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早期俄国来华商路的变迁是早期中俄关系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俄国各类来华人员在不同时期分别开辟了西、东、中三条进入中国的通道,它们相继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中俄商路。早期俄国来华商路不仅活跃了中俄贸易,并且在客观上促进了西伯利亚经济和中俄关系的发展。

关键词:中俄关系;商路;使团

 

 

一、 托博尔斯克———早期俄国来华商路的枢纽

 

　　托博尔斯克城位于托博尔河和额尔齐斯河的交汇处,是早期俄国通向中国的枢纽城市。该城建于1587年,是俄国在西伯利亚最早建成的堡寨之一,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曾为西伯利亚总督官署所在地。早在巴伊科夫出使中国之前,托博尔斯克就已经是西伯利亚的贸易中心城市。这里云集了来自各国的货物,其中包括中国货。为发展西伯利亚经济,伊凡四世政府规定:“凡布哈拉、喀尔木克和哈萨克等族的人携带商品前来的,可准许他们免税进行贸易。”[1]西伯利亚城市托博尔斯克、秋明、塔拉和托木斯克的贸易因此而发展起来,其中以托博尔斯克城规模最大。《洛根海外纪行(1611—1612年)》中谈到了当时托博尔斯克城的繁荣景象:“托博尔斯克是个商业兴隆的城市,塔吉克、布哈拉和鞑靼等族的人都去那里做买卖,他们运来的货物包括丝绸、天鹅绒、丝毛织品、森达姆和金达克等等,在那里,大宗的布匹、锡、镴和铜都可以销得出去,紫貂、松鼠、狐狸、玄狐、狼獾和海狸等皮货储备也很多。”[2]

前往北京的商路开辟之后,托博尔斯克成为中俄贸易商品的集散地,俄国商队通常在此地购办赴华贸易的货品。俄国商品在冬季被运来这里,部分商品由此被运往塔拉(Та ра)、塞米巴拉金斯克(Сем ипа ла тин ск)、列别佐夫(Берез ов)、纳雷姆(На р ым)、托木斯克(Том ск)、叶尼塞斯克(Ени сей с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К ра сн ояр ск)、库兹涅茨克(К уз нец к)等地。中国和西伯利亚的商品则在夏末或春天到来之前被运达,参加托博尔斯克的商品交易会,除了在此地销售的一部分商品,剩余商品被运往俄国欧洲部分。因此,托博尔斯克成为中俄贸易的窗口。1652年,巴伊科夫被派到这里筹建与中亚、厄鲁特蒙古和中国人通商的基地并调查与中国通商的情况。[3]

从俄国欧洲部分到托博尔斯克的道路有三条。第一条:莫斯科(М о сква)—雅罗斯拉夫尔(Ярослав ль)—沃洛格达(Во логда)—乌斯秋格(У стюг)—索利卡姆斯克(Со ли кам ск)—韦尔霍图里耶(Верхотур ье)—图林斯克(Турин ск)—秋明(Тюм ен)—托博尔斯克(Тобо ль ск)。这条商路路线曲折,途经荒无人烟、气候寒冷的俄国北部地区,沿途河流众多,全长2388 (另一说2399)俄里。由于这条道路存在诸多不便,所以又开辟了第二条道路:莫斯科(М о сква)—穆罗姆(М ур ом)—下诺夫哥罗德(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索利卡姆斯克(Со ли кам ск)—维尔霍图里耶(Ве р х о т ур ье)—托博尔斯克(Тобо ль ск)。这条道路偏南,水陆结合,途经奥卡河(О ка)、伏尔加河(Во лга)和卡马河(Кам а),缩短了36俄里,然而路上时常有强盗出没,并且商人们在经过大城市时需要支付更多的费用。于是,

又开辟了第三条由莫斯科至托博尔斯克的路线:走水路,沿莫斯科河、奥卡河、伏尔加河、卡马河到达索利卡姆斯克等地。尽管此路有诸多方便之处,却比第一条路长58俄里,比第二条长94俄里,因此只有去马尔卡里耶夫(Мар ка р ьев)或者喀山方向的人才走这条路。[4]

 

二、 从托博尔斯克到北京三条来华商路的开辟

 

　　俄国使团或商队在托博尔斯克整顿后,继续踏上前往北京的征途。总的来讲,早期来华人员先后开辟了三条通往北京的道路,按时间顺序分别为西路、东路和中路。西路和东路由使团开辟,中路由私人商队开辟。

1.西路贸易通道

由巴伊科夫使团开辟的西路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贸易通道。1654年,使团从托博尔斯克出发,溯额尔齐斯河抵达亚梅什湖,穿越准噶尔游牧地西蒙古草原,经归化、张家口、宣化、鸡鸣驿、土木堡、怀来、岔道口、南口、昌平等城市,历时21个月抵达北京。[5]这条道路缺乏水源,商队有时还会遭到袭击,十分艰险,因此,过往俄国商队都有军役人员随行并由厄鲁特蒙古人护送。《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前,这条路线既是中俄直接贸易的主要路线,也是间接贸易的主要路线,中亚商人和俄国商队都经这条道路来京贸易。1658年的佩尔菲利耶夫、阿勃林商队, 1668年再次来华的阿勃林商队都选择了此路。西部贸易通道经过额尔齐斯河流域,由此推动了沿岸城市的发展。由于额尔齐斯河提供了自西伯利亚到中国的便利航线,使其沿岸的贸易中心城市如托博尔斯克、秋明、塔拉等变得更加繁荣。

厄鲁特蒙古游牧地也是俄国商队取西路前往中国的必经之地,西部商路的开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俄国人和厄鲁特蒙古之间的贸易。俄国人在势力范围到达额尔齐斯河流域后,与厄鲁特蒙古建立了贸易联系。厄鲁特蒙古受到游牧经济的限制,其所需日常用品依赖于同俄国人的贸易,因此他们允许俄国人经过其领地前往中国。而俄国人同厄鲁特蒙古的最初交往,则意在打探前往中国的道路和招降厄鲁特蒙古,俄国政府多次派遣使节到西蒙古草原号召厄鲁特王公臣服于俄国的统治。尽管如此,西部商路的开通仍给厄鲁特蒙古带来不少益处。比较积极、活跃的俄国—厄鲁特贸易是从17世纪中叶开始的。为鼓励贸易,俄国政府向厄鲁特蒙古提供税收优惠。1646年,沙皇写信给巴图尔珲台吉,允许他的臣民在西伯利亚城市进行免税贸易。[6]俄国商队途经厄鲁特蒙古游牧地时,常于人口聚集之地停留数日,同当地的蒙古人贸易,厄鲁特人可趁机换取必要的商品。17世纪80年代,噶尔丹兴兵进攻喀尔喀蒙古,战争阻断了这条路上的商队往来,不仅俄国商队的贸易受到影响,厄鲁特蒙古的贸易经济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

2．东路贸易通道

西路商道因蒙古战事中断后,东路成为俄国商队来华的主要通道。1670年4月,尼布楚军政长官达·阿尔申斯基派遣尼布楚军役人员伊·米洛瓦诺夫等人前往北京。米洛瓦诺夫等人从尼布楚出发,经过通古斯人居住地抵达额尔古纳河,由额尔古纳河经蒙古人领地行抵根河,再经巴尔古特人游牧区抵达海拉尔河,随后溯扎贡河而上,经达斡尔农民住地到达脑温江,来到当时的脑温城(距今日齐齐哈尔不远),此后转向西南,穿越草原,经山区过蒙古东南地区前行至长城要塞喜峰口,再由此经遵化、蓟县、三河、通州等城市至北京。[7]

东路通道比经西蒙古草原来京的路线要近,从脑温城经喜峰口来京共计1200多公里,驼载骑行3个星期就可以到达。它经过满洲地区,那里是清朝的龙兴之地,有清军守卫,到了脑温,当地清朝官员便会提供粮秣车辆护送俄国商人到京,因此这是一条相对安全的商路。斯帕法里使团和伊兹勃兰特使团也是经东路来京。[8]

米洛瓦诺夫使团开辟东路之后,东路上的中俄贸易很快发展起来。据叶尼塞斯克海关统计, 1672年俄国商人经东路向中国输出了13 000多张貂皮。1678年客商卢津的代理人伊凡·马克西莫夫商队经此路前往北京。[9]

《 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中俄边境商业活动中心向东移至尼布楚,东路贸易通道成为最繁忙的一条商路。俄国于1693年派出的第一支官方商队经此路来京。1697年之前往来于这条商路的主要是私人商队, 1698年之后则全部是官方商队。俄国官方商队垄断京师贸易后,所有其他商路上的商队活动都受到了限制。为了加强对赴华俄商的管理,俄国政府明令俄

商只能从尼布楚一地进入中国,“并令在其他各路设卡,务使一切商队及任何俄国商民不得绕道而行” [10],同时请求清政府协助管理,对从其他道路绕行的商人一律拒绝入境。[11]一时间,东路成为俄国商人来华贸易的唯一路线,相当数量的人利用了该道路。为配合贸易活动,俄国政府还加强尼布楚的基础建设。据记载:“1700年,俄国政府颁布了在尼布楚建造商场、砖砌的货栈和冰窖的训令。”[12]

除了尼布楚互市,中国方面的黑龙江互市也以齐齐哈尔为中心发展起来。齐齐哈尔是经满洲地区到达北京的必由之路,俄国商队在这里递交公文,有的直接在这里进行贸易不再前往北京。1722年库伦互市和京师互市中断后,齐齐哈尔成了唯一幸存的中俄贸易市场。[13]

《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两国约定在东部边境建立祖鲁海图贸易点。由尼布楚前往祖鲁海图的路线有两条:一条从尼布楚走陆路或穿越草原前往祖鲁海图(全长366俄里),另一条沿石勒喀河抵达额尔古纳河河口,然后逆额尔古纳河而上,抵达祖鲁海图。但是因祖鲁海图位置偏僻,这里的贸易一直较为萧条。最后一支去中国的官方商队经过这里的时间是1736年,返回途中,商队走的已经是经过色楞格斯克的道路。[14]

俄国政府实行官方贸易垄断政策后,私商纷纷转往库伦贸易,京师贸易逐渐衰落,东路贸易通道的中心地位被中路所取代。

3．中路贸易通道

中路贸易通道由色楞格斯克出发,到达楚库柏兴,经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处入境,走库伦、张家口一线来京。与以上两条商路不同,这条路不是由国家商队开辟的,而是私商活动的结果。据记载:“1674年8月,加夫里拉·罗曼诺夫,客商叶夫斯塔菲·菲拉季耶夫手下人,从色楞格斯克经由蒙古草原去中国经商。”[15]这大概是经过北蒙草原前往中国的第一支俄国商队。早期经中路来京的使团是伊兹玛伊洛夫使团和萨瓦使团。戈洛夫金使团也是走此路进入中国境内,但是因礼仪之争,使团未能走出库伦便被遣返。

中部商路虽然很早就为人所知,但因准噶尔蒙古和喀尔喀蒙古之间的战争使道路阻隔而一直未被充分利用。只有为准噶尔蒙古人效命的布哈拉商人在这一时期频繁利用了这条商路。根据亚力山德罗夫的研究, 1684年11月,以护送准噶尔外交代表为名,一支由90峰骆驼组成的大型布哈拉商队经北蒙草原抵达伊尔库茨克,运去了各种各样的中国花缎、粗布、棉花、茶叶、烟草等货物;1685年10月,又有一支由130峰骆驼组成的商队到达伊尔库茨克; 1686年到达伊尔库茨克的是一支由172峰骆驼组成的更大的商队。[16]1704年,萨瓦季耶夫商队归国和1705年奥斯科尔科夫商队来京,都选择了这条经库伦、色楞格斯克,横穿蒙古草原的中路商道。

俄国商队充分利用这条道路,是在政府实行官方贸易垄断政策之后。1706年,俄国政府颁布《对中国进行贸易的一般规定》,“在西伯利亚的商人和军役人员不得进行毛皮贸易”,“未经特许,商人不得向中国输出其货物,违者处死”。 [17]此后,俄国私商穿越蒙古草原,前往库伦贸易。中路成为中俄贸易最繁忙的一条商路。

《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中俄贸易中心移至恰克图买卖城贸易圈。18世纪初,俄国人发现了一条从托博尔斯克前往恰克图最短的道路,即经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抵达伊尔库茨克,在那里走水路前往恰克图。恰克图开市的时间在1月初或更早时候,所以商人们通常在秋季到达伊尔库茨克。[18]由于贝加尔湖风浪较大,为确保安全,有时也走陆路。1797年,俄国政府饬令修建了一条环贝加尔湖的道路。[19]渡过贝加尔湖后,沿色楞格河经乌金斯克和色楞格斯克抵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堡塞,在这里卸下商品,穿过一片广阔的沙地,将之运往恰克图。由于这片沙地的缘故,色楞格斯克的居民被称作“沙箱里的人”。 [20]从恰克图前往北京需穿越茫茫戈壁,那里没有人烟、马匹、食品、骆驼、饲料、水和木柴,所有生活物品,就连木柴也必须随身携带。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恰克图贸易的衰落,中路通道失去了以往的地位。

 

三、 对西伯利亚经济及中俄关系的影响

 

1．中俄商道的开辟极大地促进了西伯利亚经济的发展

首先,商路的开辟促进了沿线城市的发展。由于贸易的吸引,加之俄国政府鼓励向西伯利亚移民,靠近商路沿线和贸易中心城市的西伯利亚居民、商人和房屋数量明显增加。根据俄国政府1745年和1763年的男性人口普查结果,西伯利亚省人口增长了8—33%。伊尔库茨克省和叶尼塞斯克省的各城市,除尼布楚人口因商人改道色楞格斯克和伊尔库茨克而减少10·5%外,其他城市人口增加了6—38%。位于恰克图附近的色楞格斯克和伊尔库茨克人口分别增长了37·6%和31·2%。[21]

其次,中俄贸易是西伯利亚居民生存的重要保障,经各条商路运来的中国商品满足了西伯利亚居民的日常需要。两国贸易顺畅时,中国料子,如纺绸、土布、大布等是当地居民的主要衣料;茶叶在16世纪通过蒙古人传入俄国,逐渐成为俄国人必不可少的饮品;另外,瓷器被用来当作餐具和饰物,等等。

此外,商路的开辟带动了西伯利亚相关产业的发展。随着两国贸易的进行,西伯利亚的狩猎业、造船业、运输业、农业、纺织工业都得到迅速发展。

2．中俄商路的开辟使发展对华贸易成为俄国早期对华政策的重要出发点

商路的开辟,便利了交通,带动了中俄贸易的发展。在开展对华贸易之前,西伯利亚毛皮主要售往欧洲,但是同欧洲、波斯、土耳其等国的贸易不足以售出俄国国库的全部毛皮。来华商路开辟后,中俄贸易为堆积在俄国国库中的毛皮找到了庞大的销售市场。中俄贸易额在18世纪后半叶占俄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9%,占对亚洲贸易总额的67·6%,居于首位。对华贸易还给俄国国库带来了巨额税收。1760年和1775年俄国政府从对华贸易中获得的税收分别占到关税总收入的20·4%和38·5%。[22]

对华贸易大大增加了俄国国库的收入,维持了庞大的战争开支,同时加强了西伯利亚地区的稳定。因此,俄国政府积极致力于发展对华贸易,将其作为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出发点。一方面,俄国政府频繁遣使来华交涉贸易问题,早期来华的俄国使节皆身负重要的商业使命。在尼布楚谈判和恰克图谈判中,俄国外交代表将贸易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最终通过《尼布楚条约》,俄国获得来京贸易的权利,通过《恰克图条约》,俄国得以实现在两国边境地区建立恰克图、祖鲁海图贸易圈的愿望。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对华贸易,俄国政府不得不在清政府极为关注的准噶尔问题以及边界逃人问题上持谨慎态度,甚至作出一定妥协。乾隆年间三次闭市的顺利解决,与俄国对中俄贸易的依赖有着直接关系。

3．中俄商道的开辟为早期中俄关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首先,商路的开辟便利了两国通使。早期俄国来华使臣多数具有商使合一的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商人,又是代表俄国政府的使节,因此,商路的开辟同时也打开了中俄外交的通道。历届俄国来华使团以及中国的图理琛使团、托时使团和德新使团等便是沿着这些商路往来于两国之间的。商路的开辟为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条件,并在客观上促进了两个远隔万里的政府之间的相互了解。

其次,中俄贸易互惠互利,为两国人民带来好处。尽管清廷对贸易本身并不感兴趣,但是从事对俄贸易的中国边民,主要是山西商人却从中获得巨大利益。晋商在西北茶叶贸易中有“三倍之利,故营此业者,家数之多,资本之厚,为西北商业之冠” [23]。就俄国方面而言, 中俄贸易不仅满足国家的战争开支,还解决了西伯利亚地区移民的生存问题。

最后,商道的开辟有利于中俄两国边境地区的稳定。清政府成功地利用贸易问题作为调节两国关系的杠杆,同俄国划分了东段和中段边界,遏制了其向南推进的步伐,并促使俄国在准噶尔问题上保持中立,而俄国方面也通过中俄贸易巩固了其在西伯利亚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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