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英国与舟山的贸易往来

王文洪

内容提要：明朝末年，英国威得尔船队想发展在中国沿海的贸易，舟山成为他们的一个重要目标，但是遭到了明政府的强烈抵制。直到清朝康熙年间的开海禁，随着定海关、“红毛馆”的设立，舟山重新成为英国人的目标，他们在舟山展开了一系列行动，建立管理会进行贸易。由于清朝政府严厉控制对外贸易，尤其是乾隆中期的闭关，使英国人扩大在舟山贸易的图谋遭到遏制。

关 键 词：清朝前期/英国/舟山/自由贸易

      清朝前期，主要指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颁布“展海令”至1756年(清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限定广州一口通商的这段时期。当时，舟山由于独特的地域优势，受到了当时世界顶尖强国之一——英国的高度关注，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中英贸易港口和自由贸易区。由于两个国家制度不同和文明差异，英国人以贸易方式获得中国门户开放的政策最终以失败告终，而舟山也失去一次对外开放的机会。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这段英国与舟山贸易历史的研究主要有：胡永久《康熙、乾隆年间出入舟山的英国商船考略》(2012)、陈君静《略论清代前期宁波口岸的中英贸易》(2002)、贝逸文《定海“红毛馆”与十八世纪舟山对外贸易》(1999)；美国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991)、日本松浦章《清代前期中英海运贸易研究》(1986)、英国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1961)。以上这些论文、著作保留了一些英国人在舟山活动的史料，提供了英国对舟山贸易的重要资料，但缺乏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没有揭示舟山在18世纪中英贸易史中的重要地位。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及新发现的涉及舟山档案文献资料的解读，重点记叙这一时期舟山港成为中西交往的主要通商口岸之一，反映舟山在英国人眼中的经济价值和战略地位。

      二、英国与舟山的最初贸易往来

      从16世纪开始，英国相继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等国家爆发了争夺海上霸权和殖民地的战争。1588年，英国一举击溃老牌殖民帝国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终结了西班牙的海上霸权，17世纪又在与荷兰的多次战争中取得胜利，基本奠定了英国在海上的霸权地位。英国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始了与中国的接触。

      英国人很早就想和中国这个富有的东方大国进行贸易，但直至17世纪中期英国才开始与中国进行直接的接触。1637年6月(明崇祯十年)，英王查理一世在给率领首次来中国由5艘船组成的威得尔(John Weddell)船队委令中说，进入中国海域时，“如果发现任何机会，就把他们可能发现的和认为对我(英)国有利益、有荣誉、值得据为己有的一切地方，占据下来”。[1]在获得命令之后，英国人在中国海域内航行时，选取合适的占领岛屿，而舟山群岛就是英国人看中的岛屿之一。威得尔船队经印度果阿中转，然后到达了中国的澳门。8月，英国船队要求进入广州城贸易，但遭到拒绝。9月，英国船队强行进入广州城，购买一批中国商品后离开。广州政府随后声明：“红夷今日误入，姑从宽政，日后不许再来。”[2]英国人第一次进入中国通商贸易表现出的强迫性，当然使明政府无法容忍，因此，威得尔欲北上舟山自然无法成行。

      清初，朝廷为了对付郑成功等沿海抗清势力，下令禁海。从1655年(清顺治十三年)至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颁布了五次“禁海令”。直到清朝收复台湾、统一中国后，才于1684年下令开海禁。同时，放开沿海贸易，准许沿海船只出海贸易。1685年，清政府取消市舶司制度，设立粤海关(驻广州)、闽海关(驻厦门)、浙海关(驻宁波)、江海关(驻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等4个海关，海关正式成为清政府管理对外贸易的官方机构。其中，浙海关的主要职责是管理浙江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征收往来商船的税款。当时，外国商船常常在舟山定海停泊，而浙海关的驻地设在宁波府城，这就使双方开展贸易非常不便。依照规定，外商在宁波贸易还要经过一个十分繁杂的程序，商船抵达定海后，需要前往宁波报税、给票，两地相距140余里，而且蛟门水急礁多，这些因素极大地限制了外国商船前来贸易的热情。

      基于上述原因，1694年，浙海关监督常在向朝廷上了一道迁移浙海关的关址到定海的奏折。常在的奏折说：

      初设海关时，定海尚未置县，故驻扎宁城。凡商船出洋回洋，出入镇海口，往还百四十里，报税、给票，候潮守风。又蛟门、虎蹲水急礁多，绕道涉险。外国番船至此，往往回帆而去，请移关定海，岁可增银万余两。[3]330

      设关之初，浙海关年税额为3万余两白银，“岁可增银万余两”，也就是说，可增税银三分之一。

      但朝廷认为，一旦定海设关后，外商会就近在定海贸易，影响宁波商业、店铺的经营，其利润无法正常维持；朝廷一贯“重农固本”，而定海平素以“渔、盐之利”纳缴利税，是为正税，对外贸易的发展无疑会使当地百姓弃渔盐而就“末商”，最终必导致农本不稳、正税收缴困难。1696年，浙海关监督李雯再次奏请，将海关迁移至甬江河口的镇海，并且也像福建和广东那样建设一座“红毛馆”，如果能够这样做，外国商船听到此种消息，将会大批来航，但是结果仍未成功。

      1698年(清康熙三十七年)，浙海关监督张圣诏再一次提出迁关到定海，因其“定海岙门宽广，水势平缓，堪容外国大船，可通各省贸易。海关要区，无过于此。自愿设法捐造衙署一所，往来巡视，以就商船之便。另设红毛馆，安置红毛夹板大船人众，可增税一万余两，府城廛市仍听客商贸易，不致毁坏”。[3]330由于张圣诏的建议，既考虑到定海扩大对外通商的益处，又维持宁波的客商贸易，并表示拟在定海再建衙署系“自愿设法捐造”，为的是“往来巡视”方便。这样，设关定海的申请辗转数年后，此次终于获得清政府批准，张圣诏将浙海关迁移到定海，并在定海钞关弄(今东大街东管庙弄斜对面)建起海关监督衙署(当时称“榷关公署”)。清光绪乙未年出版的《国朝通商始末记》和清人夏燮的《中西纪事》中记载：

      监督张圣诏……请捐建衙署，移关，以便商船，当增税银万余。

      迨定海既设监督，张圣诏始请移海关于定海。部议从之。[4]

      这是定海城内首次设立钞关及监督衙署。自此，外国商船就在定海交税了。

      同年，清政府还在定海城外南道头西侧，建了一处西式的颇为壮观的西洋楼，俗称“红毛馆”(因当时国人把黄种人以外的有色人种统称为“红毛”，所以把这处西洋楼叫做“红毛馆”)，专门接待来舟山的欧洲商人(主要是英国商人)。这处由九幢楼屋组成的“红毛馆”，门上悬一方匾额，书有“万国来同”四个大字，意思是对各国来此经商皆予一视同仁。这个房子主要用来安置外国客商和船员，也为往来巡视之文武官员提供洽谈和理事场所，“凡有红毛船公务，会同文武官员集此理事”。既有接待外商宾客的职能，又有洽谈对外贸易的职能，还有海港船员俱乐部的职能，一句话，就是清政府设在定海的一个对外贸易办事机关。

      “红毛馆”建立后，外洋番舶闻风而至。定海未设“红毛馆”时，东西洋船全数停泊甬江，有了“红毛馆”，洋船纷纷来定，定海亦有了市廛。定海的对外贸易一开通，必然影响到宁波商人的利益，特别是那些市侩、牙人(经纪人)不甘心自己利益受到损害。官司打到浙江巡抚，巡抚还算公平，并宣布：“东西洋船，愿往宁波者，听其驾赴宁波，愿往定海者，听其停泊定海”，[5]地方官员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并将此作为地方行政法规规定下来。自此，外洋番舶停泊宁波或定海完全由他们自己抉择。浙海关迁移到定海与“红毛馆”的建立，为英国来舟山贸易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与舟山贸易的过程中，英国东印度公司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东印度公司从创立的17世纪初叶起，便主导了英国对远东的贸易，直至1834年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终止。其间英中两国贸易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历史。自从明末首次来中国贸易遭到失败，英国东印度公司一直强烈渴望寻找机会打开中国市场。当1684年康熙开海禁时，密切关注中国情况的东印度公司商人再次跃跃欲试，派遣大量商船来中国沿海贸易(表1)。根据中外史料的记载，英国对舟山的贸易主要集中在1700-1736年和1755-1757年这两个时间段上。

      三、英国与舟山贸易的第一阶段

      1699年11月，东印度公司派出“麦士里菲尔德号”(Macclesfield)船前往中国进行贸易。他们先到达了广州，随后驶往宁波、舟山口岸。同一年，东印度公司向舟山贸易管理会第一任主任卡奇普尔(Allen Catchpoole)下达命令：

      前往宁波群岛，宁波在中国的北部，我们指令你如有可能就居留该处——或者你可以得到政府许可在它的附近口岸贸易。……假如不能建立商馆，则可根据形势的可能进行贸易。坚持要找到适合北方气候的口岸，以便大量出售我们的毛织品。[7]107

      遵照公司的训令，卡奇普尔乘“伊顿号”(Eaton)商船，于1700年(清康熙三十九年)10月抵达舟山，当时在港口上靠泊了英国“特林鲍尔号”(Trumball)、“麦士里菲尔德号”、“孟买商人号”(Bombay Merchant)三艘商船。卡奇普尔一行的到来受到当地官吏的热情接待，并让英国人获得了满意的商品。

      17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拓展商业贸易，开始在舟山建立管理会，派遣商务监督驻定海，设立事务所，负责管理英国商人来浙江贸易事务，把舟山作为对华贸易的重要基地。当时，在英国等国商人眼里，舟山是一个充满商业机会的贸易福地。

      1700、1701两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多艘商船前往宁波、舟山口岸(表2)。

      从表2中我们可以发现，东印度公司派出的商船中大部分是前往宁波和舟山的，并且携带了大量资金作为投资，远远高于前往厦门和广州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卡奇普尔一行来舟山以前，担任“萨拉号”(Sarah)大班的理查德·高夫(Richard Gough)曾被东印度公司派遣到舟山，他向公司汇报，他不怀疑可以在该处得到贸易的自由，但恐怕中国人不会准许居留。正是由于在舟山贸易有利可图，英国方面派出大量的商船前往舟山，在1710年曾有10艘英国商船到达舟山，可见当时贸易之繁盛。

      英国商人喜欢在定海进行贸易，主要出于营利考虑。钱塘江水系流经的浙、赣、皖三省毗邻地区，为著名产茶区。茶叶若能从定海出口，只需沿钱塘江水系运往宁波，再转运海道便可；如从广州出口，则需从产地经鄱阳湖、赣江，越大庾岭，南下广州，价格会提高很多，质量也容易受损坏。除了茶叶，其他如杭嘉湖的丝绸，龙泉的青瓷，也因定海离产地近，价格比从广州出口便宜。至于英国商人运来的毛纺织品，因地处亚热带的广州人不太欢迎，也比在定海的销售量要小。

      此外，英国商船踊跃来到定海，还有一个原因是广东、厦门官吏索取的税率和规费太高了。168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第一艘驶进广州港的船舶，核定应缴纳2484两的高昂管理费，经过与海关官员多方讨价还价，费用降至1500两，其中1200两为船钞，300两为付给粤海关监督的规礼银(即所谓的感谢费)。同一年，英公司船“公主号”(princess)到厦门贸易时，勒索也很重，以至于该船大班报告称，在此处无法使他们让步，只有将贸易转往定海，或者放弃几年。

      而在定海，他们常常能享受到“一切科税诸事无不逾格从宽”[8]563的待遇，这更引起了英商的兴趣和重视。海关原来设在定海城内东门文彩桥下，由于商船皆停泊于南衜头，为征税方便，遂迁海关至南大街太保庙。后因城墙间隔，海涂涨，商船开始泊于东港浦，于是又将海关迁至邻近的黄大来公祠。定海官员事事为中英通商便利考虑，使英国商人对定海海关比广州海关满意多了。

      但是，这种盛况并未持续很久，英国商船来舟山贸易的次数逐年减少，在1736年以后的十几年中，甚至没有一艘英国商船的贸易记录。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最重要的原因，应该说与定海没能建立起比较繁荣的交易市场有关。定海设海关后，英国商船开始就近在定海经商，但由于定海囤积货物的地方有限，商船仍需运往宁波发卖，所以定海的商铺寥寥无几，不及宁波的十分之三四。

      舟山口岸的定海，只不过是一个小市场，只有本地买卖。商人都集中在内陆的宁波，定海是远离中心的一个站，他们是为了和英国贸易这个特别目的才来到这里的。[7]144

      其次，与当时舟山海关管理体系的不成熟有很大关系。舟山虽已有海关和“红毛馆”，但是海关监督却经常在宁波，每做一笔交易，或者获得一张自由贸易的执照，必须要得到海关监督亲自审理，想建立永久性商馆的愿望不可能实现。因此，英国商人希望海关监督能常在舟山，或者英国人被允许进入宁波府城进行交易。1736年，英国商船“诺曼顿号”(Normanton)抵达舟山海域，英国人要求直接进入宁波府城交易，但当地官员拒绝他们入港。1737年，当时准备驶往舟山、宁波贸易的“哈里森号”(Harrison)听闻此讯，改变计划前往广州。

      第三，定海市场交易经常受到宁波官商的勒索。由于定海市场较小，商人和商品都集中在宁波府城，所以舟山的贸易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宁波官商的支持，这些贸易限制使英国人不得不屈服于他们的敲诈勒索。当时英国驻舟山管理会主任卡奇普尔在舟山居留的16个月期间，他们的生活不是很愉快，工作也不容易，在向董事部的正式报告内说：“关于贸易及管理方面，没有一天不受到官吏或商人的侮辱、勒索和压制。”[7]1121703年8月，英国商船“塞缪尔与安娜号”(Samuel & Anna)和“宁波号”(Liampo)驶抵舟山洋面，海关监督恳请他们入港，并同意给予正常收税，然而船只一靠泊后，海关监督和中国商人便提出许多苛刻的要求，例如加征税额、抬高货价，等等。

      因此，卡奇普尔说：“劝告我们没有这样的资金就不要到舟山，因为该地海关监督公然要从中索取银10000两。”[7]126除此之外，由于英国商船都配备武器弹药，这使中国政府充满疑惧。如“诺曼顿号”到宁波时就因为与当地官员无法达成卸掉武器装备的协议而使贸易陷入困局。

      另一方面，广州优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对外贸易历史和清政府倾斜的税收政策等原因，使之较浙江拥有更为便利的交通条件和良好的贸易环境，因此吸引了大部分的英国商船在广州贸易。然而，这并不代表英国人放弃了对舟山这个贸易良港的渴望，他们时时刻刻在寻求机会重新回到舟山。

      四、英国与舟山贸易的第二阶段

      175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重新开展对宁波和舟山的贸易，一方面希望再次在长江流域开辟更大的市场，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在广州贸易，经常受到粤海关敲诈勒索，于是东印度公司开始寻觅其他贸易口岸以分散对广州的依赖度，他们将目标锁定在宁波和舟山。

      1755年6月2日(清乾隆二十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大班喀喇生(Samuel Harrisorl)与汉语翻译洪任辉(西名詹姆士·弗立特，James Flint)等58人，带着6箱银元(每箱4000枚)、13箱英国酒(每箱120瓶)、2箱蜡烛等货物，乘“霍德尼斯号”(Holderness)和“格里芬号”(Griffin)商船到定海，购买和换取中国的丝茶。定海官员把喀喇生、洪任辉护送到了宁波。

      两地官员因英船好久没来浙江，加意体恤，严令各商铺公平交易，使这次交易获得巨大成功。提督武进升上奏：“查红毛船只多年不至，今既远番入境，自应体恤。”[9]29-31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和浙江巡抚周人骥也上奏：“伏查红毛国商船久不到浙贸易，今慕化远来，自请加意体恤，以副我皇上柔远至意，除饬令该道(绍兴道)派拨员役小心防护并严谕商铺人等公平交易，其应征税课，照则征收。”[9]29-317月7日，又有一艘英国商船“荷特奈斯号”(Holderness)到达定海。这艘船带来了银元20万枚，以及黑铅等货物。定海地方官员仍然热情接待，使他们满意而归。

      洪任辉等英商对于舟山贸易的成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给东印度公司汇报说：

      我们在此地缴纳的船钞和货税，不到广州的半数，喀喇生和我们每天都迫切地期待有船到来……两年以后，公司可能在该地订购全部所需的货品。[7]442

      第二年，东印度公司商船“格里芬号”又驶进定海港，洪任辉再次随同前来。此外，还有一艘港脚船，即散商船，也于这年靠泊定海。贸易的成功吸引了更多商船的到来，在随后几年里，东印度公司派出了“哈德威克号”(Hardwicke)、“切斯特菲尔号”(Chesterfield)、“格里芬号”、“翁斯洛号”(Onslow)等商船到宁波，试图进一步扩大在宁波、舟山口岸的贸易(表3)。

      这时候，对于舟山来说是一次机会，如果清朝政府在稍稍开放和更加封闭之间选择的是前者，那么舟山许多历史将重写。与浙江贸易复苏的状况相反，同期来广东贸易的洋船则呈下降趋势。两广总督杨应琚与浙闽总督喀尔吉善对此联合提出，应增加浙海关税率，使船钞同粤海关拉平，正税和出口货物的估价税高于粤海关。乾隆帝亦对英船如此频繁北上舟山贸易产生了这样的担忧，不过他并没有以强硬手段勒令英商不准来舟山贸易，而是期望以一种比较平和的经济手段抑制英商开辟舟山、宁波市场的热情。在1756年11月2日的上谕中，他肯定了喀尔吉善和杨应琚的建议，要求定海关税提高到“视粤稍重”，以限制来定海的英船数量。由于这些商品售价定海比广州要便宜，因此浙江海关关税虽然提高了，但并没能减弱英国商人到定海交易的热情。

      新税律公布后的1757年7月22日，英船“翁斯诺号”又来到定海旗头洋，英商表示“愿照新定则例输税”。乾隆据此认识到，浙、广两省地域、经济有别，即便舟山增加新税，英商亦愿弃粤抵浙，其原因是广东税额太重、杂税复多，而浙省乃丝巾、瓷器、茶叶产地，价格上具有先天优势，英商乐于赴舟山贸易。所以，通过税收政策调节的方式并不能奏效。“今番舶既已来浙，自不必强之回棹，惟多增税额。”[8]565由此可见，此时清廷已然默认英商北上贸易的尝试，虽顾虑重重，但终还是思路转变的某种迹象。试想，如宁波与广州就此形成某种竞争局面，对于东印度公司所期望的中英贸易的良性发展当有一定益处。

      既然关税稍加提高也无法阻止英国商船来定海，乾隆经过考虑，决定改变去年主张的用经济手段把英商逐回澳门，改谕令定海关税不可过重，并把定海划为常开之关。他于1757年9月20日颁旨：

      将来定海一关，即照粤关之例，用内务府司员补授宁台道，督理关务。约计该商等所获之利，在广在浙，轻重适均，则赴浙赴粤，皆可惟其所适。[11]

      当时4个海关中，只有粤海关由内务府司员督理，乾隆既然要将浙江海关升级，当然要由身边人内务府官员来专管。

      但这时广州已形成了一个包括行商、粤海关监督、广东地方官员在内的利益集团，他们垄断了对外贸易，得利甚多，又怎么愿意将贸易转向浙江？由原两广总督奉调闽浙总督的杨应琚正是广州对外贸易利益集团的主要代表，他以粤民生计和两省海防为理由，力陈浙江通商的弊害。

      粤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多借洋船谋生，不独洋行自二十六家而已。且虎门、黄浦，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自以仍令赴粤贸易为正。[12]

      可见，正是粤省民计和两省海防差异这两条主要原因，促使乾隆放弃了浙海关。相对于广州完备的军事设施，舟山军事力量比较薄弱，且广东依靠洋船谋生的，不单单是26家洋行，还有众多沿海居民。此外，浙江离北京比广州要近，社会稳定也是他所顾虑的。这一呈陈最终促使乾隆帝放弃了先前的“不禁之禁”之策。

      1757年12月20日(清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七日)，乾隆帝下令：

      本年来船虽已照上年则例办理，而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豫令粤关，传谕该商等知悉。……令行文该国番商，遍谕番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13]

      明令拒绝外国商人来定海、宁波通商，禁止外国商船入港，并于次年关闭定海关及“红毛馆”。

      浙海关被关闭后，英国方面并未就此放弃，而是千方百计设法寻求突破。1759年5月，东印度公司命令洪任辉再度北上，并于6月24日乘坐一艘三桅小洋船来到定海四礁洋面，试图再次进港贸易，但遭到了当地官员的拒绝。至此，一口通商成为定局，英国等西方商船只允许在广州贸易，而被迫退出了浙江沿海各口岸。

      从清朝前期英国与舟山的贸易往来可以看出，英国对打开舟山、宁波和长江流域市场的迫切性。舟山背靠长江流域这个中国最富有最发达的地区，其战略经济价值可见一斑。然而，与英国政府一心想求得中国对外开放贸易的愿望相反，清朝政府那时对外政策却是从相对开放逐步走向完全封闭。而且，那时清朝统治者仍沉浸在天朝大国的美梦中，整个国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况也无法产生对外贸易的强烈冲动，对外限制趋于严厉，这就导致英国扩大在舟山贸易的目的没能达到。

      从康熙开海禁到乾隆时期的一口通商，这段舟山历史上罕见的对外开放和中外贸易的历史，只持续了半个世纪。对于英国人来说，舟山比中国大陆其他地方更为熟悉，这不仅因为康熙年间就已开始、后来却被中断的中英舟山贸易，让英国人获得了比中英广州贸易更加丰厚的利益；更因为舟山的战略位置和港口资源，使英国人一直认为舟山是最理想的海上自由贸易基地。因此，从某种角度来看，当时中英之间的矛盾其实也就是西方自由贸易体系对中国朝贡贸易体系的不断撞击，舟山也因此成为东西方两个世界碰撞、两种文明冲突的前沿岛屿。

原文参考文献：

[1]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9.

[2]何大进.近代广州城市与社会[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37.

[3]《宁波海关志》编纂委员会.宁波海关志[M].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4]刘鉴唐，张力.宁波海关监督奏请移海关，并建红毛馆[M]//中英关系系年要录：第1卷.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226.

[5]叶建华.浙江通史：第8卷·清代卷上[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483.

[6]松浦章.清代前期中英海运贸易研究[M]//中外关系史译丛：第3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228-248.

[7]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一、二卷[M].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8]刘鉴唐，张力.关于浙江海关对外开放问题的几份奏折与乾隆的谕旨[M]//中英关系系年要录：第1卷.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

[9]贝逸文.定海“红毛馆”与十八世纪舟山对外贸易[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1999(3)：29-31，80.

[10]胡永久.康熙、乾隆年间出入舟山的英国商船考略[J].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1)：18-23.

[11]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五四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6：917.

[12]王宏斌.乾隆皇帝从未下令关闭江、浙、闽三海关[J].史学月刊，2011(6)：40-45.

（转引自《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