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产普通药物贸易对国内经济和民众医疗具有重要意义。近代中国的普通药物对外贸易总体上经历了从晚清时期的出超状态到民国初以来的入超状态的转变。相对而言，民国时期与中国有直接药物贸易往来的国家或地区显著多于晚清时期，而香港、上海在这两个时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转口作用。但是伪满洲国的药物进出口主要通过中华民国，而对割让后的香港的依赖较小。就国内贸易而言，内陆地区，特别是西部与南部的丰富药产在经济和消费文化的持续推动下，向东部沿海地区销行，其中部分进而在上海、香港等大港分销至国内其它沿海城市和台湾。近代海关出版物中存在的统计问题为研究国产药物贸易造成了一定的困扰，而普通药物贸易所联结的错综复杂的自然和社会因素则又展示了其在历史社会中的多维面向和多元意义，是社会经济史与海关医疗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主题。

关 键 词：近代中国 药物贸易 海关报告 年度贸易报告 消费文化

       无论是从医疗还是经济角度视之，药物在社会中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近代中国的药物贸易虽是社会经济史中的重要主题，但是过往的研究几乎仅着眼于特殊的鸦片贸易，而对更广泛的普通药物缺乏足够的关注。①而且，虽然鸦片在中国入药和栽培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唐代，但是它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消费已远远背离了其作为医疗药物的角色。②因之，以有别于鸦片这类特殊品的普通药物作为研究对象，有利于把贸易的属性回归到药物本身，进而使有关药物贸易的研究更具普遍意义。③目前学界有关近代中国医疗史的研究层见叠出，④而着眼于近代海关与社会医疗者亦如雨后春笋。⑤然而相对而言，普通药物贸易所受到的关注还不多，其中或致力于某一具体区域或时段，或整体上予以简略的概述，二者皆具筚路蓝缕之功。⑥与此同时，结合个案研究进行宏观层面的考察也是必要的，有助于我们以国家为整体单位探讨近代药物贸易的一般特征及其社会经济意义。本文主要借助旧海关出版物、政府调查报告、地方志、报刊等资料，结合具体的药物个案，分别就国产普通药物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和国内贸易加以论述，进而分析与之紧密相关的药物消费文化。

一、近代国产药物的国际贸易

        商埠是药物周转流通的结点。从对外贸易的角度而言，近代中国的商埠分为条约商埠(Treaty Ports)和自开商埠。其中，条约商埠共79个，其开放始于《南京条约》(1842年)对五口通商的规定。⑦五口之中，以1843年7月27日开埠的广州为最早。⑧在此之前，广州是1757年以后来华西方商人可以开展对华贸易的唯一口岸。⑨与条约商埠相对的，是1899年以来开放的52个近代自开商埠。⑩随着这些商埠的开放，肇始于1854年上海的新式海关也在其间逐步建立和蔓延。(11)虽然近代海关的关税管理权从1856年起逐渐落入外国人之手，由此严重削弱了清廷和民国政府对国家财政的控制，(12)但是这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13)商埠的陆续开放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的国内货物周转和对外贸易，而新式海关的设立和蔓延则在引入新的管理制度的同时，通过关税的征收增加中国的财政收入。

        借助于旧海关出版物中的详实数据，药物(Medicine或Medicines)在埠际之间的流动与分配可以得到量化的观察。(14)从1864年起，海关贸易报告开始区分国内和对外贸易。在这一年，国产药物作为土货(Native Produce)的一部分在上海、汉口、宁波、天津、福州、广州、厦门、汕头、芝罘、牛庄、镇江、九江，以及香港、澳门与台湾的打狗均有进出口贸易。这些港口之间的互动较为活跃，其中除了打狗港位于台湾外，其余绝大多数位于大陆的沿海地区，少数沿着长江分布在其中下游一段。(15)国产药物在上海、汉口、宁波港进出口总量明显大于其它各港，其中又以上海港为最。以贸易量来看，上海从汉口净进口药物高达25111.63担(Peculs)，远超上海与其余各港之间的净贸易量。这一情形凸显了近代汉口在中部地区的贸易枢纽地位，以及汉口与上海之间紧密的贸易关系。(16)汇聚于上海的各港药物，部分会被用于本土消费，部分会被转往国内其它港口，或者出口至外国。例如，1864年国产药物在上海港出口至日本的数量达3874.32担(Peculs)。(17) 

        香港在国产药物出口和国外药物进口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转运作用。据1864年的海关报告，该年与香港有埠际往来的港口有牛庄、天津、芝罘、汕头、上海、宁波、福州、广州和厦门。虽然中国在1864年与日本、暹罗(今泰国)、英国海峡殖民地(Straits或British Possessions in the Straits)、菲律宾的马尼拉、印尼的爪哇、越南的西贡(今胡志明市)、新加坡和英国等国家或地区均存在直接的药物贸易，但是这种直接贸易量与药物在香港的转口贸易量相比，要低得多。(18)若另以价值(两/Taels)为单位而论，情形也是如此：国内各港进口的外国药物有约55.98％来自于香港，而出口外国的国产药物有约63.86％输入香港。 

       总的来看，1864年的国产药物出口量远大于外国药物的进口量。1864年往后，国产药物出口值与外国药物进口值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二者之间的贸易顺差至民国初开始转变为逆差。1913年到1931年间，外国药物的进口值一直高于国产药物的出口值，且二者差额的绝对值明显大于1913年以前的情形(图1)。(19)这里有必要对图1和图2的统计对象加以说明。(20)1924年及以前，海关贸易报告中的对外进出口药物一般就以“Medicine”或“Medicines”概称之。之后，以进口而论，1925年到1931年间的进口药物分为“Medicines，not otherwise recorded”(未列名药材)和“Medical and Pharmaceutitical Preparations”(医药制剂)两项；1932年到1934年间的进口药物分为“Medicinal Substances,Vegetable(Crude),n.o.p.f.”(未列名天然植物性药物)和“Medicines,Drugs,and Medicinal Substances,Compouds,and Preparations,n.o.p.f.”(未列名药物、麻醉药以及药用物质、化合物与制剂)两项；1935年到1942年间的进口药物分为“Medicinal Substances and Spices,n.o.r.”(未列名药物和香料)和“Medicines,Drugs,etc.,n.o.r.”(未列名药物、麻醉品等)两项。以出口而论，1925年的出口药物仍为“Medicines”(药物)；但是1926年到1931年间的出口药物分为“Medicines”(药物)和“Medical Preparations”(药剂)两项；1932到1934年间，出口药物分为“Medicinal Substances and Spices”(药物和香料)和“Medicinal Preparations”(药剂)两项；1935年到1942年间，出口药物分为“Medicinal Substances and Spices”(药物和香料)、“Medicinal Preparations”(药剂)和“Medicinal Preparations,Chemical”(化学药剂)三项；1942年及以后，出口药物中的“Menthol Crystals”(薄荷晶)从“Medicinal Preparations,Chemical”(化学药剂)项析出。虽然“Spices”(香料)在进出口统计中未与药物严格区分，但在中医药视野中，二者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21)这里姑且将其纳入宏观的药物类。图1和图2中的统计曲线展示的上述进出口项目归并后的数据结果。(22)民国以后海关贸易报告中药物类目的细化，表明中外贸易中的药物种类及其制取方法也趋于多样，而过于笼统的归类统计方式已不合时宜。 

图1 中国的药物进出口贸易(1894-1932) 

说明：1932年的药物净进口值因单位变化而未计入此图。 

图2 中国的药物进出口贸易(1933-1942) 

说明：伪满洲国的药物进出口值未计入此图。 

        1932年到1942年间，海关贸易报告中的进口药物以海关金(G.U.)作为价值单位，(23)而1933年到1942年间的出口药物则以国币()作为价值单位。为了便于比较，图2中的数据已将衡量进口药物价值的海关金折算成了国币。(24)从图2可以看出，除了1940年和1941年外，1933年到1942年间的外国药物进口值均大于国产药物出口值。(25) 

        1943年到1945年间，日军接管海关总税务司署，海关贸易报告出版中断。(26)故而这一期间的药物进出口情况也缺乏海关贸易数据。1946年和1947年间，外国药物进口值分别达43096053和96715952国币千元(C.N.1000)，而国产药物出口值则分别为11836457和59776602国币千元。(27)这两年的药物进口值皆明显高于出口值，而且1947年的进出口值皆高于1946年的进出口值。至1948年，价值单位换成金元(G.Y)，该年的外国药物进口值为9683886金元，依然明显高于国产药物的出口值，即3285173金元。(28) 

       民国前期，中国的药物进出口所涉及的国家或地区数量已非前述1864年时的情形可比。以1923年到1925年间为例，中国进口的外国药物至少来自香港、澳门、安南(即法属印度支那)、暹罗(今泰国)、海峡殖民地、荷属东印度群岛、英属印度、土耳其、波斯(今伊朗)、埃及、也门、英国、瑞典、丹麦、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含直布罗陀)、瑞士、意大利、俄罗斯、朝鲜、日本(含台湾)、菲律宾、加拿大、美国(含夏威夷)、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而1923年到1925年间，国产药物出口的国家或地区至少包括香港、澳门、安南、暹罗(今泰国)、海峡殖民地、荷属东印度群岛、英属印度、土耳其、波斯(今伊朗)、埃及、也门、英国、丹麦、德国、荷兰、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朝鲜、日本(含台湾)、菲律宾、加拿大、美国(含夏威夷)、墨西哥、中美洲(含巴拿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29)香港仍然占据极重要的中转地位，以贸易值(海关两)计，1923年到1925年间分别约有88.76％、85.98％、74.99％的国产药物出口至香港，约有49.57％、49.22％、45.84％的外国药物来自香港。

       上述20世纪上半叶的药物进出口贸易情形并没有把伪满洲国纳入计量范围，故有必要在此加以探讨。从1932年至1945年，占据东北的伪满洲国控制了这一地区的药物进出口。其海关贸易报告涵盖1932年到1940年(缺1937年)，其中的进口药物含“Medicinal Substances and Spices”(药材及香料)和“Medicines,Drugs,and Medicinal Substances,Compounds,and Preparations,n.o.r.”(未列名药品)两项，出口药物则含“Medicinal Substances and Spices(not including Chemicals)”(药材及香料)和“Medical Preparations,Chemical”(化学药剂)。(30)且从1936年起，进口药物又增加了“Patent Medicines”(西药)一项。值得注意的是，1937年的贸易报告并未出版，而1938年的贸易报告虽然提到了1937年的情况，但其中有关药物的项目中并无数据。此外，1936年及以前的进出口贸易中把香料与药物混在一起，尚可勉强以广义的药物对待。 

       将1932年到1936年间的上述药物名目归并计算后，可知伪满洲国的外国药物进口值依次为3675340.5、7904220、47463863、8049938、12005979国币(M.Y.)，皆分别明显高于国产药物出口值，即1854615.36、2424171、13802926、2092159、226470国币。(31)而且在1934年，药物进出口值皆处于这一时期的最高峰。遗憾的是，1938年到1940年间，药物被包括在“Drugs,Chemicals,Medicines and Compounds or Preparations thereof:Perfumery,Cosmetics,Explosives,Colouring matters,Coatings and Filling Matters”(药品、香妆品、爆发物、色素、涂料及填充料)一项中，而且没有在细目中单独列出，(32)以致这段时期伪满洲国的药物进出口贸易难以确考。 

       伪满洲国建立初年，其药物对外贸易涉及的国家或地区并不算多。除了与当时的中华民国和香港存在药物贸易往来外，伪满洲国的药物还向日本、朝鲜、俄罗斯和美国出口，并从日本、朝鲜、俄罗斯、菲律宾、法国、德国、捷克和美国进口。(33)但是到了1936年，伪满洲国药物出口的国家增加了暹罗(今泰国)，进口的国家虽少了菲律宾，但却增加了英国、土耳其、波斯(今伊朗)、阿富汗、英属印度、荷属印度、海峡殖民地、德国、瑞典、瑞士、比利时、荷兰、波兰、西班牙、意大利、丹麦、奥地利、匈牙利、立陶宛、加拿大、埃及、叙利亚和巴西等，(34)明显多于1932年时的情形。伪满洲国的药物进出口对中华民国的依赖最大，而对香港转运的依赖较小。例如，以价值(国币)而论，1936年伪满洲国只有约24.84％的所产药物出口至香港，而从香港进口的外国药物只占总进口量约5.29％。

二、近代国产药物的国内贸易 

       以药物种类和产量综合而论，清代药物一般以云、贵、川、广等省份所产者为重。纪昀(1724-1805)曾搜集京城市肆招牌对句，其中即有药铺招牌“自运云贵川广南北道地药材”，与“精裱唐宋元明古今名人字画”相对。(35)画家徐扬于1759年所绘《盛世滋生图》中，也有药铺招牌云：“参药老行，川广云贵杂货。”(36)又如，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帝禁止大臣进呈如意、玉铜瓷、书画等贵重物品时，还提到“日用所必需”的地方土贡，如“川广之药材”，仍准按例呈进。(37)当然，东北的人参、西北的当归等其它地区的道地药材亦称誉当时。随着晚清对外开放，中外贸易渐兴，由此也进一步推动了国内商品市场的发展。虽然地方药材在赋役制度下输送至清代皇家的过程削弱了药材的商品属性，(38)但是晚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降低了皇家对土贡药材等物品的依赖程度。(39)在广阔的民间市场，作为商品的药物的出产和消费遵循着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能够较为系统地反映晚清时期国产药物的产地和流动情况的史料，当属1889年的海关英文出版物《中国药物名录》(List of Chinese Medicines)。该名录的编纂和出版缘起于海关对中国药物的极大兴趣。(40)它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分别统计了1884年11月1日到1885年10月31日(共12个月)之间牛庄、天津、芝罘、宜昌、汉口、九江、芜湖、镇江、上海、宁波、温州、福州、淡水(台湾)、打狗(台湾)、厦门、汕头、广州、琼州和北海等19个港口的国产药物的种类、威氏拼音、中英(或拉丁)文名称、产地、来源和去向以及相关数量与价值；第二部分即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按字母顺序编制而成的国产药物总表，共计1575种。在该名录中，国产药物被分为根(Roots)、皮壳(Barks and Husks)、梗叶(Twigs and Leaves)、花(Flowers)、子果(Seeds and Fruits)、草(Grasses)、虫(Insects)和杂项(Sundries)八类。这里我们不妨以其中的冬虫夏草为例(见表1)，(41)具体地观察它们在各海关之间的转运情形。

       冬虫夏草始见于15世纪的藏医籍，书中未言其产地。它在清代汉文文献中又名夏草冬虫、春虫夏草、冬虫草或虫草，相关方志记载以雍正《四川通志》(1735年)中的为最早。这部通志把它列为“里塘”(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的物产之一，称其“出拨浪工山，本草不载”。(42)拨浪工山即今剪子弯山，至清末仍然出产虫草。美国藏学家柔克义(William W.Rockhill,1854-1914)曾于1892年9月28日登上此山，并提到此山以出产冬虫夏草闻名。(43)从表1可以看出，晚清时期的虫草，多产自四川。四川虫草的主要外销途径，即从宜昌沿长江至汉口，再至上海。当时重庆海关尚未设立，(44)宜昌作为长江沿岸最西的海关所在地，自然见证了长江中上游货物在本地港口的集散。位于长江出海口的上海，虽然本身即虫草的重要消费地，但是汇聚此处的部分虫草又会被转运至沿海的汕头、宁波和福州。而且，虽然表1中缺乏虫草输出至香港的记录，但是作为非产地的香港无疑也扮演着转运中心的角色，为汕头、上海、厦门、淡水和琼州输送了一些虫草。 

       这里需特别说明的是，根据今日的科学调查，正品冬虫夏草(Cordyceps sinensis)的产区为西藏、四川、云南、甘肃和青海等省寒冷的高海拔地区。(45)表1所示产地中的河南、湖北和广东，有可能系海关所获信息不确，也有可能系非正品冬虫夏草混入所致。事实上，第一种可能是有的，因为该名录中包括虫草在内的药材大多受到了物种鉴定，而来自河南和四川的虫草都被鉴定为正品虫草“Cordiceps Sinensis”(按，Cordiceps=Cordyceps)。(46)另外，从虫草所在的类别来看，大多数海关视之为草类，但是仍有少数海关以根类或杂项属之；而且虫草的中文名称在各海关之间也常不一致，说明当时的海关对虫草，乃至国产药物的分类和命名情况仍无统一意见。 

西藏虽是虫草的产地之一，但是在上述海关记录中并不起眼。不过以明清川藏贸易互市之频繁，(47)从四川外运的虫草中，不能排除其中含有来自西藏的虫草的可能。清末以来的近代西藏方志中不乏虫草出产的记载(见表2)；从地理角度观之，这些产地分布在西藏东部，所产虫草向东部输出时，将先进入川西和滇西北的药材贸易市场。除了海关和方志的记载外，清末民初的一些来华欧洲人也记述了西部虫草的出产和贸易情况，可与中国文献相参看。

       英国博物学家普拉特(Antwerp E.Pratt,1852-1920)于1887年10月逗留湖北宜昌时，观察到宜昌的大宗出口品是来自于四川和西藏的药物，其中大部分是大黄(主要出口至欧洲)、鹿茸、干蜈蚣、贝母和虫草。他对虫草最感好奇，并得知它们来自于西藏东部的高海拔地区。1890年5月16日，普拉特在四川的“Ya-chow-kun”(地名不详，据书后所附地图，其位置距打箭炉[今康定]不远)遇见约50名中国采药人，后者采集的药物为大黄、贝母和虫草。联想到此前他在途中所观察到的贸易活动，即大渡河下游的四川烟草、盐和茶叶被运至打箭炉，而上游的皮革、麝香、鹿茸等药物则沿河南运，(62)那么这些采药人所采集的药物很可能会随着贸易经由大渡河运往下游，进入长江后经由宜昌销往它处。

       除了普拉特之外，英国博物学家威尔逊(Ernest H.Wilson,1876-1930)曾在1899年到1911年间4次来中国大陆采集植物。(63)其在1908年从成都前往打箭炉的途中，得知懋功厅(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的“Hsin-kai-tsze”是一处非常重要的药材贸易市场，由部落人民(Tribesfolk)采集并在此出售的贝母、大黄、羌活、麝香、鹿茸和虫草闻名遐迩。(64)他对中国药物颇感兴趣，曾在自己的著作里选择了少量相对更为重要的药物予以专篇叙述。这些药物中就包括虫草，称其生长在海拔12000到15000英尺之间的西部高地。(65)英国情报军官贝利(Frederick M.Bailey,1882-1967)于1913年9月9日抵达西藏的冈巴山口时，与之随行的苦力找到了一些虫草。贝利回忆称，自己在巴塘(位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附近也见到过虫草。(66)英国驻华领事人员(Oliver R.Coales,1880-1926)曾于1916年到1917年间从打箭炉前往西藏昌都。(67)他在其发表于1919年的关于西藏东部经济的报告中，提到西藏销往汉地市场的药材有大黄以及其它植物药，其中最有趣的就是虫草。(68)此外，曾于1914年到1918年间在中国云南、四川、贵州、湖南等地采集植物标本的奥地利植物学家韩马迪(Heinrich Handel-Mazzetti,1882-1940)也在四川燕云(Yenyüén，即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燕云乡)购得虫草。(69)当然，虫草的产地并不局限于西藏和四川。英国博物学家瓦德(Frank Kingdon Ward,1885-1958)于1913年7月在云南德钦的卡格博山上跋涉期间，发现其随从，即一位中国男孩几乎把所有闲暇时间都用于在帐篷周围寻找一种叫作“虫草”的药材，以便在回大理府后拿它卖钱。(70)可见茶马古道上的贸易重镇大理，(71)彼时也是虫草的集散中心之一。

        在虫草的产地中，青海自民国起始见确切记载。《玉树调查记》(1919年)列“冬虫草”为玉树的“特别输出物产”，并称“冬虫草，扎武、苏尔莽、囊谦、格吉产，夏则为草，冬则为虫，其根类蚕而有角。”又云：“华商多货焉，以故采掘者多，番酋不便也。或值疠疫，牛羊物故者多，辄云据高僧推算，因掘药断地脉之故。”(72)《西宁府续志》(1928年)也列“冬虫夏草”为玉树出产药品之一。(73)这些记录表明虫草贸易在民国前期已是玉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为当地居民所重；外来的汉族商人在此彚聚收购，由此也引发了其与当地部落酋长之间的矛盾。汉商之中，有相当部分是陕西商人。马鹤天(1887-？)于1937年居留玉树期间，曾在7月20日会见当地商会的袁会长，得知“汉商半陕人”，而且“玉树特产，除畜产野生皮外，以药材为最多，如虫草、鹿茸、麝香、知母、贝母等”；另据其觅得的货物进出口收税规定，虫草每驮收税20元。(74)不过无论是以文献记载数量还是产量而言，民国时期的青海和甘肃作为虫草的产地相对不如四川和云南有名。

        关于民国时期的虫草等国产药物的贸易情形，我们可以借助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总局从1934年春到1936年2月底进行的全国通邮地区物产调查的详细结果加以考察。以虫草为例，其调查结果显示虫草主要出产于今四川，其次为云南，另有少量产于与四川接壤的甘肃文县(见表3)。(75)当时的四川被全国经济委员会调查团誉为“川省药材之丰富，甲于全国”，(76)而虫草也的确被列为四川年产量最多的30余种药材之一。(77)邮政总局没有调查当时西藏的物产，故而那里的虫草出产和贸易情况付之阙如。此外，邮政总局所调查的青海(含玉树)物产中并无虫草；而且，虽然邮政总局调查了辖境包括今藏东和川西部分地区的西康之物产，(78)但是其中今藏东地区并无虫草产地。事实上，翁之藏和梅心如分别在其《西康之实况》(1930年)和《西康》(1934年)书中就把虫草记为西康出产之药材。(79)李亦人也在其《西康综览》(1941年)中称虫草产“康属各地”、“康省药材出产方面，植物类则以虫草、贝母为上品。”又云：“(虫草)为西康之特产，年约二万数千斤，现时康定市价每斤十元。”(80)再结合前引西藏和玉树地区的方志资料，应当说青海和康藏地区没有出现在邮政总局调查的虫草产地之中是由于调查疏漏所致。当然，这种情况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当时这两地在虫草出产和贸易方面相对不够突出，不易为调查者所注意。

        不过，这次调查工作虽有遗漏，但总体还是比较认真细致的，可以得到其它史料的印证。例如，根据另一份1930年代的调查，松潘、理番、茂县、汶川、懋功，以及抚边和绥塘两屯皆产虫草。(81)其中的理番、茂县和懋功俱见于表3所列诸产地。若进一步以理番为例，则摄影师庄学本(1909-1984)于1934年登上四川理番的一座山的山顶后，在此挖过药材的向导阿姆衮为他找到了贝母、木香和虫草等药材，并告诉了后者虫草在当地的市价，即每根虫草值钱约200文，川洋1元可买140-150根。(82)冯克书(1896-1948)在视察理番后所作的报告中，也记录了当地所产的药材中就有虫草。(83)另据1941年的实地考察，理番的杂古脑和松潘是四川西北部羌戎与汉民贸易的两个中心，而虫草等药材则是羌戎的主要输出品。(84)可见理番和松潘出产的虫草当主要来自于羌戎的采掘。

       从运销量来看，西部最大的虫草集散中心实为康定和巴县，其次为四川的雅江和理化，以及云南的丽江和中甸。值得注意的是，表3所列诸产地运销的虫草并不完全是本地所产，因为部分产地在输出本地虫草的同时，也发挥着中转站的作用。例如根据邮政总局的记录，四川雅江、道孚、理化、德格、九龙的虫草会销往康定，而康定的虫草则会销往上海；又如，云南维西(阿墩子)和中甸的虫草会销往丽江和凤仪(下关)，而丽江的虫草则会销往昆明、上海和香港，而凤仪(下关)的虫草则会销往汉口、上海和香港。这种物流方向也能得到其它资料的支持，如1930年代初打箭炉(即康定)关的贸易报告指出，虫草是西康的大宗出产物，1930年到1932年间分别每年出口虫草24941、13467和13267斤(市价约每斤大洋10元)，目的地为粤、闽、京、沪及南洋一带。(85)又如民国《新纂云南通志》(1944年)记录，维西、中甸、上帕、贡山、阿墩子、鹤庆、丽江、双柏以及永北等地皆产虫草，而且虫草“为本省极著名之出品，生雪线内……畅销港、沪各埠。”(86)  

       另外，少数地区虽被调查者认定为虫草产地，但并不是正品虫草的产地，或者只是正品虫草的中转地而已。举例来说，成都和巴县所处的相对低海拔的地理位置并不能为正品虫草的生长提供适宜的生境；而且，在所有虫草产地中，其余地区皆分春(夏)秋(冬)，只有这两处的虫草被记录为全年出产。所以，二者之所以被记录为虫草产地，有可能是正品虫草常年经此转运，也有可能是当地出产的虫草是其它种类的非正品虫草。(87)事实上，懋功的部分虫草就会输至巴县，而巴县的虫草则会运销至广东、香港和南洋。

       总之，虽然邮政总局的调查并不完善，但大致上可以反映虫草在全国范围内由西向东的宏观运销趋向。而且，相对于青海和甘肃等虫草产地在晚清文献中的缺失，它们在民国时期相对受到了较多关注，体现了虫草产地的开发过程。事实上，1948年11月，西藏昌都地方长官特出告示，其中一条即开放当地喇嘛寺封禁山地，准许人民采掘虫草等物产。(88)这条政策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虫草的产量和当地经济的发展。

        虫草系国产生药之一种，而中国近代的国产药物尚有与生药有别的以化学成分明确为特征的西药。1880年代以来，广州、上海等地华商渐始涉足西药行业，但早期所为者不过是销售西药或调制西药成药，还没有独立制造西药原料的能力。20世纪初以来，上海、广州等地华商陆续建立西药制药厂，1921年到1937年间呈兴盛之势；且截止到1937年，全国已有至少413家西药制药厂，分布在上海、济南、长沙、昆明、郑州、镇江、苏州、南京、天津、厦门、开封、芜湖、常州，以及吴兴等地。(89)其中部分药厂虽能开始自行仿制一些有机合成药物，但总体上大多仍是在进口西药原料的基础上调制医药制剂，远未达到西药原料自给的程度。对此情形，1930年代以来社会上呼吁国产制药业发奋图强的声音屡见报道。(90)但是呼吁归呼吁，由于制药人才不足、缺乏卫生行政机构扶持、制药业自身不图进取、外国西药自由输入、国人崇洋心理等原因，国内制药业自1940年代初起开始衰落。(91)总之，民国时期国内的西药原料多赖外国进口，其自给能力与国产生药相比是相当不足的；而对于研发新式西药而言，则国内制药业的能力就更弱了。此种情形，加之外国西药在中国渐趋盛行，也就成为致使民国时期外国药物进口总体上赶超国产药物出口的部分原因。

三、药物消费文化对药物贸易的影响

        商业化的药物的出产和运销与药物的消费文化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药物的运销离不开相应的消费文化的引导，而药物消费文化的壮大与演变也有赖于药物的商业化进程。而且，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药物的消费绝不局限于医疗。很多情况下，药物与食物之间界限的模糊又促使药物参与构建了中国的滋补文化。(92)在此，我们不妨再以虫草为例，管窥国产药物的近代消费文化。

        虫草进入汉文医籍，自《本草从新》(1757年)始，是时已记载有“保肺、益肾”等滋补功能。(93)至晚清时期，西部的虫草在东部不仅被医家用于医疗，(94)还受到了药商的开发。早在1881年12月19日，苏州的留余堂就开始在上海的《申报》刊登广告，对外寄售“虫草膏”；(95)至1884年11月7日，留余堂又在该报刊登广告，出售新开发的“参漆虫草膏”。(96)据其广告辞，这两种成药商品皆有治疗男女劳伤、新久血症之功效。虫草的消费并不局限于民间社会，早在1723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Dominicus Parennin,1665-1741)就记录了三年前川陕总督赴京觐见皇帝，并按照惯例带来了其辖地或邻近地区的奇特物产，其中即包括虫草。(97)此后，光绪十一年五月十三日(1885年6月25日)，光绪帝谕准四川总督丁宝桢奏陈西藏乍了(今察雅)的藏族首领请求随察木多(今昌都)于次年入贡清廷之事。据丁宝桢的陈述，乍了拟进贡的物品中包括虫草50两。(98)虽然目前尚未发现可供揭示虫草在皇家具体用途的资料，但以理推之，不外药用和滋补两种。当然，虫草入贡之事本身就已凸显了其在产地所受到的珍视。

        进入民国以后，虽然虫草仍会作为药材继续出现在苏州等地的药店之中，(99)但是在经济发展和开放程度均领先全国的上海，其商业价值得到了极大地开发。上海食品业的冠生园早在1925年1月1日就刊登广告，宣传其新制作出的补品食物“冬虫草鸭”。(100)而在餐饮业中，上海的南园酒家、味雅酒楼、燕华楼酒家也都分别推出了“虫草乳鸽”、“虫草大山瑞”、“冬虫草炖鸡”等滋补菜肴。(101)时人评价道：“川产名食品……冬虫夏草，简称‘冬虫草’；医书夸为滋补之品，伴鸡鸭烹调，颇可口。”(102)由于有利可图，投机的商家开始在正业之外兼卖虫草，例如，上海的蜀通森银耳庄特地在1928年1月4日刊登广告，声明其不仅售卖银耳，还兼售虫草等药材补品；(103)而上海的四川商店也在同年9月23日通过广告宣传其除了销售银耳外，还增售四川特产冬虫夏草等。(104)1920年代里，上海的市售药材主要由水客、出口二帮供应。水客帮为内地及长江等处店铺，出口帮为津、汉、广、闽等埠行号。大量川汉药材经由前者沿长江航运销往上海，并在此转口至沿海省份。(105)因战事而致上海和内地交通阻塞时，扮演着中间商角色的出口帮的活动就起到了缓解虫草等川汉药材供应不足、稳定药材价格的作用。(106)可以想及，消费者食用这些含有虫草的食品和菜肴，应当是希望能在享受美味之余获得“益肾”等滋补效果，而不会真的将其等同于病时服药之举。商家正是摸透了消费者的心理，所以围绕“补”字大作宣传。

        除了纸媒广告外，展览会也是商家推销虫草等药物的一个重要媒介。1910年代以来，以提倡国货为目的的国货运动裹挟着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华大地上兴起，数百次大大小小的国货展览会应运而生。(107)富有特色的地方药物和其它国货一起成为了展览会上的推销对象。1928年11月1日到次年1月3日在上海举办的中华国货展览会是近代博览会之中规模最大的。(108)在此展览会期间，四川代表李奎安和云南代表董绍舒分别在12月底介绍了各自省份的物产，包括麝香、虫草、贝母等“川西南北各边之药材”，以及三七、厚朴、虫草等“均甚有名”的滇产药材。(109)彼时展览会上中外来宾有1万多人，参观者5万多人。李、董二位代表在这样场合的公开集中宣传，对川滇虫草等药材之销售自然具有积极影响。

四、结语

        在1850年代中期以来逐步建立的新式海关的管理下，晚清国产普通药物的对外贸易呈现出超状态，但自民国初起则基本转变为入超状态。外国药物在这一中外药物贸易竞争中逐渐扩大了其在近代中国的消费市场；与之相应的，是国人对外国药物的接受和依赖程度之渐增，而这又必然与外国药物文化和药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与植根密切相关。民国时期中国的药物进出口国家或地区数量显著超过晚清时期，而香港、上海在这两个时期的药物转口贸易中皆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伪满洲国而言，其药物之进出口主要依赖中华民国，而非割让给英国的香港。观之国内贸易，晚清时期国内自然药产在赋役制度和经济规律的作用下总体呈现出由内陆，特别是药材资源丰富的西部和南部产地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趋向，部分进而在上海、香港等地进一步分销至国内沿海港口城市、台湾。及至民国，自然药产的产地得到进一步开发，而流行于上海等经济发达城市的多元药物消费文化在促进内陆药物东运之余，也拓展了它们的应用和商业价值。当然，由沿海地区向内陆拓展的由国内华商经营之西药业虽然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其总体上制造和研发基础薄弱，至1940年代又开始衰落，以致于民国时期国内自制西药仍无法摆脱对进口药料的较强依赖，而真正意义上的国产西药(而非据进口西药调制之药物产品)实难以与进口西药和国产自然出产之药材相提并论。

        值得一提的是，药物的贸易量和定义是研究近代国产药物宏观贸易的难点之一。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部分近代统计资料本身所造成的，前引民国时期海关贸易报告中，即出现将药物和香料合并统计的现象。虽然不少香料在中国传统药物体系中可以被笼统视作药物，但在海关报告中毕竟是与药物区分开来的。然而由于海关报告没有分别提供药物和香料的具体贸易量，我们也无法得知海关定义下的药物的贸易量。帮助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统计进出海关的中国药物的宜昌海关代理长官摩根(F.A.Morgan)就在其于1884年写给赫德的信中表示了其在精确界定药物时的困惑。(110)虽然海关贸易史料因其相对较强的连续性和精确性而成为研究近代中国药物贸易的首要参考资料，但是利用不同时期的海关贸易史料，以及不同史料中有关药物贸易的具体记载时，需要考虑其中的药物定义以及贸易数据的可比性。当然，诸如药物资源、医药观念、生产技术、战争、交通、政府政策、药商群体等因素都会对药物贸易活动产生不同程度而又错综复杂的影响，不仅值得展开进一步地研究，而且能够丰富日趋热烈的海关医疗史研究。

注释：

 ①普通药物贸易在近代经济通史类著作中并无一席之地，如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中国近代经济史》编写组：《中国近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乔培华、赵士红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王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刘克祥、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本文正文中所使用的“药物”一词，如无特殊说明，皆指普通药物。

②龚缨晏：《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46-107页；Zheng Yangwen,The Social Life of Opium in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11.

③例如，上海的1859年海关报告在“Medicines”(药物)之外，还列出“China Root”(土茯苓)、“Ginseng”(人参)等物品的贸易量，参见Order of His Excellencg(作者注，此处海关出版物有误，正确的拼写应为“Excellency”。) the Superintendent of Customs at Shanghae,Returns of th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Carried on under Foreign Flags at the Port of Shanghae,for the Year 1859,Shanghai:A.H.De Carvallho,1860,pp.2-3。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土茯苓和人参从“药物”类目中抽出，区别待之。换言之，它们虽然都是药物，但并不被视作普通或一般性的药物。本文所谓的“普通药物”正是考虑到了海关报告的这种做法。

④参见梁其姿：《麻风隔离与近代中国》，《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余新忠：《晚清的卫生行政与近代身体的形成——以卫生防疫为中心》，《清史研究》2011年第3期；余新忠：《卫生何为——中国近世的卫生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等，兹不一一列举。

⑤参见詹庆华：《中国近代海关医员与西医在华传播初探(一)——以中国旧海关出版物为视角》，《上海海关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詹庆华：《中国近代海关医员与西医在华传播初探(二)——以中国旧海关出版物为视角》，《上海海关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杨祥银、王少阳：《〈海关医报〉与近代温州的疾病》，《浙江学刊》2012年第4期；佳宏伟：《十九世纪后期厦门港埠的疾病与医疗社会——基于〈海关医报〉的分析》，《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13年第14卷；李文巍：《晚清闽海关医员研究》，福建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⑥涉及这一主题的主要有吴伦霓霞、张晓辉：《近代中国的粤港华商成药联号》，《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樊如森、姬天舒：《近代北方药品供销体系的构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2期；陈镜颖：《四川药材贸易研究——以1891年至1949年为主的考察》，四川大学中国近现代史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吴建征：《近代安国药业论述》，河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曹春婷：《1930-1940年代上海药材业及其群体研究》，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等。其它有关药物或医学的历史研究著作中也有一些涉及近代药物贸易的简要论述或资料汇编，参见陈新谦、张天禄：《中国近代药学史》，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年版，第72-100页；唐廷猷：《中国药业史》，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163、213-220页；杜立平：《广西壮族地区的医药文化及药材》，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28-57页；王尊旺、李颖：《医疗、慈善与明清福建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27-261页等。

⑦这类商埠之中除1个开放于民国时期(1922年)外，其余皆开放于晚清，参见陈朝辉：《从通商口岸近代文明的传播看中国城市近代化》，宁夏大学专门史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4页。关于中国近代各商埠及其开放时间，另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21年前中国已开商埠》，《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商埠的具体数量尚无定论，相关讨论见樊如森、吴焕良：《近代中日贸易述评》，《史学月刊》2012年第6期。

⑧周育明：《鸦片战争以后的五口开埠问题》，《清史研究》2014年第3期。

⑨王宏斌：《乾隆皇帝从未下令关闭江、浙、闽三海关》，《史学月刊》2011年第6期。

⑩近代自开商埠的开埠时间跨度为1899年至1924年，参见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2-113、395页。另参见该书绪论。

(11)关于近代各海关的设置时间及地点，参见陈诗启、孙修福主编：《中国近代海关常用词语英汉对照宝典》，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版，第669-676页。该书所附《中国海关新关设关一览表》对东北地区海关的统计不足，可供与之对读的有叶松年、孔宝康：《海关实务》，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7年版，第6-13页；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第211-212页。

(12)戴一峰：《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310页；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1页。

(13)蒋清宏：《中国近代海关行政制度研究(1854-1869)》，《人文杂志》2007年第1期。

(14)需要注意的是，旧海关报告中的统计数据并不能反映近代中国的全部国内与国际贸易，参见吴松弟：《旧海关出版物与近代中国研究》，《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12期。

(15)相关数据参见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Newchwang,for the Year 1864,Shanghai:A.H.De Carvalho,1865,pp.5-6;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Tientsin,for the Year 1864,Shanghai:A.H.De Carvalho,1865,pp.9-10,15-16;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heefoo,for the Year 1864,Shanghai:A.H.De Carvalho,1865,pp.8-9,14-15;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Hanrow,for the Year 1864,Shanghai:A.H.De Carvalho,1865,pp.4,10;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Kiukiang,for the Year 1864,Shanghai:A.H.De Carvalho,1865,pp.3,7;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hinkiang,for the Year 1864,Shanghai:A.H.De Carvalho,1865,pp.2,5;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Shanghai,for the Year 1864,Shanghai:A.H.De Carvalho,1865,pp.37-38,47,73-74,79;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Ningpo,for the Year 1864,Shanghai:A.H.De Carvalho,1865,pp.13-14,26-27;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Foochow,for the Year 1864,Shanghai:A.H.De Carvalho,1865,pp.6-7,17-18;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Takou-Formosa,under Provisional Regulations,from 26th October,1863,to 5th May,1864,and from 5th May,to 31st December,1864,Shanghai:A.H.De Carvalho,1865,pp.2-3;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Amoy,for the Year 1864,Shanghai:A.H.De Carvalho,1865,pp.19-20,23-24;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Swatow,for the Year 1864,Shanghai:A.H.De Carvalho,1865,pp.8-9,16-17;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for the Year 1864,Shanghai:A.H.De Carvalho,1865,pp.19-20,25-26。这里需要说明的是，1864年并无有关香港和澳门的专门海关报告，但是这两处在其余港口的海关报告中被列入“Chinese Ports”(中国港口)；该年有关台湾打狗(Takou-Formosa)港的海关报告中虽然提到了与之存在药物贸易的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港，但是其它海关报告中也提到了天津和广州与台湾的药物贸易，只是未具体提到台湾何港。此外，尚有少量关于膏药(Medicine Plasters)和药茶(Medicine Tea)的单独统计，数值如下：天津分别从上海和芝罘进口膏药14700和3000张，同时又向上海出口膏药164张；汉口从上海进口药茶2.39担(Peculs)，同时又向九江出口药茶0.16担。

(16)Tang Qiaotian,"Inter-port transshipment between Shanghai and Hankou in foreign trade:1864-1930",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2009,4(4):632-652.

(17)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Shanghai,for the Year 1864,pp.26-27.

(18)相关数据参见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Tientsin,for the Year 1864,Shanghai:A.H.De Carvalho,1865,pp.2,5;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heefoo,for the Year 1864,Shanghai:A.H.De Carvalho,1865,pp.2,4;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Shanghai,for the Year 1864,Shanghai:A.H.De Carvalho,1865,pp.7-8,17-18,26-27;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Ningpo,for the Year 1864,Shanghai:A.H.De Carvalho,1865,pp.2,6;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Amoy,for the Year 1864,Shanghai:A.H.De Carvalho,1865,pp.3-4,9-10;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Swatow,for the Year 1864,Shanghai:A.H.De Carvalho,1865,pp.2,5;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Canton,for the Year 1864,Shanghai:A.H.De Carvalho,1865,pp.13-14。

(19)图1的数据来自于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for the Year 1894(Part I:Report on the Trade of China,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895,pp.10;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for the Year 1895(Part I:Report on the Trade of China,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896,pp.12-13;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for the Year 1896(Part I:Report on the Trade of China,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897,pp.12-13;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for the Year 1897(Part I:Report on the Trade of China,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898,pp.12-13;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for the Year 1898(Part I:Report on the Trade of China,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899,pp.12-13;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for the Year 1899(Part I:Report on the Trade of China,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00,pp.12-13;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for the Year 1900(Part I:Report on the Trade of China,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01,pp.18-19;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for the Year 1901(Part I:Report on the Trade of China,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02,pp.12-13;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for the Year 1902(Part I:Report on the Trade of China,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03,pp.12-13;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for the Year 1903(Part I:Report on the Trade of China,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04,pp.16,18;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for the Year 1904(Part I:Report on the Trade of China,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05,pp.8,10;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905(Part I: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06,pp.10,12;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906(Part I: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07,pp.25,29;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907(Part I: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08,pp.25,29;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908(Part I: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09,pp.26,29;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909(Part I: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10,pp.25,28;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910(Part I: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11,pp.25,28;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911(Part I: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12,pp.26,30;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912(Part I: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13,pp.26,30;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913(Part I: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14,pp.73-74,79;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914(Part I:Report on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15,pp.69,77;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915(Part I:Report on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16,pp.67,75;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916(Part I:Report on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17,pp.71,79;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917(Part I:Report on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18,pp.61,69;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918(Part I:Report on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19,pp.79,87;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919(Part I:Report on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20,pp.91,99;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920(Part I:Report 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21,pp.95,103;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921(Part I:Report 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Customs,1922,pp.115,123;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922(Part I:Report 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23,pp.111,119;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923(Part I:Report 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24,pp.127,135;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Foreign Trade of China,1924(Part I:Report 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25,pp.129,137;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Foreign Trade of China,1925(Part I:Report 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26,pp.175,199;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Foreign Trade of China,1926(Part I:Report 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27,pp.175,179,207;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Foreign Trade of China,1927(Part I:Report 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28,pp.173,177,205;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Foreign Trade of China,1928(Part I:Report 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29,pp.181,185,213;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Foreign Trade of China,1929(Part I:Report 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30,pp.197,201,230;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Foreign Trade of China,1930(Part I:Report 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31,pp.133,137,166;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Foreign Trade of China,1931(Part I:Report 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32,pp,131,135,165。

(20)图2的数据来自于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Foreign Trade of China,1931(Part I:Report 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32,pp.131,135,165;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The Trade of China,1933(Volumes II:Foreign Trade:Abstract of Import and Export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34,pp.87,95-97,153;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The Trade of China,1934(Volumes II:Foreign Trade:Abstract of Import and Export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35,pp.95,143,165;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The Trade of China,1935(Volumes II:Foreign Trade:Analysis of Import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36,pp.343-349,410-414;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The Trade of China,1935(Volumes:Foreign Trade:Analysis of Export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36,pp.76-65,244;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The Trade of China,1936(Volumes II:Foreign Trade :Analysis of Import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37,pp.334-341,400-403;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The Trade of China,1936(Volumes III:Foreign Trade:Analysis of Export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37,pp.86-89,255-256;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The Trade of China,1937(Volumes II:Foreign Trade:Analysis of Import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38,pp.334-341,400-403;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The Trade of China,1937 (Volumes III:Foreign Trade:Analysis of Export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38,pp.86-89,258-259;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The Trade of China,1938(Volumes II:Foreign Trade:Analysis of Import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39,pp,334-341,400-403;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The Trade of China,1938(Volumes III:Foreign Trade:Analysis of Export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39,pp.88-91,262-263;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The Trade of China,1939(Volumes II:Foreign Trade:Analysis of Import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40,pp.334-341,400-403;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The Trade of China,1939(Volumes III:Foreign Trade:Analysis of Export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40,pp.89-92,271-272;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The Trade of China,1940(Volumes III:Foreign Trade:Analysis of Import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41,pp.355-364,427-432;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The Trade of China,1940(Volumes III:Foreign Trade:Analysis of Export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41,pp.97-101,317;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The Trade of China,1941(Volumes II:Foreign Trade:Analysis of Import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42,pp.337-346,407-412;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The Trade of China,1941(Volumes III:Foreign Trade:Analysis of Export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42,pp.92-95,302-304;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The Trade of China,1942(Volumes II:Foreign Trade:Analysis of Import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43,pp.302-310,366-371;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The Trade of China,1942(Volumes III:Foreign Trade:Analysis of Export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43,pp.82-84,266-268。

(21)Di Lu and Vivienne Lo,"Scent and Synaesthesia:the medical use of spice bags in early China",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2015,167:38-46。

(22)为保持图2前后数据的一致，仍将1942年析出的“薄荷晶”一项并入1942年的药物出口数据。

(23)关于以海关金(全称为Customs Gold Unit，缩写C.G.U.)作为进口货物价值和关税单位的制度的确立，参见吴景平、龚辉：《1930年代初中国海关金单位制度的建立述论》，《史学月刊》2007年第10期。

(24)根据1933到1942年间的海关报告正文前的海关金折算表，这期间每1海关金单位折合国币1.952、1.967、1.866、2.260、2.271、2.300、2.500、2.707、2.707、2.707元。

(25)图2所示1933-1942年间的进口中，1933和1934年的进口是净进口(Net Imports)，转口(Re-exports)的部分算入出口，但是转口的细目及其数值又没有单列出来；1935-1942年间的进口则为总进口(Gross Imports)。兹特作说明。由于总进口量不可能小于净进口量，因此即使以净进口计算，1940和1941年的外国药物进口量也都小于国产药物出口量。

(26)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The Trade of China,1946(Volumes I),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48,p.1.

(27)相关数据来自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The Trade of China,1946(Volumes II:Foreign Trade:Analysis of Imports and Export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47,pp.164-166,195-197,369-370,468-469;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The Trade of China,1947(Volumes II:Foreign Trade:Analysis of Import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49,pp.193-199,231-235;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The Trade of China,1947(Volumes III:Foreign Trade:Analysis of Export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49,pp.42-44,137-138。1946年到1948年间，药物进出口名目与1942年的一致。

(28)相关数据来自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The Trade of China,1948(Volumes II:Foreign Trade:Analysis of Import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49,pp.229-236,273-276;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The Trade of China,1948(Volumes III:Foreign Trade:Analysis of Export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49,pp.50-52,165-166.

(29)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Foreign Trade of China,1925(Part I:Report 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26,pp.291,322.

(30)这些项目英文名的对应中文译名取自原贸易册。

(31)相关数据来自The Department of Finance,Annual Returns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Manchoukuo 1932,pp.66-67,105,131,135,228,243; The Department of Finance,Annual Returns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Manchoukuo 1933,pp.73-75,115,211-213,231,341,351; The Department of Finance,Monthly Returns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Manchoukuo January 1934,pp.9,36,39; The Department of Finance,Monthly Returns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Manchoukuo Feburary 1934,pp.9,17,37,39; The Department of Finance,Monthly Returns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Manchoukuo March 1934,pp.9,17,37,39; The Department of Finance,Monthly Returns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Manchoukuo April 1934,pp.9,17,37,39; The Department of Finance,Monthly Returns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Manchoukuo May 1934,pp.9,17,37,39; The Department of Finance,Monthly Returns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Manchoukuo June 1934,pp.9,17,37,39; The Department of Finance,Monthly Returns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Manchoukuo July 1934,pp.9,17,37,39; The Department of Finance,Monthly Returns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Manchoukuo August 1934,pp.9,17,37,39; The Department of Finance,Monthly Returns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Manchoukuo September 1934,pp.9,17,37,39; The Department of Finance,Monthly Returns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Manchoukuo October 1934,pp.9,17,37,39; The Department of Finance,Monthly Returns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Manchoukuo Novemer 1934,pp.9,17,37,39; The Department of Finance,Monthly Returns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Manchoukuo December 1934,pp.9,17,37,39; The Department of Finance,1935 Annual Returns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Manchoukuo,pp.77,117,219-221,241,365,373; The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Commerce,1936 Annual Returns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Manchoukuo,pp.85,249,275,419,429。据其中1933年的海关报告的说明，1932年，伪满洲国海关以海关金(G.U.)作为进口货物的价值单位，以海关两(Hk.Tls.)作为出口货物的价值单位；自1933年起，伪满洲国海关统一以国币(M.Y.)表示货物进出口价值，并按照1海关两=1.56国币圆(M.Y.)、1金单位=1.95国币圆的方式对去年的贸易额进行了折算。这里的1932年的药物进出口贸易量系折算后的数据。

(32)参见The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Commerce,Monthly Returns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Manchoukuo January 1938,p.9.

(33)The Department of Finance,Annual Returns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Manchoukuo 1932,pp.66-67,105,228,243.

(34)The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Commerce,1936 Annual Returns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Manchoukuo,pp.84-86,248-253,274-275.

(35)梁章巨等：《楹联丛话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374页。

(36)范金民：《清代苏州城市工商繁荣的写照——〈姑苏繁华图〉》，《史林》2003年第5期。该图今又称《姑苏繁华图》。

(37)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38)地方上供药材分本色和折色。前者初交送太医院的生药库，数量未达定额时，不足的部分需按价折银缴纳；当宫廷药材需求不足时，由太医院给价，朝廷派专员采买本色药材，年终从地方药材折色中报销；道光(1821-1850)以后，内务府完全接替了太医院对药材的管理，使太医院的生药库形同虚设，参见任锡庚：《太医院志》，《续修四库全书》第103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90-391页；关雪玲：《清宫医药来源考索》，《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39)何新华：《清代贡物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4-25页。

(40)Ernest H.Wilson,A Naturalist in Western China(Vol.2),London,Methuen & co.,1913,p.38.

(41)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List of Chinese Medicine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889,pp.64-65,80-81,170-171,204-205,238-239,254-255,282-283,332-333,390-391,406-407.

(42)芦笛：《古代汉藏文献所载冬虫夏草研究》，《西部学刊》2014年第2期。关于“冬虫草”之名的例子，参见王士雄：《归砚录》，《王孟英医书全集》，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43)William W.Rockhill,Diary of A Journey through Mongolia and Tibet in 1891 and 1892,Washington: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1894,p.361。柔克义在提及拨浪工山和冬虫夏草时，分别给出了藏文和中文读音的拉丁拼写，即“Mo-lung gung(Po-lang-kung shan in Chinese)”和“Shar-tsa gong-bu(tung-chung hsia-ts' ao in Chinese)”。

(44)重庆海关正式建立于1891年3月1日，参见王文圣：《晚清重庆海关的历史考察》，安徽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4页。

(45)梁宗琦主编：《中国真菌志》(第32卷虫草属)，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126页； Winkler,"Caterpillar fungus(Ophiocordyceps sinensis) production and sustainability on the Tibetan Plateau and in the Himalayas",Asian Medicine:Tradition and Modernity,2009,5:291-316.

(46)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List of Chinese Medicines,pp.80-81。该名录中标明产于湖北和广东的虫草，不含物种鉴定信息，故难以判断其是否正品。

(47)张莉红：《论明清川藏贸易》，《中国藏学》1993年第3期。

(48)段鹏瑞：《盐井乡土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西藏府县志辑，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405页。

(49)刘赞廷：《嘉黎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西藏府县志辑，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62页。关于刘赞廷所撰方志等稿本及其文献学价值，参见杨长虹：《〈刘赞廷藏稿〉研究》，《中国藏学》2006年第4期；王开队：《刘赞廷与近代康区方志编修》，《中国地方志》2010年第3期；袁佳红、张海艳：《〈刘赞廷藏稿〉述略——兼论刘赞廷〈藏稿〉的整理研究》，《重庆图情研究》2011年第2期。刘赞廷所撰稿本方志无确切年代，本表所标刘氏方志之年份为该方志记事的下限，参见彭升红：《清代民国西藏方志研究》，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4-45页。

(50)刘赞廷：《察雅县图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西藏府县志辑，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342页。

(51)刘赞廷：《盐井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西藏府县志辑，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385页。

(52)刘赞廷：《九族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西藏府县志辑，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515页。

(53)刘赞廷：《恩达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西藏府县志辑，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550页。

(54)刘赞廷：《昌都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西藏府县志辑，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95页。

(55)刘赞廷：《定青县图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西藏府县志辑，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573页。

(56)刘赞廷：《贡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西藏府县志辑，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123页。

(57)刘赞廷：《同普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西藏府县志辑，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292页。

(58)刘赞廷：《武城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西藏府县志辑，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150页。

(59)刘赞廷：《宁静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西藏府县志辑，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618页。

(60)刘赞廷：《察隅县图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西藏府县志辑，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201页。

(61)刘赞廷：《科麦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西藏府县志辑，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267页。

(62)Antwerp E.Pratt,To the Snows of Tibet through China,London:Longmans,Green,and Co.,1892,pp.16-18,131,187-188.

(63)罗桂环：《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144页。

(64)Ernest H.Wilson,A Naturalist in Western China(Vol.1),London,Methuen & co.,1913,p.186.

(65)Ernest H.Wilson,A Naturalist in Western China(Vol.2),London,Methuen & co.,1913,pp.34-41.

(66)Frederick M.Bailey,No Passport to Tibet,London.Rupert Hart-Davis,1957,p.196.

(67)Oliver R.Coales,"Eastern Tibet",The Geographical Journal,1919,53(4):228-249.

(68)Oliver R.Coales,"Economic notes on Eastern Tibet",The Geographical Journal,1919,54(4):242-247。

(69)Von Heinrich Lohwag,"Beobachtungen an Cordyceps sinensis(Berk.) Sacc.und verwandten Pilzen", Botanische Zeitschrift,1923,72:294-302; Heinrich Handel-Mazzetti,Symbolae Sinicae(Vol.2:Fungi),Wien:Verlag von Julius Springer,1937,p.27.

(70)Frank K.Ward,The Mystery Rivers of Tibet,London:Seeley Service & Co.,1923,p.81.

(71)王利等：《大理地区传统药材集市的现状及特点》，《植物分类与资源学报》2013年第4期。

(72)周希武：《玉树调查记》，《中国方志丛书》西北部分第37册，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49-150页、180页。

(73)邓承伟修，[民国]基生兰续修：《西宁府续志》卷十，民国二十七年铅印本。该志是在光绪《西宁府续志》(1883年)的基础上，由基生兰增补第10卷而成；第10卷内容叙事止于1928年，参见陈超、刘玉清：《青海地方志书介绍》，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5年版，第28-29页。

(74)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374-375、386-388页。

(75)相关数据来源于交通部邮政总局编：《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四川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9-32页；《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西康编，第5-6页；《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云南编，第7-20页；《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甘肃编，第9页。

(76)匿名：《四川考察报告书》，《中国边疆社会调查报告集成》第1辑第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该书印行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九月。

(77)四川省政府：《四川省概况》，四川省政府秘书处1936年版，第15页。

(78)关于民国时期西康的建省经过及其辖境变化，参见黄天化：《论民国时期西康建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79)翁之藏：《西康之实况》，《中国边疆社会调查报告集成》第1辑第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6页；梅心如：《西康》，正中书局1934年版，第206页、212页。

(80)李亦人：《西康综览》，正中书局1941年版，第390-392页。

(81)邓锡侯：《四川松理懋茂汶屯区屯政纪要》，[出版社不详]1936年版，第133-139页。

(82)庄学本：《羌戎考察记》，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7年版，第127-128页。川洋即四川藏洋，是20世纪上半叶流行于康区的一种货币，参见王承志：《四川藏洋》，《中国钱币》1988年第3期。

(83)冯克书：《理番县视察述要》，《中国稀见地方史料集成》第43册，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页。该书成书于民国时期，但具体年代不详。关于冯克书的生平，参见威州师范学校校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威州师范学校校志》，内部发行1990年版，第287-288页。

(84)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川西调查记》，《中国边疆社会调查报告集成》第1辑第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94-495页。该书所记调查开展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夏，为期两个月。

(85)佚名：《近三年西康麝香虫草出口统计》，《国际贸易情报》1936年第44期。

(86)龙云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第4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129页。

(87)例如，重庆低海拔地区就出产一种有别于正品虫草的重庆虫草(Cordyceps chongqingensis)，参见杨艳红等：《重庆低海拔虫草无性型分离纯化及其生长条件研究》，《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2008年第4期。

(88)佚名：《昌都噶伦拉鲁告示消除藏康两族界限》，《申报(影印本)》第399册，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348页。

(89)萧观耀：《上海新药业概况》，《银行周报》1943年第27-28期。关于中国近代制药业之概貌，参见薛愚主编：《中国药学史料》，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464页；陈新谦、张天禄：《中国近代药学史》，第25-62页；邓铁涛、程之范主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年版，第448页。关于近代上海的制药业，参见上海市医药公司等：《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5-131页。

(90)例见沈济川：《一年来吾国新药业》，《五洲》1934年第1期；刘棨敬：《告我国新药业》，《新 医药》1935年第10期；苍霖：《我所企望于国产制药家的!》，《民生医药》1935年第12期；林易：《中国化学制药工业之展望》，《中国经济》1944年第6-7期。

(91)当时不少人士针对这一局面分析了其中原因并给出了建议，参见李颍川：《中国制药工业不发达之原因及战时之困难》，《西南实业通讯》1943年第5期；姜达衢：《如何救济目前制药工业的衰落》，《社会卫生》1944年第3期；匿名：《我国制药工业之严重危机》，《经济通讯》1947年第4期；陈璞：《制药工业该如何发展》，《西南医学杂志》1948年第3期。另参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第667-685页。

(92)关于近代中国补药文化的案例研究，参见范雅君：《滋补与健康：〈申报〉补药广告的社会文化史研究(1873-1945)》，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93)吴仪洛：《本草从新》，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

(94)参见王士雄：《随息居重订霍乱论》，《王孟英医学全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张聿青：《张聿青医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3年版，第128-129页；周学海：《伤寒补例》，《中国医学大成》第6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22-23页。

(95)留余堂主人：《寄售虫草膏》，《申报(影印本)》第19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687页。

(96)留余堂顾氏：《参漆虫草膏》，《申报(影印本)》第25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741页。

(97)芦笛：《20世纪初以前西方学者对中国冬虫夏草的记载和研究》，《菌物研究》2014年第4期。

(98)世续等：《清实录》第54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18页、941页；匿名：《光绪十二年四月初一日京报全录》，《申报(影印本)》第28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700页。

(99)Curtis G.Lloyd,"Cordyceps sinensis,from N.Gist Gee,China",Mycological Notes,1918,(54):766-780.

(100)匿名：《新发明冬虫草鸭上市》，《中报(影印本)》第63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19页。

(101)匿名：《南园酒家》，《申报(影印本)》第252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169页；匿名：《味雅酒楼信丰鸡上市》，《申报(影印本)》第262册，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624页；匿名：《燕华楼酒家之滋补墩品》，《申报(影印本)》第264册，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25页。这三份广告的刊载时间分别为1928年11月16日、1929年9月21日和1929年11月1日。

(102)潘敬：《樵山杂著》，[出版社不详]1931年版，第131页。

(103)匿名：《蜀通森银耳庄减价展期》，《申报(影印本)》第242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49页。

(104)四川商店：《四川商店(一周纪念)银耳大减价》，《申报(影印本)》第250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653页。

(105)匿名：《药材杂货业反常的局面(1927年1月14日)》，《申报(影印本)》第231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313页；匿名：《一年来川汉药材之变迁(1927年2月15日)》，《申报(影印本)》第231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897页。

(106)匿名：《川汉药材暂趋平稳(1927年4月20日)》，《申报(影印本)》第233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375页。

(107)潘君祥主编：《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页；马敏、洪振强：《民国时期国货展览会研究：1910-1930》，《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108)关于该展览会的举办经过及其意义，参见洪振强：《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论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109)李奎安：《中华国货展览会报告》，《申报(影印本)》第253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835页；董绍舒：《中华国货展览会报告》，《申报(影印本)》第253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753-754页。

(110)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List of Chinese Medicines,pp.vi-v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