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克问题与清朝乾隆时期西北边防体系的构建

张荣

发布时间：2013-5-28

    摘要：哈萨克越界游牧问题是清朝统一西域后影响西北边疆安全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清朝构建西北边防体系过程中需要重点应对的问题。本文对以屯田、筑城、驻军、卡伦设置等为主要内容的清朝乾隆时期西北边防体系的构建过程做了探讨，并且重点分析了哈萨克越界游牧问题在其中的影响。  

 关键词：哈萨克/越界游牧/伊犁/塔尔巴哈台/西北边防体系

    清朝是一个边界意识和边防安全意识都非常强烈的王朝，这一点在清朝中前期尤为明显。在平定准噶尔、统一西域后，清朝将确保新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视作“边圉久远之计”，①为此不惜付出连续五年战争的巨大代价，直接后果则是迟滞了新疆边防体系的构建。在大规模平叛战争结束后，建立一个完整而有效的边防体系成为清朝在新疆最主要的工作。尽管这一工作仍然有其全局性的考虑，但是由于为邻的主要是哈萨克，哈萨克越界游牧问题成为清朝西北边防体系构建过程中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
一、屯田、筑城规划与最初的实践
哈萨克早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便已经向清朝奉表称臣，因而边防体系并非主要针对哈萨克，当时清朝总的想法是让边防体系能够尽可能摆脱对内地后勤补给的依赖，具备自身的“造血”功能，而这一思路的工作重点便是屯田。可以说，屯田是清朝当时在新疆一切规划与措置的前提和基础。有关清代新疆屯田的内容和作用，王希隆已做过非常系统完整的论述，②笔者主要就屯田的路线与方向对于构建边防体系的影响进行分析。
在平定准噶尔之后，清朝在新疆的屯田路线大致是乌鲁木齐(乾隆二十三年，1758)→伊犁(乾隆二十五年，1760)→塔尔巴哈台(乾隆三十年，1765)。方向是由内而外，逐渐遥远。这样一种屯田路线与方向，实际上非常符合清朝政府对新疆边防建设的“次第办理”③原则。此种屯田，主要目的并非是为了移民实边、开发边疆，而是为了边防安全，为了解决戍边军人的粮食供给问题。最初主要是兵屯，而且一旦展开，筑城、驻兵、设卡、台站等一系列边防建设工作都将很快跟进，以确保边防线不会孤悬境上，而是与新疆腹地紧密相连，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清朝在规划和实施伊犁、塔尔巴哈台、科布多等地区屯田驻兵时，无不蕴含了防范哈萨克的深意。乾隆二十五年(1760)二月，参赞大臣阿桂奏请在伊犁派兵屯田，乾隆帝明确表示：“伊犁向为准夷腹地，加意经画，故穑事颇修。今归我版图，若不驻兵屯田，则相近之哈萨克、布噜特等，乘机游牧，又烦驱逐。”④一个月之后，乾隆帝又提醒阿桂，伊犁屯田“非寻常屯田处所可比，必固其堡寨，勤其瞭望，庶藏匿之玛哈沁及哈萨克等不敢滋事”。⑤当伊犁屯田驻兵正式启动之后，乾隆帝敕书哈萨克：“现在伊犁等处，驻兵屯田，国家法令森严，决不侵轶尔游牧，但尔所部若不守分安业，妄行越境游牧，则驻扎之将军大臣等必不肯从。”⑥
清朝政府也很早就计划在塔尔巴哈台驻兵屯田。乾隆二十五年(1760)三月，乾隆帝饬谕阿桂等晓谕哈萨克，塔尔巴哈台地方“为天朝平定，将来办理驻兵”，并由此警告哈萨克若私行前往塔尔巴哈台游牧，清朝军队必定将其“立行驱逐出界”。⑦乾隆二十六年(1761)九月，阿桂正式奏请在塔尔巴哈台驻兵屯田，“塔尔巴哈台位于厄鲁特地方西北边界，与俄罗斯、哈萨克相距甚近，不能不派兵驻守”。同时，阿桂还有一个非常完整的驻兵、屯田、设卡的规划。按照他的规划，塔尔巴哈台开始屯田的时间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这就意味着清朝还有两年的准备时间。然而乾隆帝还是觉得有些仓促，没有立即批准阿桂的奏请。在乾隆帝看来，当时哈萨克在塔尔巴哈台越界游牧问题还并不十分严重，清朝只需“每年巡查一次”，⑧就可以将哈萨克驱逐出界。可见，当时清朝在规划塔尔巴哈台屯田驻兵的过程中，哈萨克越界游牧问题是其中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虽然乾隆帝当时没有立即批准阿桂的规划，但是为了防范哈萨克，他也认为塔尔巴哈台“终须驻兵”。而且为了配合将来在塔尔巴哈台驻兵屯田，乾隆帝还同时提出了在科布多的屯田计划，“若令成衮扎布仍驻劄乌里雅苏台，另派参赞大臣在科卜(布)多屯田，数年后，将官兵移驻，将来塔尔巴噶台、额尔齐斯等处驻兵，便成犄角之势”。⑨科布多驻兵屯田计划经军机大臣们议覆后，很快便由乾隆帝批准，开始实施。
科布多和塔尔巴哈台都存在哈萨克越界游牧的问题，驻兵屯田主要是为了防范哈萨克，但是为何同时提出的驻兵屯田计划中塔尔巴哈台要暂缓开展，而科布多则是立即实施呢？主要是因为科布多自从康熙年间就已经成为清朝的疆土，为了对付准噶尔清朝已经在那里断断续续经营了几十年，而塔尔巴哈台则是刚刚划入版图的“新疆”，科布多驻兵屯田的条件和基础要好过塔尔巴哈台。也正因为此，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一月之后，虽然清朝越来越频繁地接到哈萨克越界进入塔尔巴哈台游牧的报告，但受限于当时的实际条件，清朝无法立即着手在塔尔巴哈台驻兵屯田，所能够做的只能是频繁派兵前往塔尔巴哈台地区驱逐哈萨克。不过，这样的无奈却也令清朝更加认识到了在塔尔巴哈台驻兵屯田的重要性。
经过战后两年在新疆屯田、筑城的建设，清朝已经对新疆未来的治理方式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自乾隆二十年(1755)春用兵西域以来，乾隆帝饱受朝野对他的各种好大喜功、虚糜国帑的非议与质疑。“前用兵之初，庸愚无识之徒，好生浮议……今武功大定，或又以长驾远驭，不无多耗内地物力为疑”，然而“今经查核，不但未曾多费，而且有所节省”。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好结果，主要是因为屯田。当时新疆驻扎部队共计一万七千余名，每年“所需粮食、料豆八万二千八百余石，俱于屯田支给”。⑩这无疑令乾隆帝更加重视在新疆业已开展的屯田。
二、伊犁将军的设立与伊犁地区的边防建设
乾隆二十七年(1762)，为了进一步推进以屯田、筑城为中心的各项建设，乾隆帝开始思考新疆的政权建设问题。在此之前，负责屯田、筑城、驻兵工作的主要是一些办事大臣和参赞大臣，且都是一些临时性的差遣官，对于手中临时经理的事务往往缺乏责任感。乾隆帝早在伊犁屯田之初就已经察觉到这一问题，提醒“大臣等自当办理妥协，不可苟且塞责，以图早归”。(11)不过，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驻防军政体系，则很难保证这类临时性差遣的大臣们全都具有令人放心的责任感。随着屯田、筑城事务逐渐在全疆范围内扩展，越来越需要相互协调和统一领导，因此建立一个层级清晰的权力系统便逐渐提上议事日程。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月十六日，乾隆帝命设总管伊犁等处将军，并以领侍卫内大臣公明瑞补授。对此，乾隆帝解释道：“伊犁为新疆都会，现在驻兵屯田，自应设立将军，总管事务。”(121)并没有太多地强调此举的重要意义。伊犁将军创设之初，其主要职责就是驻兵屯田，并未被赋予太多使命，或可说，伊犁将军之设是战后三年持续不断屯田、筑城等建设工作水到渠成的结果。关于此点，可以从伊犁将军设立之初的几个不大被人注意的背景和细节中得到证明。
其一，乾隆二十七年(1762)八月，参赞大臣阿桂疏奏伊犁城垣公署工竣。(13)依据这份奏折，可以知道伊犁城公署建设的准备工作起始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八月，其建设动议应该还要更早，但直到伊犁城垣公署建设完成之后，才有了伊犁将军之设。这说明，清朝对伊犁城垣公署工竣一事非常看重。它意味着伊犁可以驻扎更多的军队，因而也需要设立一个将军实缺，以裨控驭。其二，在宣布设立伊犁将军的当天，乾隆帝还发布了另外一道筑城谕旨，谕令科布多办事参赞大臣扎拉丰阿建造科布多城垣：“今伊犁建造城堡，若照例兴工，甚属有益。”(14)乾隆帝如此迫不及待地向北路科布多方面推广伊犁建造城堡的经验，表明他对于伊犁城垣公署工竣一事非常看重，也标志着自乌鲁木齐至伊犁的城堡线已经初步构建完成。关于此点，可以从第三个常常被忽略的细节中看出。就在设立伊犁将军的当天，军机大臣们还曾奏报“谨拟新建城堡并各门名”一折。在这份奏折中，列出了刚刚建好不久的数处城、堡，分别是固尔札城、乌哈尔里克城、昌吉城、古木地城、乌鲁木齐新旧二屯六堡，军机大臣们分别为这些新修城堡草拟了名称。这份奏折可以被看做是此前持续筑城的一份令人满意的阶段性考核的成绩单。从军机大臣们所拟的城池名称来看，“安远城”、“绥定城”、“宁边城”、“辑怀城”、“惠徕堡”、“屡丰堡”、“宣仁堡”、“怀义堡”、“乐全堡”、“宝昌堡”，(15)无不饱含了安边抚远、繁荣昌盛的美好愿望。可见，此前屯田筑城所打下的坚实基础应该是促使乾隆帝宣布设立伊犁将军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决定设立伊犁将军之后，军机大臣们才议覆了伊犁将军的权限职掌。有关伊犁将军职掌以及新疆几大军政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最近十几年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16)笔者在此关心的主要是，伊犁将军以及相应的军府制的确立对哈萨克越界游牧问题所带来的影响。在不少清代的官修和私撰的文献中，论及伊犁将军职掌时都提到了伊犁将军对外藩控驭之责。《伊江汇览》载：“凡东南乌鲁木齐、辟展、巴里坤、哈密，西至布鲁特、哈萨克等处游牧，南至阿克苏、乌什、库车、喀拉沙尔、叶尔羌、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于阗，北至塔尔巴哈台，皆将军统辖之。”(17)《西域闻见录》记：伊犁将军可以“管辖额鲁特、土尔扈特及回子各城，并外藩之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各部落”。(18)《新疆识略》载：伊犁将军“节制南北两路，统辖外夷部落”。(19)这些文献中所记载的伊犁将军对包括哈萨克在内的外藩部落的“统辖”、“管辖”，在笔者看来，其实是在封藩体系历史语境下的一种表达。它既可以意味着一种实际的统治，也可以表示在朝贡关系确立之后，伊犁将军代表作为“天下共主”的清朝皇帝，对外藩部落的一种抚绥控驭。就当时的历史情况而言，起初，伊犁将军只是负有处理涉及哈萨克事务的职责，但并未实际统治过徼外哈萨克。哈萨克的归附只是朝贡意义上的归附，并不表示他们已经成为清朝的正式属民。直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部分哈萨克被允许进入清朝西北卡外界内地区游牧，接受清朝封官授爵，并向清朝缴纳马匹租税，这部分哈萨克才可以被视为清朝的正式属民，伊犁将军对这部分哈萨克也才开始拥有实际的管辖权。
在伊犁将军设立之前，接待哈萨克使臣和商团、派兵驱逐越界哈萨克等事务是由驻扎伊犁的参赞大臣负责的。伊犁将军设立之后涉及哈萨克的事务仍然存在，但并未见清朝在伊犁设立一个专门负责处理哈萨克事务的官缺，因而可以认为哈萨克事务是由伊犁将军负总责的。在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设立之前，伊犁将军所担负的驱逐越界哈萨克的任务非常繁重，显示出有关机构和官员承担起了义务，这正是当初乾隆帝在确立军府制时希望看到的变化。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一月，乾隆帝面对哈萨克越界游牧问题，之所以态度一下子强硬起来，甚至打算将哈萨克阿布赉汗擒获，可能多少与建立军府制后的此种希望有关。
伊犁将军设立之后，清朝迅速加大了对伊犁地区的投入力度，主要表现在官兵数量的大幅增加。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一月，乾隆帝为伊犁将军增配了两名参赞大臣和一名领队大臣。十二月，清廷又出台了向伊犁大规模增兵计划，计划从乾隆二十八年(1763)起，分三年将驻防凉州、庄浪的满、蒙兵三千二百名调往伊犁，另外还将向伊犁增派索伦兵一千名，察哈尔兵一千名。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将要派往伊犁的官兵，并非三年一换的换防兵，而是携眷而来的驻防兵，“统计遣往兵丁共五千余名，并其眷口，将及二万名”。(20)在这些移驻官兵到达之前，伊犁方面能够使用的兵力仅四千人左右，(21)但他们要承担非常繁重的任务，包括为安置移驻官兵而新增加的许多准备工作伊犁将军在兵力调配使用上已经捉襟见肘了。乾隆二十八年(1763)，伊犁官兵不再像从前那样积极地前往边界地区驱逐越界哈萨克了，即便是普通的例行巡查，当时的伊犁官兵也显得有些力不从心，除了往东北方向巡查塔尔巴哈台外，伊犁迤西只巡查到特穆尔图淖尔附近，而更远的边界附近的吹河、塔拉斯河地区已经是无暇顾及了。尽管如此，伊犁将军明瑞等人仍然期盼通过启动塔尔巴哈台的屯田、建城、驻兵事宜来解决哈萨克越界问题，但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十月清朝定下“雅尔地方筑城一事，从后年开始办理，三十一年再派兵驻塔尔巴哈台”。(22)这直接导致自乾隆二十八年(1763)起，塔尔巴哈台地区的哈萨克越界游牧问题越来越严重，而清朝越来越将希望寄托在雅尔建城驻兵设卡之上，认为如此，“则塔尔巴噶台周围声势相接，而哈萨克慑我军威，自不敢潜来游牧”，(23)甚至后来干脆认为“雅尔驻兵，无非巡查地方，驱逐哈萨克耳”。(24)
三、雅尔城的兴废与塔尔巴哈台地区的边防建设
塔尔巴哈台最早的一份建城、驻兵、设卡计划是阿桂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九月提出的。阿桂提出在塔尔巴哈台驻兵后，建议“自辉迈拉呼至都图岭，共设卡伦二十一所，每卡各派兵二十五名、官员一名，每两所卡伦各派侍卫一员管束，皆三月一换”。这是一条自北至南设置的非常漫长的卡伦线，“约计二千里”。(25)各卡伦的具体位置和卡伦线的精确走向如下：
自辉迈喇虎穿经布鲁奈达巴罕、哈拉玛达巴罕，由库哩叶图、布库尔图、爱古斯、
鄂西都伦、昭莫多、勒布什、比西罕、察罕乌苏、哲克德、比里克图、库库乌苏、阿勒坦额墨尔至图克哩克、奎屯、春稽、特穆尔哩克、乌尔古准、都图达巴罕，环设二十一卡伦之地。(26)
这条卡伦防线的历史依据是清朝统一西域之前准噶尔人的西北卡伦线就是如此布置的。乾隆二十八年(1763)十月，伊犁将军明瑞再次提出塔尔巴哈台筑城防卫计划，其蓝本仍然是两年前阿桂的计划，但没有提及卡伦设置方案。明瑞认为阿桂的卡伦设置方案存在两个明显问题：一是这些卡伦离伊犁和雅尔太远，“近者二三百里，远者竟达千里”，且卡伦分布过于分散，相互间隔最近亦有七八十里，远者达到一百五六十里。如此，不仅派兵前往坐卡十分困难，而且卡伦之间的相互联络也成问题。二是这些卡伦离哈萨克太近，每卡仅驻兵二十五名，难以震慑哈萨克。明瑞建议改坐卡戍边为派兵巡哨。具体方案是从雅尔城派出兵丁，“相应分两队，轮流徐徐围绕塔尔巴哈台南北两边喀拉果特、爱唐苏、绰里、鄂布克特、哈尔巴哈、巴扎尔等好水草地方，狩猎巡查，如此绕行一次，无非需用二十余日”。另外，明瑞还提出要在塔尔巴哈台与伊犁之间安设三处大卡伦，分别位于额敏河岸、巴尔鲁克、沁达兰等地，几乎就是在塔尔巴哈台与伊犁之间取一条直线。其实明瑞设立此三处大卡伦主要是为了方便塔尔巴哈台与伊犁之间通信行文，(27)是一种驿站性质的卡伦。
明瑞的计划明显趋于保守，而将坐卡戍边改为派兵巡哨则更是一种倒退。但是，明瑞的计划得到了军机大臣们的赞成。对于雅尔筑城、驻兵一事，军机大臣们主张乾隆三十年(1765)筑城、三十一年(1766)驻兵，如此小心谨慎，既显示出此事在整个塔尔巴哈台地区边防体系构建中的分量与地位，同时亦可见此事的复杂与困难。尽管困难重重，但是伊犁将军明瑞等将军、大臣们还是坚信雅尔筑城驻兵是解决哈萨克越界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因为他们确信：“雅尔既经筑城驻兵，哈萨克自必远避”。(28)但是由于已经放弃了设置卡伦防线的计划，清朝越来越重视派兵巡查边境地区，并认为以此配合雅尔驻兵，就可以有效防止哈萨克越界游牧，“今冬(乾隆二十九年——引者)虽不必派兵，而来岁北边驻兵后，其西边一带，或每年巡查一次，或大示惩创，务令绝迹”。(29)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清朝最终完成了乾隆三十年(1765)筑城、三十一年(1766)大规模驻军的计划。然而令清朝失望的是，在雅尔筑城驻兵之后，哈萨克不仅没有远避，反而还有“哈萨克霍集伯尔根，带兵千名，越境居住”。(30)更令清朝失望的是，雅尔城根本不适合驻军，“其地夏生白蝇，遗蛆人目，冬则大雪，不堪其寒”。(31)乾隆三十一年(1766)八月，阿桂等具奏：
雅尔地方，向来雪大，而牧场遥远，近城所有地亩，不敷五百兵丁耕种。悉心查勘得塔尔巴哈台山阳，鄂毕特之旧游牧，楚呼楚地方，田土膏腴，水亦充足，牧马之处，既不甚远，无庸动移卡座，地方形势，亦颇佳胜。请将雅尔城，移于楚呼楚。(32)
从雅尔移至楚呼楚，不仅意味着巨大的浪费，而且还意味着塔尔巴哈台地区的边防体系的完工日期又将向后推迟。更为严重的是，清朝在塔尔巴哈台地区的前沿军事重镇将要因此而向内后撤二百余里。对此，乾隆帝非常气恼，谕令明瑞、阿桂等人查清“从前究系何人定议，建城于雅尔”。(33)然而乾隆帝只能无奈地承受这一现实，开始重新考虑哈萨克越界游牧问题的解决之道。
乾隆三十一年(1766)三月，清朝驻雅尔的军队迎来了哈萨克塔塔拜等40余人前来恳请内附。对此，参赞大臣阿桂态度积极，承认清朝“现于雅尔等地方驻兵设卡，包围卡伦，彼等不能来往”，(34)不仅允许他们“暂居雅尔”，而且还奏请皇帝，“可否令其在珠勒都斯空地居住”，(35)并建议清朝接受他们的内属，将来还可以将他们编成佐领。对此，乾隆帝的态度是：
伊犁等处土地辽阔，人烟愈多愈善，哈萨克如不得游牧地方，或畏惧劫掠情愿内附者即行收留，派员弹压，日久人众，即可编设佐领昂吉，但收留后即令居附近地方，易资弹压，不必令其往珠勒都斯居住。(36)
虽然真心内附并情愿接受清朝派员管理的哈萨克往往是散居或小部落，人数不会太多，但是乾隆帝的此番表态，无疑是清朝对待越界哈萨克态度的重大转折。在这一重大转折背后，雅尔城无法发挥驱逐哈萨克的预期效果，以及雅尔地区冬季的严寒对清朝君臣所产生的触动，无疑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四、塔尔巴哈台北路卡伦基本格局的确立
乾隆三十一年(1766)八月，在清朝终于决定从雅尔撤至楚呼楚再建塔尔巴哈台军政中心后，一度还想继续维持刚刚构建起来的塔尔巴哈台地区的卡伦防线。这条卡伦防线既不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阿桂提出的卡伦防线，也不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明瑞设想的冬季卡伦防线。事实上，这条卡伦防线的北段收缩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雅尔城以东地区。也就是说，雅尔城是建在这条卡伦线的外侧位置。(37)阿桂之所以敢奏请从刚刚建好的雅尔后撤至楚呼楚，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条卡伦线不仅处在雅尔和楚呼楚之间，而且更靠近楚呼楚，他认为撤退至楚呼楚，“无庸动移卡座”。(38)也就是说，撤退至楚呼楚，并不会导致既有卡伦防线的后退。但此后形势的发展，证明阿桂的判断过于乐观了。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底楚呼楚新城竣工。尽管楚呼楚的新城——绥靖城——竣工之后清朝并没立即减少雅尔的驻军，也没有立即撤走参赞大臣，但是这条卡伦防线根本就无法阻扼住哈萨克私越的汹汹暗流。在笔者看来，这样一个尴尬处境，才是最终促使清朝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正月做出有条件允许哈萨克越卡游牧决定的根本原因。(39)而在以贡献马匹作为条件允许哈萨克越卡游牧之后，清朝在塔尔巴哈台北路的卡伦线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先的常设卡伦，变成了季节性的移设卡伦。由此，奠定了塔尔巴哈台北路卡伦的基本格局。
新疆北路之塔尔巴哈台，与科布多毗连，以额尔齐斯河为界。河东卡伦地名和尼迈拉虎，隶科布多。河西卡伦地名辉迈拉虎，隶塔尔巴哈台。自辉迈拉虎至塔尔巴哈台，夏季设大小卡伦十三处，冬季设卡伦八处。此外俱哈萨克游牧。(40)
从塔尔巴哈台往北到斋桑湖的夏季卡伦有13座，依次为乌里雅苏图、哈玛尔达巴罕、板厂沟、博洛呼济尔、固尔班乌里雅苏图、哈达苏、特莫尔绰尔霍、哈拉布拉、干济汉莫多、喜呢乌苏、策克德克果勒、札哈苏淖尔、辉迈拉虎。自塔尔巴哈台往东北方向的冬季卡伦有8个，分别是锡伯图、博勒济尔、布尔噶苏台、乌兰布拉、俄栋果勒、乌里雅苏图、鄂伦布拉克、玛呢图噶图勒干。(41)
夏季卡伦与冬季卡伦的转换情形大致如下：塔尔巴哈台西北卡伦线的数座卡伦，一到秋八月，因寒冷而不能维持，撤回内部。在卡伦线外草原、山地过着夏牧生活的哈萨克牧民也为躲避风雪严寒，而向卡伦内侧移动，在塔尔巴哈台境内寻求冬营地，直到翌年四月为止。清朝准许哈萨克牧民进入夏季卡伦线以内，作为其代价，自乾隆三十二年(1767)起，清朝规定每一百匹马交一匹马作为贡赋。哈萨克牧民的冬营地分布在塔尔巴哈台盆地、塔尔巴哈台山脉和萨乌尔山脉中的河谷，南至巴尔鲁克山中的河谷。翌年四月，卡伦复归原处，即所谓“展放夏卡”。此时越冬的哈萨克牧民必须全部回到夏季卡伦之外原来的夏牧地去。(42)
相对于过去的常设卡伦，亦即夏季卡伦，虽然冬季卡伦又向内后撤了数十至数百里不等，但毕竟是真正发挥出了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成为此后近一个世纪内哈萨克向东迁移难以突破的极限。从清朝抚绥内外藩部非常注重的隔离政策来看，季节性的展撤卡伦，虽然容易招致软弱的质疑，却很好发挥出将哈萨克与厄鲁特隔离开来的作用，而这一点，在清朝看来，则是保证边疆安宁的一大关键所在。
注释：
①《清高宗实录》卷555，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壬子。
②参见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③参见《清高宗实录》卷622，乾隆二十五年九月辛未。
④《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85，乾隆二十五年二月癸未。
⑤《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85，乾隆二十五年三月丁未。
⑥《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6，乾隆二十五年十月辛巳。
⑦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1，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己巳。
⑧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13，乾隆二十六年九月辛丑。
⑨《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13，乾隆二十六年九月辛丑。
⑩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15，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丙寅。
(11)《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85，乾隆二十五年二月癸未。
(12)《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19，乾隆二十七年十月乙巳。
(13)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18，乾隆二十七年八月庚子。
(14)《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19，乾隆二十七年十月乙巳。
(15)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4册，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37—38页。
(16)参见谢志宁：《清前期的伊犁设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3期；王希隆：《关于清代新疆军府制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02年第1期；管守新：《清代伊犁将军职掌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4期。
(17)(清)格琫额：《伊江汇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5页。
(18)(清)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卷1《伊犁》。
(19)(清)松筠：《新疆识略》卷5《官制·兵额》。
(20)《清高宗实录》卷677，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甲寅。
(21)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13，乾隆二十六年九月乙丑。
(2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版，第66页。
(23)《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23，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乙巳。
(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锡伯族档案史料》下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536页。
(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第2页。
(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第62页。
(27)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第63页。
(28)《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25，乾隆二十九年五月甲戌。
(29)《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27，乾隆二十九年十月甲午。
(30)《清高宗实录》卷750，乾隆三十年十二月乙巳。
(31)(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外二种)》，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97页。
(32)《清高宗实录》卷767，乾隆三十一年八月辛酉。
(33)《清高宗实录》卷767，乾隆三十一年八月辛酉。
(34)《军机处录副》218—14，76—3374。转引自[日]小沼孝博：《论清代惟一的哈萨克牛录之编设及其意义》，朱诚如编：《清史论集——庆贺王钟翰教授九十华诞》，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570页。
(35)《清高宗实录》卷759，乾隆三十一年四月丙辰。
(36)《清高宗实录》卷759，乾隆三十一年四月丙辰。
(37)日本学者佐口透也认为：“清朝在修筑塔尔巴哈台城之前，曾在卡伦线外之雅尔筑城并驻兵。”参见[日]佐口透著、章莹译：《新疆民族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
(38)《清高宗实录》卷767，乾隆三十一年八月辛酉。
(39)《清高宗实录》，乾隆三十二年正月癸未。
(40)(清)松筠：《西陲总统事略》卷3《南北两路卡伦总叙》。
(41)参见(清)松筠：《西陲总统事略》卷10《塔尔巴哈台事略》。
(42)有关塔尔巴哈台卡伦线与哈萨克关系问题的研究，参见[日]佐口透著、章莹译：《新疆民族史研究》，第361—379页。

   （转引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京)2012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