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十三行研究评析

发布时间：2012-11-30

    十三行是清代中期外贸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乾隆二十二年(1757)停止其他海关与西方国家的外贸职能，通过粤海关建立“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广州制度，十三行成为清代中期与西方国家贸易的贸易体系，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退出历史舞台。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逐步展开对十三行的学术研究，现将百余年的曲折发展简要评析如下。
    一、1900—1949年：奠基阶段
    早在清代中期就保留了十三行的中外文献资料。道光十五年(1835)梁廷柟所编《粤海关志》中《行商》卷，是国内最早记载十三行的资料，在清代南海、番禺、新会等县志书中也略有行商的记载。西方资料如杜宁《番鬼在中国1836—1837》(Downing，C. Toogood，“The Fan—Qui in China in 1836—1837”，1838)、《广州的中国人或旅居天国的美国人》(Tiffany Osmond Jr，“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s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Boston and Cambridge， James Monroe and Co.1849)，还有在十三行商馆区基督教传教士出版的《中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中国丛报》等，都是有关十三行的早期外文资料。
    十三行的学术研究是从20世纪初期开始的，最早的研究成果出自国外。1902年法国学者高第发表《广州之行商》(法文《通报》第3期，1902年)。20世纪初期最有影响的成果是马士所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英文版，作者在中国海关长期担任税务司，书中详尽记载了1635—1834年期间英国对华贸易，早期中西贸易、清代前期海关行政以及十三行的历史。其后日本学者田中萃一郎《广东外国贸易独占制度》(《庆应义塾学报》1912年)及《十三行》(《三田学会杂志》1918年4月)，根岸佶《广东十三洋行》(《支那》21-5，1931年)，松本忠雄《广东的行商及夷馆》(《支那》1932、1933年)，格林比《清代广东十三行行商伍浩官轶事》(《亚细亚杂志》1925年10月号)等，都是国外早期研究成果。
    1922年柳诒徵以柳翼谋的笔名在《史地学报》1922年第4期上发表《近世史料之一》的文章，部分内容涉及十三行内容。广东青年学者梁嘉彬1932年发表国内第一篇十三行的专门研究成果《广州十三行行名考》(《清华周刊》第37卷5期)，翌年发表《英法联军之役广东十三行商调停战事史料》(《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月刊》第1卷1期)。1937年年仅27岁的梁嘉彬出版了《广东十三行考》(南京国立编译馆)，从此这部30余万字的著作成为学界研究十三行的必读书目之一。20世纪上半叶，国内开始有学者加入十三行的研究，如陆丹林发表《广州十三行》(《逸经》总6期，1936年)，张德昌发表《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清华大学学报》1935年1期)，向达发表《明清之际中国艺术所受西洋之影响》(《东方杂志》第27卷第1号，1930年10月)等文。
    从20世纪初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三行研究虽然成果数量不多，然而《广东十三行考》却是奠基性高水平著作。因为梁嘉彬身为十三行商的后代，具有对祖先历史的关注热诚和占有资料的独特优势，加之清华大学治学和中山大学工作经历所奠定的严谨学风和扎实功力，辅以海外求学所拓宽的学术视野和外文资料的积累，还有终一生之力进行深入研究的学术持续，导致十三行研究奠基起点高的特点，为日后研究的超越带来困难。
    二、1950—1979年：国内外反差阶段
    受时代的影响，这一阶段十三行为学术界所回避，没有研究专著问世，论文不多，代表性成果为彭泽益《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历史研究》1957年1期)、汪宗衍《十三行与屈大均〈广州竹枝词〉》(《历史研究》1957年6期)，都集中在十三行起始年代的考证上。马士《中西行会考——附广州行商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一种，《鸦片战争》第一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则是仅有翻译为中文的外文研究成果。
    同一阶段作为十三行发源地的广州乃至广东省内的学者对十三行研究也处于沉寂的状态，只有十三行商的后代、梁嘉彬的胞兄、中山大学的梁方仲还进行着十三行的研究，1960年发表《关于广州十三行》(《广州文史资料选辑》1960年1期)，此外梁方仲陆续有一些与十三行相关的短文收在《梁方仲读书札记》(中华书局，2009年)中。
    这一阶段国内有关十三行的研究处在徘徊阶段，但仍是国外学术界关注的领域，乃至在十三行的研究上产生了世界之最和学术吉尼斯纪录。1964年法国高等实验研究学院推出了路易·德尔米尼(Louis Dermigny)的一部震惊学术界的博士论文《中国与西方，18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Louis Dermigny：La Chine et Lioccident，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Ⅹ Ⅴ Ⅲ e siècle，1719—1833，S·E·V·P·E·N·1964.)。全书5大卷，约400万字，仅书末所附参考书目就长达110多页，约3400余条。该书广泛利用了法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成了18世纪(主要是1719—1833年)广州地区对外贸易史的集大成之作。它创下了由一名学者独自撰写的博士论文篇幅之最的纪录(多位作者执笔合作的著作除外)。此书出版之后，正遇中国十年动乱时期，国内收藏甚少，极为稀见。此书档案文献宝贵，论述详尽，结构宏大，观点公允，原始档案密集，实属一部难得的精辟力作。它的缺点是内容庞杂而卷帙浩繁，使全世界的任何学者都很难通读一遍。故而此书虽引起了轰动，却未被学术界广泛利用，特别是没有翻译成中文，有碍于中国学术界的利用。1967年，美国人怀特完成了她的论文《广州的行商》(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1967年)，也没有翻译成中文。
    国外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领域是十三行出口的外销艺术，代表作是1950年乔丹和杰里斯的《十八世纪中国的外销艺术》(Margaret Jordanian and Roame. Jenyns，“Chinese Export Ar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Great Britain Fletcher and Son Ltd.1950)研究了十三行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及中国外销艺术对欧洲装饰艺术的影响。1972年美国学者卡尔·克罗斯曼研究了美国皮博特博物馆藏品档案，出版《中国贸易中的外销画、瓷器、家具等商品》一书(Carl. L. Crossman.“The Decorative Arts of the China Trade：Export Paintings，Furniture，Silver and Other Objects”，Princeton，1972)，按照类别详细研究了通过十三行出口的中国外销艺术品，是研究十三行外销品的重要著作，亦可见十三行商在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1950年至1979年由于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十三行研究处在徘徊阶段，研究成果很少，而且多局限在十三行成立年代的考证上，回避了十三行地位作用等问题的研究，导致了建国后十三行研究不能超越新中国成立前研究水平的反常现象，与国外的研究形成鲜明的反差。
    三、1980—1999年：重振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也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十三行研究有了进展。
    1.十三行研究著作和档案资料开始出版。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再版)，张晓宁《天子南库：清前期广州制度下的中西贸易》(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有关十三行商园林的《海山仙馆名园拾萃》(花城出版社，1997年)、〔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美〕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1825—1844：缔约前“番鬼”在广州的情形》(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外文著作相继翻译出版。
    这阶段还出版了一批研究广东外贸史的成果，如徐德志《广东对外经济贸易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陈柏坚主编《广州外贸两千年》(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陈柏坚、黄启臣编著《广州外贸史》(广州出版社，1995年)，陈代光《广州城市发展史》(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丘传英主编《广州近代经济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均将十三行纳入了广东和广州外贸史的框架中，有助于在广东商贸史中了解十三行的地位作用。
    2.十三行与澳门研究紧密结合。在清朝中期中西关系中具有重要地位、与十三行关系密切的澳门研究也有了发展，如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邓开颂、陆晓敏主编《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瑞典〕龙思泰著，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等，由于澳门在一口通商时期属于广州贸易的外港，因此有益于十三行研究。
    档案史志的编辑出版，是澳门研究的重点，如刘芳辑、章文钦校《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澳门基金会，1999年)，(清)印光任、张汝霖撰，赵春晨点校《澳门纪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澳门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等，这些档案资料有助于研究十三行的贸易网络、运行机制与澳门的密切关系。
    3.初步显示了十三行研究与海洋文化相结合的思路。这一阶段出现了以更广阔的视野探索研究十三行的新思路和研究方向，即以海洋文化的角度审视中国及十三行的命运和发展道路。国内代表性的成果是杨国桢教授主编的《海洋与中国丛书》和《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起陆续出版)。这两套丛书的目的，正如杨国桢教授在《总序》中所说，是“以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社会人文的视野，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先人向海洋发展的努力、成败和荣辱，在吸收消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挖掘民间和海上的各种中国海洋社会人文资料和信息，探索运用多学科整合的研究架构，重新审视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社会、海洋人文的价值”，“为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做基础性的学术积累”。这套丛书为研究十三行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而丛书中的诸多成果，例如《走向海洋贸易带——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东南商人行为》(陈东有著)、《海洋迷思——中国海洋观的传统与变迁》(黄顺力著)、《天子南库——清前期广州制度下的中西贸易》(张晓宁著)，更是直接或间接研究十三行的成果。作为中国海洋大省的广东省，也同时出现了用海洋文化研究视野审视研究广东发展道路的成果，如王荣武、梁松《广东海洋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为深入研究十三行积累了基础性成果，为十三行的研究方向提供了借鉴。
    4.学术论文日渐全面。在政治制度及专题研究方面比较有影响的是彭泽益《广州十三行续探》(《历史研究》1981年4期)，在以往基础上进一步考证了十三行的成立时间。还有汪敬虞《是住冬还是住夏——关于鸦片战争前广州外国商人的“住冬”问题》(《近代史研究》1980年4期)对到广州进行贸易的外国商人“不能留在广州过冬”的观点，进行了商榷和考证，有助于了解十三行与外国贸易的具体环节。徐新吾、张简《“十三行”名称由来考》(《学术月刊》1981年3期)梳理了有关十三行的不同名称，对十三行名称由来进行了考证。
    随着研究的开展，十三行研究的重点领域明显体现在经济外贸以及管理机构粤海关等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章文钦《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中的商欠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1期)、《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中的商欠问题(续)》(《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此外有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4期)、《清代前期广东的对外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4期)，赵立人《清初海禁时期广东的海外贸易与十三行》(《广州对外贸易学院学报》1985年4期)，章深《十三行与清代海外贸易的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1期)，黄福才《鸦片战争前十三行并未垄断中外贸易》(《厦门大学学报》1988年1期)，庄国土《鸦片战争前100年的广州中西贸易(上)、(下)》(《南洋问题研究》1995年2、4期)，李华《清朝前期广东的商业与商人》(《学术研究》1982年2期)，邓开颂《论清代前中期广东对外贸易的若干特殊政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3期)、李金明《清代经营海外贸易的行商》(《海交史研究》1993年2期)、《1757年广州一口通商与洪任辉事件》(《南洋问题研究》1993年2期)、《鸦片战争前中美广州贸易述略》(《南洋问题研究》1994年3期)、《鸦片战争前英商在广州的贸易》(《南洋问题研究》1994年4期)，都是较有影响的成果。
    有关粤海关的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成果，如邓端本《鸦片战争前的粤海关》(《岭南文史》1984年2期)、戴和《清代粤海关税收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1期)、李金明《清代粤海关的设置与关税征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4期)、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粤海关当局与“大班”的关系及其演变》(《福建论坛》1998年1期)、黄国盛《清代前期开海设关的历史地位与经验教训》(《东南学术》1999年6期)、杨国桢和黄福才《道光前期中西贸易的变化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1期)、谢必震和黄国盛《论清代前期对外经济交往的阶段性特点》(《福建论坛》1992年6期)等。
    人物或行商家族研究如章文钦《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清代广东行商伍怡和家族剖析(上、下)》(《近代史研究》1984年3、4期)、章文钦《林则徐之死与十三行商人》(香港《南北极》184期)、黄国声《十三行行商颜时瑛家世事迹考》(《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2期)、陈以沛《羊城外贸首富潘氏世家》(《羊城今古》1991年总29期)、章文钦《十三行商早期首领潘振承》和《十三行商首领伍秉鉴和伍崇曜》(《广州名人传》，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陈泽泓《潘仕成略考》(《广州史志》1995年1期)、谭赤予《丛书刊刻青史留名——论谭莹和伍崇曜的合作》(《岭南文史》1996年1期)、高炳礼《伍崇曜、谭莹与〈粤雅堂丛书〉》(《图书馆论坛》1997年1期)。
    十三行文化资源开放利用方面研究主要有蒋祖缘《清代十三行吸纳西方文化的成就与影响》(《学术研究》1998年5期)、高炳礼《伍崇曜、谭莹与〈粤雅堂丛书〉》(《图书馆论坛》1997年1期)、罗志欢《〈粤雅堂丛书〉校勘及其跋语考略》(《文献》1997年1期)、侯月祥《潘仕成与广州刻版印刷》(《广州研究》1984年3期)、谭赤予《丛书刊刻青史留名——论谭莹和伍崇曜的合作》(《岭南文史》1996年1期)等文，对十三行商在古籍印刷和传播方面的成就进行了论述。章文钦《广东葡语和广东英语初探》(《岭峤春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对十三行对外贸易中文化交流和贸易中的产物——广东葡语和广东英语进行了研究。黄时鉴、〔美〕沙进编著的《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收录了美国马萨诸塞州赛伦市的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里发现的一套19世纪30年代外销画家庭呱所绘的中国外销画360幅，描绘的正是广州市井民众生活的“三百六十行”及当时广州的市井生活。广州市荔湾区文化局，广州美术馆编《海山仙馆名园拾萃》(花城出版社，1997年)对广州行商园林的代表作在岭南园林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进行了研究，也提供了研究十三行商时代的社会和生活资料。
    在文学理论方面，对以十三行为题材的古典小说《蜃楼志全传》的研究也陆续出现，如蔡国梁《谴责小说的先声——〈蜃楼志〉》(《学术研究》1981年2期)，胡金望、吴启明《乾嘉“太平盛世”的形象画卷——读〈蜃楼志全传〉》(《安庆师院学报》1988年4期)，王永健《简评蜃楼志全传》(《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4期)，朱学群《论苏吉士的“长大成人”——对于〈蜃楼志〉的一个“主题学”研究》(《华侨大学学报》1991年1期)，雷勇《蜃楼志的因袭和创新》(《汉中师院学报》1992年1期)，陈浮《〈蜃楼志〉的写作背景及其新探索》(《惠州大学学报》1996年1期)，丁国祥《拖着长辫的洋场小K——简说〈蜃楼志〉中的苏芳》(《商业文化》1996年5期)、《春江水暖鸭先知——〈蜃楼志〉中的封建盛世与口岸信息》(《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5期)等文，从文学评论的各种角度对这部小说进行了研究。
    5.海外研究进一步扩展。统计1980—1999年海外的研究成果，台湾地区学者陈国栋成果丰富，如《中国行商的破产(1760—1843)》(台北“中研院”，1990年)、《论清代中叶广东行商经营不善的原因》(台北《新史学》1990年1卷4期)、《清代前期粤海关监督的派遣》(台北《史原》1980年10期)、《清代前期粤海关的税务行政(1683—1842)》(台北《食货月刊》1982年第11卷)、《清代前期粤海关的利益分配(1684—1842)——粤海关监督的角色与功能》(台北《食货月刊》1982年第12卷)、《清代前期(1644—1842)海洋贸易的形成》(台北《大陆杂志》1982年第64卷)、《鸦片战争以前清朝政府对进出口商品的管理》(台北《大陆杂志》1982年6期)等。此外有张荣洋《广州的行商》(Weng Eang Cheng“The Hong Merchants of Canton：Chinese Merchants in Sino-Western Trade”London：Curzon Press，1997)。
    1980—1999年海外延续对十三行外销艺术品的研究，涵盖通过十三行出口的瓷器、丝织品、刺绣品、瓷器、雕刻、壁纸、家具、金属器物、外销画、银器、扇子等外销艺术品，如康纳《中国贸易，1600—1860》(Conner Patrick“The China Trade 1600—1860”Brighton Royal Pavilion Art Galleries and Museum 1986)、哈佛《纽约对华贸易》(Howard，David S.“New York and the China Trade”New York 1984)、克罗斯曼《中国贸易的装饰艺术》(Carl. L. Crossman“The Decorative Arts of the China Trade：Export Paintings，Furniture，Silver and other Objects”Princeton，1972)等研究成果，对十三行外销艺术品进行了更加详尽的考证。
    从海外学界的研究成果来看，他们明显在外文和国外原始档案的利用上具有优势。如美国的范岱克博士在精通英语和中文的基础上，还在欧洲各国居住学习了八年，掌握了多种国家语言，收集利用了中国国内没有的中文和外文档案资料，再进行十三行的研究。陈国栋教授利用了大量原始材料，主要有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中国清代档案和美国的商业文书及账册，从而对十三行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一批表现澳门、香港以及广州及沿海多个通商口岸的风土民情，以及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士活动情况的十八、十九世纪经济生活艺术作品——清代广州外销画、历史照片，由香港艺术馆、香港博物馆和广州博物馆等收集整理后，附上文字说明，以图录的形式相继出版，如香港艺术馆《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香港市政局，1996年)、香港艺术馆《历史绘画——香港艺术馆藏品选粹》(香港艺术馆，1991年)、香港博物馆《南海海上交通贸易二千年》(香港市政局，1996年)等。
    可见，1980年到1999年，十三行研究逐渐升温，出现了颇具规模的研究热潮，成为21世纪十三行研究继续发展的基础。
    四、2000—2011年：继续发展阶段
    进入21世纪，十三行研究显示出继续发展的景象，学术研究深入广泛，学科建设取得成绩，社会及学术活动日益活跃，平面、电波、网络媒体共同介入，文学影视作品频出，博物馆、档案馆配合展览，社会反响日益增加。具体分析如下：
    1.学术著作数量增加。根据统计，截止到2011年12月有关十三行研究著作(包括编著和论文集)共18部，21世纪就出版15部，占80％比例；章文钦《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年)，黄启臣、梁承邺编著《广东十三行之一：梁经国天宝行史迹》(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潘刚儿、黄启臣、陈国栋编著《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广州市荔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十三行沧桑》(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2年)，周湘《广州外洋行商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荔《十三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李国荣、林伟森主编《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李国荣主编《帝国商行：广州十三行》(九州出版社，2007年)，谭元亨主编《十三行新论》(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9年)、《“广州十三行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下文简称《广州十三行论文集》)，赵春晨、冷东主编《“十三行与广州城市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等，都是这一阶段十三行研究的综合研究或专题研究成果的汇集。
    2.理论研究初现尝试。有关十三行研究论文(包括论文集中所收论文)约250余篇，21世纪就发表了170余篇，占近70％比例。开始有研究成果对十三行的总体评价、性质定位提出了若干新的认识。如谭元亨提出十三行商人的本质是民商(谭元亨：《十三行商人的民商本质——对关于其性质为官方代表的商榷与讨论》，见《广州十三行论文集》)。还有学者从商业转型的角度来分析十三行的性质与特点，认为十三行是商业转型期的商人集团，在行商身上既含有传统商人的一面，又具有近代商人的品格(叶显恩：《略谈广州十三行研究的意义》，见《广州十三行论文集》)。还如赵春晨《有关广州十三行起始年代的争议》、赵立人《论十三行的起源》、李龙潜《行会——广州十三行的权舆》等，对十三行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以往习惯称呼的“清代广州十三行”，已经面临是否应当改称为“明清广州十三行”才是更加名副其实(均见《广州十三行论文集》)。赵春晨、陈享冬《论清代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作用》(《清史研究》2011年3期)提出，“十三行”名称具有双重含义，既可以是指行商，也可以是指行商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一个特定的地域，即十三行商馆区。了解广州“十三行”名称的双重含义，对于开展十三行的研究、正确认识十三行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保护开发十三行文化遗产，都很有必要，使十三行商馆区研究有所突破。
    3.资料建设取得成绩。21世纪在档案资料方面的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牵头，与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以及广州市档案局、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进行合作，共同挖掘整理出版与十三行有关历史档案、史料，取得多方面的成果。主要成果有《澳门问题明清珍档荟萃》(澳门基金会，2000年)、《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明清皇宫黄埔秘档图鉴》(上、下册，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
    许多论文也从不同角度研究介绍并研究了有关十三行的档案资料。如杨国桢《洋商与澳门：广州十三行文书续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2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广州“十三行”档案选编》(《历史档案》2002年2期)，范岱克、丁峻《从荷兰和瑞典的档案看十八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广州帆船贸易》(《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4期)，耿昇《贡斯当与〈中国18世纪广州对外贸易回忆录〉》(《暨南史学》第二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覃波《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的珍贵价值》(《历史档案》2003年4期)、《广州十三行及其清宫档案开发》(《中国档案》2004年2期)、《清宫所藏十三行潘氏商人档案》(《广州十三行论文集》)，黄菊艳译《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货物监管人特别委员会中文档案介绍》(《广州十三行论文集》)等文章，对相关资料进行了介绍或提供了进一步收集研究的线索。
    4.历史地理研究略有新意。有关十三行的历史地理研究方面，主要有曾昭璇、曾新、曾宪珊《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历史地理——我国租界的萌芽》(《岭南文史》1999年1期)，提出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建立是外国在我国租界的发端。此外曾昭璇、曾新、曾宪珊《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历史地理》(《广州十三行沧桑》，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年)，薛熙明、朱竑、唐雪琼《城市宗教景观的空间布局及演化——以1842年以来的广州基督教教堂为例》(《人文地理》2009年1期)等文，对十三行历史地理的沿革、主要港口及城市规划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论述。广州黄埔古港在十三行时期中西贸易和中西文化交流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其研究主要有广州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著的《名城明珠黄埔村》(广州出版社，2001年)和《凤浦古今：古黄埔港寻踪》(广州出版社，2000年)两本书。
    5.军事领域开始涉及。鸦片战争的爆发与十三行有着直接的关系。十三行与鸦片战争关系的研究，早期有梁嘉彬先生《英法联军之役广东十三行商调停战事史料》，20世纪90年代有房德邻《港脚商与鸦片战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6期)，吴致谋《“广州体系”与鸦片战争》(《民国档案》1997年1期)，黄景听《广州十三行商与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98年3期)。21世纪的成果有所增加，如胡文中《十三行与鸦片战争》(《广州十三行沧桑》)，杨幸何《十三行商人对西洋武器的引进》(《广州十三行论文集》)，郭华清《十三行制度与鸦片战争初探》(《广州十三行论文集》)等文，使十三行在军事领域中的研究有所深入。
    6.宗教研究更加细致。十三行与西方宗教进入中国有密切关系，21世纪有大量成果涌现，如赵春晨、雷雨田、何大进《基督教与近代岭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郭德焱《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与广州口岸》(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雷雨田主编《近代来粤传教士评传》(上海百家出版社，2004年)，卫斐列著，顾钧、江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美〕李(Lee，D.S.)《晚清华洋录——美国传教士、满大人和李家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近代基督新传教士在华社会文化和教育活动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都是较有影响的成果。
    7.人物研究更加广泛。研究潘氏家族的主要成果有：潘刚儿、黄启臣、陈国栋编著《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蒋祖缘《潘仕成是行商而非盐商辨》(《岭南文史》2000年2期)，章文钦《十三行行商早期首领潘振承》(《广州十三行沧桑》)，陈国栋《潘有度(潘启官二世)：一位成功的洋行商人》(《广州十三行沧桑》)，潘刚儿《十三行行商潘正炜》(《广州十三行沧桑》)，王丽英《潘振承的成功之道》(《广东史志》2002年4期)，王元林、林杏容《红顶行商潘仕成与广东文化的发展》(《广州十三行论文集》)，王贤辉《清朝广商潘启》(《产权导刊》2009年4期)，宾静《乾隆年间的广州十三行首领潘启》(《江苏商论》2007年4期)，潘刚儿《与全球化经济接轨的中国杰出商人潘振承》(《十三行新论》)，黄启臣《番禺商人潘启》(《明清广东商人》，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等文章。
    研究伍氏家族的主要成果有：章文钦《十三行行商首领伍秉鉴和伍崇曜》(《广州十三行沧桑》)，黄启臣《南海商人伍国莹》(《明清广东商人》)，谭赤予《伍崇曜的经济与文化活动述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3期)，杨红林《投资美国修建铁路跻身千年五十巨富1834年，中国出了位世界首富》(《湖北档案》2006年6期)，张景华《一个生活在没落王朝的世界富豪》(《紫禁城》2007年1期)，梁小民《红顶商人伍秉鉴》(《新财经》2008年3期)，魏纪侯《伍秉鉴——天下第一富》(《英才》2008年10期)，杨红林《清朝“世界首富”伍秉鉴》(《兰台内外》2009年5期)等文章。
    研究梁氏家族的成果有黄启臣，梁承邺编著《广东十三行之一：梁经国天宝行史迹》(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黄启臣《番禺商人梁经国》(《明清广东商人》)，魏雅丽《清代广东行商家族与番禺学宫》(《岭南文史》2007年1期)。
    研究卢氏家族的成果有：黄景听《清代广东著名行商卢观恒》(《广州十三行沧桑》)，王丽英《十三行富商群体个案研究——以卢观恒为考察对象》(《广州十三行论文集》)，黄启臣《新会商人卢观恒》(《明清广东商人》)。
    除了对十三行四大家“潘伍卢梁”的研究，对其他行商家族或个人的研究也在扩大，如范岱克《广州行商颜氏家族》(《文化杂志》2005年7期)，黄启臣《南海商人颜亮洲》(《明清广东商人》)。对叶氏家族研究成果有范岱克著、章远荣译《广东叶氏商人，1720—1804》(《十三行新论》)；周湘《清代广州行商倪秉发的事迹》(《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5期)，敖叶湘琼《谭康官与顺德籍行商》(《十三行新论》)，章文钦《十三行行商吴健彰》(《广州十三行沧桑》)。
    8.经济外贸仍是重点。在21世纪的研究中，经济外贸领域仍然是研究的重点，涌现了大量研究成果，较有影响的有叶显恩《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1750—1840)》(《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2期)，文章论述了18世纪全球商业扩张时代南海贸易格局所发生的变化，广州“独口通商”的由来和广州贸易的特点。吴义雄《兴泰行商欠案与鸦片战争前夕的行商体制》(《近代史研究》2007年1期)提出，商欠案的发生主要是由1830年代中西贸易关系的变化和行商贸易体制自身的弊端所导致。此外吴义雄在《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书中提出，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但导致中西关系巨变的历史过程的主角之一是英国在华散商群体，从而导致鸦片战争以及条约口岸体制的建立。隋福民《清代“广东十三行”贸易制度演化》(《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1期)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视角。认为清朝的贸易制度在中央政府、地方官吏、行商、散商、外商、外国政府等多个主体的持续博弈中不断演化，最终完成了制度变迁：朝贡体制变成国与国对等的贸易体制。萧国亮《清代广州行商制度研究》(《清史研究》2007年1期)指出清代前期实行的行商制度，具有对外贸易垄断所有权与垄断经营权相分离的垄断特征。它使具有官商特征的行商成为专制国家统制对外贸易的工具。行商握有垄断经营对外贸易的权力，同时又负责征收进出口货物的关税，代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并进行严格的管制。行商制度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涉及清代专制国家、粤海关等衙门的官吏、行商、外国商人和中国私商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些利益关系的变动最终导致了行商制度的衰落，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专制国家与经济制度变迁的关系。李金明《广州十三行：清代封建外贸制度的牺牲品》(《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2期)认为，十三行是清代封建外贸制度下形成的商业资本集团。他们仰仗清政府授予的某些特权，垄断了广州的对外贸易，并成为清政府管理和约束外商的媒介和工具。但是，行商在实际的经营中，既得不到国家的支持，又没有法制上的保障，故经常因拖欠外商债务而被课以重罚。加之清政府的多方敲诈勒索，不少行商逃脱不了破产的命运，成为清代封建外贸制度的牺牲品。
    9.时代背景研究更加坚实。吴义雄《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贸易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02年2期)详细研究了鸦片战争前发行于广州的英文《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中的丰富资料，重新统计1821—1839年期间各年度各种鸦片的贸易数量、价格和贸易额，从而比较完整、准确地显示这一时期的鸦片贸易状况。吴义雄《广州外侨总商会与鸦片战争前夕的中英关系》(《近代史研究》2004年2期)详细研究了1836年西方商人在广州组织的广州外侨总商会的成立背景，该商会在其存在的两年多时间内的作用，以及对中西关系演变产生的影响。陈尚胜《“闭关”或“开放”类型分析的局限性——近20年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研究述评》(《文史哲》2002年6期)、《明与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比较——从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一书谈起》(《历史研究》2003年6期)、《论清朝前期国际贸易政策中内外商待遇的不公平问题——对清朝对外政策具有排外性观点的质疑》(《文史哲》2009年2期)等系列论文详细研究了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演变的复杂进程和作用，为理解十三行在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很多启示。
    10.海洋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拓视野。随着研究的深入，广东学界认为应当从海洋文化的角度深入研究十三行，出现众多研究成果。黄启臣教授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冼庆彬主编的《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7年)，2006年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的《“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发祥地研讨会论文汇编》，由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出版发行，顾涧清等著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王晓玲主编《“歌德堡号”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8年)，朱小丹主编《中国·广州中瑞海上贸易的门户》(广州出版社，2002年)，广州博物馆《海贸遗珍——18—20世纪初广州外销艺术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等，都是该领域的成果。
    11.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更加具体。除了理论性的研究，在十三行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上的研究也取得可喜的成绩，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杨宏烈编著的《广州泛十三行商埠文化遗址开发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对十三行商馆遗址及其分布在广州市区与之相关的历史地段、名胜古迹、文物遗存的保护性规划建设进行了必要的探讨，并且获得积极的社会反响，获得了2009年广东省社会科学三等奖。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著的《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址》(广州出版社，2001年)等，都在社会引起较大反响。
    12.文艺理论研究更加丰富。21世纪在十三行相关文学作品的研究上也有了很大发展，在文学评论和理论深度上都较20世纪有了进步。如陈金花《论〈蜃楼志〉的写实性和虚幻性》(《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2期)、李方明《试论〈蜃楼志〉中的洋行商人形象》(《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4期)、陈金花《蜃楼志的性爱观》(《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6期)等文。
    13.海外研究成果更加深入。作为外国研究十三行的学者范岱克教授，21世纪利用新发掘的外文资料，在十三行商的研究上也有了进展，主要有：《Weaver Suckin与1750—1781年间广州的丝绸贸易》(《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纪念文集》，银河出版社，2008年)、《蔡氏和邱氏的商行：广州的商人(1730—1784)》(《文化评论》国际版第15期，2005年)、《广州叶氏商人(1720—1804)》(《文化评论》国际版第13期，2005年)，《颜氏家族：广州商人(1734—1780)》(《文化评论》国际版第9期，2004年)、《广州贸易：1700—1845年中国沿海地区的商业与生活》(香港大学出版社，2005年)、《高高的天堂，皇帝远远在外——古代广州商人及官吏》(香港大学出版社，2002年)。
    五、十三行研究展望
    回顾十三行研究从萌芽、徘徊、起步到发展的过程，成绩可观。截止到2011年12月，对十三行的研究已经超过一个世纪，有关十三行的著作(包括编著和论文集)已经出版18部，有关十三行的论文(包括论文集中所收论文)已达300余篇，与十三行相关的论著论文更接近400余篇部。从研究分类看，综合研究47部篇，政治制度40余部篇，经济、外贸、粤海关170余部篇，人物研究50余部篇，历史地理、城市建设50余篇，宗教30余部篇，军事10余篇，社会生活40余篇，语言文字10余篇，文物艺术50余部篇，文化及文化资源开发利用60余部篇，档案文献50余部篇，社会变迁背景20余部篇，中外关系50余部篇，文学影视30余部篇，基本涵盖了十三行的各个领域。经过百余年的曲折发展，反映出十三行既是具有浓厚岭南特色的学术研究领域，也是影响中国社会进程的重要因素，还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文化遗产。
    不能回避，在对十三行的总体评价、性质定位上学术界还分歧明显，如历史学家朱希祖先生认为：“十三行在中国近代史中，关系最巨，以政治而言，行商有秉命封舱停市约束外人之行政权，又常为政府官吏之代表，外人一切请求陈述，均须有彼辈转达，是又有惟一之外交权；以经济而言，行商为对外贸易之独占者，外人不得与中国其它商人直接贸易。此等特殊制度，无论中国外国，皆蒙不利，鸦片战争，即为击破此种外交制度及通商制度而来，自此一战，中国一蹶不振，外交经济，皆为不平等条约所束缚，百年以来，皆受十三行所贻之祸。”(朱希祖序，《广东十三行考》卷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相当多的学者对十三行持否定或批判态度，如认为十三行与鸦片走私有关，导致鸦片战争，使中国沦落到屈辱的百年近代史，把十三行视为清朝实行“闭关自守”的产物，与当时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十三行的繁荣鼎盛是以牺牲沿海各港口的贸易作为代价取得的，阻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成为加剧中外冲突的直接原因之一，十三行本身也成为清代封建外贸制度的牺牲品。还如十三行是否走私鸦片和导致鸦片战争?如何解释十三行商累遭破产、抄家、下狱、充军的厄运和“传及三代，堕落不堪”的命运等，都未在学界达成共识。
    从研究成果分析，80年前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主要考证行商沿革，为研究十三行奠基性代表作，虽有缺陷但迄今无人超越。20世纪80年代前少数成果集中在起源、名称等专题考证。其后研究成果增加，多为评述介绍，诸如运行体制、起源、名称仍众说纷纭，缺少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少数人物及家族研究限于一般性介绍，缺少十三行行商全面学术研究。海外研究成果(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外文资料和原始档案利用上具有优势，专题考证颇具功力，与海洋文化研究结合的方法值得借鉴，但主要集中在经贸、传教士及外销艺术品研究等领域，而且多未翻译成中文，影响有限。可见虽然十三行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仍有待深入，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