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研究是义和团运动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以前由于受史料和认识的局限，对清王朝内部高层人物与义和团的关系，研究得并不深入。庆亲王奕劻即是其中一个。奕劻本来是义和团事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是与慈禧关系最诡秘，最受慈禧宠信之人。但是，对其研究却殊欠深入，以至对奕劻在义和团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亦不甚分明。本文试图以原始档案，揭示奕劻的庐山真面目。
    一、世人对奕劻的误读
    奕劻(1838-1917)，爱新觉罗氏，乾隆帝十七子永璘之孙，早年过继给永璘第五子、不入八分镇国公庆郡王为嗣。道光三十年袭封辅国将军，咸丰二年正月封贝子。光绪十年，奕劻时来运转。三月，甲申易枢发生，恭亲王奕被免去一切差事，奕劻开始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管理总理衙门事务，并晋封为庆郡王。①次年设立海军衙门，受命会同醇亲王奕譞办理海军事务。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奉懿旨晋亲王。从此，在晚清政坛上，奕劻呼风唤雨，成了近代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对于奕劻究竟在义和团运动中扮演什么角色，长期以来并不清楚。世人对奕劻有太多误读。
    其一，义和团成员本身，并不甚清楚奕劻的面目。一般的义和团成员“把奕劻当成了汉奸”，当做反对的目标。当时，坊间广为流传的有关奕劻的揭帖有两个。其一为：
    庆王爷于四月初九日夜间子时连得三梦：
    玉皇大帝点化他，改天主，归大清正道：你既吃了中国俸禄，反与外洋助力，此如不改，悔之晚矣。因天主爷、耶稣爷不遵佛法，大悖圣道与大清黎民，大街小巷任伊自便。今上帝大怒，免去雨雪，降下八万神兵，教传义和团神会，特借人力，扶保中华，逐去外洋，扫除别邦鬼象之流。不久刀兵就动，军民难齐，惟此秉正公心，终能保全一家之福。见而广传，即免灾殃。玉皇大帝发慈悲之心，救世扶民，先行通知：由四月十八日起，莫坐火车贪快，惟恐死在铁轨之中；至于五月十八日，遍方铁道俱都毁折，切嘱尔曹，届期千万不可安坐火车耳。传一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方之灾难。倘见而不传，必有大祸临身。梦必醒儿录之以救世。②
    另外一个揭帖的内容如下：
    玉皇示梦庆王奕劻之二(天津)
    庆王爷于三月初四日夜中子时连得五梦。
    京都示，庆王爷于三月初四日夜中子时，连得五梦。言其梦云，玉皇上帝点化，教他改天主，归之大道。言说你既吃大清钱粮，为何给外邦出力？你若不改过，悔之晚也。只因天主教、耶稣教不遵佛法，欺灭圣贤，欺压中国君民。玉皇大怒，收去雷雨，降下八千九百万神兵，义和拳传流世界，神力借人力，扶保中国，度化人心，剿杀洋人洋教。不久刀兵复流，不论君民商贾士农，急学义和拳。如若秉心虔裡[理]，终能保一家之灾。见单快传，如若不传，必受刀兵之苦。③
    这两个揭帖，内容互有异同，在北京和天津等地流行。此外，俄国驻天津的情报人员，还将《由旅顺华工处得来的义和团揭帖》，“附在关东省省长所属外交处官吏库罗斯托维支1900年6月12日的情报中”。④该情报亦称，“庆王爷连得三梦”云云，与上述揭帖内容大同小异。可见，此类揭帖，在东北地区亦有传播。该揭帖流行如此之广，其原因是奕劻长期任职总理衙门，与洋人打交道，诬其信奉洋教，处处为洋人说话。因而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义和团认为奕劻站在其对立面，是顺理成章的。
    奕劻在义和团高潮中，是否真的站在其对立面？应该如何看待这两个揭帖？对此，长期研究义和团时期揭帖的专家陈振江、程歗，对上述两个揭帖有明确的解释：
    庆亲王即奕劻，时任大学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理大臣。他反对人民群众的反教会运动，并奏请慈禧镇压义和团。所以义和团很恨他，称他为“二毛子”，并出此帖以示警告。当时端王载漪等人，利用义和团这种对奕劻等洋务派的仇恨情绪，造言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一龙”是指光绪皇帝，“二虎”一为奕劻，一为李鸿章。此谣耸听一时，但并非整个义和团运动的口号。⑤
    陈振江、程歗两先生长期合作，对搜集、阐释义和团揭帖多有贡献，他们这种端王载漪等人企图利用义和团，将矛头指向奕劻的观点，长期被史学界接受。
    其二，亲身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清朝官员，对于奕劻的政治态度及其与慈禧的关系，也不甚了然。当时，有一位颇有头脑的京官李希圣(1864-1905)，可称为典型代表。李希圣，字亦元，湖南湘乡人。光绪十八年考中进士，而后在刑部担任主事。张百熙于庚子之变后接管京师大学堂，李希圣成为他最重要的助手。义和团事件发生时，36岁的李希圣就住在北京。他留意时事，注重搜集史料，立志将这段不同寻常的史实，记录下来供后世史学家研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两个多月，李希圣于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离京南下探亲，半个月后在上海写信给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亨嘉称：“希圣自出京后，见闻隔绝，此后诸事，求吾师属抄胥录出，免致放失；尚拟赓续成文，以备史官之采。”⑥可见，李希圣对义和团史实确实留意、记录，不愿因离京而中断。在《辛丑条约》签订的第二年，李希圣出版了一本《庚子国变记》，颇受学界推重。翦伯赞等所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大本史料中，将李书列为史料之第一种。翦先生在《义和团数目题解》中称赞此书为“较好资料”。⑦
    据李氏此书记载，荣禄曾经劝说慈禧别杀徐用仪等人。其文曰：
    荣禄方入对，知将杀用仪等，至殿门……太后袖出诏，禄顿首曰：“祖宗时不轻杀大臣，今诛之太骤，罪不明，臣亦见奕劻，奕劻言不可。”太后曰：“奕劻喜与他人事耶？为我谢奕劻，行将及若矣。”旬日之内，连杀五大臣，诏辞忸怩，无左证。又欲杀奕劻……会城破而免。⑧
    可见，在李希圣的笔下，奕劻不但力主剿灭义和团，而且也不主张杀徐用仪等五个反对“用团”的大臣，因而与慈禧、载漪等人关系紧张，以至于闹到慈禧要杀奕劻的程度。
    其三，非但京官们有此认识，即使那些驻北京的外交官也认为，由于奕劻反对义和团，导致了他在清政府上层被排斥。英国驻北京公使窦纳乐(Claude M. MacDonald)于1900年6月5日同庆亲王奕劻举行了一次会晤，并将会见情形向外交部报告。窦纳乐记下了当时会谈的情况：
    庆亲王在谈到义和拳的时候，所用的毫无希望和无能为力的语气，给我的印象如此深刻，所以我回到使馆之后，便致电舰队司令，询问他是否能够再拨给七十五名士兵。我的会晤的另一结果，就是使我确信长期以来我所怀疑的事情：总理衙门即使有庆亲王作为它的发言人，已不再有效地代表中国统治势力；同时我感到，他作为推动中国政府的一个杠杆，正在彻底瓦解。⑨
    这位英国外交官，只是从表面上看问题，认为由于奕劻坚持反对义和团的立场，已经使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彻底瓦解”。
    以上均为义和团运动中间，一些当事人对奕劻的评价。长期以来，受这些史料的影响，不少学者均认为，奕劻同主张利用义和团的慈禧、载漪等人观点对立，关系紧张。譬如，戚其章先生在《论庚子事变中的和战之争》一文中，提出“载漪、刚毅等也把奕劻看成了阻挠他们‘抚团剿洋’的主要障碍之一”，“甚至曾有载漪欲杀奕劻之说”。⑩《清代人物传稿》所收“奕劻传”亦谓：“奕劻的态度引起义和团愤恨，称他为‘二毛子’、‘天主翁’。天津的一张揭帖警告奕劻：‘你若不改过，悔之晚也’。”(11)
    我本人过去亦认为，奕劻作为总理衙门大臣，经常处理与各国关系，对义和团坚持主剿的态度，是没有疑问的。
    二、新档案史料的发现
    然而，最近发现的一件档案，却使我从根本上转变了那种认为奕劻在义和团运动的高潮期间，即庚子五月二十日后宣战至慈禧出逃以前，对义和团持坚决反对立场的认识。这件档案就是军机章京所撰写的“召见单”。
    清廷的召见单，通常是指皇帝于早朝或其他时间，召见官员们的姓名记录。这些被召见的官员姓名，通常会出现在邸抄上。召见单的内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可以提供考证朝廷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特殊线索。
    譬如，在戊戌政变前夕，军机章京杨锐，曾经带出了光绪皇帝的“衣带诏”。该诏宣称“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而康有为同样宣称，他也得到了光绪帝的“衣带诏”，其内容则是“尔其爱惜身体，善自保卫。他日再效驰驱，共兴大业，朕有厚望焉。”(12)意思是要康氏到海外设法救皇上。黄彰建先生在考订上述两个衣带诏时，用了一个关键史料，就是光绪皇帝政变前夕召见人员的记载，结果发现，戊戌政变前夕，仅仅于戊戌七月三十日召见过杨锐，根本没有召见康有为。这样，康有为所谓他奉光绪皇帝出外求救的“衣带诏”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从而得出了杨锐所奉系真的“衣带诏”，而康有为的则是“伪诏”的结论。康有为“伪诏”，是根据八月初二日光绪帝召见军机章京林旭时，林所带出的敦促康有为尽快离京之诏书篡改而成的。
    这个史例足以说明，召见人员名单在考证史实中，有须臾不可离开的关键作用。1980年代，我在参加《清代人物传稿》(下)工作时，曾经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资料室的耿来金先生，根据该所所藏的“邸抄”原件，辑录自甲午战争至光绪末年，皇帝逐日召见官员的名单。发现庚子义和团期间，京师动荡不安，因此，光绪二十六年的邸抄，近代史所所藏也只是到五月底。六月初一日以后，该所即付阙如。后来，我在故宫清代档案中，却找见了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至十九日的召见单。这是一件很特殊的档案，文字不多，却至关重要。它使我对义和团高潮期间，清廷最上层官员对义和团之立场，有一个全新的看法。这份召见单的内容如下：
    七月初一日，庄亲王载勋、李秉衡、军机。
    初二日，庄亲王载勋等、李秉衡、军机。
    初三日，庄亲王载勋等、徐承煜、景沣、军机、张春发。
    初四日，李秉衡、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
    初五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陈泽林。
    初六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
    初七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升允。
    初八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李秉衡。
    初九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岑春煊。
    初十日，庆亲王奕劻、军机、李秉衡。
    十一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夏辛酉。
    十二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
    十三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岑春煊。
    十四日，庄亲王载勋、徐桐、崇绮、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军机。
    十五日，庆亲王奕劻、军机。
    十六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徐桐、崇绮、董福祥、军机。
    十七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徐桐、崇绮、军机。
    十八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徐桐、军机。
    十九日，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徐桐、崇绮、军机。(13)
    由此召见单可以看出：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至十九日，慈禧每天召见军机大臣。当时的军机大臣成员包括大学士荣禄、礼亲王世铎、刚毅、王文韶、启秀、赵书翘。清朝祖制，每天早朝时均须召见军机大臣。除此之外的召见，则有很强的针对性。譬如，七月初三日召见徐承煜，是商讨是日在菜市口杀许景澄、袁昶，要徐承煜承担监斩的事宜。而七月初九日、十三日召见岑春煊，则说明岑春煊在慈禧出逃之前，曾经出现在北京，并且被召对两次，并非在西逃途中才开始见到慈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慈禧共召见庆亲王奕劻16次，而且，从召见次序来说，大多是首先见庆亲王，然后再见他人。慈禧召见端亲王载漪14次，李秉衡5次，徐桐5次，庄亲王载勋4次，崇绮4次。
    这些召对的时间与次数，可以说明许多重要问题。因为朝廷内外官僚成千上万，而皇上所召见的，除去军机大臣之外，其他官员却是寥寥无几。因此，皇上的召见，对每个官员来说，都是机会难得，至关重要的。尤其是本文所开列之召见单，是八国联军正在由天津向北京进逼，后来的几天，更是在炮声隆隆，兵临城下，人心惶惶的情况下写成的。
    当时，慈禧为首的清廷统治者，正面临着灭顶之灾。是逃跑，还是坚守？是投降，还是坚持反抗？慈禧一伙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这样千钧一发的关头，慈禧召见人员的名单，就显得更是非同寻常了。
    需要说明的是这份召见单，并非像通常那样，是皇帝本人的召见单。因为当时光绪皇帝已形同傀儡，因此，它实际上是慈禧的召见单，根本不代表皇帝意见。光绪帝是否每次都在场，亦值得怀疑。
    看了这份召见单，就会知道：那种认为奕劻被“慈禧搁置到了一边”，“载漪欲杀奕劻”，其作用“正在彻底瓦解”，只能“韬光养晦”的观点，统统是无稽之谈。
    三、庚子七月“召见单”部分内容分析
    这份召见单的记载显示，从七月初一日至十九日，慈禧召见次数最多的官员，是奕劻，达16次。其次是端郡王载漪的14次。召见单显示，情势愈是紧张，慈禧愈是离不开奕劻和载漪。他们二人可以说是慈禧当时的左右手。而且，对奕劻的信任，又在载漪之上，其中七月初十日、十五日召见奕劻，而没有召见载漪。
    而且，我对该召见单七月“初二日，庄亲王载勋等、李秉衡、军机。初三日，庄亲王载勋等、徐承煜、景沣、军机、张春发”的记载中的“等”字，表示怀疑。因为人物名单，字数本来就很少，为何要“等”字？我怀疑这个“等”字，可能代表“奕劻”。
    众所周知，载漪为了使自己的儿子“大阿哥”取代光绪，登上帝位，是利用义和团攻打使馆以及对列强宣战的积极促成者。可是，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作为总理衙门大臣的奕劻，却能够与载漪坐在一起，同舟共济，共商大计。否则，就不会两人多次同一天被召对，半个多月的时间内，慈禧几乎每天都和奕劻、载漪一起筹划对策。
    庚子夏季，尤其是宣战以后，慈禧对于官员之任命，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大臣中，谁主张镇压义和团，反对与列强开战，慈禧就疏远谁，排斥罢免，甚至杀头，在所不惜。相反，谁赞成慈禧的政见，主张利用义和团，旗帜鲜明地反洋教，主张同列强交战，就会获得重用与提升。诸如慈禧于六月二十日颁布懿旨称：“户部尚书崇绮补授”(14)；直隶布政使廷杰由保定被调回京，而以主剿派廷雍取而代之(15)；步军统领衙门的崇礼，本来是慈禧的人，可是最终还是被比他更激进的庄亲王载勋取代(16)；李秉衡的前敌总统的任命等等，都是典型的例子。翻一翻这个时期的《随手登记档》，可以明显看出，无论是京官，还是地方大员，只要主张“用团”，就可以获得高升。试想，位高权重的庆亲王奕劻，如果不同意“用团”，或是稍稍反对同列强宣战，背离慈禧当时的决定，当然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由于发现召见单，促使我对庚子年慈禧对奕劻的态度，进行了仔细考察，发现慈禧对奕劻的宠信，远在一般王公大臣之上。庚子七月的密集召见，绝非偶然。请看以下事实：
    其一，庚子三月初四日，慈禧要像往年一样，由紫禁城前往颐和园。由于庚子春季各地义和团陆续进入北京，京师治安不比寻常。慈禧专门颁布懿旨称：
    军机大臣面奉懿旨：此次赴园著奕劻、载漪各派神机营、虎神营队伍分作两班，沿途随护各处路口，一体严密稽查等因。钦此。
    另有交片曰，交神机营、虎神营，本日军机大臣面奉懿旨：此次赴园著奕劻、载漪各派神机营、虎神营队伍分作两班，沿途随护各处路口，一体严密稽查等因。钦此。相应知会贵营钦遵办理可也，此交。三月初四日。(17)
    上述懿旨中的“园”，应指位于北京西郊的颐和园。按理，慈禧出行，均有例行的维持治安的安排。庚子三月，慈禧专门提出由奕劻和载漪所统辖营队负责沿途稽查，这是很不寻常的。此道懿旨释放了一个信号，即慈禧对奕劻和载漪特别宠信。此举也反映了慈禧在用人方面的好用心计，阴险狡诈。
    众所周知，戊戌政变之后，军机大臣荣禄权倾朝野，掌控了包括袁世凯、聂士成的新式军队以及董福祥等部组成的武卫军。然而，在京师地盘，慈禧却将神机营的军权，交给奕劻掌握；可见，慈禧虽然信任荣禄，但是却依然要奕劻的京师神机营，来制约大权在握的荣禄。而载漪统率的虎神营，类似于百日维新开始前夕，慈禧特命载漪、刚毅等守旧派人物挑选的所谓八旗精锐组成的武胜新队。
    据清档记载，载漪等于戊戌闰三月递折称：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九日，奴才载漪、敬信、刚毅面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著由外三营暨京内八旗挑选精壮兵丁二千名，归入武胜新队，一并训练。钦此。钦遵。谨奏。(18)
    实际上，武胜新队也罢，虎神营也罢，都是慈禧为了防止政敌之突袭，而临时组成的八旗别动队。它既不隶属于神机营，又不隶属于武卫军，直接听命于慈禧。慈禧之好用心计，远非一般等闲之辈可望其项背。
    其二，庚子五月二十日后，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非常明朗，即主张招抚义和团以对付八国联军。慈禧于五月二十一日颁布了三项重要的决定。一是命令“各直省督抚，迅速挑选马步队伍，各就地方兵力饷力，酌派得力将弁，统带数营，星夜驰赴京师，听候调用”。二是要裕禄将天津地区的义和团编成队伍。《上谕档》记曰：“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裕，天津一带，义勇麕聚甚多，著裕禄迅速派员招集，编成队伍，以资捍卫’。”(19)三是组织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军事指挥机构。是日《随手登记档》记曰：“交军机大臣、大学士徐(桐)、庆亲王奕(劻)、管理礼部事务崇(绮)，端郡王载(漪)、军机大臣：面奉谕旨，京师军务，著派徐桐、崇绮与奕劻、载漪并军机大臣会办由。分交领去。”(20)次日，《上谕档》又记载称：“军机大臣面奉谕旨，京师现办军务，著派徐桐、崇绮与奕劻、载漪并军机大臣，会商一切事宜。钦此。”(21)
    请注意，慈禧在上谕中强调，要奕劻与徐桐、崇绮、载漪一起“会商一切事宜。”
    这道谕旨，其实并没有说清楚，只是笼统说“现办军务”。实际上，是清廷决定像甲午战争中一样，成立了一个战时最高指挥机构——督办军务处。自五月二十一日之后的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多次将有关战事之奏章等公文，转交督办军务处办理，说明清廷当时的确成立了这样一个机构。如六月二十日记曰：“督办军务处奏片一件，贵恒条陈由”；七月十六日记曰：“督办军务处奏片一件，大学士荣禄报效军需由”；七月十九日“交督办处、顺天府，官车被扣，请饬随到随御一折。各州县宽为预备由。”等等。时人称：“其时都中亦设督办军务处，旨意拟出即发，多不呈两宫核夺。可知五月二十五日宣战之谕，实是端、刚矫传。”(22)
    督办军务处是专门管理清军及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作战事宜的。本来类似事务，完全可以由军机处办理。然而，慈禧显然觉得仅仅依靠军机大臣，无法贯彻实行自己的政见，于是，成立了这样一个机构。这个重要机构的成员中，除了原有的军机大臣之外，专门添加了4人，即大学士徐桐、庆亲王奕劻、崇绮和载漪。
    以前史学界都把奕劻当作是反对义和团的代表人物，然而，由此谕旨观之，奕劻和徐桐、载漪等人完全是一个营垒的，否则，慈禧不会把一个政治见解与自己有异之人，安排进这样一个专门对付洋人的临时机构。
    慈禧设立督办军务处，实际上是给原来荣禄主持的军机处“掺沙子”，即把一些主张招抚义和团来对付洋人的极端守旧官员和自己的亲信，放在重要的岗位上。
    慈禧对奕劻宠信逾常，奕劻则对慈禧格外出力。慈禧手中同时握了两张牌：一张是载漪策划如何利用清军，加上义和团同列强正面争斗；另一张牌是由奕劻出面，与洋人谈判斡旋，另觅出路。进入庚子五月后，清廷已经决定招抚义和团来对付列强，中外矛盾空前激化，于是，慈禧开始更多地依靠奕劻出谋划策。这就是召见单所反映出来的每天召见奕劻密谈的背景。
    由于发现了庚子七月之召见单，使我对光绪二十六年五月的召见单亦发生了兴趣。耿来金先生生前由近代史所藏邸抄中辑录的庚子五月召见名单内，有关庆亲王奕劻与端郡王载漪等人的记载如下：
    五月初二日　召见军机、庆王、端王
    五月初四日　召见军机、庆王
    五月十二日　召见军机、庆王、端王、荣中堂、余虎恩
    五月十五日　召见军机、端王、杨佩璋
    五月十八日　召见军机、庆王、端王
    五月二十日　召见军机、庆王、端王、龚盛阶
    五月二十一日　召见军机、庆王、端王、荣中堂、堃岫、龚盛阶、崇公
    五月二十六日　召见军机、庆王、端王、英年、澜公、徐用仪、许景澄。(23)
    据耿来金先生《邸抄记录之召见单》统计，光绪二十六年正月至四月间，奕劻被召见次数为4次。而庚子五月，是清廷对义和团政策由剿抚不定，转变为全面招抚的重要时刻。慈禧对庆亲王与端王载漪的召见次数大大增加。是月慈禧共召见奕劻7次，载漪6次；而且，其中有5次是庆王、端王同日被召见，并且不排除二人是一齐被慈禧召见的。这种召见现象表明，慈禧招抚义和团以对付八国联军的政策，应是同奕劻与载漪两人反复商议之后而确定的。否则，不会出现两人反复被同日召见之现象。
    此外，由上引《邸抄记录之召见单》可以看出，庚子五月召见名单中所记“军机”，似乎不包括军机首辅荣禄，否则五月十二日不会既写“召见军机”又写“荣中堂”，此应与荣禄请假有关。庚子七月的召见单，也有类似问题。
    四、奕劻如何为慈禧出谋划策
    与史学界对奕劻与慈禧的关系认识全然不同，义和团运动期间消息灵通的清廷高官大约都知道，奕劻是慈禧身边最受宠信之人。奕劻本人，在政治上紧跟慈禧，在紧要关头和重大事件中，惟慈禧之马首是瞻。这一时期，慈禧与奕劻关系之亲密，早已超过大学士荣禄。慈禧同奕劻的这种亲密关系，甚至连远在上海的盛宣怀也一清二楚。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盛宣怀致密电予袁世凯称：
    济南慰帅：
    揣摩诏旨两岐，大家觑破。疆臣把握全局，转圜均在此。但必须请得一密旨，方有率从。督抚未便出名，某是闲曹，谨用虎城密电，请庆邸独对。此电颇有关系，乞照录三份，飞速递京，分送庆王爷、荣中堂、王中堂拆。(24)
    “虎城密电”，是盛宣怀的专用密电。盛宣怀为人机敏，多谋善断。他当时身在沪上，掌握全国各地之电信枢纽，故消息至为灵通。他的密信称，专门要“庆邸独对”，而不说让荣禄独对，显然是知道，义和团高潮期间，只有奕劻才能经常有与慈禧“独对”的机会。荣禄与王文韶只能作为满汉军机大臣从旁帮忙。
    盛宣怀致袁世凯密电，还有一附件，内容颇关重要，今征引如下：
    京庆邸、荣相、王相：虎城密。各督抚叠奉明旨寄谕，宗旨两岐，无所适从，如五月三十日谕述万不得已之苦衷，六月初三日寄谕出使各国大臣，初七日寄三国国书，核与初七明旨，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初八日明旨招集天津水会与拳民联为一气，以挫敌锋，显分两意。
    各疆臣达变者，联络稳住，暂保疆土；守径者，煽动土匪，群起焚掠。各国以平乱救使为名，添兵约十余万。德王誓师，必欲毁京师。各国则云，如各使聚歼，无论如何，乘舆必追蹑，政府必偿命，宗社必灭裂，不复以公法待我。窃思乱党力攻使馆，是其势成骑虎，必欲逼朝廷与各国结不解之仇。各国初不相谅，示以卅日“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及初三“保护使馆，惟力是视”等谕；彼亦知此次开衅肇乱不在两宫。英、日总领事接外部电，尚愿中国自平内乱，再议排解。现值京、津发水，洋兵到齐，约有一月。趁此功夫，莫如内外合谋，自行分别妥办，尚可挽救。然非王爷与中堂独对切陈，请两宫速发密诏，外臣无从助力，即李中堂遵旨北来，亦同归于尽。如当圣意须将暴军调出御敌，聂军调京护卫。李相日内抵沪，如有密旨，即可北度。宋、聂两军暂归调度，若嫌兵力不敷，密调袁抚约期而至，秉承庙谟，不动声色，内乱一平，外衅自解。过此不图，悔莫能及；间不容发，泣盼乾断。此电与江、鄂、闽、粤各帅，往返电商，意见相同，但疆臣不敢显言。某以闲曹，受恩深重，敢冒斧钺，乞代密陈，如有密旨，请用虎城电码，分递济南、保定，递上海道分转最妥。名心叩。霰。(25)
    这是一通至关重要之密电。该密电第一段，可与《上谕档》对照阅读，表明慈禧一方面声称“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迫不得已与洋人宣战之“苦衷”，另一方面却指出，“天津一带，义勇麕聚甚多”，要直隶总督迅速派员招集，编成队伍，以资捍卫。(26)面对自相矛盾、无所适从之诏书，盛氏请求奕劻“独对切陈，请两宫速发密诏”。这里的密诏，即是要朝廷私下允诺，东南督抚推行与洋人妥协政策，即实行东南互保，如此则可以挽救朝廷。
    然而，头脑昏聩的奕劻，虽有许多“独对”的机会，但是，他始终也没有请来密诏。其原因不是别的，盛宣怀的东南互保主张，奕劻当时并不赞成。奕劻本人，对慈禧言听计从，从来不敢对慈禧的意见说不。他分明知道，义和团是不敌洋兵的，可是，庚子五月至七月城破之前，他从不说义和团的坏话。
    据本文上开之召见单显示，七月初一日至十九日，慈禧几乎每天都要见奕劻，每天都要“独对”，那么他们都谈些什么？面对八国联军兵临城下的威胁，奕劻用什么办法能使慈禧摆脱困境？由军机处《上谕档》以下内容，大约可以看出，庚子七月，奕劻是如何帮慈禧在外交方面出谋划策的。
    《上谕档》记载的奕劻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间4通书信，包含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劝说列强驻京公使“出京暂避”，七月初三日奕劻之信称：
    致英国使臣窦纳乐函
    径复者，接展初二手缄，阅悉一切。前商各国大臣出京暂避，原因京城人心浮动，莠良错出，防不胜防。而当此炎暑之时，贵大臣等兀坐馆中，窃恐不免抑闷，是以劝令暂离此地，庶几起居便适，并非彼此有嫌，致不接待可比。此意必蒙鉴谅。至由京至通州，自当预备车轿；由通州至天津，自当预备坐船；并将食物一切，随宜备带，总以适意为主。一面拟拣派总兵孙万林，挑选队伍，并调派提督宋庆之军。水陆兼行，妥为护送，大致如此。仍请贵大臣与各国大臣，会同斟酌，于前数日，示以行期，以便次第料理。缘承询及，谨以奉复。顺颂，时祺。
    庆亲王等同启。七月初三日。(27)
    本来，只要清军与义和团不“努力加攻”使馆及教堂，“各国大臣”即不用“出京暂避”，矛盾自会缓和。何必南辕北辙，一面加攻，一面保护？因此，庆亲王的信件，无法使洋人信服。为了促使列强驻京公使迅速出京，初七日奕劻又致函英使窦纳乐，其函称：
    径启者：
    昨日奉复一缄，曾声明不致再有攻击之事。乃昨晚又有教民，向官兵卡前开枪，官兵伤亡二人，当即放枪还击，始行停止。似此教民不受管束，恐其激成巨祸，致误大局。应请贵大臣会商各国大臣，严加约束，免致因此生衅，是为至要。
    惟近日颇闻教民麕聚太多，其意不愿诸位大臣离京，以冀永作护符。谣传固不足信，如果实有此等情形，想各国大臣必早觑破，不致坠其术中也。暂避一节，昨有答书，尚未接奉复音，务希于两三日内定期见示，以便料理一切。此布。顺颂，日安。
    庆亲王等同启。七月初七日。(28)
    奕劻此函曰：“昨日奉复一缄，曾声明不致再有攻击之事”。据《上谕档》可以证明确有其事。七月初六日该档有记载称：“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现在各兵团围困西什库教堂，如有教匪窜出抢掠等情，当饬队力剿。倘彼死守不出，应另筹善策，暂毋用枪砲轰击。钦此。”(29)
    奕劻的这些信札，实际上是在敷衍列强驻京公使，让他们出京暂避，并没有提出解决中外矛盾切实可行的办法。于是，七月十二日，奕劻又致函英国公使称：
    致窦使书
    径启者：昨接领衔葛大臣来函，并托寄询电十纸，已即日飞递山东分电矣。惟现正商办护送暂避之事，而昨晚洋兵，乃狠扑华卡，大嚷，大放排枪，声势汹汹，俨同临阵，与平日偶尔蓦地放枪不同。其时，官兵仓猝还击，势所必然。倘彼此愤气相攻，必致激成大祸。本王大臣等闻信之下，实深骇异，辗转寻思，莫测其故。合亟专函奉询，即希明悉见复，是所至盼。此布。即颂，时祉。
    庆亲王等同启。七月十二日。(30)
    但是，随着前方战局不断恶化，尤其是李秉衡统率四军出征，结果不战而溃，八国联军进展迅速，已经陈兵北京城下。于是，奕劻一改从前劝列强离京的建议，而改请列强驻京公使留“居京邸”。七月十八日奕劻又给列强驻京公使写信称：
    致使馆书
    专启者：月前贵大臣来函，曾声明各国大臣尚居京邸，和局更易转圜，自副众愿。若使臣出都，则睦谊截然断绝，再续前和，不知尚费几许时日等语。具见贵大臣通筹大局，不忘旧好之意。现在贵大臣暨各国大臣尚未出京，本王大臣等，拟照贵大臣前函之意，奉诣面商，先行停战。应请即日示复时刻，以便前往。专泐。顺颂，秋祺。
    庆亲王等同启。七月十八日。(31)
    奕劻的这些信件，毫无疑问都是经过向慈禧请示，并经其允诺后发出的。他忽而劝公使离开，忽而挽留公使，出尔反尔，毫无章法，说明慈禧集团已经黔驴技穷，面临着空前危机。奕劻一味屈从慈禧，毫无定见，完全听从慈禧摆布。直至八国联军攻克京师，慈禧一伙于二十一日辰刻，仓皇逃离紫禁城，奕劻始终未请来盛宣怀所要的“密诏”。
    五、慈禧与奕劻间非同寻常关系之探源
    在京师地区义和团非常活跃时期，慈禧频频召见奕劻。七月以降，更是天天离不开奕劻。这种现象促使我对奕劻与慈禧之关系，作了一番历史之考察，从中可以看出清廷高层的人事变动。
    慈禧作为一个从未受过科班教育的普通八旗女子，能够在入宫之后，学会插手朝事，阅读奏章，处理政务，有一个逐渐熟悉的过程。除了其本人天资聪颖之外，另一个重要渠道是社会和环境之影响，其中，奕劻之影响尤其不应该忽略。
    沃丘仲子于《慈禧传信录》中揭示：
    后内务府旗人，父惠征，官徽宁池太广道，初以常在侍文宗，既生穆宗，乃立为妃。时洪杨乱炽，军书旁午，帝有宵旰劳瘁，以后书法端腴，常命其代笔批答章奏，然胥帝口授，后仅司朱而已。迨武汉再失，回捻交作，帝以焦忧致疾，遂颇倦勤。后窥状渐思盗柄，时于上前道政事，帝浸厌之，尝从容为孝贞后言妃濅机诈。孝贞素宽和，殊无裁制之术。帝复以告恭亲王奕。对：妃实诞育元子，望上矜全，帝意少解，后亦敛迹。时其弟桂祥共宗人奕劻居，皆贫困不足自存，赖奕与内务府总管瑞麟恤以资，始得贿阉侍，与后通书问。多劻为属稿，颇泛论时事，自是后益稔外政。(32)
    沃丘仲子称，慈禧“弟桂祥共宗人奕劻居”，据此可知，奕劻与慈禧的关系，桂祥起了牵线搭桥的作用。对于沃丘仲子的上述记载，黄濬在《花随人圣盦摭忆》中，曾予以相信采录。
    又据文廷式《闻尘偶记》所载：
    庆邸以罪人子，本不应继近支袭爵，乃先行过继别房，然后转继。其初由恭邸援引时，谬为恭谨，光绪九年以后，事权渐属，遂事贪婪。后又与承恩公桂祥为儿女姻亲，所以固宠者，无所不至，召戎致寇，其罪浮于礼亲王世铎云。(33)
    文中的“光绪九年以后”，稍误，似应为光绪十年。是年，奕劻开始执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廷式的《闻尘偶记》，笔录在京师期间耳闻目睹之事。以余观之，该书所记内容，可信度较高，非一般京官之回忆记录可比。此外，当时《中外日报》所载文章，亦有类似记载称：
    庆邸之进也，由桂祥。桂祥者，太后胞弟也。庆邸本罪人子，凡再入继，而后为庆王嗣。初为贝勒，与桂祥结姻后，始袭封庆王，其子载振，亦颇有非分望，以属疏而止。(34)
    总之，慈禧之弟与奕劻结为儿女姻亲，使奕劻与慈禧之间关系愈加亲密。实际上，慈禧之所以能从容自如地驾驭朝政数十年，一个重要的手段，即是利用其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
    任人唯亲是封建专制政权的一个重要特征，想利用谁，就设法结为姻亲，然后这位姻亲便会飞黄腾达。慈禧垂帘听政数十载，她所颁布的每一项清廷上层高官任命，包括皇位继承，几乎都有其姻亲因素在起作用。
    慈禧的姻亲关系，主要有两支，一支是其娘家的兄弟姊妹；另外一支更重要，是其夫君咸丰皇帝这一支。在慈禧的政治生涯中，几乎无时不在考虑处理同这几位近支亲王的关系。咸丰皇帝病故热河时，同治帝尚在幼冲。慈禧与慈安在避暑山庄召见了前来奔丧的恭亲王奕，秘密策划了捕杀载垣、肃顺、端华等政敌，实施祺祥政变。
    祺祥政变之后，奕主持军机处，恭亲王之势力急剧扩展。慈禧又开始扶植妹夫醇亲王奕譞。在同治帝患天花病逝之后，慈禧违背祖制，强行确立醇亲王之子载湉继承皇位，其原因还是因为她与醇亲王有双重的姻亲关系。光绪十年的甲申易枢事件中，慈禧将奕彻底赶下台。奕在离开政坛后，发出了“猛拍栏杆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的不平呼喊。随着权势欲望的膨胀，慈禧于甲申易枢后仅数年，即对即将亲政的载湉及其生父醇亲王，逐渐猜忌排斥，其结果是使50岁出头的奕譞，在翼翼小心、忧郁惊惧中过早去世。
    恭王下台，醇王过世，使得从光绪十年即任总理衙门总管的奕劻，与慈禧之关系变得更加非同一般。近期，我翻出了20多年前抄录的一份光绪二十三年《宗人府造送光绪朝二十三年王公生辰册》，该生辰册记载如下：
    和硕礼亲王世铎，现年五十五岁，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七月初一日辰时生，溥字辈。
    和硕睿亲王魁斌，现年三十四岁，同治三年，甲子九月十二日寅时生，毓字辈。
    和硕庄亲王载勋，现年四十五岁，咸丰三年，癸丑十二月二十六日未时生。
    和硕恭亲王奕，现年六十六岁，道光十二年，壬辰十一月二十一日丑时生。
    和硕醇亲王载沣，现年十五岁，光绪九年，癸未正月初五日戌时生。
    庆亲王奕劻，现年六十岁，道光十八年，戊戌二月二十九日未时生。
    怡亲王溥静，现年四十九岁，道光二十九年，乙酉二月十九日申时生。
    多罗克勤郡王晋祺，现年五十二岁，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二月十二日丑时生，恒字辈。
    多罗顺承郡王纳勒赫，现年十七岁，光绪七年，辛巳五月初八日寅时生，恒字辈。
    端郡王载漪，现年四十二岁，咸丰六年，丙辰七月二十六日寅时生。
    定郡王溥熙，现年六十七岁，道光十一年，辛卯正月初十日丑时生。
    郡王衔多罗贝勒载濂，现年四十四岁，咸丰四年，甲寅八月十七日寅时生。
    郡王衔多罗贝勒载滢，现年三十七岁，咸丰十一年，辛丑二月初一日亥时生。
    多罗贝勒载澍，现年二十八岁，同治九年，庚午十月十六日子时生。(35)
    这份宗人府造送的王公生辰册，与《上谕档》所记，稍有异同，然生辰册内容更可靠些。据光绪二十三年的生辰册记载，庆亲王奕劻，60岁，道光十八年戊戌二月二十九日，未时生。由此可以推算，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奕劻实足年龄为63岁。而光绪甲午年，则是慈禧的六旬庆典。可见，奕劻与慈禧年龄相近，只差3岁。由上引王公生辰册可以看出，在柄政的近支王公大臣中，只有奕劻与慈禧年龄最为相近。这是其一。
    其二，在爱新觉罗皇族中，奕劻论辈分，应该是咸丰皇帝之堂弟，与慈禧为叔嫂关系。咸丰帝病故热河之时，慈禧的年龄仅为27岁。慈禧与奕劻之特殊关系，理应予以考量。慈禧为人狡狯，诡计多端，不讲信义，其行为往往有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者，这也是研究晚清政治史不应忽略的。
    有了这种认识，对于光绪朝的许多重大事件，可以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释。有以下几件大事，特别值得注意：
    其一，戊戌政变“全由庆王布置”。
    在戊戌政变的关键时刻，奕劻挺身而出，帮了慈禧大忙。此中情节，正如戊戌九月二十三日蔡金台致李盛铎书所云：
    自七月下旬，即得至确之耗于云中，且属为之谋参奏。以告再芸，不之信。且行急无暇，间语问刍，则问刍已数言于清河，已拟发矣。而庆邸言宫中固无恙，遂复止，乃转以属之杨莘伯。盖惜足下之不与也。会袁世凯来，而谭嗣同说以调兵，入见语亦云然。袁乃密白略园。电庆邸达之。而杨莘伯乃手训政疏叩庆邸，俱赴湖呈递。时慈意以为此等大政，必有联章，乃成规模，且须大臣言之。莘伯乃告其师王仁和。仁和以书戒之，有“无牵帅老夫”语。(36)
    对晚清掌故了若指掌的邓之诚先生，在解读此密札时指出：“世间记戊戌事，多传闻之辞，时日先后，不免颠倒。唯此所述政变全由庆王布置，最关筋节。其他亦较为得实，盖金台亦在事之人也。”(37)邓氏所言，可谓一语中的。奕劻乃是筹划戊戌政变的核心人物。
    其二，全力支持己亥建储。
    政变以后，随之而来的是“己亥建储”。奕劻既然支持慈禧将光绪皇帝囚禁于瀛台，自然也不会反对立储。在此关键时刻，奕劻的支持显得格外重要。因为慈禧的一个亲信重臣荣禄，在“己亥建储”中发生动摇，不主张废除光绪帝位。荣禄以“外人有非议”为由，阻止了徐桐等守旧派废除光绪帝的企图。荣禄为什么反对百日维新而不赞同废除光绪？余以为，荣禄之所以有后来的权势，是醇王奕譞在同治年间屡次举荐其知兵的结果。此时，奕譞虽死，荣禄亦不忍心对其子落井下石。此乃荣禄反对立储的一个关键原因。
    梁启超等于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一日在东京刊出之《清议报》中，有《国闻短评》一篇，报告《西后自危》消息曰：慈禧病危，后发现“乃系伪为，欲借此暂止荣、庆决裂之祸者……又西太后于八月十五日，率同皇上迁居雍和宫。”(38)
    《清议报》又以《贼党相争》为题报道曰：
    庆王之意欲皇上让位，荣禄之意，欲皇上亲政，两人大相龃龉，不能相容，大约俟迁居雍和宫后，必有一番争论。又朝内各官员，多依附庆王云。荣、庆不睦之事，袒荣者谓：荣兵权在手，与守旧党本相联络，一旦号召，似易为力，非庆之素不知兵可比，故有事必荣胜。其袒庆者，则谓庆本内务大臣，素为西后信任，其进言也较易于荣；且与刚中堂和好，刚之视荣，常以小辈目之，倘刚中堂一旦回京，必能助庆。荣将居于独立之地，故有事必庆胜。然要皆趋走权门者，各顾所私之言耳。按：近日中西各报所传北京危疑之事，虽略有异同，然群奸相轧，各欲得全权以行其无忌惮之志，其必出于争夺相杀者势也。(39)
    奕劻作为神机营的主管，他在己亥建储过程中对慈禧的支持，显得格外重要。以前，余对《清议报》之上述消息，颇不以为然，以为是逃亡海外的维新志士在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现在则不同，奕劻在晚清宫廷中的地位及作用，需要重新认识。盖因己亥建储乃义和团兴起原因之一也。
    其三，不辨是非，盲目跟随慈禧，立场摇摆不定。
    庚子初春，当义和团波及京师之后，奕劻作为总理衙门大臣，屡次领衔上书，请求朝廷镇压义和团。正月二十日，奕劻领衔呈递《直东一带，拳会肆行，请饬严行查禁折》，请求朝廷：“申明旧禁，明降谕旨，饬下直隶总督、山东巡抚，各就地方情形，剀切晓谕，解散胁从，并严拿为首之人，从重惩办。”(40)
    面对强大的列强外交压力，四月二十四日，奕劻再次领衔上呈《义和拳会延及京城，请严行查禁折》，谓称：“京城使馆林立，时有洋人教士往来出入，亟应设法保护使馆教堂，弹压地面，并访拿匪徒传授拳会暨匿名揭帖之人，获案究办，以免别生衅端。”(41)
    奕劻的上述奏章，并没有违背慈禧旨意。因为开始时慈禧对义和团的立场，也主张镇压。可是，当刚毅、赵舒翘由涿州回京后，慈禧之态度逐渐明朗：决定招抚义和团，对付八国联军。据《拳乱纪闻》称：
    皇太后昨晚在宫内召集各大臣，密议团匪乱事，为时极久。旋即议定，决计不将义和团匪剿除。因该团实皆忠心于国之人，如予以上等军械，好为操演，即可成为有用劲旅，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当定议时，只荣相、礼王不以为然，又因势力不及他人，故不能为功。余如庆王、端王、刚相、启、赵二尚书等，俱同声附和，谓断不可剿办团匪，王中堂则默然无语。(42)
    事实说明，《拳乱纪闻》的记载，颇得当时的历史真相。庚子五月，奕劻之立场全然改变，决然不提镇压义和团之事。相反，他同载漪一起，帮助慈禧欺骗搪塞列强使臣，致使北京局势失控，出现了一面进攻东交民巷、西什库教堂等处洋人，一面却想方设法与洋人讲和的荒诞局面。对奕劻来说，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全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一条，即讨取慈禧欢心，一切照慈禧意志行事。了解此中关节，对于为什么庚子五月慈禧开始频频召见奕劻与载漪，便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到了庚子七月，慈禧几乎每天都离不开奕劻了。
    其四，辛丑议和中，竭尽全力，保持慈禧权位。
    慈禧在庚子夏季恣意妄为，终于酿成大祸，遂于七月二十一日逃离京师。时列强已入京城，情况十分危迫，意想不到的事件，随时会发生。日久见人心，患难见真情。在此关键时刻，慈禧的两名亲信荣禄与奕劻，各有不同的表现。
    荣禄于城破之际，选择了个人夺路出逃。据清宫档案所存荣禄于出逃后所上的第一个奏折称：
    七月二十一日，奴才荣禄闻我皇上恭奉皇太后圣驾西巡后，与奴才崇绮在禁城内相见大哭，共以为外洋欺我至于此极，真所谓翻天覆地，变出非常……奴才荣禄本拟收拾残卒，竭力巷战，誓扫贼氛。惟时见城中四处火起，喊杀之声大振，居民拥挤奔逃，知事不可为。然闻銮舆在外，未敢硁守小节。当与奴才崇绮驰出西直门，适各官眷纷纷避难，城门拥塞，极其扰乱，经奴才等带兵出城，各眷属始得先后出走。奴才等取径卢沟桥、长辛店，各市镇尽为教匪、游勇等蹂躏不堪，人皆逃避，行者无从觅食，惨目伤心，莫可言状……刻下惟有驰抵保定，整顿队伍，养复锐气，恭候谕旨，再相机进取，以期稳慎。(43)
    荣禄此折，是他在由京师逃至保定时所上。折中所述，多为事后的自我美化与开脱之词，虽然娓娓动听，却并不可全信，只是官样文字而已。不过，荣禄此折开头部分，极为重要。荣禄谓：“七月二十一日，奴才荣禄闻我皇上恭奉皇太后圣驾西巡”，一个“闻”字说明，慈禧决定出逃的时间，如此重要的安排，身为武卫军统帅的荣禄居然事前并不知晓。这是因为慈禧西逃之举，事先并未告知荣禄，此乃关键所在。说明义和团运动的关键时刻，慈禧不信任荣禄。
    奕劻的行为，则与之全然相反。据《庚子记事》所载：
    廿一日，黎明时，皇太后御蓝布夏衫，坐澜公之车，皇上御黑纱长衫，骑马；率同皇后、大阿哥，由神武门出西直门，至颐和园少憩。两宫本定于十六日启銮，出居庸关西行，派东阁大学士崑冈监国，而令军机章京为前站，先行至长辛店候驾。后因车辆不齐，各太监执香跪留，故未启銮。此次仓猝出京，所有御用服食，概未备带。妃嫔宫女均留京城。内侍亦未多带。随扈王公大臣仅端王、庆王、那王、肃王、伦贝子、橚贝子、澜公、刚毅、王文韶、赵舒翘、吴□、溥兴各部院司员二三十人而已。(44)
    可见，奕劻在此危难时刻，与荣禄不同，始终与慈禧在一起。
    义和团高潮期间，凡是支持慈禧利用义和团攻击外国使馆的清廷要员，如端郡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等，均同奕劻一样，选择与慈禧一起出逃。奕劻逃出京城之后，并没有一直随同慈禧逃往太原、西安，而停留在京师附近，“病滞怀来行馆”。这其实是慈禧布置的另一招高棋。八月初，留京办事大臣崑冈等上书称：“庆王爷在总署办事多年，谨慎和平，为各国所钦佩，是以各国均愿庆亲王爷早日商议和局大事。”(45)于是，慈禧即命奕劻“即日驰回北京，便宜行事”(46)，开始与列强议和。在议和过程中，奕劻坚持慈禧交付的“切实妥商，向各使极力磋磨。如有万难应允之事，先为驳去，是为至要”的方针。(47)盖因，当时风闻列强有要慈禧让位之说。如俄国报纸宣称：“英泰晤士报称，后实与拳匪联合，指使伊等为乱，照此情形，各国不能再容太后当权矣。”(48)
    正因为如此，奕劻在辛丑议和过程中，处处以保持慈禧之地位不动摇为出发点，想方设法说服列强，终于如愿以偿。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奕劻大权在握，圣眷不衰。光绪二十九年荣禄病死之后，奕劻入值军机处，任领班军机大臣，集内外大权于一身，权倾中外。即使在丁未政潮中，奕劻父子贪婪受贿，玷污朝政之行为，遍传都下，慈禧仍然千方百计地袒护奕劻过关。奕劻成了同治、光绪、宣统三朝政治上的不倒翁，这一切均与奕劻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表现，有直接关系。
    注释：
    ①关于奕劻任职总理衙门一事，文廷式《闻尘偶记》记曰：“恭邸退闲时，知庆王之贪黩，尝与志伯愚侍郎言：‘辅廷，庆邸字，当日貌为清节，凡有人馈送，不得已收一二小物，皆别束置之。谓予曰：此皆可厌，勉为情面留之，概不欲用也。’予故援引之。今贪劣如此，若国家责以滥保匪人，予实不能辞咎。及恭邸起用，亦竟与之委蛇而已。”《近代史资料》总4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48页。
    ②包世杰辑：《拳时上谕·杂录》，北京救世堂1919年铅印本，第114—115页；又见陈振江、程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③储仁逊：《闻见录》第4卷，天津图书馆藏稿本，第51页；又见陈振江、程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19-20页。
    ④张荣初译：《红党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国家清史编委会编译组2005年印行，第236—237页。
    ⑤陈振江、程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19页。
    ⑥北京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48页。
    ⑦翦伯赞等编：《义和团》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第547页。
    ⑧翦伯赞等编：《义和团》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第20页。
    ⑨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3页。
    ⑩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页。
    (11)罗明、潘振平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页。
    (12)黄彰健：《康有为衣带诏辨伪》，《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70年版，第430页。
    (13)《召见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杂件档。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8页。
    (15)《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第170页。
    (16)《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第142页。
    (17)《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第63页。
    (18)《录副奏折档》(光绪二十四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务类，03/5761/023。
    (19)《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第135页。
    (20)《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3399。
    (21)《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第136页。
    (22)佚名：《综论义和团》，《义和团史料》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6页。
    (23)耿来金辑：《邸抄记录之召见单》，光绪二十六年(手抄本)。
    (24)《盛宣怀致袁世凯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集之七——义和团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123页。
    (25)《盛宣怀致奕劻、荣禄、王文韶电》附件(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集之七——义和团运动》，第123页。
    (26)《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第135页。
    (27)《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第229页。
    (28)《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第239页。
    (29)《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第237页。此信未署时间，根据其前后次序应确定为七月初六日。
    (30)《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第250—251页。
    (31)《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第261页。
    (32)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补篇，第4页。
    (33)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第509页。
    (34)翦伯赞等编：《义和团》第4册，第219页。
    (35)《宗人府造送光绪朝二十三年分王公生辰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杂件档。
    (36)邓之诚著，邓珂点校：《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02—604页。
    (37)邓之诚著，邓珂点校：《骨董琐记全编》，第602—604页。
    (38)《清议报》第29册，第17页；又见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1887—1888页。
    (39)《清议报》第29册，第17页；又见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1887—1888页。
    (40)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63—64页。
    (41)《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97页。
    (42)翦伯赞等编：《义和团》第1册，第124页。
    (43)《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484—485页。
    (4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94页。
    (45)《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497页。
    (46)《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513页。
    (47)翦伯赞等编：《义和团》第4册，第61页。
    (48)翦伯赞等编：《义和团》第4册，第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