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和平共处”到“世界革命”

           ———1930年代苏联对外战略的再调整

李凤艳

发布日期：2010年4月26日

　　摘要:1936年至1937年,苏联对外政策指导思想经历了由“和平共处”到“世界革命”的调整。这次调整完全符合斯大林的战略规划,对二战爆发、冷战格局的形成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文章拟通过对新解密档案、已刊文献及已有研究成果的综合分析,阐述这次调整的背景、过程、特点及影响。

关键词:苏联;对外政策;和平共处;世界革命;国家利益

时至今日,学术界对1930年代苏联调整对外政策的认识存在着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因希特勒推行反苏反共及侵略政策,苏联对外战略目标发生了由“推动世界革命”到“谋求国家安全”的战略性调整。[1]另一种观点认为苏联“推动世界革命”的对外战略目标始终没有改变, 1930年代初的调整仅是为避免卷入战争、防御外敌入侵而作出的策略性选择。[2]还有个别学者认为苏联在1935—1939年间曾短暂地放弃过世界革命战略。[3]出现上述分歧的原因:一是从时间上来说,这些研究主要局限于希特勒上台后初期及大战爆发前夕,二是这些学者没有深入探寻1930年代苏联领导人推动“世界革命”的真正动机。本文拟利用新解密档案解读已刊文献、分析已有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进行再探讨。

1920年代由“世界革命”到“和平共处”

自苏维埃政权始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就致力于推动世界革命,这首先是由其所奉行的意识形态决定的,即无产阶级负有通过革命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但在资本主义已形成世界体系的情况下,只有奉行国际主义原则,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这一使命;其次,推动世界革命也是苏维埃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始终认为,无论如何国际帝国主义都不可能与苏维埃政权和睦共处,冲突不可避免,只有把俄国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俄国革命的成果才能得以巩固。[4]

十月革命胜利后初期,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曾不遗余力地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但严峻的客观现实促使其不得不重新审视所奉行的对外战略。经过党内激烈辩论, 1921年底召开的第九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国家首要的、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为此,需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并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和先进技术。[5]这标志着经过近4年的探索与实践,苏维埃国家的战略重心完成了由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到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调整。相应地,对外政策指导思想的重心则由推动“世界革命”转向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这次调整是在两种社会制度力量对比形成一定均势、苏联国内面临着各种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力图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积蓄力量,以备条件成熟时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进攻,直到彻底消灭资本主义, [6]显然,这是对推动世界革命策略和手段的调整。

斯大林关于世界革命的思想形成于1920年代中期,是对列宁相关观点的继承与发展。1920年代中后期,在资本主义各国相对稳定、资产阶级世界和无产阶级世界间形成某种均势并处于“和平共处”时期, [7]斯大林提出分“两步走”推动世界革命的战略规划,即“在一国内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运用这个专政作为据点,以便在世界各国推翻帝国主义” [8]。

斯大林拟定这样的路线图,主要是因为他不相信西欧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对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持怀

疑态度。[9]1934年,在与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中,斯大林指出了欧洲无产阶级缺乏革命性的原因:一是欧洲群众

同资产阶级的历史性联系;二是欧洲工人们怕失去殖民地,他们不赞成反帝政策。[10]但斯大林认为,在世界资

本主义经济体系条件下、在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在苏联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个别国家内部无产阶级革命客观条件的缺乏已经不再是完成革命不可克服的障碍” [11]。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使新的战争不可避免, [12]而战争必然会引起革命[13];因为出现了“强大的苏维埃国家这样一个新因素,单是这个国家的存在就能使全世界革命化” [14]。也就是说,决定革命形势发展的内部因素的作用下降了,革命的主要动力将来自外部———苏联和新的帝国主义战争。

由于苏联当时的经济、军事力量还很弱,难以承受一场现代化的战争,领导人希望争取长一点时间的和平以进行经济和国防建设。[15]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即使在战争条件下,也很难得到欧洲无产阶级的支援。[16]在这种情况下,战争有可能威胁到苏维埃制度的生存。因此,苏联奉行和平、中立政策,周旋于两大资本主义阵营之间,避免过早地卷入战争。[17]但这并没有妨碍苏联高层领导人在1930年代中后期将对外政策指导思想的重心由“和平共处”转向“世界革命”,因为自身积累的实力和帝国主义战争为推动世界革命提供了必要条件。

1930年代的再调整: 从“和平共处”到“世界革命”

　　从1936年末开始,苏联国家领导人对本国的内外战略方针再次进行了调整,即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相应地,对外政策指导思想的重心则由“和平共处”转向了“世界革命”。这一转变是由苏联当时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决定的。

从国内方面看,苏联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1936年11月25日斯大林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总结:“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消灭了剥削阶级(Правда.26ноября1936)。会上,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的讲话强调说,粉碎国内的阶级敌人,建成社会主义,但绝对不能忘记外部的敌人,这个外部的敌人是“那些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们构成了对苏联的包围圈,现在这种威胁是苏联劳动人民面临的主要危险。[18]同时,苏联报刊竭力宣扬这样的思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世界的发展路线是根本对立的,无产阶级是世界革命的先锋队,在国际舞台上决定“谁战胜谁”的时代已经开始。[19]一方面宣称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一方面强调帝国主义国家是苏联面临的主要威胁,决定“谁战胜谁”的时代已经来临,这表明苏联与阶级敌人的斗争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国际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德意日三国通过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结成了同盟关系,从东西两线威胁着苏联的国家安全。而英法美等国对苏联提出的集体安全倡议态度冷淡,对法西斯国家侵略行为的姑息与纵容,在苏联看来是企图“祸水东引”,苏联对建立反法西斯同盟失去了信心,这意味着苏联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抵侵略、维护国家安全,为此,需要动员全国各方力量为日益临近的战争做好物质、技术及思想准备;另一方面,在苏联国家领导人看来,日本扩大侵华战争、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德意两国干涉西班牙内战,这都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上已经开始, [20]这为实施布尔什维克领**高战略目标,即在世界范围内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有利条件。[21]

由此, 1937年2—3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再次把解决国际问题作为首要任务就不是偶然的了,这次全会是苏联改变战略、策略的转折点。会上,斯大林作了《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指责共产党人陶醉于经济上的胜利,而很少关注像苏联的国际环境、资本主义包围等问题,致使国内外阶级敌人相互勾结,对苏联的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构成了严重威胁。报告强调资本主义的包围是苏联面临的“根本问题”,对于国家的命运来说具有首要意义,“任何经济成就,不论如何巨大,都不能清除掉资本主义包围这个事实”,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没有因此而完结。斯大林号召已经举起“世界共产主义伟大旗帜”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去争取战胜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的军事胜利并表示相信必将取得最后胜利(Правда.29марта1937)。这次全会表明苏联国家战略的重心发生了变化,放弃了先前实施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国际资本主义进行和平经济竞赛的政策,转而强调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国家安全构成的致命威胁,在国际舞台上战胜阶级敌人、打破资本主义包围成为国家的首要任务,这成为此后苏联长期的战略方针。1938年底莫洛托夫的讲话确认了这一点:“今天,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已经基本建成的情况下,我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相互关系问题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22]

为做好与资本主义决战的准备, 1936年下半年,斯大林发动了新一轮大清洗。同时,在部队中开展大规模宣传活动,旨在培养指战员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警惕性、仇恨和不妥协精神” [23]。在1938年10月1日召开的宣传工作者会议上,斯大林指示要宣传进攻性的革命战争思想,他说:“如果战争是正义的,如果局势有利,如果条件具备,布尔什维克将发动主动进攻。”这里他还引用了列宁在《论欧洲合众国的口号》中的一句话: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迫于形势不得不向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进军,以帮助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摆脱资本的压迫” [24]。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精神,宣传机构开始大力宣扬苏联劳动人民“面临着打破资本主义包围、争取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决定性战斗” [25],“苏联所进行的抗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敌人的战争将是一种新型战争,是所有正义战争中最正义的战争,是进攻型的战争” [26]。

二战爆发后,斯大林于1939年9月7日明确指出了这场战争的性质及其与世界革命的关系:战争是两个资

本主义国家集团为了重新瓜分世界、统治世界而进行的。“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下我们就要提出消灭奴隶制度的问题了……如果由于消灭了波兰,我们把社会主义制度推广到新的领土和居民中去,这有什么不好呢。”[27]1939年9月17日向波兰的“解放”进军开始把进攻型革命战争理念付诸实施,宣传机构把这场战争看作“世界革命的开端”,“体现了人类进步思想的全部内涵”。 [28]1939年11月初,莫洛托夫公开宣称由于红军的“解放进军”,社会主义世界的边界扩大了,这迫使资本主义世界“收拢和后退”(Правда·7ноября1939)。在1940年7月3日与拉脱维亚政府副总理兼外长科列维的谈话中,莫洛托夫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苏联的战略目标和策略选择:“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坚信,列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它使我们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使我们在整个欧洲夺取政权,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我们在俄国夺取了政权一样。现在我们支持德国,但仅限于使其避免接受和平建议,直到交战各国饥饿的大众丢掉幻想起来反抗本国的统治者。那时德国的资本家就会与自己的敌人协商合作镇压起义的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带着自己已经准备好的新鲜力量在西欧的领土上帮助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与腐朽的资产阶级之间决定性的战斗即将爆发,这次战斗将一劳永逸地决定欧洲的命运。”[29]在1940年11月20日的一次会议上,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表述得更明确:“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过去是、将来依然是利用欧洲的军事冲突扩大社会主义阵地。”[30]苏联国家高层领导人的这些言论使我们清楚地明白了其推动“世界革命”的真正动机及方式。

结　　论

自苏俄政权始建到二战爆发,苏联国家总体战略经历了由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两次调整,相应地,对外政策指导思想的重心则经历了由推动“世界革命”转向“和平共处”再到“世界革命”的调整。第二次调整完全符合斯大林分两步走推动世界革命的战略规划,即首先在苏联建成社会义,然后在帝国主义战争条件下依靠苏联强大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力量保障,推动世界革命,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决定了“和平共处”仅是过渡时期不得已的策略选择,也决定了苏联不可能为遏制侵略、阻止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付出全部努力,相反,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之间的对抗与厮杀为苏联推动世界革命提供了绝好机遇。苏联周旋于法西斯国家和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之间,待价而沽,加速了战争爆发的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苏联领导人所设定的战略目标。

苏联对外政策指导思想的第二次调整发生在1936年末至1937年初,相对来说,历时短暂而又不引人注目,一时间难以为广大民众所理解。[31]与此同时,军队和民众都没有感受到国家安全面临着直接、现实的威胁, [32]在这样的背景下, 首要的是消除军队和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和平主义情绪和防御型战争思想,动员全社会为与阶级敌人的决战做好心理和物质、技术方面的准备,这与十月革命胜利初期通过支持、援助欧洲无产阶级推动世界革命相比,具有内向性。

苏联对外战略指导思想的第一次调整,是现实的国家利益原则取代了浪漫的革命主义激情,此后,在苏联国家领导人的思想观念中,“世界革命”思想中所包含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日益淡化,而借其保障本国安全的现实国家利益原则日益明显地体现出来。在3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领导人把扩张领土、拓展势力范围与推动世界革命相结合,以此维护国家安全、塑造世界强国地位。[33]在一定程度上,苏联实现了这样的战略目标,同时也置自己于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对立面,这使冷战的爆发具有了历史必然性,也由此决定了20世纪后半叶国际关系的总体面貌及其历史发展进程。苏联利用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以武力或武力威胁扩大社会主义阵地、推动世界革命,在相关地区埋下了敌对和冲突的种子,并为西方所利用,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和苏联解体的历史根源之一,这与苏联早期国家领导人所追求的战略目标背道而驰,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