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华侨经济援助的地域变迁及其原因

吴宏岐、于亚娟

发布时间：2012-6-30

摘要：辛亥革命的成功有赖于海外华侨的支持，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支持。如果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来考察，不难发现，在辛亥革命的不同历史阶段，海外华侨的经济援助实际上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点：在革命开端时期，华侨经济援助主要以美国、日本、中国香港等地为中心地；在革命发展时期，南洋则成为华侨经济援助主要来源地；而至革命高潮时期，华侨经济援助又由南洋向美洲扩展；到了巩固革命成果时期，随着革命影响的扩大，呈现出世界各地华侨积极捐助的新局面。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正是由于革命领导人个人海外经历与人脉、海外华侨居住地距离我国远近的地缘关系、各地华侨的数量及经济实力、改良派与革命派势力的变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华侨经济援助来源地才产生了明显的地域变迁。
    关键词：辛亥革命/华侨/经济援助/地域变迁

华侨之于辛亥革命的意义不言而喻。孙中山曾说“华侨有功于革命”、“华侨是革命之母”[1]2。他还进一步指出：“此次推翻帝制，各埠华侨既捐巨资以为军费，而回国效命决死，以为党军模范者。复踵相接，其坚忍勇往之忱，诚不可多得者也。”[2]399目前学术界已有不少论著从宣传革命、成立组织、投身战场等诸多视角对华侨之于辛亥革命的贡献进行了研究，①有些学者则对华侨的经济援助在辛亥革命期间的作用问题更为关注。②不过，这些既有成果多以个别国家或局部地区的华侨为考察对象，对海外华侨经济援助的地域变迁问题未能引起充分重视。本文拟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出发，对辛亥革命时期不同历史阶段华侨经济援助的地域特点、华侨经济援助地域变迁的形成原因等问题展开专题讨论，期望能对推动辛亥革命相关问题的深入开展有所助益。
    一、辛亥革命不同阶段华侨经济援助的地域特点
    广义的辛亥革命，是指自19世纪末到辛亥年成功推翻满清统治的几场革命运动，时间大约可从1894年11月兴中会的成立算起，一直到袁世凯复辟，其间又可划分若干小的历史阶段。虽然各阶段都得到了海外华侨的经济援助，但却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点。
    1.革命开端时期(1894年11月-1905年8月)：华侨经济援助以美国、日本、中国香港等为中心地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夏威夷州的檀香山创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口号。1895年2月，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会，并策动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同年8月，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中国同盟会共有9个支部，其中海外支部4个，分别位于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不过，孙中山早期革命是以美国、日本等国家和香港等地区为中心地的，这与当地华侨的支持特别是经济援助密不可分。
    
    从表1可以看出，美国、日本、中国香港等地华侨在革命早期就慷慨解囊，特别是美国华侨更是积极。其中檀香山华侨资本家孙眉，在1895年因募集军费，“以每头六七之价贱售其牛牲一部以充义饷”[3]21。旅港富商李纪堂在1902年广州起义时“担任发动费五十万元”，“经是役后，家业耗费过半”[4]159，最终为支持革命而至倾家荡产，被称为毁家纾难的富商第一人。可以说，正是在美国、日本、中国香港等地华侨的倾力支持下，孙中山的早期革命事业才有了较为坚实的经济基础。
    2.革命发展时期(1905年8月-1908年5月)：南洋成为华侨经济援助主要来源地
    随着孙中山和同盟会一些骨干分子先后转移到南洋，南洋的革命势力迅速增加。1902年秋冬，河内创立兴中会。1905年冬，在西贡成立同盟会分会。1906年2月同盟会在新加坡设立分会。此后同盟会“在南洋的势力，好像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5]38。1908年，仅南洋英、荷的殖民地就有同盟会分会和通讯处共100多个。由于腹地广阔且近邻革命的前沿地区，南洋地区随之成为起义后士兵的安置地和革命的补给供养地。
    1908年5月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后，大部分起义军将士退入越南境内，后又转送到新加坡安置，孙中山乃令南洋地区著名的华侨革命者陈楚楠“设法收容，各给相当工作，使免冻馁。楚楠于是开设中兴石山公司于蔡厝港，以安插彼等，且介绍槟榔屿、吉隆坡、吡叻、文岛各埠工厂矿场农场，使各得其所，而众心始安”[4]184。
    革命发展时期，南洋地区随之也成为华侨经济援助的主要来源地。南洋华侨“捐助军饷者，络绎不绝”。1907-1908年，孙中山领导的几次起义，共得到华侨捐款约20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捐了8万余元。[6]从表2可以看出，革命发展时期经费主要来源于南洋地区，尤其是越南、缅甸、新加坡等地。“到辛亥革命为止华侨的革命活动，无论是在人力和物力上都作出了不少贡献，华侨尤其是南洋华侨的贡献更为突出。”[7]79
    
    南洋华侨为革命活动作出巨大贡献，但南洋华侨的经济实力毕竟有限，短期内还不足以应付革命活动所需的巨额经费。1909年春，粤、桂、滇三省起义相继失败，南洋方面筹款减少，孙中山于是远游欧洲，广辟财源。关于孙中山离开南洋赴欧美筹款的原因，学术界多有争论。有学者认为转赴欧美是因帝国主义与清政府相互勾结，孙中山在南洋处处遭到驱逐，才被迫转往美洲的，[8]244并非因筹款困难奔赴欧美。其实，筹款困难确实存在，并严重影响了革命进程。在河口起义过程中，就曾出现人多饷少的局面。孙中山在《致邓泽如等函》中也曾提及：“夫当吾军大胜之时，筹款已如此其艰，今事不成则必更难矣。”[9]373-374“南洋近况如此，真为大事进行之大阻滞也。[9]410”孙中山《致庄银安等函》中也提到经费困难问题：“只以财政难题无从解决，故每每坐失良机，殊堪痛惜……不能不思图远举，欲往运动于欧美之大资本家。”[9]411另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离开南洋，转赴欧美筹款是因为南洋财力枯竭。这种观点也略显偏颇。因为从后来的革命高潮阶段华侨的捐款数额来看，南洋地区仍然是革命经费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另外在筹划黄花岗起义的庇能会议上，孙中山等人开始只将筹款希望寄托在南洋华侨身上，计划在南洋的英、荷两属各募捐5万元，并没有把美洲列入计划。这表明从革命者的主观角度来看，也并没有认为南洋财力枯竭。因此，孙中山奔赴欧美筹款的主要原因是南洋难以独自承担革命所需巨资，此时需要扩大经费来源地以供革命形势的壮大之需。
    3.革命高潮时期(1908年5月-1911年4月)：华侨经济援助由南洋向美洲扩展
    南洋一直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经济支援地，即便在1908年河口起义等事件中一度出现筹款困难的情况，革命者对南洋仍然寄以很大的希望，而且后来实践证明，随着革命形势高涨，南洋华侨经济援助再次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此同时，美洲华侨的捐助也掀起热潮。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前后华侨经济援助地从南洋扩展至美洲。
    
    从表3可以看出，革命高潮时期，开始南洋仍然是革命经费主要的来源地，但是在黄花岗起义前后，美洲地区一跃而起，捐款总额超过了南洋地区。表中美洲款额尤其是加拿大各地华侨的支援，数额之巨尤为引人注目。
    关于黄花岗起义各地所募款额及总额，学术界没有定论。郭景荣《爱国华侨在经济上对辛亥革命的支持和贡献》一文中“附表三”列表统计了黄花岗起义前的华侨经济援助金额，笔者据此计算得南洋所筹款总额105 424元③，美洲总额84 000元(其中包括加拿大温哥华的19 000元；若不计加拿大一地，美洲其他地区共捐资65 000元)。吴金平、雷炳炎《加拿大华侨与辛亥革命》一文对加拿大华侨捐助黄花岗起义的款额也有详细统计，笔者据此计算得总额约为72 000元④，与郭景荣关于加拿大华侨经济援助数额相差甚远。吴金平、雷炳炎强调：“正是因为‘三·二九’广州之役的大半经费是加拿大华侨捐款的，故黄花岗墓园中，在墓室上刻了加拿大各埠的名称，且置于最高处，表示尊敬。”[10]无独有偶，俞云波认为，“温哥华致公堂”捐港币1万元，维多利亚致公堂变产后捐3万元，温哥华、多伦多致公堂变产捐款各1万元，加拿大华商黄宜霖、林礼斌、朱文伯等自动汇款香港，以上几项共6.3万元；加上檀香山的1.5万元，波士顿的3 000元，美洲华侨和洪门组织共捐助9.9万元[11]66-67。但遗憾的是，俞云波文中所列各项捐助没有提供资料来源。尽管吴金平、雷炳炎二氏与俞云波的相关论文在加拿大支援黄花岗起义的捐款总额上稍有出入，但是这已经能够说明在黄花岗起义期间加拿大华侨经济援助远甚于郭景荣统计的19 000元。那么，加拿大华侨在黄花岗一役中捐助款额到底有多少？孙中山和冯自由对加拿大华侨的捐助情况都有侧面评述：“美国华侨虽众，但在黄花岗之役中，募捐所集不过万余港元，远不及加拿大少数华侨之捐款”[12]183；“庚戌广州新军一役失败后……是年冬……域多利、都郎度两埠致公堂慨然变产助饷，为洪门空前之创举，计是捐款约七、八万元，占黄花岗一役用款之半数。”[13]162据此，可以断定加拿大华侨对这次起义捐助至少比美国华侨捐助总额(65 000元)要多。具体捐助款项见表3。如此，笔者推测以往关于海外侨胞对黄花岗之役资助总额是15万多港元或18万多港元的统计数据，没有将加拿大的捐资计算在内，可能有误。
    综上所述，1909年至1910年，南洋仍然是华侨经济援助主要来源地；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前后，美洲一跃而超过南洋，与南洋共同成为华侨经济援助主要来源地。在美洲一域，由于加拿大的款额骤增，美洲华侨经济援助来源地还体现出“南美→北美”的变迁特征。
    4.巩固革命成果时期(1911年4月-1912年5月)：世界各地华侨积极捐助的新局面
    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海外华侨中引起强烈反响。“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更是掀起轩然大波，海外华侨为之振奋，华侨经济援助以井喷之势随即到来。从北美到南美，从亚洲到非洲以至澳洲”，华侨捐助款项来源地全面扩展。[8]256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临时政府，初立于南京，库藏如洗，得南洋经济之助，殊非浅鲜。辛亥一岁中，南洋华侨所输于革命之资，可达五六百万元。”[14]14正是在广大海外华侨的援助和支持下，南京临时政府才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维持运转。正如孙中山所说，海外华侨“捐助军饷者，络绎不绝，共和前途，实嘉赖之”[15]55。
    表4直观地体现出黄花岗起义后，华侨经济援助来源地已经从之前的南洋、美洲并重的格局发展为世界各地遍地开花的格局，而且援助数额之巨前所未有。
    
    
    总结以上分析可知，在辛亥革命的不同历史阶段，海外华侨的经济援助实际上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点：在革命开端时期(1894年11月-1905年8月)，华侨经济援助主要以美国、日本、中国香港等地为中心地；在革命发展时期(1905年8月-1908年5月)，南洋则成为华侨经济援助主要来源地；而至革命高潮时期(1908年5月-1911年4月)，华侨经济援助又由南洋向美洲扩展；到了巩固革命成果时期(1911年4月-1912年5月)，随着革命影响的扩大，呈现出世界各地华侨积极捐助的新局面。
    二、华侨经济援助地域变迁的原因
    1.革命领导人个人海外经历与人脉的影响
    华侨经济援助地发轫于美国、日本等国家和香港地区，这与孙中山等主要革命领导人早期在美洲、日本、中国香港等地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他们了解这些地区华侨的经济状况和心理状态，也与当地华侨建立了一定联络基础，这些基础是革命派开展华侨捐资工作的先决条件。根据投身革命华侨籍贯的整理，美洲特别是檀香山岛上的华侨以及日本横滨的华侨，大都是香山籍的。[6]23-47他们都是孙中山的故旧和亲戚、家门，或者至少也是广东籍的同乡。孙中山正是以这些华侨的财力、人力、物力支持为基础开始革命的。孙中山以其特有的风度仪表、特殊的领袖品质、勇敢无畏的革命精神赢得南洋华侨的崇敬和信任，并逐渐改变南洋华侨的情感取向。南洋华侨的思想倾向由从前一味地崇拜满清转而崇拜英雄豪杰。[17]1901905年以后，南洋地区成为华侨经济援助主要来源地，无疑与孙中山个人海外经历及人脉的影响密切相关。
    2.地缘关系的影响
    辛亥革命发展时期，华侨经济援助地从美、日、港等地转移到南洋，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南洋与我国南方地区的地缘关系。南洋与我国领土相近，体现出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革命领导者以南洋为根据地则可先取得海岸交通线，以便输入武器弹药，占领边省，然后再进行北伐。孙中山发动或主持的10次武装起义中，有8次是以南洋为根据地发动的。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在南洋各埠华侨之中，与革命工作有直接关系者，以越南河内海防为首屈一指，盖其地与粤桂滇三省边界接壤，总理与黄克强、胡汉民、王和顺、黄名堂、关人甫诸人经营三省军事，均假道越边为出发点。”[16]158南洋与中国南方地区的地缘关系使得革命领导者非常重视与当地华侨关系的经营。孙中山足迹就曾踏遍南洋。据统计，他的六七十次公开演讲，十余篇专文以及无数次的小规模口头宣传中，大部分是在南洋进行的。[18]90因此，南洋成为华侨经济援助中心地并伴随革命始终也就不足为奇了。
    3.华侨数量多寡与经济实力的影响
    辛亥革命前，世界各地的华侨约有五六百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南洋一带。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新加坡华侨222 655人[19]癸58，荷属东印度群岛563000余人[20]39，越南232 000人[20]117。此外，美国有71 531人，澳洲约有3万人，日本8 411人，拉丁美洲、欧洲、非洲也有少量华侨[21]301-344。总的来说，革命之前华侨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亚、越南、缅甸、菲律宾一带，即一般所谓南洋华侨；其次分布在美洲，其他各地较少。
    南洋大多数华侨是从事种植、开矿、伐木等劳动的工人以及普通店员和小商小贩。也有为数不多的华侨从事中、小规模的商业和锡矿业、橡胶业、碾米业、蔗糖业、林木业等，有较大的经济力量和影响力。如19世纪90年代马来亚华侨林文庆组织了联华橡胶有限公司，在新加坡购地4 000多英亩，专门种植橡胶。印尼华侨黄奕住从剃头业做起，到1907年已成为拥有数万资产的富商。[22]1261908年清农商部侍郎杨士琦就曾说，南洋“商务以新嘉坡槟榔屿为最繁，物产以吕宋、爪哇西贡暹罗为最富，而经营垦辟全恃华人，故志南洋者，辄谓西人握其政柄，而华人实擅其利柄”[23]13。南洋地区华侨数量众多且不乏资产雄厚者，无疑是南洋成为华侨经济援助主要来源地的重要原因。
    美洲华侨资本家主要是经营饮食业、洗衣业、旅馆业、杂货业等，经济力量较南洋华侨资本家单薄。例如，在芝加哥有三千多名华侨，“这些人在芝加哥市区开有几十家杂货店、几十间酒楼和散在芝加哥各地的数百间洗衣馆”[24]61，此外还开设了几十家比较大的铺头。在日本，华侨主要经营商业，或者充当洋行的书记、职员等职务。华侨在当地的社会经济中不占重要地位。美洲和日本华侨力量较南洋稍弱，因此其经济援助较南洋来讲也稍逊一筹。就美洲和日本来讲，美洲的华侨经济援助胜于日本，原因也在于此。
    4.革命派与改良派势力变化的影响
    辛亥革命势力发轫于欧美，继而以南洋为主要根据地。1911年4月黄花岗一役前后，美洲华侨尤其是加拿大华侨的捐款数额之巨前所未有，美洲再次成为革命经费重要来源地之一。此变迁原因还在于改良派和革命派在美洲的势力消长。
    黄花岗起义前加拿大华侨经济援助不甚积极，主要在于1899-1909年间康有为、梁启超在加拿大华侨社会拥有较强的影响力。不过孙中山很早以前就视加拿大华侨为潜在革命力量而加以争取。1897年7月，他曾到加拿大西部宣传革命，募集经费，却因保守派势力强大而无所收获。此后革命派与改良派为争取华侨支持展开长期斗争。直至1909年前后，改良派发生分裂，革命派才在加拿大得到多数华侨认可。因此，黄花岗之役前，孙中山再渡美洲筹款，“到美之日，遍游各地，劝华侨捐资以助革命，则多有乐从者矣”[25]181。美洲华侨捐助77 000元[26]808-809，占全球各地华侨捐款之第一位。⑤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等人分赴美洲南北各埠宣传募捐，“洪门人士及其他团体多热烈欢迎，盛况为海内外各埠所仅见”[27]408。无独有偶，缅甸华侨经济援助的转变与加拿大华侨情况类似。直至1908年秋，缅甸的革命派势力才在与改良派的抗衡中发展壮大起来。此后，缅甸华侨对革命的经济援助迅速增加。可见，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势力对比在华侨中产生的影响甚深，也直接影响华侨对革命的经济支持。
    总的来看，正是由于革命领导人个人海外经历与人脉、海外华侨居住地距离我国远近的地缘关系、各地华侨的数量及经济实力、改良派与革命派势力的变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华侨经济援助来源地才产生了明显的地域变迁。
    注释：
    ①如陈孔立、陈在正、林金枝、李国梁：《华侨与辛亥革命》，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范启龙：《福建华侨与辛亥革命》，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任贵祥：《辛亥革命时期的华侨报刊》，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戴鞍钢、杨立强：《辛亥革命与在沪海外华侨归侨》，载《学术月刊》2001年第9期。
    ②如郭景荣：《爱国华侨在经济上对辛亥革命的支持》，见广东华侨历史学会：《华侨论文集》，第二辑，第229-284页，广东华侨历史学会1982年版；乐史：《革命时期华侨捐款及其作用》，载《史学月刊》1983年第1期；江满情：《论孙中山早期的革命活动对华侨力量的依靠——以筹款活动为中心(1894-1911年)》，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③南洋：庇能8 000元和11 500元、芙蓉18 600元、怡保4 000元和500元、泗水25 000元、八打威4 000元、文岛3 400元、暹罗安南30 424元。美洲：域多利33 000元和4 000元、满得科11 000元、旧金山10 000元、檀香山2 000元、纽约2 000元、芝加哥3 000元、温哥华致公堂19 000元。郭景荣：《爱国华侨在经济上对辛亥革命的支持》，见广东华侨历史学会：《华侨论文集》，第二辑，第240-242页“附表三”。
    ④温哥华致公堂10 000元港币，多伦多致公堂10 000元，蒙特利尔4 000元，维多利亚致公堂30 000港元，林立斌、黄宜霖、朱文伯等4 000元，多伦多10 000元，蒙特利尔4 000元，温哥华万数千元。未包括黄花岗起义后的善后处理经费。参见吴金平、雷炳炎：《加拿大华侨与辛亥革命》，载《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⑤据统计，当时收到海外各地义捐共157 213元。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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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引自：《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广州)2011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