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棉花：鸦片战争之前外域原料的规模化入华

郭卫东

发布时间：2015-2-28

内容提要：时至清代，棉纺织业成为中国产值最大的手工业，原棉需求愈旺。在输华白银短缺的情况下，印度棉花一度成为外国输华货品的第一大宗。印度棉花的批量入华印证，在鸦片战争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东方产品”而不是“西方产品”在中国行销走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化的外来原料输入，涉及中国最重要的两个经济领域——农业和手工业。耕织结合系中国传统社会自然经济结构的核心，此时中国的棉花经济，已不单纯是一个局限于中国境内的国内经贸体系，而是开始受到异域的影响。英国等赖此重建对华贸易结构，海外棉也首次与中国千家万户耕织结合的小农、小手工业经济相结合。

关 键 词：中国/印度/英国/棉花贸易/鸦片战争前

      “夫棉为人之必需品，功用伟大，衣被万邦，我国以农立国，棉为农产物出品之大宗，关系国计民生至为重要。”①元明时期，棉布取代麻丝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衣被材料；到清代，布又代替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品，棉纺织成为中国产值最大的手工业，原棉及其制品也成了仅次于粮食的第二大流通商品。印度是世界棉花的主要生产国，印度棉曾长期居于中国进口洋货的第一位；中国千家万户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体也首次赖此与海外货品相结合，从而与国际市场相联结。②

      1704年7月21日，英国东印度公司船长詹尼弗(Capt.Jenifer)指挥的“凯瑟琳号”(Catherine)运入厦门1116担原棉，每担叫价7两银，购者还价4.5两，以5.5两成交。③这是西方输印度棉花入华之始，带有“试销”性质，也是偶然性事件。④

      30年后，英国开始规模性地向中国转售印度棉花，1735年东印度公司从孟买装运棉花605担运往广州，每担售价8.5两银。⑤自此，孟买成为“印棉出货之总机关埠”。⑥1739年孟买棉花续运广州，毛利107%，远超此次航行中所带其他货品的收益率(胡椒毛利51%，绒料等均为亏本)。此时印棉输华的特点是运量不大、利润不低。1742年，印棉870担入穗。⑦印棉入华仍是断断续续，时有时无。1756年，东印度公司船“霍顿号”运来印棉等，“脱售共获纯利8012两”。1757年，在宁波的东印度公司代表收到来自广州贸易情况的通报，告知“皇家公爵号”满载棉花等前来，预计“将获得极大的利润”。到18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比较稳定地输入印棉。1764年，有印度棉花运入。1768年，输入印棉成本为72891两银，售得97225两银。1769年，输入广州的棉花已增到21996担。⑧

      到18世纪70年代，中国发生灾荒饥馑，政府鼓励种植粮食作物，植棉不得已减少，导致中国对进口棉需求陡然增长，印棉乘虚而入，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在此被打开缺口。1775-1779年间，在广州贸易的主要输入品中，印棉的价额是年均288334银两，首次超过英国毛织品(年均额277671银两)，成为英国输华第一大货品；1785-1789年印棉年均输华价额1698001银两，远超同期英国毛织品的年均价额801879银两。自此之后，印棉输入更是惊人跃进，1804年输入棉花232368担，“已成为印度贸易上的一种重要货物”。⑨1814年输入317022担，1816年达到463867担。⑩价额方面，1817-1819年，年均升至4527211银两，已是1775-1779年均额的10余倍。(11)此局面延续到1819年，印棉一直雄踞英国输华货品的首位。此时的中国棉花经济开始受到异域影响。

      输入棉花主要是为了交换中国茶叶。18世纪初叶，茶叶开始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首要大宗。西方国家东来之际，多利用白银购茶。1436年明政府改行以银为主的币值(一直沿用至1935年法币改革)，银的需求量急剧增长，中国的自产银远不足应付需要，只得依赖大量进口。据统计，在1721至1740年间，英国人用来购买中国货物的货款，94.9%是以金银币偿付冲抵，真正以货易货的份额很小。(12)入华白银的最大来源地是美洲(13)，秘鲁和墨西哥两地的银产量在16世纪时占世界产银总量的73%，17世纪占87.1%，18世纪占89.5%。(14)到18世纪末，长期的过度开采使美洲银矿日渐枯竭。美洲银的减产拉动世界银产量下降，世界银产量由1781-1800年的28261779盎司，到1821-1830年降至14807004盎司。(15)183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华委员会发现：“广州银元奇缺，这是近几年来从中国运出白银而又没有相应银元流入这个国家的必然结果，而且中国人除了那些旧的西班牙人的铸币以外，历来都顽固地拒绝收取任何银元，自从殖民地独立以后，这种铸币已经逐年减少。”(16)19世纪初美洲独立运动开展后，殖民地转变成一系列独立国家，他们不再向昔日的欧洲宗主国供银。因为拿不出较多白银来和中国进行交换，到19世纪20年代，几乎所有先前与中国有传统贸易的欧洲大陆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普鲁士、瑞士、瑞典等)都淡出了中国市场。(17)而这当中，独有英国等个别国家例外，对华贸易非但没有萎缩，反而大幅增长。

      英国所以例外，耐人寻味。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找到了白银的替代品，那就是印度的棉花。“植棉业也是印度一种古老产业，它主要产于古吉拉特(Gujarat)。但在1770年以前，古吉拉特的棉花除向信德(Sind)、马德拉斯和孟加拉出口外，从不向其他地区出口，而且一个世纪以来，这种棉花生产一直处于萎缩状态。大约在1775年，英国启动了从印度到中国的棉花出口贸易……世界需求的增加，似乎是1800年英国吞并苏拉特的一个因素。”(18)于是，棉花成为中印两个古老国家间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交易物品。1787年11月30日，英国政府给卡斯卡特(Chades Cathcart)来华使团的训令中要求他们能够让中方理解英国与印度的关系，并注意英国“购买总重量达2000万磅的中国草(茶叶)，这是在其他市场不能售出的，因为任何国家，不论是欧洲或亚洲的，都不用它。我们为了购买它，用毛织品、棉花及其他对中国人有用的货物来交换。”(19)应该看到，早期国际贸易货品实际上是很单调的，因为经济的不发达、交通工具的落后，导致外贸商品价格奇高，能够享用国际贸易商品的人仅局限于上流社会。但地理大发现之后，伴随远洋交通工具的改良和工业革命的开展，国际贸易才迈进平民消费的门槛，从而进入外贸商品多元化的时代。茶叶和棉花都是世界步入近代国际贸易初期的重要交换物品，印棉则是鸦片贸易兴起之前中国最大宗的进口货品之一。“欧洲繁荣的极大部分是建立在它们的美洲大陆的姐妹国家，它们在亚洲的租借地和在非洲的殖民地基础上的”(20)，这对英国此类具有庞大殖民地和传统航海优势的国家尤其如此，英国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欧洲大陆的扩张上，而是依赖举世无匹的海军致力于日不落帝国的构建和远洋贸易优势地位的攫取。

      在中国一方，承接印棉的主要是当时唯一的开放口岸广州的行商。观察中西交通图，广州是中西国际航线上的大埠口岸，此地换季有序、风帆助航，在帆船时代，每年农历四月至九月，海风从南方洋面吹来，外国商船顺风而驶；十月至次年三月，北风劲吹，则是返航的好季节。行商是当时清朝官方认可的垄断对外贸易的商人群体。1764年，中国的行商组织“公行”公布了进口货物的价目表，标明棉花每担8两银，试图获得进口商品的定价权。(21)1769年9月11日，行商潘启官到广州商馆通知东印度公司代表，“将他全部的利息作为棉花的预付定金。公行曾把棉花的价钱定为每担10两，但未能成功，于是他提议要把本季度运到的棉花全部订购，每担银11两。”可见，棉花受到欢迎，中方的压价行为难以奏效，棉价主要受市场供求的制约。1771年，潘启官购棉花每担9两银，英方之所以接受低价，是为了鼓励潘启官购买英国的毛织品，以棉花赢利来填补毛织品的可能亏损。(22)1790年，行商宜官破产，欠外商棉花贷款25万元以上。乾隆皇帝对是案亲作批示：该商“揭买夷商货价，久未清还，情殊可恶！应照拟发遣。所欠银两，估变家产，余银先给夷商收领，不敷之数，各商分限代还。”(23)遥在京城的最高统治者的过问，反映出输华印棉的重要性。输华印棉还牵连到中国的其他重要商业群体，“数以百计的山西票商，他们住在城市里经营同西北地区的庞大的棉花生意，出借银钱”。(24)此反映了外棉在中国流通地域之广和部分购货资金渠道。

      除英国外，还有其他国家的插足。在东方贸易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荷兰较早进行，1750年荷兰运棉1859担入广州，表明他国开始进入这项有利可图的买卖。(25)1769年，输入广州口岸的棉花为21996担，其中有荷兰的954担，法国的103担。1772年，丹麦输入155担。1774年，荷兰输入207担，法国4441担。(26)当然，他国的参与比较有限，英国仍为印棉输华的绝对主力。1784年，美国立国后第一艘来华商船“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由船长格林(John Green)指挥从纽约放洋，8月25日到达广州，运来货物中即有棉花316担。这是一个重要象征，刚刚建国的美国即将棉花纳入对华贸易的名录，此项贸易后续有了长足发展，美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原棉输华国。翌年入穗的进口棉中，丹麦有632担，普鲁士983担，西班牙798担。1787年则有意大利4000担。愈来愈多的国家参与进来。其中美国的增长最为迅速，1788年美国输入545担，第二年骤增至17411担。此间的印棉交易还流行托名顶替，1792年的入华棉，除了英、美外，还有法国输入的82担，瑞典的5452担，以及热纳亚和托斯卡纳输入的2302担，但后两者实际上为英国人运作。打着其他国别地区的旗号来做生意，那时很常见。(27)此期，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运往中国的棉花多来自印度。较早进入印度港口的美国船是巴尔的摩的“折撒匹克号”，1786年出洋，“它在印度受到热烈欢迎，孟加拉最高委员会豁免了它的一切关税。康华理勋爵和印度政府会同发布了一道命令，准许美国船只在东印度公司的居留区内，一切都享受最惠国外国人的待遇。”(28)

      因为是洲际转口贸易，若发生国际战争则对输送影响殊大，特别是印棉输华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1812年英美战争爆发，这年美国输华棉花仅268担，显然受到战争影响。随着战事扩大，美船来华海道被切断，1813、1814两年间，美国人无法运棉花到广州。而英国的转运基本未受战争影响，1813年输华棉花243230担，1814年增至317022担，反倒填补美国的空白。1814年12月24日，美、英缔结《根特和约》，结束战争。翌年，美国开始恢复棉花对华贸易。(29)虽然战后美国本土棉植业逐渐发展起来，但在一段时期内，美商仍以转运印度的棉品为主。1818年，美国从英属印度运入澳门价值25万元的棉花(30)，说明战争影响完全消失。到1826年左右，“美国才开始运本国产的棉花及粗棉织品到中国及南洋各地”(31)，美商输华棉花基本来自印度的局面有所改变。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棉花王国”兴盛之前，印度长期是世界上第一大棉花输出国，尽管在19世纪初叶有加勒比海地区和北非棉花的突起，但在输出总量上仍无法与印度比肩。

      因着输华棉花的重要性，这一经济作物也每每受到超经济强制因素的支配，主要来自中国官方，中国当局时将进口棉用作对外交涉的利器。1777年6月，广东当局“接到皇帝谕旨，本季度禁止棉花进口，亦不准在广州出售”。朝廷给出的解释是：鉴于“各国夷船……重载棉花，海运来广，以致内地棉花拥塞不通。”(32)但英国所得的情报是：乾隆皇帝“从云南总督得到的报告，说勃固人(缅甸民族之一)用售棉花给欧洲人的办法，来支持他们反对中国，因此皇帝下令不准欧洲人向中华帝国输入棉花”。查禁棉花也还有内部原因，曾任两广总督、刚刚调任云贵总督的李侍尧上奏：“在粤省时见近年外洋港脚船只全载棉花，颇为行商之累，因与监督德魁严行饬禁。嗣后倘再混装棉花入口，不许交易，定将原船押逐。”故而上谕也提到“内地处处出产棉花，供用极为宽裕，何藉取给外洋”。但外交事态很快得到解决，“自从勃固政府归顺(清朝)，并允许将长期扣留的总督的儿子释放后，皇帝现在对勃固人已没有什么意见，故命令官员通知欧洲人，可在广州照常进行棉花贸易”。(33)这道禁令施行两个月后即被废止，对外棉输华影响不大。

      棉花能够赚钱，于是经常发生花包在广东海域被盗的情况。1786年9月17日，船长沃森(Capt.Watson)来见东印度公司驻华管理委员会主席，说在转载棉包的清朝官艇上发现棉花被盗，追究时一名印度水手又被该艇上的中国船夫殴打并推落水中溺死，其他印度水手亦被打，甚至殴成重伤；中国船夫还将艇绳解开，使被殴者无法求救。后来，中方海关官吏赶来将船夫监禁。几天后，行商知会英国大班：“船夫已受审讯，并向他们保证，假如印度水手的尸首发现有任何伤痕，其中一名船夫无疑要处死刑。”1787年发生同样盗案，船长拉金斯(Capt.Larkins)的载棉船在广州被窃，装货册记载在孟买和广州的装卸货均为5204担，但在商馆交货时只有4473担。不仅担数短少，那些表面完好的花包也被做了手脚，底部短了约一英尺，然后缝合。据说“驳艇载运船上货物到商馆途中”，此类窃案“经常发生”，英方于是向粤海关申诉，一个月后，海关监督勒令行商共同赔偿损失，分摊数额如下：祚官系该船保商和驳艇所有主赔3000元，棉花购买者石琼官和宜官分赔1500元和1000元，潘启官、周官、文官、平官、浩官每人摊赔500元。对此方案，英国大班并不满意，认为“祚官应负担全部赔偿，因为驳艇是他的，显然是他的船夫偷去的”。英方表示，此次“他们接受这个解决的办法，但下一季度，他们起运公司货物时，一定要由保商负责全部损失责任”。中方答辩：由行商连坐分摊是相沿已久的“老规矩”，但答应嗣后如再发生此类盗案会考虑英方只由当事人赔偿的建议。(34)

      鸦片战争前的中西贸易中，使西方对华贸易入超局面部分改观的不是来自西方的货品，而是来自东方殖民地的货物，棉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化的外来原料输入，牵涉到中国最重要的两个经济领域——农业和手工业，外来原料直接由大批的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使用。植棉、纺纱、织布三个环节涉及众多中国的劳动者和消费者；其制成品的出口，还与国外的众多消费者发生关联。而棉花之所以能够成为近代国际贸易产品，除了能够满足人们日常穿用之外，还与其生物性有关，棉株对自然条件的要求非常宽泛，耐碱性在所有主要作物之上，自南纬25°至北纬42°30′之间的广阔地带均可种植。印度正是棉花的最早原产地，因为地处热带，棉作生产期短，产量较高，再加上无掺水之弊(35)，质量比较划一；印度的土壤差异较大，生产的棉花种类很多，其主要棉类从纤维长度来看又与中国棉最接近，而其天然卷曲度却优于中国棉，印棉每寸可达150个卷曲，而中国棉仅66个(36)；中国棉纺的纱抗牵强度很低，除非与其他棉类混揉，否则很难纺成高支纱。印棉品质虽不足以纺织细纱，却适宜粗纱纺织，而中国正是粗纱纺织的大国。棉花在印度适得其地还因其栽培加工需要密集型劳动，要消耗大量的劳动力，这正好符合印度国情，充沛的廉价劳动力带来印棉最大的优势是价廉。还有运输成本，“广东一带人民从印度购棉比买江浙的棉花运费要低一些。广东地区的印棉价格大约能比国产棉花每担低一两银子之谱。”(37)印棉的这些优势为其大宗输华奠定了有利条件。“因自然资源天赋之不平衡，人们必须互助始能维持全世界人民全体之生存；同时世界经济进展至现阶段已成为一密接不能分离之整个体系。”(38)中印两国交往源远流长，但前此交流主要在形而上的文化，特别是佛教；值此，棉花等物质层面的交流遂成主题，此乃中印关系史上的巨变。遗憾的是，文化层面的研究层出不穷，而物质层面的研究却相形见绌。

      自北宋以来，衣棉者渐多，棉花成为全民性需求。1289年，元世祖设“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棉布十万匹。(39)迄明朝，棉花已成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政府专门规定，有地5亩以上的至少植棉半亩，“十亩以上倍之”。(40)清朝时人所述：“予尝北至幽燕，南抵楚粤，东游江淮，西极秦陇，足迹所经，无不衣棉之人，无不宜棉之土”(41)；“江南产木棉，种者十之五，藉以裕民生，大半此为主”。(42)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棉花又是人人都需穿用的物品，棉花在中国有着极广阔的市场是毋庸置疑的。于是，中方有市场，印方有货品，供求关系赖此搭建。如《海国图志》所述：孟买“邻地丰产棉花，大半运赴中国”。(43)

      常规情况下应属双边关系的中印贸易，由于当时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这一关系成为中英印三角贸易关系。“18世纪末的局势是：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已无利可图，因为它的利润不但不能随着孟加拉的税收而增加，反而在事实上被行政开支耗费殆尽。”(44)另一方面，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大量的利润来自中国的茶叶等项，但英国了无相应的物品来和中国交换，印度却有。由于中印贸易的开展，亦使印度殖民地的经贸状况改观，“当时中国与所有各国间的贸易几乎都是顺差，唯有与印度的贸易是为逆差”。(45)如此这般，一个新贸易体系开始兴盛——英国货卖到印度，印度棉卖到中国，中国茶卖到英国。英国也极力维护其在印度的殖民利益，当时有关税法规定：“从英国船只上进口的英国棉制品，进口关税为3.5%；而从外国船只上进口的英国棉制品，进口关税为7%……这一殖民政策使得英国在印度殖民地的制造品市场中居于垄断地位。”(46)这一时期，英国输入印度的纺织品在巨幅增长，从1814年到1835年，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织品从不足100万码激增到5100万码以上；而从1818至1836年间，从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纱增加了5200倍，从而导致印度传统棉纺业的破产，使印度这个原棉的故乡和棉品的“祖国”充满了英国的棉织品，“棉织工人的白骨把印度平原都漂白了”的名言(47)，所指即此。亚当·斯密断言殖民地贸易“决不能成为英国贸易盛大的原因”(48)，自然不能成立。

      人们时常谈论中国—英国—印度之间的三角贸易，每每将此与鸦片贸易相联，认为鸦片贸易奠定了三角贸易的基石。其实，较早的中英印三角贸易是由棉花开始，且不似鸦片贸易是非对等的邪恶贸易，而基本是互利性的。从空间经济地理而言，当某个地区被融入到世界经济体时，往往导致与之毗邻的另一个地区也被拖入其中，看上去好像这里存在着一个不断扩张的外部边缘，当印度被融入时，中国就成了外部世界的一部分。这是经济区位研究论者的习惯看法，惯于将近代时段的欧洲视为中心，而将亚非拉视作边缘地区。但是，我们现在似乎看到了一个悖论反例，在这个三角关系中，英国是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和中国交换的，反倒是中国的茶叶和印度的棉花成为交易主角。由此佐证，至少在这一时段，东方贸易更扮演着中心角色。因为白银的短缺，欧洲人找不到别的支付手段，“印度的融入给英国提供了某些选择余地，这对英国有利，而且中国也可以接受。这就是后来被称作印度—中国—英国三角贸易的起源……在过程中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怎样处置印度的棉花种植业，因为若通过水运将棉花运到欧洲的话，经济上并不划算。事实证明，中国需要更多的原棉……印度向世界体系的融入，导致了其生产模式的变化(纺织产品的下降)，这为古吉拉特的产棉者制造了麻烦，但这个问题通过在外部地区(中国)找到了出路而得以解决。”(49)

      从事印棉输华的主力是“散商”，这是些专门经营中印贸易的商人。1764年，散商运棉入广州，表明东印度公司体制外的另一商人群体崛起，并在起始即从棉花交易入手。1769年，输入广州口岸的棉花，公司有14296担，散商承运6643担，散商不及公司。1774年，公司运入14198担，散商运入27106担。(50)自此，散商的运量超过公司，成为印棉输华的主体，此后格局基本未再改变。以几个年度为例：1778年，公司承运降至四位数(7020担)，散商是19344担，供货量大幅超过公司。1786年公司是28120担，散商65130担。1788年公司是61632担，散商运入却高达84165担。1789年，散商的比例更有提升，公司输华65426担，散商输华143952担，一举突破10万量级。1803年的数据是：公司运进69228担，散商运进214959担(51)，步入20万的数量级，并且远远超过公司。东印度公司把最赚钱的茶叶贸易垄断在手，在其他货物上对散商开些口子，通过散商赢利部分改变中英贸易英方逆差的局面。在散商贸易中，印棉是其获利的主要货品，1774-1797年印棉的交易额占到散商贸易总额的95%以上。(52)利润率在40%上下，甚至还要高，如1815年运入的孟买棉花赚到了进货价56%强的利润。而中国对印度只输出食糖等少量商品。(53)早期印棉的来源地主要是孟买，后来，苏拉特(Surat)和加尔各答也参与进来，但孟买仍“为输出印度花纱之总荟萃埠”。(54)在1801-1839年间，孟买输华货物中棉花份额最大，为总货值的49.7%。(55)操控了孟买商业的巴斯人(Parsee)亦为散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经营的各种商品中，原棉和鸦片“两项产品，1828-1829年度占印度出口总产品的32%，1833-1834年度占46%”。(56)此外，孟加拉也成为印棉的重要输出地。(57)

      公司配给往返于中印间航船职员的“优待吨位”后来也成为散商承运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广州贸易的各船船主、大班及其他办事人员所允许的私下贸易，单是东印度公司船从广州作的这种输出贸易的平均价值，就是135万元一年，这个数目完全由私下的输入贸易来偿付。”(58)优待吨位有所变化，某些年份每艘船的“特权为99吨”，按一定比例分配给职员。1826年公司船的优待吨位运送棉花66326担，价值796000元(59)，可见份额不小。棉货运到广州后交给行商，行商如果死亡，欠债由继承人偿还。据载，有一年，“斯科特爵士号”的货物交给行商鹏年官，行商未付货款已死，其子认账，其中包括优待吨位中的棉花891担，价值12370元。随船医生斯科特(David Scott)也出售给鹏年官棉花27担，价值375元。(60)

      散商经验丰富，经营灵活，有自己的商业渠道。但又必须由东印度公司发给特许证，受其控制。此外，他们还被限制插足东印度公司垄断的茶叶等项目；虽然在棉花交易上居于主要地位，但在整个中英印贸易中仍属配角，资金也多受制于公司。(61)东印度公司至迟于1761年开始在广州提供汇票业务，允许散商将贸易所得交给公司驻广州财务部门，按适时汇率换取在伦敦或孟买支付的长期汇票(在伦敦以英镑支付，在孟买以卢比支付)。汇票业务的开设，一方面给散商提供了将印棉利润带回印度或英国的便利途径；另一方面散商将销货所得银两与东印度公司换取汇票，这些银两进入公司的账房后就转为购买茶叶的现金，公司亦可以通过控制汇率来盘剥散商。18世纪后半叶，东印度公司贸易与散商的“港脚贸易”基本上是相互促进的。汇票业务的开设使金融方式也随之改变，1777年，散商运来印棉23375担，售得的大部分，约银20万两流入公司财库，换取伦敦票据。1796年印棉售得银22.5万两，其中的“大部分纳入公司财库”。1798年，英国各船载棉往广州，不管是用公司账户，还是私人账户，最终售款都需要按照约定上交公司财库。(62)通过这一途径，公司尽管输棉量不如散商，但在对华棉花贸易中，仍具某种操控地位。同时，如果没有散商的资金填补，公司对华贸易的不平衡将更加严重。随着“港脚贸易”的发展，公司通过签发汇票所筹资金占广州贸易总额的比重愈来愈大，1769年为18%，1771年为22%，1775年上升至43%。(63)因此，汇票制实行后，虽然英国每年仍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两白银运入中国，但其出卖汇票所得的白银量已大大超过公司运入中国的实银量。1765-1769年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平均每年的汇票业务提供的白银在公司采购中国货物的资金总额中只占4%，到1770-1774年间比例升为26%，1775-1779年间猛增为61%，1780-1784年间为64%。1825年的公司账本上还出现有所谓“棉花债券”796861元。(64)债券的发行说明棉业与金融业的联手，对华出口棉花在英印经济结构中日趋重要。

      至于输华印棉的价格，1781年每担售银9两；第二年11.5两，一年之间涨幅不小。(65)1783年，棉花在欧洲的价格折算银每担9.5两；中国价格15两，中国棉价远高于欧洲，故而来华印棉赢利率也高。1789年运入广州棉花6468担，主要成本128330卢比，在中国市场上售得90552两银，获利颇丰。根据具体产地不同，印棉质量略有参差，价格也小有区别，如1804年，孟加拉棉每担广州售价14.5两银，孟买棉售价14两。(66)清政府对进口棉征收关税与规费，因时因地亦有差异，1832年的税项是：每担棉花规定税银0.15两，附加税0.045两，称量费0.15两，行佣0.24两，贸易捐0.92两，正税1.5两。(67)棉花是印度最早规模输华的货品，在订货计价上主要采用E.X-Godown方式，即到中国口岸交货，一切费用均包括在货价内，客户无须另外付费。鸦片战后棉货进口经常采用的另外几种计价方式则有所不同：CIF(Cost Insurance & Freight)，即定价中包括货值和货舱从外国口岸起锚后航途中的水脚、水火保险费在内，但运至中国口岸后的税饷、码头捐，货栈的栈租、火险费、上下扛力以及洋行佣金，均需客户外加；CIFC(Cost Insurance Freight & Commission)，即定价中包括洋行佣金在内，其他费用，则不包含。(68)

      到1820年前后，商情逆转。印棉输华量实际上从两年前就开始减少，1817年为438397担，1818年为392650担，1819年为253095担(69)，逐年递减。直观来看，似缘于“孟买棉花歉收”。(70)但此因并不重要，因为嗣后几年，印棉无论丰歉，对华输出总是一蹶不振。“大约从1819年起以后的十年中，广州的印度棉花市场就处于剧烈的、长期的萧条状态。”1820年，入华外棉减少到182532担。(71)这年6月，有英商坦承：“萧条的棉花市场并没有改变。”9月，“棉花的市价又进一步惨跌”。1821年，“棉花市场是二十年来最坏的，在广州有十万包以上搁着卖不掉”，在华英商致函孟买最大的棉花出口商默塞尔公司(Meroer & Co.)说道：“我们不能鼓励你在下一季度再作棉花买卖了。”1822年市况也不景气。到1823年，棉市“还处在萧条状态之中”。“在1824-1825年间，由于南京棉产的局部歉收，曾经有过暂时的好转。在听说大量存货被焚毁以后，市价又跟着有一度短时的上升——棉花市场变成依赖于这种偶然的刺激了。”1826年，棉花“完全是滞销货，在下一季度中棉花是处在最惨淡的境地”。“1829年，棉花的市价更低了，最差的棉花的市价是六两九钱。有十条船同时在黄埔停留了几个月，因为他们装载的货物卖不出去。行商们自己连一包货也不肯买，只愿意做做掮客。棉花危机把孟买商业打击得很苦。”“接着在1830年却来了一次更大的崩溃局面，那时候最便宜的棉花只卖到五两七钱！广州的棉花经纪人企图阻止港脚船卸落它们的棉花。”在华贸易人给孟买公司的信上写道：“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比这更大的不景气”；是否赢利已经无从计较，“船主贩运棉花不过是怕他们的船闲下来”。(72)当然，此间的棉花交易是相对衰退，并不是说输华棉花长期大幅度地减少，而是更多地表现为棉价的低落。(73)

      “棉花贸易的衰退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港脚贸易一般恐慌中最重要的方面。”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时的人们就有许多判断。有的归因于供求失衡，1821年东印度公司的档册证实：“从印度输入的原棉，也发现市价呆滞，原因是输入过多与需求减少。大致估计一种货品迄今在中国需求减少，其原因是难以说明的，除非说是由于中国本地棉花种植的扩展。”有的抱怨英国的经营方式不当，1821年从伦敦运来孟加拉棉24558担，这真是舍近求远劳民伤财的辗转腾挪，体大量轻运输不易的孟加拉棉包不是直接运到中国，而是兜了一个大圈，运到英国后再转运中国，使得成本大增，“因而它的售价低于船上交货成本30%以上”。(74)有的归咎于广州行商制度，“真可叹息，获得中国政府许可可以公开同外国人往来的仅仅十一个人当中，有七个人即使还没有落到破产状态，至少已陷于极端窘迫的地步；由于这个原因，那四个殷实的人就勾结在一起，不受竞争的约束，经常操纵市面。”也有为行商辩护的，某些外商就承认“行商在棉花危机中也同样受到损失——由于市价跌落，有些人也破产了。行商中货币的空前缺乏，部分是因为大量资本都呆滞在棉花上。”当然，也应该看到，那时广州行商代售棉花的利润委实太低，大致为每担0.2657两银子。即便如此，也“经常发生亏蚀。如果中国的棉花商人拒绝采购，他们的存货就卖不出去，可是他们——行商们——在进货三个月以后必须付给欧洲进口商价款。每一船货载都被认为是一桩单独的冒险生意，并且常常是在六七个月以前口头商定的。但是，尽管有这种契约，偿付价款常常是同行商争论不休的问题。”棉花易潮，行商坚持外船到港后现场看样购货，“但外商不愿意这样做”。(75)也有的反过来归因于英方的制度，在棉花交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巴斯商人把棉市衰退“归罪于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制度”(76)，比如在印度的“无理由”抬价，“好像这种货色在这里几乎永远可以获得最大的价钱”；又如对信息的不了解，“除了中国人对于印度棉花的需要是决定于南京棉产量之外，他们知道得很少”。某些西方人还提出，原因在于中国运输途径的改变，“中国本地棉花，已经改变了过去由陆路运输的习惯，用帆船运进广州，这就使它在市场上的卖价比以往便宜得多”。(77)上述说辞似乎都无法解释印棉对华出口盛衰的内在缘由。实际上，印棉衰退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和英国双方市场的制约。

      客观而言，就中国一方，进口印棉只是起着一种补缺作用，没有也不可能替代中国的棉花生产。“中国地气温和，土性肥沃，棉花一物几于南北咸宜。产棉之盛，本足供通国之用。”(78)在各种农作物中，棉花的比较效益颇高，“纯益最厚，较谷子约多三倍，较小麦几多八倍，利之所在，故农民多种棉花”。(79)中国的棉纺织业很早就具有了商品化色彩，除自给外，商品量历来很大。徐光启在17世纪初年指出：“今北土之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80)据统计，清政府在公开市场上采购的棉布每年不下2000万匹(81)，仅松江一府年产土布就有3000万匹。(82)可见，棉品在中国普遍种植和频繁交易，中国棉市主要是依赖自产棉。所以，印棉输华受中国国内棉市的影响很大，也可以说，价格的波动与中国棉花的收成息息相关。作为原料棉，在中国的流通走向大致是北棉南运或东棉西运，因为中国的棉纺织区主要在长三角、珠三角和华北地区。大部分印棉在广州只是过境，并非就地消费，而是运销内地，“这种情况在孟加拉棉花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它在广东省很少有人使用，仅只在‘南京棉’歉收的时候送到内地去，因为它同南京棉在质地上很相近”。如1805年，“麦尼克商号”按照与行商浩官的约定运来棉花，却赶上棉市滞销，卖不出价钱。谁知在第二个贸易年度，因为中国棉花歉收，印度棉花转成俏货，这年输入了大约14万包(31万担)，正常年景约输入6万包，价格也好得惊人，过去不太好销的孟加拉棉创下每担14两银子多的新高，这还只是广州价格，在缺棉的南京可以卖到32两。(83)但转过年去，棉价又急剧跌落。(84)这一切造成印棉完全受中国市场制约，价格和输入量波动不定，供求关系成了最大的影响因子。(85)结果是“印度棉花在中国的售价从而它的利润都决定于中国收获的情况……中国本身是一个大的产棉国家的事实，不仅是印度棉花扩张可能性的限制，而且是那些依靠棉花作为‘大宗货物’的外国商人的永远存在的威胁。”(86)据估算，鸦片战争前中国棉花的年商品量达到255.5万担(不包括进口棉)，占整个棉产量的26.3%，而外棉进口量高估也仅60.5万担(87)，根本无法撼动中国自产棉的地位。进口主要取决于内需，印棉入华由中国市场状况决定，而不是由伦敦、孟买的棉市决定，“华棉价贵……惟印度棉花则利用时机大批输入”(88)，反之亦然。

      在英国一方，印棉入华形成与英国本土棉纺业的原料竞争。据说1585年安特卫普的工人移居英伦，才开始英国棉纺业。此后一段时间，英人穿着的棉织品仍多依赖东方。这也同传统的毛纺业发生竞争，毛纺织业者纷起抗议(89)，1700年，英国议会颁布法令严禁东方织物输入。(90)外来纺品受禁，民众又需穿用，英国自身的棉织业迅速发展起来。英国不产棉，其棉纺织业自始就依赖进口原棉。兰开夏的温湿气候极宜于棉纱纺织，棉花在工业革命时代得以迅速普及，有它与生俱来的优势：首先，棉花本身在技术上较之羊毛更适合采用机械化纺织，它是一种具有相对同质的植物纤维，而羊毛是易变纤维。其次，棉花的增产更容易，增加棉花供给面积较之增加绵羊和亚麻的数量要便捷，以1830年英国进口的棉花2.63亿磅为基数，如果用相同重量的亚麻来取代棉花，需增用50万英亩的土地来种植；至于羊毛，则需增用2300万英亩来放牧。(91)再次，从市场角度看，棉纺织品较之毛纺织品更具普及性，“人们的消费偏好有利于这种新纤维……廉价、可以洗涤的纺织品激发了人们的新着装模式……棉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可以穿着衬裤和衬衣，而以前他们只能穿着粗糙、肮脏的外套。一种新式的工作服装产生了——结实，而且皮肤舒适，易于洗涤和修补。”于是乎，东印度公司“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让英国的工业、商业、时尚和社会阶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该公司在这一商业革命中的武器就是棉花。”(92)(附带言及，丝绸的大行其道，是因为其可以贴身穿用，皮毛或麻布贴身穿很不舒服；棉布的流行部分替代了丝绸消费，使国际丝绸贸易衰减，茶叶又适得其时填补了丝绸的空当，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龙头)。棉花是产业革命最重要的原料，纺织业迅成工业革命的先导，1733年的飞梭发明使织布速度加快1倍，纺与织的平衡打破，造成纱供应的不足和技术改造的急需；随后在1764年，“珍妮纺纱机”问世，为多锭结构开辟了路径；1768年，水力纺机的出现使多数纺工有集合在一个工作场所的必要；1785年，机械织机诞生；1793年，轧棉机的发明使棉纺业的最大“瓶颈”——清除棉籽的难题解决；1803年，蒸汽动力织机产生，英伦的动力织布机“1813年为2400架；1820年为14150架；1829年为55500架，1833年为10万架”。(93)纺织业由此率先实现家庭或小手工业向大机器工业的过渡，进口棉花的供应对象也从家庭作坊转变为近代工厂。几何级数的增长，随之带来“棉荒”，“英国壤地褊小，棉花出产无多，势必取之他国”。(94)为获得原棉以供英国纺织工业需要，殖民当局鼓励印度植棉。18世纪下半叶，引进中长纤维陆地棉，印度迅速成为世界棉花的最大出口国。1701年输入英国的原棉不过100万磅，1802年达到6050万磅(95)，1816年达500万立方码(yard)，“20年后又增加到每年7300万立方码”。(96)处在产业革命前夕的亚当·斯密时代，棉花对英国不具太大意义；处在工业革命凯歌行进中的大卫·李嘉图时代，棉花的价值就完全凸显了，两位经济学家的论述侧重也有了时代的差别。英国人也经历了从皮麻着装到棉布服饰的历史性易代，其中，不增加本国土地供给(“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而依赖海外棉拉动国民经济起飞是理解英国近代工业化的一把密钥。既然英国本身的棉花都不够用，又岂能坐视印度原棉大量流入中国？

      印棉输华印证，鸦片战争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东方产品而不是西方产品在中国行销走俏。东印度公司“把印度视为商业组织，也就是可以向其购买货品作为‘投资’，然后卖到英国市场或者开发新市场，就像把粗棉布和鸦片卖到中国那样”。(97)对那时中国唯一开放口岸广州的主要进口商品统计表明，在1817至1833年间产自西方的产品货值不及东方产品的1/3。(98)这或可视为那时的东方经济不输西方经济的一个表征，当然也是殖民地经济的反映，西方殖民者从东方攫取资源再向东方交易，换取西方需要的钱物，产品出自东方，赢利却在西方。“对于英国来说，在17世纪和18世纪时最有潜力的市场不是在欧洲……而是在海外国家……在东方。”由此反映出英国对海外贸易的依存度相当之高，且与日俱增，“1688年……英国出口占其国民收入总值的5%或6%。一个世纪以后，这个比例增加到14%……这个比例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达到36%左右这样一个空前的高峰水平。”(99)英国是靠海外贸易立国的成功典型，“英国在经济上是一个最不能自给自足的强国……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酷似制造家，他购进原料品而出售制造品。”(100)

      印度输华棉花减少，大批海外棉纱的入华或许也是因由，即进口机纱挤压了输华原棉的市场需求。18世纪初叶，英国棉纱曾被认为纱支过细，不适用于中国的纺织工具织造。1777年，广州的“港脚贸易”中出现棉纱项目。(101)到19世纪20年代，在机纺的作用下，“织造家之间，对于(英国)棉纱的评价日益增高”；中国开始批量进口英国机制棉纱，此乃英国工业品最早输入中国的品类，但仍是东方原料的加工品。(102)1828年有人指出，中国人通常用英国棉纱作经线，这种洋经土纬布比土纱织布坚韧结实而又价廉，如此一来，“消费量必然会大大增加”；1829年，中国进口英纱50万磅，1831年增至95.5万磅，1842年更高达448.58万磅。(103)由此出现花贵纱贱的现象，东印度公司监理委员会证实，印度棉花的输华“当然由于输入大不列颠的棉织品和棉纱而有很大的影响”。(104)如此一来，“纱”与“布”析开，结果是“纺”与“织”分离，在纺织业中，纺织分离是最重要的。其后，甚至在中国的某些地区演变成风行一时的“放纱收布”的操作模式。本来，在手工作业时代，因为“棉与核交粘，必去其核方可用”(105)，纺纱与织布间就不匹配，尝有“数月理棉纱，才得上机织”之叹(106)，机纱使手工棉业冲破了纺纱业效率低下的束缚，土纱业衰退、棉纺业增长，这是中国传统棉业生产的重要转折。洋纱的输入对中国的土纱纺业形成冲击，1831年“广州附近的两个地区和离广州约二十英里的另一地区的居民”，“决定不用洋纱上机织布，并声称决定要烧毁运入那些乡村的洋纱”；同时，“黄埔东北的那些贫苦人民发现了是进口的洋纱夺去了他们纺纱的生意，曾在各乡镇遍贴揭帖提出警告，凡在广州购入洋纱者，一经拿获，立即处死”。(107)但进口机纱却给中国的织布业带来兴盛，机纺业与手纺业的生产效率差距颇大，前者一个工人的生产效率相当于后者80倍；而机织业与手织业的差别不大，前者一个工人的生产效率仅4倍于后者。(108)中国的小农家庭，也开始不再将植棉、纺纱、织布的整个过程集于一家一户来完成，而是有了分解，分离的进程即是专业协作化的过程。原棉来自印度，机纱出自英国，转过来在中国农户织布；中国的棉花生产不再是单纯小农经济的组成部分，而成为近代大工业生产的延伸逐渐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

      棉花交易的暂时性衰减正好与鸦片贸易的陡然剧增在时间上重合，说明两者间有着密切关联。1820年，英国输华棉花和鸦片的份额有了逆转，鸦片输出值首次超过棉花。该贸易年度，英人输华的鸦片价值6486000银元，输入的棉花总值不过是3239931银元。(109)棉花为英国所急需，鸦片为英国所不需，两者替代有着内在的难以遏制的经济动力。鸦片汲取中国人的资金且对棉花贸易形成挤压的局面持续发展，中国人的有限钱财用于购买鸦片后势必减少对棉花的购进，“英国贸易的规模，靠了鸦片的滋养，正在与日俱增。在十六年(1818-1833)当中，鸦片的比重从初期的六分之一上升到后期的一半以上”，而印棉在英国输华货值上退居1/4。(110)这绝不是两种输华货品的一般易位。中国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输入大量的海外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海外原料的输入，其延伸的经贸链条很长，印度棉花从广州口岸进口，经过行商、棉商等多级代理，最后落入千家万户的棉纺业者手中，影响自上而下，直到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其纺成品的部分又自内而外地流动，制成的“南京布”等又出口海外，上下内外，多向流动，每经过一个层次都会发生影响；环节多级相扣，运销的距离之长、规模之大是空前的。由此可见，印棉的进口地位被鸦片取代，是在工业革命开始(唯其开始，英国才需要大批量的愈来愈多的棉花)，又在工业革命尚未完成的特定时代中出现的状况(唯其未完成，故无法大批量生产质优价廉的棉纺织品来倾销中国)。工业革命完成后，机制洋布低廉的价格、优良的质地、丰富的花色、宽大的幅面是对付中国土布的利器，鸦片愈来愈成为其倾销工业品的障碍，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列强转而同意中国禁绝鸦片。(111)

      ①叶元鼎等：《中国棉花贸易情形》(工商部上海商品检验局丛刊第4期)，1930年4月，第62页。

      ②关于中国棉史的研究甚多，各时段较重要者有：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赵冈、陈钟毅《中国棉业史》，台北，联经出版社1977年版；[日]森时彦著，袁广泉译《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于新娟《长江三角洲棉业外贸研究(1912-1936)》，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等。其中对印度棉花输华问题尚未见专门研究。

      ③[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1、2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130页。早在1592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就曾向西班牙国王报告中国商人收购菲律宾的棉花。刘军：《明清时期海上商品贸易研究(1368-1840)》，博士学位论文，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2009年，第107页。

      ④此亦揭开外国棉花输华的序幕，嗣后，外棉在中国的棉花消费中占据了愈来愈重要的位置。如1931年，中国的棉花供需状况为：国内产量7587千担，进口3456千担；1932年：国内产量8810千担；进口4653千担。王子建：《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棉纺织业》，《东方杂志》第32卷第7号，1935年4月，第33页。

      ⑤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1、2卷，第237页。

      ⑥退之：《外商在华航业之概况(十二)》，《申报》，1926年6月20日，“本埠增刊”第1版。

      ⑦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2卷，第264—266、284页。

      ⑧[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61、479—481、524、553、559页。

      ⑨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1、2卷，第723、725—726页。另参见[日]田中正俊《中国社会的解体与鸦片战争》，武汉大学鸦片战争研究组等编译《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9页。

      ⑩[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3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241页。

      (11)陈慈玉：《以中印英三角贸易为基轴探讨十九世纪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1辑)，台北，“中研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4年版，第137页。

      (12)[美]张馨保著，徐梅芬等译：《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13)[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1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页。

      (14)金应熙主编：《菲律宾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2页。

      (15)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第47页。

      (16)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第275页。

      (17)郭卫东：《19世纪初叶欧美国家对华贸易反差现象研究》，《安徽史学》2013年第2期，第5—6页。

      (18)[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庞卓恒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

      (19)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1、2卷，第481—482页。

      (20)[德]奥古斯特·勒施著，王守礼译：《经济空间秩序——经济财货与地理间的关系》，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36页。

      (21)Marguente Eyer Wilbur,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Far East(New York:Russell & Russell,1970),p.326.

      (22)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第530、564、575—576页。

      (23)梁廷枏总纂，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95页。

      (24)[美]魏斐德著，王小荷译：《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页。

      (25)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1、2卷，第296页。

      (26)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第559、579、598、619页。

      (27)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1、2卷，第417—418、432、440、456、470—471、492、510、519—520页。

      (28)[美]泰勒·丹涅特著，姚曾廙译：《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4页。

      (29)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3卷，第171、187、203、226—227页。

      (30)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3卷，第342页。

      (31)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43页。

      (32)刘芳辑，章文钦校：《葡萄牙东坡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澳门基金会1999年版，第149—151页。

      (33)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1、2卷，第346页。另记：“照得前因云贵总督李(侍尧)折奏，外洋夷商由缅甸地方装棉花来广，奉上谕查禁，不许进口。”许地山编：《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48页。

      (3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1、2卷，第452、467—468页。

      (35)中国的棉花掺水相沿成习，1900年上海设“水气检查所”，严查棉花掺水掺杂(金国宝：《中国棉业问题》，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23页)。到1928年，国民政府工商部常务次长穆藕初仍痛斥“数十年来棉花贸易之陈陈相因，弊端百出，为诸君之所熟知，即以掺水一端而论，亦非从速设法积极改革不可”。《穆次长在两团体之演辞》，《申报》，1928年11月13日，第4张第16版。

      (36)叶元鼎等：《中国棉花贸易情形》(工商部上海商品检验局丛刊第4期)，第6页。

      (37)赵冈、陈钟毅：《中国棉业史》，第127页。印棉价廉的情况曾长期存在，到20世纪20年代，也还是“惟印度棉花较中国土产价值极为低廉”。《九年度通商各口贸易总论(六)》，《申报》，1921年7月10日，“星期增刊”第3版。

      (38)张白衣：《世界经济的展望(续)》，《申报》，1937年1月25日，第3张第11版。

      (39)宋濂等：《元史》第15卷，“世祖本纪第十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9页。

      (40)张廷玉等：《明史》第78卷，“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版，第1894页。

      (41)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1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5页。

      (42)王庆勋：《木棉叹》，张应昌辑：《诗铎》第7卷，秀芷堂清同治八年刻本，第147页。

      (43)魏源：《海国图志》，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746页。

      (44)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第230—231页。

      (45)林满红：《中国的白银外流与世界金银减产(1814-1850)》，吴剑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4辑)，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1年版，第2页。

      (46)[英]M.M.波斯坦、H.J.哈巴库克等编，王春法等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8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

      (4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25页。

      (48)[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69页。

      (49)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第216—217页。

      (50)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第530、559、579、619页。

      (51)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1、2卷，第353、440、470—471、492、707页。

      (52)E.H.Pritchard,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1750-1800(Washington:Research Studies of the State College of Washington,1936),Vol.4,p.142.

      (53)K.N.Chaudhuri,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1660-176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208.

      (54)《去年海运事业之回顾(一)》，《申报》，1922年1月3日，第4张第14版。

      (55)龚缨晏：《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56)郭德焱：《清代广州的巴斯商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7页。

      (57)[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2页。

      (58)[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4—95页。

      (59)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第152页。

      (60)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第134页。

      (61)Marguerite Eyer Wilbur,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Far East,p.22.

      (62)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1、2卷，第346、590、594、624、631页。

      (63)吴建雍：《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对外关系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

      (6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第108页。

      (65)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1、2卷，第392、403页。按：印棉价格的波动历来有之，如1922-1924年，印棉价格便由15.8美分增至23.5美分。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统计课编《棉花统计》，1932年版，第38页。

      (66)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1、2卷，第413、491、725—726页。

      (67)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第382页。

      (68)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纺织品公司棉布商业史料组编：《上海市棉布商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45页。

      (69)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3卷，第304、329、346页。1912年，长江三角洲印度棉花的进口量是255000担，1913年103000担，1914年100000担，而早在19世纪初，印棉的进口量就已经超过此数。于新娟：《长江三角洲棉业外贸研究(1912-1936)》，第43页。

      (70)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3卷，第367页。

      (71)马士：《东印度公司时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3卷，第346、368页。

      (72)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80—82页。

      (73)19世纪20年代的输华棉花危机主要表现为棉价的走低。根据实际数据来看，输入量并没有太多减少，反而时有增加。如1826年印棉输华量恢复为393843担，1827年到40万担以上，1829年降至其数之下，但1830年则跃至另一高点501920担，此后数年都在40万担以上。[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第129—130、174、236、267、337、356页。]印棉长期是中国进口货品的大宗。以1925年5月上海口岸为例，该月短短几天内的航讯记：“大英公司之西雪利亚号十六日过锡兰，二十二日可到星加坡，船中有大宗印度棉花万余包。”(《航业消息汇纪》，《申报》，1922年5月18日，第4张第13版。)“大英公司之孟买线货轮开第坡号昨已进口，装到印度棉花一万余包”。(《航业消息》，《申报》，1922年5月24日，第4张第13版。)此间，日本也成为输印棉入华的重要国家，“日本邮社之阿波丸昨日孟买到申，船中装载之印度棉花共计一万九千三百五十四件”。(《航业要讯》，《申报》，1922年9月7日，第4张第13版。)

      (7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第7—8页。

      (75)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82—84、72页。

      (76)郭德焱：《清代广州的巴斯商人》，第78页。

      (77)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26、29、83—84页。

      (78)李鼎颐：《中国土产铜铁棉花论》，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第31卷，“户政九”，台北，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489页。

      (79)方显廷编：《中国经济研究》(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02页。

      (80)徐光启：《农政全书》，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08页。

      (81)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6页。

      (82)张忠民：《鸦片战争前上海地区棉、布产量估计》，《上海经济研究》1987年第4期，第66—68页。

      (83)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72—73页。

      (8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3卷，第50—51、73—74页。

      (85)直到20世纪，中国棉产量仍然剧烈波动，如主产区之一的江苏省棉花亩产量：1919年18.1市斤，1920年跃升为30.6斤，1921年又猛跌至13.7斤，1922年又升至32.2斤。产量大起大落。参见上海市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筹备会编《中国棉纺统计史料》，1950年印行，第118页。

      (86)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83—84页。

      (87)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页。

      (88)《棉贵声中之印棉存数》，《申报》，1923年3月10日，第4张第14版。

      (89)G.L.Craik,The History of British Commerc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London:Charles Knight & Co.Ludgate Streete,1844),Vol.2，pp.81—83.

      (90)[法]保尔·芒图著，杨人楩等译：《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54—155页。

      (91)[美]彭慕兰著，邱澎生等译：《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97、451—452页。

      (92)[美]威廉·伯恩斯坦著，李晖译：《茶叶 石油 WTO：贸易改变世界》，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255页。长期以来，印棉输华绵延不绝，到1924年，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反映中国进口外棉情况是：印度1039千担，美国147千担，日本6千担，其他国家28千担；1925年，印度1464千担，美国235千担，日本82千担，其他国家27千担；1926年，印度1948千担，美国732千担，日本45千担，其他国家20千担。印棉同样独占大头。于新娟：《长江三角洲棉业外贸研究(1912-1936)》，第105页。

      (93)[英]M.M.波斯坦、H.J.哈巴库克主编，王春法主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298页。

      (94)李鼎颐：《中国土产铜铁棉花论》，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第31卷，“户政九”，第489页。

      (95)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第200页。

      (96)M.M.波斯坦、H.J.哈巴库克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8卷，第8页。

      (97)[美]芭芭拉·麦卡夫、汤玛斯·麦卡夫著，陈琦郁译：《剑桥印度简史》，台北，左岸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07—108页。

      (98)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6—260、292—293页。

      (99)M.M.波斯坦、H J.哈巴库克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第47、285—286页。

      (100)章友江：《对外贸易政策》，正中书局1947年版，第63页。

      (101)E.H Pritchard,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1750-1800,Vol.4,p.161.

      (102)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第198—199、208页。

      (103)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62—63页；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283—284页。

      (10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4、5卷，第199页。

      (105)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1辑，第5页。

      (106)孙燮：《木棉四咏》，转引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第399页。

      (107)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1辑，第249页。

      (108)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24—225页。

      (109)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Oxford:Clarenden Press,1927),Vol.Ⅲ.p.383.

      (110)[美]马士、宓亨利著，姚曾廙等译：《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海书店1998年版，第65—66页。

      (111)对外国鸦片与工业品输华量的消长，马克思曾评论：“中国人不能同时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在英国，1881年兴起“反对鸦片运动”，在此前后，中国与英美等国签订了多项限制乃至禁止外国鸦片输华的条约与公约。详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359、414—420、425—427页；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44—448、711—714页；上海市禁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海市档案馆编《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和万国禁烟会》，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4、111页；J.V.A.MacMurray,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1894-1919(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1921),Vol.II,pp.931—945。

（转引自《近代史研究》(京)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