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是鸦片战争前后30年间探求世界、巩固国防和重新认识西方的产物，由此建构起中学、西学融会与重构的新型平台，促进了传统社会的近代化或曰现代转换。全面考量那时“师夷”的主张与实践，包含“师长技”、“采西学”、“拜上帝”三个不同层面。“长技”较多在军事方面，“西学”集中体现在科技领域，“拜上帝”则借宗教以改朝换代。魏源的“师长技”与冯桂芬的“采西学”，内涵和外延颇为相似，是民族矛盾尖锐和“防夷”、“制夷”的能动反映，仅在具体表述和侧重点上略有区别。洪秀全的“拜上帝”则不同，是阶级压迫深重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反映，旨在“仿夷”，聚众反清，创立新朝。魏源和冯桂芬表达的是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洪秀全代表的是穷苦民众的不满和诉求。通过移植和改造上帝，洪秀全以“天国”的幻想容纳了中国贫苦百姓几千年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以宗教政治化建构严密的独裁专制。理想主义和政治宗教经历了一次实实在在、触目惊心的演绎，留下的历史思索极其沉重，但不乏启迪。
    一、附会基督与唯我独尊
    如史所载，在洪秀全拜上帝之前，基督教已经三次入华，但收效甚微。鸦片战争时期的第四次，则有明显的不同。天朝在战争的威慑下，切实领略了西方文化的强势，了解西方与民族存亡、国家安定联系在了一起，一些先行者已经主动和来华的传教士打交道，初步改变了前三次的被动局面；与此同时，传教士在华传教的人数、方法和信众远非前三次所比，伴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亚洲尤其是在中国扩张政策的实施，基督教强力向华推进，不仅传教士大量入华，而且传教的策略水平有所提升。1807年，马礼逊来华后，奉行迎合与适应中华文化的传教策略，效果显著。在马礼逊的精心培养下，梁发成为第一位华人传教士。1836年，梁发在广州将自己编印的宣传基督教的简明读本《劝世良言》，送与洪秀全，从此与上帝结下了不解之缘。
    1836年，洪秀全第三次科举考试惨败后认真阅读《劝世良言》，“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与永世快乐之希望”。①1843年，第四次科考落榜后，科举成名绝望，洪秀全才一心拜上帝。他与冯云山一起研读《圣经》，拜传教士学习基督教的理论，了解各种礼仪和教规，和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美国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 Roberts)过从甚密。从此，洪秀全、冯云山找到一片新天地，凝结出一个新理想，决心将虚幻中的上帝天国移植到实在的人间。
    就洪秀全、冯云山的知识结构、宗教素养和对西方的了解，让其比较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经过几代哲人完成的博大的《圣经》，颇难。他们基本以中国文化为参照系，以乡村私塾教师所具有的才识和价值判断，结合其反清起义的政治目的，望文生义，解构基督。洪秀全通过《原道救世训》、《原道醒世训》和《原道救世歌》等，塑造了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所理解的皇上帝。他认为“大而无外谓之皇，超乎万权谓之上，主宰天地人万物谓之帝”。②这个皇上帝创造天地③，左右世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是“唯一真神”，其他诸神和民间鬼怪皆是妖，清朝则是最大的“清妖”，皇上帝肯定会消灭它。“天父上帝要人生则生，要人死则死，是天上地下之大主宰”。④洪秀全还把数年前大病40多天的事，加以演绎，称其上天堂面见上帝，被封为上帝之次子，即“太子”耶稣之弟，并随上帝一起激战妖魔，从“三十三层天逐层战下”，一直战到“凡间这重天”。洪秀全的这些释论，半源于《圣经》，半为主观建构。在基督教里，上帝前并无“皇”字，也没有“上”和“帝”的解释，更不准任何俗人跑到天堂与上帝对话并协助工作，战“妖”的说法也纯属臆造。耶稣为“太子”和自封其为上帝次子之说，更是洪秀全的编排。至于“三十三重天”的说法，为道教、佛教用语，《圣经》绝无。有趣的是，太平天国还为这种臆造而自豪，杨秀清在接见西方传教士时曾得意地问他们：“有人识得天上有几重天否？”“有人识得天上头顶重天是何样否？”⑤这些传教士被弄得一头雾水，哭笑不得。为了论证皇上帝为中国人所共有，洪秀全还借用夏商时期中国人曾经崇拜过“上帝”的宗教观念，来论证上帝本来就是华人的唯一真神。《天情条理书》中讲：“《书》曰‘肆类于上帝’，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诗》曰‘昭示上帝’，又曰‘克配上帝’。《孟子》曰‘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事上帝’。”⑥的确，中国人在形成对“天”的崇拜之前，曾视“上帝”至高无上，但此“上帝”非基督教所言之上帝。洪秀全的用意，一方面要说明上帝在中国早已有之，太平天国的崇拜与推崇，无非是继承先民，弘扬传统，无可非议；另一方面，既然前辈信过上帝，信众自然有一种亲切感，洪秀全所推崇的洋上帝，即使是金发碧眼，古代中国人也曾深信过，也就无须大惊小怪，更不必排斥。从这种牵强附会的推演出发，甚至附会出“上帝原来是老亲”的说教，还将“耶和华”的“华”与中华的“华”等同视之，论证耶和华和华人关系密切，是中国人的唯一真神。洪秀全的这一番理论推导，不管其主观意识到与否，在确立皇上帝至高、至上、至尊地位的同时，也使其代表上帝的“驱妖反清”，具有了神圣性、正义性和权威性，他则借助神的力量、神的话语、神的精神去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指挥民众，通过上帝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作为上帝的次子下凡，洪秀全就成了现实生活中能够代表上帝的惟一真神，他的话语就是上帝的话语，真理的化身。对神的不可怀疑和绝对服从，在实际操作中就变成了对洪秀全的不可怀疑和绝对服从。
    当洪秀全和冯云山利用这一套理论和拜上帝会这样的宗教组织形式，在广西获得数万信众，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后，洪秀全等人的臆造基督教也逐步升级。1848年，因当地官员逮捕拜上帝会重要成员，一时无法解救，引起信众疑虑和恐慌的时候，杨秀清、萧朝贵借用紫金山一带巫汉降神的迷信手段，假托天父和天兄下凡，从此杨、萧也有了传达上帝话语的权力。后来，首义诸王全都变成了天父委托下凡的神，并假借中国传统的天象神话，称东王杨秀清为“风”、西王萧朝贵为“雨”、南王冯云山为“云”、北王韦昌辉为“雷”、翼王石达开为“电”，天王洪秀全则为高于其他诸王为“日”。《太平救世歌》中称：“我兄弟五人，赖蒙天恩主恩，授封为王，承蒙天父亲命，下凡辅定真主”。又云：“天兄是天父之太子，天王是天父第二子也”。⑦更可笑的是，洪秀全还为耶稣安了一位妻子，叫“天嫂”，杨秀清在接见英国来访者时曾得意洋洋地问道：“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甘久？有人识得耶稣元配是我们天嫂否？”⑧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也被编排为上帝的女儿，称“帝女”，其丈夫萧朝贵自然是天父的女婿，即“帝婿”。更为荒唐的是，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被立为太子后，就与“太子耶稣”对应，诡称耶稣下凡，洪秀全的儿子突然在神那里变成了他的“兄长”，天王在对外诏书中却不顾颜面地宣称：“朕立幼主继耶稣，双承哥朕坐天都。幼主一半耶稣主，一半朕子迓天庥。代代幼主上帝子，双承哥朕一统书”。⑨如此，天国的神都下凡来到了人间，转化为王朝的君臣乃至皇亲国戚，结为新的统治集团。显然，这些演绎在基督教里子虚乌有。洪秀全等人的基督教知识和对《圣经》的理解肤浅且随意。别的先不论，就“天神下凡”一说，本为道教所善用，洪秀全却演绎到基督教中。再如，圣父、圣子、圣灵(当时译为“圣神风”)三位一体，统和分都指上帝或主，是合为一体、位格相同的神。洪秀全似乎不明其意，一定按凡人的思维尤其是家庭的组合，把圣父定格为父亲，圣子为儿子，他是圣父的第二子，还有上述那一系列的家族排位。他尤其不解“圣灵”为何意，不清楚“圣神风”(圣灵)就是上帝，旨在劝慰人、启示人、感化人，给人精神，重铸力量和圣洁。他总认为“圣灵”就是一般的劝慰者，是被上帝使用的风，服务于上帝。所以洪秀全不经意地就将“圣神风”这个上帝的称号戴在了杨秀清的头上。还加上了一个只有上帝才有的“劝慰师”和“赎病主”的称谓。在基督神学那里，这是对神灵的亵渎，罪莫大焉！但洪秀全等人却自鸣得意，吁请那些传教士到天(南)京来学习基督教义。曾来过南京的传教士如罗孝全、花兰芷(J. L. Holmes)、杨笃信(G. John)等，指责洪秀全等曲解上帝，亵渎神灵，太平天国的官员则毫不谦虚地据“理”辩驳。个别传教士激愤难忍，发泄对洪秀全的不满：“天主教教皇如有权治他，早就把他烧死了！”⑩在这些神职人员的眼中，洪秀全简直把上帝装扮成了一位不伦不类的“野菩萨”。他们的基本结论是：“天王之基督教不是什么好东西，只是一个狂人对神圣之最大的亵渎而已。而他的部下之宗教，简直是大笑话和滑稽剧”。(11)洪秀全的基督神学大体是他自己的心得和自我的诠释，用其所理解的封建文化和乡间习俗，摄取《圣经》的只言片语和某些说教，肆意“革新”，上帝完全被纳入了其反清起义的政治诉求。
    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在依赖上帝建立神的权威和个人独尊的同时，洪秀全也没有忘记进一步假天父之名，确立自己的思想权威。于是，和多数农民起义尊孔不同，太平天国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反孔运动。他编造了一个离奇的故事，讲孔子和他一起上天见上帝时，天父对孔子传授的“妖说”极其愤怒，直至鞭打，孔丘苦苦求饶，才留其一命，罚孔子到菜园里劳教。洪秀全和冯云山入广西传教时，即宣称孔子为“妖”，砸孔庙，毁神像，焚烧儒家经籍。起义军所到之处，孔庙、学宫皆毁，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付之一炬。及至南京，对孔子及其典籍全面清算，把所有的孔庙改为屠宰场，圣人先哲的牌位弃之马厩、猪圈。凡私藏和阅读儒家“妖书”者，斩！时人记云：“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12)“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13)曾国藩贬斥洪秀全“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14)如果将洪秀全如此规模宏大的反孔归结为与传统的儒家思想决裂，实属误解；就洪秀全以小农经济为社会根基衍生出的认知水平，绝不可能；如果推导出洪秀全是企图以基督文化来代替儒家文化，也属误读，就洪秀全等人那种对耶和华肤浅的理解和太平天国的宗教水准，尚无可能，而且中国也严重缺乏基督文化茁壮生长的社会土壤和文化底蕴，让基督教代替儒家文化，不仅洪秀全，恐任何人都难如愿。洪秀全的反孔，说到底是为了摧毁孔子的思想权威，以确立他自己的思想权威。洪秀全的反孔，是思想权威的争夺，绝非思想文化的更换，其目的是通过拜上帝，营造历代皇权专制所必备的思想权威，以配合专制独裁的政治权威。就学理言，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是生活于王朝体系的农民和地主共同维护的意识形态。洪秀全与生俱来就受其浸润，已积聚为一种文化血脉，转化成了无意识的自觉，在工业文明没有到来和近代思想理念还没有植根的岁月里，洪秀全不可能跳出儒学的窠臼，另创一种新的思想文化体系。所以，洪秀全鞭打孔子和焚烧儒学书籍，争的是由谁掌握思想的主导权和统治权。事实上，不仅在其批孔的文论和命令中仍存有明显的儒家文化的印记，而且反孔余波刚过，就成立删书衙，仅将儒家经典中的鬼神论述删掉，准自由阅读。时人记云：儒家经典如四书五经等，“经删改准阅，惟《周易》不用。他书涉鬼神丧祭者削去，《中庸》鬼神为德章，《书》金滕，《礼》丧服诸篇，《左传》言神降俱删，《孟子》则可以祀上帝，上帝上加皇字，《诗》荡荡上帝，上帝板板皆加皇字，《论语》孔子改孔某，子曰改孔某曰”。(15)如此，当洪秀全借助上帝剥夺了孔子的思想权威而确立了自我的思想统治权威后，儒家文化一如既往，回归天国，基督文化慢慢被淹没于儒家的意识形态，变成了一张皮。
    二、天国异化与专制腐败
    洪秀全的治国理念、制度设计和施政方针，和反孔相像，空想和折腾一阵后，又转归封建传统。洪秀全基本把上帝教义和《礼记》中所描述的“大同”社会融合起来，治国理政。其理想中的天国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有田同耕，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为此，就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家庭，消灭货币，均分土地，绝对平均；真正将上帝的天堂移植到人间。依据基督教义，洪秀全把一切财富归于上帝，不许私有，“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16)所有起义众人，个人一切财产交公，由圣库统一调配，作战“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17)根据人人皆是上帝儿女的教导，洪秀全宣扬“天下多男人，皆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男子组成男营，女子归入女营，“不得授受相亲”，虽夫妻也不准团聚。(18)重新丈量土地，好坏搭配，按人口平分；设立和生活密切相关的百工衙，生产日用品；太平天国俨然成了一个无限大的大家庭。洪秀全满怀信心地认为，如此则：“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19)洪秀全把儒家的大同和上帝的天堂糅合起来，成为历代农民起义领袖中最富空想的理想主义者。然而，超越现实，最后总会跌入现实，太平天国消灭私有、家庭、金钱等绝对平均的举措后来都碰壁止行，圣库名存实亡，取消男行、女行，恢复正常贸易，照常交粮纳税，土地制度照旧，除了崇奉上帝之外，一切又回到了从前。不考虑经济基础和社会许可的“超越”，理想越美好，摔得就越重。
    毋庸置疑，以上帝教义为思想基础的公有制和大家庭，保证了金田起义和初期的发展，基本的生活保证以及对绝对平等的美好生活的憧憬，让数十万民众聚集在太平天国的旗帜下，奋力“杀妖”。宗教的狂热和理想的号召力，难以想象。然而，一旦空想的“天堂”着陆，组成实实在在的社会，就迅速异化，绝对平等带来的是更大的不平等，公有制演化为少数统治者攫取权力、地位和财富的工具，太平天国的专制和腐败较“清妖”有过之而无不及。天王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王独操威柄，谗邪遁九渊，”(20)“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21)洪秀全及诸王，不顾紧张而残酷的战事，在南京大兴土木，建造豪华奢靡的王宫。他们不准夫妻团聚，自己却妻妾成群。各级官吏，称谓繁琐，(22)等级森严，违者格杀勿论。“凡东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驾处，侯、丞相驾出，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如不回避，冒充仪仗者，斩首不留；凡东王驾出，如各有官兵回避不及，当跪于道旁，如敢对面行走者，斩首不留；凡检点、指挥各官轿出，卑小之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规矩，如不回避或不跪道旁者，斩首不留”。(23)1856年诸王内讧后，洪秀全曾发誓再不封王，但1859年其族弟洪仁玕来南京后，立刻封干王。接着，其兄弟和儿子，不论有功无功，贤能愚笨，一律封王。为化解有功将士的不满和争封王位的尖锐矛盾，洪秀全索性生“开恩”，封王竟达2700多个。一位文人写诗说王爷们：“宫室车马及衣服，竭来详尽天堂福。志骄气盈乐宜极，百计营求供大欲。金鱼数十缸，珍禽数百笼，去年人献十四凤，今年令捉千斤龙。夏鼎商彝举室空，瑶草奇花掘地穷。竹未槎枒斗雕刻，玉石磊落资磨龙。”(24)这诗不免有些夸张，但基本属实，起义时的简朴、平等和兄弟姐妹的亲情、团结，已经一扫殆尽。
    三、理想主义与政治宗教
    洪秀全作为一位决心为民众创建绝对平等、人人富有的“天国”美好社会的政治领袖，不经意间就演变为独裁专制的帝王，如此180度的逆转，归根结蒂是理想主义和政治宗教使然。
    古今中外，“天堂”式的绝对完美的社会蓝图不绝于书。孔子《礼运》篇所描述的“大同”社会，亚里士多德梦寐以求的“幸福岛”，英国摩尔所精心设计的人间乐园——“乌托邦”，上帝所创建的极乐世界——“伊甸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智者都试图建构一个没有矛盾、没有利害、大公无私、相亲相爱、富足美满的幸福社会。但这只是理想主义者的空想，是永不可及的地平线。洪秀全步这些理想主义者的后尘，带领千军万马，试图找到这条地平线，告别专制和不平等，结果得来的却是更严厉的专制和更大的不平等。之所以出现这种“豆”得“瓜”的逆反结果，是因为“空想”一旦着于实地，必然异化为一种与“空想”有一定联系但必须是摸得着的严酷的实际，不但抽象意义的空想化为泡影，而且会引发极其严重的问题。就洪秀全的眼界，那时的“实际”只有王朝专制，称帝是其必然选择。而且，洪秀全精心设计的“圣库”式的公有、绝对平均的分配制度、军事式的社会组织、“人人不为私”的道德化的意识形态，甚至企图消灭货币、消灭家庭等，不但很难实行，而且会依托财产“公有”和道德化政治的平台，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了各级官吏的权势，方便官僚的假公济私和中饱私囊，皇权得以强化，比一般的封建体制更容易专制集权和腐败堕落。洪秀全的理想主义还和基督教融合起来，推行宗教化的政治，专制统治罩上了“神”的光环，必然层层加码，步入黑暗的中世纪。
    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旨在追梦“天国”，企求“出世”，多集中于道德、信仰、价值取向和情感归宿，着眼于净化人的心灵，安顿人的心性，超越世俗尘世，理想多于实际，和空想社会主义义理相投，一拍即合，特别容易被理想主义者所利用。尽管一些理想主义的政治家或思想家并不承认他们有宗教情怀，否认在推行政治宗教，但其思想和行为总是与宗教不谋而合，热衷于推行宗教化的政治。洪秀全很真诚，公开承认信奉基督教，将其空想直接纳入耶稣教义，集几千年国人梦寐的“大同”理想，与基督教的“天国”追求，嫁接糅合，一心将上帝的天国变为现实的天国，毫不掩饰地推行宗教政治。如此政治化的宗教统治，皇权和神权结合，政治权威借神的权威，把政治变成了一种宗教信仰，较之一般王朝专制更利于左右和钳制民众，更便于展示皇权的专制淫威。宗教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善于“捆绑人心”，制造“狂热”。宗教化的政治，在政治泛化的过程中，人人都心向政治，被政治化，这就无意中被专制集权理论所俘虏，被“捆绑”于野心家的政治战车上，心甘情愿地被诱骗驱赶。如此可怕的思想和“心灵专制”，既凝聚了太平天国早期坚不可摧的力量，又为洪秀全后来的专制集权奠定基础。太平天国的政治，神权强化皇权，皇权依赖神权，神权加皇权，独裁专制走向极端。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的独裁、腐败、黑暗，由洪秀全首次搬到了中国，所幸时间短促，区域有限，仅是一次真切的演示。
    注释：
    ①⑦⑩(11)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46页；第241～242页；第950页；第950页。
    ②(21)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72页；第484页。
    ③洪秀全认为：“仰蒙天父上主皇上帝大开天恩，大展权能，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于是乾坤定焉，日月生焉，星辰布焉。光明为昼，昏黑为夜，昼夜循环，万古相继，以成其生生不已于地者。万物俱备，皆所以济人生之用。则天父上主皇上帝之有德于世人者，既深且厚，报答难尽矣。”见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39页。
    ④⑥(16)(17)(18)(19)(20)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1册，第64页；第360～361页；第322页；第55页；第63页；第92页；第232页。
    ⑤⑧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04页；第304页；第44页。
    (12)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86页。
    (13)(15)(24)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4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35页；第719页；第738页。
    (14)曾国藩：《讨粤匪檄》，转见李喜所等主编：《历代檄文名篇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第284页。
    (22)即使是官吏的妻子，也规定了必须遵守的称呼。见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1册，第106页。
    (23)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3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30页。

                 （转引自：《广东社会科学》(广州)2012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