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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俄外交文书看清前期中俄关系
王和平
发布时间 2008-11-28
明末至有清一代, 中俄两国交往长达近300 年, 而清初顺、康、雍三朝近百年的时间是中俄关系确立与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期间, 以《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为界, 又可大致分作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代表了中俄双方的初识、相知和确立相对正常的外交关系等三个时期。从清廷派官员出使俄国的行为以及公函中对发敕书写谕旨行为的否定可以了解到, 中国正在从国与国之间的宗藩关系的传统观念中醒转过来。雍正朝先后两次派使臣到俄国去, 并表示希望能够派遣使团经由俄国前往土耳其国。 显然, 清廷已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发展与别国的关系, 并不只有坐等来朝一种方式, 可以主动和那些自己认为有必要来往的国家进行联系, 有了主动外交的意识, 并逐渐认识到外交在国家关系中的重要性, 这种主动外交意识扩大了清帝的外交视野与活动半径, 尽管这种观念的转变是有条件和有限度的。其前后变化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世界形势的变化；二是皇帝自身修养、文化素质、性格与自身的环境的影响；三是中俄两国所面临的客观历史条件等。
通过对中俄外交文书的比对, 及对其不同之处的探讨, 发人深省, 引人思考。分析其产生如此差异的原因, 主要是两国观念以及国情差异所造成的。当时的俄国, 尤其是自17 世纪下半期彼得大帝登基后, 仿照西欧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的改革, 使俄国经济飞速发展, 国力大大增强。其观念始终是积极的、开放的, 这一特点, 不但表现在对世界先进国家制度及先进科学技术的追求与仿效, 同时也表现在对外领土扩张及利益的争取上。由于国内行政改革和在西方的历次战争, 俄国国库资金匮乏, 因此便急于同中国联系, 渴望从中国获得可观的商业利润。正如加恩在《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一书中所说: “彼得大帝时期的中俄关系史, 实际就是俄国在远东的商业史。”俄国派使臣来华与中国建立关系的目的, 就是想最大限度地从中国获得商业利润。可以说, 在中俄关系上, 俄国的态度在主观上是积极主动的。与俄国相较, 中国作为东亚文明古国, 历史上形成了一种在物质上自给自足的经济链, 怀有一种盲目的优越感和自负感, 对外部世界缺乏主动了解的精神。所持观念趋于静止和保守,思想也相对封闭和固化。因此, 对俄国在完成对西伯利亚西部的征服后开始觊觎中国的资源与领土的动机与目的毫无察觉。对中俄关系仍然抱着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只有一种, 即“藩属国” “朝贡”的“外交”理念。而俄国正是在清帝自诩为所谓“诚心向化”的前提下大行“通商贸易”之实。另外, 就客观而言, 当时促使中国接待俄国使臣并与之相来往并非源自中国的主观愿望, 而是出于当时中国国情的需要。在中俄关系中, 虽然清廷后来在政策与做法上均有了很大变通, 但这种改变和认识, 还不足以使之摆脱几千年的传统意识和认知水平而产生一种全新的近代中外交往方式并使之制度化。也正是在这种无形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和束缚下, 致使中国于外交上往往在处于主动的情形下造成“失”与“得”的失衡。而这种失衡在很大程度上与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有关。
（资料来源：《历史档案》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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