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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苏州商船赴日贸易史实辨析
荆晓燕
内容提要 顺治九年, 一艘赴日本贸易的苏州商船回国。史学界对该商船的赴日时间及贸易方式存在争议一说是年赴日, 在日本进行了八年的海外贸易一说是年或年私自出海, 交易完毕后即回国。本文根据明清档案及朝鲜史料对该事件的记载, 以及当时中国、东南亚、日本之间的贸易状况进行综合考察, 可以肯定该商船是于年前往日本, 并在日本与交趾之间从事贸易活动。
关键词 顺治九年 苏州商船 日本 交趾
顺治九年（1652）, 一艘赴日本贸易的苏州商船回国。史学界对该商船的赴日时间存在争议。安双成、关嘉录认为, 根据满文老档的记载来看, 该商船是1644年清军人关前后东渡日本贸易的,直到顺治九年回国, 其间相隔八年之久‘然而, 魏能涛在《明末清初苏州商船滞日八年辨伪》一文中, 对该商船的赴日时间提出质疑气他认为该商船滞日经商达八年之久, 是难以置信的, 理由如下：一 , 当时日本实行锁国体制, 对商船的管理体制比较严格, 一般“交易告竣, 乃命清舶回国” , 不会允许该商船在日本滞留八；二 ,当时日本实行丝割符制度, 日本官商对生丝实行包买, 因此交易很快便可完成, 不需八年之久；第三, 该船上有为数不少的船员, 他们在日本滞留八年之久, 根本无法维持生计；第四, 苏州商船滞日八年不动, 有悖常理；第五, 商人和船员在日滞留期间的生活费用和维修船只的费用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很难开销得起第六, 该商船回国时船上的物品中有人参、水银、铅、牛皮等, 这可能是中国输往日本的商品, 这些东西搁置八年之久是很成问题的最后, 清初日本与中国的民间贸易交往并未间断, 彼此间消息也传播得较快, 该商船不可能在顺治八年才得知明朝灭亡、清朝定鼎中国。据此, 魏能涛推断“这艘一六五二年在朝鲜海域遇难的苏州商船, 不是一六四四年赴日的, 很可能是年或年私自下海的商般”。
这段分析结合了当时中日双方的贸易政策和实际状况, 可谓是抽丝剥茧、丝丝入扣, 很见功力。然而, 作者的分析也并非无懈可击, 它存在两个问题：首先, 该商船确实是1650年或1651年私自下海的吗？其次, 该商船八年未回国就一定滞留在日本一地吗？它有没有可能从事日本与东南亚之间的海上贸易呢？
笔者发现了一则史料能够澄清这两个问题, 因为该船回国途中曾经漂流到朝鲜, 因此《朝鲜李朝实录》中留下了该事件的详细记载, 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现将该记载照录如下 ：
辛丑（朝鲜孝宗三年, 清顺治九年,1652）, 有汉商漂到于族义县, 县监李卓男往视之, 二十八人皆剃发着帽。旁有积尸, 裹以彩帛。问其所自来, 答云：“俱以南京苏州民, 行商日本, 才得回船, 忽遇咫风, 船败大洋中, 溺死者一百八十五人, 幸而生者只二十八人。而其所沉没财货甚多, 令善泅者捞出其十一。”则如狐、獭、豹、鼠之皮, 人参、铜铁、香蜡、增帛、衣裳、帐席、刀剑、器用之物, 各累千百。其中有苗珍宝者,颇解文字⋯ ⋯苗珍宝仍自写供辞, 恳请于卓男曰：“ 小商等以南京苏州府吴县人, 弘光元年奉旨过洋, 往贾日本。逮遭李子自成之乱, 且缘清朝侵伐南京, 弘光天子被害,天下汹扰, 小商等不敢回归, 转投交趾, 行商为业, 今至七年。窃闻清朝爱民如子, 故将还本土。
这则史料中也提到该商船商人是来自苏州, 时间、人数也都相符, 当是同一事件无疑。而且它进一步明确了赴日的时间, 即弘光元年（1644）。这则材料并非孤证, 因为这一事件在《明清史料》的一份户部残档中也有记载, 其中明确提到“查各商系流贼入寇时前往贸易, 非自本朝私行飘海者。臣等仰体皇仁, 议将二十八人俱放回原籍, 其原货并着领回。” 口这条材料进一步印证了该苏州商船确实是1644年前后赴日的, 而并非是“自本朝私行飘海者”。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史料中提到“小商等不敢回归, 转投交趾, 行商为业, 今至七年”。这就说明在这七年当中, 该商船并非滞日不动, 而是从事日本与交趾之间的海上贸易。如此一来, 《明末清初苏州商船滞日八年辨伪》一文中提出的种种疑问也就迎刃而解因为该商船在日本与交趾之间往来贸易, 并不需要在日本滞留很久, 因而也就不会违反日本对外国商船的管理体制。此外, 这种海上贩运贸易的利润是相当可观的, 那么商人和船员的生活费用和船只的维修费用也就不成问题了。这一切疑问都可以消解, 并没有什么悖于常理的地方。只是满文档案中所提到的该船人员直到顺治八年（1651）才得知明王朝覆灭、清王朝建立, 这似不可信, 可能是为该船迟迟不回国而找的托词。
这则史料中提到该船是“弘光元年奉旨过洋”,也是可信的。因为在利益的驱动下, 明末的中日民间贸易非常兴盛, 而南明政权迫于形势, 更进一步加强与日本的联系。政治上, 不断派人前往日本“乞师” , 寻求军事援助经济上, 双方的贸易往来也非常频繁。不仅如此, 南明福王政权甚至改变了以往的对日贸易态度, 开始准许赴日贸易, 并发给印信为凭。这在正史中虽未见记载, 但从《明清史料》相关题本中却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顺治六年（1649）《江宁巡抚土国宾揭帖》中提到洋商乔复初赴日本长崎贸易, 就得到了南明政权的允许 。顺治十年（1653）四月二十九日, 福建布政司右参政佟国器的奏章中也称“查明时各商开洋于日本诸国贸易, 俱准纳铜给票, 然后开口, 所禁者油铁、硝磺等物。” ,这里的“明”指的应该是南明政权。这样看来, 顺治九年回国的苏州商船称“弘光元年奉旨过洋”是可信的。一则可能是奉旨到日本采购军需物品, 即便不是如此, 这艘船也是得到弘光政权的印信而赴日贸易的。但当他们得知“清朝侵伐南京, 弘光天子被害”后, 结果是“小商不敢回归” ,这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的, 因为他们毕竟曾经属于清朝的敌对政权。
而此时日本实行锁国政策, 不便久留, 他们只好“转投交趾” , 从事日本与交趾之间的海上贸易。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当时, 日本和东南亚之间的贸易非常兴盛。早在日本实行朱印船贸易制度时期（1604-1633）, 日本就往东南亚地区派遣了大批商船从事海上贸易, 而其中对交趾的贸易最为繁盛。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统计, 自庆长九年（1604）至宽永十二年（1635）, 日本派往东南亚地区的朱印船一共有艘, 而仅前往交趾一地的就有艘, 占到了总数的21% , 非常引人注目。之后, 日本逐渐开始实行锁国体制, 朱印船贸易也随之停止, 但是日本与交趾之间的贸易往来并未因此而中断, 大批的商船仍不断从交趾前往日本贸易。这是因为日方知道很多在东南亚地区活动的商船实际是由华商经营的, 日本为获取中国货物, 也允许这些由华商操纵的所谓东南亚商船赴日贸易。《增补华夷通商考》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交趾, 此国古来钦慕唐国, 海陆之往来不绝, 故袭用唐国文字, 并尊奉唐之习俗及礼教。其地亦有许多唐人侨寓, 又有福州及漳州之商船航抵该国以办诸色之货东渡, 此乃为‘交趾船’。亦有居留该国之唐人承国主命般船赴日, 亦有土著之人随船而来。” 这段史料反映出一个重要的信息, 即当时从交趾前往日本贸易的商船大多是唐船, 也就是说这种贸易实际上大都是由华商来进行的, 只是因为商船从交趾出发, 才被称为“交趾船”。这样看来, 上文中提到的那艘苏州商船很容易就可以获得交趾船的身份, 从事交趾与日本之间的贸易, 而且环境很宽松。
综合以上的考察, 顺治九年自日本回国的苏州商船, 并非一定像魏能涛先生在《明末清初苏州商船滞日八年辨伪》一文中推测的那样是1650年或1651年前往日本。《满文老档》、《明清史料》、《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史料都显示它是1644年赴日的, 这是符合当时中国、日本、交趾之间贸易情况的,是完全说得通的。因此可以肯定, 该商船是于1644年前往日本贸易的, 直到顺治九年才回国。在此其间, 它依靠进行日本与交趾之间的贩运贸易来维持生计。澄清这艘商船的活动情况, 对于进一步研究清初的中国、东南亚、日本之间的贸易状况是有所帮助的。
参考文献：
1、安双成、关嘉录《清代的两起中日民间贸易活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1期, 页31。
2、魏能涛《明末清初苏州商船滞日八年辨伪》,《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3期, 页72。
3、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 页3822-3823，中华书局，1980年。
4、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已编上册），页272，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年
5、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己编上册）, 页155, 中华书局, 1987年影印本。
6、上揭《明清史料》己编上册, 页3110。
7、岩生成一《朱印船七日本盯》页35, 至文堂, 昭和四十一年（1966）。
8、西川如见《增补华夷通商考》, 转引自陈荆和《清初华舶之长崎贸易及日南航运》, 《南洋学报》1957第13卷1辑
（资料来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3期，转引自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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