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涉 _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尽管存在论述视角、史料选择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不同，但无论是对于西藏“独立”活动，还是英、印对西藏的侵略以及中印边界东段争端的形成过程，中外学术界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专门将西藏“独立”活动在中印边界东段争端形成历史中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的并不多见。众所周知，中印边界争端是目前中国与邻国陆地边界争端中尚未解决也最难解决的争端，它已经成为阻碍中印睦邻友好关系深入发展的最主要障碍。于中国而言，中印边界争端久拖不决的最大难题在于妥善处理两国边界东段争端中面积巨大的争议领土的归属问题。而东段领土争议问题的形成与20世纪前半期西藏上层的“独立”活动密切相关。深入研究西藏进行“独立”活动的缘由，揭示其对中国领土完整、中印双边关系发展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从而为我国制定正确的治藏政策，加强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以减少印度在中印边界谈判中利用西藏问题对我国进行牵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清末民初西藏图谋“独立”的内因
西藏自元代以来一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直到中华民国成立，这种隶属关系基本上没有受到挑战或影响①。随着西姆拉会议的召开，西藏地方政府中部分亲英分子开始进行了一些图谋“独立”的活动。毋庸置疑，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及其后对西藏部分上层贵族的大力收买拉拢和唆使煽动，是导致西藏上层部分贵族企图摆脱中国中央政府控制的一个主要原因。可以说，民国时期西藏所进行的“独立”活动中，英国一贯充当了积极策划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对于这一点，国内学术界已有很多论述，因此本文不再赘言，而将分析的重点集中在当时中国中央政府所采取的治藏措施和中国的政治局势两个方面。
首先，清末中央政府简单粗暴地处理西藏问题的方式，致使西藏与中央产生隔阂与矛盾，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日渐离心，一度选择了亲英排汉反汉的政策。在英国入侵之初，西藏曾进行过壮烈的军事抵抗，但清政府迫于列强压力及条约束缚，不仅对西藏坚决抗击侵略的行动未予支持，反而对西藏的抗英斗争一再进行打压，并同英国签订了一些不平等条约，这不仅严重损害了西藏的利益，使西藏成为英国和印度商品的倾销市场，而且大大损害了中央政府在西藏特别是统治上层中的威信。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后，达赖喇嘛在领导藏众积极抵抗英国侵略的同时，也曾请求政府予以军队和军饷方面的协助，但驻藏大臣有泰却不予支持，致使英军长驱直逼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库伦。之后，在没有弄清达赖出走的真正动机的情况下，清政府听信了有泰的上奏，于1904年草率地革去了达赖喇嘛的名号。后来虽召达赖进京并恢复其名号，但又在觐见的礼节问题上发生了龃龉，达赖喇嘛要求直接奏事的权力也被驳回。与此同时，清末在西藏实行的部分改革措施又危及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一些上层僧俗贵族的既得权益，清政府对达赖的安抚自是难以抵消他对中央的不满。不仅如此，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刚刚返回拉萨后又发生了入藏川军击毙喇嘛和向布达拉宫开枪的恶性事件，致使1910年十三世达赖再次出逃，清政府又一次革其名号，予以通缉，甚至打算另访灵童取而代之。在得知这些消息后，十三世达赖曾自加尔各答先后七次向清政府发报进行申诉，得到的答复是，“尊爵位既已撤去，不能宽恩赦免……不必再生来京之念，作无益之劳动”。这种轻率的答复使身处英印款待与劝诱中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大失所望，对清政府的离心倾向也随之增强。在英国发动侵藏战争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清政府先是屈服于列强的压力，对西藏地方抵抗外来侵略的主张和实践进行打压，并轻率革除达赖喇嘛名号；继而与英帝国主义签订损害西藏地方利益和中国国家主权的不平等条约；随后又在达赖喇嘛觐见的礼节上降低规格，并在西藏实施的新政中力图收西藏权力于中央，加强对西藏的管辖；最后又因达赖出逃印度而再度革除其名号，且对达赖申诉不予理会。凡此种种，都不同程度地激起了西藏僧俗各阶层民众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失望，也越来越清楚地暴露了清政府对外的卑躬屈膝和对内的腐败无能。清政府对外不能保护藏众，对内两度革除达赖名号，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失当，均使西藏民众特别是西藏上层产生了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倾向，特别是革除在藏传佛教中有崇高地位的达赖喇嘛的名号，不仅失去了信教群众的信赖，而且加深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鸿沟，使达赖喇嘛及部分上层人士与中央政府日渐疏远，萌生了依赖英国排汉反汉之心。
其次，鸦片战争以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政局长期的动荡也为西藏上层进行图谋“独立”的活动提供了契机。西藏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隶属关系从牢固走向动摇松弛、继而一度图谋“独立”的演进过程，正值中国政局动荡，中央政府对内对外举步维艰之时。无力抵抗外来侵略的清政府在对外关系上的屈膝投降，决定了它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维护西藏的利益，也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在西藏享有崇高的威望和至上的控制权，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传统的隶属关系由牢固一步步走向松弛。实事求是地讲，尽管在辛亥革命爆发前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有很多分歧、矛盾甚至出现离心，但在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这一点上，西藏地方政府基本还是维护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的。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政局的动荡和英国的教唆鼓动在事实上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及部分西藏上层最终选择联英制汉提供了便利。20世纪30年代西藏上层亲英势力的增强和对英国侵略图谋的认识一度使十三世达赖喇嘛重新产生了倾向中国中央政府之心，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再次阻碍了中国政府解决西藏问题、全面恢复西藏地方与中央传统关系的和平努力。纵观西藏地方对中央政府态度的演变可以看出，西藏对清政府产生离心倾向是在清政府内外交困、行将就木的时期；西藏与英国勾结，在西姆拉会议上共同对付中国中央政府，在中藏划界和西藏“独立”(至少是“自治”)问题上气焰嚣张，正是民国初建，中央政权尚未稳固、地方革命和起义此起彼伏之时；设立所谓西藏“外交局”、阻挠中国修筑中印公路事件正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以“独立”身份参加泛亚洲会议、派“商务代表团”出访欧美和制造驱汉事件等重大恶性事件，又正值国共两党内战乃至国民政府统治即将崩溃之际。在这数十年中，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唯一出现缓和与改善气象，则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对全国相对稳固的统治后。显而易见，正是中国政局长期的混乱动荡，为西藏上层亲英分子得以进行一系列图谋“独立”的活动提供了条件。
二、清末民初西藏“独立”的历史后果与中印东段边界争端的形成
20世纪上半期英国对中国西藏的侵略及印度独立后对英国在藏侵略权益的强行继承，是中印东段边界争端形成的根本原因。但不能回避的是，辛亥革命以来的西藏“独立”活动也对中印东段边界争端的形成发挥了不小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西藏图谋“独立”的活动，直接导致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得以炮制出台，即直接引发了中印东段边界的争端。中印两国东段边界争端的核心在于是否承认“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麦克马洪线”是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印政府和西藏代表伦青夏扎背着中国政府私自换文而炮制的一条边界线。为了使西藏成为英国控制下的“独立国”，早在会议前的三个多月，英印政府就派遣锡金政务专员柏尔赴江孜与伦青夏扎一起，互商在西姆拉会议上要解决的问题，如西藏之“独立”与自治、“大西藏国”之范围、中央与西藏的关系以及对付中央的办法等等。柏尔还要夏扎“收集所有关于昔日中藏交涉以及陆续为中国占领而西藏现今要求归还的各州县等项之文牍，携之赴会”②。在英国的支持下，西藏代表在会上先发制人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六条意见，其要点是声称中藏向无藩属关系，西藏为独立国，其领土范围包括青川甘滇四省藏区在内等。会议期间，英国利用西藏对它的倚重，乘势提出了一条旨在将中国西藏东南部的门隅、洛瑜和下察隅地区划归印度的印藏边界线，并强硬地指出如果西藏不同意这条印藏边界线，那英国今后不能再在帮助西藏“反对中国侵略”和西藏“独立”等问题上施以援手③。英国的蛮横要求和威胁劝诱让毫无准备的夏扎一时不知所措，只得向拉萨请示。在给司伦雪康的信中，夏扎强调了同意英国提出的界线与英国支持西藏对中央的土地要求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深深打动了西藏噶厦，司伦雪康给夏扎的回复中表示，尽管如此划界会使“政府所受损失及长远危害甚巨”，“但如……能使西藏获得独立，并使康区的汉军官兵全部撤回汉地”，“则在一奉到(英方)通知后，即可派人划界及将西藏政府的收入和土地、百姓，移交给大英政府人员。”④在得到噶厦的批复后，夏扎和英国政府代表麦克马洪背着中国政府，于1914年3月24日和25日通过私人秘密通信的方式承认了英国提出的这条所谓的边界线，即“麦克马洪线”，从而将我国西藏东南部传统习惯线以北约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了英属印度。英国《泰晤士报》著名记者马克斯维尔在其《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对此评论说，“麦克马洪线”的实质就是把边界向北推进大约60英里，把边界从战略上暴露的山麓提升到阿萨姆的喜马拉雅山山顶⑤。从“麦克马洪线”出台的整个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西藏噶厦之所以接受英国提出的所谓印藏边界线，根本原因在于西藏幻想在英国的帮助下摆脱中国中央政府的控制，并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得它所希冀的“领土”范围。西藏部分上层人士的“独立”迷梦，拉开了中印之间关于东段边界争端的帷幕。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代表拒签西姆拉条约和随后发表不承认英藏双方单独草签之条约的声明，使西藏接受“麦克马洪线”的条件无法得到满足，故而在西姆拉会议后西藏政府对“麦克马洪线”采取了否认态度，并在此后20年间继续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西藏领土实施行政管辖。
第二，西藏图谋“独立”的活动，导致西藏在对英国乃至后来新独立的印度的领土交涉中失败，中印东段边界争端随之延续而成为历史遗留问题。1935年“华金栋”事件发生后，英印政府开始真正对“麦克马洪线”以南领土关注起来，遂多次与西藏地方交涉，要求实施对该地区的控制权。西藏政府以英国未能兑现承诺，帮助确定中藏边界为由拒绝了英国的要求⑥。时值二战爆发前夕，英国和英印当局虽对西藏答复不满，但也未采取进一步的行动。20世纪40年代，亲英分子把持噶厦政权后，英国加强了对“麦克马洪线”以南洛瑜、下察隅和门隅地区的侵略活动，并为此于1943年7月组建了东北边境事务处，下设四个分处，专司对察隅、洛瑜、门隅地区的侵略事宜。在英国不断侵略“麦克马洪线”以南领土的过程中，西藏噶厦曾多次提出抗议并与英国驻拉萨的代表进行交涉，强调指出“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归西藏所属，“西藏政府不希望以任何方式去争论确定领土疆界范围的‘麦克马洪线’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自1914年起，30年来西藏已在实践中履行了自己的权威”⑦。然而，英印当局对西藏的抗议根本不予理会，坚持其侵略行动。在1944年底至1945年初，英军侵入下察隅的瓦弄地区并建立哨所；1945年春，英印为了更便于控制“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开始在洛瑜和门达旺地区强制向当地居民征税。尽管噶厦对英国的侵略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指责其行为无异于“大鱼吃小鱼”，但最终结果正如阿萨姆省督秘书米尔斯所言，到1945年5月，“(在色拉以南的达旺地区)西藏的影响可以说是消亡了，而且只要我们不撤回军队，它就永远不会复活”⑧。
西藏与英印领土交涉的失败，固然有实力悬殊的因素，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英印大肆侵略“麦克马洪线”以南领土的时期正是西藏图谋“独立”的一个高潮期。正因为如此，伦敦和英印当局虽面对噶厦激烈抗议，仍能泰然自若地表示“我们并不认为占领这些地区的行动能够被制止。而且，西藏政府对印度在粮食等物资方面表示的好意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他们担心被中国吞并仍然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必须严格坚持目前已确定的行动方针。”⑨事实正如侵略者所言。为了谋求所谓“独立”，西藏对英国政府和英印当局的强烈依赖不仅体现在粮食物资上面，更重要的体现在外交和军事武器方面。1942年底，美国首次遣使入藏时，西藏“外交局”秘书索康札萨曾向美国使节表示，“西藏现在之所以具有独立地位，完全归功于英国”，“西藏政府总是绝对信任英国的良好信用的”。但在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上，索康却表示，“西藏从未承认过中国对她的宗主权，过去中国对西藏的统治纯粹是军事性的。”⑩1943年，当西藏当局因阻挠中国修筑中印公路、拒绝援华物资假道西藏而致国民政府陈兵青藏边界时，噶厦立即请求英印当局及英国设法维护西藏“主权的完整”和“独立地位”，而英国也很快就此事与国民政府进行了交涉。1944年古德出使西藏期间，噶厦在抗议英国对“麦克马洪线”以南侵略的同时又表示，“西藏政府渴望得到大英政府的帮助，以便西藏派代表出席战后和平会议”，噶伦们还表示，西藏希望被承认是独立国家，更希望这种独立是以英国自始至终的现实支持作担保。这一切充分暴露了西藏实力的虚弱和对英国的依赖。
为了对抗国民政府，西藏还于1943年7月底请求英印政府紧急提供相当数量的武器和弹药，其中包括步**1610万发，机关**50000发，山炮弹38000发以及刘易斯式或布伦式机关枪20挺。出于保持并加强英国对西藏影响和控制的考虑，英印政府同意向西藏出**子弹500万发，山炮弹1000发，并向西藏派遣军事训练小组赴江孜、拉萨等地，帮助西藏训练藏军(11)。1944年6月，英国又决定向藏军提供新式山炮。英国在提供这些武器援助的同时，提出了在察隅和达旺驻军的条件。为了获得英国的军火援助，西藏噶厦对此保持了沉默。正是西藏当局在军火和外交方面极度依赖英国对抗中央，导致其与英印当局就“麦克马洪线”以南领土进行的交涉基本没有取得成效。印度独立后，坚持要求全面继承英国在西藏的侵略权益，西藏噶厦一方面坚决反对，并要求印度归还过去占领的西藏领土，另一方面却加紧向印度政府购买大批武器，扩编藏军，以图对抗中央。这种局面使印度对西藏的要求置若罔闻，尼赫鲁仅不痛不痒地表示，“印度政府很高兴得到西藏的保证，西藏政府打算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友好关系，直到订立对双方都有利的新协定。”(12)与此同时，印度驻拉萨代表黎吉生则以支持西藏“独立”来诱惑噶厦，声称如果拒绝印度要求，使印度不快，将会影响西藏“独立”。黎吉生并以断绝印藏之间的一切交通往来威胁噶厦(13)。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对印度的交涉不了了之，印度堂而皇之地继承了英国在西藏的全部特权，西藏则响应印度的邀请和听从黎吉生的唆使，以“独立”身份参加泛亚洲会议。这种依靠英国和印度图谋“独立”的幻想，注定西藏无论是与英国还是与新独立的印度的领土交涉都无果而终。
第三，西藏图谋“独立”的活动，往往使中国中央政府在与英国和印度的领土交涉中处于被动地位，以致无法取得成效。20世纪40年代，由于西藏亲英分子把持政局，图谋“独立”，导致西藏地方同国民政府的关系十分疏离，加上英国刻意对中国政府**息，英国侵略“麦克马洪线”以南领土的行动以及西藏地方与英国的交涉，国民政府要么完全不知情，要么知之不全或知之甚晚，这种局面严重地影响了中央政府对英国侵略行径的抗议和交涉，致使事态的发展令人扼腕。
在20世纪30年代末到1944年间，西藏噶厦曾对英国的侵略进行了频繁的抗议和交涉，但直到1944年4月国民政府才笼统得悉英印军队入侵门隅和达旺的消息，对详细情况仍缺乏准确了解。1944年4月到1945年1月间，驻印专员公署、蒙藏委员会、军令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及驻藏办事处处长沈宗濂等都就英印军队进占达旺和门隅的情形作过报告，但综合看来，这些报告不但互有出入，且对于进占时间、侵略人数以及侵占状况等情况的报告也相当零碎。其主要原因在于无法获得完整的情报(14)。这一窘境的出现显然是与西藏把持政权的上层亲英分子自外于中央，未能向中央如实、全面地汇报英印的侵略活动分不开的。中央政府对英印侵略细节的缺乏了解，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无法与英国进行深入交涉。如在得悉英国侵略门隅等地区后，驻英大使顾维钧遂奉命向英国外交部询问其是否知悉古德在藏煽动独立及要求割地的行动。英外交部先答以并不知情，继而声称经过调查，“此项传闻查无根据”，以此来糊弄搪塞国民政府。国民政府随后电告沈宗濂，要求其向西藏政府说明中央与英国交涉的情形，并提示其拒绝古德要求，限期入侵门达旺的英军撤退；并要求西藏政府以后对外事件，一律呈报中央核办。对此，西藏方面不仅未向中央政府汇报英印的侵略详情及古德的无理要求，摄政大扎反而表示，“西藏政事，尚有噶厦及民众大会，非本人所能做主”，意在排斥中央政府干预(15)。西藏当局与英国方面有志一同抵制中国过问藏事，自然将中央在相关对外交涉中置于尴尬境地，不仅损害了中央的威信，也影响到交涉的效果。
1942年中英就废除旧约改订新约进行谈判时，国民政府曾打算与英国交涉有关西藏的不平等条约，然而，英国在商谈新约时拒绝讨论西藏问题，使得国民政府无法废除英国在西藏的特殊地位。抗战胜利后，废除中英间关于西藏的不平等条约再次被提上了国民政府的日程。外交部欧洲司认为如果西藏当局对修订条约无所准备，而中央贸然向英国或印度提出修约交涉，英印方面会借口西藏不同意而推诿(16)。因此，废除英印在西藏的特权首先要得到西藏的同意和支持。印度独立后，蒋介石认为“应于印度自治之初，利用中印友善关系向印交涉取消一切不合理举动，并收回被侵占之土地”。然而及至印度独立并要求继承英国在藏的特权之时，西藏噶厦对于废约仍持暧昧态度，一方面希望通过废除某些不平等条约，收回部分利权，一方面又担心废约会影响到西藏对中央的“独立”地位，希望继续借重英国和印度对抗中央。为此，西藏更乐于避开中央同印度直接交涉谈判重订新约之事。1947年间西藏与印度就归还被占领土问题所进行的交涉，国民政府很可能一无所知。在相关的民国时期出版物中缺乏1947年西藏和印度换文的信息印证了这一点。1947年10月，西藏更撇开中央致电联合国，要求对西藏与印度重订新约予以支持(17)。西藏当局与中央政府在废约问题上的分歧以及西藏的自行其是，使得国民政府与印度的交涉顾忌颇多，困难重重，最终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中印边界东段的领土争端继续成为中国与印度之间久悬难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成为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最大和最根本的障碍。
三、结　语
综上所述，中国政府特别是清末治藏方式的简单粗暴，致使西藏与中央产生严重的隔阂与矛盾，在英国的刻意煽动和拉拢下，西藏上层部分人士对中央政府日渐离心，进而做起了图谋“独立”的美梦。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辛亥革命爆发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政局的长期动荡和内部分裂又为西藏图谋“独立”提供了一定的土壤和环境。西藏地方图谋“独立”的活动不仅揭开了中印边界东段争端的序幕，而且使这一争端一直延续下来，最终成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事实上，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英国也很担心其对西藏的侵略活动导致西藏亲近中央，使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一致抗议和揭露英国的殖民政策，这将导致美国和其他反法西斯盟国的反对和抨击，使英国在国际上处于不利境地。因此，如果西藏地方与中央能保持一致，那么在英国侵略“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时，无论是对西藏还是对国民政府，英国都会多些顾忌，尽可能避免发生争端。印度政府也曾在1945年评论说，如果西藏噶厦强烈抵抗英印政府，那么最可能糟糕的事情是在僧人的影响下及汉人的鼓动下，将公开谴责1914年条约和换文或者从拉萨撤回英国的使节，同时改变“他们对汉人的政策”。如果西藏决定如此做，那么英印当局则可能无法阻止他们占领这一地区(18)。这番评论给了我们足够的启示：
首先，要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正如前文所述，西藏“独立”活动的出现且得以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和警醒的是清末中央政府简单粗暴的治藏方式使西藏对中央萌生了严重离心倾向，而这种隔阂与离心倾向很快被别有用心的英帝国主义所利用，他们唆使部分西藏亲英分子进行了一系列图谋“独立”的活动。在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下，要始终维护我国的统一和完整，就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坚持正确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以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其次，保持国内政局稳定、政治清明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如前所述，辛亥革命爆发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政局的长期动荡和内部分裂为西藏图谋“独立”提供了一定的土壤和环境。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少数分裂分子对国家的危害，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保持国内政局的稳定和政治的清明，因为它在保证国民对国家的忠诚和国家对国民的凝聚力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最后，辛亥革命后至新中国成立前的西藏“独立”活动，从来都是少数亲英的西藏上层分子所为，并不能代表广大西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一度奉行联英制汉政策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也只是希望在保持中央对西藏主权的前提下，让“西藏……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19)，“达赖喇嘛及其政府……并不愿过深卷入亚洲或世界政治事务……西藏……并不反对在更广泛的世界事务上，将自己的外交政策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合二为一。”(20)即便是在20世纪40年代西藏图谋“独立”活动的高潮时期，在寺院上层、僧官甚至部分俗官当中也存在着主张亲近中央，同中央恢复密切关系的力量和呼声。因此，这一时期的西藏“独立”活动始终未能实现其妄图“独立”的美梦，徒为中印关系的发展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障碍。
注释：
①国外一些学者认为1912年的排汉文告和“议决四条”表明西藏已经独立，这一观点遭到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驳斥。
②柏尔：《西藏之过去与现在》，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99页。
③周伟洲：《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第417页。
④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第193页。
⑤内维尔·马克斯维尔：《印度对华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1年，第69页。
⑥Karunakar Gupta.“The McMahon Linel 1911—1945: The British Legacy”, The China Quarterly, 1971, (47).
⑦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337页。
⑧张永攀：《英帝国与中国西藏1937—194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83页。
⑨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第341～342页。
⑩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第321页。
(11)陈谦平：《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70页。
(12)Yun-yuan Yang.“Controversies over Tibet：China versus India， 1947—49”， The China Quarterly, 1987, (111).
(13)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第226～227页。
(14)陈谦平：《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第258页。
(15)陈谦平：《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第260～261页。
(16)陈谦平：《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第335页。
(17)Yun-yuan Yang.“Controversies over Tibet: China versus India, 1947—49”.
(18)张永攀：《英帝国与中国西藏1937—1947》，第95～96页。
(19)Tieh-Tseng Li.“The Legal Position of Tibet”,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56(2).
(20)Charles Henry Alexandrowicz-Alexander.“The Legal Position of Tibet”,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