系，指出俄国革命之于一战的具体影响。这一观点在王国维的两位师友罗振玉与沈曾植之间，亦有同心之音。罗振玉在《王忠悫公遗书序》中曾经记载了其与王国维以及沈曾植的交流。罗、王、沈三人对于一战的看法，对于管窥那一时代遗民知识群落具体的政治态度，或许不失参考价值：
    予在东海，公先归国，英法学者斯坦因·沙宛诸博士，邀予游欧洲列邦，予请公同往，将治任矣，而巴尔干战事起，予告公行期将待战后。公复书言，欧洲近岁科学已造其极，人欲与之竞进，此次战事，实为西政爆裂之时，意岁月必久长，公此行或不果邪？[14]
    王国维对于欧洲的不以为然，与其一贯坚守的中国文化本位立场是紧密相关的。王国维曾说：
    西人以权力为天赋，以富强为国是，以竞争为当然，以进取为能事，是故扶其奇技淫巧，以肆其豪强兼并，更无知止知足其心，与富相争，凡昔之所以至富强者，今适为其自毙之具[15]。
    王国维对西方文明如此地不抱有好感，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上述这段话写于1924年，其时王国维的学术已经转向。徐中舒在《王静安先生传》中，曾将王国维的学术生涯分为四期，1924年为王国维学术生涯的第四期，即徐中舒所云：“随罗氏居东，尽弃前学，专治经史。”而王国维在学术生涯第二期中治西洋哲学、文学。“年壮气盛，少所许与。顾独好叔本华，尝借其言以抨击儒家之学，为论至廉悍。”[16]这一前后截然相反的文化抉择，当然包含着各种复杂的因素。其对于西方文化的具体态度，是意味深长的。譬如他在1919年3月14日致信罗振玉谈及听闻法总理被刺一事后的反应：
    时局如此，乃西人数百年讲求富强之结果，恐我辈之言将验，若世界人民将来尚有孑遗，则非采用东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17]。
    又如他在1902年致信狩猎直喜谈及东方文化与世界文化之前景：
    世界新潮潒洞澎湃，恐遂至天倾地坼。然西方数百年功利之弊非是不足一扫荡，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此不足为浅见者所道也[18]。
    王国维忽而对西方不再抱有好感，这一转变与其具体的政治态度当然有显著的关联。在欧战之际，王国维曾致信罗振玉谈及欧战，后来罗振玉就王国维之于欧洲的议论与沈曾植有过一番舌战，这次舌战对于透视清遗老对于俄国革命的具体态度，是颇具代表性的：
    后数日，予返沪江，沈乙庵尚书觞予于海日楼，语及欧战，予以公语对，尚书曰，然此战后，欧洲必且有大变，战胜之国，或将益扩大其国家主意，意谓德且胜也。予曰否，此战将为国家主意及社会主义激争之结果，战后恐无胜利国，或暴民专制将覆国家主义而代之，或且波及中国，尚书意不谓然[19]。
    遗老之中虽不乏争论，但是其基本的政治立场依然趋于一致，即对于欧战和俄国革命持反感的态度。这一对外的政治态度，与其对内即对民国的仇视，可谓一脉相承。
    王国维对于俄国革命的关注，在1917年末乃至其后，仍然多有吐露。如1917年12月31日之信：
    罗刹(代指俄国)分裂，殆不复国，恐随其后者尚有数国，始知今日灭国新法在先破其统一之物，不统一则然后可惟我所为。至统一既破之后，欲恢复前此之统一，则千难万难矣[20]。
    当然，这些带有历史洞见意味的惊人之语，在1917年末致柯劭忞的信中最具代表性。此信已佚，但罗振玉记录下了此信的大致内容，录入《王忠悫遗书序》中：
    已而俄国果覆亡，公以祸将及我，与北方某耆宿书言，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21]。
    王国维在致信罗振玉的另一封信中，亦曾提及此信：
    前致敬仲(即柯劭态)书，已得其复……书中有“始于共和，终于共产”语，乃行文配衬之笔，而敬仲乃反复此语，将其他要言忘却，殆神明已衰矣[22]。
    如此天才预见，王国维自己居然尚未意识到其惊世骇俗。难怪周锡山在《王国维集》的前记中曾说：“王国维对于古代史的卓越史识，已经为世界公认。他对于中国20世纪的历史发展趋势，亦有令人惊叹的惊人预见。虽然当时共产党还未成立，但以学者观世，能够如此预见，充分体现了一代历史学家的远见卓识。”
    1924年：俄人行之伏尸千万，赤地万里
    1924年，已入值南书房的王国维获逊帝赏赐，特许可在紫禁城中骑马，这一荣誉在王国维看来，当然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王国维再三推辞最终勉强答应北大国学研究所通讯导师后不久，因为《北大学报》所刊登的抨击逊帝毁坏文物的文章一事，遂毅然决然地辞去这一职务。就这一年度王国维与罗振玉通信中所谈论的宫中诸事而言，王国维对于清帝无疑是感恩戴德，这从他生前留下的1924年的两封奏折，可以管窥一二。但是这两封奏折的内容，一者强调筹建皇室博物馆，一者强调中西文化之调和，可见王国维对于清室之忠心，归根到底，还是其自身所处的文化立场，曾有论者称王国维入值南书房是为了“看一些看不到的东西”(即宫中所藏各类文物档案)。虽然无确凿证据证明王国维有这一动机，但如此推论，结合其1924年的第一封奏折，似乎也有些许的道理。
    王国维1924年所写的两封奏折，一者写于5月18日，一者写于5月26日，两封奏折的内容，其中颇有雷同，即由诸事所引之感慨，阐释新旧文化之变。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的第二封奏折，在这封奏折中王国维两次以俄国为反例，论证西方文明最终必将走向没落。这段材料对于理解王国维一贯的反俄态度颇有启示：
    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本业衰微，货币低降，物价腾涌，工资之争斗日烈，危险之思想日多，甚者如俄罗斯赤地数万里，饿死千万人，生民以来未有此酷。
    井田之法，口分之制，皆屡试而不能行，或行而不能久。西人则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社会主义焉，有共产主义焉，然此均产之事，将使国人共均之乎？……俄人行之伏尸千万，赤地万里，而卒不能不承认私产之制度，则曩之汹汹又奚为也[23]。
    此奏折名为《论政学疏》，是王国维为数不多的政论文字。原文已佚，后由罗振玉从王国维遗稿中辑出。据罗振玉之孙罗继祖云：“祖父说‘录其大要’，实则仅略去头尾而已”。后罗振玉将此文定名为《王忠悫公别传》。钱基博所著《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收入此文，但是所收乃是罗振玉“去头尾”的部分。郭湛波《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中，录入了王国维此文结尾中被删去的部分，这段文字对于透视王国维自1917年至1924年思想方面的细微变化，或许不乏深意：
    我昏不知，乃见他人之落井而辄追于后，争民横夺，处士横议，以共和始者，必以共产终！[24]
    罗振玉为何要删去王国维此稿尾部，按照常理推测，乃是因为《王忠悫公遗书序》一文中，结尾已有“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一语，《论政学疏》如以全貌录入，难免给人以重复之感。故而罗振玉稍微作了些技术处理。但这一处理并不高明。王国维1917年所言“始于共和，终于共产”或“观中国近况，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说到底，还仅仅只是带有感慨推测意味的，其1924年他在上书溥仪的奏折中重提“共和共产”，却以决然的口吻说：“以共和始者，必以共产终。”数年后，郑孝胥曾就此语作出延伸，在1935年，他曾说“共和之后曰共产，共产之后曰共管”，以“共管”为伪满洲招魂，已经是后话了。
    1917年至1924年间王国维对俄的反感态度，除却政治上的原因之外，学术上的转型恐怕也是重要原因之一。1917年末，王国维开始与元史专家柯劭忞过从甚密，而王国维在晚年恰恰开始转向西北元史的研究。他在1917年末致柯劭忞的信中说：新撰《元史》，渐次写定，甚盛甚盛[25]。但王国维曾对弟子徐中舒说：《元史》乃明初宋濂诸人所修，体例初非不善，惟材料不甚完备耳，后来中外秘籍稍出，元代史料渐多，正可作一部《元史补正》，以辅《元史》行世，不必另造一史以掩原著也[26]。可见，王国维敢于对元史权威提出质疑，足见其元史造诣已臻造化。研究元史，必会涉及北方异族之边疆塞外之史，也肯定要接触更多有关沙俄的史料，或许王国维政治态度日趋激化，已经在其学术转向上埋下了伏笔。
    1927年：赤化之祸，旦夕不测
    1924年，王国维虽曾受聘北大国学门通讯导师，但不久即宣告与北大决裂，其后几经周折，王国维在溥仪的面谕之下勉为其难，受聘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这中间虽有王国维为生计所迫的现实原因，但最重要的还是为其学问寻找立命之所。然而北伐的兴起，不仅改变了政治格局，也悄然了结了清华国学院的命运。
    王国维自沉之后，怀念文章诸多，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悼念文章或多或少地提到了北伐军进逼北京这一时代背景之于王国维命运的具体影响，大概是因王国维在遗嘱中有“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一语。梁启超在家书中多次提及北伐军兴之于王国维之死的影响。
    按照张朋园先生在《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一书中的分析，在北伐期间，梁启超一贯的态度是反共的，其间还夹杂着对于苏俄以及国民党的反感。而王国维一贯的政治态度，不能不说与任公有诸多相似之处。虽然一者为维新派，一者为保皇派。梁启超在家书中以极为辛辣的笔触，对斯时的政治环境作了嘲讽：
    近年来的国民党，本是共产党跑入去借尸还魂的，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作诱饵，国民党竟甘心引狼入室。
    梁启超的激烈反共态度，乃是自民国十二年游历欧洲之后逐渐形成的。《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一书第六章已作详细之勾勒，这其中至关重要的转折，乃是国民党联俄容共之后的急切激进化。1915年的下半年，有关苏俄是敌是友的问题曾经引发了知识界极大的争论，《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曾就此展开激烈争论。
    当众人喋喋不休地为苏俄是敌是友展开讨论之时，王国维已经退守书斋，安心向学，及至1927年知识界对于北伐欢呼雀跃时，王国维致信罗振玉，再次谈及其挥之不去的不祥预感。这时距离他自沉不到半月。
    王国维之死与北伐战事到底有多大关系？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考察1927年王国维书信，其内容依旧以论学为主，间或有诸多杂事，但有两封信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一封是其在自沉前写给失和已久的罗振玉，一者是他写给日本学者狩猎直喜的信，由狩猎直喜在1927年公开。
    王国维写给罗振玉那封谈及北伐的信已佚，但尚有知情者知其大要。罗继祖在《庭闻忆略》中曾提到旅顺博物馆的李元星先生见过此信。罗振玉弟子王同策曾亲赴大连访问李元星，李元星称信乃观堂投水前不久所写，信纸红色八行，内容虽不能全记，但其中确切无误地提到了叶奂彬被难(指曾任职吏部、以著书为事的叶德辉1927年被杀事)及北伐将要成功诸节，但该函已在文革中散佚。如果李元星所言属实的话，王国维之死的真实原因很大程度上乃是叶德辉被杀、北伐军进逼北京之于王国维的深切震撼。梁启超在其家书中曾言及北伐军兴之于王国维之死的具体影响：
    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27]。
    陈寅恪的弟子刘节在署名柏生的《记王静安先生自沉事始末》一文中起首即点明题旨，虽未言及王静安之死与时局之关联，但其中的深意，却不难细察：
    今岁四五月间，党军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败奉军于河南，直鲁危急，北京大恐[28]。
    同样，王国维弟子徐中舒亦尝与梁氏有同样之语：
    先是长沙叶德辉，武昌王葆生，均以宿学为暴徒枪杀于湘鄂。及奉军战败于河南，北京震恐，以为革命军旦夕即至。其平昔与党人政见不合者，皆相率引避。先生又深鉴于叶、王等之被执受辱，遂于民国十六年六月二日愤而自沉云[29]。
    再者如时在东北的金毓黻，亦在日记中提及北伐军兴的诸多惨状，可见斯时谣言之广：
    长沙共产党处老儒叶德辉以极刑，叶公居乡好干预公事，颇乏令望，故为党衔。但据后世学人考证，叶德辉死于共产党之手无疑，但王葆心之死却是谣传。但在当时动荡的时局下，人们对待谣言的态度多半是宁信其有，何况斯时历经政治风雨的梁启超也担心北伐军祸及自身，于是加紧避难天津。王国维自沉前，曾对来访的姜亮夫说“我受不得一点的辱”，在他自沉前夕，曾有扇面题赠谢国桢，扇面诗中录有唐人语“回避红尘是所长”，其自沉之志，加诸遗嘱中“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原因之诸多，皆可引证为王国维自沉之因由。
    但遗嘱中之“世变”，既可以理解为北伐军之步步紧逼，亦可理解为1925年冯玉祥逼宫一事，陈寅恪挽词中有“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一语，又在挽诗中有“越甲未应公独耻”一语，皆指出1925年“逼宫”之后，王、罗、柯三人相约赴死而未践诺给王国维留下的心理阴影。在1925年，王国维曾有信致狩猎直喜，谈及逼宫一事，此信1927年由狩猎直喜在怀念文章中公开，王国维一改论学之平静，开始追忆往事，并联系时局，写下惊人之语：
    一月以来，日在惊涛骇浪间。十月九日之变，维等随车驾出宫，白刃炸弹夹车而行，比至潜邸，守以兵卒，近段、张入都，始行撤去，而革命大憝，行且入都，冯氏军队尚踞禁御，赤化之祸，旦夕不测[30]。
    “赤化之祸”、“旦夕不测”，与其在1917年“观中国近况，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的言论相比对，其一以贯之的反俄态度，其实并不难细察。
    王国维自沉之后，悼文迭出，门生故旧，概不能免。其中一位日本学人川田瑞穗所写悼词，在众多跟风之文后，显得别具一格。川田与王并无过深交情，但却有旁观者之清醒，他在文中谈及王国维思想变化与其自沉之因果：
    西洋过激之思想，滔滔浸润东洋之天地，实为危险万状，苟为读书讲道之士，当奋起障此狂澜，若低头缩尾，甚至迎合潮流，立奇矫之言论，平生读孔孟之书，所学为何事耶？[31]
    文中所言“西洋过激之思想”，自然包括苏俄激进的共产学说，王国维的自沉，也为其一贯的反俄态度提供了意味深长的注解。与王国维素来相交甚深的罗振玉虽然在王国维自沉前夕与王国维不无仇隙，但是在王国维去世之后，罗振玉曾伪造了一封王国维上书皇帝的遗折，陈述自沉之志，此遗折虽系伪造，但从中可见罗振玉对于王国维之死的具体看法：
    臣王国维跪奏，为抱国有心，回天无力，敬陈将死之言，仰祈圣鉴事。窃臣猥以凡劣，遇蒙圣恩。经甲子奇变，不能建一谋、画一策，以纾皇上之忧危，虚生至今，可耻可丑！迩者赤化将成，神洲荒翳。当苍生倒悬之日，正拨乱反正之机。而自揣才力庸愚，断不能有所匡佐。而二十年来，士气消沉，历更事变，竟无一死之人，臣所深痛，一洒此耻，此则臣之所能，谨于本日自湛清池。伏愿我皇上日思辛亥、丁巳、甲子之耻，潜心圣学，力戒晏安……请奋乾断，去危即安，并愿行在诸臣，以宋明南渡为殷鉴。弃小嫌而尊大义，一德同心，以拱宸极，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32]。
    此封遗折中，论及辛亥革命、张勋复辟、冯玉祥逼宫诸事，此皆王、罗二人所亲历，可以视作罗振玉造假之证据，但“赤化将成”、“甲子之耻”、“一洒此耻”，则显示了王、罗二人心灵暗合之处。赤化一说尤其重要，提示了王国维之死与其反俄态度深长而又微妙的联系。
    王国维作为20世纪中国杰出的国学大师，其反俄态度，只是其政治思想中的一条脉络。他对于晚清民国以来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也有独到的评论和见解，其政治立场值得后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