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距离美国购买阿拉斯加已经过去了整整150年。150年前，阿拉斯加正处于俄美公司的控制管理之下，不仅如此，在库页岛、阿穆尔州和远东地区的开发中，在伊尔库茨克至鄂霍茨克和阿扬的远东港口的贸易商路开辟中，俄美公司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1](pp.1090-1100)。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俄罗斯美洲的历史：狭义上，指的是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加利福尼亚、夏威夷、千岛群岛和科曼多尔群岛等的历史，即1799—1867年间由俄美公司控制和管理的领土[2](p.35)。广义上，指的不仅是一块大陆，而是代表着新的、未开垦的地区。
早在19世纪上半叶，俄国政府曾派出50多支科考探险队，这些人都是俄国国内当时最优秀的探险家，他们的活动给俄国科学发展带来了质的飞跃，也为地理大发现做出了卓越贡献。最重要的是，所有科考探险队都曾前往过阿拉斯加，而且还都得到了俄美公司的资助。19世纪50年代，俄美公司重点开辟远东和中国的市场，从殖民地收取动物毛皮运至中国的恰克图，随后交换商人手中的茶叶，再将其销售至俄国本土和其他欧洲国家。俄美公司高层人员指出，恰克图的茶叶贸易是公司正常运行的根本，也是促进俄国发展的重要环节。
中俄经贸往来历史悠久。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两国正式在该地区开展贸易，一直到19世纪中叶，恰克图都是中俄之间唯一的贸易地点。自行通商之后，中俄两国在恰克图的贸易额每年都达到了数百万卢布。从19世纪中叶开始，俄国在中国西部地区开辟了新的贸易场所，促进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贸易的发展，同时还开辟了与中国的海上贸易之路。
一、恰克图市场的经营
在中俄贸易的参与者中，俄美公司是最大、最重要的一员。公司在殖民地的管理费用、购买粮食和物资的费用，以及给雇员的费用支出大部分依靠出售中国茶叶所获取的利润。公司贸易手段多样，不仅可以物物交换，还允许用高价值股票支付，因此，吸引了数百名有价证券持有者参与公司的贸易，这些持有者来自各个阶层：贵族、官员、商人和企业家、小市民和农民等。
在几十年的贸易发展中，恰克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贸易体系：只允许物物交换，禁止使用金钱、贵金属或者贷款[3](pp.95-96)。因此，俄国公司在交易前，会先选派一名专员或律师到恰克图评估所需中国货物的质量和价值，以确定需要多少等量的俄国货物与之交换。这种物物交换的贸易模式层次多样：俄国商人必须在本国先购买商品，将其带到恰克图交换中国商品，然后再运至俄国进行销售。如此来看，对俄国商人来说，恰克图的贸易流程是：卢布——俄国商品——中国商品——卢布。换言之，俄国商人获取利润的方式就是出售交换来的中国商品。
以上是俄国其他公司和商人在恰克图的基本贸易流程，俄美公司显然与之稍有不同，后者交易模式更加简单，不需要事先购买俄国国内的商品。俄美公司的商品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取自殖民地的毛皮。因为毛皮是俄国殖民地中阿留申人和爱斯基摩人的劳动产品(俄美公司在管理章程中就规定，可以从这些地方获取毛皮)，所以，无形中大大降低了公司的投入成本。俄美公司在恰克图的贸易模式是：俄国商品——中国商品——卢布，因为成本更低，所以，俄美公司所获得利润更高。这种简单的商品交换特别适合俄美公司，因为在19世纪初，俄美公司的流动资金大约只相当于一个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普通商人所拥有的资金，故此，这种物物交换是公司生存的根本。
俄美公司出售的动物毛皮主要有海獭、河狸、海豹、狐狸、猞猁、狼、水獭等动物毛皮；还有很多动物的爪子——狐狸、北极狐和猞猁等，动物的爪子在中国主要用于传统医学。同时，俄国殖民地上还有很多动物的毛皮深受中国人喜爱，如熊、黑貂、麝鼠、水貂和狼獾等。而我们从俄美公司的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部分动物的毛皮，如麝鼠和狼獾等，在1840—1843年间非常火爆，在1844年之后便逐渐退出了恰克图市场[4]。19世纪40年代，俄美公司在恰克图的毛皮贸易状况是：1842—1849年间，俄美公司平均每年从所属殖民地收缴约38925张各种动物毛皮，其中约26271张运至恰克图地区，约占总量67％，剩余33％则被运到了俄国本土(如圣彼得堡、伊尔库茨克等其他国内城市)，因此，40年代，恰克图是俄美公司的主市场[4]。但也不要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俄美公司在恰克图的市场占有量逐渐下降：比如，1842年，总计37129张毛皮中有31014张运至恰克图市场，占83％，到1849年，总计46304张毛皮中只有11963张运至恰克图，所占比例不足26％(有关毛皮生产的数据来源于1842—1861年殖民地的工业数据)[5](pp.142-161)。
在恰克图，茶叶是俄美公司的主要目标商品，因为茶叶深受俄国人喜欢，而且利润丰厚，可以获得大量流动资金，也只有茶叶贸易中赚取的资金才能维持公司的日常运营，支付股票股息和完成其他贸易等。19世纪40年代，俄美公司的茶叶贸易相当成功。1844—1847年间，茶叶交易量达到了顶峰，平均每年多达6000箱，交易最多的一年是1844年，达到了8177箱，最少的是1849年，只有3142箱。公司交换到的既有高端茶叶(花茶)，也有低端茶叶(砖茶)，但以高端茶为主，据公司数据资料显示，1843年的花茶量占总茶叶量的68％[4](p.12)。
19世纪40年代，莫斯科和下诺夫哥罗德的集市是俄国国内茶叶的销售中心，只有少部分茶叶通过阿扬海港运抵殖民地销售：1844年，公司共往殖民地销售了12箱茶叶，1850年销售了489箱。可见俄属殖民地茶叶的需求量非常低，通过1840—1843年间公司的工作报告可知：莫斯科每年约出售1000—2000箱茶叶，占总数的20％—25％，下诺夫哥罗德每年约出售4000—5000箱。且这一时期两地的茶叶价格都比较高，一箱达到了180卢布[4](p.13)。和其他公司相比，俄美公司的茶叶交易量非常大：1843—1849年间，平均每年约有76家公司或企业，从恰克图市场购买约14.6万箱茶叶，每个公司平均每年购买1900箱茶叶，而俄美公司是5800箱茶叶，基本上是其他公司的2-2.5倍[4](pp.13-14)。19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俄美公司在恰克图地区每年的贸易额为20万卢布，而其他公司的贸易额只有9万卢布或更多一些[6](p.190)。
俄国的茶叶关税非常高，占其申报价值的60％—120％。根据俄国政府在1841年11月28日制定，并于1842年11月1日实施的价目表可以看出，上等绿茶每俄磅收75戈比税，普通绿茶每俄磅收47戈比税，黑茶每俄磅收60戈比税，砖茶每俄磅收10戈比税；到1845年，俄政府关继续调整关税：黑茶每俄磅征收40戈比税，上等绿茶为80戈比税，1849年再次将上等绿茶的税降至70戈比[3](pp.102-104)。由于俄政府的关税政策，更多商人开始转而购买黑茶，对上等绿茶的需求骤然减少，这对俄美公司非常不利，因为他们主打高端茶市场。
俄美公司在19世纪40年代末的贸易危机不仅有关税政策的影响，而且还有来自恰克图的危机，中国商人对动物毛皮的需求量骤然降低。1845年之前，所有动物毛皮都可以交换到茶叶，但从1846年初开始，毛皮出现滞销现象，到1847年，运至恰克图地区的34212张各种动物毛皮中，最终剩余2100张(剩余率为6％)[4](pp.11-12)。1848年形势更加恶化，25344张毛皮中剩余15803张(剩余率62％)。中国居民对海狸皮的需求几乎为零，只是需要少量的河狸皮、北极狐皮和猞猁皮等，而这几种动物的毛皮为15826张，却剩余10392张(剩余率65％)[4](pp.1-13)。因为不能将所有毛皮交换掉，所以，获取的茶叶量也自然减少。1847年获取5740箱茶叶，而1849年只能获取3142箱。此间，茶叶销售量也大幅度下滑。公司1849年的年度工作报告显示，这一年未销售的茶味达1256箱，约占总购买量1/3[4](p.12)。
19世纪40年代末的危机对俄美公司的冲击并不严重，到1850—1852年间，公司与中国的贸易已经恢复正常化。三年间，俄美公司每年约能从恰克图地区获取4000多箱茶叶，基本上能在俄国本土市场销售完毕。但到1853年，恰克图地区的贸易开始走向衰落[7](pp.225-226)：其一，这一时期中国国内的局势动荡不安：1851年，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抢劫运往恰克图的茶叶，茶叶贸易被迫终止。其二，上文提及，俄国政府调整了关税政策，放宽对廉价茶叶的征税，而公司主要以昂贵茶叶为主，使得茶叶贸易变得无利可图，最后不得不放弃了恰克图的贸易市场。其三，俄美公司和其他从事茶叶贸易的公司竞争越来越激烈，自身缺乏流动资金，不得不退出激烈的竞争。
二、新市场的开辟与经营
为了弥补恰克图市场的不足，俄美公司开始寻求与中国新的贸易场所。1851年，根据双方签订的《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俄国称之为《伊宁条约》)，中俄开始在中国西部一新疆地区开展通商。1853年夏天，俄美公司将原本运往恰克图的毛皮运往中国西部城市楚古查克(即塔城)，同年9月，货物抵达新疆，并交由俄美公司在伊尔库茨克办事处管理员的助手季托夫看管。但实际上新疆商人对动物毛皮生意非常不熟悉，因此，购买量和交换量特别少，公司只能在楚古查克获得少量茶叶，慎重考虑之后，公司高层决定放弃中国西部的贸易市场[4](pp.5-7)。
除了新疆外，公司还在中国的港口城市寻找新的贸易场所。众所周知，早在19世纪初之时，公司就已经在寻求海上贸易之路了。在俄国组织的第一次科考探险队中，由И.Ф.克鲁森施滕指挥的“娜杰日达”探险队曾到达过中国的广州港(时间为1805年12月至1806年1月)[8](pp.231-348)。探险队在广州港停留期间，俄美公司的代理人曾用毛皮换得中国的茶叶、瓷器和纺织品等，当时的清政府为了保护中俄陆路的贸易，即保护恰克图的贸易而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禁止在港口城市与俄国通商[9](pp.201-207)。鸦片战争战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通商口岸，而俄美公司于1844年制定的公司章程中也力主开辟海上贸易之路[10](pp.350-353)。因此，19世纪40年代末，公司高层决定开始利用条约中的权利，要求与清政府开始海上贸易往来，然而，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对海运商品征收关税?俄美公司曾申请，海上货物的税收将按照之前恰克图地区的征税标准来收取，清政府相关部门商议之后，竟最终通过了公司的申请。但清政府也有规定，每次出口茶叶不得超过2000箱，主要是为了保护恰克图地区商人的利益和贸易市场。最开始清政府规定通商时间是2年，之后再扩展至每年限制出口4000箱茶叶，再之后就变成无限期通商。俄美公司通过海港城市所运输的茶叶税与恰克图地区一样，对公司非常有利，因为相比陆路运输成本大大降低[11](pp.167-168)。
在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中，俄美公司高层最终选择了上海港，1848年进行了第一次贸易。根据俄美公司高层的决定，此贸易将由殖民地第一任总督М.Д.捷边科夫负责并亲自前往上海，乘坐“梅尼希科夫公爵”号商船，船长为И.В.李捷别尔戈，船上载有6200张动物毛皮。这次贸易并未获得清政府许可，但И.В.李捷别尔戈通过英国领事馆委托了另外一家英国公司，将这些毛皮换成了茶叶。1848年10月1日，“梅尼希科夫公爵”号返回到新阿尔汉格尔斯克(现为乌克兰城市)，茶叶分批运到圣彼得堡[8](p.78)。第一次海上贸易的成功获得了公司高层的赞赏，公司决定继续与中国开展海上贸易。根据俄美公司的年度工作报告，在1850—1863年间，约有20艘商船先后抵达上海港(俄美公司12艘，租借8艘)[4](pp.121-123)。线路是从新阿尔汉格尔斯克到上海，再经过亚洲到达圣彼得堡。公司在上海派驻了一名代理人负责所有贸易业务，从上海港运来的茶叶基本上销往圣彼得堡[12](p.78)。如此一来，从19世纪中叶开始，俄美公司与中国的贸易开始有了层次体系：同时在恰克图、上海和新疆(1853年)开展贸易。
三、新规则与俄美公司的贸易危机
与中国开展海上贸易之后，俄国政府开始审视“终止与恰克图地区进行贸易往来”的意见。1853年11月，俄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研究恰克图地区贸易并制定新的发展举措。委员会最终决定，为了恢复公司间的贸易关系，必须实行现金和银币流通。鸦片战争之后，根据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要向英法支付巨额赔款，因此，中国对白银的需求量开始增加。
1.俄美公司贸易危机的外部原因
西伯利亚贸易委员会经过长期讨论后决定，接受俄政府制定的关于恰克图地区的贸易规则。1855年8月1日，帝俄政府下发命令，允许在与中国的贸易中使用银币，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所限制：支付中国货物的金额不能超过俄国工业产品价值的1/3，也不得超过动物毛皮价值的1/2。所有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没有中间商，只有买家和卖家，这一时期的商人被划归到了第二等级之中[13](p.368)。
恰克图贸易的自由化和白银的使用，加剧了俄美公司与其他公司之间的竞争。而西伯利亚和俄国商人一直希望恰克图的贸易实现自由化，允许使用银元之后，他们在与中国商人的交易中更加的方便快捷：现在俄国商人不需要在俄国购买好商品，只需要拿着钱到恰克图购买所需货物，再将其销售至俄国本土即可。对俄美公司来说，贸易自由化之后，公司将变得无利可图，因为公司严重缺乏资金。与其他商人和公司不同，俄美公司在恰克图交易的目的是将商品变成现金，所以，新的贸易模式直接削弱了俄美公司在恰克图地区的地位。
表1列举了1850—1863年间俄美公司的动物毛皮市场分布(鉴于俄美公司年度工作报告的不完整性，数据有所不足)，从表1中可以看出，1854—1859年间俄美公司竟没有将一张毛皮运至上海市场。
从表1可以看出，1850—1852年间，公司的毛皮市场主要集中在恰克图、俄国本土和上海：三年共往恰克图运输65298张，往俄国本土运送61831张，运往上海37312张，按照百分比看，恰克图占39.6％，俄国本土占37.5％，上海占22.9％。1853年，由于公司暂停了在恰克图的贸易，贸易额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往俄国本土运送11973张，运往上海5026张。
公司的年度工作报告中没有1854—1859年间运往上海和销售毛皮的具体数据资料。据季赫梅涅夫介绍，克里米亚战争期间，11113张皮毛运往上海。但由于当时中国国内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这批毛皮无法出售。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这批货物被迫运至旧金山，由于没有人愿意购买，不得不再次将其运往纽约，最终以比较好的价格将这批货物售出[11](p.169)。在余下几年中，俄美公司再也没有向上海运送毛皮。1856—1858年间，英、法、美等国向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封锁了中国多个港口。1858年，中国与外国列强签订了屈辱的《天津条约》，开放了更多的通商口岸，更加方便了海上贸易，欧洲和美国人不仅获得了更多与中国进行贸易的特权，还在北京设立了使馆。1860年，英法进攻并洗劫了北京城，清政府被迫承认了《天津条约》的附加协议，并支付了巨额赔款，英国获得了海军基地(占领香港)。即使在战争期间，俄美公司仍在上海购买茶叶，因为公司这时在上海的毛皮存货并不多，所以，只能用银币购买茶叶。
1858年是俄美公司业务最成功的一年，1859年初，公司的年度工作报告也指出：“过去的一年是公司非常顺利的一年”。俄美公司的中国区代理与清政府促成了有利于公司的协议，即使在毛皮市如此不景气的情况下，公司可以通过短期贷款购买茶叶。这种做法保障了公司收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却难以很好地控制债务[4]。1858年，公司又向中国贷款购买了7000箱茶叶(1858年对中国市场茶叶价格的研究表明，当大量购买茶叶时，中国商人会将其售价降低，这对俄美公司是有利的)[14]。俄美公司董事长向俄罗斯美洲总督С.В.沃耶沃茨基申请，请求其负责监管从殖民地出发的船只，尤其是运送毛皮货物的质量。从总管理委员会成员沃耶沃茨基和И.В.富鲁格利穆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到目前为止，与中国上海的贸易对于俄美公司是非常重要的[4](pp.501-506)。俄美公司的生存发展直接依赖于殖民地产品的供应及从中国进口的茶叶[4](pp.507-508)。
由于俄美公司在恰克图和上海代理人的积极工作，使得公司茶叶贸易收入达到了60万卢布，而毛皮贸易总收入则为142934.01卢布[4]。
俄美公司在1860—1863年间的毛皮交易数据资料保存得非常完整。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不仅开辟了中国市场，纽约同样成为公司的国外市场之一：上文曾提到，公司曾在克里木战争期间往纽约运送了一批货物，1860年，公司未往纽约运输任何货物，到1861—1863年间，公司开始将大量货物运送纽约。在这4年间，公司共计运往恰克图35399张毛皮，运往俄国本土99723张，运往中国69448张，往纽约运送63178张[4]。按照市场销售份额来算：俄国本土市场占37.2％，上海占26％，纽约占23.6％，恰克图占13.2％。由此可见，恰克图的市场份额已经从最初的第一位下降到了最后一位，俄国本土市场开始成为了公司的主市场，上海和纽约位居第二位和第三位。
如果只分析中国的市场份额，恰克图和上海各自的市场占有率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850—1852年间，公司平均每年在中国出售约34203张毛皮，恰克图占63.6％，上海占36.4％；1860—1863年间，平均每年出售26212张毛皮，其中恰克图占33.7％，上海占66.3％。也就是说，这前后两个时期，公司运至中国的毛皮从3.4万下降到了2.6万张，下降了约1/4[4]。
俄美公司从上海进口的唯一货物是茶叶，俄美公司董事长几乎将茶叶贸易的所有赌注都押在了上海港，可以通过俄美公司的年度工作报告分析从恰克图和上海港进口茶叶的状况。
从表2可看出，19世纪50年代，通过海港运至俄国的茶叶约占25％左右，大部分从恰克图运来。1853年，俄美公司关闭恰克图市场后，该地区陷入了贸易危机。但到1854年，上海茶叶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了80％，在之后的几年中，大致保持了同一水准。在个别年份，如1861年和1863年，俄美公司从上海进口茶叶比例基本上达到了90％。1857年除外，这一年公司没有从上海进口任何茶叶。如果仅从数据上来看，俄美公司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量每年都在持续增加。1850—1852年，从中国平均每年进口约4800箱茶叶，1860—1864年间，平均为7800箱，几乎增长了一倍。1863年，是进口最多的一年，达到了1万箱，基本上90％的茶叶都是从上海运至。但值得一提的是，俄美公司的毛皮在中国销量正逐渐减少，到19世纪60年代，已经从3.4万张下降到2.6万张[4]。
1858—1859年，公司从上海运来的茶叶基本上销售一空，到年底剩余50—60箱，剩余率仅为1％。但到1860年，5014箱茶叶中剩余592箱，剩余率达到12％。1861年的形势更加恶化，从上海运来的5939箱茶叶(再加上592箱的库存)仅销售3728箱，剩余2803箱，剩余率达到了43％。1862年，情况有所好转，7780箱茶叶中售出了7593箱，剩余187箱，剩余率2.5％。而1863年，对俄美公司来说是灾难性的一年，从上海运来的9837箱茶叶中，仅售出106箱，剩余9731箱，剩余率高达99％[4]。
19世纪60年代，俄美公司通过恰克图的陆路贸易收入微乎其微。1861年，公司只从恰克图换来了85箱茶叶，公司报告中解释说是“中国提高了茶叶的价格”。为了获取利润，公司在流动资金十分缺乏的情况下，仍用银币去购买茶叶，因为60年代用毛皮交换茶叶的方式基本无利可图。为了摆脱困境，公司曾试图租用商队将毛皮运往中国内地，而恰巧这时外国列强与中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其中第五条间接帮助公司解决了这一难题。1861年春，在代理人的帮助下，公司第一次将少量货物运往天津，但天津人对代理人所提出的价格不感兴趣，货物只得积压在仓库中。1862年，公司在恰克图的贸易有所好转，在不投入任何资金的情况下，用动物毛皮换取了2344箱茶叶[4](pp.8-9)。但这是公司在恰克图地区贸易成功的最后一年，因为公司需要支付高额的关税，直接影响到公司的财政收入。
租用商队将毛皮运往中国内陆城市的方式非常成功，但这种化整为零、分散的贸易方式所获利润有限。1863年，公司从中国购买的茶叶数创下历史纪录，达到了10842箱，而且大部分都是高品质的、昂贵的茶叶[4](p.9)。其中俄美公司所属的“勘察加”号商船将茶叶运到了喀琅施塔得，而另外一艘公司租用的商船则进行了环球航行，最终停在汉堡。公司高层多次指出，这次我们从上海进口的都是上等茶叶，将会深得莫斯科人民的喜欢，也会击败英国茶叶在莫斯科的市场占有率。
仅从高层的计划来看，“勘察加”号商船上的货物将会给俄美公司带来一笔丰厚的利润。但实际却事与愿违，1863年，“勘察加”号商船的茶叶并没有全部售完，而公司高层又不愿意降低价格销售，因此，只能积压在仓库中，期待俄国茶叶市场的好转。公司高层因此还推迟了发布年度工作总结报告的时间，一推就是数月，最后无奈之下，公司将茶叶运至圣彼得堡销售，导致公司损失惨重。
公司租用的另外一艘商船也很有戏剧性：在运输过程中损坏了512箱茶叶，幸亏之前公司已经为茶叶投保，公司得以获得了部分补偿[4]。而其余货物的销售情况比较复杂：汉堡的茶叶价格完全不符合公司的预期，因此，不得不再将其运至圣彼得堡，而实际上当商船将货物交付给俄美公司时，公司完全可以以稍低的利润出售，但高层并未选择这样做。后来公司听闻下诺夫哥罗德展销会上的茶价上涨的消息，便将茶叶运往下诺夫哥罗德。尽管公司做了种种努力，但直到1864年底，仍未将茶叶售完。所以，公司这一年的茶叶贸易收入只有21149.02卢布，和1862年的401994.01卢布相比，减少了19/20[4]。
俄美公司高层在报告中解释道，公司茶叶贸易损失惨重，是因为从国外市场流入了大量的低等茶叶，主要是西方国家故意干涉造成的局面[4](p.9)。在一份有关茶叶贸易的秘密笔记中，记录了走私茶叶的渠道和机制，比如，通过芬兰进入俄国市场的廉价茶叶，都是英国商人从广州港购得，他们将原来的标签撕掉，换上新的包装，并贴上恰克图茶叶的标签。整个走私商队往往绕过恰克图海关运至国外，实际上，标签上写着来自南京、塞米巴拉金斯克，甚至写着来自中国的茶叶，而非出自恰克图地区，且出自中国西部省份，经由西伯利亚和奥伦堡线路运输，这是整个中国茶叶走私的线路[15](pp.1-2)。所有走私茶叶的价格，要比通过正常渠道运输的茶叶价格便宜一半，甚至更多[15]。
俄美公司管理委员会认为，违禁茶叶的质量比真品质量要差得多，但由于抓走私者困难重重，打击走私难度巨大。由于竞争加剧，茶叶贸易市场已经陷入恶性循环。恰克图茶叶想要在俄国市场销售，过程非常复杂，需要对市场进行精确的分析和计算。俄国公司的书面报告中真实而生动地描述了与中国商人贸易的特点：俄国商人不会以中国商人交付产品的价值计算营业额，而是以在俄国市场出售的价格计算，或者说，俄国商人不会与中国商人计算现金，而是以物易物，最终以茶叶的售出价格为准。中国商人会将茶叶价格提高到普遍可以接受的范围，在北京卖出茶叶，然后再用相对便宜的价格购买俄国商品，对俄国商人而言，必须以更高的价格出售购买的茶叶，以弥补与中国商人交易中的损失，从而获得利润。每普特茶的关税为60戈比，即便是便宜的茶叶，加上关税之后也会变得非常昂贵，因此，俄国商人不得不提高俄国市场上茶叶的销售价[15](p.13)。在19世纪60年代初，俄国商人恰克图商人手中购买茶叶，并支付了高昂关税，所以，和走私茶叶相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的茶叶，销售愈发困难。
茶叶走私猖獗至极，政府又无力控制，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于1861年将海关迁至伊尔库茨克，并允许中国商人可以在距离俄国边界50俄里的地方进行免税贸易[16](pp.96-97)。也是在1861年，俄国政府宣布，在外贝加尔和阿穆尔州建立了免税港口(自由港)，免除外国商品进出口税。之所以会在该地区建立免税港，主要是得到了西伯利亚的茶商和毛皮商的支持，他们支持开辟阿穆尔河到各大洋的新航线。早在1859年，曾有阿穆尔地区三个公司的代理人前往尼古拉耶夫斯克，然后继续前往上海和日本，就是为了研究在这些地区开辟新市场的可能性。1860年8月2日，普里莫尔斯克的军事总督认为，通过尼古拉耶夫斯克运输茶叶非常有利可图。为了实现这一构想，公司立即成立了“恰克图—阿穆尔商人协会”，负责向阿穆尔地区和外贝加尔部分地区的居民供应茶叶。
免税港的建立使得海上运送货物更有利可图。从中国到圣彼得堡海运每普特茶叶的费用是12.6卢布，而经过恰克图的陆上交通每普特茶叶的费用是18.6卢布[16]。此间，俄国商人开始直接将自己的货物运至中国，并直接在中国购买茶叶，随后通过海上运至敖德萨，再分散到俄国各个城市。这也标志着恰克图垄断中俄贸易时代的结束，该地从一个贸易中心变成了中转站。尽管如此，俄国从恰克图进口中国的茶叶量还在不断增加，主要是因为名贵茶叶都通过海上运输，俄国人消费最多的砖茶和绿茶仍从恰克图运来。
其实，正如俄美公司董事长所说，1863年初，公司在恰克图的所有贸易都不是非常成功，因为这一时期中国商人想用白银进行交易，对毛皮的需求和兴趣不高。公司还试图在卡尔甘地区直接与中国商人进行毛皮交易，但中国商人对公司提供的价格不感兴趣，因此，未能成功。鉴于恰克图地区贸易的现状，公司认为未来没有在该地区进行贸易的必要。1863年11月，俄美公司高层告知俄罗斯美洲总督，不再需要往恰克图运送毛皮[4](pp.440-444)。由此，俄美公司主动结束了与恰克图的贸易往来。
恰克图海关转移到伊尔库茨克之后，货物开始在此地集聚，1861年之降，伊尔库茨克地区从一个中转站变成了海关城市。1864年1月1日，俄国公司高层被迫关闭了恰克图的办事处，将所有的商品转移到了伊尔库茨克。而恰克图办事处撤销后，公司每年能够减少7000银卢布的支出[4](即pp.40-43)。为打击走私活动，增加海关税收，1861年俄国政府开始禁止欧洲的中国茶叶进入俄国，进一步加剧了俄美公司的困境。
不仅俄美公司知晓茶叶贸易的丰厚利润，其他俄国商人和外商同样知晓，他们都希望进入茶叶市场。与太平洋地区的毛皮贸易不同，俄美公司的茶叶贸易还要与私商和走私者斗争，而前者基本上被公司垄断，而且俄政府实施的很多政策对公司的茶贸易非常不利。
2.俄美公司贸易危机的内部原因
但真正导致公司处于困境的并不是这些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是19世纪50年代，俄美公司高层做出了错误的贸易战略部署。高层错误地认为，公司的主要盈利来自茶叶贸易，于是将全部资源用于购买中国的高端茶；事先并未做市场调查，也没有考虑到政治事件对公司业务的影响；高层也并未考虑公司盈利的多样化，对茶叶市场充满了盲目自信。当茶叶价格暴跌，廉价茶叶充斥俄国国内市场，直到茶叶市场恶化之后，公司才不得不暂停与恰克图的贸易[4](p.11)。这并不是一种预先防止型措施，而是对市场恶化做出的应急反应。公司高层也未考虑到，茶叶市场的困境只是暂时的，完全关闭恰克图的茶叶市场并非上策，因为一旦市场恢复，想要重新占领市场，将会非常困难。公司高层同时坚信，恰克图毛皮市场的困难是暂时的，因此，安排伊尔库茨克的办事处随时关注该地区的市场动态，一旦出现转机，第一时间恢复毛皮交易[4](pp.42-43)。
由于俄国政府高层意见不统一，导致俄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一直在衰退，直至最后被取消，1857年，在“完全秘密”的情况下，讨论了把俄罗斯美洲卖给美国的问题。这一倡议来自亚历山大二世的兄弟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罗曼诺夫大公。他认为，私营商业公司可以更有效地行事，俄国要垄断损害北太平洋私营企业的发展。限制这一让步的预定是“北美阿留申群岛和千岛群岛的一些土地可能受俄国控制”。最后外交部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后来证实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的想法是十分准确的[17]J。
在与财政大臣A.M.克尼亚热维奇联系的文件中，康斯坦丁大公指出，不能给以俄美公司垄断权，但俄美公司管理层人员的品质都十分高尚，不能因公司问题受牵连[18](pp.146-151)。俄美公司的罪行在于“始终不能站在政府利益的角度上”，公司管理者与其他商人不同，不会关心人民的福祉，只关心如何“受益于自己”，因此，授予类似俄美公司这样的行政权力和贸易权力不利于政府、不利于股东和殖民地的居民[18](p.148)。大公建议，将俄美公司改变成一个简单的股份公司，使其遵守普通股份公司的规则(当时，在法律中，股份公司的法律效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19](p.14)。他还认为，俄美公司的殖民政策旨在奴役普通工业家、克里奥尔人和土著人，公司员工处于非常受限的地位。大公认为，公司的行政人员(大都是从来没有受批评记录的海军军官)没有错误，他把殖民地经济困难和工业家对当地人压迫的责任转移到“殖民地人民往往骄奢淫逸，打架闹事和为所欲为”，而这些人本身也承担了不公平的义务，并且需要在返乡前偿清债务。
康斯坦丁大公考虑了俄美公司董事的建议，即政府部门惩罚肇事者对公司的陈述，是对正义的嘲弄。他提出将公司目前的章程延长两年等建议，其中最有趣的是“小手工业生产和贸易对国库征税有利”的提议。而且由于以蒸汽或煤炭为动力的船舶向俄罗斯美洲提供货物和食品成本高昂，无利可图，所以，今后可用于短途运输，不再长途航行[20](pp.393-394)。他建议，集中力量发展远东和阿穆尔，并不发展阿拉斯加。也有人建议，俄美公司从远东至阿拉斯加的贸易业务缴纳税款，但遵循这些条件会使公司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
四、俄美公司的贸易影响
19世纪40—60年代，俄美公司与中国的贸易发生了很多变化。40年代，主要是与恰克图的陆路贸易，殖民地2/3的毛皮都销往中国，所换取的商品大都是茶叶。最主要的是公司能够将毛皮换成资金，用以维持殖民地的日常开支，向股东支付股息等。19世纪中期，中国国内局势动荡，公司与恰克图贸易陷入了危机，为了保持货物销量，公司不得不开辟新的市场。1848年，开辟了上海市场，1853年，试图开辟新疆市场，1861年，开辟中国内地市场。这种多市场的局面使公司摆脱了危机局面，公司与中国的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上海和恰克图成为公司与中国贸易的两个主要地点。两地所占的市场份额也发生了变化：到60年代初，恰克图占公司中国市场份额的1/3，而上海则占了2/3，且相比于50年代，这时运往中国的毛皮总量也减少了1/4[4]。中国政府在恰克图地区实行开放政策后(允许进行白银交易)，增强了俄国和西伯利亚等地商人的竞争优势，俄美公司的优势荡然无存，最终不得不退出恰克图市场。
从19世纪60年代起，俄美公司基本终止了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失去了中国市场，导致公司损失惨重，不得已之下只好开辟其他市场。众所周知，1865—1866年间，公司与英国和美国公司签订了销售皮毛的合约。而这一时期俄美公司的俄国国内市场同样保留下来，莫斯科、圣彼得堡和伊尔库茨克等地都有公司的市场[21](p.392)。然而，俄美公司却不能和英美两国开展贸易往来，1867年3月，签署了出售俄罗斯美洲的合约[22](pp.204-221)。
总的来说，俄国公司与中国贸易关系的发展，建立了一个从阿拉斯加到远东、再到中国的单一金融经济带。该经济带促进了俄罗斯美洲的发展，促进了俄国远东地区居民点、港口城市和道路建设的发展，促进了俄国股权资本的发展，提高了俄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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