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克虏伯——19世纪六七十年代早期军火贸易

李洁

摘 要：自19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洋务运动之始，克虏伯即与李鸿章有军火贸易和军事合作，至80年代克虏伯军火已占据中国军火市场垄断地位，李鸿章所领导的淮军、北洋海军以及晚清海防建设基本全部配置了克虏伯火炮。本文试以克虏伯历史档案馆(Historisches Archiv Krupp，Essen)所藏的德文原始档案，《李鸿章全集》、咸丰朝和同治朝的《筹办夷务始末》、斌椿的《乘槎笔记》和张德彝的《航海述奇》等已出版中文史料以及中、西文研究论著为基础，探讨与分析 19 世纪 60年代至70年代初，李鸿章与克虏伯之间早期军火贸易的情况。

关键词：李鸿章 克虏伯 军火贸易

克虏伯家族(Die Familie Krupp)是19~20 世纪德国工业界的一个显赫的家族，其家族企业克虏伯公司(Die Firma Krupp)成立于 1811年，最初生产钢铁，后发展成为涉及采矿、铸钢、金属冶炼加工、铁路设备制造以及军火生产等领域的德国重工业垄断集团，其中尤以克虏伯大炮而世界闻名。从 19世纪后半叶起，克虏伯公司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军火制造商和武器供应商，其所产克虏伯大炮销往世界 55个国家与地区, 克虏伯公司也因此被称为“帝国兵工厂”，其所有者克虏伯本人也被誉为“火炮大王”(Kanonenkönig).

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克虏伯大炮销售到中国自 1870年起，李鸿章(1823~1901)任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长达25年之久，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推动者。克虏伯公司从一开始就将笼络和销售的重点放李鸿章的身上，与其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克虏伯(AlfredKmupp，1812-1887)本人更是与李鸿章保持着直接密切的私人通信往来，并且多次相互赠送礼物。李鸿章成为克虏伯公司在中国市场上最大和最重要的顾客, 双方的交往也从最初单纯的军火贸易扩展到互派军事和科技人员、军事训练与教育合作、工业制造、铁路器材贸易、资金往来等。在李鸿章所领导的洋务运动中，特别是在军事改革领域，克虏伯公司都有所参与。 李鸿章与克虏伯家族和公司之间的交往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军事、国防、工业、科技以及教育、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自 19 世纪 60 年代至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中德两国各自的国内局势与外交政策、两国间的关系、整个国际局势、连接李鸿章与克虏伯的关系网络等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而且双方间的互动往来对中国现代化转型在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依据这些变化影响因素，李鸿章与克虏伯公司及克虏伯家族的关系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60年代，很可能已有小型的军火贸易，但双方处于彼此了解与探索阶段;第二阶段为 70年代初，是军购初期，李鸿章与克虏伯公司有了正式的贸易往来与合作;第三阶段为 70年代中期“海防大讨论”至80年代末，是军购高峰期，尤其是 80年代中法战争后，晚清大兴海军、海防建设，李鸿章主持兴建海军基地和北洋海军，与克虏伯的关系迅速深入发展;最后一个阶段为 90年代初至甲午海战，是军购衰落期。1896年李鸿章作为清政府头等钦差大使出访欧美八国，在德国时，应邀专程访问了克虏伯家族，参观了克虏伯工厂与火炮射击场。

然而对于李鸿章与克虏伯之间的关系以及双方的往来合作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和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与知识向中国转移的推动，至今没有专门而深入的研究。本文试以克虏伯历史档案馆(Historisches ArchivKrupp，Essen)所藏的德文原始档案，《李鸿章全集》、咸丰朝和同治朝的《筹办夷务始末》、斌椿(1804~1871)的《乘槎笔记》和张德彝(1847 ~1918)的《航海述奇》等已出版中文史料以及中、西文研究著作为基础梳理、探讨与分析 19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初，李鸿章与克虏伯家族和企业之间的早期军火贸易情况。

一、 19 世纪 60 年代中德军火贸易的历史背景与概况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让清政府再次见识到了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威力，遭受到英法等国进一步的侵略，同时太平天国运动发展迅猛，清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其统治遭到严重威胁。为了尽快平定太平天国内乱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在奕诉(1833~1898)、曾国藩(1811~1872)、李鸿章、左宗棠(1812~1885)等人的领导下，展开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 首要的便是购买西方坚船利炮，从而弓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1861年恭亲王奕诉奏请购买外洋船炮，以期早平内患。清廷复谕:“东南贼势蔓延，国能购买外洋船炮，剿贼必能得力……内患既除，则外国不敢轻视中国，实于大局有益。” 自此，购买外洋船炮在晚清全面展开。

为了维护上海的安全，抵御太平军的进攻，李鸿章于 1861年按照湘军的军制组建淮军，后于 1862年4月率淮军抵达上海，与英法军队联合，维护上海的安全，抵御太平军的进攻。在与英法等外国军队接触后，李鸿章对西方军火有了最初的实质性的认识，其思想发生了转变。在与曾国藩的通信中，李鸿章惊叹洋枪洋炮的“神技”，认为西方“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并推崇洋人的“战守攻具，天下无敌”。 李鸿章随即雇佣上海的洋枪队“常胜军”，并且与英法军队合作，共同剿灭太平军。他通过常胜军将领、英法两国驻华军官和外交官以及洋商洋行等，购买西方枪炮弹药，装备淮军，随后淮军的练兵方法与兵制也发生相应改变。李鸿章“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受辱”，以学习西人“秘法”。这一阶段由于李鸿章及其部将对多受英法军官与外交官的影响，因此淮军所采用的多西方军火认识不深，为英法式装备，聘请英法军事教习进行训练，而又尤以英国为主。 但是与英法两国的军事合作并非十分顺利，一方面英法军官态度强横，不服从命难以管教;更重要的是英法两国外交官意图干涉与控制晚清军事。这令，些都引起了李鸿章等人的不满与戒备。 此外，这一时期的西方军火多通过在华洋商洋行购置，洋商洋行常常以次充好且售价高昂，中国人难以买到西方最先进的新式武器。

就德国方面而言，鸦片战争之后，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以及五口通商的开放给欧美列强带来了对华贸易的新希望，德国商人随即呼吁对华输出武器。1842年科隆王家工商联合会(Die Königliche HandelskammerKöln)提出，德意志“关税同盟”(Zollverein)国家，尤其是普鲁士应尽快派遣商务代表到中国考察，以便了解在华贸易的可能性，建立起与中国的商业交通。该会注意到，英国在对华输出棉、羊毛等织品，玻璃制品，钟表，铜、铁、锌、锡制品等方面占有优势，德国难以与其竞争，但德制武器能够与英国工业品相抗衡，并且可获得高额利润，因此建议关税同盟国家对华出口武器。 此外，亚琛(Aachen)、迪伦(Düren)、索林根(Solin-gen)和不来梅(Bremen)等地的商会也都向关税同盟提出类似的要求和建议。

1861 年清政府与普鲁士签订的《中德通商条约》，标志着中德之间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同时是中德正式通商之始。对于中国何时开始使用德制武器，由于中、西文档案材料的缺乏，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但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德制武器很可能已经被清军与太平军所采用，不过数量应该不多，其意义与影响不大。 在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德籍的军售商认为，对华武器输出获利最丰。此外，1867年普鲁士驻华公使李福斯(M.von Rehfues，生卒年不详)照会总理衙门，承认上海的道台在行贿之下，默许一位德商在该地走私德制武器。

至于李鸿章自何时起注意到德制武器以及何时开始采购德国军械，也难以考证。很可能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以后，甚至在太平军即将被平定时期，李鸿章已接触到德制武器，特别是克虏伯公司制造的小炮，亦即当时所谓的田鸡炮，但李鸿章此时对德制武器以及克虏伯火炮认识不深。19 世纪 60 年代李鸿章创建淮军并采购西方军火装备淮军，由于其对西方军火与军事情况缺乏了解，处于盲目购买状态，且多受英法两国的影响。60 年代中后期，克虏伯火炮很有可能已经被李鸿章采购使用，不过应该多为小型火炮，而且数量不多，对淮军的训练与军队编制影响不大，并未受到重视。

二、 清政府与克虏伯的首次正式接触以及克虏伯公司开拓中国市场的尝试

1866 年任职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1835 ~1911)告假返回英国，他建议清政府派员随他同行，以便了解欧洲的风士人情。清政府为了解欧洲各国的情况以及与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做准备接受了赫德的建议，派出了非正式外交使团到欧洲各国游历、考察。 该考察团由斌椿(1804~1871)带领，故称为“斌椿使团”，其成员包括同文馆的学生张德彝(1847~1918)、凤仪(生卒年不详)、彦慧(生卒年不详)及其子广英(生卒年不详)等共 11名中国人，在赫德及其随员英籍海关帮办包腊(E.C.Bowra，1841~1874)和法籍帮办德善(E.de Champs，生卒年不详)的率领与照应下，先后赴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家考察洋务。

1866 年7月 27日，应克虏伯公司唯一所有人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的邀请，斌椿一行前往埃森市，参观了克虏伯工厂，并受到克虏伯全家的款待这一次的访问很可能是在普鲁士驻华公使李福斯的引荐之下实现的，而且或许是由于克虏伯大炮在 1864 年和1866 年普鲁士对丹麦和奥地利的战争中已经非常出名，斌椿使团想借此机会进行实地了解。

斌椿在其《乘槎笔记》中，简要地记载了对克虏伯的访问:

十六日，阴雨。已刻，过酣挪尔国境(布鲁士二十七国之一)。申刻至可伦(布国西部)，产煤铁与钢。有娄姓开局铸钢炮，极大者重二万斤，价五万两。次者价五六千两。各国多在局定铸。各炉均用火轮法大锤，重万斤，一击，其声震地。炮子重百斤，形长首尖，内实火药。敌船包铁厚七八寸者，子能洞之。旋设席，夫妇陪坐。

张德葬在其所著的《航海述奇》中，对此事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十六日……复行七百六十里至艾森，地不大，多产钢与煤。有姓克名鲁朴者，好客光交四海，游士多访之。四十年前，彼寒士也，贫乏不能自存，乃移居此地，因多产煤钢，乃以造炮为业，聚有万人汽可小康。现在彼亦称巨富，财敌两国。其一厂可供四国之用，普国俄国、荷兰、日本皆取给于此。

至其家楼房峻丽，亭榭清幽。见其妻与其子。乃引观造炮厂，周围七十余里，人工千余。其炮大者逾丈，作棒槌形，皆自顶上下药，有螺蛳堵头，炮腹亦有螺蛳。炮子长形如枣，皮有螺蛳暗合炮腹，是以力大，其近者可到百里，远者可至五六百里。

看毕，晚饭时，灯烛辉煌，觥筹交错，十四人共桌，中有克鲁朴之岳母暨友人五六，相谈甚得。克某并强留住宿，彝等苦辞乃去。临行又赠其炮图样，及本像，妻、子之像。

由上面两段记载可知，斌椿和张德彝对克虏伯家族和工厂的兴起、发展已有较为粗浅的了解，他们此行更关注克虏伯工厂所造大炮的情况。斌椿侧重于对克虏伯大炮的价格和制造情况进行记录，张德彝则更关注克虏伯大炮的结构及威力，其对克虏伯大炮射程的描述相当夸张。此外，克虏伯本人非常看重斌椿一行的来访，克虏伯全家人对斌椿等人予以款待，最后还赠送其所造火炮的图样。

斌椿使团的访问是清政府与克虏伯家族和工厂的首次正式接触。斌椿与张德彝对克虏伯家族和工厂的介绍虽有不少错误，对其所造大炮的介绍也较为粗浅，甚至对克虏伯火炮的威力有较为夸张的形容，但毕竟是中国人首次对克虏伯家族及工厂产品的认识与介绍，而且其中不乏对克虏伯家族及工厂所造大炮的称赞。二人的记载也必然影响到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对克虏伯军火的认识，是李鸿章等人获取西方军火信息的有效途径之一这为日后克虏伯军火输华，特别是李鸿章与克虏伯的军火贸易往来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研究晚清政府与克虏伯公司早期接触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在中国使团拜访之后，克虏伯便看好中国广大的市场，积极尝试与中国进行商贸往来。1869年2月至4月，克虏伯公司的高管人员皮珀(Pieper，生卒年不详)、克斯特(Köster，生卒年不详)和罗斯巴赫(Lorsbach，生卒年不详)多次与比利时的尼凯斯将军(Nicaise，生卒年不详)和纪尧姆将军(Guillaume，生卒年不详)互通信件。他们希望组成一个被比利时国王寄予厚望且受其保护的国际商业公司，该公司的任务是探查在东亚利用、建造铁路和销售欧洲商品的可能性。该公司暂定的成员主要来自比利时、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参与该公司的每位成员应至少缴纳25000 法郎的会费。此外，该公司将首先由上述各国的工程师组成一个委员会，并派遣一支远征队到中国和日本，比利时在东亚的外交代表将协助与支持该远征队在远东的活动。

克虏伯希望两名公司人员可以参与这一委员会，以便争取中国和日本成为其公司的客户。该公司同意了克虏伯的要求，不过他需要为此多付费用。由于没有找到适当的人选，参与该公司的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三、 70年代初期李鸿章与克虏伯的军火贸易往来

1870 年在处理完“天津教案’之后，李鸿章迁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成为最有权势的地方大吏，负责管理直隶、山东、奉天三省通商、洋务，办理有关外交、海防、关税及官办军事工业等事宜，是洋务运动真正的领导者和推动者。同年，克虏伯公司委派德国在华洋行派利洋行(FirmaF.Peil)为其在东亚的代理商。派利洋行由科隆军火商人派尔(Friedrich Peil，生卒年不详)在香港成立，主要在香港和上海开展克虏伯军火的代理业务。也是在这一时期，李鸿章对西方军火有了更深人的认识，开始订购克虏伯火炮，淮军的训练与编制也由效法英国转为效法德国。李鸿章订购克虏伯军火以及其军事思想的转变可能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1870 年丁日昌(823-1882)将收集到的有关西洋新式武器的资料编纂成 《枪炮操练图说》并刊印出版，其中包括对克虏伯火炮的介绍与称赞。丁日昌是李鸿章的幕僚之一，他的洋务思想和观点甚得李鸿章的赞赏，也影响着李鸿章的洋务思想与决策。李鸿章为此书写了前言，他对新式克虏伯火炮也有所了解。

作为克虏伯公司在华代理商的派利洋行用各种手段争抢李鸿章与淮军的军购订单，通过与李鸿章的左右交往，在 1871年拿到了第一份订单。此外，派尔在给克虏伯的报告中建议克虏伯公司和中国各省的总督进行商谈，以便克虏伯火炮在中国销售。 借由派利洋行所获得的军火订单，克虏伯公司与李鸿章也有了通信。1872年克虏伯公司在向李鸿章提交其所订购的4 门可发射 24 磅重炮弹的大炮和4 门可发射4磅重炮弹的大炮时，附带了一张克虏伯公司位于德国埃森市的火炮生产工厂的照片。李鸿章在给克虏伯的回信中表达了感谢，赞赏了克虏伯公司生产制造的新型大炮，同时也告知克虏伯，他将会通过派尔继续订购一批克虏伯大炮。李鸿章还表示如果克虏伯公司今后能够给清政府提供价格便宜、性能优良、没有瑕疵的火炮，并且交货迅速的话，他希望能与克虏伯公司建立长期、稳定的军火贸易关系。克虏伯在给李鸿章的回信中一再保证，克虏伯公司给李鸿章所提供的军火，是使用最新方法制造出的最好、最先进的克虏伯大炮。 克虏伯公司所造火炮性能优良，而且保证向中国提供最新式的武器，这与60年代洋行以次充好等欺骗手段形成鲜明对比，获得了李鸿章的好感。这一时期对李鸿章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应该是普法战争中普鲁士的胜利。1871年普鲁士借助克虏伯火炮打败法国，完成国家的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成为世界性的军事强国。这使得普鲁士的军事改革成为许多国家军事改革效仿的对象。1873 年王韬(1828~1897)辑撰的《普法战纪》刊印，文中详细记载了战争双方的军事情况，从双方军事实力的对比、战略战术等方面探讨了普鲁士获胜的原因，特别赞赏了普鲁士军队所用的克虏伯火炮。李鸿章对德国的军事实力充满了钦慕之情，主张在军事上学习德国，以德国陆军为淮军的楷模，最首要和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购买德制武器装备淮军，其中以克虏伯军火为主。 另外，天津教案使中法关系紧张，加之法国干预中国军事的意图明显，而德国在普法战争中打败法国，可以在欧洲大陆牵制法国，因此，出于制衡法国，减少英、法两国对中国军事改革的影响的目的，李鸿章决定购买德国克虏伯火炮。这也是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的体现。

此外，李鸿章对克虏伯军火的认识还可能受到江南制造局翻译的有关克虏伯火炮的书籍的影响。仅 1872年一年间，江南制造局就刊刻了5本由美籍德裔金楷理(Carl Traugott Kreyer，1839-1914)和李凤苞(1834 -1887)共同翻译的有关克虏伯火炮、弹药的书籍(见表 1)。

表1 有关克虏伯火炮、弹药的书籍

这些译著在李鸿章对克虏伯军火的认识及其采购决策、淮军的军事训练以及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影响。

19 世纪 70年代初期，李鸿章已认识到，“至炮位一项，英德两国新式最精。德国克鹿卜后门钢炮击败法兵，尤为驰名”，但是克虏伯钢炮“药力过猛，用久或致损裂，故英国多用前门熟铁来福长弹大炮”，“陆路行仗小炮，则以德国克鹿卜四磅弹后门钢炮、美国格林连珠炮为精捷”。至 1874年“海防大讨论”前，李鸿章“逐年购到克鹿卜大小炮五十余尊，分置大沽炮台、天津防营。其最大者两尊，口径八寸，足抵前门炮口径十一二寸之子力”，由于克虏伯炮价昂贵，淮军经费不足，“无力多购”。

四、 影响与意义

19 世纪 60 年代至 70年代初，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特别是晚清军事改革的迫切需求，李鸿章与克虏伯家族和公司的军购与合作逐渐展开。这一时期，李鸿章通过中国出洋考察团、国内有关介绍西方武器与军事情况的书籍、德国洋行等对西方军火，特别是对克虏伯火炮等几种最先进的武器的性能优势的认识有所深入。普法战争中普鲁士的胜利，使李鸿章看到了德国陆军和克虏伯火炮的威力，决定以德为师，效仿德国装备、训练与编制淮军，开始购进克虏伯火炮。这场战争也让李鸿章认识到德法之间的矛盾，因此购买克虏伯军火也是其“以夷制夷”思想的体现，他希望利用德国的势力牵制法国，同时抵制法国对中国军队的干涉与控制。

克虏伯公司出于占领广大的中国市场、获取巨额商业利益等目的，也积极通过东亚探险队、报纸报道、在华德国外交人员以及洋商洋行等获得中国市场的信息，并且设立其在中国的代理商，与中国进行商贸往来。通过其代理商行，克虏伯公司不仅获得了李鸿章的军购订单，也与李鸿章有了通信往来，并承诺为李氏提供最先进、最新式的军火，从而获得了李氏的信任与赞赏。

19 世纪 60 年代到70 年代初期，李鸿章与克虏伯的关系还仅限于少量的军火贸易，但双方建立起了良好的联系渠道，而且李鸿章对克虏伯公司军火极为赞赏和信任，这为之后双方进行大规模的军火贸易，以及在陆海防建设聘请德国军事教练来华、派遣中国军事和科技人员赴德培训、新式陆军学堂教学、兵工厂武器炮弹仿制等多方面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也为德国先进的军事制度、军事技术、科学技术知识等向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可能。

文章转引自《亚洲与世界》2021年（第4辑） 

注释及参考文献请参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