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高丽布的输入及其用途

孙雨苗

【摘 要】高丽布作为一种外来面料，很受清廷重视，尤其在皇室丧葬、祭祀以及宗教场合中占重要地位。皇太极统治时期，在政治、经济形势的推动下，高丽布输入量呈爆发式增长，其输入途径由强制贸易等方式转化为稳定的朝贡模式。入关后高丽布在服用、赏赐等方面的用途逐渐减少，因此清廷大幅削减朝贡高丽布的数量。但终清一代，清廷强调高丽布在皇室祭祀场合不可替代，体现了宫廷对于传统习俗的坚守。高丽布在清代宫廷的发展历程反映了满族文化的吸收调整性和保持传统的坚韧性。

【关键词】清代；宫廷；朝贡；高丽布；满族文化

一、 清宫高丽布的含义与种类

在分析高丽布的输入和用途之前，首先要明确高丽布的含义。高丽布来自朝鲜国无疑，但研究者对其材质有不同看法。章新称“苎布即所谓高丽布”4,显然将其认定为麻织物。5另有研究者将丝、棉、麻织物都归进高丽布的范畴。6但实际上，清宫高丽布仅指朝鲜输入的棉布。清代官方辞书《御制增订清文鉴》将高丽布(满文solho boso)释为“称朝鲜国的boso为高丽布”7,其中boso为“棉线(满文kubun i sirge)所织”8,即棉布。《清文鉴》虽将boso的汉文注为“布”,但这与汉文语境中“布”的含义有差别，对此，清代档案以及朝鲜方面的用词更准确。如崇德元年(1636),《满文老档》记载朝鲜历年进献的各色boso, 9在《朝鲜实录》中被记作“杂色木绵”10;而康熙、乾隆年间的满汉合璧档案中则将boso记作木棉或木绵。11朝鲜进献给清廷的棉布有多种，高丽布是这些棉布的统称。雍正九年(1731),内务府将高丽布变价时奏称“查库内现存头等次等各色生熟高丽布共四万八千五十匹”12,可见高丽布包含不同档次、颜色的棉布，且有生、熟之分。

高丽布的档次可能是根据布的粗细来区分。《满文老档》载，崇德元年朝鲜进献有“粗白布”(满文muwa šanggiyan boso),而其它boso前则无“粗”字，13应是较为细密的棉布。朝鲜《万机要览》14载，各地上贡的纺织品定价不同，其中棉布有“七升”“九升”之别，“升”是标示面料粗细的单位，类似于现在纺织行业中纱线的“支”,“七升白绵布，每匹一石五斗，……九升白绵布，每匹二石”15,可见九升棉布更细密，价格高。

关于高丽布的生、熟之分。档案载，崇德八年，朝鲜送来的棉布中有“平常白布一千四百匹、生布七千匹”16;乾隆六年(1741),朝鲜年贡有“白木绵一千匹、木绵二千匹”,二者在同档满文中被分别记作šanggiyan boso和eshun boso, 17其中eshun意为“生、不熟”,即其中2000匹是生棉布，另外1000匹应是熟棉布。相对于熟布，生布未经煮练，大部分天然杂质还存在，布面较黄，渗透性差，而经过煮练的熟布已无杂质，吸水性好，有利于后续印染。18

高丽布的颜色多种，本文查阅所见的材料中共出现了六种，其中白色数量最多，蓝色、黑色次之，另外还有少量红色、绿色和黄色。这里需要加以解释的是蓝布和黑布。蓝布有两种：一种是较容易理解的“蓝布”,满文作lamun boso, 《御制增订清文鉴》将lamun释为“称同蓝靛花一样的颜色为蓝”19;另一种蓝棉布汉文记作“佛头青布”,满文作mocin, 释为“称细美红青色的棉布为佛头青布”20,那何为“红青”呢?“红青”满文作fulaburu, “称一切有银红光的蓝(lamun)为红青”21。由此推知，佛头青布是一种泛着银红光的蓝布。黑布与此情况类似，也分两种：一种是“青布”,满文作yacin boso, 满文中有“青”(yacin)、“黑”(sahaliyan)之别，《御制增订清文鉴》载“称黑色为青”22,又载“称最青(umesi yacin)为黑”23,即二者皆为黑色，颜色深度有差别，“青布”即普通的黑棉布；另一种黑棉布汉文记作“毛青布”,满文作mocin samsu, “称细美的青布(yacin boso)为毛青布”24,可见毛青布是黑色棉布中的上品。有学者认为毛青布和佛头青布都是深青色，很可能是同一类型纺织品的不同称谓，25但细究满文的定义可发现，它们在颜色上有区别，其共性是比普通棉布精美。

二、 高丽布的输入途径及数量变化

入关前，高丽布通过两种方式输入后金(清),崇德元年之前主要通过议和礼或强制贸易的形式，崇德元年之后以朝贡为主。朝贡这种方式在入关后被延续下来，这成为高丽布输入清宫的唯一途经。26同时，高丽布的输入数量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

高丽布进入女真社会，至少可追溯至明代，《女真译语》中即有高丽布一词，音译为“素罗斡博素”27。但至努尔哈赤统治时期，高丽布少见，这可能与该时期留存的史料较少有关，但努尔哈赤建立政权后与明、朝鲜关系颇为紧张，这自然也会影响女真社会获取朝鲜纺织品的途径。《满文老档》载，天命八年(1623),因朝鲜三次派遣的使臣都将贡物藏匿，努尔哈赤命将其尽取之存于公库，其中有“红布(fulgiyan boso)一百匹、青布(yacin boso)一百匹”28。此时朝鲜对后金态度消极，事大明朝的立场非常坚定。

皇太极统治时期是高丽布大量输入的阶段，这一时期又可细分为两个阶段，以崇德元年为界。天聪年间，清廷主要以议和或强制贸易的方式来获取朝鲜棉布。天聪元年(1627)的丁卯战争29中，朝鲜国王派王弟前来议和，王弟“携至马百匹、虎豹皮百张、绵绸葛布四百匹、布(boso)一万五千匹”30。天聪四年，皇太极派英古尔岱率人去朝鲜取17万匹高丽布。满文老档载，该年六月初十日，

英古尔岱致书云：“(五月)二十三日渡镇江河讯问，知佛头青布尚未运至。因驴骡羸瘦，遂分兵为三，其二留于镇江岸，其一率往安州，催办佛头青布(mocin)。时闻得佛头青布十二万，已于初六日运至义州。其余五万佛头青布，俟催办牛驮，由内地运至。”31

这一事件在《朝鲜实录》中也有记载，朝鲜仁祖八年(1630)六月四日，“金差以人参求易青布，俊耉不能副其意。至是，龙胡怒入安州，折辱边帅。”32安州即英古尔岱率领一支小分队去催办之地。可见朝鲜对后金的强制贸易虽有抵抗，但结果仍如后金所愿，所获数额巨大。天聪八年，后金再遣“英俄尔岱、马福塔等往朝鲜贸易”33。

天聪年间后金也试图建立朝贡的模式来获取高丽布，但效果并不理想。记录《朝鲜实录》的官员在仁祖十四年(1636)回忆称，“自丁卯(按：天聪元年)以来，输岁币于金国者，……白布四百匹、杂色木绵二千匹、正木绵五千匹”34,似乎自天聪元年开始，朝鲜就每年贡7400匹棉布，但实际并非如此。天聪六年，皇太极遣人去朝鲜定年贡，要求“各种细布(narhūn boso)一万”35,使者回报“朝鲜国王于我所定数额，止给十分之一”,皇太极令“勿受所进礼物，逐之还”36。在后金的压力下朝鲜于次年送来贡品，当时“汗与大贝勒及诸贝勒集于大衙门，将朝鲜国王李倧贡物陈于衙门前红案毕，引来使兵部侍郎朴禄相见。时召汗之福晋之大嬷嬷、小嬷嬷及舅乌克善二妻、额驸满朱习礼之妻等入衙门观看朝鲜国贡物，命坐于汗之侧，令来使跪见”。并赐每人“毛青各三十匹，白布各五十匹”37,此年虽未记录具体数额，但数量应不少。天聪九年，朝鲜使者送“白布四百、红布三百、青布三百、蓝布四百、素布一千、粗布五千”38,共7400匹，与前述《朝鲜实录》所载吻合。由此看，7400匹应是双方协商、折中的结果。

崇德元年丙子战争39后，年贡棉布数量调整至10400匹。40崇德二年(1637),再次调整至11400匹，其中“各色细布一万匹、素布一千四百匹”41。崇德四年，朝鲜贡有“佛头青布一千四百匹、红布五百匹、蓝布五百匹、青布四百匹、白布一千四百匹、绿布七千二百匹”42,合计共11400匹，符合崇德二年所定数额。崇德八年，朝鲜朝贡的棉布总量是11300匹，其中“细布一千五百匹、红布五百匹、蓝布五百匹、青布四百匹、平常白布一千四百匹、生布七千匹”43。整体上看，崇德年间高丽布的年输入量基本稳定。44

顺治朝及以后，清廷不断削减朝贡高丽布的数量，且以顺治年间减幅最大。顺治二年(1645)减“诸色木绵布四千一百匹”45;顺治四年减“木绵二千一百匹”46;顺治八年朝鲜年贡棉布数量仅剩“五千匹”,且被继续减免“六百匹”47;康熙年间又削减了红、黑、蓝三种颜色的棉布；48雍正元年(1723)又“酌减布八百匹”49。乾隆年间每年定额为3000匹，50尚不及崇德年间的1/3。

为何皇太极统治时期成为高丽布输入的高峰时期?其成因可从三个层面来递进考虑。首先，当时后金社会对棉布产生了大量需求。通过战争掠夺或接受投诚，后金增加了大量人口，棉布是当时理想的制衣面料。努尔哈赤曾告诫诸子与众大臣，勿高价购买缎匹，“须思济众，勉于多购俭省之物”51,而棉布则是“济众”之首选。正因如此，棉布在这一时期成为重要的赏赐品。如天聪元年至四年，蒙古各部台吉等来投后金，后金给予的赏赐中棉布居多；52崇德年间清廷征虎尔哈部落，对所获人口的赏赐也以棉布居多。53

其次，后金的棉种植和纺织产能无法满足这种急剧增长的需求。萨尔浒战役后，被俘虏至建州女真的李民寏看到“女工所织，只有麻布”54。满文老档载，天命元年“始行养蚕，于国中推广种棉”55;天命六年“清点田亩，平均每丁给粮田五饷、棉田一饷”56。织棉发展更滞后，以至于努尔哈赤对棉布有狂热的需求。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号召扎鲁特布之厄勒哲依图岱青一起攻打明朝，称攻打之后将其人口“带至我处，使之织以绸缎、蟒缎、毛青布、蓝布，亦为善也”57。努尔哈赤非常看重织匠，给予特殊优待，织匠不需服其它差役，被努尔哈赤称作“至宝”58,这反映了当时后金社会织匠的稀少。皇太极在天聪七年称“朕亦谓资之他国，终不如使民自力，下令督织，已经五载矣”59。由此可见，当时后金的棉种植和纺织产能很低。

第三，选择朝鲜是经济、政治的综合推力。努尔哈赤起兵反明之前，可通过贸易从明朝获取棉布，但双方交战后这一渠道受阻。皇太极曾致书朝鲜称：“至贵国之闭市，得毋以我国人民衣服之需，必资贵国，因欲相困乎?”60朝鲜回应“近来中国严禁物货，不许出境，国内汉货，今已乏绝”61。明朝的封锁使后金陷入生活困境，从地理位置上看，朝鲜是当时唯一的选择。同时，新建立的政权也急需争取朝鲜的认可，贡品代表臣服，皇太极在反驳朝鲜降低贡品数量的请求时称：“尔国所贡之物，匪尔之惠，匪我之求，皆因尔国无故助明侵我，自启衅端，后乃势穷归命，愿纳岁币以图存。”62高丽布的输入途经和数量以两次战争为分界点，由此可见贡品与政治的紧密联系。

三、 入关后高丽布的用途变化

如前文所述，清廷在入关前主要将高丽布用于制衣和赏赐，赏赐的对象较为广泛，包括蒙古、女真、汉族等投诚者或俘获的人口。入关后，高丽布的使用场景和数量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用途可分成三类。

第一，内廷宫分和服用。

这可看作是入关前制衣穿着的延续，但是使用数量明显下降。《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载，每年内廷宫分中，皇太后有高丽布10匹、皇后10匹、皇贵妃8匹、贵妃6匹、妃5匹、嫔4匹、贵人3匹，另外还有皇子、皇孙等福晋皆按等级有定额。63高丽布也做成衣供外国使者在京穿着，如同治四年(1865)琉球使者进京，接待的官员向广储司领过高丽布为使者做棉袄等。64但这些整体用量不大。乾隆十九年，内务府调查高丽布的使用情况时奏称“查内庭宫分并做手巾各处领用，每年约用二百余匹”65。但需要强调的是，在冠服制度中，皇帝的行带要使用高丽布，其用量虽微小，但其地位可见一斑。

第二，赏赐。

这也延续了入关前的习惯，但赏赐对象只剩赫哲费雅喀66等东北边疆部落。这些部落归附清廷后，清廷建立了“贡貂赏乌林”67制度，赏赐中一直有高丽布，但随着时间推移，高丽布在赏赐的纺织品中所占比例逐渐减少。清入关后，有了更多渠道获取多种纺织品，盛京的棉纺织也得到了发展，对于清宫、盛京以及蒙古来说，高丽布不再珍贵，而赫哲费雅喀等部落纺织水平仍十分落后，同内地联系较少，高丽布仍是较好的面料。

第三，丧葬、祭祀和宗教活动。

这是入关后高丽布用途的鲜明之处。丧葬方面，道光三十年(1850),皇帝点名要“白高丽布缟素一件”68;咸丰十一年(1861)为办“大行皇帝大事”,内务府称“所有本处应行备差穿孝之官员、笔帖式、达他、栢唐阿、领催、匠役人等前于七月二十日行白文向缎库领取过孝布四百匹、高丽布三十匹”69;慈安太后升遐南苑，南苑官员奏称“官员兵役等均应穿孝，应领细高丽布八十五匹、白布二百四十二匹”,由掌仪司“给发高丽布四十匹、白布六十五匹”70。陵寝祭祀方面，雍正六年，营理陵工修造事务郎中致书内务府，昭西陵“成造漏子需用高丽布三丈六尺”71;乾隆七年，盛京留用的高丽布中，“陵寝祭祀装果品、盛芝麻、蘑菇、枸杞，并盖床桌等项，做口袋、挖单，用高丽布一百二十九匹二丈七尺……陵寝油饬龙供桌等项用高丽布二十一匹五丈五尺一寸，陵寝茶饭房做挖单等项用高丽布五十六匹三丈六尺，礼部隔祭祀奶油、蜂蜜、酒等项用高丽布十一匹二丈二尺”72。这些丧葬祭祀中使用的高丽布皆为白色，但清廷却将它与“白布”“孝布”区别开，单独强调。乾隆十九年，北京与盛京内务府官员就高丽布的使用问题进行了讨论，官员在讨论中强调“陵寝祭品、包袱等项，理宜全用高丽布，以昭诚洁”73。这足见高丽布的重要地位。

高丽布在一些具有满族特色的祭祀仪式中也有特殊地位。堂子立杆大祭仪注中，需将“黄高丽布神幡悬于神杆之上”74。坤宁宫大祭仪注中，“司香等用槐子煎水，染白净高丽布，裁为敬神布条”75。坤宁宫供朝祭的陈设中有盛索绳高丽布囊一个，76有研究者指出，恭王府的萨满祭祀中，在祭台后西山墙上悬挂高丽布囊，用来盛放子孙绳，寓意多子多孙，77坤宁宫放置的高丽布囊很可能取相同的寓意。在祭神所用的器皿中，有“沥酒与汤高丽布小方”78。另外，一些做衣服的用项实则也与宗教、祭祀有关，如内务府给辽阳莲花寺、地藏寺和尚做衣服，显佑宫、景佑宫做帐幔并给道士等做衣服，宝胜寺、永宁寺等处喇嘛做衣服，给盛京陵寝摆桌子人做衣服，礼部给喂饲牛羊之男女做衣服等。79

综合来看，清入关后，清宫高丽布的服用、赏赐等价值逐渐衰减，因此在朝贡高丽布数量被不断削减的同时，内务府仍有剩余并多次变卖。如雍正九年，内务府查出库存有各种高丽布48050匹，变卖了其中30000匹；80乾隆四年，内务府又变卖了头等、次等高丽布共5700匹；81道光十七年，内务府再次变卖库存高丽布。82但同时，高丽布的象征含义却逐渐凸显。高丽布每年以较少的数量，活跃在皇室丧葬、祭祀以及宗教等场合，它被赋予了“洁”的品质，即使清宫有了更为丰富的可替代面料，它的地位却延续传统，不容动摇。

结论

高丽布作为一种外来面料，在清宫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而这种地位显示出与传统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通过考察清宫高丽布的输入数量及用途变化，分析高丽布融入清宫并扎根于此的路径。高丽布输入清宫数量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皇太极统治时期是终清一代高丽布输入量的高峰，后金(清)政权极速扩张与自身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大量的棉布缺口，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推动下，高丽布输入量呈爆发式增长。其输入途径由天聪年间的强制贸易、议和礼等形式转化为崇德年间稳定的朝贡模式，朝贡模式在入关后被延续下来，成为高丽布输入清宫的唯一途径。而皇太极统治期间正是后金(清)各项制度的创立发展期，高丽布自然地进入其中并扎根于此，这对它入关后的地位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入关后，随着政权统一和疆域拓展，清宫纺织品的来源变得广阔而丰富，因此高丽布的服用、赏赐等价值不断衰减。清廷主动且大幅削减朝贡高丽布的数量，至乾隆年间稳定在每年3000匹。但数量较少的高丽布并没有完全消失，它反而以“洁”的品质在皇室丧葬、祭祀场合中保持稳固的地位。使用高丽布代表了祭祀者对祖先、天地神灵的“诚”意，这一特点在皇帝和官员间具有共识。即高丽布实用价值逐渐衰减的同时，它扎根在满族文化的那部分，依然被后代统治者作为对传统的坚守而保留下来，高丽布不再是简单的朝鲜棉布，而是一种延续满族传统的象征。

文章转引自《历史档案》2023年第4期第94-101页。

注释

1高丽布一词有不同含义,单就清代史料中出现的高丽布而言,可分成两种,一种是与清宫相关史料中所记载的朝鲜纺织品,另一种是江南地区方志等史料中记载的本土纺织品,本文的讨论仅限于前一种,其它作另文探讨。

2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03《志七十八·舆服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037页。

3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7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03页。

4章新:《清代宫廷外国织物的来源与用途述略》,载任万平、郭福祥、韩秉臣主编:《宫廷与异域——17、18世纪的中外物质文化交流》,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9页。

5苎布的原料是苎麻,麻织物中的上品。

6刘永连、刘安琪:《朝鲜朝贡参考》,《东疆学刊》2020年第1期,第60页。

7《御制增订清文鉴》卷23《布帛部·布帛类第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3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78页。

8《御制增订清文鉴》卷23《布帛部·布帛类第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32册,第779页。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18册,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991页。

10《朝鲜仁祖实录》卷32,仁祖十四年二月己卯。此处“木绵”即指棉布。古无“棉”字,棉种植和纺织技术普及后,文献中常用“绵”字来指称,或记作“木绵”,后逐渐出现“棉”字,清代常混用。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礼部为交送朝鲜国恭进谢恩礼物事致总管内务府,康熙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档号:05—13—001—000001—0098;内阁题本,三泰题为朝鲜国王遣使送上万寿元旦冬至礼物事,乾隆六年二月初四日,档号:02—01—005—022738—0006。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总管内务府奏为遵旨查明广储司存高丽布高丽纸数量分别留存发卖事,雍正九年三月十七日,档号:05—0001—027。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18册,第991页。

14朝鲜纯祖(1800-1834年在位)时期编写供国王参考的有关财政和军制的书。

15(朝)徐荣辅:《万机要览》财用编一《各贡》,朝鲜总督府中枢院1937年版,第110页。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4辑,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6页。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题本,三泰题为朝鲜国王遣使送上万寿元旦冬至礼物事,乾隆六年二月初四日,档号:02—01—005—022738—0006。

18煮练是棉织物加工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棉织物首先通过退浆去掉大部分浆料和天然杂质,但仍有一些杂质如蜡状物质、果胶物质、含氮物质、棉籽壳等存在,煮练可去除这些杂质,使面料更洁白柔软,增强吸水性。参见纪惠军主编:《印染技术》,东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19《御制增订清文鉴》卷23《布帛部·采色类第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32册,第785页。

20《御制增订清文鉴》卷23《布帛部·布帛类第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32册,第779页。

21《御制增订清文鉴》卷23《布帛部·采色类第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32册,第783页。

22《御制增订清文鉴》卷23《布帛部·采色类第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32册,第784—785页。

23《御制增订清文鉴》卷23《布帛部·采色类第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32册,第784页。

24《御制增订清文鉴》卷23《布帛部·布帛类第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32册,第779页。

25王业宏、刘剑、童永纪:《“清”出于蓝——清代满族服饰的蓝色情结及染蓝方法》,《清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110页。

26除了年贡,朝鲜在三大节日(万寿、元旦、冬至),也会按例向清廷进献纺织品,但这种礼单中只有各色绵绸和苎布而没有棉布,崇德年间已如此,乾隆年间的档案记载中也是这种结构,其纳贡模式显示出对入关前强烈的继承性。另外,朝鲜也会因其它事由不定期地向清廷贡献礼品,其中的纺织品也没有棉布。

27贾敬颜、朱风辑:《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54页。

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17册,第247页。

29天聪元年,后金以铲除明朝抗金将领毛文龙和“逃人”问题为借口与朝鲜开战,朝鲜军队匆忙应战,以失败告终,双方签订“江都之盟”,约为“兄弟之国”。参见白新良主编,王薇等著:《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210页。

3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18册,第624页。

3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18册,第771页。

32《朝鲜仁祖实录》卷22,仁祖八年六月壬子。

3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34《朝鲜仁祖实录》卷32,仁祖十四年二月己卯。

3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18册,第947页。

3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20册,第665页。

37其中“贝勒”原文写作“贝诸”,疑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17—18页。

3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156页。

39崇德元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朝鲜对此拒不承认,皇太极出兵征讨,朝鲜抵抗失败后降清。此战彻底扭转了中朝关系,朝鲜停止向明朝纳贡,转而以藩属国身份向清进贡。参见白新良主编,王薇等著:《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第220—227页。

40《朝鲜仁祖实录》卷32,仁祖十四年二月己卯。

4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242页。

4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438页。

4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4辑,第136页。

44顺治元年的两条记载显示,年贡高丽布数量在崇德末年升至18600匹,但这并非实际情况。《清实录》记载顺治元年,“各色细布一万匹,减五千匹;布一千四百匹,减四百匹;粗布七千匹,减二千匹”(《清世祖实录》卷11,顺治元年十一月庚戌)。同年《朝鲜实录》也载:“各色木绵一万匹,量减五千匹;布一千四百匹,量减七百匹;粗布七千匹,量减二千匹。”(《朝鲜仁祖实录》卷46,仁祖二十三年二月辛未)但双方记载应出自同一份敕书,《清实录》记载时间为顺治元年十一月,《朝鲜实录》记载时间为次年三月,恰为使者回程所需时间,因此这两条记载可视为一条证据。而之后朝鲜户曹上奏称“至于粗布七千匹,元非当初定数,而乃以减二千匹为言,殊未可晓。敕使留馆时,略已陈辨,依其言,令进贺使译官,质正于衙门。”(《朝鲜仁祖实录》卷46,仁祖二十三年三月庚戌)由此看,前述敕书所言“粗布七千匹”是被清廷任意添加,此前未与朝鲜达成一致,朝鲜并不认可。若减此7000匹,剩余之数基本与之前定额持平。从崇德八年朝鲜实际进贡11300匹棉布来看,所谓的18600匹并未真正实施过。

45《朝鲜仁祖实录》卷46,仁祖二十三年闰六月乙酉。

46《朝鲜仁祖实录》卷48,仁祖二十五年八月辛巳。

47《清世祖实录》卷53,顺治八年二月己丑。

4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礼部为交送朝鲜国恭进谢恩礼物事致总管内务府,康熙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档号:05—13—001—000001—0098。

49《清世宗实录》卷9,雍正元年七月辛卯。

5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总管内务府(广储司)呈为高丽绵绸等物用项单,乾隆七年元月二十九日,档号:05—0047—047。

5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19册,第13页。

52关孝廉译:《盛京满文逃人档》,《北京国际满学研讨会论文集》,1992年,第367—379页。

5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508页。

54辽宁大学历史系:《栅中日录校释建州闻见录校释》,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年版,第43页。

5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19册,第15页。

5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19册,第79页。

5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19册,第261页。

5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19册,第153页。

59《清太宗实录》卷15,天聪七年九月癸卯。

60《清太宗实录》卷15,天聪七年九月癸卯。

61《清太宗实录》卷16,天聪七年十月乙酉。

62《清太宗实录》卷13,天聪七年正月丁未。

63《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卷3《宫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3辑,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407—509页。

6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呈稿,德寿等为呈领成做琉球国进贡来使人等应得皮袄等赏物需用绸布银两事,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档号:05—08—006—000810—0049。

6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阿兰泰奏为遵议三陵祭祀以细布抵补高丽布给发事,乾隆十九年闰四月二十五日,档号:04—01—14—0027—037。

66清代档案中通常把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两岸和滨东海地区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赫哲费雅喀人,把库页岛上的少数民族统称为库页费雅喀人。参见成崇德:《清代边疆民族研究》,紫禁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210页。下文乾隆七年的档案中对此分别写作“黑者”“非雅喀”。

67赫哲费雅喀等族归附清廷后按人数上交貂皮并接受清廷赏赐,称“贡貂赏乌林”。“乌林”也作“乌绫”,满文作ulin,财物之意。

6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呈稿,广储司衣库为行取成做上用白高丽布缟素等需用缎绸纱布匹等项事,道光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档号:05—08—002—000449—0030。

6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呈稿,档房为恭备大行皇帝大事应行备差穿孝官员笔帖式达他等领取过孝布高丽布补行印文事,咸丰十一年九月初五日,档号:05—08—030—000405—0039。

7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呈稿,南苑官员等为领取大行慈安皇太后升遐南苑官员兵役等应穿孝应领细高丽布等项事,光绪七年四月初三日,档号:05—08—032—000016—0083。

7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工部为咨取昭西陵成造漏子需用高丽布匹事致内务府,雍正六年七月初五日,档号:05—13—001—000001—0079。

7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总管内务府呈为乾隆五年分盛京留用高丽布款项数单,乾隆七年二月十六日,档号:05—0047—075。

7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阿兰泰奏为遵议三陵祭祀以细布抵补高丽布给发事,乾隆十九年闰四月二十五日,档号:04—01—14—0027—037。

74(清)允禄等:《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7册,第672页。

75(清)允禄等:《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7册,第675页。

76(清)允禄等:《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7册,第717页。

77郑婕:《试论恭王府神殿布局及祭祀典制》,载恭王府管理中心编:《清代王府及王府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

78(清)允禄等:《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7册,第720页。

7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总管内务府呈为乾隆五年分盛京留用高丽布款项数单,乾隆七年二月十六日,档号:05—0047—075。

8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总管内务府奏为遵旨查明广储司存高丽布高丽纸数量分别留存发卖事,雍正九年三月十七日,档号:05—0001—027。

8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总管内务府奏为卖高丽纸高丽布事,乾隆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档号:05—0032—034。

8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总管内务府(广储司)奏为缎库变价高丽布内拣选堪用五千匹交敬事房事,道光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档号:05—0697—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