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舆情视阈下的中日“间岛”交涉问题研究

——以日本的舆情外交策略为中心

郑毅 李少鹏

摘要：20世纪初，中日两国曾就“间岛”地区主权问题进行了长期交涉，即“间岛”交涉。从国际舆情的角度对日本在“间岛”交涉中的外交策略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这一交涉过程中，国际舆论的因素对日本外交政策影响颇重，日本也主动去引导国际舆论，这实际上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对近代日本外交造成的直接影响。对日本在“间岛”交涉中的外交策略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日本对华侵略蚕食的外交模式。

关 键 词：间岛问题 中日交涉 日本侵略 国际舆情 日本外交

   “间岛”原指中朝交界处介于图们江北光霁峪一带的滩地，后来被部分日韩学者指为约同于现中国延边地区的广大地域。20世纪初，日本借口中朝在图们江上游地区的边界纠纷和该地朝鲜移民的保护权，蓄意挑起了一场长达三年的中日韩外交争端，这就是所谓的“间岛”交涉问题。这场风波最终以日本承认中国拥有“间岛”的主权而宣告结束。

   在此前的相关研究中，多数学者大都将研究重点放在中日间的具体交涉过程，并未关注国际舆情对中日“间岛”交涉中双方外交立场与态度的影响。笔者通过研读中日两国相关的原始档案、文书，发现日本在对华交涉过程中十分关注舆情的动向，同中日甲午战争后马关谈判时虎食鲸吞的交涉态度相比，经历了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的惨痛教训之后，近代日本的外交趋向于狡诈、隐忍，尤其是对西方列强的立场变化格外关注。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是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的解密外交档案缩微胶片和当时中日两国的报刊，几乎所有材料均为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首次使用。

   日本政府和驻外机构对国际舆情的关注，实际上已经间接影响到其对华交涉的态度和策略。一方面，“间岛问题”在远东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早已不仅仅是中日韩三国之间的问题，更涉及俄、美、英等多国列强的相关利益；另一方面，中国的舆论导向也直接影响了中国政府的交涉策略，进而影响整个交涉过程。笔者认为，以日本的舆情外交策略为视角，直接从当时的第一手材料入手，研究日本政府的外交交涉策略与国际舆情间的微妙关系问题，对于探究近代日本外交中的双重性格的形成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同时也兼具现实意义。

一、国际舆论对“间岛问题”的反应

   1907年8月19日，日本派遣早已待命在朝鲜会宁的陆军中佐斋藤季治郎等近百人，由会宁出发武装进入我延吉地区。以此为标志，日本正式挑起了“间岛”交涉。在出发的前一天，日本外相林董在发给斋藤的电令中特别强调了“不要等待北京方面的回复，在明日出发”①，表明斋藤不待中方回应强行进入我延吉地区，其背后是有日本政府的强力支持的。

   在斋藤出发的同一天，日本驻华公使阿部守太郎以照会的形式通告清政府：

   为照会事：兹奉帝国政府训开，间岛为中国领土，抑为韩国领土，久未解决。该处韩民十万余，受马贼之无赖凌虐。拟即由朝鲜统监派员至间岛保护，请速电该处华官，免出误会为要。[1]107

同一天，日本外相就电令其驻美、英、俄、德、法、奥、意等国领事馆收集当地相关舆论[2]；并令其驻清国京、津、汉、沪、吉、奉诸领事收集当地报刊舆论情报，定期寄回外务省[3]。同时向外交人员提供“官方版本”解释“间岛问题”，暗示各使领馆在当地疏导舆论，替日本发声，表现出日本对各国舆论的高度重视。

   一直对中国延吉地区垂涎的俄国首先作出反应。仅仅三天之后的8月22日，日本驻海参崴贸易事务官野村基信就向东京寄回一份情报，主要是当地一份报纸的译文，题目为《日本人的异常举动》，其中对日本出兵占领“间岛”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报道，暗示日本可能有更大的野心，并呼吁俄国政府予以关切。[4]这份情报于29日寄达外务省，次日，日本外相向野村回复电报，其中对“间岛问题”的原委进行了说明。31日，日本外相又专门给日驻俄公使发送电报，命其关注俄国政府的动向，在必要时向其进行解释[5]96，表现出日本对俄国政府态度的忌惮。1908年2月14日，在海参崴出版的某报刊登了详细论述“间岛问题”的报道，报道认为日本在“间岛”设立派出所是侵略行为，应该引起俄国政府的注意。在这份俄国报纸中还特别提到：日本整天在媒体上鼓吹其进占间岛的“原因”，从侧面证明了日本对舆论的重视。

   除俄国外，更多的档案显示，日本更加重视英美在“间岛问题”上的态度。8月30日，日本外相单独向日本驻美公使青木周藏发送了一封长文电报，主动详细向其解释了日本向“间岛”派兵的原因。[6]95-969月8日，驻美公使向日本外务省发回关于美国舆论动向的电报：美国舆论倾向于同情中国。[7]100-10111日，日本外相再次向驻美公使发电，令其向美国舆论界解释日本在“间岛问题”上的态度和计划，争取美国舆论的支持。[8]1049月18日，青木将1907年9月4日、5日的Tne Now York Sun和9月9日的The Now York Herald三份美国报纸原件寄回东京，供外务省参考。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段美国报纸对此事的描述，标题为《远东的仲裁事件》：

   根据9月2日从日本横滨发来的电报，东三省总督派遣了若干士兵前往垦岛(又称间岛)地区，其目的是维护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该地名为“岛”，但实际上是介于中国东北和北部朝鲜的一块陆地，这块土地的主权一直是中国和韩国之间的争议问题。但几个月之前，伊藤侯爵断然提出该地区属于韩国，并派遣日本军队占领了该地区，甚至没有给中国以反应时间。进一步的扩张计划可能现在并不会进行，因为有迹象显示，在日本政府管理下韩国大规模的起义正在发动。间岛地区确实值得争取，因为除了其战略价值外。该地还包含了大约百万的居民和丰富的自然资源。[9]

   显然评论者是以一种局外人的心态在看待“间岛”问题上中韩曾经的交涉，但对日本强行干预是不赞同的，美国的舆论几乎从始至终都是类似上面的论调。该报道在最后说道：“海牙会议已经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在没用的讨论上，现在是机会做点什么了。因为关于间岛问题，永远也无法有一个清晰的仲裁。”[9]建议美国在该问题上拿出一个明确的态度，而不仅仅停留在无谓的争辩上，实际上是在提醒美国政府注意日本的野心。

   正因为如此，日本外务省在1907年10月21日收到驻美大使寄回的报纸原件后，借此前中国政府向延吉地区调拨军队、加强地方治安以及边防力量为由，于25日同时发电报给日本驻美、英、法、德、俄、意、奥等国使节，说明清政府向“间岛”地区派兵等问题，企图以一种弱者的姿态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并声称：一旦引发冲突，责任全在中方。[10]

   当日本找到一些佐证“间岛所属未定”的资料、形成外交文书之后，在向中国外交部门提出交涉的同时，有时也会将证据一并发送给其驻外各使馆。一方面是告知，更主要的是让他们帮助搜集证据或在当地加强宣传。比如在满蒙史学者内藤湖南受日本军方委托调查，发现法国传教士雷孝思在康熙年间绘制的满洲地图中有支持日方主张的内容时，1908年1月15日日本外相致电驻法大使，令其联络驻荷使馆在当地查找此地图原件，寻找证据。

   有趣的是在中日交涉的中后期，日本在确切得知英美不会干预之后，类似的同时发向多个日本驻外使馆的电报，在日本外交档案中就凭空消失了。其实从上文所列举的东京和驻外使馆之间的频繁互动就能感觉到，日本政府对国际舆论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几乎所有从欧美使领馆发回的相关邮件、电报，外务省收到后都迅速做出回复或处置；一旦出现新情况，迅速向其作出“官方”说明和解释，以应对未知的舆论危机。

二、中国舆论对“间岛问题”的反应

   中国社会舆论对日本挑起“间岛问题”的反应非常强烈，大大超出了日本政府的预料。在交涉初期的日本外交档案中还能看到多件日本政府人员的评论，说清国反应有点“神经过敏”，超出了他们的预料。“间岛”交涉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时任日本驻吉林领事岛川毅三郎当时在和吉林实业学堂斋务长刘芳谈话时曾说：“间岛不过数十里之地，而贵国犹如是力争，其待敝国之感情，无乃太薄欤？”[11]1都可以反映出中国反应之激烈。以至于在交涉后期，中方代表梁敦彦多次明示、暗示日本驻华公使，在“间岛问题”上中方绝不会让步，而日本应当在此问题上妥协，以换取中国在其他问题上的让步。

   清政府在“间岛问题”上表现出罕见的**态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中方主张的依据真实可靠，且该地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另一方面，国内舆论对清政府的压力也是迫使其采取强硬姿态的重要原因。

   在日本挑起“间岛”交涉后不久，1907年9月13日，留日学生总会就发《公电》给军机处、外务部，请政府坚持主权：

   近日本报载，日俄、日法两协约之效力，云俄于外蒙古、法于云南、日于福建，扩张必收大效。报章显揭，政策昭然。而日本今强争间岛，益力实其先导，我国若稍退却，列强群起均势，瓜分之祸立见。务求坚持我领，万勿让步。[12]15b

   9月25日，福建学生会也发公电给政府，请政府保全领土完整。[13]除爱国心切的青年学子外，吉林地方民众也强烈抗议日本的侵略行为。在1907年交涉之初，就曾由吉林地方自治会呈外务部“中韩国界地图一轴及中韩国界地理志一册”②，详细论证了延吉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08年初由吉林学务处出版的《教育官报》的首期至四期，连载了由吉林实业学堂教师刘芳翻译的《满洲地志》的相关章节，其在序言中就明确指出：

   自日人守东亚和平之虚名，于满洲全部，不便染指，于是变其方针，以谋间岛。推起来意，始欲以间岛为独立国，则与中国无关系；继欲以间岛为韩属地，则可受其保护；终则欲以为日本之殖民地，为琉球、为台湾。[11]1

   可见当时吉林知识界对日本图谋是非常清楚的。在此前中韩勘界时——无论是康熙时期的穆克登查边，还是光绪时的两次勘界——中方勘界人员主要由吉林地方政府派遣，中央政府保存的勘界资料相当有限③。而在此时，二十年前参与过光绪勘界的当事人可能还健在；当时的许多中方档案、图籍也保存在吉林省城，吉林的知识分子是最清楚此中曲直的，有义务和责任向社会说明此问题的来龙去脉。因此，此时吉林地方舆论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尤为强硬。

   当时除了这些特定的群体外，报纸发挥了对舆论最大的引导作用。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申报》对此事的跟踪报道。

   早在“间岛”交涉前的1907年3月30日，该报的“论说”栏目就刊登了名为《间岛纪略》的评论，提醒国人关注这一地区日本人的活动。到9月交涉发生之后，3日、4日、15日、16日、25日该报接连对此事进行了系列跟踪报道。10月的报道更为频繁，如2日《调员办理间岛交涉翻译》、6日《中国派兵间岛》、10日《间岛交涉近闻》、12日《中政府要求日人撤退间岛驻兵》、13日“专电”、17日《朱中丞电请注意间岛交涉》、18日《西报纪间岛派兵事》、19日《间岛华兵骚动》、24日《论统计》等，不再一一列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的中国舆论界对“间岛”交涉的要求极其明确，对清政府的交涉持批评态度的舆论占主流，如：

   夫自间岛问题发生以来，已一年矣。日人于未经交涉之前，预为调查，预为筹画。既经交涉以后，增兵筹饷，节节注意。中国则于事前既懵然不知，事后始派员查勘，查勘后始商议办法。然其所谓办法者，特敷衍而已。几见外部发一议、出一策以与日本抗争者。……既无外交人才以为之前锋，又无兵力以为之后盾，欲怒不敢，欲言不敢，只有拱手隐忍以让之而已。[14]

   夫图们江北明明为吉林南部延吉厅所辖之属地，而外人乃竞捏造间岛之新名词，以与我强争硬索，交涉至三四年而不决者。盖一误于光绪二十年前用怀柔远人之策，弛吉韩界禁，致韩民得以越境垦种；再误于三十年间，中韩两国派员会勘界务之举迁延中止；三误于间岛交涉既起，中国外交家犹未知图们江北之果有间岛与否，间岛之果属我领土与否，不能考查确实，强硬以与日人谈判。遂致此案交涉延宕至今，而卒不得判定之结果。[15]

   延吉厅辖有四千方里之地，疆域辽阔，治理难周。彼朝鲜沿江之地，分设六镇。而我图们江北，乃仅设一厅治，此其疏略者一。韩民越垦我国领地，沿江数百里，听其自由移住，毫无限制，此其疏略者二。韩民越垦既众，而我国于韩民户口男女之数、财产地亩之数、主耕帮耕之数，尚无精确之调查，此其疏略者三。越垦之地，每社皆有学田，以为教育韩民子弟之费，而不能为之广设学堂，以变其语言习俗，使同化于我，此其疏略者四。韩民以语言不通之故，乡约牌头由韩民之稍通华语者充选，多倚仗官势，自相鱼肉，此其疏略者五。[16]

   以上仅节选了1908年的部分评论，从中可以看出，国内社会舆论对清政府的压力是何其之大。这只是《申报》一家的评论，尚且不是全部。而当时的《大公报》、《中外日报》(沪)、《神州日报》(沪)、《营商日报》(营口)、《吉林日报》(吉林)、《岭东新报》(汕头)、《香港商报》等均有报道。因这些报道言辞比较激烈，都曾被日本领事馆秘密寄回东京，作为中国舆论的参考资料。面对如此之大的压力，清政府在此问题上也不得不顺应舆情民意，表面上强硬地和日本交涉，在维持“面子”的同时宁可不要“里子”，最终在“东三省五案”中作出重大让步，让日本凭空获得了东三省巨大的铁路和经济利益。可以说，无论是当时的日本政府还是清政府都十分清楚，中国的舆论压力迫使清政府在此问题上不得不摆出一副“无可退让”的架势。

   《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签订后不久，《中国日报》上刊登了一条《请看日本之名与实取》的报道：

   《大阪每日新闻》内载批评一则，题为《间岛让步始末》，旁注小字曰：名与而实取。兹特译出如左：“我国收间岛之韩人保护权，所以尊重日韩两国国民已得之利益也。承认清国在间岛之主权者，所以全邦交之名义也。此事既让步，清人予我一铁道敷设权，此铁道贯穿间岛至吉林，既已协商定局。闻此线由会宁至吉林，达日本海之岸，实为南满洲铁道之终点。此路之价值，当世早有定评，为最难得者。今乃以间岛主权而易得之，此真我国之大幸也。某闻达官语人曰：间岛问题久未解决，其地近长白山方面，为爱新氏之发祥地，吾国苟夺其地，则于清人之体面有损。吾人与彼领土权之名义，既能得有实际上之利益，又能使清人生极大之感情。则以后外交诸问题，皆可不烦言而决，所谓名与而实取者，此外交界一大成功也。”按：清国人读此，其感情当如何也？[17]

   日本报纸上的评论很快就出现在中国的报纸上，日本政客的算计其实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在次日的《羊城日报》中也刊登了《宣示延吉界务办法以息浮言》的报道，表明了当时的中国舆论对“间岛”交涉结论的关注。

三、日本官方描述下的“间岛问题”

   上文已述，关于“间岛问题”的来龙去脉，日本有一个“官方”版本的解释，在《日本外交文书》和档案中随处可见。

   近期笔者翻阅日本的教科书，发现在当时日本的《小学地理教材》中也出现了完整的“官方版描述”。本处我们就借这本教科书，来看一看在日本“官方”描述下的“间岛问题”：

   “间岛”是沿着豆满江的北岸、从其上游到中游，横亘于黑岭山脉(又称为黑山岭)的北麓一带的统称。属于豆满江的支流嘎呀河、海兰河流域，这里土地适宜农牧，而且埋藏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本来间岛地区的属权是并不清晰的，清、韩两国都声称该地为其祖先发源的圣地，而将其视为自己的领土，为此历史上两国频起纷争。公元1712年(日本为正德二年，清国为康熙五十一年)，清方的乌拉总管穆克登和韩方的朝鲜军官李义复受双方政府委派，会同勘界。并在长白山顶上的豆满、鸭绿、松花三江源头处建立分界碑。

   从分界碑建设后，本来属于韩国的间岛在约一百六十余年间是作为无人区的。但从明治十年前后起，北韩的人民渐向间岛移居，在当地从事垦荒者日益增多，此地无论从名义上还是实际上，均归韩国统治。但韩国在间岛并未设立统治机构，而是归成境北道管辖；而清国则在明治十三年(光绪六年)设立了间岛招垦局，开始进行移民垦边。到明治十五年吉林将军铭安称：间岛为中国领土，并勒令越垦韩民归国。此时韩国用清方的分界碑文为证据，向清方提出抗议。清方应韩方要求于明治十八年派遣勘界使进行实地勘查。勘查中，清方代表认为碑文中的“土门”④就是“豆满”的转音，实际上是一条河流。所以豆满江以北均为清国领土。两国代表争执不下，最终没有结果。

   实际上，土门江是发源于长白山下，最终汇入松花江的一条松花江支流，又称为吉林土门，和豆满江根本不是一条江。听说当时在分界碑和土门江的源头之间数里潜流间，连接有石土堆作为境界标示，水涌出地面后以流水作为境界标示。这更佐证了韩方的主张。但当时韩国国势萎靡，在大国的胁迫下无法贯彻其正当主张，使问题一直遗留到现在。

   此后明治二十年，两国曾再次遣使勘界。虽各有让步，但终究也未达成协议。一直到明治三十五年，韩国人李范允担任间岛管理，借助俄国势力，视间岛为韩国领土，但此后的日俄战争令其计划破产。正在此间，清国设立了间岛的行政机构，派遣了行政人员，以保护当地的清民。与之同时，韩国渐失此地管理权，当地韩民失去了后援，饱受清人的虐待，无法安然度日。因此韩国政府向我统监府提出请求，统监府接受了其请求并向当地派设了派出所，所长为陆军中佐斋藤季治郎，法学士筱田治策等以下文武人员均为我国派驻，于明治四十年八月二十三日进入间岛，专职保护韩民利益。

   清国政府得知后大为吃惊，屡次抗议我国在清国领土内设立行政机关、派遣官吏、无视清国主权。同时关于间岛问题的公文书、证据等也多次向我政府提交。据说我外务省关于此问题的调查已接近尾声，不久就会向清国回复我方的证据。今后此问题如何解决，是一个值得注目的问题。[18]85-89

   该书是1908年由宝文馆在东京和大阪出版，主要讲述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和俄国远东三个地区的地理教材，上文为“韩国部”的附属章节。其中的歪曲事实之处太多，本文就不再辩驳了。需要指出的是，该书作为一本针对小学生的地理教材，这样的解释会造成何样的后果，读者可以自己想象。在此书的序言中作者明确地写道“此三地属于当前我大日本帝国锐意经营之地，有亟多迫待着手整顿之事”，暗示其对下一代日本人的期望。而使用过这种教科书的下一代儿童成人后，恰逢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成立等“迫待着手整顿之事”。这二者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可想而知。

   这里附带说一下日本国内舆论的处理。为了利用舆论，在外务省档案中还有数件向各媒体披露情况、统一宣传口径的“新闻揭载案”。以1907年8月31日的“新闻揭载案”为例，其公布的“间岛问题”的前因后果为：“间岛”本为中韩边境地区，华韩杂居、所属未定，因当地苦于胡匪凌虐，应韩国政府请求，日本政府派出少数警察前往该地以保护当地民众，并已向清政府及地方官员说明。[19]不久，这种说法便见于各大亲日报刊之上，如四天后台湾的《汉文台湾日日新报》就刊登了《间岛之韩人保护》[20]一条新闻，使用的就是上述“揭载案”的说法，大致和上引教科书的说法相同。关于日本当时的其他舆论情况，宋教仁的《间岛问题》中列举了东京《报知新闻》、东京《每日电报》、大阪《朝日新闻》、九州《实业新闻》[21]278-281,311-316等大量歪曲事实的报道，本文就不再列举了。

四、日本重视舆情外交的原因探析

   说到日本重视列强舆论的原因，不得不提的就是此前不久，因为国际舆论的反对而使其蒙羞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甲午战争之后，1895年4月1日，中日两国签订了《马关条约》，因条约中含有将中国的辽东半岛割让与日本的条款，俄国得知后立即明确表示反对。俄国认为日本占有辽东半岛，使未来的西伯利亚铁路和俄国的远东地区受到威胁，在条约签字后的第6天，联合德、法实施干涉，要求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

   1895年4月23日，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一同向日本政府递交了本国关于要求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的照会(内容大致相同)。宣称：日本占有辽东半岛，不仅会危及中国首都，且使朝鲜之独立变得有名无实，不利于远东持久和平。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起初态度强硬地抵制干涉，但随着三国的态度更加强硬，且已经准备好接下来的武力干涉，而此时日本的军力根本无法与三国抗衡，日本不得不作出让步，接受劝告，归还中国的辽东半岛，代价是中国追加赔偿三千万两白银。[22]这就是著名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实际上在三国干涉还辽的同时，日本曾经试图协调英美予以“反干涉”，但英美根本无意加入。而俄国的态度异常坚决，德国和法国则想通过干涉还辽另有图谋，中国国内的舆论也谴责日本的贪得无厌，这一切使日本在当时的国际舆论中十分孤立。虽然最终极不情愿地将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但日本感到了莫大的耻辱，并深深埋下了对俄复仇的种子，为十年后的日俄战争埋下了伏笔。

   这一事件对日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军事上，以此事件为标志，此后日本的军费大幅增长，积极扩军，初步形成了“军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而在外交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日本开始重视协调外交、重视国际舆论，不再轻易地孤注一掷，重视协调外交直接的成果就是促成了英日同盟。在英日同盟护佑下的日本于1904年发动对俄战争，并于次年取得胜利。

   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尝到了协调列强外交、尤其是协调英美外交的甜头，使日本进一步关注国际舆论。在日本非法设立“间岛派出所”的当天，日本外相一共向外发出了四件电报：其一是命令驻华公使阿部守太郎向中方告知斋藤已经越境；其二是告知日本驻吉林、奉天领事，斋藤已经进入“间岛”；其三是电令其驻华津、汉、沪、吉、奉诸领事收集舆论；其四是发电给驻美、英、俄、德、法、奥、意等国领事馆，向其说明情况暗示其了解各国动向。前两者是事务性安排，后两者则表现了对国际舆论的担忧，可见日本对中国和欧美舆论的关切。另外，从日本外交档案中可以明显感觉到，日俄战争结束以后日本与列强的互动频率明显增多。

代结语：日本在“间岛”交涉过程中的外交策略分析

   日本向中国提出“间岛”交涉，虽然最终承认了中国拥有“间岛”的主权，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日本侵华外交蚕食行动的一次失败。但其最初的外交策略是如何设计谋划的，学界尚未进行深入的探讨。

   从现存的档案来看，日本最初的打算是想从“既定事实”和“历史论证”两方面来推进其主张，强迫中国承认“间岛所属未定”⑤。“既定事实”方面，主要是从华韩民众比例、地方治安和华韩冲突三个角度来说明，因此进行了详细的户口调查，并有大量《旬报》、《月报》、《秘报》等汇报地方治安等状况⑥；及时向媒体披露，重点渲染汉族官民欺压韩越垦平民。而“历史论证”方面，主要依赖一些“御用学者”和一些专职文官进行论证，调取了韩国的一批原始勘界文书，甚至有驻中、法等国的外交官参与资料寻找。

   令其失望的是，最终日本在这两方面均未能取得预想的进展。尤其是日方宣称当地治安紊乱，徐世昌借机搜剿胡匪、加强治安，向该地派遣了一批军队，对“间岛派出所”形成了极大的震慑，以至于日本对于当地治安问题骑虎难下：说治安良好，那么日本派兵“保护”韩民就没有了依据；说治安紊乱，中方正好借机增加地方兵力，这是其更不愿看到的。而对当地历史的考证，就连日本国内的多数学者和部分政客都认为：韩国的主张“过于薄弱”⑦。尤其是1909年3月当中方的长文驳复照会发回东京后，档案显示日本曾经试图做出强辩，组织人员进行翻译并反驳⑧，但最终也没能形成定本。实际上，早在1908年的下半年，日本外务省已经意识到在“间岛”主权上的争夺没有胜算了。但日本侵华外交的狡诈之处就在于：在明知“间岛”交涉已经注定失败的情况下，转而将“东三省五案”与其捆绑起来；佯装在“间岛问题”上让步，以换取中方通过意图独占南满铁路、矿山等经济利益的“东三省五案”。

   纵观日本挑起“间岛”交涉的过程，我们发现其蚕食中国的侵略手法是其后长时期侵华蚕食策略的一次预演：整个事件过程都是日本方面经过精细准备，可以称得上是刻意经营、预谋已久。提前数年进行调查、勘探，翔实掌握我延吉地区的自然资源；唆使韩国傀儡政府向日本提出请求，保护越垦韩民，使日本名正言顺地侵入该地区；在武装侵入的同时向清政府“告知”，根本不等待也不理会中方的回复和抗议；侵入该地后一方面大肆加紧调查、论证，一方面煽动个别韩民鹰犬扰乱治安、制造华韩矛盾，企图形成既定事实；还充分利用各种外交手段和舆论媒体宣传其主张，以期混淆视听；并对清政府威逼利诱、狡计百出，逼其就范。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制造侵略借口与实施步骤基本上沿袭了这一套模式。

   捏造出来的谎言终究无法遮盖历史的事实，日本在把中、韩的相关档案史料翻个底朝天之后，也没能找出个像样的证据说服世人，最终不得不承认了中国对延吉地区的主权。但日本挑起“间岛”问题外交纠纷的经纬，足以成为我们透视日本近代侵华外交策略的一个典型案例，尘封的历史或许可以给现实提供某种启示。

[收稿日期]2014-10-20

注释：

①「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Ref.B03041192100、間島ノ版図ニ関シ清韓両国紛議一件 第一巻(B-1-4-1-07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REEL No.1-0350第0233帧。这段文字是在余纸的空白处插入的，表示特别的叮嘱。需要强调的是，在此后整理编纂的《日本外交文书》中，这则电报被刻意地“遗漏”了。笔者发现类似现象很多，希望使用《日本外交文书》的学者引起注意。本文在引用外交档案时，《文书》有则用《文书》，同时略注档案号；《文书》无则径用解密档案，详注档案号。

②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民国22年北平铅印本)第109册，第29页。另外，《近六十年中国与日本》第5卷第97-104页，全文转引并标点，可参考。据《申报》1907年10月13日报道：徐世昌当日将此地图和地理志面交日本驻奉天领事馆。可知此件当在10月上旬先呈给徐世昌，再由徐转呈北京。

③比如穆克登查边的相关文献，在中方的文献中极少记载，以至光绪勘界时甚至一度怀疑其真实性。在中央方面，政府保存的档案资料固然有限，且重视程度不够；地方方面，吉林市历史上多次发生的火灾导致吉林地方档案多被焚失，本应保存的资料没有留存下来。中方资料的缺乏直接导致了中国在举证时的被动，直到现在，中国学者在研究穆克登查边时仍主要依赖可信度存疑的朝鲜史料。

④穆克登碑中有“西为鸭绿、东为土门”一句，“土门”实际指的是图们江(即豆满江)。朝方此时却将“土门”曲解为今松花江的一条支流(即日韩学者所称的“土门江”)，此说在不久就被朝鲜代表自己推翻。

⑤在日本的外交文书和外务省解密档案中，我们多次看到这样的奇怪表述：我们(日本)从一开始就强调“间岛所属未定”(言外之意是，我们没有明确说：间岛就是韩国的)，而你们(中国)从一开始就一口咬定间岛就是中国的。仿佛中国不承认“间岛所属未定”就是缺乏继续谈判的诚意似的。这种奇怪的逻辑真令人费解。

⑥上述材料大量见于日本外务省档案《間島ノ版図ニ関シ清韓両国紛議一件》卷1-卷17中，可参阅。

⑦在1908年9月25日的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中，关于“间岛问题”的首句就明确指出：“间岛问题是清韩两国间多年未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韩国的主张论据薄弱。从康熙定界以来从清韩交涉的历史看，清国率先在间岛开展行政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Ref.B03030005200、対外政策並態度関係雑纂(B-1-1-1-00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REEL No.1-0002第0068-0069帧。

⑧在日本外交档案中显示，日本外务省曾于1909年6月7日将中文驳复的日文译本参照中文原本，寄给斋藤季治郎令其代答，斋藤也将草拟的十余条答复寄回东京。

原文参考文献：

[1]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5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

[2]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Ref.B03041192100、間島ノ版図ニ関シ清韓両国紛議一件 第1巻(B-1-4-1-07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REEL.No.1-0350第0243帧。

[3]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Ref.B03041192100、間島ノ版図ニ関シ清韓両国紛議一件 第1巻(B-1-4-1-07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REEL No.1-0350第0239帧。

[4]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Ref.B03041192100、間島ノ版図ニ関シ清韓両国紛議一件 第1巻(B-1-4-1-07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REEL No.1-0350第0272帧。

[5]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0卷，第2册，東京：日本国際連合協会，昭和三十六年(1961年)；档案REEL No.1-0350第0282帧。

[6]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0卷，第2册，東京：日本国際連合協会，昭和三十六年(1961年)；档案REEL No.1-0350第0278帧。

[7]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0卷，第2册，東京：日本国際連合協会，昭和三十六年(1961年)；档案REEL No.1-0350第0311帧。

[8]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0卷，第2册，東京：日本国際連合協会，昭和三十六年(1961年)；档案REEL No.1-0350第0317帧。

[9]A Case for Arbitration in the Far-East.The New York Sun,1907-09-05.

[10]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Ref.B03041194400、間島ノ版図ニ関シ清韓両国紛議一件 第2巻(B-1-4-1-07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REEL No.1-0351第0318帧。

[11]刘芳：《新译满洲地志序》，《吉林教育官报·译述》第1期，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十五日。

[12]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32年。

[13]《福建学生会上政府电》，《申报》，1907年9月25日，第3版。

[]4]《论政府对日交涉之手段》，《申报》，1908年2月24日，第3版。

[15]《书吴禄贞〈调查延吉边务报告书〉后》，《申报》，1908年10月22日，第3版。

[16]《论中国处置延吉厅之失策》，《申报》，1908年11月1日，第3版。

[17]《请看日本之名与实取》，《中国日报》，1909年9月16日。

[18]北垣恭次郎：《小學地理教材·樺太韓國滿洲之部》，東京：寳文館，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

[19]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Ref.B03041192100、間島ノ版図ニ関シ清韓両国紛議一件 第1巻(B-1-4-1-07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REEL No.1-0350第0285帧。

[20]《间岛之韩人保护》，《汉文台湾日日新报》，1907年9月4日。

[21]宋教仁：《间岛问题》，李澍田主编：《延吉边务报告》附录，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

（转引自《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春)2015年第2015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