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运、海商、海军、海权——魏源世界意识中的“海国”理念

盛邦和

发布日期：2010年12月10日

摘要：漕粮海运，发展海洋运输事业；发展“海商”，倡导国际贸易；建立新式海军，强化中国海权。海运-海商-海军-海权，成为魏源“强国”思想的逻辑主线。魏源世界意识中有一个“海国”理念，企望中国由“陆国”变为“海国”，从“古代”变为“现代”。

关键词：海运；海商；海军；海权

中国近代屡遭战败，先败于鸦片战争，后败于甲午战争，再败给八国联军，如此等等，都败在海上。由此，魏源主张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漕粮海运，发展海洋运输事业；主张发展“海商”，开展国际贸易，“互市”于世界；主张建立新式海军，开船厂、造战舰、设军港、养人才。中国需要海运、需要海商、需要海军、需要海权。海运-海商-海军-海权，成为魏源“海国”思想的逻辑主线。

一、“海运代漕”与海运思想的坚持

中国是大陆国家，重陆轻海。在运输方面，重视陆运、河运，忽视海运。虽然中国有许多江河，不乏优良的水道，然而被西高东低的地形所决定的东西向流向，给南北走向的水路运输带来困难。自隋炀帝开凿运河，中国南方漕粮百货都通过运河运输到京城及北方地区。

至道光四年冬，情况发生变化。当时清江浦高家堰决堤，运河江苏高邮、宝应至清江浦一段，水流量减少，漕船搁浅，河运阻绝，京畿地区的粮食供应严重短缺。为此，道光帝令漕运总督魏元煜、江苏巡抚张师诚等督抚大臣，讨论海运代漕事宜。[1]当时许多大臣都主张借黄济运，而坚持海运代漕的则有齐彦槐、包世臣等人。齐彦槐称“借黄济运之说，询之土人，虽妇人孺子皆知无益”。他“力言海运可行，爰上海运议一篇”。[2]这里说的《海运议》，就是《海运南漕议》。[3]

包世臣有同名文章《海运南漕议》。包世臣说：道光四年十二月，“同年齐郎中彦槐赴浦过问，世臣告以急筹海运。郎中录拙稿以致汪宗伯”。[4]这个话应该是真的，也就是说两篇《海运南漕议》，其内容实质大体相同。

包世臣在《海运南漕议》中说：“驳海运之说者三：一曰洋氛方警，适资盗粮；二曰重洋阻深，漂没不时；三曰粮艘须别造，柁水须另招，事非旦夕，费更不赀”。包世臣对此三个论点一一加以驳斥：第一，对于“洋氛方警，适资盗粮”这个理由，包世臣认为北洋水浅多礁，而海盗船皆鸟船，吃水重，遇礁即碎，故海盗船不可能“越吴淞而北以争南粮”；第二，至于“重洋阻深，漂没不时”，包世臣根据考察结果据实力争：航海沙船每年往返南北四、五次，每岁漂没海难的总数“不过千百分之一”，而“南粮由运河每年失风殆数倍于此”。第三，所谓“粮艘须别造”，也不成理由。事实是，粮艘不须“别造”，水手也不必另招。海运漕粮的工作完全可以由“船商”担当。经过仔细调查他发现仅上海就有沙船三千五六百号，船主大体是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之富民。每造一船需银七八千两。其多者，一名船主拥船只四五十号，故曰“船商”。康熙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运到上海每年有千余万石，而布匹、茶叶等江南货物也由沙船运至山东直隶、关东等地。沙船有会馆，设有董事。上海等地民间海运行业既已如此组织严密，规模宏大，经验丰富，将南漕海运的事交给他们可以完全放心。至于运费支出事宜，包世臣也考虑到了，“每南粮一石，给水脚银四钱，上载时每石加耗米五升……合计南粮四百万石，不过费水脚百六十万”。[5]

在海运代漕的问题上，魏源与包世思想上如出一辙。同样认为，“海盗”、“风涛”、“霉湿”等，不能成为反对海运的理由。海盗出没，实为一难，但海盗多在南洋一带活动，该处水深多岛，海盗驾所谓“鸟船”，“船锐底深”，适合当地水情，而北洋水浅多礁，鸟船断不敢“越吴淞而北”。“风涛”险阻虽令人担忧，但“大洋飓风，率在秋冬”，改在夏春航行，“有顺利无暴险”；货物“霉湿”，也有其事，但运货抵京，如果是运河运输，历时数月，改为海运，“则不过旬”。水上时间大为缩短，货物霉变的可能必小于河运。再则，海运在中国已有先例，南方珠兰、茉莉等，北方豆、麦等，早已“由沙船载之而北，运之而南”，并没有出现过严重霉变的问题。且海船构造精良，船底有甲板，船舷有水洞，自可防水，防霉。他强调：运河淤塞，日甚一日，河床加高，险情不断，变河运为海运，已成无奈必行之举。

变河运为海运，关系重大，所考虑者为“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6]其结果将达到“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7]。魏源特别提到，推行海运，运营方法当非“官营”，而是“商营”。“官告竭，非商不为功也”。[8]保守派之所以反对海运，是因为他们结帮营私，形成了利益集团，利用河运贪图巨利，中饱私囊。因此，要推行海运必先尽革“官营”外衣包藏下的中饱舞弊之害，将海运利益归于笃实可信的民营船队。为此魏源建议“沿海皆行票盐，尽省浮费，匪独化私为官以助饷，并可化枭为良以助兵”，并设想使“浙江之南田山、福建之封禁山，许民屯垦；沿海之银矿山，许民开采”。[9]

二、肯定“海商”与世界贸易思想的阐扬

对于主张海运，包世臣和魏源的观点是一致的，但要不要在海运基础上发展“海商”———国际贸易，他们有分歧。包世臣认为：“但绝夷舶，即自拔本塞源。一切洋货皆非内地所必须，不过裁撤各海关,少收税银二百余万两而已，国课虽岁减二百万，而民财则岁增万万，藏富于民之政，莫大于是。”[10]龚自珍也曾认为“国家断断不持榷关所入”。可以说，包世臣是接受了龚自珍的思想，对于中国加入国家贸易一事，持保守观望的态度。

主张“大历史”观的黄仁曾说：“小时候读历史，常有中国人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得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11]近代史上包世臣和龚自珍不在顽固守旧之列，包世臣力主海运，就说明这一点。然而即使这样的先进思想者，一旦要他们吸收“海洋性国家的经验”，也会犹豫不决，此乃中国“旧式农村的习惯”太沉重，而这样的习惯正是产生于“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

近世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虽有“朝贡贸易”，但是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清朝“净海”，日本“锁国”。沟口雄三认为亚洲地区存在着一种以儒教为中心，以抑制商业为特点的“东亚文明圈观念”。如果说中国明代时期还出现过远洋航行的萌芽，顺其发展，中国很有可能逐渐产生类似“西洋”的国家贸易。只是由于蒙古、女真等入主中国与元、清两朝的建立，这样的可能性终于消散。

“波斯人任何航业也没有，当他们征服了埃及的时候，他们便把本国原有的这种精神带到埃及去，因此，航业废弛到了极点。”[12]无论元、清，都无法脱离草原沙海的“内陆”气质，这是他们的“原有的精神”。如同“任何航业也没有”，反对航海的波斯征服了埃及，把内陆精神带到了埃及，使那里的“航业废弛到了极点”，元、清两朝的文化“覆盖”，也窒息了中国成为海洋商贸国家的仅有的一点希望。

魏源思想开通，目光较远，跨越旧传统，提出新观念。他主张国际通商，发展海洋贸易。他倡导“互市各国”，“听互市各国以款夷”。他对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情况作具体分析：以道光十七年(1837年)广东与英贸易出入之数，共计英国船购出广东货物21，816，000元。英国进口货14，478，000元，少于出口货合银价700余万元。假如没有鸦片贸易，“而以货易货，则英夷应岁补中国银七百余万元”。

他主张在断绝鸦片输入的基础上，打破壁垒，货物互通。“与夷约，果鸦片不至、则尽裁一切浮费，免米税，商本轻省”。这样，“上无缺税，下无缺财”，外商可转谋“自然之利”，中国可免烟毒病民与白银外溢。中国大宗出口资源为茶叶与湖丝，可尽量出口。西洋棉花、洋米、呢羽，则可适当进口，“此外铅、铁、硝、布等有益中国之物，亦可多运多销。”魏源提出货币应以“五行百产之精华”、“天地自然之珍”为之，力主白银本位；发行货币，应“一主于便民，而不在于罔利”，力阻滥发纸币，而使物价腾贵。他建议开采银矿，增加银源，还可以仿效西方铸造银币，“仿番制以抑番饼”，抵制外国银元的垄断地位。[13]

三、建立新式海军，重视中国海权

中国近代以来遭遇外国侵扰，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为俄，二为英，三为日。三方面侵略都给中国带来深痛巨创。魏源撰《圣武记》，有《国朝俄罗斯盟聘记》与《俄罗斯附记》，记俄国事情，关注西北边防，聚焦于俄国对中国的侵略。[14]

随时间推移，魏源的注意力转向海防。他根据《明史·兵制》，将当下英夷（英国）与明代倭寇比较，指出三方面的不同：第一，倭寇长于陆战，而短于水战，缺少强大的船队，“船不敌而火器不备”，与此不同，“英夷”则“专长战舰火器”。第二，“倭专剽掠沿海，迹同流贼，红夷则皆富商大贾，不屑剽掠，而藉索通互市为名”，同时又以鸦片烟、耶稣教“毒华民而耗银币。”事实也如魏源所分析的那样，列强侵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侵占土地，这在俄国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表现得最明显。与日俄不同，英美远隔重洋，占领中国领土有心而无力，因此将在中国扩展市场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

他曾设问：“吾之水战火攻不如红夷，犹可言也；守岸禁烟，并不如倭，可乎不可乎？不能以战为款犹可言也，并不能以守为款，可乎不可乎？令不行于海外之天骄，犹可言也，令并不行于海内贩烟吸烟之莠民，可乎不可乎？”他建议：中国兵势尚弱，力不克敌，无法在正面战场上以“水战火攻”，击败敌人，宜以守为攻，陆上海防，“守岸禁烟”。

鸦片战争后，魏源的思想有了变化。“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收益也。”魏源反省中国与西洋交涉凡二百年，“未师其长”，屡受其害，而西洋“长技”所在，“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中国应从战败中引出教训，积极地从陆上海防转向海上海防，建设坚强海军。

他认为，强化海军，必须建造新式军舰。中国战败，重要原因乃敌军船坚炮利，而中国船小炮弱。他主张模拟西洋，自制军舰，建议在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两处，建造船厂，聘法国、美国技师，“师造船械”。船厂不仅造舰船，也造商船。商船与战舰都要有远洋航行的能力，其建构不必有太大区别。若商船，船体必巨且坚，与战舰无异。平时用于通商，一有战事，配置火器就成为战舰。

为克服巨额军费开支的困难，可采以“民”养“军”的办法。船厂不仅造船，“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还可通过给予必要奖励的方法，鼓励民商造船，如此，“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先效尤。宁波、上海之贩辽东、贩粤洋者，亦必群就购造。”凡闽商、粤商“出贩南洋，有购船炮归”，国家皆可按价收购。其他凡民间制造业，当持支持态度。“火车、轮船、起重机、天文仪器”，凡有益于国家海防与海军建设的事业，皆倡导营造，并欢迎民间资本的参与。他呼吁“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

凡一国家意欲壮大海军，既须军舰，又必备军港、船厂与之配套。他提醒国人，“南印度则大西洋各国市埠环之”。这些市埠，其实就是各国的军港。细数之有荷兰埠、葡萄牙埠、法兰西埠、美利坚埠、英吉利埠等。军港占地广阔，俨然如国家城池，每个港口都设有“造船之厂”，“二三旬成一大舰，张帆起柁，嗟咄立办”，“终年营造，火烛天，声殷地”。正因为此，铁甲大舰在中国叹为绝技，而在西洋则“视为平常”。[15]

培植海上军力，军舰、军港、船厂固然重要，海军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更属首要。魏源反思科举取士制度，认为科举设武举人、武进士等科目，皆以陆上武功为考试项目，甚为不妥。今后取士，应该克服传统的“陆营有科”、“水营无科”的局面，学习西方，专以造船、驾驶、制造，“取士论官”。“上之所好，下必甚矣。上之所轻，下莫问矣”，要将“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者”，搜列无遗，以充实海战人才队伍。

发展海军是为了拓展与强化中国海权。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写道：“欧罗巴内城邑大兴，并称自主之权”，“知制火药，初造罗盘经”，海洋贸易日益推进，十分注重海洋权益的保护与拓展，“明嘉靖年间、舟楫无所不至，初寻出亚默利加大地，次到五印度国，后驶至中国，通商日增、见识日广。此时欧洲列国万民之智慧才能高大，纬武经文，故新地日辟，遍于四海焉。”他佩服俄国彼得大帝走向海洋、师法西方的精神勇气。他说：彼得“聪明奇杰，因国中技艺不如西洋，微行游于他国船厂、火器局，学习工艺，返国传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也就是这样的原因，俄国“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洲最雄大国。”[16]

四、魏源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魏源思想给后世留下深刻的影响。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郑观应、盛宣怀等，几乎所有的洋务派，无不接受魏源思想的精神润泽。有魏源思想才有洋务思想的发端。魏源思想成为洋务运动的思想指导。洋务派诸多举措实为魏源思想的践行。

魏源办河运的的思想在洋务派那里得到阐扬。同治12年（1973年）李鸿章就说过，“天忽令黄河北徙，使数百年积弊扫而空之，此乃国家之福，人又要逞其穿凿之智于无事后求有事，不知从前办河漕时并无洋务，今洋务繁兴，急而且巨，盍不移办河办漕之财力精力以逐渐经营，为中华延数百年命脉耶。”在李鸿章看来，将河运改为海运，有关国家运程命脉。扫百年积弊而扫除之，发展海运，此为国家之福，而守旧固陋派在海运问题上百般阻扰，设置障碍，实为“逞其穿凿之智于无事后求有事”。

丁日昌任江苏巡抚后，亲自主持海运代漕事务。“为了避免中间的侵蚀和剥削，为了经济时间和手续”，他把所有的运输任务都交由一家叫郭德盛的船商，所有雇船、付款及一切盈亏都由郭家负责，公家不加干预。[17]这说明，在海运问题上，私营经济已经得到部分洋务官僚的认可与支持。中国海运事业的开拓，客观上促进着民营经济的发展。

魏源所处的时代，一般意义的“海运”只是指以海运方式运输漕粮。到了“洋务”时期，“海运”理念获得新诠释，有了远海交通与国际“互市”的新意义。“泰西以商立国，商务之盛衰，即国势强弱所由判。凡有益商务者，必竭力以图之”。李鸿章已看到这个世界存在商业国与农业国两个类型的国家。西洋国为商业国，将国家命运维系于商业，商业强则国家强，商业弱则国家弱。李鸿章企望中国开拓海运，发展海商的心情溢于言表。

他在给朝廷的奏稿中将中国与日本作比较后认为：近年以来，日本步趋泰西，四出通商，以为利国利民之本。中国地大物博，商务为四洲之冠，理当改弦更张，发展海商，与洋人争利。[18]1880年（光绪六年）,李鸿章议复梅启照条陈云：“商船能往外洋，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微臣创设招商局之初意，本是如此。”[19]

如果说李鸿章还没有提出变农业中国为商业国的愿望，那么左宗棠在这方面似乎走前了一步。他在1866年（同治五年）的上奏中就曾说道：“维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南山东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江河以外，万水朝宗。”他看到中国“江浙海运即无船之虑”，主张“急造轮船”，舍此“不以为功”。“大利在水而不在陆”，已显示部分洋务派人士已经提出将中国变“农国”为“商国”，变“陆国”为“海国”的朦胧设想。

当时一班洋务官僚也对中国发展海外贸易持支持态度。刘坤一议复茶商运茶赴俄华船运货出洋说：当今之世，中国与泰西各国通商，船舶往来如织，而中国尚无商船运货前赴泰西，以分洋人之利。现在中国已有使臣分驻英、法、俄、美、德、日、秘及日本等国，华商若往通商，自无虑其人地生疏，致受欺侮。因此极力主张海外通商。[20]

魏源的海军的思想，也被洋务派化作实践性操作。早在1861年，清朝政府就具有创建近代海军的动向，当时决定拨80万两银子向英国购买中号兵船三艘，小号兵船四艘，请英国人李泰国负责采购。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上疏朝廷：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无以抵挡。倡言中国欲防海是害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非建造轮船不可。于是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皆以造船为重点制造兵船，以装备海军。

1874年，丁日昌建议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北洋水师负责山东、直隶海面，总部在天津；东洋水师负责江浙海面，总部在吴淞；南洋水师负责广东、福建海面，总部在南澳。1876年清朝政府从福州船政学堂选拔学生，留学英、法等国，学习海军技术。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由留学英国回国的严复任总教习，训练北洋水师军官。1885年，清朝政府设立海军衙门，专司海军事务。1884年，南洋有军舰17艘，权握于湘军系统。北洋15艘，权握于淮军系统；福建海军11艘，掌握于闽浙总督与福建船政大臣手中。1886年，李鸿章兴建旅顺船坞，可修理铁甲军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拥有军舰22艘。[21]

余   论

后世人读魏源书，以为所论仅西洋之“技”，因为其本人也说著述目的在于“师夷长技”。事实不是如此，魏源介绍西洋，不仅介绍其“技”，还有其“道”；有其“表”，还有其“里”；有其“发肤”，还有其“脏腑”；有其“船坚炮利”，还有其“风俗制度”。

后世人读魏源书，仅以“兵书”视之，魏源仅为“兵家”而已。以“兵书”读《海国图志》，是一种误读，以“兵家”视魏源，是一种错觉。即使“兵”者，也有其“兵本”，有其“兵机”。兵机为军队、守防、工事、舰炮等单纯的“军事”。兵本是“兵机”背后的政治、经济与国策的制定,是民风、国俗与文化的抉择。中国积弱不振，病在“人心”，病在孤陋、病在法古，病在对文明开化的阻滞，病在对井蛙心理的拘守，唯阐扬 “兵本”，方可对“人心积患”做坚决的祛除。兵机是有形之兵，兵本是无形之兵，本质之“兵”。决定战争胜负的固然是兵机，更是兵本。《海国图志》，形似兵书，实为“政书”———“兵本”之书。把它当做通常的“兵书”来读，“即可驭外夷乎？”，魏源连声否定：“否否。”[22]

中国自古以来乃为“内陆”之国。大片的国土处于内陆；文化的源泉发生在“中原”；北方少数民族多次入据中国，汉文化既对突厥、女真、蒙古等中亚文化发生同化作用，同时也深受浸润。内陆国有其内陆“根性”：重视“内陆”，轻视“海洋”；以农为本，贱商轻工；“土地-人口”成为“内陆”之国的生态链与生命线，“安土重迁”，停滞不前。

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一起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海洋在人类生活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成为国际贸易、环球市场与世界资本的象征。海洋道路是世界上任何强国的发达之道。所谓“现代”，就是走向市场的现代，发展工商的现代，介入国际贸易的现代，发展海军，保卫海上利益的现代。所谓“现代”，发端于大航海、大海运、大海商，大海军。所谓“现代”强国就是海运强国、海商强国、海军强国。较早的有西班牙、荷兰，此后有英、法、德、美诸强，无不因海洋而崛起。这些国家都是“海国”，因“海国”而成为“强国”。俄国无优良的海岸，然而“无海”也要造“海”，彼得港的建立说明这个问题。由此俄国走近“海国”，成为“强国”。日本有海，但是长期受中国思想影响，轻视海洋，如此才有明治维新前的落后。维新之后，日本发展海运、海商、海军，成为海国，挤入强国之列。

先进的中国人渐次明白，内陆文明是农耕文明，世界文明是市场文明。前者是落后的，后者是进步的。前者是古代的，后者是“现代”的。走向海洋，意味着走向工商、走向市场，走向新文明。要不要建海军，开军港，辟航线？要不要开通“海商”，“西洋互市”？中国切需文明的新定位与道路的再抉择。是延续内陆文明，与世界相悖，还是走向海洋，与世界同行。

对此，魏源作出回答，他主张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漕粮海运，发展海洋运输事业；主张发展“海商”，开展国际贸易，“互市”于世界；主张建立新式海军，开船厂、造战舰、设军港、养人才。魏源写《海国图志》，概念上用的是“海国”，而不是“岛国”或“洋夷”。魏源的头脑中是不是已经浮现出一个“海国”的设想？是不是已经形成一个朦胧的意念，企望中国从“内陆”走向“海洋”，从“陆国”变为“海国”，从“古代”中国变为“现代”中国？

                        (转引自《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