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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中国文化史的特殊时期
俄罗斯联邦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 Б.Г.多罗宁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叶柏川 译
清朝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帝国精神文化的进程从清朝建立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19世纪后，其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这些年代发生的许多事件已经十分清楚，但是作为中华帝国文化生活中的特殊现象，这一进程却没有得到关注。我试图描述这一进程最主要的特点。
首先，早在清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就对精神文化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里我指的是汉族文化，满族文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也是清朝皇帝关注的对象－－这是一个特殊的题目）。尽管当时清政权还未能控制全国，并且宫廷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但这并不影响她在这一领域采取重大举措。统治者对精神文化进行了严酷的监控。这也使清朝皇帝的地位得到提升：他们（首先是康熙和乾隆）希望成为与缔造中华文明的古代皇帝齐名的英名圣主。在帝国的国家机器中出现了大量专门从事文化事务的机构，而翰林院在其存在千年后，首次成为执行统治者文化政策的帝国的主要机构之一。某些中国历史学家称这一政策为“文化专制”。下面我谈谈这一时期的书面文化的情况。从孔夫子开始，在中国一直注重这一文化。清朝统治者的活动涵盖了整个社会的基础文化建设。它可以划分为两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方面。
一方面是，全面审查保存下来的文献。审查从王朝建立之初开始实行，直到我们研究的阶段结束。审查所采取的方法，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如文字狱，审查古籍正文，对古籍进行注释、续编、补充等。这样一来，后代人接受的绝大部分古籍是经清朝学者之手修订过的（这一点往往被人们忽略，尽管它非常重要）。其中最终要的典籍被收入乾隆皇帝下令编纂的“四库全书”。它是对清统治者在这方面活动的一种总结。为了保存这部分图书，在故宫里建立了“文渊阁”。不久前，黄爱平教授出版了介绍这套全书的专著。
另一方面，清廷决定在其严格监控下，组织编写人文领域各个方面的基础性著作。中华帝国学者的创作还从未如此富有成效。据中国历史学家记载，康熙和乾隆统治时期，每年出版2－3种书籍，这样在短期内，就创作了大量文献，其中有许多被收入民族文化的宝库。这是值得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它们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我简单列举一下其中的几部著作：儒家经典及其注释，朱熹文集，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中国第一部官方词典《康熙字典》，一部重要的类书体裁的著作《佩文韵府》，第一部唐诗全集《全唐诗》，《明史》（这部书被认为是同类体裁文献中写得最好的一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方志”（在中国大约有9000部）、“通鉴”、“纪事本末”体裁的著作。17世纪末，清朝学者创作的新的体裁“方略”开始发展起来（这在中华帝国文化中极为少见），百科全书《三通》(“政书”体裁）被充实为六部大型著作，清代学者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纲要”结束了汉代刘氏父子对中国图书的分类。这一时期完成的许多文集，在故宫里的专门机构武英殿首次出版，属于“殿本”。
以上列举的现象，并非仅仅是在我们所考察阶段的清朝文化史中出现的尽管规模巨大但却昙花一现的插曲，而是在贯彻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
1645年，在宣布明史编纂工程启动后，清统治者开始大量搜集文献（似乎是这项工作必须的），这种大规模搜集文献的活动后来转变成为“文化专制”和对文化遗产进行全面校对。纂修明史还是组织“博学鸿词科”考试（1679年）的表面理由。博学鸿词科考试在解决清朝统治者遇到的重大问题中起到重要作用。明史编纂于1739年编纂完成并出版，这促使清统治者开始编写有关本朝及前代历史的基础性著作。
清朝统治者在民族文化的其它方面同样做了积极的工作。这一切都发生在国家处于非汉民族统治下、确立政权的斗争持续了几十年并且外部危机不断加重的情况下。在这种局面下，宫廷似乎应该精力集中于其它问题上，但它却将文化问题作为自身政策的一个主要方面，并且为实施这项政策不遗余力和金钱（当时著作的编写和出版费用很高）。显然，这肯定是有非常重要的原因。我认为，应该从清朝刚刚建立时中国国内局势的特点中寻求原因。我们知道，明朝是在整个帝国发生危机的情况下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国以前的历史文献在公认的“前明”学说的基础上解释朝代的更替，将这些危机大大简化了。朝代更迭的过程仅被用简单概括的形式来描述。但是，许多问题都取决于正确理解当时的历史。
我认为，造成明朝灭亡的16－17世纪的危机， 不是一个王朝的危机，而是它所代表的体制的危机。这种危机破坏了国家传统的基础，中国社会开始倒退和崩溃。而周围世界正在努力进行的变革则更加剧了这一危机。在精神文化领域也未能幸免。我不谈泛泛的特征，只是介绍一下这些危机的特点。
想必这是中华帝国官方儒家学说在其漫长历史中第一次遭遇到的最严重的危机。这一学说遭到严厉批判，人们在寻找可以替代它的学说，宫廷里开始放弃道教。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三教”体系开始崩溃，人们尝试创造新的宗教，尝试重新审视有关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这破坏了已形成的社会体制。传统的连接精英阶层和宫廷的纽带开始断裂。上流社会更多的是持与政权对立的立场。明代精英阶层的堡垒－－“书院”，在明末成为形成区域联合会的中心（东林党、复社，其成员人数非常之多）。在当时的人写的关于明末的著作（根据清代学者的记载，此类著作不少于千种）中，公开尖锐的批评现存制度。
明末，儒家道德体系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衰落和淡化。社会中开始确立起一种新的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它使许多在此前无法想象的东西都出现了。同时代的人非常吃惊的描述着发生的事件，描述着令社会震惊的普遍的丧失理智。这一时代的标志是激烈批判儒家学说的放荡不羁的李贽（1527－1602）（研究他的人称他为疯人学派）和著名的小说《金瓶梅》。
16世纪末、17世纪初在精神文化领域里出现的问题，以往任何朝代都未出现过。明朝统治者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发生于17世纪中叶的朝代更迭也无法自动摧毁这场危机。这是新的统治者所面临的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决定着他们的未来。
事实证明，清朝统治者早就明白了这一点。从理论上讲，可以有多种方法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由于当时具体的环境和主要兵力用于同明朝作战，事实上没有一种方案可行。于是，清廷决定扼杀明末出现的危险倾向并动用一切手段巩固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传统基础。持续增长的危机规模庞大，矛盾尖锐，这从外部要求政权制定出成熟的、长期的、目标明确的政策。通常认为，这一政策是从康熙时期开始执行的，但是在清朝建立之初就已经形成了。
从看到的情况来讲，清朝统治者十分成功的解决了他们面临的问题，他们将精神文化的发展纳入了其必须的轨道。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在他们的庇护下出现了一种与明末明显不同的文化；从各方面看，它都不同于以往朝代的文化，尽管它们有着共同的根源。这种文化的基础是官方的。在统一了国家学说的秩序并确定了其基本优势之后，清朝统治者将其与帝国精神文化所有的进程与自己编写图书的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清朝在撰写文献著作方面取得的成绩在很多方面超过了以往的朝代，并且其中的某些著作具有极高的水平。这一时期的占核心地位的历史著作，在四部中处于主导。这一时期的官方历史著作开始同儒家经典接近，这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这一时期的文化吸收了政府认为具有价值的那一时期的文化遗产。17－18世纪文化的缔造者是统治者苦心培养的新的学者精英阶层，显然，这是中华帝国前所未有的。他们成功的团结了这一阶层，并将其变成文化专制的强大支柱。
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的文化现象是独一无二的，是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可以将其作为中华帝国文化发展的独特总结，是它的顶峰。由于定位为经典，它本身比较传统，要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新的东西是极其困难的，这使中国社会在临近19世纪时遇到许多复杂的问题，也使中国社会很难适应新的条件。
我认为，17－18世纪在精神文化领域里发生的事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许多这一时期发生的但仍未研究透彻的问题、修正对这些事件的评价。但是，这已经是另一个题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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