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1905到1906年清政府派遣到欧美各国和日本的考察政治大臣，历来的研究多从清末立宪改革的观点进行分析，因而其关于国家统治制度和宪法的考察引人关注。然而，在这些讨论中，除了日本之外，还没探讨过受访国对考察团的接待情形。本文以考察政治大臣考察德国为例，通过分析德国对考察团的态度及其政治意图，阐明其在中德关系中的意义。考察团对德国考察的重点置于教育、科技、产业、基础建设等方面，对政治方面的考察反而很少，这与当时德国的对清文化政策有关。因缺少对政治方面的考察，德国政府以各部厅所作备忘录送交考察团，聊为弥补。德国产业界也期待通过与考察团的交流，扩大和发展德国的对中贸易。考察政治大臣在报告书中指出德国教育水准高、科技先进等，可见考察团透过此次考察对德国留下了好印象。
    关键词：考察政治大臣  中德关系  德国对清外交  端方  戴鸿慈  文化政策

    清廷自1905年起派遣考察政治大臣前往欧美及日本各国，真正揭开了立宪改革的序幕。该考察团分两团，每团由高官率领，考察时间长达八个月左右，堪称清朝史上为期最长、规模最大的出洋考察。对于此考察团，历来的研究较多从清末立宪改革的观点进行分析，尤其该团在日本考察的情况引起了相当的关注。②考察政治大臣的报告和上奏文对清朝的立宪改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政府积极实施官制改革，并以日本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模范。因此，对考察团的意义的探讨通常是从其与清朝内政改革的关联性这一点来进行的。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清政府派遣高官到各国考察后，考察的结果可能将直接作为对该国的印象上报给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故而各受访国会将如何接待考察团作为一项对清政策来考虑。先行研究中，孙安石从以上观点分析了日本方面对考察团的接待，[1]而日本以外各国的情况还有待研究。
    本文试图以对当时最重要的考察国，同时被视为立宪改革模范国家之一的德国的考察为例，[2]从清朝对外关系上来重新讨论考察政治大臣出洋的意义，并从当时的中德关系出发，着眼于德国的对清政策，讨论清德各自对考察政治大臣出洋所持态度及其政治目的，更进一步结合考察政治大臣的报告书进行分析，试图阐明考察后清政府的德国观。史料方面，有关清朝的部分文本参考了《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考察政治大臣之一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端方的《端忠敏公奏稿》等。德国方面的史料以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 rtiges Amtes)所藏R.9208《驻华德国大使馆档案(Deutsche Botschaft in China)》(2008年5月从联邦档案馆移交到政治档案馆。本文仍标以联邦档案馆的旧文件号码)为主，此外还利用了汉堡的国家档案馆(Staatsarchiv in Hamburg)和埃森(Essen)的克虏伯历史档案馆(Historisches Archiv Krupp)所藏史料，从广义上来研究德方对考察政治大臣出洋的反应。
    在开始正式的阐述之前，笔者想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中德关系。中德关系的转折点是1897年末德国军队侵占胶州湾，直到1900年义和团战争期间两国的关系都极度恶劣。在义和团战争中，因德国驻清公使克林德(Clemens Frhr. von Ketteler)被清兵杀害激怒了德国人，从而招致威廉二世在不莱梅哈芬(Bremerhaven)对赴华军队的所谓“匈族演说”，德国舆论中认为中国人过激而残暴的言论也频频出现。③当时德国的对华政策是以用军事力量争夺在华利权为中心。
    然而，义和团战争结束以后，两国关系因德国对中政策的方针转换而发生了变化。德国政策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日俄战争和摩洛哥危机。德国试图在日俄战争后建立与俄国的协调关系，并为了解决摩洛哥危机而与美国合作，但是这些政策相继失败，且造成了国际情势上的外交孤立。[3]在欧洲，德国与英国的对立也日益严重，虽然德国企图扩张海军，但在欧洲以外的军事行动却受到限制。在德国处于这样一个外交背景中的情形下，考察政治大臣来到了德国。
    一、出洋的起因和德国的反应
    (一)出洋的起因和准备
    在先行研究中，关于派遣考察政治大臣的背景有两种看法：第一是着眼于国内外对立宪改革的要求及其与革命活动的关联性，[4]第二是看重日俄和平会议与清政府关于国家主权恢复的关系。[5]这些研究中都提到了日俄战争的影响。永井算巳从1905年7月16日发布的关于派遣四大臣出洋考察的上谕中看出清朝的“衰弱和颠危的自觉的危机意识”，认为这就是派遣考察政治大臣的心理背景。[6]
    1905年7月1日，袁世凯在致张之洞电中提到新政未能产生实效，中国人受到外国人歧视的情况，提议“饬王大臣分班出洋游历。又遣专员分赴各国考查各项专门政治，以资采访而减阻力，使外人咸晓然，知我发愤修政，非从前纷饬敷衍可比，庶有以阴服其心而杜其借口”。④可见，袁将派遣考察政治大臣出洋做为向各国宣告清朝将真正开始实施政治改革的机会，Sun E-Tu Zen也提出同样的观点。[7]
    7月4日及9日，政府内已有意向派遣以政治考察为目的的使节团。[8]16日，上谕发布，任命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四人为考察政治大臣，赴各国考察。⑤7月26日，追加绍英为考察政治大臣。8月10日，载泽、徐世昌、绍英奉命赴日、英、法、比利时，戴鸿慈和端方赴美、德、意、奥等各国考察。除决定分两组考察各国外，外务部还通过各国驻清公使请求各国政府为大臣的考察提供方便。[9]
    端方到京以后，各考察政治大臣均前往预定考察国的驻清公使馆，与各国公使加深了解。[10]8月27日，经四大臣商议后拟定出随员名单，其中不仅包括考察政治大臣从北京及地方所召集的官员，[11]还包括袁世凯和张之洞等地方督抚派遣的官员。由此可见，不仅是中央政府，地方督抚也试图借助派遣考察政治大臣的机会实施地方改革。⑥同日，各国公使在拜见慈禧太后后，参加了庆亲王主办的午餐会，考察政治大臣也都在座。[12]8月28日，外务部会办大臣那桐向一等翻译官Emil Krebs提议，在考察团启程前举办的餐会，让前往德国的端方和戴鸿慈也出席。[13]9月9日，德国公使馆收到了那桐于15日进行餐会的正式邀请，[14]然而，德国驻清公使穆默(Alfons Frhr. Mumm von Schwarzenstein)9月16日去天津参加某将军女儿的婚礼了，缺席该餐会。[15]不过，同月10日，公使还是出席了端方主持的另一餐会。[16]
    (二)驻清德国外交官对考察政治大臣出洋的反应
    清朝派遣考察政治大臣出洋的消息传开后，德国公使馆员即开始积极收集相关信息，并试图掌握准确情报。7月24日，被任命为考察政治大臣的湖南巡抚端方前往德国驻汉口领事馆拜访了Scholz领事。其后，Scholz领事向驻北京使馆及驻上海总领事馆报告了这次面谈，提及端方在考察德国时将着重考察与军事及教育有关的设施，特别是在埃森的克虏伯以及在基尔(Kiel)的Germania造船厂，提议德国政府尽可能为其考察提供方便，及授予端方勋章。[17]
    7月27日，德国公使馆一等书记官葛尔士(Conrad Frhr. vor der Goltz)访问外务部左侍郎联芳，询问各大臣将赴何国考察，但只得知端方到京后才会召开四大臣讨论会议。[18]同月30日，葛尔士汇集收集到的信息，向帝国宰相毕洛(Bernhard Früst von Bülow)做了报告。其中，葛尔士写到，派遣考察政治大臣的目的是调查“各国的立宪制度以及行政机关(Verfassungswesen und die Einrichtung der Ministerien in den einzelnen L ndem)”，他本人虽然认为清朝实行立宪体制还为时过早，但是“中央政府的高官了解外国的立宪制度(Verfassung)也是有益的”。[19]
    8月12日，从北戴河回来的驻清公使穆默向帝国宰相报告了清方希望就政府行政、军事进行考察，并参观克虏伯及其他工厂的愿望。[20]穆默公使接受了Scholz领事的建议，赞成让领事随同端方在德国考察。[21]
    那么，德国外交官对各考察政治大臣给予了怎样的评价？从整体上看，大臣们都被予以高度的评价，对端方的评价尤其高。⑦端方被视为“既有进步性又聪明的高官(Mandarin)”，与前驻汉口领事Grunenwald和其后任副领事的伦爱林(Wolff von L hneysen)有亲密的关系。据驻华武官von Clear少校称，和袁世凯关系亲密的徐世昌是头脑非常聪明的人物，而戴鸿慈则被视作改革运动的领导之一，与此相对，对于载泽只提到了其履历。[22]
    (三)端方和戴鸿慈一团的出洋考察行程与方针
    考察团原定于9月24日出发，因受北京火车站发生的炸弹事件影响而延期。10月26日，在此事件中受伤的绍英与徐世昌交替。10月26日，尚其享和李盛铎受命为考察政治大臣，随员的名单也随之再次更改。最后，清廷令端方和戴鸿慈赴德国考察，陪同人员包括随员33名、各省派遣的随员4名、前往美国的留学生11名。[23]12月7日，端方和戴鸿慈一行终于从北京启程，开始了出洋考察。
    端、戴一行在前往美国的路上讨论了具体的考察方针和日程，制定出六项考察方针，可概括为三点：第一是以如何富强国家为考察的最重要目的；第二是除立宪制度外，将财政和军事也列为考察对象；第三是确定各自的负责领域，排除私见，专心考察，并收集书籍等相关信息。⑧
    端、戴一行所考察的国家，除美、德、奥、俄、意五国外，从北京启程后受到邀请，又考察了北欧三国和荷兰。在所有的考察国中，德国和美国是其主要的考察国，赴两国考察的时间各是40天左右。在两国考察时，端方和戴鸿慈亲自赴各地考察相关设施。在其他各国的考察，则采取先派遣随员进行事前调查，端、戴再亲自前往的办法，逗留时间仅各为10天左右。
    据端方等从现场致电政府的报告和戴鸿慈的日记显示，不管国家大小，考察的重点都放在政治、教育、产业方面，即着重考察与“富国”“强兵”直接有关的军事、义务教育、产业、科技领域的实际情况。⑨这与载泽等对各国的政治家和学者进行采访并听取讲座，将与立宪制度相关的考察内容写入日记的做法相左。⑩端方和戴鸿慈采取的考察方法是收集立宪制度的相关书籍并让随员翻译，(11)译文之后被整理成《列国政要》发表。[24]此外，端方等在考察时还有一个特点，即在各地与政治家、经济界首脑、华人及留学生积极会面加强交流，同时频繁观看戏剧和参观博物馆。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各国将考察政治大臣的来访与在欧洲内的国际关系联系起来考虑的可能性。譬如，考察团原本没有赴北欧三国考察的计划，但随着丹麦率先向正在德国逗留的考察政治大臣发出访问邀请，瑞典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考察政治大臣向外务部请求代奏，得到清政府批准后，最终访问了此三国。(12)由此我们可以大胆认为，清朝派遣的考察团会对某国在欧洲的地位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
    二、考察政治大臣对德国的考察
    (一)德国对考察的准备及其意图
    本节将试图讨论对前述考察重点——德国是如何具体考察，及考察日程是如何制定的。(13)
    首先陈述结论，即对德国的考察日程是由德方负责人制定的。德国政府任命前驻上海总领事克纳贝(Wilhelm von Knappe)为负责人，令与端方相识的前东亚巡洋舰队司令Geissler少将和副领事伦爱林、公使馆参事官博义(Adolf Boyé)、翻译官Borch加以协助。(14)他们向德意志帝国和普鲁士王国的有关当局寻求协助，(15)德国外交部决定负担除柏林住宿费外的一切住宿费及交通费，并从普鲁士王国铁路总局(K niglich Preussische Eisenbahnverwaltung)取得了考察用客车两辆的使用许可。[25]端、戴一行的考察在德意志帝国和普鲁士王国政府最大限度的支持之下进行。不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也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方便，按照考察团的愿望与辖区内的预定考察地交涉。(16)
    考察政治大臣考察德国的期间是3月7日到5月8日(其中4月16日到5月1日赴北欧三国考察)，共46天，是时间最长的一次考察。[26]其逗留德国期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在柏林考察及休息25天；第二，3月26日到4月4日，赴莱茵地区考察工业设施；第三，4月8日到12日，赴德国北部考察；第四，5月3日到8日，赴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王国考察。
    德国考察日程全由克纳贝等德方负责人制定，[27]驻德公使荫昌毫无参与，可以推测这是因为此时他已收到清政府令其回朝的命令。在考察其他国家时，当地的清公使都随同考察政治大臣进行考察，(17)荫昌却没有陪同对德考察，对此端方在给清政府的报告中感叹未能得到作为德国军事专家荫昌的协助。[28]不过，荫昌也曾考虑到考察团成员中只有冯祥光、德国人随员Basse及Brock是德语专家，故派出留学生马德润和善明(18)为考察政治大臣的随员协助考察。
    从该日程可以想见德方事前对清政府的意愿做过一定程度的调查，考察过程中也按照端方和戴鸿慈的要求适当改动。此外，此次考察大臣的考察途径和考察对象与李鸿章(1896年)和醇亲王(1901年)考察德国时重复之处甚多，因此，德方有可以参照的前例。(19)
    正如克纳贝在报告中所称，考察团几乎未在德国进行关于立宪制度和行政组织的现场考察和采访，[29]仅请求各相关机构做成备忘录，并以此为相关报告和改革资料上奏，(20)载泽则以对日本及英国专家的采访代之。正如德国汉学家托·福兰阁(Otto Franke)指出的，派遣考察政治大臣的直接目的是考察立宪制度，并不是考察工厂等工业设施以及签订进口产品的合同，(21)然而，负责人克纳贝制定的考察日程重点却在教育、产业、基础设施等方面。
    (二)考察政治大臣的德国考察
    逗留德国期间，考察团分为两组，一组随同端方和戴鸿慈赴德国各地考察，一组留在柏林购买书籍、收集资料并翻译。本节将前者的考察内容归纳为教育、工厂和基础设施、军事、政治机关四点，并按内容纵观端、戴一行的德国考察(考察政治大臣考察德国的详细日程参见下表)。
    ①教育方面
    由于端方一直对实业教育抱有极大关注，向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派遣留学生，上述荫昌所派两名随行考察的留学生就是其中二人。[30]因此，端方特别看重教育方面的考察，(22)将之列为在柏林考察的重点。以学校和科技方面的考察为中心，德国方面的报告称，向大臣们显示了其科技的先进。[31]关于教育方面的考察，大致可分为义务教育和高等专门教育，更具体地说，前者的考察对象为初等学校(Gemeindeschule)、高等中学(Gymnasium)以及女子学校等，戴特别重视义务教育免费和德国的宗教教育。[32]就后者而言，考察团参观了柏林大学的各研究设施、工科专门学校、医科大学、实业学校、博物馆等，又通过化验和无线电实验等亲见德国最前端的技术，国家向大学和研究所提供财政支持、对各产业的科技应用也引起了考察团的注目。[33]戴鸿慈在日记中写到，德国将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动物馆当做普及知识的场所。戴还在观剧后谈到“戏曲为教育普及之根源”的感想，在考察监狱时重视对囚犯进行再教育，由此可见，考察政治大臣很关心各种教育。[34]
教育考察中不容忽视的问题是3月24日端、戴二人谒见威廉二世后，与普鲁士王国文化大臣Heinrich Konrad Studt和第一教育局长Friedrich Althoff的面晤。会谈中，一方面，Studt向戴、端二人提议在中国，例如上海和南京，设立德语学校，另一方面，清方向Studt要求减少中国留学生的学费。(23)德国对清文化政策成为此后德国对中外交的重要支柱，(24)可以说，这是两国间文化政策的初期接触。
    ②工厂和基础设施方面
    端方和戴鸿慈在各地都参观了工厂和基础设施，但以莱茵地区为重要考察地。(25)戴在考察工厂之际，倾听专家的说明，在日记中将工作人员的数量、平均工资、一年的生产量以及工厂内情况等都详细记录了下来。(26)由此可见，戴对德国的产业，尤其对军需工厂极其关注。考察团一行赴勒沃库森(Leverkusen)的化学染料公司拜耳、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的莱茵金属等各种工厂进行了考察，尤其着重考察了埃森的克虏伯。克虏伯是端方提出的重点考察对象之一，当时，来自广东的留学生陆显璜和黄时澄正在该工厂实习，[35]且前一年张之洞和袁世凯各自令将校对克虏伯进行考察，同年1月，署两江总督周馥亦令李经述随同留学生访问了该公司，很显然，清政府和克虏伯的关系尤其亲密。[36]
    3月28日，考察团考察了位于Rheinhausen的弗里德里希·阿尔弗雷德精练厂，29日考察了克虏伯公司的熔炉、各种兵工厂，各负责人都对工厂进行了详细说明。尤其让戴、端印象深刻的是在麦彭(Mappen)试演克虏伯大炮，考察团与欧洲各国官绅一起参观了包括最新大炮在内的七种大炮的试演。(27)
    除工厂之外，基础设施也引起了考察团的关注。考察团在多特蒙德进行了对1899年竣工的多特蒙德-埃姆斯运河(Dortmund-Ems-Kanal)的考察。戴鸿慈在日记里写到，这条运河为稳定地供给国内市场当地所产煤炭而修建，并列出其两点好处：第一，大量输送；第二，修建费和修缮费比铁路少。这条运河还在与大运河(Hauptkanal)的汇合点设置了调整水面高低的电动水闸，考察团对此非常关心。[37]
    其后逗留科隆期间，考察团接受考察政治大臣提议，前往Heimbach对水坝和水力发电厂进行了考察。[38]戴鸿慈谈到其感想：虽水力发电节省煤炭和人力，但修建需要巨额资金。戴进一步论及，“吾国水道贯注，可倚为用之处甚多”，但是缺乏用电的相关知识，并指出农村围绕水资源发生的纠纷，可见戴对其在中国的早期实现持怀疑态度。(28)
    ③军事方面
    军事方面的考察主要集中在兵工厂和造船厂。端方和戴鸿慈对作为专门教育之一的军事教育极为关注，[39]戴在关于Lichterfelde的陆军幼年学校的感想中写到，“盖德国学理至为精深，而武备一门，尤其立国之本，观此一班，亦足知其强盛之有自来矣。”[40]其后，考察团在赴基尔考察了海军设施和造船厂之后，搭司令舰参观了鱼雷艇小型舰队的演习，又考察了德累斯顿萨克森王国陆军的演习和慕尼黑的王国陆军军官学校。但是，军事方面的考察范围更小。[41]
    ④政府机关方面
    端、戴一行先后参观了帝国议院议事堂、上至帝国法院下至地区法院、监狱、警察总局以及消防署等机关，然而所费时间不多，在戴鸿慈的日记中，对这些考察内容的描述很简单。(29)在该日记中，可以发现有关普鲁士王国代议院的议员定数和选举法等的记录，[42]关于帝国议院和联邦参议院却没有记录。载泽的日记则被访问国的概要、政治制度以及专家关于立宪制度讲演的内容等与政治改革有关的情报占据大半，这与戴鸿慈的日记形成鲜明对照。
    (三)威廉二世赐见和与德国各界的交流
    在德国的逗留为戴鸿慈和端方提供了与德国帝国各国王族、政府高官、地方政府、产业界首脑等社会各阶层人士交流的机会。因考察政治大臣抵德不久，威廉二世便启程出游，所以考察团一行直到3月24日才谒见威廉二世。对于考察政治大臣来说，这次谒见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谒见时，德方表现出最大的诚意，派宫廷的盛装马车(Gala-Wagen)到戴、端居住的宾馆迎接，并由马兵开道，通过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抵达配备仪仗兵的皇宫。谒见在骑士大厅举行，皇太子、王族、政府高官、将校等一并在座，19名随员也经过皇帝批准得以参加。(30)
    戴鸿慈首先宣读了中文的国书，接着由Borch翻译成德语，然后将国书交给威廉二世。这时，威廉二世向戴、端回答称：“所最欣喜者，贵国大皇帝命贵大臣等来游我邦，考察政治。朕已谕诸臣工，加意指陈一切。贵大臣等通达时务，于考察各事，必易了然。异时能于贵国有裨，亦朕之荣幸也。”[43]谒见后，端方和戴鸿慈被授予一等宝冠勋章(Kronen-Orden der I. Klasse)。(31)这些授勋出于前文提到的驻汉口领事Scholz的提议。之后两人佩戴勋章出席了150名宾客参加的午餐会(Galatafel)，端方和戴鸿慈被赐予皇帝的左右就坐。午餐会中，戴鸿慈先谈及德国的军事和产业发展情况，接着威廉二世称：“从前本国喜谈哲学，今数十年始考究矿路、格致、制造各项实业专门，是以年来进步较速。”而在戴的日记中记载的餐后与威廉二世交谈的内容如下：“今日之要，莫如练兵。当清贵国大皇帝崇尚武备，以一身当提督军旅之责，国势自强。”“变法不必全学外国，总须择本国之所宜，如不合宜，不如仍旧。”“中国学生在德国学武备者，均能守规矩、勤学练，将来尚宜多派学生。”[44]从威廉二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德国的科技研究及其在产业领域的活用，以及军事领域充满自信。
    除了觐见威廉二世外，端、戴与曾在中国逗留的弗里德里希·利奥波德(Friedrich Leopold)亲王(32)和亨利(Heinrich)亲王(33)、帝国宰相毕洛、外交部长Heinrich von Tschirschky、海军部长蒂尔匹茨(Alfred von Tirpitz)等政府要人举行了会谈，又在赴各市时，通过出席市长主办的餐会与各界加深了交流。更进一步接受巴伐利亚和萨克森两王国的请求，考察团第一次作为清朝使节正式访问了两国，(34)并与两国王代理和王族举行了会谈。
    4月10日晚，考察团一行出席了东亚协会(Ostasiatischer Verein)在汉堡主办的晚宴。(35)晚宴上，戴鸿慈先谈及人口增加和商业振兴的因果关系，然后表达了自己的意愿：“方今中国维新政治，凡商律、刑法之属，皆将斟酌损益，以期彼此通行，同沾利益。想贵邦人士之戾止者，必当日见加增。此外，若铁路、矿务、机器、工程等学，中国事当创始，所取资于贵国者良多。观今日主人情谊之殷，亦即将来能惠助友邦之券。”[45]如此，考察政治大臣在德国各处扮演了一个昭示两国友好和代言清政府改革意愿的角色。
    综上，德方对考察政治大臣的对德考察提供了全方面的支持。德方试图有效地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对教育、科技、产业、军事、基础设施的实地考察向考察政治大臣介绍德国的先进性，同时试图促进并加强两国友谊。[46]此外，德方还向光绪帝和慈禧太后赠予了两份考察政治大臣考察设施的影集，[47]由此可以看出，德方期待通过考察政治大臣向清政府传达德国先进性的信息。
    另一方面，端方和戴鸿慈根据德国制定的日程进行考察，将重点置于教育和工厂方面，仅由考察日程来看，与立宪改革相关的考察的机会极少，这是对德考察的特征。德方究竟予以这次赴德考察怎样的政治意义，清朝通过对德考察又获得了怎样的德国观，下文将就这些问题进一步加以探讨。
    三、考察政治大臣考察德国的意义和德国观
    (一)考察政治大臣对于德国的意义
    对德方来说，考察政治大臣的对德考察虽然对于德国政府和产业界具有不同的意义，但基本上可说是提供了加强清朝和德国友好的机会。(36)第一，对于政府而言，可以看做从1906年以后正式开始的对清文化政策的起点，这次陪团考察的德方负责人克纳贝则是该政策的推动者。
    同年11月2日，克纳贝在德亚协会(Deutsch-Asiatische Gesellschaft)中发表了题为《德国在中国的文化使命(Deutsche Kulrturaufgaben in China)》的讲演。他指出，如果没有外国给予支持，清政府的教育改革不可能实现，因此他主张德国积极表现，其理由是英语已通过英美传教士的活动在东亚占据了优先地位。(37)同时，克纳贝表达了如下期待和建议：假如德国考察给端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将来就会派更多留学生前往德国，但清政府必须加以管理。此次讲演的目的是为实现以上政策而寻求各界支持。[48]从这些讲演内容来看，可以认为德方将考察政治大臣的对德考察当做向大臣直接呈现德国的义务教育、大学等高等教育、实业学校的职业教育的绝好机会。
    德国产业界亦试图利用这次考察政治大臣的对德考察与清政府高官亲密交流，(38)端方本身也试图积极利用赴德的机会与产业界加强联系，清政府高官和德国产业界都重视双方的交流。[49]如上所述，考察政治大臣虽然没有签订合同的权限，但德国产业界将中国当做德国产品的未来市场，期待通过这次考察不断拓展两国贸易关系。署理两江总督周馥令李经述任代表前往克虏伯公司考察，从克虏伯方关于该考察的报告书中可以明显看出，当时克虏伯公司预料到清政府统一军备的政策并寻求军火输出的可能性，企图通过提供关于修建兵工厂的情报营造与清政府的友好气氛。[50]德国驻清公使雷克司(Arthur Graf von Rex)于1909年向外交部送交的报告书上写到：德国对清输出依赖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态度，为扩大经济关系，加强与他们的友好关系是不可忽视的。[51]这些德国企业对考察政治大臣的积极应对起因于清政府的军备近代化政策和德国对清贸易结构。
    关于德国产业界的友好态度和清德关系的重要性，端方在麦彭参观试演克虏伯大炮的致词中说道：“中国政府一向与克虏伯公司保持友好关系，并活用像埃森的铸铁厂经营出色的工厂所带来的优点。”[52]之后端方在斯德丁的伏尔铿(Vulkan)公司主持的晚宴上又致词讲到，希望中国政府在将来扩张舰队时一如既往地与伏尔铿公司保持友好关系。可以想见，军需品在清德关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53]
    这一时期，上述德国计划作为旨在加强清德两国友好关系的政策正逐渐付诸具体实践。举例而言，虽确切的时间不详，但正在考察政治大臣考察德国时，驻德公使荫昌为告知离任拜见了威廉二世，威廉二世向其提出了中德同盟的构想。[54]1906年4月23日，荫昌在德亚协会的讲演中暗示了威廉二世的提议：经过进一步熟悉对方，可以得到他的信赖，现在的信赖将扩展为“同盟(Bündnis)”。[55]不管怎样，由此可见，荫昌将考察政治大臣的对德考察当做了解德国绝好的机会。对这个同盟构想，清政府当时不感兴趣，[56]然而，我们应当关注的是，正是德方即将试图在外交政策上接近清政府，将其对清政策改变为进一步协调时，考察政治大臣赴德国考察。
    (二)由考察政治大臣的报告书看清政府的德国观
    尽管在德方看来考察政治大臣的对德考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端方和戴鸿慈上交给清政府的报告中，关于自己的考察有何感想？通过分析这一问题，本节试图阐明德方所重视的清方德国观。
    首先基于费路(Roland Felber)的研究，对当时中国人的对德态度作一概观。清政府开始关注德国是由于中法战败后深切地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对于小国普鲁士打败法国成为大国德国的原因，康有为做了三点说明：第一，完备的军队；第二，受过完整训练和义务教育的兵士；第三，爱国主义教育。1908年，前往欧洲旅游时，康不仅将德国当做了军事、经济、学术、文化发达的国家，且假设其为改革的模范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年间，中国人对德国的关心范围越来越广泛，除德国的军事力量之外，其经济发展也引起了关注。(39)
    端方也像康有为一样，启程前关注军事、产业、教育等广泛的方面，这从德国驻汉口领事的报告中可明显看出。端方和戴鸿慈在德国考察后写的上奏文中，强调了德国军国主义的特征，且具体地指出国家维持的军事力量、国民的尚武精神以及对任用和行政严格的规定的重要性，还提到日本以德国为模范进行了改革。[57]清政府将军事大国的德国做为其军事改革的模范，相关上奏文中提到的军事包含广泛范围：军事技术的开发和军需品的国产化的重要性；维持军队的士气和皇帝的作用的关系；作为国民教育场所的军队；征兵制和社会秩序的关联性；对军人的专门教育和地位的提高等。[58]
    此外端、戴二人还指出教育在国力增强和培养国民上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他们对德国的评价是，“德国则行政灿灿乎大备，专门之程度既高，普及之教思尤广……而日本学制专仿德国，至今学士、博士游历调查，络绎相望，多有著述以资改良炳焉，同风遂为强国”，并引用德国学者的演讲提倡义务教育，强调免费进行初等教育的必要性。[59]此外，与军事改革息息相关的德国科技力量及工业发展吸引了端方等的关注。教育、军事、工业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尤其在关于小国考察的报告中反复被提到：小国只要完善这三点，就能够避免被邻接强国侵害国家主权。(40)最终的结论是，这样的富国强兵要经过内政改革才能达成。[60]不管如何，考察政治大臣认识到在进行立宪改革的同时，必须增强国力，并将德国视为这样“富国强兵”的国家。
    考察政治大臣回国后提出的讨论政治制度改革的改革案，与其说是他们直接考察德国的结果，更应说反映了在柏林从事资料调查和翻译的另一组人员的成果，也可说《欧美政治要义》和《列国政要》都是依据此调查编辑的。(41)换言之，现场报告是有关增强国力的调查报告，回国后的上奏文基本以政治制度改革为重点，并依据资料调查的成果写成。(42)考察政治大臣的派遣目的在于调查立宪改革和国力增强的根源，而这两者被视为恢复国力的两大主要因素。
    从对德考察可知，考察政治大臣的任务在于收集增强国力的必要情报和维持清德两国的友好关系。
    结语
    清政府派遣考察政治大臣的目的在于考察国家制度和对国际社会宣告实施改革。德国外交官虽然认为清政府采用立宪体制为时尚早，但对考察团的考察采取了友好态度，并要求德国外交部对考察予以全面支持。德国考察分为两组，一组由端方和戴鸿慈率领近20名成员构成，侧重于现场调查与国力增强相关领域，另一组留在柏林侧重于收集与立宪改革相关的资料。现场考察的重点放在教育、科技、产业、基础设施上，资料调查的重点置于德国的政治体系、教育制度、军事制度等制度理论层面。考察日程由德方制定，德方对考察团寄予期望，希望通过该考察使清方认识到德国的先进性，并通过他们影响清政府的德国观。考察团在相关机构的全面帮助下进行了资料收集，各机关都为此制定了备忘录。总之，考察政治大臣受到了德国的全面支持。考察加深了清朝官员的对德印象，熟悉了德国情况。
    对于德国政府和产业界而言，考察政治大臣的对德考察为其提供了与清政府高官直接交流的罕见机会。故德国政府试图推行对清文化政策，产业界也试图促进对清贸易，其根本目的是加强加深两国关系。德方认为这一意图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虽然考察政治大臣的对德考察日程强烈地反映了德国的意图，然而，他们的以下对德观是经过考察形成的：德国除作为军事和教育制度改革的典范外，还是拥有由专门教育与研究支撑的先进技术并将其活用在产业中，具有军国主义性格的“富国强兵”的典范。虽然如此，不能忽视这些对德观受到日本的影响。笔者认为，德国对考察团友好的态度和清政府的对德观成为了1907年以后正式开始的清德协作(德美清三国同盟构想)的前提之一，(43)这个问题将另文讨论。
    注释：
    ①翻译中承蒙闫雪女士(中国海洋大学毕业生)和帅如蓝女士(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协助，特此致谢。
    ②参见潘崇整理的对考察政治大臣的研究成果(潘崇：《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综述》，《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4期)。潘文未提到的相关研究成果还有：潘崇《杨寿楠与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兼论两路考察团考察成果的不同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永井算巳《中国近代政治史论丛》，汲古书院，1983年；曾田三郎《第一章　日露讲话问题と海外政治视察团の派遣》，收录于氏著《立宪国家中国への始动——明治宪政と近代中国》，思文阁书店，2009年；Siegfried Behrsing, Zum Besuch der chinesischen Studienkommission in Deutschland in Jahre 1906, in: Herbert Franke(Hg.), Studia Sino Altaica, Wiesbaden, 1961.
    ③威廉二世的演说中对中国人的蔑视和攻击情绪也存在于当时的德国媒体和赴华将兵之中。参见Dietlind Wünsche, Feldpostbriefeaus China: Wahrnehmungs-und Deutungsmuster deutscher Soldaten zur Zeit des Boxeraufstandes 1900/1901, Berlin, 2008.
    ④见《袁世凯来电》，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编：《张之洞全集》11，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9341页)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东方杂志》临时增刊号上的《立宪纪闻》一文认为，派遣考察政治大臣起因于袁世凯的上奏，但是孙安石称没有找到该上奏文。笔者认为，袁致张之洞的电报与《东方杂志》所指出的袁世凯的上奏文有关。孙安石：《清末の政治考察五大臣の派遣と立宪运动》，《中国—社会と文化》9号(1994年)，189页。
    ⑤根据张之洞得到的信息称，考察政治大臣的筛选几经周折，才最后确定。载振、张百熙、瞿鸿禨、端方首先被任命为考察政治大臣，但载振及张百熙退出，由徐世昌及戴鸿慈接替。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295-296页。
    ⑥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296-297页。袁世凯令赴各国留学生随同考察政治大臣出洋，见《北洋选派学生随考查政治大臣出洋留学》，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申报》。
    ⑦英国人将端方视为亲德派。(Jr. No. 836, Gebsattel an Mumm, Nanking, 1.11.1904, 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 rtigen Amts,以下简称PA-AA, PekingⅡ,R.9208,431)
    ⑧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陈四益校点，《走向世界丛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332-333页。六项考察方针具体如下：第一，立宗旨；第二，专责任；第三，定体例；第四，除意见；第五，勤采访；第六，广搜罗。
    ⑨《申报》对端和戴到德国后收到的清政府关于军事考察方面的命令作了报道。见《端戴两大臣奉命考察军政》，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六日《申报》。
    ⑩端方和戴鸿慈在考察美国和俄国期间也听取了一些关于立宪制度等的讲解，不是完全没有通过采访和听课进行调查。譬如，在美国，精琦向他们讲解了财政，他们还向上院议员请求讲解地方自治；在俄国，他们与维特交换了关于立宪改革的意见；在意大利，他们听取了上院议员与财政相关的解说。
    (11)端、戴一行通过考察收集用英文和德文所写的与教育相关的书籍的目录，参看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20-124页。
    (12)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437页。同样的事情在醇亲王被派遣为谢罪使团团长赴德国时也发生过。荷兰驻比利时代办公使得到比利时政府向醇亲王发出来访请求的信息后，赴德国驻比利时公使声称，如果醇亲王一行访问了比利时，荷兰政府也要向清政府请求来访。见拙稿《视察团としての“谢罪使”——清朝とド亻ツの政治的思惑を中心に一》，《年报地域文化研究》第12号，2009年，184页。
    (13)本文根据克纳贝和伦爱林所写的报告书再现考察政治大臣考察德国的日程，这份报告书被翻译成汉语并递给了大臣。Die Aufzeichnung(von Knappe)vom 26.5.1906，(以下简称Aufzeichnung)，S.5；Die Chinesische Studienkommission in Deutschland.(7.M rz bis 8.Mai 1906)von L hneysen(以下简称CSKD)，S.20.这份报告书是4076/06：Nr.I16712/51936，Berlin，(Bülow)an von der Goltz，8.8.1906，PA-AA，Peking Ⅱ，R.9208，593的附件。
    (14)驻汉口领事Scholz提议，命伦爱林为考察政治大臣的随员支持其考察。伦爱林正巧因休假回到德国，而且他与端方本来就关系密切。J. No. 2310/No. 58, Scholz an Bülow, Hankou, 28.7.1905, ebd.
    (15)帝国内务部枢密政府参事官Delbrück、普鲁士王国文化部枢密政府参事官Dr. Eilsberger、王国内务部枢密政府参事官Drews、王国司法部枢密上级司法参事官Supper、王国公共劳动部枢密上级政府参事官Hoff、同部枢密建筑参事官Breusing、王国贸易产业部政府试补Dr. Hagedorn、王国财务部政府参事官Sachs和Pochhammer、王国陆军部Reuter小校和Graf von Wedel大尉，都为端方和戴鸿慈的考察提供了帮助。CSKD，S.5.
    (16)譬如，考察团向汉堡市政府请求，为了建筑动物园欲赴Hagenbeck公司的动物园考察，市政府就此同该公司进行了磋商。市政府同克纳贝商量制定了在汉堡的考察日程。“Acta betr(effend)Den Besuch der unter Führung des Kaiserl(ichen)General=Konsuls, Geh(eim)Legationsrats Dr. Knappe in Deutschland herumreichenden Chinesischen StudienKomnission hierselbst an 10. und 11. April 1906”, Staatsarchiv Hamburg, CL. VI. No. 14a. Vol. 1. Fasc. 21a, Acta Senatos.
    (17)关于这一点，川岛指出，驻外清公使担当着安排考察政治大臣考察日程之责，基本上能选择其考察方法和地方，并随同考察。由此可见，荫昌的事例是很特殊的。川岛真：《光绪新政下の出使大臣と立宪运动》，《东洋学报》37卷3号，1994年，141页。
    (18)马德润来自湖北省枣阳县，学习法律，善明来自荆州驻防八旗，学习机械工学。端方担任湖南巡抚时，派两人赴德国留学。《奏选派学生游学折》，光绪二十九年二月，《端忠敏公奏稿》卷3，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9-11页；收使德杨大臣函《恭录国电照会那威公使又送留德学生名单及德义和好情形由》，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档案02-12，18-1。
    (19)关于醇亲王的对德考察，参照拙稿《视察团としての“谢罪使”——清朝とドイツの政治的思惑を中心に》，177-182页。
    (20)克纳贝要求如下相关机关和人物写备忘录：帝国内务部(帝国部厅、帝国官僚)，Warneck邮政局长(邮局、电报局、电话局)，王国财务部(官僚组织和薪金、银行)，王国文化部(教育)，王国公共劳动部(普鲁士铁路运输)，担当部厅不明(惩戒法)。又柏林大学东方研究班(das Orientalische Seminar an der Universit t zu Berlin)将备忘录翻译成汉语，连同有关书籍一起奉送给考察政治大臣。Aufzeichnung，S.6f.
    (21)Otto Franke, Die chinesische Kommission zum Studium fremder Staats-Einrichtungen, in: ders., 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 Beitr ge zum Verst ndnis der politischen und kulturellen Entwicklungsvorg nge im Fernen Osten, Hamburg 1911, S. 121.原文载于1906年5月25日的《克隆新闻(K lnischen Zeitung)》。
    (22)根据Scholz领事的报告，端方曾向清政府提议，派遣留学生到德国是合适的，其理由为“德国和中国之间有文化的相似性(Verwandtschaft)”。J. Nr. 949/Nr.26，Scholz an Mumm，Hankau，28.3.1905，PA-AA，Peking Ⅱ，R.9208,24.
    (23)CSKD，S.19；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407页。根据伦爱林的报告，当时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共150名左右，3&, lt;, /SPAN>月15日端方和戴鸿慈在留德学生学会讲演时，聚集了50名左右的留学生。CSKD，S.1；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393页。
    (24)作为德国系统的大学，首先于1907年在上海设立同济医学堂(同济大学的前身)，后于1909年在青岛设立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Klaus Müihlhahn, Deutschland, in: Brunhild Staiger, Stefan Friedrich, Hans Wilm Schütte(Hg.), Das Groβe China-Lexikon, Darmstadt 2003,S.156.
    (25)见《申报》转载的德语报纸关于考察政治大臣为调查工业制度前往莱茵地区的报道。《出洋大臣考查实业》，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四日《申报》。
    (26)不限于对德国的考察，在戴鸿慈的日记中，处处可见关于科技的详细记述，由醇亲王的日记也可看出同样倾向。《醇亲王使德日记》，《近代史资料》第73号，1989年。
    (27)关于各种大炮的功能，戴鸿慈在日记中附表解释，并记载了当时听到的说明内容，可见其关心程度。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417-421页。
    (28)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425页。戴鸿慈对于建设近代设施的困难，由引进火葬和建筑公共墓地所受阻力已有一定认识。他还指出，中国对风水的迷信也会对修建铁路、开采矿山、开发林业等地方行政带来影响。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467-468页。
    (29)有人认为，在包括地方自治、财政和司法改革等方面的立宪改革上，中国应将留有君主制影响的德国当做其模范。Die chinesische Studienkommission in Europa, in: Frankfurter Zeitung vom 17.3. 1906.
    (30)CSKD，S.15.孙安石指出，日本政府对载泽给予国宾待遇。笔者认为，德国政府也对端方和戴鸿慈给予了同样的待遇。孙安石：《光绪新政期、政治考察五大臣の日本访问》，《历史学研究》685号，1996年，41页。
    (31)在遍访北欧三国并回到柏林后，18名随员也被授予了勋章。CSKD，S.51f.
    (32)他在日俄战争中，作为俄方的观战武官从军。
    (33)1898年，亨利亲王赴中国谒见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此后一直与清朝保持联系。4月8日考察团拜访他时，他向端、戴称：“中国今日当注重练兵……练兵之道，在于务远略，而在于保太平也。”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431页。又，从同样的观点来看，驻德公使荫昌接受《柏林日报》记者的采访时称：清朝的军事力“为了对列强维持下帝国的统一，来拒绝无法采纳的劝告(unerbetener Ratschlag)”被期望在国防方面起到作用。Chinesische Zukunftsgedanken.(Ein Interview mit dem chinesischen Gesandten)，in：Berliner Tagesblatt vom 9.2.1906.
    (34)在醇亲王作为谢罪使(Süihnemission)被派遣到德国之际，德国外交部制定了计划，提议醇亲王访问巴伐利亚王国，巴伐利亚政府也准备接待醇亲王。然而，其访问最终由于清政府禁止该亲王前往德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而中止了。关于此参见拙稿《视察团としての“谢罪使”——清朝とドイツの政治的思惑を中心に一》，185页及注106。
    (35)初时，有提议邀请戴、端参加每年都举行的爱餐(Liebensmahl)，因协会干部反对，东亚协会便以这样的方式欢迎考察团一行。Bernd Eberstein，Der Ostasiatische Verein 1900-2000，Hamburg 2000，S.203.
    (36)《东亚劳氏(Ostasiatischer Lloyd)》于7月20日以同样的观点总结了考察政治大臣的德国考察。Die Chinesische Auslandskommission und Deutschland, in: Ostasiatischer Lloyd vom 20.7. 1906.
    (37)这样的政策不仅意味着通过增加学习德语的人数而培养亲德派和知德派，而且要扩大在中国的德国媒体的接受对象。由于当时中国媒体的国外情报来源是反德气氛浓重的英语媒体，不时在中文报纸上出现从英语媒体转载的对德不利的报道，因此，笔者认为，德方对此感到担心，试图通过德语教育扩大接受德语媒体的对象并推广德方的主张。还可以从语言和经济活动的关联性来看这个问题，可参见Roswitha Reinbothe, Kulturexport und Wirtschaftsmacht: Deutsche Schule in China vor dem Ersten Weltkrieg, Frankfurt a. M., 1992, S. 95-104.
    (38)克虏伯和西门子(Siemens)等德国大公司在中国设有代销店，通过这些代销店与清政府或者地方督抚交涉合同。参见Georg Baur(Elisabeth Kaske(Hg. u. Komenntiert)), China um 1900 Aufzeichnungen eines Krupp-Direktors, K ln 2005, S. 30-45.
    (39)Roland Felber, Chinesische Deutschlandbilder zu Beginn des 20. Jahrhunderts, in.. Mechthild Leutner(Hg.), Politik, Wirtschaft, Kultur: Studien zu den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München 1996，S.140-144.费路指出，康有为没顾虑到当时德国发生了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及内政危机等情况，由对于中国的改革在哪个程度上会成为前例或模范的观点，观察了德国的情况。他还提到，德国用军事力量介入义和团运动及威廉二世的掠夺政策(Raubpolitik)，使中国人一方面感到受了屈辱，另一方面再次认识到德国的地位，最终忘掉了对德国否定的态度，而作为模范的德国留存了下来。Ebd.，S.142f.
    (40)端方在上奏文中指出，北欧三国就像清朝邻接俄国，尤其挪威不仅在国家政策上着重教育和工业，而且尽管国小，军事力量却完备，“不敢忘防守自全之具”，因此其他国家并不蔑视这些小国。《奏游历丹马瑞典那威情形折》，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日)，《端忠敏公奏稿》卷6，19-20页。
    (41)《奏进呈欧美政治要义折》，光绪三十三年九月，《端忠敏公奏稿》卷6，103-104页。《列国政要》中，与德国—普鲁士相关的项目是普鲁士宪法、教育、陆军、海军、商政。
    (42)潘崇分析了考察政治大臣写的报告，并指出：“载泽政治主张的特点在于强调模仿日本体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侧重于宪政改革实践层面；而端方、戴鸿慈等人似乎更倾心于对宪政理论的阐释，侧重理论层面。”潘崇：《杨寿楠与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兼论两路考察团考察成果的不同来源》，188页。
    (43)关于清德协作参见Werner Stingl, Der Ferne Osten in der deutschen Politik vor dem Ersten Weltkrieg(1902-1914),Bd. 2, Frankfurt/M, 1978, S. 599-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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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616/05: Die Aufzeichnung von Krebs, 28. 8. 1905, 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 rtigen Amts, Peking Ⅱ, R. 9208, 593.
    [14]4869/05: Chines(ischer)Eingang No. 318, Natung an Mumm(f(ür)d(ie) (bersetzung). E. Krebs), Peking, 9.9. 1905, 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 rtigen Amts, Peking Ⅱ, R. 9208, 593.
    [15]Chines(ischer)Ausgang Nr. 349, Mumm an Krebs, 10. 9. 1905, 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 rtigen Amts, PekingⅡ, R. 9208, 593.
    [16]4869/05: Chines. Eingang No. 318, Tuan Fang an Mumm, Peking, 9. 9. 1905(f. d. . E. Krebs), 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 rtigen Amts, Peking Ⅱ, R. 9208, 593.
    [17]J. Nr. 2270/Nr. 60, Scholz an Germania Peking, Hankau, 24. 7. 1905, 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 rtigen Amts, Pe king Ⅱ, R. 9208, 593.
    [18]4022/05, Die Aufzeichnung von Krebs, 27. 7. 1905, 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 rtigen Amts, Peking Ⅱ, R. 9208, 593.
    [19][22]Zu 4022/05, von der Goltz an Bülow, Peking, 30. 7. 1905, 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 rtigen Amts, Peking Ⅱ,R. 9208, 593.
    [20]350/05. P. B., A260, Mumm an Bülow, Peking, 12. 8. 1905, 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 rtigen Amts, PekingⅡ, R.9208, 593.
    [21]4513/05: J. No. 3971/K. No. 184, Wendschuch an Mumm, Tientsin, 21. 8. 1905, 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 rtigen Amts, PekingⅡ, R. 9208, 593.
    [24]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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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Die Chinesische Studienkommission in Deutschland, S. 5; Die Aufzeichnung, 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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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Wilhelm Knappe, Deutsche Kulrturaufgaben in China,(Schriften der Deutsch-Asiatischen Gesellschaft Heft 3),Berlin 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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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Fremdenführung von Homann, 5. 2. 1906, Historisches Archiv Krupp, Essen, WA48/51.
    [51]A8274, Rex an Bülow, Peking, 19. 5. 1909.(ab. 5. 4. 1909.), 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 rtigen Amts, R. 18004.
    [52]Die Chinesische Studienkommission in Deutschland，S.23-26；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M].412-422.
    [54]Albrecht Bartholdy Friedrich Thimme(Hg.). Die Groβe Politik der europ ischen Kabinette, 1871-1914: Sammlung der diplomatischen Akten des ausw rtigen Amtes, Berlin, 1922-27, Bd. 25 Anhang, 8556, Rex an AA, 7. 12. 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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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到德考查情形折，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A].端忠敏公奏稿：卷6[Z].17-18.
    [58]奏军政重要请取法各国以图进步折[A].端忠敏公奏稿：卷6[Z].87-97.
    [59]奏考查学务择要上陈折[A].端忠敏公奏稿：卷6[Z].71-87.
    [60]奏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A].端忠敏公奏稿：卷6[Z].28-29.^

    （转引自：《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