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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在官、民、洋三元互动中的角色和作用
-—以1905 年中美工约交涉及抵制美货运动为例①
许冠亭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上海200433)
发布时间2008年1月12日
[关键词] 商会;官、民、洋三元互动;中美工约交涉;抵制美货运动
[摘 要] 在1905 年中美工约交涉及抵制美货运动中,中国商会在官、民、洋三者之间扮演着重要角色。商会在民间推动、政府默许下先则与美国使领直接交涉,继则发动和领导了抵制美货运动,最终又在民众日益激进、政府劝导停止、美方威胁分化并作有限让步情况下结束抵制运动。这一运动的过程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之后商会在官、民、洋互动格局中的关系的变化。
有关1905 年中美工约交涉及抵制美货运动的研究,许多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并取得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② ,但以商会的活动为视角,相对地控制在外交领域的多元互动分析尚嫌不足。笔者以为,1905 年中美工约交涉及抵制美货运动时期,商会正是处在一个“稍能奋发有为并体现独立品格的岁月”[1 ] (p8) ,时势将商会推到这场外交斗争的前台,并在官、民、洋互动的格局中采取行动。通过1905 年中美工约交涉及抵制美货运动过程及结果的分析,可以较为充分地展现商会在官、民、洋三者之间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在运动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而这一运动的过程和结果,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之后商会在官、民、洋互动格局中的关系的变化。
① 拙文在“晚清国家与社会”国际研讨会上交流时得到业师王国平先生与卢伯炜先生的指导和评议,谨致谢忱。
② 对1905 年抵制美货运动的研究,专著有张存武《光绪三十一年中美工约风潮》,美国德尔伯. L. 麦基《排华与门户开放政策之争:1900～1906》、罗香林《梁诚出使美国》,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 中第三章《1905 年反美爱国运动与上海商务总会》等等,分别对抵制美货的发生发展到结束的过程、美国的政策、驻美公使梁诚的活动、上海商务总会的活动等方面进行阐述;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比较有代表性的中文论文有朱英《清末商会与抵制美货运动》,耿云志《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中的资产阶级》,袁丁《1901～1905 年间中美关于华工禁约的交涉》,王立新《1905 年抵制美货运动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及《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抵制美货运动》,马方方《1905 年抵制美货运动的新视角———近代商人人格特点简析》,贾中福《近代国民外交视角下的1905 年抵制美货运动》,韩国金希教《抵制美货运动时期中国民众的“ 近代性”》,美国王冠华《爱国运动中的“合理”私利:1905年抵货运动夭折的原因》等,分别从商会、中国资产阶级的成长、中美关系、民族主义、民众社会、华侨、国民外交、集体行动的逻辑等角度进行多方位考察。
一 商会在官、民、洋三元互动格局中的角色认同
官、民、洋三元互动的分析框架受到近些年颇有影响的国家与社会二元互动的分析框架的启发。马敏、朱英确立了国家与社会二元互动的分析框架,并对中国近代商会展开实证性的考察,从而超越了斯特朗(David St rang) 简单将商会与西方“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相比照的研究。[2 ] 但“近代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与拥有完整主权与强大政权的近代大国”相比,有“很不相同的一点”,即:造成中国社会变革的错综复杂的因素中, “无不可以从中发现一条‘外力’影响与操纵的线索”。[3 ] (p48) 所以,国家与社会二元互动的分析框架还有值得改进的方面,尤其是在对外交涉的领域。由是,笔者在借鉴胡绳对鸦片战争后的广州城纠纷中所进行的‘官’、‘民’、‘夷’(也就是封建统治者、人民、侵略势力) 三者间关系的变化”[ 4 ] (p8) 的分析方法,对国家与社会二元互动的分析框架作了调适,形成了官、民、洋(也就是中国政府与民众及帝国主义列强) 三元互动的分析框架。在笔者看来,列强对义和团运动的镇压、辛丑条约的签订,意味着列强占有着官、民、洋三者关系的主导权。一个特殊的制华方式是列强规定清政府必须镇压中国民众的排外运动,而列强自身对中国国内的内部冲突或革命则保持中立,前提是中国的任何一方都必须确保甚至增进列强的在华权益。在这样的格局中,中国政府在外交上自然无所作为,时人甚至直称外务部“自与各国交涉以来,无一事不失权,无一役不辱国”[5 ] 。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民众必须督促扶助政府开展外交,甚至直接进行对外交涉以争取主权。而清末实施的各项新政又使中国产生了改变这种格局的新的社会力量。政府对商会的尝试建立,商会本身的迅速发展,政府和民众对这一法定组织的期待,构成了这种变化的基础。商会的建立首先应从民众的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来进行评价,但作为官方扶植建立起来的商会在当时更具有联络官与民、官与商、华与洋的特殊的社会地位。具体言之:
1. 商会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得到其他阶层和团体的认可。中国第一个商会团体即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于1902 年。之后天津、汉口成立了名为商务公所之类的商会组织。1904 年年初,商部决定仿照西方国家的商会模式,倡导华商设立商务总会和分会。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遂改为“中国上海商务总会”,[6 ] (p65) 其他各地的商会组织也获得迅速发展,极大提高了工商界的组织程度,尽管由来已久的“行帮分割、各守畛域的局面”“并未完全消除”, “而自从有了商会总其枢纽,握其准绳,就形成一种集中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意志的社会舆论和阶级行为,这无论如何是一种符合时代潮流的历史进步现象”。[7 ] (p65)商会的宗旨和职能并无外交一项,所定章程“各款共得九十二条,一以不背宪部定章、不越商务界限为宗旨”。[ 6 ] (p80) 但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商人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地位在不断提高,对不平等条约的束缚的感受越发深刻,而商会依靠其较其他团体雄厚的经济实力发挥组织功能,又在一定时期采取抵货、罢市等牺牲自身利益的举措,得到其他阶层和团体的认可,因而往往成为因中外交涉激起的民众运动最早的聚集地和发起中心。
2. 商会与政府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从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到上海商务总会以及其他各地的商会的建立,基本上都是得到政府支持推动建立的,实行的都是绅商领导体制。所以商会在当时官与商、商与商、华与洋之间的多边复杂关系的协调中可以有所作为。商会所进行的民意的表达较能为政府认可和接受,商会的活动比较能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和行动。就商会对美交涉及抵制美货运动而论,清政府能够理解和接受商会的行动是在扶助政府以制止美国政府的威逼,但对在这期间建立的其他组织则保持着相当的警惕。例如,广东拒约会的设立遭到美国的反对和清政府的取缔。又如苏州商会成立前夕,苏州已成立争约处领导抵制美货运动。但由于没有商会的统一领导,各行帮、公所单独行动,与外省联系诸多不便,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苏州商会成立后随即取得领导权,多次组织集会,并作出各商号不进美货的规定。在商会发挥作用的背后,不应忽视当时政府的默许或支持。
3. 商会也得到了列强在华机构和商民的认同。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正式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后,便专门备函分别致送驻沪外国领袖领事、工部局及洋商商务总会,要求中外双方在振兴本埠商务方面“协力同心,彼此扶助,庶几华洋一例”, “务使在商会之人从前与洋商、各领事及工部局有误会争论之处,此后永远革除”。[6 ] (p68～69)当时上海租界当局、各国领事及在沪外商基于本身的经济利益,也有与上海商务总会协调贸易往来、排解华洋纠葛的愿望,故相继复函,对上海商务总会的意见和要求表示赞同。英工部局复信表示:“本工部局凡有振兴本埠商务,及使华洋人之居住租界者日加亲睦各事,无论何时无不乐与贵商会通力合作,以底于成。”[6 ] (p69) 同时,上海商务总会的组织机构里不仅容纳在沪外资企业的代表,而且有的代表还进入商会的领导层,这显然有利于协调中外商界关系。可见,列强在华机构和商民对“参仿洋商商务总会”而设立的中国商会是认同的,又由于它在直接交涉中常常表现得比较稳健和务实,外国政府、使领、租界工部局等也就往往多认商会作为交涉对象。商会在官、民、洋三者之间扮演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尤其是被誉为“第一商会”的上海商务总会更是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当1905 年的中美工约交涉进而发展到抵制美货运动时,上海商务总会成功发起抵制美货运动,各地刚刚建立的商会也立即响应并领导各地运动的展开。
二 民间推动、政府默许,商会与美国使领直接交涉
1905 年中美工约交涉的关键,是中国要求终止1894 年中美签订的《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中国文献中往往称为“华工禁约”或“禁工条约”或“工约”) ,而美国方面坚持其由来已久的排华立场,只同意对旧约在文句上略作更动。由于“工约”的签订严重损害了在美华人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也使中国国内工商企业蒙受一定的经济损失,而华工和侨商对清政府的财政以及出口贸易都有重要影响,清政府感到“工约”有百弊而无一利,所以在“工约”到期时决定终止旧约,并命令驻美公使梁诚与美方国务院进行新条约的谈判。在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政府决定任命柔克义为新任驻华公使赴北京与清政府直接交涉,以遂其续禁之愿,旅美华人一面急电清政府外务部拒驳,一面急电上海等地社会团体,发动国内民众的力量,以抵制美货相威胁迫使美方改变政策[8 ] (p74～95) 。1905 年5 月初,上海《时报》大声疾呼:“此约有百害而无一利,我国理当拒而弗纳,而今美政府既强我政府画押矣,危机一发,稍纵即逝,急则治标,徐图善后,事关全国之荣辱,人人有切肤之痛,合当策群力以谋抵制,是所望于爱国诸公。”[9 ] 这些都促进了国内各民间团体和商会的惊醒。驻美公使梁诚深感单凭政府外交“办理之为难,转圜之不易”,对旅美华人提出的由商会发起抵制美货运动表示支持。早在1905 年1 月12 日他即致函外务部,指出:“若由民间商会自为禁约,纵使彼有责言,我尽可以民情如是,压力难施等通套语复之,以彼之矛,刺彼之盾,谅亦无我如何,或可立弛苛禁。即未必果行, 而姑存是说, 于约事亦有补助也。”[ 10 ] (p30) 5 月13 日他又致函外务部:“近日沪港华商议禁美货以示抵制,该各美领事驰电归报,此间官绅富商颇为所动⋯⋯此事系民间举动,本与政府无涉,且舆情团结,不便加以官威使其解散,在我固不虞以此启衅也。”[10 ] (p65) 在各方影响下,清政府对运动的发起“采取谨慎而同情默许的态度”[10 ] (p63) 。鉴于上海“在中国占重要经济地位,为中国各地商帮总汇之地,最有号召力,且该埠商人早已在对外事件上发挥过力量⋯在此发动,自易奏功”,所以电商上海商务总会,选定由上海发动。[10 ] (p33)
1905 年5 月10 日,就在柔克义来华途中,以“中国商务总会设在上海”、“合中国商人为一团质”而自许[6 ] (p65) 的上海商务总会,召集各帮商董举行特别大会。参加会议的除议董外,有商部右参议杨士琦及中外各报记者。会中决定了两项议案:一、阻止政府签订禁工新约;二、限美国政府在两个月内改良排华法案,公平对待华侨,否则即实行抵制报复。杨士琦反对“禁用”二字,乃改为“相戒不用美货”。继又决议发表致外务部、商部、南北洋大臣以及汉口、宜昌、镇江、天津、重庆、烟台、南京、九江、芜湖、安庆、泗州、广州、福州、厦门、汕头、梧州、长沙、沙市、香港、杭州、苏州21 埠商会的各种电文。致外务部、商部电指出:“美例虐待华旅,由工及商;梁使不肯签约,闻美直向大部交涉。事关国体民生,吁恳峻拒画押,以伸国权而保商利。并告美使以舆情不服,众商拟相戒不用美货,暗相抵制。美念通商利益, 必能就我范围, 务期坚持, 大局幸甚。”[ 11 ] (p27) 致21 埠电中则表示:“现沪商会已合词吁恳外部暂缓签约,并拟相戒不用美货,暗相抵制。祈传谕各商知之。”要求各处商埠协力举办。[11 ] (p28) 上述通电,由上海商务总会议董曾铸领衔发出,他表示:“此公益事,并无风险。即有风险,亦不过得罪美人,为美枪毙耳。为天下公益死,死得其所,由我领衔可也”,“众皆拍手赞成”。[ 11 ] (p511～512) 曾铸从此成为这次运动的领袖人物。
清政府的主管机构和一些地方官员,对这一以抵制美货为废除苛约后盾的行动表示同情和支持。当时,商部左参议王清穆、右参议杨士琦均因公驻上海,与上海商务总会接触频繁。杨士琦于5 月10 日会后与王清穆致电商部,建议与外务部切实相商暂缓签约,俟沪商设法抵制,以期就范。商部即转请外务部查照办理,以恤商隐。一些清朝地方官也由于对西方传入的近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有所了解,想利用“民情”、“民意”作为反西方列强压力的一种工具。例如:5 月16 日,两广总督岑春煊应上海广肇公所之请致电外务部,指出广东旅美华侨甚多,禁约与广东关系极大,应设法力争。6 月28 日,他又与巡抚张人骏联名致电外务部,认为“此事上关国体,下为商民生命所系”,要求“力向美使拒阻,并电驻美梁使合力坚持,冀将此苛约设法挽回”。[ 10 ] (p67)
上海商务总会发出的通电,引起全国各地商民的强烈反响,也引起了在华美商的深切关注和严重不安。上海一些美国商人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急忙致电本国政府,要求尽快解决修约纠纷,以免他们的在华利益受损。美国东南各州棉业担心中国抵制美货将危及其商业利益,所以致函罗斯福总统,要求政府“格外和平办理新约,旧约当在所不计也”。[12 ] (p4～5) 这些正确的建议虽然在当时无法成为美国的主流观点,但也促使美国方面急忙同上海商务总会的领袖人物接触,进行“释疑”,消除“误会”,企图迅速平息事态。柔克义一到上海,便令驻沪美国总领事劳治师,邀请上海商务总会严信厚、徐润、周金箴、曾铸等8 人在5 月21 日举行会议。柔克义否认事实并施以威胁:“外间近日颇有以敝国续定苛约腾为口实者,然其实并无此事。本政府拟定续约极欲改良,务使两国均沾利益,外间所说似有误会。按续约须由下议院议准,然后签允,为时尚在六个月后,今议抵制,殊非其时。且敝国与贵国睦谊最敦,商情亦素所最洽,一旦不用美货,于两国交情或有关碍。”曾铸等则以苛约造成的严重排华事实相诘驳, 诚恳请求美方实行工约的改良。[11 ] (p493～494) 5 月25 日,上海商务总会议董们出面宴请美国在沪官、商。美国客人除柔克义已前往北京外,总领事馆劳治师、达飞声等人及在华美商参加宴会。上海各绅商敦促美方接受改约要求,表示:一旦“工约酌予改良,商董等于贵国来货,将欢迎之不暇”。劳治师等人则依然坚持“改约之事仍待政府裁决”, “惟二月之约,或恐不及”[11 ] (p497～498) ,双方交涉并无结果。
曾铸将上海商务总会诸议董与美方两次商谈的情形先后报告外务部,要求外务部于美使到京后“相机对付,若不就我范围,则两个月后实施不用美货,万不能候至六月以后。务求据情力争”, “务求促令赶紧改良并明言此约本必须寄与沪商公阅,方能由部画押”,认为“美使迫于公论并经宪部一再磋商,当不至如前梗议”,并强调“此后外人如有要挟宪部或有为难似不妨转谕商董开会筹议, 或可因此为办理外交之一助”。[ 11 ] (p29～32)
三 民众响应、政府同情,商会正式实施抵制美货
在等待美方作出改约回应的过程中,“不用美货以为抵制之议风传海内,无一埠不表同情,内而穷乡僻壤,外而英荷属岛,亦均函电纷来,一律照办,人心团结,大异从前。美商因之情急,各国闻而动容,义声所播,声动全球”。[11 ] (p32) 柔克义到北京后,要求清政府明示各处所传中美工约交涉之言皆属不确,并竭力设法禁止结党不买美货事件的发生。外务部照会柔克义:“查各埠华商建不购美货之议,诚非无因,委以华人赴美限制太严,美国禁例又多,与华人不便。现工约届满,虽已作废,而禁例仍行,该商诸多不便,是以倡为此议。设使贵国禁令从宽,工约亦能和平订定,则此风自能息绝。”这表明清政府“基本上站在本国商民一边,委婉地驳斥了柔克义提出的无理指责和强权要求, 表明了拒签苛约的态度”。[ 7 ] (p76)
舆论对抵制美货运动的前景也在运动的蓬勃展开中越发显得乐观,7 月8 日的《时报》不仅要求民众“当知此策之不得不行”、“当知此策之必可成”, “但使人同一心,万无不成之理”,而且强调民众“当知此策之无害”、“当知此策之有益,且有意外之益”。因为“国民自不用美货,则出于人人自由,政府亦不能干涉,断无因此生出国际交涉及兵衅之理”。而“此策实行但使美人能听从解禁固善,若不能听从,则其益我者尤大:一可以鼓我之民气,二可以结我之民力;三可以兴我之商业”。[13 ] (p333) 7 月19 日下午,上海沪学会及学界、商界、工界并其他各埠派来的代表共1450多人召开特别大会,会议气氛热烈,群情激昂,马相伯等名流登台演说“公议实行不用美货办法”。[ 12 ] (p10～11) 这既是在敦促美国赶快改良,也是在推动商会采取行动,不得退缩。7 月20 日,即为上海商务总会等待美方改约的两个月期限届满之日,曾铸于上午专程拜会劳治师,尽最后之规劝。但劳治师坚持改约一事定要6 个月后美国国会开会方可裁定,反而希望曾铸“转劝商民弗与敝国为难,静候政府办理”,以免“牵动大局,有碍邦交”。曾铸指出:“不用美货,人各有权,不特美国不能干预,即其他人等亦不能勉强”,“且近来敝国商民颇饶热力,极讲合群,恐非空泛之言所能排解。然既荷委托,下午四点钟姑与大众商之”。[11 ] (p503～505)
当天下午4 点,上海商务总会集各帮商董于商务总会商议,讨论劳治师的建议和下一步的行动。会上,曾铸“登台演说开会宗旨及与外人交际之事”,各帮商董对采取“不用美货”还是“不定美货”的抵制手段,以及具体实施时间进行争论。会议强调“不用美货、不定美货宜合力并办”,而“不定美货”则率先实行。会议并制定“不定美货之办法”,由“各帮巨商自行签名允认”,决定自今日起先行不定美货,并且“拟定通告全国35 埠电稿”[12 ] (p9～10) 。从决定看,上海商务总会的行动方案接受了劳治师最关心的销售“已定之货”使美商利益暂时无损的要求,但这也确实是各大巨商考量自身利益作出的,商会为如期实行抵制,也只能如此议定。
上海商务总会宣告抵制美货行动正式开始后,上海本地迅速响应,合埠绅商界、士界、工界、女界、童子界、各国洋行华司事等、女工传习所、各学堂、各女学堂、各教会学堂、各工厂、各业小工纷纷投身运动,上海的抵制团体有上海商务总会、沪学会、商学会、文明拒约会、四明同乡会、寰球中国学会、公忠演说会、童子抵制会、女子拒约会、各省在沪会馆、各业公所等。而广州、苏州、杭州、厦门、汉口、安庆、青岛、烟台、营口、北京等地也纷纷行动起来,并迅速扩展到全国许多中小城市以至某些商业发达的集镇。其中商会在相当多城市起了发起作用,并根据实际情形实施“不定”、“不用”、“不卖”的抵制策略。全国各地乃至全球华人纷纷集会响应,积极加入抵制美货运动的行列,甚至还实行从美国在华学校中退学、在美国公司洋行辞职等的全面抵制。上海的《保工报》、广东的《拒约报》都是宣传抵货运动的专门性报纸, 《杭州白话报》、《女子世界》等则辟有专栏, 《申报》、《时报》、《中外日报》、《福建日日新闻》、《广东日报》等也刊登反对美国政府做法的文章,相关题材的各种小说、剧本出版发行,各种戏剧、弹词纷纷上演,各种集会、演说不断进行,电报、信函来往不断。一时间,中华大地上,“内而穷乡僻壤,远而陕甘云贵,无一处不云合风从,影响之大,传布之速,为历来所罕见”[ 11 ] (p37) 。
天津的抵制美货运动在袁世凯的压制下未能进行。当天津商会因上海商会之要求、学界之运动及报刊的催促,开始集会讨论,决定“无论大小行商,务使一律不购美货,并随时电询沪商各项办法飞示,以便切实举办”[14 ] (p1878) 的时候,袁世凯便采取压制行动,“饬派巡警局府县传宣宪谕”,要求“由商会出具传单,传知各行悉遵宪谕照常交易”。[14 ] (p1889) 美国学者韩德认为:“到1905年袁世凯已把美国视为中国在满洲已被削弱的地位的潜在保护者,因此他要缩小与美国在边缘利益上的冲突(特别是移民问题争端及由此引起的抵制美货运动) ,以期由于日美移民争端和传说的日本在满洲的贸易歧视而引起的日俄战争后的日美紧张关系,会使美国人认识到,在这一受到威胁的地区,美国人的利益和中国是一致的。”[ 15 ] (p213) 袁世凯正是这样认识而采取压制抵货运动的。他并密电外务部:“中国势处积弱,深赖美廷主持公道,资助赞助。今以禁工一节,各埠华商纷纷反对,于目前中美邦交殊多窒碍,而时会且不相宜。应由外务部分电沿江海各省,迅速谕禁各埠华商, 万勿再倡此议, 致碍大局。”[ 10 ] (p68) 袁世凯的主张对清政府后来政策的转变有较大影响,外务部后即电示:“各埠华商以美禁华工续约,建不购美货之议以为抵制,并纷电本部请勿签押。查工约前由梁使拟稿,照送美外部,迄未定议。柔使到京晤谈及此,词意和平,并未迫我签押,且允电政府商改禁约。务希实力劝导,将本部现在商办情形晓谕各商,以释群疑”,袁世凯据此又再次重申天津商会应“妥为劝导”, “津埠各华商万勿煽此浮议,致败坏本埠商务”。[ 14 ] (p1889)
四 商会因于形势,停止抵货
在民众日益激进、清政府劝导停止、美国在威胁分化的同时并作出了有限让步的情况下,这场抵制美货运动停止了。
中国的抵制美货运动震动了美国政府及工商界。在抵制美货正式行动时,曾铸等就正告上海美商:“与其两难于后日,孰若审度于今。兹按此事于上海贵商所碍尚小,若贵国资本家则必大受影响。天下事不平则鸣,贵国资本家抱此大屈,贵商等未尝一鸣,不为资本家计,已失不智,况此事又不仅不为资本家计乎?”[11 ] (p507～508) 此举旨在敦促将因抵货而受损的美国商人及美国的资本家促使美国政府改变政策。事实上,抵货运动开始后,上海怡和洋行急电纽约怡和洋行:“禁阻华人至美一事,中国各商家均已合力抵制,不用美国来货。”[12 ] (p14) 美国亚洲协会公举“与中国有贸易关系之商家”的多名会员,面谒总统罗斯福,提出“为今之计挽回之策有二: (一) 设法以解华商之怒; (二) 勿将排斥华工法案提交议会”。《倭尼格林报》载文,认为中国的运动将使“既落于美国人之利益将悉拱手以让诸他国之手矣。不宁唯是⋯⋯将来欲恢复今日之盛况窃恐戛戛乎其难矣”。文章认为:“由欧洲各国而来之移民岁以十数万计,区区来美之华人曷足数哉。我美之人幸毋为斥排华工之愚说所迷。”[12 ] (p46～47) 驻美公使梁诚则将政府、粤督、商会的来电通告美国官民、媒体, 《纽约商报》等刊登消息强调华人的愤怒,南北商人向议会提出改良工约,促使美国反思其排华苛待华工政策的“不公”。[12 ] (p14) 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一方面指名攻击曾铸反美“热心已炽,不欲人购买美货,故作煽动之言,较诸他人用心怂恿华民仇视美国官民为甚”,还威胁清政府,要对美国商务及美国一切事业财产因“贵政府不实力停止此抵美之法”而“稍有亏损”担负全部责任;[7 ] (p81) 另一方面则援引美国总统罗斯福6 月24 日的“训示”,称:“按照美律订立美华条款,各等华工即属中国粗细华工,定行禁止入美。然在美政府之意,系宽待中国商人、教习、学生、游历人等入美,以及华官或中国政府派办公事一切入美之人。此项华人确准其随便来往,并准与优待各国人民之权力一律。”表示美国政府已经作出让步,清政府理应立即晓谕百姓,停止对美抵制行动。[7 ] (p82) 至8 月下旬,柔克义向清政府转达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意向中,有“认前以苛酷手段而行禁工之律者为不公”,表示“允为和平商议”,不再强迫清政府签订新的禁约。清政府便转而发布上谕:“美国政府允为和平商议,自应静候外务部切实商改,持平办理,不应以禁用美货辄思抵制。既属有碍邦交,且与华民商务也大有损失,迭经外务部电行该省督抚,晓谕商民,剀切开导,务令照常贸易,共保安全。”[16 ] (p23)各地方督抚遂劝导商民停止抵货。
清政府采取的行动也与其他列强的反应有关。开始,中国认为抵制美货对其他列强是有利的,列强也对此运动采取中立甚至同情的态度。如英国《泰晤士报》的驻华记者莫理循认为:“目前在中国,民族精神正在兴起,其激昂的程度同1860 年后若干年里在日本出现的一样,看来这是无疑的。我认为应该鼓励这种精神。在我看来,中国的抵制运动就是个例子,中国绝对有权力那样做,她以合乎潮流的精神和体面的做法,指挥了这次以牙还牙的运动。”[17 ] (p434) 但随着运动的进行, “沪上英商已托英领事代电驻京英使,请向中国政府告知:华人禁止美货一事,非但美商受损,凡各国商务均有危险之虑。上海欧亚商会又将此情电达北京领袖公使矣”。驻上海各国领事亦于8 月10 日会议“华人禁用美货问题”,认为此举“与各国商务皆有危险”,“议毕即公电北京各国公使,照会中国外部,设法劝导,免启事端”。[ 18 ] (p51)
清政府的调整也与对民众运动演变的忧虑有关。在抵制美货运动中,虽然商会与民众普遍坚持文明拒约,竭力避免引起国际交涉的借口,“以收赞助政府之效”[19 ] (p89) ,但激进的言论也确实为数不少。如淮安士商在致函曾铸时说:“即使政府媚外,将约私行画押,而我全国同胞万不承认。订约自订,禁货自禁货,俾海外各国知中国有无用之政府,而有有用之国民。”[ 20 ] 清政府担心“抵制过激,致生事端”[12 ] (p15) ,既有吸取义和团事件的教训而担心国际干涉,也有因恐惧正在汇聚革命力量的各中国的革命团体借机造反的因素,联系1905 年8 月同盟会的建立及日本欧洲留学生的革命宣传就绝非杯弓蛇影了。
从商会的角度来看,在中国抵制运动的气氛营造得非常紧张激烈的同时,也显示了商会对民众运动造成的局面的变化正在失去控制。“当时的运动,在抵制美货这一手段上,参加的人意见固然统一,在目的上却主要分作三派:第一派主张改良条约,认为原来条约必须修改。第二派以为‘约,固不好,而‘例’尤可怕,是无限制的,主张废‘例’。第三派认为‘约’根本要不得,主张全部废去。也还有一些人,主张把‘例’改良。因此形成了内部矛盾”[21 ] (p7) 。随着抵制运动本身的深入,内部的矛盾和内讧也开始显露出来,由对外的行动导向对中国商人内部的监督控制。巨商们认为, “商务总会各大商且肯以不定美货为抵制”是“为公益故而弃私利”,现在却成为抵制运动所要监督的主要对象。他们提出,“虽然抵制禁约为华人者所应尽之义务也,非可使商务总会诸公独为其难也,非可使签约不定美货诸公独捐其大利而受大害也。皆当各尽其能力而分任”,主张抵制运动“只须认定不用美货一端”[ 12 ] (p47) 。这实际是在将自身的责任推卸干净。中国教育会又提出“以不买美货为惟一之主义”的主张。[12 ] (p36～38) 曾铸在遭到威胁后,于8 月11 日发表《留别天下同胞书》的公开信,民众情感趋于激昂,抵制运动更趋复杂化。一方面,美国方面除了柔克义向清中央政府继续施压外,美国在中国各地的一些领事也开始制造事端,利用厦门旗绳事件、广东省连州教案等等压迫地方督抚镇压抵货运动。特别是1905 年12 月8 日上海会审公廨在黎王氏一案之审理过程中中方谳员与西人陪审团发生冲突,上海合埠官绅士商“痛心于主权之被夺,华官之受辱,莫不大为振动,愤愤不平”[22 ] ,引发上海各界民众数千人至商会集议,商会各议董随后以上海商务总会的名义致电外务部、商部及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此实有商会以来所未见”[23 ] ,形成了一股要求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抗议浪潮。不仅如此,主张收回路权、矿权、关税监督权等运动也迅速蔓延和发展,显示了抵制美货运动已经开始演变为全面的民族主义潮流,影响到各列强在华的种种特权。在列强的干涉和清政府的压制下,商会逐渐退出抵制美货运动, “运动至年底趋于沉寂,但美国政府与清政府未敢签订限制华工禁约”。[24 ] (p229)
五 影响:工约交涉及抵制美货运动后商会与官、民、洋关系的变化
在1905 年中美工约交涉及抵制美货运动中,上海商务总会起了发动和引导作用,其他各埠的商会也在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这场影响深远的反帝爱国运动,虽以抵制洋货的方式出现,但却与以往的盲目排外有着明显的不同。它不仅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主义运动,也是商办的民间社会团体干预国家外交,从一个侧面制衡清政府外交政策的具体表现。”[25 ] (p527) 商会不仅通过外务部疏争美约,还直接向美国公使、领事和美国政府提出要求,与美方进行了多次的交涉,之后又发起抵制美货运动以作为拒约的手段,最终帮助清政府拒绝了美国政府续签迫害华工条约的横蛮要求。这是在官、民、洋各方互动的格局中商会参与影响外交的一个个案。而这场运动的过程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之后商会在官、民、洋互动格局中的关系的变化。
1. 以商会与民众的关系而论。商会在后来广泛的收回路矿利权运动、国会**运动和辛亥革命风潮中常常成为民间力量的组织者和聚会的领导团体,直到民国成立后的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等对外交涉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它所领导的国民外交运动内部各阶层的对外态度是有差异的,交涉目标也有不尽一致的地方。特别是新式知识分子和不断成长壮大的工人阶级比较商会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国民外交斗争中更为激进一些。这表明,商会虽具有领导地位,但却并不具备强大的整合社会力量的功能,随着中国一些在野政党的活跃,这种领导地位受到政党活动的挑战。
2. 以商会与列强的关系,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而论,这场运动是中国商会对美交往的起点。中国商会经历了本以为“最易实行”,实则“两难”的持续的抵制美货运动,终于认识到抵制美货之无效。中国商会和民众的抵制美货运动,美国朝野深受震动。美国学者认为:“这是一场具有广泛基础的抗议运动,它威胁的是美国的整个利益,包括经济、宗教、文化和政治各方面。”[26 ] (p155)所以, “随着中国民众的觉醒和力量增长,他们在外交活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增强,在制定、推行对华政策时,美国政府已经不能只考虑清政府的态度,而是不得不考虑中国民众的反应。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得以保全领土和主权、迫使列强放弃对中国的直接支配或军事占领转而探索新的对华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27 ] (p100) 美国政府通过庚子退款留学和提出召开万国禁烟会等行动,试图逐渐修复其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包括商会在内的中国民众也善意理解美国政府和商人、商会采取的修复双方裂痕的举措,并作出正面回应,使双方的交往能向前推进。
3. 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发生演变。商会虽然在运动中十分活跃,实际却不能摆脱政府自始至终的利用和控制,商会对政府外交的影响最终仍取决于政府自身的权衡与决策。运动后,商会的迅速发展、与民众运动的联系更为紧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国势力的重视,于是对政府的认识也开始发生变化。如苏州商会于1905 年11 月26 日会商继续“不用美货,抵制华工禁约”。其中商人黄驾雄指出:“夫中国为二千余年老大之专制,无论内政外交,向任执事独断独行,国民纤芥不得预闻。内政之腐败在是,外交之失策亦在是,现今略施教育,顿使雄师睡醒,振摄精神。此次抵制禁约,是我四百兆同胞干预外交之第一起点。”[ 28 ] (p762) 这里表达了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对封建制度的反对,也表达了必须由民众主宰中国前途的政治理想。不难理解,当后来清政府依然企图以维护统治为首要目的而拒绝政治革新的时候,商会等举行大规模的国会**运动等政治活动来反抗,从既相互利用又相互埋怨,既相互合作也相互冲突,到最终走向分离和分裂,政府与商会的关系将要在一场革命后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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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史学月刊》2007年第12期 孔明丽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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