鄚氏河仙政权(“港口国”)与18世纪中南半岛局势

李庆新

发布时间：2014-3-29

    摘要：清易代之际，中国正处于改朝换代的持续动乱中，大批不满清朝统治的民众迁往海外，广东雷州海康人鄚玖(Mac Cuu)举族“越海南投真腊国为客”，在河仙地区建立起以华人为主体、具有相当独立性的政权，把河仙经营成为人烟辐辏、“华夷杂处”、经济繁荣的国际性港埠，后向广南阮氏称臣。鄚玖之子鄚天赐(Mac Thien Tu)在缅甸侵暹战争中成为清朝在南海的“耳目”，复在军事与外交上与暹罗相颉颃，成为18世纪30～70年代左右中南半岛国际政局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18世纪/鄚玖/鄚天赐/河仙/中南半岛/国际关系

    明清易代之际，中国正处于改朝换代的持续动乱中，大批不满清朝统治的民众迁往海外，从东北亚的朝鲜、日本，到东南亚的安南、柬埔寨、暹罗，乃至马来半岛、印尼和菲律宾群岛，都有流亡华人的身影。1671年，广东雷州海康人鄚玖(Mac Cuu)“因不堪胡虏侵扰之乱”，举族“越海南投真腊国为客”。鄚玖在河仙地区建立起以华人为主体、具有相当独立性的政权，拥有自己的军队，自署官吏，自主外交，以及独立自主的经济，建立了市镇与村庄，把河仙经营成为人烟辐辏、“华夷杂处”、经济繁荣的国际性港埠，后向广南阮氏称臣。鄚玖去世后，其子鄚天赐(Mac Thien Tu)在河仙建起规模宏伟的府城，以明朝制度与文化为榜样，建孔庙，立义学，习诗书，同时兼容本土各民族文化和欧洲宗教文化，建构起一个文质彬彬、具有浓郁中华色彩的海上“衣冠文物之邦”。鄚天赐一度自号“高棉王”，在军事与外交上与暹罗相颉颃，成为18世纪30～70年代左右中南半岛国际政局的重要力量。
    关于鄚氏与河仙政权，越南古籍郑怀德的《嘉定城通志》，武世营的《河仙镇叶镇鄚氏家谱》皆有记录，另外《大南寔录》、嗣德《大南一统志》、黎贵惇《抚边杂录》以及清朝的《清实录》、《清朝文献通考》等文献也有分散记载。上世纪50年代以来，法国学者E. Gaspardone、Maybon、日本学者藤原利一郎、我国著名华侨史专家陈荆和、戴可来、郑瑞明等相继发表了多篇有价值的成果①。本文结合前人研究成果与中越相关资料，对鼎盛时期的河仙政权(港口国)及其与清朝、中南半岛国家的关系，作初步探究与思考，以就教于学界高贤。
    一、鄚氏河仙政权：起家于柬埔寨、称臣于广南的“国中之国”
    河仙(Ha Tien)所在地区处在越南的南端、暹罗湾、湄公河三角洲下游地区，是个江海交汇、濒临暹罗湾的濒海地带，历史上曾经是扶南古国、吴哥王朝的疆土。1944年，法国远东学院考古学家刘易斯·马尔勒雷(L. Malleret, 1901～1970)在越南南部距离河仙不远的沃澳(Oc Eo)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座年代大约在公元2～3世纪、“印度化”时代的城市。研究显示，公元1世纪至3、4世纪的Oc Eo地区开始有人类居住，湄公河三角洲平原的地质运动基本完成，与印度及东南亚其他地区之间已经有经常性经济交流，不仅是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之间的一个贸易中心，而且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进入5－7世纪，这个地区已经“印度化”，湿婆教主导该地区的信仰，一直到7世纪扶南衰落为止。沃澳与印度、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的交流大大发展，是印度洋商人与产品的集散地。与中国也开始有交流，中国商人在这里与印度洋商人及其贸易网络发生联系；扶南商人也运载来自地中海、印度、中东和非洲的商品，如乳香、没药、树脂及用以制造香水和熏香的其他材料，前往中国，交换中国的丝绸。7～12世纪，强大的高棉国形成，沃澳地区进入“前吴哥时期”和“吴哥时期”[1]69, 248。
    15世纪以降，河仙地区及其附近海域仍然是海上交通十分活跃的地区，与明清时期中国东南沿海联系尤为密切。在明宣德五年郑和第七次远航中，有一支船队曾经到过河仙海域。《郑和航海图》标示的昆仑山以西海面有大横、小横、真屿等岛屿，画面上航线交错，说明这片海域航运频繁[2]②。据乾隆三十四年《广东至暹罗城海道程图》记载，昆仑山以西，依次有真薯山、大横山、笔架山等岛屿[3]。真薯山即真屿、真屿山、真糍、真糍山、真糍头，越南南部奥比(Obi)岛；大横山一般认为即柬埔寨土珠岛，在河仙西南海面；笔架山，在暹罗湾内，或即克兰(Khram)岛。
    上世纪50年代末，向达先生整理原藏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的《两种海道针经》(《顺风相送》与《指南正法》)，记录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江、浙、闽、粤、台等沿海地区与东西洋海上航路情况。《顺风相送》所记“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深浅泥沙地礁石之图”昆仑山以下大横山、小横山、笔架山，即河仙至占泽汶海面。另外，“福建往柬埔寨针路”、“福建往暹罗针路”、“柬埔寨南港往笔架并彭坊西”及“回针”、“柬埔寨往暹罗”及“回针”，以及《指南正法》之“大明唐山并东西二洋山屿水势”昆仑山、小昆仑、假糍山、大横山、小横山、笔架山段，“大担往暹罗针”及“回唐针”、“暹罗往日本针”、“暹罗往长崎日清”等，均需穿越越南南部包括河仙海面[4]35－36,50－51,81－82,83,120－121,171－172,174－175,181。
    1671年(清康熙十年)，广东雷州府海康县东岭村人莫玖“不堪胡虏侵扰之乱”，“越海南投真腊国为客”[5]83。最初抵真腊国南荣(Phnom penh，今柬埔寨金边)，获得官府的信任，出入乌顿(Oudong)王宫，获得国王的重用。不久，莫玖以财物贿赂国王宠妃及幸臣，求治恾坎地，招徕四方商旅，资益国利，王悦而许之，署为“屋牙”[5]33－34。屋牙，柬埔寨语OKnà之音译，意为镇守或地方长官，相当于府尹、太守之类官职。恾坎，Man Kham的音译，即河仙，俗称竹幡城，又称铜柱镇，犹汉言芳城也。陈荆和先生考证，在高棉语中，“方”、“芳”、“幡”，皆作Bǎn或Pare、Peam，意为港口。以所居地相传有仙人出没河上，因名河仙。
    越南古籍《嘉定城通志》记载，莫玖求治恾坎，是因为“见其国柴末府华民、唐人、高蛮、阇(外门内巴)诸国凑集，开赌博场，征课，谓之‘花枝’，遂征买其税。又得坑银，骤以致富。招越南流民于富国、陇棋、芹渤、淎、沥架、哥毛等处，立七村社。”[6]这里的富国，即富国岛。陇棋，柬埔寨之白马。芹渤，柬埔寨之唝吥一带。淎，柬埔寨之云壤港。沥架，即迪石，属建江省。哥毛，即金瓯，属金瓯省。七村社的范围，大体相当于今天从柬埔寨磅逊湾至越南金瓯角200公里沿海地区。
    1679年(康熙十八年)前后，暹罗以援助柬埔寨正王匿嗡秋为借口，发兵东侵，河仙无法抵挡，莫玖为暹兵所获，执送至暹，在万岁山海津侨居了一段时间。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莫玖乘暹罗内乱携从人回到隆奇(Ream，今柬埔寨白马)，稍后妻子裴氏廪诞下儿子天赐。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前后，莫玖重新回到河仙，“四方商旅远闻太公仁声德泽，皆慕来归”。[5]87－88从此莫玖再没有离开河仙。
    河仙地势低平，南滨大海，四无屏障，与野心勃勃的暹罗、步步进逼的广南阮氏为邻。莫玖所依赖的国家高棉积贫积弱，二王互相内讧，实在不足以为凭靠，必须另觅他方支持。莫玖看中了起家顺、广的安南阮氏。阮氏自16世纪中叶阮潢镇抚顺化以来，以顺、广总镇兼领广南，拥境独立，号令四邻，与把持后黎朝政权的北方郑氏分庭抗礼，安南历史上出现“郑阮纷争时代”(1533－1788)。明万历时人张燮说：
    广南号令诸夷，埒于东京。贾舶在新州，提夷者必走数日程，诣广南入贡，广南亦遥给木牌，民过木牌无敢哗者[7]。
    然而阮氏所拥有的疆域、人口、资源都逊于北方郑氏。为北方争雄，南阮大力推进“南向”政策，1661年占领占城的富安地区，1693年侵占藩里地区，1692年全部占领占城疆土，并向真腊国嘉定地区扩张。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鄚玖向广南阮氏称臣，阮主许为属国，名其镇为河仙，以鄚玖为河仙镇总兵(或作统兵)玖玉侯。所以，后来清朝官方文献称鄚氏河仙政权为“安南属国”[8]7463。
    鄚玖招集流民，发展农商，在税收上减轻农民负担，把境内土地分配给本地民众，提供农耕用具，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结果使大片森林荒地得到开发，成为肥沃富庶的农耕区。鄚玖尤重视发展商业与贸易，实施低关税，对外国船只一律开放，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招徕海外诸国，帆樯连络而来”。按照中国传统的经商模式，他把商人分为三类，赋予不同的经营业务：大商人经营长途贸易，中小商人经营本地贸易，官商则专营国家垄断商品和对外贸易。1728年、1729年，鄚玖派遣刘卫官、黄集官前往日本，与幕府打交道，获得对日本贸易的“信牌”(许可证)[9]91③。
    鄚玖曾经游历西班牙人统治下的菲律宾和荷兰人统治下的巴达维亚，学习西方施政之法：
    他曾旅行菲律宾及巴达维亚(Batavia)，从欧洲人学习最佳的施政方策及自强自卫之方法。无几，商业上之利润容许他筑起堡垒，凿掘城壕并装备炮队。如此防卫设施确保其境内安宁，并对周围蛮民不逞之企图保障其地位[10]85。
    15世纪以后，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人为代表的欧洲人全球性的海上扩张与殖民活动开创了世界性海洋贸易体系。欧洲人在全球范围的殖民活动与海洋扩张，客观上推动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给东方带来前所未有的西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源于意大利商业城市共和国的海权主义和重商主义主导着亚洲的海洋贸易。鄚玖在河仙地区确立统治后，亲自到菲律宾、巴达维亚，学习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的管治制度和自强自卫方法，显示出他是一个有远见卓识、雄才大略的杰出人物，是善于向西方学习先进制度文化的先驱。
    1735年(广南阮主阮福澍十一年，清雍正十三年)，鄚玖去世，终年81岁，其子鄚天赐继位，阮氏升天赐为钦差都督琮德侯，正三品，赐龙牌船，开局铸钱。在以中华帝国为中心东方传统里，开铸钱局，蕴含皇权的意义，只有王朝更迭，或事关皇权大事，才有铸钱之举；阮氏允准鄚天赐开局铸钱，实为非一般之恩宠。河仙所著钱币为“安法元宝”，分“大宝”、“小宝”两种。近人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谓：“安法元宝，顺化肃宗福澍丙辰十一年(即清乾隆元年)以后河仙镇都督郑［鄚］天赐在河仙镇所铸。”[11]228
    鄚玖是以柬埔寨官员身份莅临河仙，管治一方的，但是他后来归附广南阮氏，成为广南的附庸，自然引起高棉人的不快，但是柬埔寨对此无可奈何，无力改变。鄚天赐继位后，河仙变得更加强大，衰弱兼内讧的柬埔寨多次发兵争夺河仙，都被河仙军队打败，河仙军队反攻到柴末，占领该地。18世纪50年代，柬埔寨继续内讧，失败一方反而求助于河仙，向鄚氏称臣。1755年(乾隆二十年)，阮氏因为柬埔寨拒命，发兵讨之，柬埔寨王匿螉源(即柬王吉哲塔五世，1749～1754年在位)投奔河仙。鄚天赐居中斡旋，向阮主表达柬埔寨愿“贡献”土地之意，换取阮氏退兵。两年后(乾隆二十二年，1757)，柬埔寨再次发生内讧，匿馨杀权监国事匿润，匿润子匿螉走依河仙，求为鄚天赐的养子。阮主发兵攻匿馨，柬埔寨王位虚悬，天赐又一次为匿螉陈奏，阮主乃封匿螉为高蛮国王(即帕乌迭二世，1758～1775年在位)并护卫他回国复位。结果匿螉把真森(今柬埔寨茶胶)、柴末、灵琼、芹渤(今柬埔寨贡布一带)、淎(今柬埔寨云壤港)五府土地献给天赐，“谢其卵翼成就之德”。天赐将五府土地悉数献于阮氏，阮主自然喜乐，嘉奖天赐的忠诚，钦颁准许五府归河仙镇管辖[6]153，河仙地盘得以扩大，进入它的黄金时代。当时一些西方人的旅行记录都说，这时鄚天赐自称“高棉王”(“真腊王”)[12]105。
    鄚玖、鄚天赐父子在柬埔寨的领土河仙地区建立起以华人为主体的独立性的政权，虽然归附广南阮氏，接受阮主封赠，但拥有自己的军队，自署官吏，自主外交，以及独立自主的经济和海外贸易，这与当时南渡广南被阮氏安置到下柬埔寨、作为阮氏臣属的杨彦迪、陈上川等是大不一样的。而且阮氏西山政权兴起以后，阮氏广南政权风雨飘摇，颠沛流离，更无力顾及河仙。陈荆和先生指出：“河仙成为阮主之附属，但阮主却未曾过问其内政，完全由鄚氏自治自理。”[13]179－218河仙之于广南，乃后者一名为附属、实为遥领性质之独立性“政治飞地”。
    二、港口国、昆大吗、本底国：东西方文献中的河仙
    河仙政权，17世纪、18世纪西方文献称之为Can Cao, Canear, Ponthiamas, Po－Taimat，而在中国文献则以港口国、昆大吗著名。18世纪中叶曾经游历越南的法国人波微(Pierre Poivre)把河仙称为一个名为Canear(即港口)的小邦：
    从马来之陆地及岛屿可北抵一小邦，其名为Canear(即港口)，海图则称为Ponthiamas。……曾有一中国人(即鄚玖)抱着其国人天性之慎重及机警，乘其商船屡访其地。他看到此地比诸其故乡远为肥沃而被弃于荒废，甚为惋惜，乃决意予以开发。依其计划，他招致数目可观之华人及邻近诸邦之农民，并获得临近最有力王侯之保护及其所派卫兵，而开发经营此地。……他以纯然赠与方式将土地分给农民，未曾向人民强制赋役或征取营业税等税款……他还购买为开发土地所需之所有农具以颁发农民，其领域已成为勤勉之人民安居乐业之处……不久，森林被伐开，荒土变成良田，从河川所引之运河四通于田间，而丰裕之收成予农民以充足之粮食，且为殷盛商业之货物[10]85。
    清康熙开海以后，安南、广南与华南地区海上交通贸易越来越多，人员交往随之增加。鄚天赐与清朝广东等地仕绅、名流有密切联系。罗天尺《五山志林》记录了一则“番官赠银”的故事，抄录如下：
    鄚天赐少年能诗，酷嗜词翰，自署“文章自本中原气，事业留为异国香”。华人至安南贸易，乞粤人诗歌以献。一日，于内苑宴请至河仙贸易者，谈论诗词，问余语山先生，贸者答曰：“人间福人，父子祖孙，登甲乙榜，齐眉四代，年跻九十，健步豪吟。”次问顺德儒士梁仲鸾，答曰：“与余公有云泥隔，年七十，贫而无子。”鄚天赐闻而太息，谓：“君反日，愿以相闻”。稍后特遣番官四人送珍贵沙木一具赠仲鸾，市其值二百余金，以赡余年。乾隆壬戌年(七年，1742)，罗天尺遇梁仲鸾于广州海幢寺，谈论及此，仲鸾为诵《谢赠櫘诗》。罗天尺叹曰：“外国番官，有此怜才好义之士，人可以地限哉”[14]57－58。
    文中“安南国河仙镇有莫姓者，为番官”，就是指鄚天赐。鄚天赐文章负有盛名，“文章自本中原气，事业留为异国香”，声名远扬，受到罗天尺等粤中文坛名宿的赞许。罗天尺，清前期著名诗人。字履先，号石湖，顺德人，年轻时即以知识渊博闻于乡里，擅长诗歌，深受经学家惠士奇器重，居“惠门”诸子之首。郑虎文《顺德罗孝廉天尺诗文稿序》谓：“罗孝廉以诗文雄踞坛坫者三、四十年，广东人推名宿，率以孝廉为称首”[15]240。引文中关于佘语山、顺德儒士梁仲鸾的记载，也说明当时前往河仙做生意的中国商人也受到鄚天赐的厚待招待，河仙与广东建立起多方面的关系。
    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向朝廷上奏了广州经河仙至暹罗的航程，说明河仙是中国商船常到之地，是广东至暹罗海上航路必经港口，航程约需半月至40余日。奏疏曰：
    自广东虎门开船，至安南港口地名河仙镇，计水程七千三百里。该处系安南管辖，有土官莫姓驻劄。又自河仙镇至占泽问地方，计水程一千四百里，系暹罗管辖，有土官普兰驻劄。自占泽问至暹罗城，计水程一千六百余里。统计自广东虎门至暹罗，共一万三百余里。九月中旬，北风顺利，即可开行，如遇好风，半月可到；风帆不顺，约须四十余日。……兹查本港商船，于九月中旬自粤前往安南港口贸易，计到彼日期正系十一月间……[16]711－712
    成书于18世纪初期(清康熙晚年)的中国航海文献《指南正法》，记录了“柬埔寨南港往笔架并彭坊西”的往返航程：
    港口，用乙辰看北势上昆尾齐，宜贪东，打水三托，泥沙地，正路。离浅了，用坤申十三更取真糍山。用单戌十更取大横山。用辛戌五更取小横山。用辛戌二十更取笔架山。用壬子五更取陈公屿及黎头屿。用壬子五更取乌泥浅，沿昆宰约二更见内山有塔是浅，乃彭坊西也。
    回针：笔架开船，用单己及巽己二十更，用巽己五更取大横山。若外过用乙辰，若内过用辰巽。十更取真糍山内过。用单寅十三更进南港是也[17]81－82。
    关于《指南正法》中“南港”、“港口”，向达先生并没有作特别解释，仅谓“南港：柬埔寨港口。”[17]238陈佳荣先生等称：
    南港，《顺风》柬埔寨南港往笔架并彭坊西条。在今越南湄公河口一带，或指巴沙(Bassac)河下游朔庄(Soc Trang)东面的槟廊(Bang Long)，一说指古羶(Cochien)河下游的茶荣(Tra Vinh)[18]582。
    就地望而言，“南港”、“港口”在湄公河口一带大方位是不错的。然而就18世纪初柬埔寨的湄公河下游政治、经济局面而言，鄚玖统治下的河仙势力范围已经扩展到从金瓯角到磅逊湾的沿海地区，且处在上升趋势。其时柬埔寨积贫积弱，内外交困，备受广南、暹罗侵凌，委屈称臣；河仙政权巧妙地利用有利的国际时局，平衡周边各国势力，实质性地控制原属下柬埔寨后江以西的大片疆土，成为湄公河下游濒海地区的新主。河仙发展对外贸易，以“港口国”之名为东西方各国所熟知。所以，与其说“南港”、“港口”是指柬埔寨南部的某一个具体港口，倒不如说就是指鄚氏统治下的河仙地区——港口国——更符合实情。
    清雍正、乾隆年间，正是河仙鼎盛时期，鄚氏以明朝制度与文化为榜样，建孔庙，立义学，习诗书，同时兼容本土各民族文化和欧洲宗教文化，建构起一个文质彬彬、具有浓郁中华色彩的海上“衣冠文物之邦”。清人对河仙的了解明显增加，清朝文献对河仙的记录明显增多，官方对河仙也表现出颇多好感，视“港口”为一“国”，有些文献称鄚天赐为“河仙镇目”或“土官”。
    清朝官修《皇朝文献通考》对一方面称河仙为“安南、暹罗属国”，另一方面又称之为“港口国”，并称鄚天赐为“王”：
    港口国，在西南海中，安南、暹罗属国也。王郑(应为鄚)姓，今王名天锡。其沿革世次不可考。国中多崇山，所辖第才数百里，有城以木为之，宫室与中国无异，自王居以下皆用砖瓦……[19]1069－1071
    成书于1730年(雍正八年)、浙江提督陈伦炯所撰《海国见闻录》说：“广南国，亦称安南……强于交阯，南辖禄赖、柬埔寨、昆大吗，西南临暹罗，西北接缅甸。”[20]这里的禄赖，亦作龙奈、陆奈、农耐、潦濑，柴棍，即越南西贡(Sai gon，今胡志明市)，其语源于东耐(Donnai)河，该河流发源于越南中圻南部山地，西南流经西贡，注入南海。1780年，阮福映为阮氏西山政权所破，流亡至柴棍，故谢清高《海录》称龙奈为旧都。昆大吗，也就是河仙。说明河仙虽然臣属广南阮氏，但是享有与禄赖、柬埔寨一样的“国中之国”的特殊地位。李长傅先生校注《海国见闻录》有一段注释：
    昆大吗，即南圻西南部之河仙(Ha tian)。暹罗，即Ban Tnaimas，为十七世纪末明遗民鄚玖(mac low，雷州人)所开辟，一七○八年，广南王授河仙总兵职。一七三六年，其子天锡(本名天赐)袭封琮德侯。其时河仙为暹罗湾东岸贸易港，华侨及各国外侨云集，有“小广州”之称[20]。
    《海国见闻录》附录“四海总图”，交趾、广南以南标有“占城”、“禄赖”、“柬埔寨”、“昆大吗”等地名，“昆大吗”被标在海中一个大岛。这与王大海所著《海岛逸志》所附两幅相关航程的海图一样，“安南”与“港口”分开标注，港口单独标在一个与安南有相当距离的岛屿上[21]1－2④。可见河仙在清人心目中具有特别的“属国”地位。
    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缅甸灭暹罗阿瑜陀耶王朝，清朝指令两广当局派人到河仙打探情报；1769(乾隆三十四年)七月，差人返回，两广总督李侍尧将缅暹局势节略1件、鄚天赐来文一件及《广东至暹罗城海道程图》上奏朝廷，其中《广东至暹罗城海道程图》在“安南国”与“暹罗国”之间，依次标出“东京”、“占城”、“河仙镇”、“占泽汶”、“暹罗城”，用相同的并列等级区域标志[3]。东京，后黎朝首都，今越南河内。占城实际上是指以顺、广地区为核心区的广南阮氏。占泽汶，即尖竹汶，暹罗东南部水路交通便捷的滨海城市，有众多华人聚居，即今天泰国的庄他武里。在清朝官方看来，河仙是与“安南国”东京(郑氏)、占城(实为广南阮氏)、“暹罗国”占泽汶、暹罗城等量齐观的重要地区。
    生活在乾嘉年间的谢清高系广东嘉应州人，年轻时出海做生意，因遭海难被外国商船救起，随外国商船游历海外各国，复居留澳门，海国见闻广博。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他与同乡杨炳南相遇，交谈甚欢，杨将谢清高所述记录加工，参酌他书，终成《海录》一书。这是一部清人记述南海诸岛的重要著作，其中多处涉及与河仙有关的“本底国”。该书开篇“万山”条叙述从广州外海岛屿万山(一名鲁万山)下南洋的航程，穿越七洲洋进入越南海域后，“由龙奈顺北风，日余至本底国。”[22]1其后专条介绍“本底国”：
    本底国在越南西南，又名勘明，疑即占城也。国小而介于越南、暹罗二国之间。其人颜色较越南稍黑，语言亦微异。土产铅、锡、象牙、孔雀、翡翠、剑翎、班鱼脯。又顺东北风，西行约五六日至暹罗港口[22]1。
    关于本底国，《海录》诸版本皆有校注，说法不一。魏源、冯承钧关于“本底非占城”的论断是有道理的，可以采信，但断言“本底非柬埔寨莫属”则未必周全。如前所述，在鄚玖、鄚天赐时代，河仙是广南属国，下柬埔寨后江以西大片濒海疆土的实际统治者，而广南也不断侵吞柬埔寨领土，18世纪30年代，阮氏军队占领嘉定西部地区，到70年代，后江以东沃土也成为阮朝囊中物。这样，下柬埔寨几乎全部被阮氏吞并，因而19世纪20年代成书的《海录》所记本底国，不可能是早已失去下柬埔寨的柬埔寨，而应该是名义上臣属于广南(越南)的鄚氏河仙政权——港口国，这一政权迟至1810年代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魏源、冯承钧先生未审18世纪、19世纪越南、柬埔寨、河仙之间的关系及各自疆土变迁之历史，对谢清高“贾客舟师之口，故见闻虽真，而考古多谬”，“清高闻之未审”的指陈有失公允，流于片面。
    并非没有睨眼人体察历史变化的真相。清同治年间吕调阳对《海录》进行大量校释研究，正确地指出：本底国“即港口国也”[22]2。《海录》最新校释者安京先生似乎亦同意这一观点，指出：
    港口国即Pontameas，中国古籍称其为伊代吗、尹代吗、昆大吗等。越语称其地为河仙(Hatien)，其地原属柬埔寨。17世纪末18世纪初，广东雷州人鄚(莫)玖(Mok Kui)占据此地，从事海外贸易，建立港口国(Kan Cao)。其后，高棉发生了王位之争，暹罗派水师进攻河仙，一般认为自此河仙地区受暹罗控制。1811年，为越南占据[22]9。
    事实上，从17世纪70年代鄚玖入主河仙，到18世纪70年代，河仙无疑是中南半岛南部一股不可忽视、不断增长的政治势力，直到1771年遭到暹罗毁灭性攻击，河仙才急剧走向衰败；即便如此，鄚氏仍然是河仙名义上的统治者，不管是河仙的实际控制者暹罗，还是河仙名义上的宗主广南阮氏，都采取彼此能够接受的惯例，不改变河仙为“鄚氏世业”的现状，委任鄚氏后人为河仙长官。1802年(嘉庆七年，嘉隆元年)，广南阮氏攻灭阮氏西山政权，南北越归于统一，阮福映在富春称帝。癸亥二年(嘉庆八年)嘉隆帝委任嘉定总镇官，总掌边和、潘安、定祥、永清镇军民庶务，又以河仙为附镇[23]23,27，河仙变成嘉定管辖下的一个边镇。1810年(嘉庆十五年，嘉隆八年)，嘉隆帝下令将权领河仙镇务鄚公楡停职查办，派黎进讲权领镇事，暹罗表示反对。嘉隆帝命有司答复，表明河仙为阮朝疆土，设官之事，无须考虑暹王意见。更重要的是，阮朝强调河仙“本朝廷疆宇”，不是“圭田采邑，不可援为世业”[24]803。从而彻底改变了以往“鄚氏世袭”的惯例，河仙被并入阮朝版图，因而光绪丁丑年小方壶本《海语》注曰：“现并入越南”[22]。
    河仙原属柬埔寨，又向广南称臣，曾经受到暹罗控制，在虎视眈眈、均怀有领土野心的强邻窥伺夹缝中生存，命运似乎注定无足轻重，但实际上，雄才大略的鄚氏父子经略有方，使河仙政权在17～18世纪中南半岛国际关系中一度叱咤风云，在东南亚国际政治与海洋经济版图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在鄚天赐时代，对清朝关系上灵活变通，与广东社会各阶层都建立良好关系，得到清朝官方的认可，在清朝与中南半岛多国关系中左右逢源，国际地位提升，鄚天赐打出了“高棉王”旗号，显示出王者风范。
    三、缅甸、暹罗战争与清朝应对：河仙在多边国际关系中作为清朝的海上“耳目”
    清朝建立以后，其对外关系基本上沿袭明朝朝贡体制，对四夷均行怀柔，偏于保守。即使在所谓的“康乾盛世”，强大的清帝国对海外诸国强调在朝贡体制内，藩国诚信恭顺，安分守制，清朝必加荣宠，使其世列藩封，所谓“外国之事，总以安静为要”[16]1004,31。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云南巡抚刘藻奏言：滇省与交趾、南掌、缅甸诸国为邻，“外夷内讧，多有自相攻击之事”；云南的对策是“惟在严饬文武员弁于沿边要隘，加谨防范，则边民安堵，中外肃清。此夷情边境之大略也。”[16]43－44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西山阮惠攻陷安南黎朝首都黎城(东京，即昇龙)，安南国王黎维祁携眷逃到广西，十一月，乾隆皇帝遣两广总督孙士毅统兵入越，克复黎城，阮岳退走；清廷令黎维祁承袭安南国王，其册文云：
    眹维抚驭中外，绥靖遐迩，义莫大于治乱持危，道莫隆于兴灭继绝。其有歹共朝命，久列世封；遘国家之多艰，属臣民之不靖，则比去其蟊贼，拯厥颠济，俾还钟之观，以肃屏藩之制[16]315,27－28。
    后来孙士毅贪功，期待擒获阮惠，师不即班，又轻敌不防备，被阮惠袭击而大败，逃回广西镇南关内。清廷急命在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立有奇功的福建巡抚福康安为两广总督，经略安南，随宜收局，阮惠向清朝称臣入贡，乾隆皇帝封其为安南国王。
    清朝对东南亚近邻不加过多干预，也与吸取历史教训有关。乾隆五十四年，派福康安为两广总督，火速前往广西镇南关处理孙士毅后阮惠复据黎城的不利局面，正月甲申，乾隆皇帝谓军机大臣曰：
    安南民情反复，胜国以前，郡县其地者，不久仍生变故，历有前车之鉴，眹再四思维，实不值大办，莫若量宽一线，俾其畏罪输诚，不劳兵力而可以事？之为念，福康安等不可不知此意也[16]1311,29－30。
    所谓前车之鉴，是指明永乐四年，成祖派兵南征安南，以其地为交趾布政司，郡县其地；其后安南屡叛，明朝派兵征讨，皆败没，宣德二年，宣宗采取杨荣之议，复弃之。此事越南文献也有论及。《大南寔录》记载：
    丁亥，明命八年(道光七年)三月，帝尝览黎史，谓潘辉是……又论西贼事曰：事定之后，方见天意。菩提之战，伪惠一鼓歼清数万之众，而清帝方厌兵，乃以明事为戒，不复再举[24]9。
    18世纪中叶，暹罗统治集团忙于内部争斗，国防松弛，导致缅甸的入侵与阿瑜陀耶王朝覆灭。1760年一月，缅甸雍籍牙王朝借口暹罗境内的孟人经常从土瓦边境侵犯缅甸而发动对暹罗的战争，缅军共6万人，分两路进攻，很快包围阿瑜陀耶首都，五月，缅王因健康等原因撤回。1764年，新缅王孟驳组织了一支拥有20000名士兵，100头大象的步兵联队和1000匹战马的10个骑兵营，向暹罗发动攻击，1766年初，缅军逼近阿瑜陀耶城，并形成包围之势。1767年4月7日，缅军攻陷被围困达14个月的阿瑜陀耶城，烧杀抢掠，繁华的暹罗京城毁坏殆尽，暹王波隆摩罗阁三世逃逸饿死，掳走原国王武通贲与王子昭督多；第三王子昭侈腔潜逃高棉，第二子昭翠(即诏萃)逃到河仙，阿瑜陀耶王朝覆灭。
    自明朝以来，暹罗与安南、缅甸、真腊等国纳入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之中，暹罗是最恭顺的东南亚国家⑤。明初确立“守备为上”的对外政策，把朝鲜、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爪哇、湓亨、百花、三佛齐、浡泥等十五国列为“不征诸夷国。”[25]安南以下，皆为南海国家。缅甸入侵暹罗，作为宗主国的清朝自然十分关注，决定对缅甸侵略暹罗进行干预，一方面派兵从陆路进去缅甸，打到阿瓦附近，迫使缅王孟驳撤回暹罗的主力部队，只留下部分缅军镇守阿瑜陀耶城附近的重镇三株菩提树；另一方面传檄暹罗，围堵缅军，同时传谕河仙协助，“留心防缉”[16]371－372。
    缅军从暹罗撤出，客观上有利于暹罗复国。1767年，祖籍广东澄海县华富村的郑昭(暹名披耶达信，《清实录》作披雅新、甘恩敕)率领军队多次击败缅军，不断壮大，乃自立为王，连下罗勇、尖竹汶、达叻城等要地，控制了暹罗东南沿海地区。11月，攻破吞武里城，收复阿瑜陀耶城，将缅甸军队驱除出境，暹罗重新立国，因建都吞武里，史称吞武里王朝[26]107－115。
    另一方面，清朝传谕两广总督李侍尧等密切注视事态发展，从海路寻找前往暹罗的路途。《清实录》谓乾隆三十二年闰七月辛酉，李侍尧奏复，称已遵照谕旨拟就照会暹罗王的文书，差熟悉水路的左翼镇标中营游击许全待命，搭附商船，前往河仙查探，或交“莫土目”(即鄚天赐)，或至占泽问交夷目普兰，由他们其中一位赍投暹王[16]711－712⑥。许全何时出海前往河仙，史书没有记载，但是从两广总督李侍尧的奏折中可知，两广督府递送给暹王的咨文已经送到河仙，暹罗派出贡使丕雅嵩统呵沛前往广东，不过许全在海上患病亡故。
    《清实录》还记录了乾隆三十三年八月甲戌皇帝对军机大臣等的谈话，涉及清朝与暹罗新王郑昭的关系，特别是鄚天赐在清暹关系中的发挥的重要作用[16]1069－1071。可以看出，缅甸侵暹及郑昭即暹王位后，郑昭和鄚天赐都向清朝派出使臣，郑昭主要向清朝请封，希望获得承认；鄚天赐则向清朝回覆关于缅暹战事的咨询，并呈献海外各国形势图文。两广总督李侍尧接待了两方使臣，并将初步处置意见上奏朝廷。
    乾隆皇帝对郑昭乘乱自立相当反感，认为他是个“负恩潜窃之人”，并认为李侍尧仅仅将郑昭的表文原文掷还、叫陈美回国时转达清朝的严厉斥责做得不够，达不到慑服外邦的效果，应该另给回文，申明大义，使之知道天朝礼教广被，褒贬一秉大公。所以乾隆令军机大臣重新起草谕旨，谴责郑昭所为，令其改过自新，效忠旧主，兴灭继绝。这当然是清朝单方面的意愿，不可能实现。与对郑昭的严厉态度截然相反，清朝对“河仙镇目”鄚天赐则恩勉有加，不仅郑重“回文”，而且给予奖赏[17]1169－1071。
    其后清朝继续关注缅甸、暹罗事态发展。乾隆三十三年(1768)十月戊辰，高宗谕军机大臣等，要求两广督臣李侍尧再派人到河仙镇，“向莫士麟访问暹罗近日确情，令其详晰呈复，速行奏闻。”李侍尧随即派署左镇游击郑瑞等于十一月在虎门搭附商船前往河仙。一个多月后，高宗不见回奏，再次询问军机大臣，认为是李侍尧等“不以为事”，办事不力。其实是海程遥远，广东往返河仙皆靠季风，官员没那么快抵达[16]1136－1137。
    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七月，郑瑞等返回，李侍尧将缅暹局势节略一件、鄚天赐来文一件及《广东至暹罗城海道程图》，一并上奏朝廷，乾隆帝没有特别批示。稍后，两广当局遵照谕旨派游击蔡汉乘搭商船前往河仙，打探暹罗军情。
    在鄚玖时代，或许因为鄚玖本人带有明遗民情结，河仙与清朝没有发生关系，但到了鄚天赐时代，情况已有改观，鄚天赐与清朝广东等地仕绅、名流有密切联系[27]。地处暹罗、高棉、安南之间、与广州海道相同的河仙就成为清朝了解情况、以确定外交策略的信息来源地，鄚天赐积极配合，河仙在清朝与缅、暹关系中起着居间作用。
    四、河仙、暹罗纷争：两败俱伤的结局
    暹罗首都大城(阿瑜陀耶)被缅甸攻破后，暹罗二王子昭翠(一作诏萃)逃到河仙。郑昭领导民众抗击缅军，与鄚天赐有过一段合作。《昭披耶宋加禄传》称：
    ［郑昭］立即命令銮披猜拉查(Luartg Bhitchiyarajia)携带亲笔函赴菩泰吗斯城(Ponthimas，即河仙)，运动披耶拉查塞弟(Phraya Raja Cershi，即鄚天赐)合作。……銮披猜拉查偕同乃文□(上合下昌，Nai Bunmi)于阴历四月下弦十四日星期六行抵菩泰吗斯城港口，向披耶拉查塞弟提出亲笔函，并获得优渥的礼遇，且答应于同年阴历八月或九月派海军参加作战，此外还派阮楷祥(Oug Kai Seng)携带大宗礼品，偕同銮披猜拉查于佛历三三一○年公历四月二十七日抵罗勇府，时为缅军攻陷大城后的二十天[28]。
    銮披猜拉查即后来拉玛一世郑华之弟，郑昭手下大将。由于暹、越史书没有更多的记载，后事如何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这两位粤籍华人首领合作时间不长。河仙方面的史料称郑昭为人“机巧险恶”，篡夺王位。鄚天赐心怀戒备，颇不齿郑昭为人。1767年，自立为王的郑昭取得罗勇后，乘胜谋取暹罗东南沿海重要海港城市尖竹汶，遭到披耶尖竹汶的抗拒，郑昭军队强攻尖竹汶，城破，披耶尖竹汶逃往河仙，依附鄚天赐[29]113－114。河仙容留暹罗王室成员及其旧部，对吞武里王朝是个潜在威胁，显然增加郑昭对鄚天赐的敌意。
    鄚天赐曾设计诱捕郑昭，以助暹罗王孙昭翠返国，恢复阿瑜陀耶王朝，但没有成功。河仙《鄚氏家谱》云：
    初花肚兵退后，暹民饥馑，至于人相食。暹属邑泽、汶(占泽、尖竹汶)等处，人各称雄潜窃，无人为主。郑雅新(即郑昭)者乃万作之长，原潮州人郑偃之子，偃暹为大商，最丰富，因乱招亡纳叛，将有自图之势，未就而死。其子新素有大志，心多机巧险恶，无所不至，乘国虚无主，用财贿招诱人民。散乱之余，饥者易为食，僭称牧长。凡诸邑长服着，款待至厚，亲为辅佐；不服者举众戮之。暹之故旧牧长皆不肖，见新暴悍，莫不惊怯，或失志死焉，或被害焉。新兵势日振，彼闻暹王之后昭华、昭侈腔尚在我镇，遂与其党唐人陈联谋割草除根之计。新作文书，卑辞厚币，致奉于我公，自称谊子，请送暹王子昭华等归国，事成愿割地朝贡。使人往返屡次，我公素知彼奸计，将有自大之策，遂佯许之，密使谍子探虚实。遂遣公婿五戎徐侯率战船百余只，潜舣舟望阁北灠关外，使人诱新来会好。不料彼亦潜使谍子阿摩作我公妹姑家属，凡我镇机安诸事，彼赂其左右，尽得详闻，故是年新知公计，不出关相会。徐侯待十余日，没策可施，加以其夜飓风大作，毁破战船四十余只，徐侯见事既泄漏，归至覆筌山病卒[5]102－103。
    鄚郑心存芥蒂，翻脸是迟早的事，另外清朝视郑昭为“乱臣”，采取不承认态度，也不能不影响河仙对郑昭所采取的立场。《清实录》记载清朝决定派兵入缅，“恐逆酋窜入暹罗，因欲传谕该国一体邀截擒拿。第以暹罗既为甘恩敕所占，其人系彼国乱臣，不必向彼传檄。旋经李侍尧奏称，河仙镇目莫士麟恭顺晓事，地与暹罗毗连，曾允其另檄莫士麟，留心防缉。”[16]371－372
    鄚郑之间由怀有敌意、互相戒备很快演成势不两立。清朝明确反对郑昭而支持河仙，而且广南阮主也有意干预暹罗政局，鄚天赐乃于1769(乾隆三十四年，景兴三十年)以匡复暹罗王室为名，会合远近暹罗将领，向郑昭发动攻势。
    《河仙鄚氏家谱》记载，景兴三十年(1769)，鄚天赐派妹婿胜水队该队、丑才侯陈文方率水陆大军5万北伐暹罗，“时战舰、战船旌旗联络十余里，兵次暹泽汶地面，扎起屯栅，以观其变”；郑昭派3000兵来援泽汶(即尖竹汶)，陈文方纵兵冲杀，暹军大败，退守各水陆要害关隘，不敢应战。文方复用昭华约书招彼来降，使做内应，但暹民畏郑昭悍暴，不敢起事。河仙军队驻扎在泽汶二月余，不服水土，疫疠流行，戍卒死者日以百数，陈文方病重，鄚天赐乃派属臣持檄召文方回师。陈文方出师时镇兵5万，归镇仅存万余，河仙损兵折将，颇伤元气。郑昭闻河仙撤回军队，派军追至泽汶，见河仙军队早有防备，遂罢[5]104⑦。为防备暹军，鄚天赐复派五戍奇才侯代镇守，病亡。继以德业侯往戍，并巡哨古公、古骨、寅坎诸海岛。
    关于这一战事，清朝文献也有提及。《清高宗实录》谓乾隆三十四年(1769)七月两广督臣李侍尧奏：“今河仙镇目莫士麟发兵夺取占泽(即真奔)，又会合暹罗各夷目，征讨甘恩敕。”[16]217－218应即此事。
    鄚天赐不甘失败，复表奏两广总督，疏请清朝檄谕花肚番(即缅甸)出兵进攻郑昭，“恢复暹国，以谢前惩”。两广当局对河仙的进攻暹罗不表态，仅谓“量力而行”，对奏请朝廷“檄谕花肚番”，则断然拒绝[16]587－589。清朝不想过深介入暹罗内政，尤其“花肚番本篡夺余孽，怙恶不悛，”一直对暹罗怀有野心，不可依靠，难于把握；假使缅甸与郑昭狼狈为奸，无异于引寇入室，不仅河仙无法控制，而且对河仙本身也是很大威胁，事实证明清朝的考虑与抉择是明智的。
    河仙及其附近地区居住者许多来自清朝广东、福建等省移民，潮州人尤多，就在这个时候多次发动内乱，攻击河仙，令鄚氏政权元气大伤。己丑五年(乾隆三十四年，1769)潮州流人陈大聚众于白马山，打家劫舍，勾结鄚族人鄚崇、鄚宽，密谋于六月十三日夜袭河仙镇。事觉，天赐伏兵擒之，追剿其党于香山寺(俗名厨柴香)，陈大逃往暹罗真奔。不久，高绵蛮民900余人密谋叛乱，天赐又发兵平之。
    同年，潮州海盗霍然聚集在仙暹边境的古公岛，结寨占据，劫掠南来北往的商客和海滨民众。霍然颇通武艺，善用大头铁镞射断帆缭，或身拥藤牌飞过商船，横行海上，党徒甚众，图谋袭取河仙。鄚天赐先发制人，派该队康成侯率精锐员军，暗行围捕。霍然突围，被多枪刺杀，余党解散。
    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七月，逃军范值在淎、芹渤招集匪类，与阇巴(外门内巴)荣离麻芦、高蛮屋牙口嵇纠伙800余人，水陆并进，袭击河仙镇城，其中贼船15艘攻入河仙港，至翠屏山；镇兵与贼众激战，刺杀范于江中，擒芦、口嵇而斩之。
    河仙内乱接二连三，陈荆和先生怀疑是郑昭暗中指使所致。他认为：
    自1769年天赐与郑昭间猜疑日深，河仙军队进攻真奔，又有暹罗流民陈太谋夺河仙，事不成即逃依真奔，且为两年后郑王东侵时之先锋，可疑陈太乃受郑昭之使鏃。而(1770)年谋乱之范，《实录前编》、《列传前编》及《通志》均为河仙逃兵，又可想知此事件为1769年河仙军队征暹失败后之直接后果[5]107。
    陈先生的分析很有道理，泽汶一役与境内潮人等起事确实使河仙兵食虚耗，民心骚动，元气大伤，在重大变局面前，已显难以自保之态势。不仅如此，西山阮氏政权崛起之后，嘉定动荡，广南阮氏亦流离失所。
    随着暹罗国内局势逐渐稳定，清朝对河仙政权的态度有所改变，两广总督李侍尧认为，鄚天赐以拥戴暹罗王室后裔为口实，“藉以居奇，从中图事”。[30]吞武里政权不断向清朝示好，清朝对郑昭的态度也有所调整。1771年八月郑昭令人将缅甸俘虏泄都燕达等解送到北京，乾隆皇帝指示两广当局：“不必概付不答，绝之太甚，自应即以该督之意，酌量赏给段匹。”[16]
    郑昭稳定国内局势，随即筹划攻打河仙，擒拿被鄚天赐收留的暹罗诏氏王孙和旧部，以根除后患。1771年，暹罗军队占领河仙，鄚天赐颠沛流离。其后暹罗与广南阮氏一度和好，郑昭迎天赐至望阁城(曼谷)，以王侯规格招待。西山阮氏政权见广南阮氏与暹罗通好，担心暹罗为阮氏外援，乃行反间计，派队慎携密书至高棉，书内谓阮将杜清仁与鄚天赐等将里应外合，攻取望阁城。郑昭获信大怒，将天赐等逮捕审问，鄚天赐服毒自杀，享年70余岁。郑昭下令将河仙流民全部驱逐到荒原远地。
    18世纪七八十年代，柬埔寨长期内乱，广南阮氏、暹罗都企图控制柬埔寨。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吞武里王朝发兵20万，以昭披耶却克里为元帅远征柬埔寨，正当暹罗军队与安南军队在洛韦对垒之际，禁军将领披耶讪在都城发动兵变，威逼郑昭退位。昭披耶却克里回师吞武里，将郑昭囚禁，复下令将郑昭处死，接着举行加冕礼，登上暹佛王位，史称拉玛一世。他把首都从吞武里迁到河对岸的曼谷，史称曼谷王朝，亦名却克里王朝。
    曾经左右中南半岛局势的两位华人首领互相混战，接踵而消亡，颇令后世治史者感慨不已。陈荆和先生认为，鄚天赐和郑昭这两位华裔出身的主权者或国王，开始颇为友善，及后在高棉及暹罗所发生的许多事件促使他们的利益对立，逐渐由敌对而至交战；后来恢复和好，而且在西山之乱后鄚天赐携家眷及部属亡命暹罗，依靠郑昭，但1780年鄚天赐因嫌疑自杀，家眷大多被郑昭杀害；不出两年，郑昭也被臣下所杀。两位叱咤风云的华裔皆死于非命，假如他们能够开诚合作，中南半岛近世历史可能改观了[13]179－218。而最有力量促使海上双雄开诚合作者，应该是他们的故国，但是清朝没有这样做。究其原因，似与如下因素有关：一是如前所述，清朝吸取历史经验与教训，对东南亚藩属内政与地区局势不多干预，影响清廷对鄚郑纷争采取观望的态度和审慎的决策；二是清朝统治集团与明朝一样，“重农抑商”、“华夷之辨”观念深重，对那些播迁海外的沿海商民相当鄙视和反感，视为弃民；对于“自弃王化”的鄚氏、郑氏及其自相残杀，自然不会也不愿意太多劳心。
    另外，从更深层面考虑，清朝统治集团缺乏海洋观念与海权意识，把海洋视为异己和动乱渊薮，对海洋只有深深的恐惧，因而在国家安全战略、对外政策理念上“重内轻外”，重“陆防”而轻“海防”；而且所谓海防，“仅备海盗而已。”[31]“沿海各省水师，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31]3981对清代中外关系研究颇有造诣的比利时学者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指出，清代在对外关系与政策上，对待海疆、陆疆的态度明显有不同差别，清朝皇帝对陆上疆界非常警惕和敏感，一直相当关注，当他们觉得陆路邻国对自身利益造成威胁时，便会采取军事行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亚的海洋地区却受到不同的审视和对待[32]226。作为宗主国的清朝对处在中南半岛、南海外洋的暹罗、河仙纷争，虽然在道义上支持后者，但并没有考虑积极施予援手，基本上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立场，似乎也印证了清朝的对外政策理念。
    ［收稿日期］2013－06－01
    注释：
    ①藤原利一郎．鄚玖事迹考[J].史窗，1954年(第五、六号)；同氏．广南王阮氏ご华侨——特に阮氏の对华侨方针につぃて[J].东洋史研究，1949年，10(5)；陈荆和．河仙鄚氏世系考[J].华冈学报，1969, (5)；武世营撰、陈荆和，注释．河仙镇叶镇鄚氏家谱注释[J].文史哲学报(台湾大学)，1955, (7)；郑瑞明．清代越南的华侨[J].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1976年；同氏．十八世纪后半中南半岛的华侨—河仙鄚天赐与暹罗郑昭的关系及清廷的态度[J].历史学报(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历史学会编)，1978(6). 另外法国学者Charles B. Maybon的《安南近代史》(Histoire moderne du pays d'Annam: étude sur les premiers rapports des européens et des annamites et sur l'établissement de la dynastie annamite des , Gregg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2)，加拿大学者William E. Willmott的《柬埔寨的中国人》(The Chinese in Cambodia, Vancouver Canad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67)，张文和的《越南华侨史话》(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5)、吕士朋的《盛清时期的中越经济关系—兼述华人对南圻的开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1989)等亦有述及。
    ②向达先生对图中的昆仑山作了详细的注释，指出该岛即古军突弄山、军屯山、昆屯，西文Pulo Condore，在越南南端东面海上，中古时代海舶往来东西洋，此为必经之地，亦为最险之地。对占浦山、占腊国、占腊港、占贲港，也有注释。见《郑和航海图》第13、32页。
    ③莫玖改用鄚姓，以区别于越南历史上被视为僭伪的莫朝莫氏。
    ④李长傅先生校注本《海国见闻录》(陈代光整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第57页。书中“暹罗，即Ban Tnaimas”，误，当为河仙，暹罗文Ban Tnaimas；另外河仙(Hatian)，当为河仙(Ha tien)；鄚玖(mac low)，当为鄚玖(Ma Cow)。
    ⑤据汤开建等研究，东南亚诸国中，暹罗是与明代保持朝贡贸易往来时间最长、关系最为密切的朝贡国。参见《万历四十五年田生金〈报暹罗国进贡疏〉研究——明代中暹关系史上的一份重要的中文文献》，暨南学报，2007年第4期。
    ⑥阿瑜陀耶即大城，意为“岛”，位于曼谷北面77公里处，湄南、华富里、巴塞三条河及人工运河环绕，14世纪以后作为都城达417年之久，是泰国历史上为时最久的都城。今为大城府治。
    ⑦原书陈文方讨伐暹罗作景兴三年，误。另外《大南寔录》、《嘉定城通志》对此事也有记载，不过都认为起因于防备缅甸乘胜东侵，不确。

参考文献：

[1]G. 赛代斯，著．蔡华、杨宝筠，译．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8；莽甘(Pierre-Yves MANGUIN)，著．吴旻，译．关于扶南国的考古学新研究—位于湄公河三角洲的沃澳(Oc Eo，越南)遗址[C].考古发掘与历史复原(《法国汉学》第十一辑)，北京：中华书局，2006.
    [2]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J].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44图。
    [3]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进《广东至暹罗城海道程图》，乾隆三十四年七月十四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4]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武世营，撰．陈荆和，注释．河仙镇叶镇鄚氏家谱注释[J].台大文史哲学报(台北)，1955, (7).
    [6]郑怀德．嘉定城通志[M]//戴可来、杨保筠，校注．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7]张燮．东西洋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8]清朝文献通考[Z].卷297四裔考五·港口，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M].
    [9]Tran Kinh Hoa, Ho Mac va chua Nguyen o Ha Tien, Van hoa chau A, Sai Gon, so71-1968，转引自蒋学国．越南南河阮氏政权海外贸易研究[M].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10]Voyage d, urn philosoph, par Pierre Poivre, Yerdon, 1763//武世营，撰．陈荆和，注释．河仙镇叶镇鄚氏家谱注释[J].台大文史哲学报(台北)，1955, (7).
    [11]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12]A. Leclère, Historie du Cambodge[J]//武世营，撰．陈荆和，注释．河仙镇叶镇鄚氏家谱注释．台大文史哲学报(台北)，1955, (7).
    [13]陈荆和．河仙鄚氏世系考[J].华冈学报(台北)，1969(5).
    [14]罗天尺．五山志林[M].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15]郑虎文．吞松阁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16]清高宗实录[Z].乾隆三十二年闰七月辛酉．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壬午．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丙辰．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丁卯．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丙申．乾隆三十二年闰七月辛酉．乾隆三十三年八月甲戌．乾隆三十三年十月戊辰．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丁卯．乾隆三十四年七月己酉．乾隆三十五年七月乙己．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乙酉．
    [17]向达，校注．指南正法[A].北京：中华书局，1982.
    [18]陈佳荣，谢方，陆俊岭，编．古代南海地名汇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9]清朝文献通考[Z].清高宗实录[Z].卷817，乾隆三十三年八月甲戌．
    [20]陈炯伦．海国见闻录·南洋记[M].四库全书本．
    [21]王大海，著．姚楠、吴琅璇，校注．海岛逸志[M].香港：香港学津书店出版社，1992．
    [22]谢清高．海录校释[M].杨炳南，笔录．安京，校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3]潘叔直，辑．国事遗编[M].上集，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1965.
    [24]大南寔录[Z].东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昭和五十六年．
    [25]徐溥等，撰．李东阳等，重修．大明会典卷[Z].
    [26]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编．泰国史[Z].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27]李庆新．“海上明朝”：鄚氏河仙政权的中华特色[J].学术月刊，2008, (10).
    [28]郑瑞明．十八世纪后半中南半岛的华侨——河仙鄚天赐与暹罗郑昭的关系及清廷的态度[J].历史学报(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历史学会合编)，1978, (6).
    [29]泰国史[M].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30]清史档案朱批奏折外交类[Z].
    [31]清史稿[Z].
    [32]Angela Schottenhammer(萧婷)．Empire and Periphery: The Qing Empire's Relation with Japan and Ryukyus 1644-1800. 陈志雄，译．[C]//《海洋史研究》第二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转引自：《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广州)2013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