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07-1912年开平矿权中外纠葛再度面临抉择，涉及官场与市场的交融与对峙。就开平矿权而言，官督起关键性作用，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开平矿权对外交涉中实是中方的代表，开平矿权随着丁未政潮的权力交替而有浮沉；袁世凯等意欲筹办滦州煤矿，借助官场运作，使得滦州煤矿在煤价销售上压倒开平煤矿，从而达到“以滦收开”。英方通过市场竞争付以角力，旨在“以开并滦”。恶性竞争造成开、滦两败俱伤，外交斡旋亦随之展开。随着光绪、慈禧去世及袁世凯下台，清廷政局逆转。开平煤矿与滦州煤矿终以张翼得一百万两的补偿、袁世凯之子袁克定成为中方代理人而告终，实权仍为英方掌握。市场与官场角力，竟致开平矿权再回故辙，滦州煤矿矿权沦于英人手中。清季国贫民弱意义上的市场竞争，实为殖民者攫利正当性之自我赋权。

关 键 词：丁未政潮 开平矿权 1907-1912年 官场 市场

       中外开平矿权纠葛涉及晚清官场各派利益的角逐①。开平矿权中外纠葛中，张翼与袁世凯利益集团的矛盾及张、袁进退，与丁未政潮前后官场权力重组密切关联。后期的中英开平矿权纠葛涉及开、滦合并。论及开平煤矿与滦州煤矿的合并，魏子初称袁世凯之所以批准两者“联合”，缘于“军阀政权向帝国主义献媚，寻求庇护，这是主要的”。此外，开、滦煤矿之“联合”“对开滦的资本家有很大的诱惑性”②。在熊性美看来，“英人之所以能侵占开滦煤矿，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在中国享有帝国主义特权。英帝国主义者享有特权并和当权统治者相勾结，是他们能够控制开滦煤矿的先决条件”③。他认为开滦矿权问题从经济方面来说，在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相对独立、相互制约、又找到了实现的条件④。实际上，所谓市场与官场角力兼相互渗透，竟致开平矿权再回故辙，滦州煤矿矿权沦于英人手中。清季国贫民弱意义上的市场竞争，实为殖民者攫利正当性之自我赋权。笔者根据一些新史料，觉得有必要再度检视开平矿权纠葛之历史动因。

一 官场冲击

       晚清官督商办模式的开平煤矿矿权为一块肥肉，以张翼为代表的宫廷、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及以英帝国为代表的东方辛迪加对其进行三重利益分割。围绕偏重求利或求权，张翼与袁世凯凭借晚清官场规则或潜规则展开了较量。而晚清官场规则有其自身的运作轨迹，张翼或袁世凯在权力场角逐的浮沉，导致双方在开平矿权的影响上此消彼长。这种态势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动因，甚至关联着丁未政潮。

1.张翼及其政治靠山

       针对张翼在英一审所谓“胜讼”并取得副约的承诺。敌手袁世凯另有应对。1905年4月1日(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廿七日)，袁世凯有《奏陈核办开平矿案讼事折》，称“张翼赴英质讼，仅争到照副约办事，他无办法，遂牵强含混，自谓全(权)已收回”⑤，认为张翼远未做到收回开平矿权，应严饬张翼继续留伦敦争权。清廷赞同袁世凯的处理意见。“仍著袁世凯严饬张翼全数收回，切实妥订，不准含糊牵混，致贻后患。”⑥弱国无外交，中外开平矿权纠葛的处理也如此，张翼赴英诉讼不可能再争到更多权益。张翼应对的策略是“径行回华”⑦。据称张氏“到津后，将涉讼得直各节禀蒙前北洋大臣袁。奏奉恩旨以道员用发往北洋差遣委用，仍由袁世凯督饬妥筹办理”⑧。张翼并未受到实质性惩罚。这与张翼党附两代醇亲王密切相关，正如郑观应所云：“开平矿务局自总办唐景星故后，接办者为张燕谋(即张翼)……张恃有护符，营私舞弊，不一而足。闻曾将公司所购之香港栈房、马(码)头改为私产售与别人，攫为囊中物。办建平金矿私弊尤多，其最著者：一以局款十数万起造大洋楼，备欢迎醇邸到津阅操之用；一不集股商会议，私招英人入股合办，得洋人酬劳费五万磅。”⑨所谓“醇邸”即其政治靠山。翻阅《醇亲王载沣日记》，多处可见载沣与张翼的亲缘关系。

       张翼与醇亲王的联系以往学界涉及不够。随着相关文献的公开，可见就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及其善后，两者联系有多个方面：第一，张翼往醇亲王官邸传旨或送信⑩，充当李鸿章军政利益集团与皇室信息沟通的角色。第二，张翼或差使往醇亲王官邸送书报，报刊涉及《时报》《直报》《中外报》《新闻报》等(11)。第三，张翼与醇亲王等常有往来联络(12)。第四，张翼参与外交接待，特别是辛丑条约达成，张翼得以陪伴醇亲王载沣专使往德国谢罪等(13)。总之，张翼身兼开平矿务局督办的同时，又能伴随载沣赴欧洲参与外事活动，可见其时他依附皇亲国戚能在政坛呼风唤雨并如鱼得水。这亦是袁世凯多次上折，致张翼等被迫往伦敦兴诉讼，归国后虽落魄但政坛上仍属不倒翁的原因。

       张翼赴英诉讼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作为上司的袁世凯对张翼并未穷究责任，主要慑于张翼与载沣乃至慈禧太后的关系。胡思敬在《国闻备乘》卷四中撰“张翼倚醇府势盗卖官矿”一条，谓：“张翼旧在醇府饲马，官至内阁侍读学士。庚子乱时，盗卖开平矿产，为袁世凯所参，入英涉讼经年，久之始议赎回。”(14)入职开平煤矿多年的王冠东著《英帝统治下的开滦煤矿》，亦称张翼的继室和慈禧太后有瓜葛之亲(15)。但总的来看，在与袁世凯利益集团的争权夺利中，张翼等在开平煤矿事上处于劣势，“世凯参其(张翼)私鬻开平矿产解职，涉讼英廷二年，怏怏归，遂一蹶不起……其锋芒亦可畏矣。”(16)在此背景下，张翼集团有树倒猢狲散的威胁。1905年，随张翼伦敦诉讼后自行归国的严复，对自己英国之行颇为后悔。他不仅在经济上有亏损，更重要的是得罪了袁世凯利益集团。之后友朋向袁世凯推荐严复，果然受到拖延，正如严复在其家书中袒露；“天津信来，言陈玉苍、严范孙皆在项城处极力荐我，项城则姑徐徐之；至吾之意，将一切听其自然。”(17)虽然袁世凯看重严复的才华，但并没有马上接受并启用严复，当与开平矿权纠葛中严复的所做所为有密切关系。

2.袁世凯与丁未政潮

       张翼赴英伦诉讼无实质性收获但归国后未受处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即清廷官场倾轧日益激烈。中外开平煤矿纠葛引发的张翼与袁世凯的利益冲突，背后涉及晚清政局中官场权利纠纷。在此前后，政坛权力斗争已发生变化。

       就外缘意义的社会关系网络而言，袁世凯集团与清廷权力中枢关系非同一般。袁世凯以贿赂奥援奕劻，正如胡思敬在《大盗窃国记》中称：“奕劻初入政府，方窘乏不能自舒，世凯近贿动辄三四十万。又与其子载振结盟为兄弟，倾赀以媚宫闱。”(18)刘体智亦称袁记新军扩展至六镇，“隶于练兵处，庆邸领之，一切贿赂之妙用，悉具于此”(19)。刘体智为清季四川总督刘秉璋第四子，1896年入京娶孙家鼐之女，亦入李鸿章家私塾与李氏子弟学英文。他对晚清政局多有所闻，或亲历其中，其“亲闻庆亲王佞幸董遇春言庆府事，故能披露此项开支之实况”(20)，其言当可信。不仅袁世凯、奕劻等拉帮结派，其对立面瞿鸿禨、岑春煊等亦互通声气，两派争权夺利，酿成丁未政潮。简言之，丁未政潮源于瞿鸿禨联合岑春煊等人，与奕劻、袁世凯等进行派系斗争。《凌霄一士随笔》云：“瞿鸿禨以勤敏见赏于西后，军机大臣中力能与奕劻抗者，惟鸿禨一人，而尤与世凯不洽。”刘体智则称：“庆邸当国，项城遥执朝权，与政府沆瀣一气，所不能达者，惟善化瞿相一人。”(21)慈禧太后所以器重瞿鸿禨等人，有其原委。八国联军侵华，瞿鸿禨西安护驾，受清廷器重。清末新政也意味着政治资源的重新配置，围绕争权夺利，瞿鸿禨、岑春煊等人与奕劻、袁世凯等人的倾轧日趋严重。瞿鸿禨授意汪康年办报作该利益集团的喉舌，《凌霄一士随笔》称汪康年系“鸿禨门生，且有姻亲关系，时办一《京报》为鸿禨机关，与袒庆之《北京日报》各张一帜，旗鼓相当。”汪康年于1906年在京师创办《京报》，“《京报》出版，对于庆亲王父子及其私人，讥刺备至”(22)。

       慈禧对袁派势力过于嚣张有警惕，遂以抑制，而袁世凯势力能在丁未政潮中获胜，与列强(特别是英国)的态度有关。日俄战争中日胜俄败，多被国人理解为俄国为西方列强之一，而日本人与中国人同属于东亚儒家文化圈，日本所以胜利在于其推行的君主立宪政体，提升了包括军事在内的综合国力。这正是清末新政所要效法的对象。从目前英国《泰晤士报》关于清末新政的新闻报道及其时事评论来看，英方对所谓新政改革了如指掌。1906年2月12日《泰晤士报》刊发该报记者1905年12月28日发自上海的时政评论，题为“中国人的中国”，称：“照目前的情形看，旧政权制度里的老学究们正沾沾自喜地进行着自我催眠，他们认为，日本是从中华帝国那里接受了它最早的启蒙教育，而改革派的学生们则高声谈论着要坚持他们国家的君主权利，并即刻组建起军队来。”(23)对青年学生所代表的“少年中国”派倡导的君主立宪、“让清国自己去造它的铁路，开它的矿山，要抹掉一切外国人的影响力”(24)，也即清除西方势力影响、甚至提出国货运动等政治改革，《泰晤士报》不以为然，认为“除了袁世凯，这个国家中大概找不出另一个政治家，能具备足够的勇气与智慧，来反对这种一面倒的危险态势”(25)。大英帝国朝野正是基于这一局势评判，调整驻华使节外交努力的方向。1906年，新任驻华公使朱尔典站在袁世凯一边，将瞿鸿禨视作“心胸狭窄的迂夫子”。朱尔典对袁世凯调任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表示欢迎(26)。

       英国《泰晤士报》等报刊舆论一致看好的袁世凯因在新政语境中公开争权夺利而引起慈禧等高度警惕。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军政利益集团遂受慈禧等皇权的遏制。当然，新政语境中分权与控权，离不开中外报刊舆论的鼓噪。1906年8月27日发自北京“清廷大臣出洋考察”的消息称；“皇太后已经任命了一个包括醇亲王、直隶总督袁世凯、军机大臣、首辅、国务大臣在内的委员会，来考虑最近自国外回京的‘出洋考察团’所呈交的报告和向朝廷提出的有关建议。”(27)此消息无疑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次日《泰晤士报》即予以刊发。1906年8月，清廷就五大臣国外考察宪政举行大臣会议，瞿鸿禨等主张预备立宪，奕劻、袁世凯主张从速立宪。奕、袁之意，由自己的人出任内阁总理。这一意图在袁世凯等官制改革方案中可见一斑。当然，清末新政搞立宪也是以慈禧为首的皇权自救的重要举措。经历庚子事变后，“盖至此太后始知旧法之弊，为国家衰弱之原也。太后此后之政策，实即1898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帝所奋兴以欲施行之事也。所不同者，太后于外面从不肯背其前此之言，而内面则极其谨慎，似执中为主义，不使趋于极端，调和新旧而行之。且同时又集权于中央，不使各省呈离披之状”(28)。1906年9月1日，慈禧下诏“仿行宪政”。9月3日，英国《泰晤士报》刊发《进展之中的清国改革运动》，称“在改革方案中，倡导立刻以管制与财政上的改革为首要措施”(29)。该报评论称“袁世凯视诏书所宣告的新政为国家运转中的一项必要因素”(30)。是月11日，清廷宣布中央官制改革。瞿鸿禨仍为军机大臣；慈禧对袁世凯等提出的官员任职方案予以否决，袁世凯利益集团受到沉重打击。针对官制改革中袁世凯的受挫，张謇致信袁世凯，称：“亿万宗社之福，四百兆人民之命，系公是赖。小小挫折，乃事理所应有。”(31)10月，袁世凯复函称：“此次朝廷宣布立宪，厘定官制，俱由两宫圣明，毅然独断。某不敏，岂敢贪天之力以为己功。”(32)实际上，袁世凯对此颇不平。

       1906年11月，清政府将袁世凯等控制的兵部与掌握马政的太仆寺合并，成立陆军部，铁良为尚书，荫昌与寿勋为侍郎。这一权力变动涉及满洲贵族打击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系，意在控制军权。预备立宪后，梁鼎芬暨诸台谏皆交章劾袁世凯(33)，袁氏被迫自请开去会办练兵大臣、路政、会议政务处等八项兼差，交出陆军第一、三、五、六镇的军权。袁世凯虽为自己留有后路，但其仍有失落情绪：“两宫圣明，毅然改制。乃群言蜂起，荧惑万端。出都以来，心灰意沮，加以贱躯多疾，未老先衰，蒿目时艰，靡知所措。”(34)袁世凯利益集团失势，却是张翼及其背后芩春煊、瞿鸿禨等为代表利益集团的势力抬头。

3.开平矿权纠葛中袁、张斗法与丁未政潮

       因开平矿权丧失而臭名昭著的张翼相机而动。英方驻开平代理那森于1906年12月3日致开平公司电称：张翼向英人索赔60万镑，“言不拟再打官司”(35)。1907年1月12日，那森称自己观察到晚清政局中“总督权势日衰，张燕谋与中国官员又急于获得款项，因此我们也许能促使事情告一结束”(36)。至于以后能否有更好的结果，那森称还要“看机遇”(37)。

       那森所谓“看机遇”主要针对此时政坛权力斗争的逆变，也包括袁世凯为了打压开平煤矿的所谓中英有限公司，另外筹办滦州煤矿。袁世凯试图以此与英方掌控的开平煤矿展开竞争，旨在以滦州煤矿兼并开平煤矿，至少做到取而代之。但袁世凯的如意算盘遭遇了政坛权力之争中的“滑铁卢”。袁世凯利益集团中段芝贵以歌伶杨翠喜献载振(庆亲王奕劻之子)，为新闻纸获悉，成舆论界丑闻，以汪康年等代表的报界对此不遗余力地揭发。载振纳妓，其父受贿，正如严复所称，庆邸“真是行尸走肉，其所甄识，皆极天下之鄙秽”(38)。“振大爷何等人物，足下将自知之，无待仆论”(39)。时人另有记载，“北洋军阀段芝贵在当时所以大阔特阔和声名狼藉，就由于常走奕劻的门路惯纳苞苴之所致。例如有一次曾送奕劻两颗重达几百两——千两的黄金印”(40)。段芝贵因贿赂奕劻，1907年得以出任黑龙江巡抚，被弹劾，其腐败事件被追查，段芝贵罢去。此事在醇亲王载沣日记中有所记载，“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内阁上谕”，即“御史赵启霖奏‘新设疆臣寅绿亲贵，物议沸腾，据实纠参’一折。据称，段芝贵寅缘迎合，有以歌妓献于载振，并从天津商会王竹林措十万金，为庆亲王寿礼等语。有无其事，均应彻查。著派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确切查明，务期水落石出，据实复奏。”(41)可见参与此事调查的为载沣、孙家鼐。次日(二十六日)“孙相国来会议，拟先委恩志、润昌查访，候覆再议。由此因差，除廿七日外，不克听讲，共七日”(42)。而此时的载沣年仅25岁，虽然孙家鼐多次上醇亲王府商议，但主要是孙拿主意。孙氏女婿刘体智撰写专条“载振纳妓杨翠喜案”，表明孙氏早已明了“袁、岑争权，群矢集于劻、振父子，至揭其狎亵之罪”(43)。孙氏精于世故，怕卷入两派纠纷中，没有细究。此实为两派斗争的导火线而已，孙氏乃从中弥缝。处理的结果竟然是赵启霖被革职。

       1907年5月28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七日)电传，“上谕两广总督周馥开缺，另候简用”(44)。开平矿权纠葛中重要人物周学熙之父周馥开缺，是丁未政潮袁世凯等有策略退让的牺牲品。为了驱逐所谓的清流派重要人物岑春煊(时任邮传部尚书)出京，奕劻、袁世凯等便以周馥年迈为借口，让岑春煊去广州重任旧职。在周馥看来，“朝臣党争互相水火，枢臣疆吏有因之去位者，遂波及于余。传闻某枢奏广东匪多，周某年衰，恐筋力不及，可以某某代之，实挤某某出京也。其中情事复杂，不便叙述，余以屡次乞退之身，得以蒙恩开缺，感激无地。时岑春煊寓沪请假养病，不即来粤，因电奏请派员署护”(45)。瞿鸿禨借机面禀慈禧，诋毁奕劻。慈禧私下表示将处置奕劻。但事态有逆转：瞿鸿禨将慈禧处置奕劻的想法泄于门生汪康年，汪氏泄密，消息被外报刊载，1907年6月17日，瞿鸿禨遭到奕劻心腹恽毓鼎的弹劾，恽氏暗中接受奕劻与袁世凯的贿赂，遂上折称瞿鸿禨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46)。同日，恽氏尚有“候补五品京堂曾广铨内阁中书汪康年勾结路透电洋员泄漏机密请饬民政部迅予处置片”，曾广铨早年曾任职李鸿章幕府，后与张之洞幕宾汪康年在上海筹办蒙学会等，并参与《时务报》《昌言报》等，两人交谊深厚。瞿鸿禨被罢免，慈禧对袁世凯及其军政利益集团亦不放心。遭瞿鸿禨打击后，奕劻、袁世凯等实力反而得以巩固。6月29日(五月十九日)奉电：“旨两广总督著胡湘林暂行护理。”6月30日(五月二十日)周馥交卸，折内奏明回籍就医(47)。但这并不影响袁世凯在开平矿权交涉及其滦州煤矿的筹办中对周馥之子周学熙的高度信任，其时曾任长芦盐运使的南方财阀周学熙正担任关内外铁路总局的工艺总局局长兼天津官银号总理(48)。

       张翼在政坛悄无声息，但在开平煤矿仍兼名义上的中方负责人。对此格局，袁世凯利益集团操控下的滦州煤矿加速了筹办进程。1906年12月17日，袁世凯下令北洋滦州煤矿由天津官银号会办周学熙等办理召集商股事宜(49)。即在袁世凯倡议下，袁世凯利益集团中皖籍重要人物周学熙具体负责筹办北洋滦州煤矿有限公司。有开平煤矿丧失矿权的前车之鉴，滦州煤矿筹办定位如下：“为振兴中国商务，并接济北洋官用煤斤起见，所招股份均系华股，概不附搭洋股。”(50)筹办中的滦州煤矿与开平煤矿创始及其经营并无二致，皆属官督商办。滦州煤矿在矿界上虽临近开平煤矿，但周学熙等称该地亩“至今并未税契，亦未在滦州地方官衙门过割立案。张道翼前在英公堂即以此辩论，英官颇直之”(51)。袁世凯表示承认。经官方程序，报批农工商部。1907年6月21日，滦州煤矿获准先行立案。当然，这些皆离不开袁世凯及其皖籍助手的操办。1907年6月27日，开平公司秘书比雷致英外务次官函称：“去年七月十九日，我曾写信报告阁下，本公司董事获悉，华北谣传总督袁世凯企图对本公司的权益采取敌对行动，也许是直接施用暴力，也许是准许他人在本公司占有的区域内进行采矿。”“承蒙外交大臣将上项情况通知了驻北京英国代办，八月四日阁下来信通知我说，据英国代办说，按照可靠消息，谣传并无根据，总督虽含有敌意，但不至采取非法行动或施用暴力。”(52)为此，英籍犹太人那森少校“已经亲自与驻北京(英国)公使接触，公使已派天津英国领事去见总督”(53)。7月5日，那森致开平公司秘书函，称其7月3日早晨去见张燕谋，“在和他商谈以后，我们决定请海关道梁孟亭来吃晚饭，看看有什么办法。那天晚上，张燕谋、梁孟亭和我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结果，梁孟亭答应在总督、张燕谋与公司之间做调解工作”(54)。实际上其时袁世凯的态度较强硬。所谓协调的结果可想而知。于是英国领事按照英国外交部授意，向袁世凯总督递交了一份照会，“说明英国政府虽然愿意中国政府和公司之间获得和解，但对于总督干涉我们的权利或产业的行为，不能置之不理”(55)。与此同时，张燕谋试图运动署理外务部右侍郎的梁敦彦从中斡旋，“他(张燕谋)在这方面的努力部分地成功了……据张说，梁已说服了总督：鉴于英国公使所采取的态度，拟暂不采取进一步的积极行动(在开平煤田地区开发新矿)”(56)。那森与张燕谋谈了好几次，那森称张燕谋对于达成协议似乎仍抱乐观态度(57)。问题是慈禧太后掌控下的政坛复杂多变，开平矿权交涉随着官场变动而充满了变数。

二 收复中的市场角力

       晚清政坛涉及皇权与封疆大吏之间的权利调适与平衡。1907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被夺军权并同时调入京师，慈禧意在让两人相互牵制。调袁世凯入京，无形中为奕劻、袁世凯深层次的接触提供了地缘条件。袁世凯入京后，补授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1907年9月10日，那森致开平公司秘书函称自己直接或间接地与总督袁世凯进行谈判(58)，然“中国的政局突然起了很大的变化，这可能会相当地影响到我们的谈判途经。九月六日颁发了一道谕旨，派袁世凯为大学士和外务部尚书。这个任命的影响如何，目前尚无法逆料，即使很熟悉中国政治的人们也是如此。这个任命，就其实权来说，无疑地是较袁现在保持的总督职位为逊，不过整个局面如何，实际上还要看袁在皇上面前有多大的势力才能决定。惟一可以说明袁有什么势力的，是山东巡抚杨士骧被任命为署理直隶总督。杨虽然是一个势力颇大的人物，但他的地位和前程完全是靠袁得来的，而袁能够把他的一员亲信弄来补他刚刚空出的那个位置，这就证明，至少在目前，他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59)。英方之所以关注袁的变动，部分缘于开平煤矿与新建滦州煤矿纠葛谈判的中方负责人问题。实际上，新上任的杨士骧继续袁世凯在开平矿权上的立场。1908年5月6日，那森致开平公司秘书电称：“总督已答复驻天津英国领事说，张燕谋无权出让矿山，更无权将在开平盆地采矿的独占权利出让。”(60)英公使要挟外务部停止滦州煤矿的开工，但袁世凯表示：“停开滦矿之议，万做不到。”(61)此时开平董事部指示那森应“尽力争取张[翼]的权势，使其始终居于我们这方面”(62)。那森称：“张燕谋在交涉中所处的地位并不十分重要，我想他不过是担任一个沉默的旁观者而已，除非中国政府代表，在有关公司过去的历史以及事情发展到目前地步等问题上，有时需要他的协助。”(63)1908年7月1日，比雷致那森函称：“董事们所希望于你的，并且他们也十分相信你会同意的，就是你应当与张燕谋继续维持最友好的关系，并应尽量利用他的权势，姑不论其权势能有多大的作用。”(64)这些呈现了那森等在英国开平矿务的代理人与地处伦敦的股家为主体的董事会就张翼的利用价值及如何利用颇有矛盾。而前文多有述及张翼的重要靠山无疑就是两代醇亲王所代表的皇亲国戚及其背后的慈禧太后。

1.后慈禧时代政坛及其对开平矿权纠葛中权力重组之影响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帝、慈禧太后先后去世，对清政权无疑有巨大的摇撼作用。其后，清廷的权力面临重新洗牌。1908-1910年，载沣因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禁闭事，与袁世凯势不两立。派系纷争中载沣令袁世凯去职。此涉及载沣、善耆、瞿鸿禨、岑春煊等与奕劻、袁世凯等互为政坛劲敌，又涉及封疆大吏权力之争，亦有皇亲国戚内部的利益制约。善耆任奕劻内阁中民政、理藩大臣。善耆与奕劻、袁世凯有矛盾，“闻袁氏戊申之罢斥，善耆与其谋”(65)，袁世凯去职。袁世凯不但遭贬斥，且有性命之忧，意与心腹杨士骧密谋出路，结果杨氏对落魄的袁世凯避之若瘟神。胡思敬称：“袁世凯既内用，亏公帑过多，密保士骧继北洋任。与之约，有过相护，有急难相援。士骧奉命唯谨，虽例行小事，必请命而行。及世凯解职，微服至天津，招士骧密语，士骧匿不敢见。”(66)“杨士骧倚袁世凯以治事，世凯既罢，惧甚，阴贿张翼求解于醇府。后数日，北洋折上，大得褒奖，张翼力也。”(67)是开平矿权对手张翼救了杨士骧，张翼成功主要是依靠醇亲王的发力，其时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已登皇位，自己是全国主宰摄政王。光绪及慈禧死后，为了防止兵变，清廷加强了宫廷出入门禁、密集发布军令旨在加强军队的控制。是年“十二月初一日”即改元颁朔。“十一日”下谕旨，以足疾为由将袁世凯解职(68)。

       袁世凯去职，对开平煤矿与滦州煤矿处境的影响，有清方的自我审视，也有旁观者的目光，日本记者评之极当，“今者，袁世凯因党派之趋势，与满汉潮流而开缺矣。继之者，为大学士那桐。那之贤否，国人当有以灼见，记者不敢赘一辞”(69)。那桐正是此后张翼在官场及开平矿务纠葛处理中的靠山，张翼势力复固。袁世凯去职，对其利益集团是个沉重的打击，诸如唐绍仪，唐绍仪是袁世凯在开平煤矿的利益代表者，“袁世凯的倒台挫伤了唐绍仪的热情”(70)。

       光绪、慈禧去世后，清廷再度宣布推进新政，主要包括路矿等实业。早已进入议程的开滦煤矿，于1908年5月8日由直隶总督杨士骧札文成立。尔后颁布的《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招股章程》等，基本上是袁世凯政策的遗产。杨士骧接替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后，随即招贤纳士。3月26日严复在《与熊季贞书》中称：“适昨者北洋莲府(指杨士骧)尚书有信相招，则电请南洋派员接理。”(71)1901年曾任开平矿务局华部总办的严复应杨士骧邀请，前往天津就任新政顾问(72)，杨士骧系袁世凯入军机处推荐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其兄弟二人是袁世凯的嫡系，也是庆亲王宠幸之人，“光绪三十三年，西林(岑春煊)驰入京觐见，弹劾庆邸。邸郁郁不得志，有慰之者，辄叹曰：‘今关情于余者，惟杨杏城、董柳庄(董遇春)耳’”(73)。其时袁世凯遭到载沣打击，杨士骧受重用；袁世凯、杨士骧关系亦疏远。严复成为杨士骧利益集团的幕宾，曾助杨士骧起草《奏请兴办海军折》。而开平煤矿、滦州煤矿权益介于袁世凯幕府、杨士骧幕府之间。摄政王载沣对于杨士骧等为官为人颇有好感。1909年杨士骧去世时，载沣极表遗憾，“杨总督士骧溘逝，悼惜殊深也，旋谥‘文敬’”(74)。杨氏受此高誉，有多重缘由，而袁世凯倒台及杨受牵连时张翼在醇亲王面前为其充当说客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丁未政潮后，官场斗争及其政治资源分配逆转，政客与知识分子的阵营迅速重组。开平煤矿收复重议也在这一背景下展开。1908年3月20日夜，严复、岑春煊、郑孝胥等相聚，是日《郑孝胥日记》载：“应云帅(岑春煊)之约，座有又陵、庄思缄”(75)。1909年1月21日，“午后，过岑云帅、严又陵”(76)。可见严复、岑春煊等往来密切。1908年9月24日严复日记有：“晤张燕谋，其意欲吾动笔。”(77)1909年“学部新设，荣尚书庆聘府君(严复)为审定名词馆总纂”(78)。1909年6月1日，“见南皮(张之洞)、定兴(鹿传霖)。程雪帅(程德全)……来”(79)，6月2日，“见过庆邸(奕劻)、泽公(载泽)”(80)。是日，严复致夫人朱明丽信称：“日来因宪政编查馆派作咨议官，此馆堂官系各位军机大臣，而宝熙、刘若曾为正副提调，故不免有拜谒之劳。如庆王、张、鹿两中堂，他如泽公、肃王，皆经见过，诸阔老意思都好，而泽公、宝熙两人相与尤厚，致足感也。大约做官一事正恐不免耳。”(81)1908年7月，直隶同乡京官大理院少卿刘若曾等曾联名奏争滦矿事宜折，强调“拟请饬下督臣总督一面速开滦矿，一面遵照前次谕旨，督饬张翼将开平矿产克日收回”(82)。而此时的严复与刘若曾攀上关系。可见，袁世凯背后的靠山庆邸(奕劻)、泽公(载泽)等皇亲国戚，对开平矿务局旧人严复，态度还是有差别的。1908年9月24日，严复以同考官身份参加学部新建公署的出国留学第一场考试工作，是日，张燕谋意欲严复动笔阐释有关开平矿务局诸多纠葛及其原委。10月3日，严复离京返津，并致信夫人朱明丽，称：“在京见过张燕谋，须发皆白，目亦一边不明，人甚羸瘦，开平事尚未定局。”(83)可见开平矿权纠葛中张翼的日子难捱。张翼试图劝说严复继续为开平矿权中外纠葛撰文说项。

       滦州煤矿的运作也在直隶总督杨士骧的关照下正常开展，诸如公司注册、发给采矿执照及减免照费等。“一九○八年至一九一○年期间，完成了开凿矿井和安装机器的筹备工作。有四个大矿井在马家沟，两个在赵各庄。一九○八年，公司派了一位高级职员李希明到欧洲去购买机器。大批的机器是向德国商行订购的，并在第二年进行安装。办公用房、修理厂、堆栈、车房和其他房屋都修建起来了”(84)。1908年年末，滦州煤矿已出煤，次年运销天津。滦州煤矿的筹办意以达到“以滦收开”的目的。

2.北洋大臣陈夔龙倡导“以滦收开”与张翼辩难

       1909年儿月24日，陈夔龙接替杨士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陈夔龙属奕劻、袁世凯一派，“庆王奕劻继荣禄而为枢臣领袖，以贪庸为清议所鄙，庚戌(宣统二年)正月御史江春霖以‘老奸窃位，多用匪人’劾之”。江春霖先后两次折子，第二次折子中有：“陈夔龙继妻为前军机大臣许庚身庶妹，称四姑奶，曾拜奕劻福晋为义母。许宅寓苏州娄门内，王府致馈，皆用黄匣，苏人言之凿凿。夔龙赴川督任，妻畏道难逗留汉口，旋调两湖，实奕劻力。”(85)1909年冬，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陈夔龙负责开平矿案的交涉。1910年清政府命张翼、周学熙为陈夔龙的助手，协办解决开平煤矿矿权的中外纠葛。陈夔龙、周学熙属同一派，张翼、周学熙此时属对立派。开平矿权的收复愈加复杂。

       开平矿权纠葛除涉及派系利益之争外，还涉及民族利益。1910年，“大理院少卿刘若曾，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翰林院侍讲学士李士珍，学部右丞孟庆荣，前民政部右丞刘彭年，邮传部左丞李焜瀛，四品京堂张权，给事中王金镕，掌辽沈道监察御史史履晋，掌陕西道监察御史路士桓，翰林院修撰刘春霖，翰林院编修李榘、吴德镇，翰林院检讨蒋式瑆，法部郎中袁廷彦、李士钰，陆军部郎中张志谭，学部员外郎陈宝泉、张志潜、陈清震，外务部小京官赵宪曾，学部小京官王双歧、张书诏，分省补用道刘坦，分省试用道李士，分省补用同知韩德铭，候选通判张锡光、王宗佑，分省试用州同孙凤藻，分省补用知县赵元礼、李长生，分省试用知县胡家祺，山东即用知县刘登瀛，补用知县步以庄，县丞衔程克昌，举人赵缵曾、仝宝廉、藉忠寅、齐树楷、步以韶、陶善璐，拔贡陈树楷、陈升之，优贡刘培极，岁贡于邦华，廪生李搢荣、李金藻，生员于长懋”等士绅联名上奏(86)，称：“张久办矿务不洞悉底蕴，而为此明知故昧，颠倒是非者，无非欲荧惑上听，以遂其从中攘利之私而掩其前此欺朦之罪，且此案为中外所注目。张以办理矿务之人因受欺骗而私卖国家疆土产业。所幸朝廷始终并未承认其事，此次与英外部据理力争，即本此为根据，彼始就我范围。”(87)开平矿务纠纷一个重要焦点即财务账目不清，缘利益纷争，两派皆欲查张翼的账目。

       1910年10月10日，清廷命度支部尚书载泽、邮传部侍郎盛宣怀为查办开平矿案事务大臣(88)。就清季官场而言，张翼与盛宣怀等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可见清廷调和及制衡政策是十分明显的。针对所谓出资购回矿权，是年12月4日。张翼上书载泽，称：“北洋大臣陈暨前长芦运司周学熙均曾面议及此，因将与英公司商定办法，均屡向翼索开账目。翼以赔偿各款有德璀琳暨各律师款项在内，故向陈督等陈明须向各处细查，应赔各种数目，统须若干，并须令原请律师接续旧案，声明索偿，方能由两造议定准数。故曾三次去电，皆陈督所知，并因公款可由北洋定数，故翼有分开算之说。”(89)即陈、周要查张翼的账目，张有托词。“北洋大臣陈到任，翼禀明开平矿案始末大概情形，亦经声明有案”(90)，张还表白：“翼所争者，上顾国家之利益，下为股友及翼公堂判定之损失，并非专为私利，事事皆有证据，非空言可以诬赖。若为私利，自当事事迁就英公司以求速成，岂有反对现实办法之理，其为不顾私利亦可概见。”(91)即张翼立足所谓国家利益立场及公司股民利益立场而作声辩。

       尽管张翼百般辩解，庆汾于“十月二十日奉接宪台札”，即奉载泽命令前往调查，“宣统贰年拾壹月回禀”：“光绪二十五年，张京堂翼奏请由开平矿局借款修筑码头，亦复声叙北洋水师无险可据。阳为建设商埠，即阴以树立异日军港之基。朝论韪之”(92)。庆汾经过仔细查账，论证了承平、建平、永平等处金银矿与开平公司的关系。从两派查账及张翼辩解可见，张翼账目确实存在中饱私囊问题。

       因为张翼搅局，所谓“收复”反而变成“丢弃”，胡思敬撰“张翼倚醇府势盗卖官矿”，称：“至是恃监国宠，与英商勾结为奸，力护前非，主中外合办。直隶士绅联名力争，监国不能诘，卒从老福晋言，徇翼谋，悉依前约。凡开平附近之唐山、西山、半壁店、马家沟、无水庄、赵各庄、林西等处地脉相接数十里之矿产，以及秦皇岛通商口岸地亩，与承平、建平金银等矿，悉归英公司掌握。中国自办矿务以来，唯开平获利。至是竟不能保，闻者恨之。”(93)监国指摄政王载沣，老福晋系载沣之母叶赫那拉氏，是慈禧之妹。所谓彻查开平煤矿的载泽幕后则意味着载沣的插手，1910年《醇亲王载沣日记》载，“泽兄来谈开平事务”(94)。而其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是清廷实际控制者。联系张翼与两代醇亲王的关系，载沣不可能让自己在开平煤矿上的利益代言人张翼倒台。

       诸如此类，围绕开平矿权的收复及兴办滦州煤矿试图遏制开平煤矿的业务经营等，清官场意见分歧，涉及诸多利益集团及其精英人物的操纵，背后反映了官场与市场的缠绕及博弈。

3.《请收回开滦公函》与“以滦收开”之后续

       实际上，清廷在如此复杂的新政语境中布控权力，徒增收回开平矿权的难度，正如张世培、(邮传部左丞)李焜瀛、(大理院少卿)刘若曾、(前民政部右丞)刘彭年、(翰林院检讨)蒋式瑆、(掌辽沈道监察御史)史履晋等于是年11月28日上载泽的《请收回开滦公函》中所称：“窃若曾等以直隶开平矿产自庚子之乱，经张京堂翼与英商私立契约，被人骗占轇葛至今，忽已十年。不但美富之煤矿大利为英商所攘夺，即秦王岛、天津、上海、苏杭、广州各口岸码头计九处，以及轮船、地亩各项疆土主权利益，至今均在英商掌握之中。”(95)载泽时为度支部尚书。该公函称：“自上年十月，朝旨责成北洋大巨陈夔龙设法收回磋议经年，渐有成约。就矿赎矿无须另筹巨款。除每年矿厂开销及筹还英商本息外，尚有余利。且各项产业、口岸、码头全数收回，于国家疆土、主权利益概行恢复。绅民额庆，企足观成。”(96)但陈夔龙之议遭张翼反对：“张京堂翼回护前非，迭上封奏，以致垂成之局枝节忽生。所有北洋奏疏及张京堂翼之封章。以及资政院折、官绅公呈，历经奉旨发交爵前及盛宫保查核复奏。”(97)盛宫保系盛宣怀。比照“度支部尚书泽公以武进盛侍郎为谋臣，袁、盛之仇固结不解，泽公亦不悦于项城所为”(98)，两者派系斗争显见。时袁世凯解职还乡。袁派势力在开平矿权中外纠葛处置上的影响削弱。

       刘若曾等联名的《请收回开滦公函》云，开平煤矿并未像谣言所称亏本，并枚举英方报刊所载账目：“光绪三十三年余利二十二万三千二百余镑，三十四年二十四万四千镑，宣统元年二十四万三千余镑。刊在莫报，共见共闻。”(99)所据英报，可见论据切中要害。

针对“或谓北洋大臣与英商拟订条约全数收回之后，发给债票由国家担保，并以七厘行息，为数过巨，万一矿业不利，国家须认亏赔。故毋宁慎之于始，仍主中外合办较有把握”这一说法，《请收回开滦公函》云：“此亦谬说也。”如何筹资收回开平矿权？在刘若曾等看来，“除该矿不动产业二千余万元不计外，每年以平均余利二十二万镑计之，除付英商本息十六七万镑之数，尚余有六七万镑之数。将来本息扫数清还以后，则此项余利全数均归我有，实无须另筹一款。而已失之矿产、疆土可以收回，且也直隶全省官绅士商无不注重。此矿是以上月滦州煤矿股东开会，情愿以滦矿股本五百万两作抵。全体认可，呈由直隶总督咨行在案。”另外，“上年奏准筹抵津浦路款之长芦盐斤加价计五百余万两，现拟移缓就急。已由四省公司与长芦盐商公所议定，将此项盐斤加价银两逐年存储，全数作为收矿抵债之用。以此计算，是国家担任赎矿债票一千七百余万两之数，准有滦矿股本及盐斤加价两项共一千万两抵保，已占全数三分之二。诚以见闻较确，关系最深，故毅然为此全力保全之举，绝非孟浪一掷不顾其后者可比也。况以英商历年经营该矿而论，就其全产计之，每年实有余利一分三四厘之数。而我收回以后，只付七厘，是出七厘之息，而收回每年得利一分三四厘之产不待智者而知其可行矣。”《请收回开滦公函》所谓长芦运司，系指周学熙。这涉及周学熙及其背后的袁世凯利益集团。而滦州煤矿正是在皖籍建德县周学熙及寿州孙多森的“禀请”下开采的(100)。

       针对开平、滦州煤矿在煤炭市场上的角力，及其各自的条件，《请收回开滦公函》附上开平、滦州煤矿界略图及滦矿预算出煤略图各一纸，“可验滦矿出煤不在开平以下。倘一牵动，后患何堪？且矿产富饶，足任担负。此由国家担保，债票有后援之可恃，而七厘之息为数实非过巨，是一切亏赔损失难于担保之说之不足信者”(101)，此系强调“以滦收开”。开、滦煤矿营销涉及运输码头，此又关系渤海湾不冻港，涉及军事战略等，“各项口岸、码头计有五处，胥在英商管辖之中，而尤以秦王岛为最要。大连、旅顺已非我有。北方不冻之港，天然形胜，实以秦王岛为第一，且为我自辟口岸。现在国家兴办海军根据重地无逾于此。而年来英国布置经营不遗余力。我国船只之停泊有费，货物之起卸有费，几乎与外人占有无异。一旦海上有事，其显受牵制，定可决言。此项隐患较之煤矿尤为重大”。《请收回开滦公函》“绘呈秦王岛通商口岸地界图及商埠海塘形势图各一纸”(102)。以图呈现矿产及秦皇岛的码头及其军事价值，其国防用意不言而喻。

       《请收回开滦公函》还从官场意义上的皇亲国戚利益层面阐发，称：“爵前谊属懿亲，与国家实同休戚，坐视此大好河山竟被张翼一人断送于外人之手，毋亦有怵目而惊心者乎!是不待若曾等之再三讼言而迅速收回之谋，实有不可须臾或缓者矣。此若曾等乏鳃鳃过虑四次晋谒，欲贡其愚忱者此也。”可见开滦之矿权不仅仅是皇亲国戚之家事，而道统意义上“家国一体”，决定了此更是政事、国事。

       总之，“此事之关键或得或失，均在爵前。朝野所仰望、中外所注目者，亦在爵前。万一定议偶疏，实有稍纵即逝之虑。彼英商虎视狼贪，幻诈万状。甚愿我之失策即遂其因利乘便之谋，倘误机缘虽悔何及？”(103)为此，刘若曾等劝说载泽支持北洋大臣陈夔龙等筹资买回矿权，“伏冀统筹全局，俯顺舆情，早定全胜之谋，采用北洋大臣所定收回办法。迅赐复奏，则不但直隶全省及天下各省绅民仰颂贤明，而万祀千秋载诸简策，见我爵前之有大功于我国家者，实非寻常可比矣”(104)。此函支持北洋大臣陈夔龙等所倡导的“以滦收开”之运作。

三 “以开并滦”

       袁世凯集团之所以支持开办滦州煤矿，意在“以滦收开”，而3岁溥仪登基及载沣摄政后政局逆转，袁世凯名以足疾休养实被罢黜，此时开平煤矿与滦州煤矿开始恶性竞争。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待价而沽并重新上台控制了军政大权，开平矿权作为整个政坛变迁中一枚重要的能源棋子，当然也格外引人瞩目。

       通过市场恶性竞争，滦州煤矿利用北洋控制的京奉铁路运煤的降价，对开平煤价产生威胁，但此前后经英商及其买办的策划，英方那森通过驻华使节向中方施压，并扬言要采取军事行动，清方终在恐吓下让步。另外，列强联手在中国开拓殖民市场，面对滦州煤矿试图通过西方银行进行融资以增强自身实力时，英方一经抗议，相关外商银行即停止磋商，致使滦州煤矿借力外资的算盘落空。

       与此同时，那森利用开平煤矿的资本贴钱筹办《北方日报》，宗旨就是鼓吹“以开兼滦”。曾就读美国的王冠东的父亲王绅于1905年经德璀琳介绍，与那森相识，后担任开平矿务公司的总文案。英方主导下的开平相关利益集团决定由王绅出面联络天津报界，在天津河东奥租界设立《北方日报》，开办费用由开平出资5000元(105)，明了内情的王冠东称该报“日出对开一大张，满纸荒唐的媚外崇洋言论。一贯鼓吹滦州应与开平合办，这是《北方日报》惟一的使命和特色”(106)。《北方日报》的议程设置及其舆论指向有其一贯的框架：“这张报纸的评论，往往先骂一通办矿的官僚作风，引起读者的共鸣；接着就提到请洋人办矿才是‘出路’。”(107)“这张报纸几乎天天刊载这种奇谈怪论，而当它出版了27个月，等到开平达到并吞滦州的目的后，它也就跟着寿终正寝了”(108)。这期间，“英国人在天津办的《京津泰晤士报》，在上海办的《字林西报》和美国人在上海办的《密勒氏评论报》，也是经常鼓吹开平、滦州合并，认为中国无办矿的才能与经验，必然失败，只有依靠洋人洋法，才能发展云云。它们都同《北方日报》一个调调儿，因为它们也是拿开平的津贴的”(109)。基于报刊意义上的那森等主导的舆论可以说在支持“以开并滦”声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报界舆论精英严复等面对开、滦合并，也多有谋划。

       张翼与袁世凯及其利益集团在开平矿权上的诸多纠葛，往往与两者在政坛上的浮沉密切相关。由此而及市场与官场意义上的联动。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去世，此后载沣摄政，袁世凯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唐绍仪也受牵连。《纽约时报》称，“作为袁世凯的门徒，他倾向于与西方建立更紧密的联盟，这种联盟如果不是在政治路线上，至少也应表现在经济联系上。袁世凯的倒台挫伤了唐绍仪的热情”(110)。而张翼派舆论精英严复，对中国路矿等实业发展也较为关注。正是在官场与市场缠绕及博弈等诸多复杂镜像中，张翼及严复再度联手，对开平、滦州煤矿有关煤价之争发声。开平煤矿、滦州煤矿的官督商办，实际就是官场与市场的联姻。官场办企业当然要讲政治，具体到开平煤矿、滦州煤矿涉及煤炭等能源政治。而煤炭本身的经营运作涉及市场。由此而论，分析近代开平矿权之纠葛，离不开政治经济学的学理框架。滦州煤矿的筹办尤意味着其与开平煤价的市场竞争。这当中所谓中英开平有限公司涉及中外企业的合伙或股份经营，当然更有主权归属的问题。在开平矿权纠葛的处理中，既有精明能干却昧于世界市场及外交关系发展大势的张翼，也有一心译著古典经济学论著的严复。严复任职开平中方总办虽有养家糊口的意图，但更有试图投身实业寻求中国富强之道。这一点与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开平矿务局旨趣可谓异曲同工。1901年前后，严复任职开平时，开始译著亚当·斯密的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严复译著《原富》)。亚当·斯密书中揭示了东印度公司运行轨迹及其盛衰成败的经验，探讨重商主义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而就官场与市场之中外的交涉中苦苦挣扎的开平矿权纠葛的张翼集团而言，严复属于其要员。以下将通过新公布的一些珍稀信笺对此进行探讨。

       严复曾致张翼信函：“借呈内稿二件(八月初二日到)。张大人钧启。复手肃。”比照上下文当为辛亥年的“八月初二”，故以下书信当为“七月”，而信笺中提及的关键人物庆世理即Kinsley，英国人。庆世理系1904年张翼等往伦敦诉讼前，被张翼派往伦敦兴诉的洋员。1903年4月22目前后，张翼上外务部禀稿中“派令洋员庆世理赴英京逐细搜察底蕴，延请状师以备兴讼”(111)，后兼有律师身份的庆世理希望张翼直接到伦敦诉讼；他在开平矿务局中一度担任稽查。可见他是张翼在开平矿权中外纠葛案中信得过的洋员，也参与崔德琳诸多秘密的函电往来。面对中外舆论，1909年11月24日，清政府命直隶总督陈夔龙稽查开平矿权之中外纠葛，陈夔龙等发起第二次收回矿权运动。陈夔龙受命后即与熟悉情况的周学熙、张翼及庆世理等联合调查。可见庆世理系开平矿权中外纠葛案中的核心知情者。

       严复致张翼信函：

       大人阁下敬□者：承示洋□(职？)缄系庆世理所寄中并封呈四件：

       查庆世理来函中亦道[？]云，墨林覆词经我们律师批驳后，渠亦有呈语，并论派员来华之事应否准行。大概此事在有限公司自施沮(阻)力，然律师以碍于事，饬法官以示能不准等语。至庆世理与德之函中言墨林覆词称，德璀林所以能立卖约，而卖约必亦可翔者，因质得有代理权凭之故。代理权照西名包尔阿埵尼。此件果有(有圈点)最关紧要。而庆与郝律师等等，从前全示制之。今问德呈出此□为要。至与复之信，亦通属常通椷，并云公司之事愈出愈奇，前若深知底里，必不干此无谓官司，但事已至此又不能不观其后效等语。

       复顿首 十六

       此函日期为辛亥年“七月十六日”，即1911年9月8日。是年，严复在京师海军部、学部、币制局等处任事，比照1909年11月17日严复日记记载，他会晤宋发祥，谈及磁州矿事(112)。袁世凯等在筹办滦州煤矿期间，曾一度将处封存状态的磁州煤矿机器提交天津银号，运往滦州一带试开煤矿应用(113)。以后宋发祥到化验所，在盛宣怀主持下的化验所担任会办，而严复任化验所提调，两者系同事关系。很快，严复向盛宣怀提出辞去该职，但未蒙允许。从中大致可见严复与盛宣怀系上下级关系(114)。而盛宣怀与开平矿务局中任事的张翼、严复系同一战线的故交，关系可溯至李鸿章幕府。

       此时，严复再次充当张翼所谓开平矿权收复的高参及笔杆子，为张翼出力，因其家庭30多口人在京生活，开支拮据，有为稻粱谋之用意。时值开平煤矿与滦州煤矿合并之议，并有实际谋划。严复致张翼信函：“燕老督办赐鉴：别来倏忽数月。数次前往尊寓拜访，皆值大驾前往津门厂，然而返伏(反复)想兴居安平，诸如歌颂。昨睹报章，知开滦合办业已成议。前此赔偿问题当亦解决。沧桑易代，朝野人事，举目都非。丈于开平矿事，竭数十年之精力，罄一家之所有。窃计此时结束，必不能如分偿补。惟是慰情，胜无得。早一日清了，为门户计，亦未始非善荣耳。”对开、滦合并之议，严复劝张翼见好就收。

       严复致张翼函中称：“兹有恳者，自政体改革之后，复之境遇大有江河日下之势。政界既不堪涉足，即学界亦是臲卼不安。十口之家，浮寄都邑。米珠薪桂，典贷俱穷。若长此终古，恐必有不可收拾之一日。再四筹思，以为仕宦既无可为，或且实业商界可以谋一枝栖之地。”可见在政界、学界严复无所寄托，希望在商界有所作为，“刻下开滦既已合办，窃计用人必多不识旧人，如复能托，鼎力于其中求一位置否？切盼!便中与那森、德璀琳辈商之千万”，想借助张翼打招呼，从合并后的开滦煤矿公司中谋求一席之地，“复自庚子以后自谓于公司不无微劳。当项城绝对龄龅之时，复以稍悉局中真情据实持论，登刊报章与之相迕，由是大为所銜。而京津官场无复之迹，十年来仕官不进，未必非此之由。凡此皆公所亲见，有以知不佞之非妄发耳。今者局事既行改组，旧人劳勋当有报酬。复之所恃，惟公望于订议之项。为留余地，不敢奢求，但得五百元月薪。自壬寅以来照旧支发，则无受赐亦既多耳”。壬寅大致为1902年。即严复希望能补发自己的薪酬。是信严复署有日期“七月廿八日”。严复重申自己曾在报刊舆论中以袁世凯及其利益集团为敌手，为所谓中方“督办”张翼效力(115)。严复索求如此直白，一个重要原委是载泽、盛宣怀与张翼等算是自己人，载泽正是兼任度支部清理财政处谘议官的严复之上级领导。故有理由推测张翼这一方可能胜算。而开滦合办则涉及清理以往账目并对开平故人分红，严复为此出力也在情理之中，此从严复书信中可见。严复谈及自己在开平矿权纠葛中为张翼在报界舆论中辩护，由此得罪袁世凯致仕途无望，希望张翼念旧情助其在开平煤矿公司再谋职务或支薪水。在此语境下严复应张翼之邀，将与开平矿权等相关的英文函件回译成中文，内容为回应德璀琳。因这些文件及其信函被张翼等视作可以凭借收回矿权的重要依据，故具体呈录如下：

       德税司阁下敬启者：

       前礼拜阅阁下有来京之意，甚为欣盼。嗣阁下未践此约，想因地面初行交还关税诸公事纷繁之故。而弟亦适遇内人弃世，一时自难赴津。但开平煤局自与英、比各股友立约合办以来，至今瞬将二载。若照原议正是更约整顿之期。又去去两年，伦敦部所为种种背约。此事所关极钜，京外啧有烦言。即现在外务部遇承领矿务之人，凡称华洋合股合办者无不批驳。揆其所由，未，必非以开平洋股东之涛(铸)张而引为前车之鉴也。

       弟忝为督办，责任匪轻。而此事于阁下声名亦所关非浅。即今试办期满，乃是忍无可忍之时。所以极盼阁下一来面罄种切(种)。又闻英、比股东所派新总办已到，谅阁下当与晤言，但不知此君具有何等权力，能否尽革杜庚等诸人所为，恪守己诺成约。即我们与之议办一切能否作准，望即查明示知。至为紧要。假若此新总办无甚权力，而其宗旨主义又与前人相同，则弟自无须与彼相见矣。英七月间“前日”所发之信屈指此时当有回音，如前途竟付不答，弟则惟有声明背约，一面奏明办理而已。手此布达，即盼回音。顺颂

       勋安 不宣

       □□□顿首

       由内容可知，上函当张翼所写。张翼称：“弟亦适遇内人弃世”，比照载沣日记，“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八月十九日，上朝毕，唁张翼夫人之丧”(116)，可知时在1902年。从信笺内容可见，这是中外开平矿权纠葛中张翼与所谓同一阵线的德璀琳进行交涉。

       另一封：

       再密启者：

       前承示，由台端所与古柏律师缄稿，诘问墨林措借五十万镑一节，甚为钦佩，未稔古柏如何回答。目下伦敦部所为背约是实，画押之十万镑并未交付，一也；毁华部之权，二也；所招股分若干并未呈验，三也；自为办事章程亦未知照，四也；私行借款，五也；一千八百九十九年所许股利、花红、厘金报效皆未照付，六也；华洋总办未与平权，七也；两年出入账目均未呈核，八也。据此八端，刻当试办期满更议章程之时，自应向伦敦部澈[彻]底理论。

       弟身在京师，为职守所恨，不能奔走津沪之间。查章程有督办自举代表一条。鄙意拟派矿路局提调沈道台敦和作为代表，以与阁下及□又翁共事。再，此外须由阁下处雇请高明律师一人以便商榷。是为至要。如果伦敦诸人无理相欺。不图改辙，则涉讼公庭势恐不免。弟意一面将前途背约情节登报；一面除由我们认明英国挂号及所有新添来股外，招集在华之港沪津京中外各股东会同定议，另派洋总办、总账、矿师，诸种脚色，另章办理，不知卓见以为何如？总之，伦敦部既已背约，渠侬所为我们自不可认，况有在华诸股东之权利，揆之事势当属可行。即使当日所画诸约，中间我们有些小漏洞之处，然兵□之项约定仓猝间，公法例许更张，大意不差当。不急，遂以败事也。总之，事务重大时日已逼，不可更与委蛇。即新来之人，若宗旨与吾约不合，阁下与之谈言，亦祈谨慎，弟处所欲面商事务如公事，稍可拨冗，尚祈命驾一来，是为至盼。

       弟张□再顿首

       这大体上可见中英开平矿权纠葛之内情。另有律师林文德发表的声明：

       径启者：

       近日鄙人愈将开平事势细思，愈觉旧公司股友利益与有限新公司后添股友利益迥不相同，其中只有一事。若使新旧股友合力同心后，此年例会议时，得用其过半大众之权力，庶几公推办事之人。令照一千九百一年二月十九之副约办理。除此，无所谓公同利益也。敝律师前函，谓此种后添股友购买虚股，其情形与旧公司股友不同，示是有所希望于心。乃由襄立新公司之人得此新股。明知所谓添招股分，并非真实母本。乃有名无实。除却代公司借债五十万两外，绝无所付者也。所以他们得此股分，其值甚廉。既无被欺情节，自不应更有复言，明矣。即此事至于法司公堂，在律在情，彼辈皆无可说。且彼辈于此争执之事，可谓有利无害。何以言之？假使阁下讼后，收回数十万镑之实银，归入有限公司。此种虚股，前经十两八两购置者，立即倍徙腾贵。彼诚何修，可以得此？就令不然，彼亦无失。故无论公司所受何损，损者并非购置新股之家。盖彼购置之时，公司业已受害。而真实受损，系属旧公司与旧股之家。惟旧公司、旧股友既经受害，自然理得取偿。其取偿之法，即是告发受托添招新股之人，以其违背塘沽合同及辛丑正月诓骗勒约过付等情。但阁下为此，系纯用旧公司名色，所得偿还利益，亦应统归旧公司与其股友。与新者丝毫无涉。若阁下不依前法，亦收回应得之权利，且事事为新公司一切股友起见，此固是阁下洪量，但恐与阁下现在所共事一辈人，彼于此事，既然有得无失，可劝阁下及早了事，少得即止，致阁下失此极好收回利权之机会也。更有进者，敝律师近知外国有人，于此事有关涉，而不知阁下为受骗之人，此项人极可以法，令其出头，助理此事。彼设知此事与彼有益。而肯出头理事。颇望阁下授敞律师事权，令得与此项人酉议。无论后事何如，总望得一合式收场而已。

       律师林文德谨启

       西十二月初十

       这大致是发给张翼的英文译本。从严复拟名“系律师代请派员前来录集供谬”，可见林文德当为张翼所谓收回矿权的律师。以上文件署有“严幼陵译”，可见严复也属于知情者。

       针对开平煤矿事，1911年10月，严复以度支部清理财政处咨议官身份从法学、计学(即经济学)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法(117)。严复关于开平煤矿有说帖，称：“此案之误，首误于北洋大臣袁世凯徒知参劾前督办张翼，而不知以正式诉讼直向有限公司交涉也。”(118)“有限公司”本应是市场化的结果，但对开平矿权而言则涉及所谓移交约、副约等纠缠，“自必以全权之手据为胚胎，而手据则总办周学熙在见，唐绍仪与督办张翼所公同签付者也。而袁世凯弹章独严于张翼，至周、唐二人不独萧然于事外，且为无假之僇人，而袁世凯未尝一过问。章京前所谓水火门户之私者，亦谓此耳，且袁世凯之过也。”(119)后成当事者的严复认为袁世凯拘泥于派系权力斗争，侧重打击张翼，安插亲信以取而代之，导致收复无望。“张翼赴英起诉，则其极大效果止于责守副约而不能直接求废卖约、移交约以收回全矿也”(120)。张翼在伦敦的诉讼“下公堂判词有移交、副约二者不得区分，有限公司不遵副约，即不得享有移交利益之语。此在张翼求仁得仁，至矣、尽矣”(121)。可见严复曾随张翼伦敦兴讼并在致至交函中称自己基本上看清张翼拆烂污的为人本质，由此取道巴黎考察，后径行回国。但“此时此刻”区别“彼时彼刻”，严复此刻站在张翼的立场上说话。“直督所请以一百七十八万镑债票由度支部担保，赎回开平全矿产业，将使外人再得最优之胜利，度支将有无穷支负担，而其策乃必不可行也”(122)。“查直督之听周学熙之言而为此议也”(123)。周学熙“则以必欲坐实袁世凯参案，与必遂目下所图之故，乃不惜自毁权利，设谣辞而助之攻，私之害事有如此哉”(124)!平心而论，严复揭示袁氏势力在开平矿权纠葛中的企图，较为客观。总之，严复分析中外开平矿权纠葛的语境，与丁未政潮后袁世凯失势，盛宣怀崛起的官场形势逆变等时局变迁，密切相关。辛亥革命的爆发，中国政治分裂，官场可谓处于失序状态。而开平矿权的收复就在官场规则、潜规则反复的折腾中变得遥遥无期。

       即使面对革命风雨欲来，身在困境中的严复，仍不忘与开平煤矿掌权者所接触，据1911年严复日记：10月9日，“夜九点，瑞澂拿革党三十五人”(125)。10月10日，“武昌失守”(126)。10月14日，“京师颇骚乱，南下者多”(127)。10月15日，“起袁世凯督鄂，用岑西林督蜀”(128)。11月8日，“家轸来电话，催出京”(129)。11月9日，“下午由京赴津。后知津郡此夕最危。租界避兵，人极众，至无借宿地。不得已，乃寓裕中洋客店”(130)。11月10日，“住裕中。晤孙仲英。德璀琳来见”(131)。联系严复1911年9月20日致张翼信，希望他能向德璀琳、那森打招呼，在合并后的开滦煤矿谋一饭碗或自1902年以来支每月五百元的薪水。严复此时与德璀琳等接触，当与张翼有所动作密切相关。据严复日记：11月11日，“住裕中饭店。午前见德璀琳。午后见那森，许以秦皇岛房屋借住”(132)。那森是英方所谓开平有限公司的在华代言人，其许严复以房屋借住，绝不会平白无故，而秦皇岛正是开平煤矿所属的重要码头。

       辛亥革命语境中南北权力纷争，涉及以袁世凯为首的民国政府是否要定都南京。袁世凯有意营造北方政局不稳的氛围。这对严复的日常生活颇有影响。随着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政权，严复与北洋军政利益集团的关系也已修复，此时的严复已经成为袁世凯集团的重要政治顾问。与此对应的是中华民国政权面临的空间分裂。在教育上，南北围绕执掌学界重镇的北京大学展开了角力。1912年7月16日，范源廉继蔡元培辞职后接任教育总长，7月教育部一度动议停办北京大学，但在严复等人坚持下得以继续，严复不得不多方筹款办学。1912年10月6日严复致信夫人朱明丽，称“北方战乱”不便即行接眷，“真是苦极，只好再等几天，察看如何，再作道理。果是无望，则决意挈眷往秦皇岛居住也。颇闻袁世凯借债已成，或言五千万，或说二千万，如实，则京中局面尚挨得下去，吾可得些薪水，为避乱之资。”(133)前文已述严复所以筹划往秦皇岛定居，当与开滦矿务合办公司，可以依靠等情密切相关。当然，严复与张翼在开滦合并的情况下再度联手，引发了外界关注，诸如1912年12月28日严复致熊纯如信称：“丙午，同张燕谋赴英，因议论不合，不终事先归，故亦未有记载。”(134)丙午，是为1906年，此当严复记忆有误，严复实为甲辰赴英，乙巳春归国。根据书信往来推测，熊纯如当在致严复信笺中提及开平煤矿等情。其时严复已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但仍兼海军部编译处总纂及总统府顾问。开平煤矿与滦州煤矿所涉合并，已超越严复自身利益之外，何况严复已为袁大总统的政治顾问。而张翼及袁世凯有关开平矿权纠葛因涉及政、商两界的秩序重构而另有天地。

四 官场与市场

       开平矿务局属于官督商办企业。在中外开平矿权纠葛中，袁世凯尤强调其官办色彩，“查光绪二十九年英公司恳求英署使窦纳乐，请另指地段别开新井，袁宫保驳以开平煤矿由中国公家筹款创办，虽有商股，实同官股，无论何人不得擅卖”(135)，由此而论，官权决定了张翼以私利相售的合法性丧失。中外开平矿权纠葛涉及“权”与“利”。而涉及开平矿权纠葛的晚清官场内部亦有“权”与“利”之争，袁世凯、张翼无疑是官场人物且有上下级关系。在开平煤矿的利益纠葛中，袁世凯强调“权”，张翼更多的是争“利”。

       开平煤矿与滦州煤矿的合并，涉及合股制意义上的有限公司架构。开、滦合并的前提关系开平煤矿、滦州煤矿各自产权及其经营的合法性，尤其是开平矿权的中外纠葛。从张翼与英方签订的移交约及其副约的相互制约可见开平矿权之争议。从移交约运作来看，开平矿权经英国有限公司多次转手而逐步漂白，并由伦敦董事会形成实际控股；从副约来看，开平矿权仍掌控在天津所谓中方督办的张翼手中。移交约与副约在中外纠葛中相互牵制。开平矿权纠葛的复杂性从张翼赴英诉讼及其判决结果的反复也可见一斑。

       就中英开平有限公司而言，有限公司强调市场意义，并在经营上设立伦敦董事部进行远程操控，而天津管理层上董事部无疑又有中外之别。虽然伦敦董事部及天津董事部代理人都为英人控制，但两者对待张翼的态度显然不同，1908年5月12日比雷致那森函称，“董事部仍然认为，重要的是你应与张保持紧密联系，尽力设法争取他的权势，使其在整个交涉中始终居于我们这方面”(136)，所谓交涉，关系开、滦合并问题。比雷代表的是伦敦董事部，而英方那森代表的是在华操控者。是年6月2日，那森致开平公司董事部函云：“张燕谋在交涉中所处的地位并不十分重要，我想他不过是担任一个沉默的旁观者而已，除非中国政府代表，在有关公司过去的历史以及事情发展到目前地步等问题上，有时需要他的协助。”(137)此可见两者分歧。那森属“有限公司”在华代理人，而伦敦董事会代表的是英方股东。据知情人称，伦敦的董事部始终仍称开平矿务有限公司董事部，它才是实际的权力机构；天津的董事部只是表面的装璜，拿他们的话说，不过是为中国人留点面子(138)。相比较而言，世界工厂意义上的英帝国工业化有其高效文官制度及完善的公司制度作支撑，其官场与市场合作及协调较为和谐。而晚清皇权专制下的官场、市场规则或潜规则表现得极其复杂、微妙，总体上应对社会危机的灵活性与西方高效的行政经验相比相差甚远。在这一背景下，伦敦、天津董事部对开、滦煤矿的控制力度乃至英方在华管理人员管控力度显然亦有差距，“以天津开滦总局职员统计，共有220多人，连同河东煤厂80多人，天津共有300多人，其中英国人(也有几个比国人)31个，约占职员总数的十分之一”(139)。而外籍员工处于管理层的塔尖，其薪水也是华人数倍。更何况当时英帝国与清帝国尚有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由此而言，无论是张翼或袁世凯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哪一方得势，开平煤矿、滦州煤矿中方的主权都在逐步丧失之中。即洋务运动中奠定的官督商办开平矿务局企业运营模式遭遇西方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因追逐高额垄断利润而进行的殖民扩展，其命运必然会以悲剧告终。无论从官场道义还是从纯粹的商业利润来看，开平矿务局等代表的洋务企业背后封建性的官场运作，决定了它们面对西方掠夺性资本输出及其高效企业管理时，会显得软弱无力。再加上八国联军侵华后深陷半殖民地化深渊的清政权属“弱国无外交”，丧失与西方平等对话的政治资本。《辛丑条约》之后清帝国半封建性官场买办或洋买办等习气渗透到企业生活的方方面面。开平煤矿的“官督商办”中所谓“官督”，就是半封建家长制及资本主义化买办的管理移至企业的商业化运作。反思历史，封建专制本身就是抑制近代中国企业求富的规范。更何况所谓“以滦收开”“以开并滦”而致开、滦离合，实置身于世界性的托拉斯、辛迪加等垄断资本重重包围，张翼与袁世凯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政治性内讧只是加速开、滦煤矿矿权丧失的进程。这一进程与晚清政局的整体性变动有惊人的联动关系，官场与市场联动过程中充满了变数。

       开、滦煤矿所谓合并，时值中国社会面临改朝换代，且由封建专制转向资产阶级意义上的民主共和。清季官场玩弄权术造成的变数对开平矿权名义上的收复造成多重障碍，终致主权真正丧失。而袁世凯从直隶总督数经周折到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华丽转身，其利益集团对开平矿权的插手并未停止，其子袁克定竟成中方督办，原中方督办张翼在被迫接受所谓一百万两白银后，开平煤矿以英方控权的姿态与滦州煤矿再次重组合并。由此而论，袁克定的任职实属袁世凯集团对张翼集团的取而代之。只不过，此时的国体由农耕文明下的封建专制转变成所谓工业化趋向的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中华民国。开、滦两矿的合并过程，渗透着官场与市场之间的多重博弈。就国家与社会关系而言，官吏及其官僚系统属国家机器一部分。他们属于管理者或曰社会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市场属于商品或资本构成的商贸平台。商人可谓市场运转中的主角。市场存在主要满足社会交易的需要，也属流通场域。近代中国市场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语境，也涉及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官场逐利涉及官场的市场化，洋务运动意义上的官督商办可谓典型的官商结合的产物。市场运作中的官督商办企业主持者，多有官场身份或本身就是官员，此导致市场不完全按照商品或资本的运作方式进行，常有市场中商人到官场中弄权。此有市场运作官僚化趋向。部分洋务企业如开平矿务局主持人张翼等，属商人兼官员的身份。官场讲求的是权，而市场追逐的是利。所谓**结，涉及钱权交易。清季官场与市场的离合往往决定张翼们为官、为商等多重身份认同，而同一时空意义上的英国所代表的世界性资本主义市场，相对封建衙门性质的晚清官场而言，无疑具有诸多优势。

       总之，近代开平矿权中外纠葛后期涉及“以滦收开”或“以开并滦”，关联清末民初官场与市场两者之间的纠缠。作为洋务企业的先驱，开平矿务局涉足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中国化，而所谓官督商办的经营模式则意味着中国官场的市场化趋向。晚清官场与市场的离合涉及“权”与“利”的交融、对峙。官员是官僚系统的构成要素，也是主体。就正当性而言，前文述及官僚所以存在，属国家机器运转的需要。由此而论，官僚及其系统是国家机器的运转者，也是诸多行政、市场的立法与执法等规则的制定者。这就导致官场与市场往往权责不分。官场规则与市场规则是两套系统，面对不同的对象。官场因治理包括市场在内的社会需要，有社会治理权，要面对市场，官吏薪水本应由国家赋税支付，而市场核心是交易与逐利，市场因为运行规则的需要，离不开国家有序的管辖，征收赋税特别是关税，属国家行为。问题是官场与市场的交涉往往出现钱权交易，或权与利的交换意义上的**结。1907-1912年前后，开平矿权及其所涉税赋或盈利亦有新的境遇，“1912年，当袁世凯批准这个所谓联合办理合同时，他已做了大总统，滦州的总理周学熙已当上了财政总长。合并后的开滦设有两个董事部，一在伦敦，一在天津”。开平煤矿与滦州煤矿的合并，一个重要障碍就是处置张翼拥有开平煤矿股份及其代理人身份的问题。而开平煤矿英方所属公司在伦敦总部，如何处置张翼所持副约的合法性，是十分棘手的问题，英方意图补偿张翼一百万两银子，从而联合滦州公司并将张翼剔除出开平矿权之纠葛(140)。开平煤矿与滦州煤矿合并的谈判，张翼转而不接受一百万两的补偿。在开、滦合并中，所谓英国伦敦总部，竟运动与滦州煤矿相牵连的诸多有中国政坛、商界背景的股东对张翼施加压力，迫其在开平矿权的处置中接受一百万两补偿；早年所谓以国家利益正当性检举张翼私卖矿权的杨善庆，也趁机以长期管辖开平矿所涉及“巡警的薪水和其他各种未经指明的用项”(141)的名义，勒索35万两银子。在那森看来，杨善庆基本上“听了张燕谋的指使”(142)。可见，晚清官场权力之争中开平矿权纠葛背后，是利益的妥协甚至共谋。袁世凯成为总统后，袁的长子袁克定被委任为开滦督办，月支3000两银子的干薪、200两银子房贴，每月还有15吨煤(143)。此导致国家治理被市场交易意义上的逐利潜规则，近代公司代理制意义上的市场又被官场弄权潜规则，钱权交易语境中的所谓民族企业其命途悲怆可以预见。

注释：

①相关研究见王天根《在场与追忆：中外开平矿权纠纷缘起探析》(《史学月刊》2013年第11期)、《面子与法理：中英开平矿权纠纷及赴英诉讼》(《史学月刊》2014年第12期)。

②魏子初：《〈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导言》，熊性美，阎光华主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44页。

③④熊性美：《论英国资本对开滦煤矿经营的控制——开滦矿权丧失的原因分析之一》，熊性美、阎光华主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845、846页。

⑤⑥袁世凯：《奏陈核办开平矿案讼事折》，《袁世凯奏折专辑》第七册，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广文书局有限公司1970年印行，第1821页。

⑦袁世凯：《附陈矿案对质人员回华后》(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一日)，《袁世凯奏折专辑》第七册，第1960页。

⑧张翼：《谨将开平矿务全案始终情形择要开呈节略》，《开滦矿务资料》乙，一函三册·第二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特藏室，档号：F37。

⑨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21页。

⑩可参见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群众出版社2014年版)庚子年十月初十、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所载；是年十一月十九日，《醇亲王载沣日记》载：“张翼来府送全权大臣李中堂信”，第15、16～17、17、17、19页。

(11)(12)(13)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第18、19、19、20、21，20～23、28、29、33、36～37页。

(14)胡思敬：《国闻备乘》卷四，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9～130页。

(15)王冠东于1919年入开滦煤矿任职，曾任机要秘书，所言当属实(王冠东：《英帝统治下的开滦煤矿》，《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文史资料精选》第1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10页)。

(16)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一，第22页。

(17)严复：《与长子严璩书》，王栻主编：《严复集》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81页。

(18)胡恩敬：《大盗窃国记》，胡思敬著：《退庐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1350页。

(19)(21)刘体智著，刘笃龄点校：《异辞录》卷四，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03、194页。

(20)刘笃龄：《〈异辞录〉前言》，刘体智：《异辞录》，第3页。

(2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页。

(23)(24)(25)(27)《泰晤士报》著，方激编译：《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第122、124、125、130页。

(26)崔志海：《关于晚清政治权利结构的另一种解释：〈晚清权利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述译》，《清史译丛》第3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页。

(28)濮兰德、白克好司著，陈冷汰译：《慈禧外纪》，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256页。

(29)(30)《泰晤士报》著，方激编译：《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第131、132页。

(31)(32)袁世凯原著，骆宝善评点：《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院2005年版，第169、168页。

(33)佐藤铁治郎著，孔祥吉、村田雄二郎整理：《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34)《袁世凯致芩春煊函》(1907年5月上旬)，袁世凯原著，骆宝善评点：《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第178页。

(35)(36)(37)熊性美、阎光华主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312、313、313页。

(38)(39)严复：《与张元济书(十三)》，王栻主编：《严复集》三，第548页。

(40)溥学斋著，溥杰记：《晚清见闻琐记》，《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文史资料精选》第1册，第70页。

(41)(42)爱新觉罗·载沣著：《醇亲王载沣日记》，第246页。

(43)刘体智：《异辞录》卷四，第202页。

(44)(45)(47)周馥编：《秋浦周尚书(馥)自订年谱》全集十之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5762页。

(46)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奏稿》，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7页。

(48)王冠东：《英帝统治下的开滦煤矿》，《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文史资料精选》第1册，第410～412页。

(49)(50)(51)(52)(53)熊性美、阎光华主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318、321、319、348、349页。

(54)(55)(56)(57)(58)(59)(60)(61)(62)(63)(64)熊性美、阎光华主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353、359、359、359、359、360、367、373、371、371、375页。

(65)徐一士：《庚午炸弹案》(1942年)，见氏著：《一士类稿·一士谈荟》，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432页。

(66)胡思敬：《国闻备乘》卷四，第113页。

(67)胡思敬：爱新觉罗·载沣：《国闻备乘》卷四，第125页。

(68)(74)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第310、329页。

(69)佐藤铁治郎著，孔祥吉、村田雄二郎整理：《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第175页。

(70)吉尔伯特·里德：《留美学子归国受重用》(1910年10月16日)，郑曦原编，李方惠、郑曦原、胡书源译：《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9页。

(71)《严复未刊书信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10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

(72)杨士骧、杨士琦为兄弟，皆安徽泗县人，原为李鸿章幕府幕僚，于光绪二十五年辅佐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

(73)刘体智：《异辞录》卷四，第204页。

(75)(76)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33～1134、1173页。

(77)(79)(80)(81)王栻主编：《严复集》五，第1481、1492、1492、747页。

(78)严璩：《侯官先生年谱》，王栻主编：《严复集》五，第1550页。

(82)(84)熊性美、阎光华主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376、341页。

(83)王栻主编：《严复集》三，第745页。

(85)徐一士：《谈陈夔龙》(1937年)，见氏著：《一士类稿·一士谈荟》，第192页。

(86)题名见“为呈请事，窃以开平矿产自经外人骗占于兹十年，权利坐失”奏折(《开滦矿务资料》乙，一函三册·第二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特藏室，档号：F37)。

(87)《开滦矿务资料》乙，一函三册·第二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特藏室，档号：F37。

(88)郭廷以：《近代中国史实日志》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70页。

(89)(90)(91)(92)(95)(96)(97)(99)《请收回开滦公函》，《开滦矿务资料》乙，一函三册·第三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特藏室，档号：F37。

(93)胡思敬：《国闻备乘》卷四，第129～130页。

(94)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第381页。

(98)刘体智：《异辞录》卷四，第219页。

(100)熊性美、阎光华主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327～328页。

(101)(102)(103)(104)《请收回开滦公函》，《开滦矿务资料》乙，一函三册·第三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特藏室，档号：F37。

(105)(106)(107)(108)(109)王冠东：《英帝统治下的开滦煤矿》，《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文史资料精选》第1册，第414、414，414、415、415页。

(110)《纽约时报》新闻专稿《留美学生归国受重用》(1910年10月16日)对唐绍仪的情况作了重点介绍(郑曦原编，李方惠、郑曦原、胡书源译：《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9页)。

(111)熊性美、阎光华主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239页。

(112)(114)王栻主编：《严复集》五，第1497页。

(113)熊性美、阎光华主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333～334页。

(115)王天根：《面子与法理：中英开平矿权纠纷及赴英诉讼》，《史学月刊》2014年第12期。

(116)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第106页。

(117)(118)(119)(120)(121)(122)(123)(124)严复：《论收回开平煤矿说帖》，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第108～109、101、102～103、103、105、105、106、107～108页。

(125)(126)(127)(128)(129)(130)(131)(132)王栻主编：《严复集》五，第1511、1511、1511、1511、1511、1512、1512、1512页。

(133)(134)王栻主编：《严复集》三，第778～779、608页。

(135)《直隶绅民上那桐的禀帖》(宣统元年八、九月间)，熊性美、阎光华主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399页。

(136)(137)熊性美、阎光华主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370、371页。

(138)王冠东：《英帝统治下的开滦煤矿》，《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文史资料精选》第1册，第417页。

(139)王冠东：《英帝统治下的开滦煤矿》，《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文史资料精选》第1册，第419页。

(140)《那森致特纳函》(1912年1月30日)，熊性美、阎光华主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517页。

(141)(142)《那森致特纳函》(1912年2月23日)，熊性美、阎光华主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525页。

(143)王冠东：《英帝统治下的开滦煤矿》，《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文史资料精选》第1册，第416页。

（转引自《史学月刊》(开封)2016年第2016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