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华报纸《闽报》（1897－1945）考略

毛章清

发布日期：2010年8月30日

摘要：日本在华中文报纸中，《闽报》具有创办时间早、存续时间长和社会影响力广这些特点。从福建报业发展史的角度来说，作为在福建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外报，《闽报》对福建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略的。本文主要通过对1897－1945年《闽报》创办的时间、版式、发行和创办者的梳理和考证，简略地勾勒出《闽报》发展的概貌，从中可知日本在华中文报纸的发展与演变。

关键词：《闽报》；创办时间；发行；版式

日本在华报刊肇始于1882年。[1]随着日本政府控制中国地区的势力增长，日本在华报业也随之成长。在日俄战争之前，日本报纸主要在长江流域、华北地区和台湾地区发行；在此之后，随着日本势力逐渐渗透东北，日本报纸在东北地区也渐次出现。据统计，从1882年至1945年，日本在华创办的报纸计有200种之多。[2]从量的方面来说，日本在各国在华外报中独领风骚。

在中国华南地区，日本在华报业主要集中在福州、厦门、广州和香港4个城市，前后总共创办了7份报纸，其中福州、厦门和香港各有两份，而广州只有1份。[3]在这些报纸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创办于1897年、终刊于1945年，在福州的中文报纸《闽报》。这份报纸“甚至被称为（日本）在华南的唯一大报纸”，长期以来，“作为日本的言论机关，而奋斗不辍”。[4]这体现了《闽报》在日本在华报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显著作用，具有创办时间早、存续时间长和社会影响力广这些特点。

但是学界对《闽报》的认识，有待于进一步地深入研究。[5]由于缺少对《闽报》原件的发掘与分析，相关论说多有讹传。本文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依据上海图书馆摄制的缩微胶卷《闽报》原件，[6]对《闽报》的创办时间、版式、发行和创办者等作了梳理和考证。

一、《闽报》的创办时间

1、创刊

《闽报》创刊于何时？[7]现存最早的一份《闽报》是发行于1898年1月4日的“第六次”。[8]这一期报头上写道：“本报馆设在南台泛船浦广东馆东边，自第二次起改每礼拜三、礼拜六印发两次，全年计一百纸。”材料表明了《闽报》的发行周期和报馆地址。但是，这一天既非礼拜三，又非礼拜六，而是“礼拜二”。需要说明的是，《闽报》的前身就是创办于1896年的《福报》，而《福报》则是“本报每礼拜二、拜五印出二次”。[9]也就是说至少《闽报》“第六次”之前的发行，可能并没有依据报头所载的发行周期，而是沿用《福报》发行的时间惯例。据此往前推算，《闽报》的确切创刊时间应当是在1897年12月17日。

这里有可资佐证的文献。据日本东亚同文会主编的《对华回忆录》记载：“闽报是1897年12月，收买了原来由福州人发行的福报，改名为闽报，将发行权转移至日本人手中后成立的。”[10]这里没有提及具体的创刊日期。中下正治在《台湾总督府与闽报》中说道，《闽报》“在明治三十年（指公元1897年）十二月十七日，发行了第一号。”[11]由于没有注明资料来源，我们无从知道这个论断的出处。但是从现存的报业资料可知，《闽报》创刊于1897年12月17日这一天当属无疑。

2、休刊

《闽报》存续48年，经常出现休刊又续刊、停刊又复刊的现象。在特定时节，比如“阴历年关例假”，《闽报》一般会在头版刊登“休刊启事”，停版7天。[12]从《闽报》发行的序号延续性和时间断层性的比较，也确证了这点。如第506期是1903年1月17日，而到第507期时，已经是2月11日了，中间停刊将近一个月。1911年1月26日《闽报》第1538期在头版头条还刊登了《闽报终刊辞》，“是以本馆即就此次起，暂行停版。俟明正初旬，仍行扩张报幅，以饱诸君之眼。”[13]当第1539号印刷发行，已经时至1911年2月9日了。至于20世纪20年代，《闽报》停而复刊，更是频仍。根据已有资料的不完全统计，1924年7月至1928年4月，《闽报》停、复刊就多达10余次。从中不难体察《闽报》生存状态之艰难。

3、闭刊

《闽报》的闭刊时间，未见文献确切记载。现存所见最后一份《闽报》是1937年5月14日印发。日本研究者中村正治认为：“明治时期日本人在中国创刊的中文报纸中，自始至终没有间断发行，一直持续至二次大战结束者，只有《盛京时报》与《闽报》而已。”[14]一直在时代的缝隙中挣扎的《闽报》，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二、《闽报》的创办人和经营者

在《闽报》的创办中，中岛真雄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岛是‘支那浪人’的长老，长州阀的宠儿，在当时（明治三十九年）的政界和军界都是有相当声望与权势之人。”[15]当时在福州，由于《福报》屡次刊登排日的文章，日本海军军令部决意收购《福报》，由军令部福州驻扎员前田彪和上海驻扎员宗方小太郎具体操办这件事。当时在福州策划台湾总督府对岸工作的中岛真雄，由于不能如愿左右总督府，就让前田和宗方出面，与台湾总督乃木希典商量，让乃木参与此事。因为中岛认为，《福报》问题是日本对中国华南的整个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于是，这才有了宗方小太郎和井手三郎由福州渡海台湾，游说乃木之事的发生。[16]

具体的过程，《宗方小太郎日记》有详细的记载。依据1897年的宗方日记，这一年的7月，海军省提及收购《福报》一事；直至同年10月，宗方小太郎和井手太郎才由福州渡海抵台，拜会台湾总督乃木希典。在达成相关协议之后，11月，宗方由台湾回到日本。同行的井手则返回福州，与在福州的前田彪合作，从事创业。12月，《闽报》创刊。[17]

对于《闽报》的创办，《对华回忆录》是这样叙述的：1897年12月，日本东亚同文会福州支部的会员宗方小太郎和井手三郎在台湾总督乃木希典的支持下，与居住在福州的前田彪合作，收购了由黄乃裳创办于1896年的《福报》的发行权，更名为《闽报》，“以后的经营，概由前田负责”。[18]由此可知，宗方小太郎、井手三郎和前田彪三人都是《闽报》的创办人。

但是《闽报》实际的经营者是以“闽报馆主人”自居的前田彪。1903年元旦前后，《闽报》多次刊登了“大清国福州闽报馆主人前岛真”的“恭贺新禧”的报纸形象广告。[19]这里的“前岛真”就是前田彪。因为在甲午战争期间，前田彪以翻译的身份从军，受日本海军军令部的委托，从1897年开始以谍报员身份驻在福州，但在表面上则是三井物产的代表，名字也改为前岛真。[20]从1897年12月17日开始，前田彪任“闽报馆主人”长达18年之久，直到1915年4月6日去世为止。18年来，《闽报》一直是以前田的个人企业的名义经营的。以前田的去世为契机，台湾总督府计划把《闽报》作为直辖机关报，最终以《台湾日日新报》报社购买的形式把《闽报》收归旗下。[21]

《闽报》社长一职，皆由日本人担当，而且在前田彪之后，《闽报》社长由《台湾日日新报》派遣，这成为一个惯例。1915年，台湾总督府指派《台湾日日新报》社长赤石定藏（1915－1918年）接办《闽报》。赤石之后的负责人，据《对华回忆录》记载，《闽报》“经由中山宽太郎、镰田正威、中曾根武多等人，迄今现任社长松永荣为止，作为日本的言论机关，而奋斗不辍。”[22]但是在闽报社，也有台湾人和大陆人被聘用担任编辑和记者，甚至是主笔的。比如，《福报》创办人黄乃裳把报纸的发行权转让给前田彪之后，在1897年12月至1898年3月这段时间内，“由前田彪任馆长，黄乃裳作主笔，继续经营下去。”[23]在《闽报》历史上，还有一位“著名的主笔”陈涵玉，于1918年去世，这件事甚至还一度影响了《闽报》的发行量。[24]

闽报社既是一个新闻机构，也是一个情报机关。日藉人员中有间谍分子，比如社长前田彪；在台湾人和大陆人的编辑、记者中，也有被利用从事间谍活动的。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闽侯县党部所属《青白论坛》社社长陈逸云，就曾经是《闽报》的记者；他受当时报馆馆长松永荣的指使进行特务活动，抗战后被军统秘密处死。[25]

三、《闽报》的版式演变

1、版式演变

《闽报》脱胎于《福报》。1896年4月28日，《福报》由福建闽清举人黄乃裳独资创办。这是福建近代第一张报纸。1897年5月，《福报》因经济亏损严重而停刊。[26]1897年12月17日《闽报》创刊时，距离《福报》停刊已经半年有余了。从1897年至1945年，《闽报》的版式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

（1）       从《闽报》创刊至1906年11月报馆购买了活字印刷机之前

这个时期的版式，因袭了《福报》，从报头的设计到基础栏目的设置，从装帧形式到版面大小几乎如出一辙。这个阶段的《闽报》长约28厘米，宽约27厘米，一页两版，对折四面，每次四页八版十六面，相当于大八开的杂志；其中第1版是“论说版”；第2版至第6版是“新闻版”，所报新闻大多因事拟定标题，比如“东抚停迁”、“购拿积窃”等，常见的是政治新闻的报道，比如“兴郡时事”、“各省时事”和“各国时事”，而最有特色的是“闽中官场纪事”，几乎每一期都出现；第7版、第8版一般是“广告版”。单面印刷，双栏，竖排，无断句，从左往右翻阅。对折式装帧，折叠后形同奏折，状如书册。这就是《闽报》所称的，“本报将所登事件，略为分类，隔圈摆印，以便阅报诸君订成册。”[27]

1899年11月8日第189期《闽报》的报头有些微妙的变化。左边纪元由“西历某年某月某日”改为“大日本明治某年某月某日”，还增加了落款———“日商闽报馆发售”。1902年11月8日第486期之后，在每份报纸的第一、三、五、七版的右上角又增加了“明治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第三种邮便物认可”的字眼。最晚从这期开始，版式形成固定的模式。

这一阶段，从1904年5月21日第636期开始，出现了“不取分文”的“附张”（相当于“号外”）———《日俄战争详报》；直至这一年6月4日第640号，连续每期都有“附张”，共发行5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2）       从1906年11月活字印刷机印刷至1915年10月《闽报》改出日刊

这个时期的版式，相对第一个阶段有很大的变化，已经完全脱离中国传统报刊的形式，进入近代意义上的报纸形式阶段。现存实物最近的是1909年2月2日第1239期。这时的《闽报》长约27厘米，宽约38厘米，对开双面印刷，相当于小四开大小，确切地说就如同当前的晚报大小。依然是竖排，无断句，但也有些栏目，比如文艺附刊类的尝试着使用新式标点符号；每页四栏；每一版称之为“一页”，每张四页，通常为“本报八页”计两张，也有“本报拾贰页”计三张，比如1909年2月2日的第1239期。这期的第四版，还有“本馆全景”的插图。还是这一次，又出现了“附张”，共两页，内容分别为“闽省官场一览表”和“辕抄节录”。从装帧形式上看，版面依次由左往右翻阅，属于内叠式装帧。

（3）       从1915年10月《闽报》改出日刊直至1945年抗战结束而闭刊

这个时期的版式，与前面两次又有所不同。现存实物最近的是1921年11月19日第4074期。从版面篇幅上看，这时的《闽报》长约38厘米，宽约49厘米，对开双面印刷，如同当前的日报，已经完全是现代大报形态了。从装帧形式上看，版面依次由左往右翻阅，依然采用内叠式装帧。竖排，但已全面使用新式标点符号。一般每天“日刊六页”，六版一张半，每页则分十栏。

这里还有几个细节问题。最晚从1934年7月8日第4852期开始，在《闽报》第一、三、五、七版的顶端中间的“闽报”二字，以英文“THE MIN PAO”标注；而第二、四、六、八版，则还是标以中文“闽报”二字。还有1925年7月12日第5150期显示，《闽报》版式未变，但报头上的“闽报”二字的字体已改变。此外还出现了中缝广告。

2、出版周期

《闽报》的出版周期和版面数量也随着版式的变化而变化。《闽报》在历时48年的出版过程中，分别经历了“周二次刊”、“周三次刊”和“周六次刊”（也就是“日刊”）三个阶段；这在《闽报》的发行序号和发行日期的逐一比对中，可以得到证实的。

1898年1月4日的《闽报》第六期报头写明：“自第二次起，改每礼拜三、礼拜六印发两次，全年计一百纸。”由此可知，创办之初的《闽报》当是周二次刊。在“周二次刊”阶段，《闽报》一直保持着“每次四页八版十六面”的版式。

从1906年11月之后，由于购买了活字印刷机，《闽报》每星期开始出版三次。1909年2月2日第1239期《闽报》报头写道：“本年每礼拜出报三次，凡拜二、拜四、拜六皆出报日期，礼拜日停印，计全年出报一百五十张。”在“周三次刊”阶段，《闽报》在报头一般都会标明“本报八页”，或“本报十页”；但也有“本报十二页”，如1909年2月2日的第1239期；甚至“本报廿页”的时候，如1910年2月10日的第1389期。一般都是每天两张八版。

1915年10月，《闽报》改为日刊。1921年11月19日第4074期表明，《闽报》在报头上标有“日刊四页”、“日刊六页”或“日刊八页”的说明。也就是每天出版一张四版、一张半六版或两张八版。这个阶段，《闽报》一周出版六期，星期一休刊，可称之为“周六次刊”，而不是指每日发行的“日刊”。这在民国时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一般说来，报纸的出版周期是相对固定的；在特定的出版周期和版式的制约下，版面数量也是相对稳定的。但是相比较而言，版面数量存在更大的变数。版式或版面的变化，往往意味着传播技术的进步或社会需求的变化。1926年5月12日，《闽报》一位名叫“余园”的编辑，写了一篇“增刊抒感”，认为“记者信增刊之可喜，不徒在本报营业之隆昌，尤在社会求知欲之增大。”[28]

3、印刷业务

《闽报》在创刊之初，报纸的印刷业务主要委托给由美国人经营的福州美华书局印刷。最初，《闽报》几乎每期都用大号字体刊载“本报馆告白”。其中最后一条是这样写的：“士大夫著稿及各项书籍，预付本局摆印者，祈将原稿到局核商，其价较各处格外公道。”这里的“本局”是指“美华书局”。这和《福报》是一致的。1896年5月15日第6期《福报》报头显示，《福报》由“福州美华书局印发”。直到1906年11月，《闽报》获得了台湾总督府的资金资助，购买了活字印刷机，开始一周发行三次。[29]

有了印刷设备之后，闽报社开始面向社会承印各项业务。且看20世纪初叶在《闽报》头版常见的“本馆广告”：“本馆新办新式机器，大小铅字，各色花边，一切具全。惠顾诸君，如要刊印书籍、传单，请移玉至本馆商议可也。闽报馆敬白。”[30]20世纪20年代，《闽报》馆采用更为先进的印刷技术。《闽报》“本馆启事”：“本馆特备各种印刷机器，以应各界印刷品之需求，向已日增月累。兹特改用电器机关，尤为灵捷……”[31]

四、《闽报》的发行销售

1、销售地点

我们先从销售地点分布的变化来考察《闽报》的发行。《闽报》第6期的报头标明其发行地点：福建省内主要集中在福州、厦门、漳州三市，省外有上海、汉口两处，台湾有台北、台南、台中三地，国外销售点主要在东南亚的新加坡和槟榔屿。时隔不久，在福州、厦门和漳州之外，《闽报》在省内其它城市也增加了销售点，而且还增设北京、天津、澳门和南昌等省外销售点，东南亚一带也增设了吕宋，正如《闽报》在“请登告白招贴”中所自诩的，“本馆中国各省及日本、台湾、南洋等处均有售报处”。[32]由此可知，早期《闽报》的销售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市。

1906年11月，《闽报》改为周三次刊。《闽报》的销售地点有所调整，实现了由中心城市销售点向全省销售网的转变。从报头刊载的“各处代售”地点表明，《闽报》主要以福州市为辐射点，以福建省为大本营，销售触角伸向各个县城，几乎遍布省内。至于外埠，则要“酌加寄费，凡邮政所到之处均可按次寄到”。[33]《闽报》的销售点主要设在会馆、商铺、洋行、书店和报馆之中，甚至在民宅之中也设有售点。随着业务的发展，1910年《闽报》在福州还设立了分馆。[34]进入20世纪20年代，由于版次的变更，在《闽报》的报头上，已经取消了有关“各处代售”的具体地点，代之以“各埠均有代售处”的说明；在1927年12月21日的头版“本报营业部启事”中，《闽报》甚至还呼吁：“本市及各地方如有愿充本报寄售处者，希望向本馆接洽，毋任欢迎！”[35]

尽管《闽报》在销售地点上，尤其是在中国国内其它省市的销售地点上有变更，但是，从《闽报》报头的“报资邮费告知”中我们可以知道，《闽报》从未停止过向台湾、香港、南洋和日本等地的发行。在《闽报》报头，关于这些地方的报资、邮费，常常有这样的说明：“惟属香港、南洋邮费倍算”、“台湾及日本各埠日金六十钱”等。据此可知，作为一份日本人在中国东南创办的报纸，《闽报》销售地点不能说不广，不能说没有针对性。

2、销售方式

《闽报》销售方式主要是派送和代售两种。《闽报》1898年1月4日第6期刊登大号字体“本报馆告白”云：“在省城厢内外阅报诸君，祈向送报人声明姓名、居址登簿，以便按次遣送不误。外埠托经手人代售，照远近酌加寄费。”派送方式主要是在省城福州，有专门的“送报人”负责。省城之外的地方，主要是委托“经手人”代理销售，每年的端午和中秋是结算报资的时候。《闽报》在这两个节日前后，经常刊登“午节收资广告”和“秋节催收报资广告”。派送人和经手人除了销售报纸之外，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接受社会投稿。《闽报》标榜“本报主意在开西学风气，凡地方新事有足长闻见作劝惩者录之”；因此，“所有荒唐琐亵及诽谤近于无名揭帖之件，概不阑入。”[36]<, /SPAN>

在甲报馆中销售乙报，而在乙报馆中又销售甲报，这种彼此销售的方法在当时应是一种常态。比如，1902年11月12日《闽报》在报头的“售报处”中就有这些报馆、杂志社和出版社代为销售《闽报》：澳门《知新报》馆、台北大稻埕建昌街《台湾经济》杂志社、台南活版社、京都《顺天时报》馆、天津法租界《大公报》馆、《同文沪报》馆、南昌派报处和新加坡《天南报》馆等。[37]那么《闽报》有代销其它报纸吗？早在1899年11月8日，《闽报》就刊登“本馆代理各报声明”的广告，除了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兹寄在本馆代售”之外，“又有天津《国闻报》、汉口《汉报》、《亚东时报》、《台湾日日新报》、澳门《知新报》、《天南新报》，均托本馆代理。”[38]这些代理销售的报纸，要么是维新派的报纸，比如《清议报》、《知新报》和《天南新报》；要么是日本人经营的报纸，比如《汉报》、《国闻报》、《亚东时报》和《台湾日日新报》。这和当时的政治思潮有关。《汉报》、《国闻报》、《亚东时报》和《同文沪报》等都是在1900年左右，颇受中国人注目的中文报纸，这些报纸的言论几乎都是同一步调，同情维新派。因为这些报纸与东亚同文会都有渊源，而东亚同文会是极力支持康梁变法维新，所以这些报纸倾向于维新派是自然的趋势。[39]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闽报》的旨趣。报馆兼营销售“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报纸，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行上互为提携，在舆论上互为犄角，遥相呼应，以此达到影响社会之目的。在当时的发行条件下，这是一种很好的传播策略。

3、资费标准

《闽报》的资费标准，如同报纸的发行量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因素的掣肘，在不同的阶段有所不同。确切地说，《闽报》的报资和邮费一直处于变动之中。我们可以根据《闽报》版式的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价格作一对比。

先看从1897年至1906年《闽报》的“周二次刊”时期的报资。1898年1月4日第6次《闽报》，其报资为“全年计一百纸，报资洋银一元五角；零售每张十七文”。1902年11月8日第486次，报资有所调整：“全年计一百纸，报资大洋银一元六角；零售每张二十文。”从中可知，这个阶段《闽报》的资费变动不大。在1906年至1915年《闽报》的“周三次刊”时期，随着销售策略的调整，资费标准也随着变更，“计全年出报一百五十张，报资全年售大洋二元一角，半年一元一角，一季六角，每月二角；零售五张以上，每张柒铜钱二枚半，零张四枚。”报纸的销售可以以年、季、月、日，甚至以张计。《闽报》资费变动最大的是在1915年之后的“周六刊”时期，尤其是进入20世纪20年代。1921年11月19日的报资是“先交报资者，全年小洋五十角，半年小洋二十八角，一季小洋十四角，每月小洋五角，后交者按月计算。”到了1927年12月10日，报资是“一张大洋三占，每月大洋七角，半年大洋三元九角，全年大洋七元六角。”可是刚过11天，1927年12月21日，《闽报》又一次“改定报资”，“每张大洋四仙，每月大洋九角；三个月大洋二元五角；半年大洋四元七角；全年大洋九元。”为此，这一天《闽报》头版的“本馆营业部启事”是这么说的：“本报素以促进文化为宗旨，自发行以来垂二十余稔，内容力谋改良，消息力求灵通；而对于交割，则非增加边幅而不提高，凡所以为阅者诸君减轻负担计也。无如比来物价日昂，工值亦日增，本报适应社会之潮流，认为有改定价格之必要。兹决自明年一月一日起，照左列报资计算；一面仍将内容积极刷新，以答读者诸君之雅意……”[40]由此可知，报纸的资费离不开当时社会环境的制约。

尽管从纵向来说我们很难把握《闽报》价格变化的规律，因为促使价格上扬的有社会因素，比如中国的金融政策；也有经营原因，比如版式或版面的变更；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参照其它报纸的定价，作一个静态的横向比较。1899年11月8日的《闽报》“本报代理各报声明”的广告，当时各报的销售价格是：“《国闻报》零售每张十五文；《汉报》零售每张十三文；《清议报》周年三十三册，价银四圆五角，闰月加三册银四角，另加邮费；《知新报》周年价银四圆，零售每册银一角五仙；《亚东时报》每册银一角五仙。”而这一天《闽报》的销售价格是：“全年计一百纸，报资洋银一元五角，零售每张十七文，外埠酌加寄费。”[41]由此可知，相对于《汉报》的十三文、《国闻报》的十五文等报纸而言，这个时期《闽报》十七文的零售价格还是比较偏高的。

4、发行状况

《闽报》的发行状况如何？在前田彪时代（1897－1915年），《闽报》的销量在一般情况下为300份左右。[42]但是在日俄战争期间，《闽报》的发行量一度飙升至2000份，实属罕见。这种状况只存在于1905－1907年这段时间，以后逐渐减弱；随着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越来越强，加之在1918年《闽报》的著名主笔陈涵玉去世，《闽报》发行量一下子减少到724份（其中有效份数667，免费散发配送的57份）。[43]根据《闽报》社长赤石定藏的回忆，在其负责经营的三年时间里（1915－1918年），曾经由当初的三百份增加到一千五、六百份，但是随后又锐减到三百份左右。[44]

 1919年6月3日，《民国日报》刊载了“婴武”的《福州报界调查录》，对当时福州各类报纸逐一评点，其中对《闽报》是这样评说的：“《闽报》，日本人所办，出版已十余年。每日专电，均由日本领事馆送登，消息尚灵。资本按月由台湾总督府发给，并由李厚基每月津贴二百元。福州省城月售一千三百余份，外县约月售二百份左右。近日青岛问题发生后，退阅者者甚多，亦一可纪之事也。”[45]尽管寥寥数语，但对《闽报》的历史、现状与性质，都有客观点评。

由于《闽报》的许多消息由日本驻福州领事馆提供，该报又常在报上揭露福建各级官吏之丑，披露一些被地方当局封锁的新闻，因此发行量一度达到三四千份，这在当时是很高的。“五四”运动中，福建民众一面掀起抵制日货运动，一面揭露《闽报》的帝国主义立场，其发行量跌至四五百份。[46] 1932年，福建省发生“闽变”事件。《闽报》在言论上采用煽情报道手段，使发行量从平时的四、五百份，飙增为一千六百份；同年十一月，日销量达六千六百份，最高时为八千三百份，令人咋舌。[47]根据1935年的调查，《闽报》销售量最高时为七千份以上，此前有一段时间保持在五千份左右，居福州各报之冠，后来逐渐又减为一千八百份。[48]

尽管《闽报》知名度很高，但是公信力和美誉度却很低，这是因为“日本人在福建所办的报纸，内容是满幅捕风捉影，造谣中伤，惟恐中国不乱的记载，中间夹以宣传日本的伪善以及主张中日亲善等的文字，以迷惑中国人”。[49]1915至1918年出任《闽报》社长的赤石定藏亦认为，当时“殆无阅读闽报之中国人”，“愿意登载广告之人亦皆无”；“既使基本销售量之三百份，亦经由当地日本领事之推介才有日本人及台湾人肯订阅者；实际上闽报因属汉文新闻，当地之日本人及台湾人能阅读者少，订阅之人实由劝说之下，情非得已者。”[50] 1931年3月17日《福建日日新闻》在一篇《斥闽报》的社论中，称之为“专以造谣捣乱中国时局，挟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虎威以侵略为宣传”的一份报纸。[51]

由此可知，从《闽报》销售状况变化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发行起伏变动较大；二是发行量的增减与中国政局的演变和抗日抵制运动的消长有密切关系。

小结

本文主要通过对1897－1945年《闽报》创办的时间、版式、发行和创办者的梳理和考证，简略地勾勒出了《闽报》发展的概貌，由此可知日本在华中文报纸发展演变之一斑。

具体来说，《闽报》创刊于1897年12月17日，最初每周发行两次，地点设在福州南台泛船浦广东会馆东边。尽管经常出现休刊、停刊现象，但是直至1945年，《闽报》才宣告闭刊。中岛真雄是《闽报》创办的发起人和策划者，宗方小太郎、井手三郎和前田彪则是《闽报》的创办人，尤其是前田彪，更是《闽报》的经营者。前田之后的《闽报》社长同样由日本人担任，并且由《台湾日日新报》社派遣，这已经成了一个惯例，尽管也有中国人担任记者、编辑，甚至是主笔，依然改变不了《闽报》的性质。作为一个在华新闻机构，《闽报》还兼有情报机关的角色。

《闽报》版式的演变和印务的发展，既有社会的因素，也有技术的因素。从版式来看，以报馆购买了活字印刷机为标志，《闽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随着版式的改变，《闽报》的出版周期也分别经历了“周二次刊”、“周三次刊”和“周六次刊”（也就是“日刊”）三个阶段。作为一份日本人在中国东南创办的报纸，《闽报》销售地点不能说不广，不能说没有针对性。从纵向来说，《闽报》销售价格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参照其它报纸的定价，从静态的横向比较而言，在特定的时期《闽报》还是比较偏高的。《闽报》销售状况起伏变动较大，这跟中国政局的演变和抗日抵制运动的消长有密切关系。

可以这么说，《闽报》的创办是台湾总督府着力经略中国福建，继而觊觎整个华南的战略决策推进的产物。

（本论文得到日本龙谷大学卓南生教授的指导，特此致谢！）

（转引自《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