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堂的兴起、发展及其与兴中会、同盟会的关系

王杨红

发布时间：2013-4-29

    摘要：论文根据已获得的相关文献、档案，对兼具革命团体性质的秘密会党中和堂的兴起、发展及其与兴中会、同盟会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和阐述。认为中和堂是革命推进的直接产物，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它与兴中会、同盟会的关系或疏或密，其在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有所不同。香港中和堂(1897—1899)致力于联络秘密会党，重组革命力量；横滨中和堂(1898—1901)在特定时期内实际成为当地革命派活动的重要力量；新马中和堂的早期(1901—1906)努力，为当地革命运动和革命势力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新马中和堂最终与同盟会分道扬镳，主要原因在于其散漫组织不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革命派联络中和堂的方式与致公堂有着明显不同，对此笔者也略作比较。   

 关键词：华侨研究/秘密会党/中和堂/兴中会/同盟会/辛亥革命/尢列/孙中山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时期①革命派非常重视联络、发动、利用会党，以加强反清力量，而致公堂和中和堂均为其中之重要者。对致公堂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学界已有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然而，迄今为止，只有少数著作及文章论及中和堂及其主要创建者尢列。②颜清湟所著《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一书，对新马中和堂早期(1901—1906)的论证较为精辟，对1906年新加坡同盟分会成立后中和堂某些人物的事迹，也有涉及，颇有价值。[1]黄建淳的著作《新加坡华侨会党对辛亥革命影响之研究》，在探讨中和堂及其与新马华侨革命领袖如张永福、陈楚楠等人的关系时，亦有自己的见地。[2]而章志诚《尢列与中和堂》一文，或可说是目前有关中和堂的第一篇专文。[3]此文就尢氏反清革命思想的形式、创立中和堂的原因与经过、中和堂和革命党的关系及中和堂的性质及其革命作用等问题，做了初步研究。然而，作者对中和堂的兴起与发展、新马中和堂与当地革命派及同盟会的关系嬗变等方面，则叙述模糊不清。
中和堂与旧式的秘密会党有所不同，创立之时它与革命派关系密切，其首领尢列是中国最早的革命者之一。作为兼具革命团体性质的秘密会党，中和堂在辛亥革命时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学界对其兴起、发展，其与兴中会、同盟会的关系，其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的探讨并不全面、系统。③鉴于目前学界对中和堂的研究现状，笔者认为有进一步阐发之必要。
一、在革命中兴起的中和堂
中和堂创立于革命困厄之时。当时，广州起义已经失败，革命组织涣散，加上维新派的排挤，革命派力量大为削弱。为了加强革命领导，重整革命阵营，由尢列发起的中和堂发端于香港，并在日本横滨有所发展。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兴中会同志四散，其在粤之机关，全部瓦解。香港兴中会总部，因无人主持而面临困境，“党务日弛”，革命工作难以为继。尢列后从越南西贡潜回香港，召集同志，于1897年4月20日(农历三月十九日)在九龙西拱成立一个秘密团体——中和堂，取“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之义，“使兴中会员得天地之和，无流离崩溃之苦”。[4]尢氏对此忆述说，广州起义失败后，“会员之逃亡海外者过半”，国内“领导无人”，“于是丁酉三月不得已而组中和堂……以济兴中会之不逮。”[5]
尽管史料记载无多，但香港中和堂确有其事。港英政府文献显示，中和堂是第一个以香港为总部的三合会，目的是团结和领导当地的秘密会党(多为劳工阶层)，引导其加入革命阵营，“虽然该会为不合法组织，但完全以政治活动为目标，并无以私利为目的来进行恐吓、行劫或谋杀的罪行”。[6]尢列早年即加入洪门，通过他的努力，中和堂在联络兴中会余众及当地三合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7]
而对于横滨中和堂的发源及改造，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冯自由所述亦不尽相同，然皆认为尢列、陈少白二人与它有莫大关联。[8]后之学人、政客多因循冯氏之说，不加考订，以讹传讹。可事实上，陈氏作为重要当事人，对横滨中和堂相当熟悉，故其在《兴中会革命史别录》中的说法更为可信。[9]也就是说，中和堂原名“忠和堂”，为陈所代为定名。陈氏1899年4、5月间因受孙中山派遣往香港筹款、办报[10]而离日后，忠和堂继续与保皇会对抗。
另据日本外务省档案，1899年1月17—20日，革命派与维新派因大同学校职员改选之事发生冲突，校内的改革派(孙中山派)于17日“以一百五十一号忠和堂的名义在居留地内的两处地方张贴红纸告示”。[11]可见，“忠和堂”一名迟至1899年初已经出现。④1900年10月31日，尢列因助孙中山策划华南独立事被清政府悬赏通缉，避往日本，抵达神户，[12]并于11月15日移居横滨山下町一百九十八号中国人鲍式照处。[13]
此后，尢列联络忠和堂成员鲍唐、翟美徒等改造之，并改其名为“中和堂”，被举为会长。尢出任中和堂会长后，一方面继续招纳华侨劳工中的私会党参加，对他们加以革命思想的训练和教育，以推进革命宣传工作；[14]另一方面，时常邀请革命志士前来演讲，以增强其“种族观念”，并加强与兴中会的联系。1901年1月1日，留日学生团体励志会在东京上野精养轩召开元旦庆祝会，与会者有日本进步党领袖犬养毅，菲律宾独立军代表彭西，中和堂代表尢列、翟美徒及励志会会员等三十余人。[15]可见，中和堂在留日学界及革命派中已初具影响。就横滨中和堂而言，陈、尢均只有改造之功，而无创建之劳。冯自由曾云，中和堂系“旅日华侨工界所设之小俱乐部，并非革命党员所组织，陈少白、尢列曾利用之以反对保皇会”，[16]此当为中肯之论。
二、中和堂在新马的拓展及其对当地革命力量的调动
1901年4月20日，尢列搭乘博多丸号汽船，由横滨启程，[17]经神户前往新加坡。[18]抵新后，他即致力于宣传革命排满，使革命派与当地华侨社会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并进而建立新马中和堂。在他的努力下，当地的革命运动与革命势力开始奠定基础。此为笔者论述之重点所在。
早在1900年6月，孙中山即已有移居新加坡，借机游历南洋诸岛，将其作为革命基地的打算。[19]然当时新加坡华侨社会风气闭塞，思想保守，革命军将领黄福、黄耀庭、邓子瑜在庚子惠州起义失败后流亡当地时皆不敢以真实面目示人。[20]而孙氏因同年7月前往新加坡营救宫崎寅藏等人被殖民当局判处五年之内不得入境，[21]加之次年1月兴中会领袖之一杨衢云在香港遇刺身亡，[22]使得开辟一新的革命基地更显必要和急迫。尢列为孙之密友，在横滨时曾与其同寓于前田桥第一百二十一番馆，议定推进革命的两种计划——联络学界、开导华侨，[23]陪同其会晤清政府驻日公使李盛铎，[24]并协助其举行杨衢云追悼会，[25]孙氏对他的交际能力及在香港、横滨组织秘密会党与劳工的丰富经验非常熟悉，故派其前往新加坡再合适不过了。⑤
尢列到达新加坡后，不敢公然向知识分子及富有商人谈革命，便在牛车水单边街开设医馆，借悬壶济世的机会，秘密地向会党及农工阶层宣传革命。他个性随和，与下层社会意气相投，往还颇密，并常投身烟馆赌场，深入了解他们的疾苦及生活、思想方式。经营半年，收效初显，渐得会党及农工阶层信仰。尢氏遂仿照横滨中和堂办法，以“忠心义气、手足相扶”为号召，召集会党及劳工同志，在新加坡创设中和堂。[26]
随即他赴马来亚各埠活动，陆续在吉隆坡、怡保、槟榔屿、芙蓉等地设立分堂，且高悬惠州革命军所用之青天白日旗，作为与兴中会一脉相传的标志，从者日众。[27]1904年，他借教育名义在单边街设立讲堂，定期定时宣讲《四书》，阐述其中精义；1906年，他又在怡保募款设立同类性质的教育用书供应会，鼓励当地华人读书和讨论政治，并通过宣扬儒家微言大义来灌输革命意识。[28]而在吉隆坡，尢列则与当地中和堂骨干杜南一道设立“中和讲堂”，召集会众讨论反清的理论与实际，鼓吹共和政体。[29]1905年6月20日，为响应国内抵制美货运动，尢列在新加坡同济医院向华侨发表反美演说，[30]扩大了中和堂的影响。
中和堂对新马华侨社会革命力量的调动，不久亦逐渐往知识分子界拓展。原为维新派的《天南新报》记者黄世仲、黄伯耀(世仲之兄)、康荫田等人，即因与尢列密切往来，受革命思想影响，而加入中和堂，由维新派转为革命派。[31]经尢列的推介，黄世仲得于1902年冬担任香港《中国日报》记者，而黄伯耀、康荫田则在1904年新加坡革命派创办的第一家报纸《图南日报》担任记者。[32]其后加入中和堂的何德如、胡伯镶、邱焕文等人，亦是新马华侨社会中杰出的知识分子。何德如“中西学问，深饶根底”，[33]入中和堂后传播革命甚力。
尢列的革命宣传，后来也获得两位新加坡华侨富商陈楚楠和张永福的青睐。⑥陈、张二人早年热心于维新运动，[34]然因庚子事变而怀疑清廷保国安民的能力，渐渐转向革命。[35]1901年，他们加入了由陈连亩(楚楠之兄)组织的“小桃园俱乐部”，常聚集讨论中国时事及种族革命。[36]两人获悉老兴中会员尢列已在新加坡宣传革命，便由黄伯耀介绍，专程请谒，一见如故。[37]陈、张二人由此“渐倾向革命真理”，始得探索革命之门径。[38]在尢氏影响下，两人完全接受了革命党，完成从维新派向革命派的彻底转变。[39]
上海“苏报案”发后，陈、张二人深感有必要在南洋华侨社会内创办一种革命报刊，以为革命宣传之喉舌。[40]在尢列的积极支持和策动下，被称为“南洋革命党报之元祖”的《图南日报》于1903年秋冬间进入筹备阶段，次年春正式发行。[41]此报初由尢列介绍郑贯公担任总编辑，后改聘陈诗仲，郑、陈均为香港《中国日报》的记者。尢列则受聘为名誉编辑，中和堂成员黄伯耀、何德如、康荫田、胡伯镶、邱焕文等分任撰述译务。[42]在署名“吴兴季子”的发刊辞中，尢列开宗明义地阐明“图南”就是接近南洋之意，目的在于不分阶级地去接触华商、华工、土生华人及那些移民至南洋的华人。[43]
作为当时身处新马的兴中会领袖，尢列与远在香港地区、日本、美国的孙中山保持经常而密切的联系，以使孙氏的革命宗旨得以切实贯彻执行；在加强《图南日报》与香港《中国日报》、檀香山《檀山新报》及旧金山《大同日报》等革命报刊间团结互动的沟通中，他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44]《图南日报》开办后，致函《檀山新报》，要求互换报纸。⑦孙中山见后，大为快慰，并移书尢列探询该报为何人组织，以便通讯。尢举陈楚楠、陈诗仲等告之。[45]1905年7月初，孙中山由巴黎赴日本，船泊新加坡时，尢列如约偕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登船谒见。[46]1906年4月6日，孙中山抵新加坡，在下榻之地晚晴园成立同盟会分会，尢列与陈、张等一同宣誓加盟。[47]
三、中和堂与兴中会、同盟会的关系
中和堂是革命推进的直接产物，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它与兴中会、同盟会的关系或疏或密，其在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有所不同。
香港中和堂的诞生，旨在联络秘密会党和农工阶层，传播革命思想，以期维系革命组织，“济兴中会之不逮”。横滨中和堂创始之初只是华侨劳工的小俱乐部，经陈少白、尢列二人先后定名、改造后，其与兴中会的联系有所加强，革命意识因而增长，影响逐渐扩大。革命派在横滨面对的严峻形势，决定了中和堂之发起，在于发动华侨劳工，与保皇会抗衡。成立于1895年11月的横滨兴中会，随着康梁逃来横滨，及会长冯镜如倒向保皇派，活动日趋消沉，不能发挥革命团体应有的作用。而如上所言，围绕大同学校事件，在保皇、革命两派的斗争中，中和堂发挥了重要作用，亦即在横滨兴中会活动进展困难之时，代之而起的中和堂，实际成了当地革命派活动的重要力量。[48]
1901年尢列由日赴新，创建中和堂，向当地华侨秘密会党和下层社会(农工阶层)鼓吹革命，并尽其所能将影响扩展至知识分子界及商界，于发动新马华侨支持、参加革命具有开创之功。作为革命派早年侧重发动私会党政策的一部分，[49]新马中和堂的设立及所进行的活动，为日后新加坡同盟分会的建立，奠定了必要的思想、组织基础。具体而言，具有兴中会重要领袖与私会党分子双重身份的尢列，其在下层社会、知识分子、富商等华侨阶层中力所能及的革命宣传，为日后革命派开展类似工作做了必要的准备，提供了一些借鉴和经验。总之，早期的新马中和堂(1901—1906)不仅是革命的外围组织，即“兴中会外府”、“兴中会之别派”，某种程度上也是“兴中会南洋之支会”。[50]其主要的贡献，是在于招致下层社会和会党人士参加革命；尢列在灌输革命思想或进行革命的行动上，都开创了先例，并获得他们一定的支持，形成了日后革命运动的重要基础。[51]
香港、横滨中和堂及早期新马中和堂都与兴中会关系密切。而1906年新加坡同盟分会成立后，新马中和堂作为革命外围组织，开始与同盟会并肩作战，协助同盟会在新马各地建立分会(且中和堂成员也有加入者[52])，宣传革命思想，并积极回国参加起义，为革命事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孙中山偕林义顺、李竹痴前往吉隆坡扩大组织时，就得到当地中和堂支柱杜南、陈占梅等人的协助。[53]1907年8月20日，《中兴日报》出版，何德如、胡伯镶为其撰稿，与保皇派论战，笔锋犀利。[54]何氏还曾于1909年1—6月、1909年11月—1910年2月，两度出任该报总编辑。[55]当陶成章、章炳麟发起倒孙风潮时，他在《中兴日报》上刊布两篇社论，并转载《中国日报》、《公益报》和日本《日华新报》所刊登的一些文章，为孙中山辩护。[56]1907年11月他与何心田、胡兆鹏、胡亭川等人创办开明演说书报社，按期敦请革命派名流演说革命真理，争取中下层社会对革命的支持，“实开南洋风气之先”。[57]康荫田则与郭渊谷、周献瑞等人组织演讲队，每周日在各交通要道演说反清排满，反对君主立宪，慷慨激昂，闻者感动。[58]先后担任香港《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广东报》、《有所谓报》记者的中和堂成员黄世仲，在宣传革命思想方面亦不遗余力。除了撰《辨康有为政见书》一文(1903年)批驳康氏外，他还于1907年自创《少年报》，并在其上登载自作《洪秀全演义》。1908年8月此书由中国日报社以单行本出版，风行海内外，在南洋及美洲华侨聚居地家喻户晓，并改编为戏剧，“其发挥种族观念之影响，可谓至深且巨”。[59]
新马中和堂成员王和顺、黄明堂、关仁甫，[60]是1907、1908年钦州起义、镇南关起义、河口起义的实际指挥者。王、黄二人皆于1907年加入同盟会，并分别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镇南关都督，受命发动钦州起义、镇南关起义。次年3月，孙中山又命黄与王、关谋划河口起义。[61]而身处广州的邹鲁，亦积极奔走策划起义。[62]黄、邹皆为同盟会员。另外，中和堂成员大多出身劳工阶层，他们经济基础薄弱，但在反清斗争中，也捐资支持革命。1906年后，不少新马中和堂成员加入同盟会，故其捐资时，“皆以同盟会名义行之”。[63]而其他未入同盟会者也有所捐献。
1909年以后，尽管那些已加入同盟会，服膺革命真理的知识分子，如黄世仲、黄伯耀、康荫田、胡伯镶、杜南、陈占梅、邹鲁等，仍是各地同盟会分会的骨干和领袖，积极参加革命工作，但随着革命派的工作重点逐渐由秘密会党转为知识分子和新军，革命军主力发动地由国外转向国内，中和堂作为一股革命力量，其地位已大为下降。加之新马中和堂本与当地华侨会党渊源极深，虽非洪门的支派，且经过革命思想的熏陶和洗礼，少有帮会的山头主义习气，[64]但仍改不了其组织散漫、纪律松弛之固有毛病，[65]而这并不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或曰新马中和堂不过是兼具社会性和文娱性的俱乐部而已。[66]中和堂将领关仁甫等人在河口起义失败后流亡新加坡的种种行为，如寓于中兴报馆、武装抢劫等，引起孙中山的强烈不满。孙氏在1908年10月致吴悟叟的函中，称关“不听号令”。[67]而在1909年4月致暹罗同盟会员的函中，他对关仁甫等人的怨愤已达极点，说关等在新加坡、香港地区劫案频闻，“有辱吾党之名”，“吾党前程几为之累”，称其为“广西败类”、“贼性到处不改”。[68]在另一封信件中，他还提及，蔡厝港中兴石山开办后，败兵仍不受约束，在新发生劫案，尢列被牵涉入狱之事。[69]1909年4月22日，尢列与另外十九人被释放，旋遭驱逐，[70]因于5月10日乘船前往暹罗。[71]如此一来，新马中和堂随着尢列的离开而与同盟会关系渐疏，实不能再继续发挥联系下层社会(农工阶层)的作用了。孙中山在尢离新后被华民护卫司传召，在表明与尢氏昔日的“四大寇”革命情谊的同时，也强调自己在新加坡与尢毫无关系，且对其吸鸦片和行为不当感到失望。[72]可见，新加坡同盟分会成立后，尢、孙二人的关系已日渐疏远，[73]而反映在团体层面则是新马中和堂与同盟会关系的渐行渐远。尢列离新赴暹，标志着尢列及其他未入同盟会的中和堂成员开始退出同盟会的体系，走上真正独树一帜的道路。或曰中和堂与兴中会、同盟会的关系，实建立在尢列与孙中山的个人联系之上。[74]各时期中和堂与兴中会、同盟会的关系及作用见下表(表1)。

尢列在新马从事革命活动数年，使不属于保皇会的华侨(中立的华侨亦除外)大多聚集于中和堂的旗帜下，实在不能排除其个人野心。新加坡会党首领邓宏顺曾说，1901—1906年中和堂旗下的华侨认为尢列是革命党唯一的领袖，及至1906年孙中山南来新加坡组织同盟分会，有些华侨以为尢氏既是革命领袖，为什么又有一个孙中山再来提倡，是不是有几种不同的革命？[75]霹雳同盟分会会长郑螺生也对尢列的个人野心和新马中和堂宣传革命的方式颇有微词，说尢“藉兴中会之名义……滥收党员，无非敛财为目的”，并说新马中和堂在同盟会东京总部成立后“亦以同盟会之名义，提倡革命，收入党费，以为其本会宣传革命之用”。[76]这或可视为新马中和堂独树一帜的征兆和前奏。1906—1911年，中和堂仍是革命的外围组织，但与对其他革命外围组织(如书报社)态度不同的是，有的革命党人更愿意将其视为独立的革命团体，称其为南洋侨胞中的“三大分野”之一，即所谓“尢列为其领袖，其言论行动，表同情于同盟会亦多，或且附庸于同盟会，立于统一战线攻保皇党，惟迄于革命成功之日，中和堂始终未与同盟会合并，此其同而不同者”。[77]这种“同而不同”，反映出新马中和堂后期的分门立户趋势，虽然它仍支持革命。
中和堂与其他革命力量一道在人力、财力等方面对辛亥革命做出的力所能及的贡献，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鼓舞了国内民众推翻腐朽清政府的决心，同时也为自身参与革命争取了主动。然而，香港中和堂在尢列1900年赴日后不复存在；横滨中和堂在他1901年南来后独立发展，与革命派的关系实际并不密切，仅受后者名义上的指导，仍是一普通俱乐部。[78]因此，香港、横滨、新马三地的中和堂只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即先后由尢列创建、改造或主持，而无组织联系和上下统属，真正发挥较为长期革命作用的只有新马中和堂。不过，新马中和堂并没有明确的革命宗旨，也缺乏组织凝聚力，故其对辛亥革命的团体贡献亦有限，惟其某些成员参与革命时多以个人身份为之，活跃时间各异，个人贡献有差别，却不可小视。概而言之，中和堂的革命作用及其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就团体方面而言主要集中于1909年与同盟会分道扬镳之前，个人则不止于此；而在1906年新加坡同盟分会成立前，中和堂(尤其是横滨、新马中和堂)确是一股有一定影响力的革命力量，可视为当时革命团体勃兴的代表之一。
余论
中和堂与致公堂同为革命派倚重的秘密会党团体，且前者的创建者是兴中会领袖之一的尢列，但以具体实力计，前者远不及后者，兹仅以成员数论之：据颜清湟的研究，在1906—1911年10月期间，新马革命派(包括革命派的支持者)最多只有2000～3500人，仅占当时新马整个华侨社会15岁以上总人口的0.3％～0.5％；而武昌起义爆发后的一个月内，新马响应中国革命者也只有30000～41000人，对应比例为4.4％～5.9％。[79]三地中和堂中发挥长期作用的新马中和堂，其成员总数就可想而知了。1913年中和堂在向北京政府内务部申请立案的呈文中，自称“党员不下四十余万”，[80]未免过于夸张。而北美致公堂则不然，其成员分别占旅美、旅加华侨总人数的“十之七八”、“十之八九”。[81]1907年美洲华侨已有272,829人，[82]其中大部分集中于北美，由此可以想象北美致公堂的实力。两相对比，实力互见，这种差距决定了两者在华侨社会中实际影响力的大小，也决定了革命派对他们的态度。
从既有资料来看，孙中山对中和堂关注甚少。孙氏明确提及中和堂，是在1902年。当时尢列已在新马建立中和堂并开始宣传革命，然孙氏认为中和堂只是“海隅下层之雄”，革命要成功，非得发动“士大夫”不可。[83]孙氏这种对中和堂的轻视态度，对其他革命党人产生了不小影响，致使革命党人只欲争取中和党的上层知识分子，而不考虑从内部真正改造并与之合并的问题。相比之下，革命派利用致公堂的方式则有很大不同：对于致公堂，孙中山认为其在北美“势力极大”，[84]对其非常重视，欲从内部改造、利用之。为此，他1904年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而后前往旧金山，改订洪门致公堂的章程，将同盟会的纲领融汇其中，向其灌输革命思想，并于1911年动员全体同盟会员加入致公堂。孙氏一直与致公堂的首领关系密切，并得后者支持，与其一道从思想上争取普通会众，发动他们为革命捐款。事实证明，孙中山对致公堂的改造、利用是成功的，同盟会时期北美致公堂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对革命派的支援居于各地之冠。[85]
武昌起义爆发后，尢列回国，命王和顺、黄明堂、关仁甫、黄世仲等中和堂同志统率所属民军，参与广东军事。[86]1913年春，尢列应袁世凯之召北上，向内务部呈请中和堂立案，并出任总统府高级顾问。[87]后尢虽弃袁而去，但此事在当时影响恶劣，最终导致其与孙中山关系更加疏远。[88]而1912年3月，王和顺统领之中和堂“惠军”在广东与督部新军的冲突，即已让孙氏感到气愤，并通电广东报界予以责问。[89]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二次护法，延请陈少白、尢列、杨鹤龄三人居观音山文澜阁，以叙昔日“四大寇”之谊。然尢因与陈语言不和，加之与孙之革命情谊已如明日黄花，不久便离去。[90]中和堂立案后，虽为独立的政党(亦即“中国共和党”)，然已成革命的细枝末节，不能左右局势了。
［收稿日期］2011-10-10；［修回日期］2012-04-12
注释：
①本文所言“辛亥革命”，系采其广义，时限为1894—1911年。
②尢列(1865—1936)，广东顺德人。1882年在上海加入洪门。1888年在香港结识孙中山，因畅谈革命，与陈少白、杨鹤龄一起被时人称为“四大寇”。参与组建香港兴中会总部，并与孙一起筹划、指挥1895年广州起义。1897年在香港创立中和堂；1900年至日本，改造横滨中和堂；1901年至新加坡，再建中和堂。见冯自由：《尢列事略》、《尢列事略补述一》、《尢列事略补述二》，《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6～41页；冼江：《尢列事略》，尢嘉博编：《尢列集》，香港：年丰公司，1987年，第41～96页。尢列之名，有写作“尢烈”、“尤列”、“尤烈”者，皆误，现均改为“尢列”。
③其他著作包括：［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丘权政、符致兴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邱格屏：《世外无桃源：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尤迪光、尤迪桓：《四大寇——尢列》，香港：基业印刷厂有限公司，2007年。文章则有：庄政：《革命先进尢列生平与志业考述》，《复兴岗学报》1985年6月第33期；殷华：《中国中和党的历史演变》，《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尤曾家丽：《尢列与辛亥革命》，香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④1899年10月，兴中会、哥老会及三合会首领在香港召开合并会议，成立忠和堂兴汉会，推孙中山为会长。此名前半部或源自横滨之忠和堂。尢列并未与会，故香港中和堂与兴汉会是否有具体联系未可知。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88～189页；［日］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新修订版)，林启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1页。
⑤兴中会另一领袖陈少白当时在香港办报，无法脱身。
⑥陈、张二人日后先后担任新加坡同盟分会会长，为新加坡华侨的革命领袖。
⑦尢列会定期将《图南日报》各期寄给孙中山，见Wang Gungwu, "Sun Yat-Sen and Singapore",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 15, Dec. 1959, Part Ⅱ, p. 58。
⑧笔者将香港中和堂时间下限定为1899年，主要原因是：陈少白于当年4月抵港办报，而兴汉会10月在港成立，二者皆致力于革命宣传，与中和堂有某种承袭性。

参考文献：

[1]［澳］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李恩涵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2]黄建淳：《新加坡华侨会党对辛亥革命影响之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1988年。
[3]章志诚：《尢列与中和堂》，《杭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4]《尢列》，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一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第63页；邹鲁：《尢列先生事略》，《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217页；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国史馆馆刊》创刊号，北京：国家图书馆藏，1947年12月，第47页。
[5]尢列：《对时局之宣言》，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7～38页。
[6]W. P. Morgan, Triad Societie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Press, 1960, p. 25. 译文见吴伦霓霞：《兴中会前期(1894—1900)孙中山革命运动与香港的关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9期(1990年6月)，第222页。
[7]W. P. Morgan, op. cit., pp. 64-65；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23页。
[8]详见冯自由：《中和堂小史》，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128～130页；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华侨与辛亥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4～35页。
[9]陈少白：《尢少纨略史》，《兴中会革命史别录》，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0页。
[10]陈德芸：《陈少白先生年谱》，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12～13页。
[11]“神奈川县知事浅田德则致青木外相：关于清国人的报告”，日本外务省档案，440042，甲秘第32号，明治32年(1899)1月18日，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六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12页；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71页。
[12]“明治33年(1900)10月31日兵库县报”，日本外务省档案，兵发秘第666号，转引自陈锡祺：前引书，第263页。
[13]“神奈川县知事报告外务大臣：清国人尢列到横滨”，日本外务省档案，440542，甲秘第485号，明治33年(1900)11月20日，章开沅等主编：前引书，第86页。原文误作“鲍武照”，现据陈锡祺前引书第263页改。
[14]［澳］颜清湟：前引书，第60～61页。
[15]冯自由：《励志会与译书汇编》，《革命逸史》(初集)，第99页。
[16]冯自由：《宋教仁遗著程家柽革命大事略补述》，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六集)，第59页。
[17]“神奈川县知事报告外务大臣：尢列乘船前往新加坡”，日本外务省档案，440621，甲秘第122号，明治34年(1901)4月20日，章开沅等主编：前引书，第94页。
[18]“兵库县知事报告外务大臣：清国人往来情况报告”，日本外务省档案，440622，兵发秘第202号，明治34年(1901)4月22日，章开沅等主编：前引书，第94页。
[19]“神奈川县知事报告外务大臣：孙逸仙与人密谈之内容”，日本外务省档案，440165，甲秘第212号，明治33年6月11日，章开沅等主编：前引书，第36～37页。
[20]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华侨与辛亥革命》，第56页。
[21]CO(Colonial Office Records)273/257，1900年7月26日，转引自李励图：《海峡政府对孙中山之态度(1900—1911)》，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委员会：《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1986年，第168页。近来有学者认为，孙中山此行并非为营救宫崎等人而来，而是早有部署，见彭剑：《清季宪政大辩论——〈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论战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8页。
[22]尢列：《杨衢云略史》，《尢列集》，第247页。
[23]冯自由：《尢列事略补述一》，《革命逸史》(初集)，第3l页。
[24]“孙逸仙会晤清国公使”，日本外务省档案，440578，乙秘第758号，明治33年12月14日收，章开沅等主编：前引书，第89页。
[25]《致谢缵泰函》，1901年2月13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05～206页。
[26]冯自由：《尢列事略》、《新加坡图南日报》，《中和堂小史》，《革命逸史》(初集、第三集)，第27、171，130页；［澳］颜清湟：前引书，第65～67页。
[27]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华侨与辛亥革命》，第57页。
[28]《仕商告白：一叶楼孔道讲堂》，《天南新报》1904年3月1日，第3版，亦见［澳］颜清湟：前引书，第68页；［美］史扶邻：前引书，第265页。
[29]陈占梅：《杜南先生事略》，《杜南先生哀思录》，吉隆坡，1940年，第9页，转引自［澳］颜清湟：前引书，第68页；陈其瑗：《辛亥前后彭泽民先生和吉隆坡华侨的革命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92页。
[30]《要电代论：纪新嘉坡华商集议助拒美约事》，《叻报》1905年6月21日，第2版。
[31]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华侨与辛亥革命》，第56、57页；［澳］颜清湟：前引书，第69页。
[32]冯自由：《华侨开国革命史》，《华侨与辛亥革命》，第56页；冯自由：《洪秀全演义作者黄世仲》，《革命逸史》(第二集)，第41页。
[33]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上海：东方印书馆，1929年，第266页。
[34]陈楚楠：《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丘权政、杜春和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0～31页。
[35]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华侨与辛亥革命》，第93页。
[36]陈楚楠：前引文，《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第31页；张永福：前引书，《华侨与辛亥革命》，第93页；［澳］颜清湟：前引书，第76～77、82正文及注121。
[37]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华侨与辛亥革命》，第58页；冯自由：《尢列事略》，《革命逸史》(初集)，第27页。
[38]冯自由：《林义顺事略》，《革命逸史》(初集)，第175页；《南洋各地革命党报述略》，《革命逸史》(第四集)，第139页。
[39]毕观华：《陈楚楠》，孙炳炎编：《怡和轩九十周年纪念特刊(1895—1985)》，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1985年，第98页。
[40]张永福：前引书，《华侨与辛亥革命》，第94～95页；陈楚楠：前引文，《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第31页。
[41]冯自由：《南洋各地革命党报述略》，《革命逸史》(第四集)，第139页；陈楚楠：前引文，《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第32页；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华侨与辛亥革命》，第58页。
[42]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华侨与辛亥革命》，第58页；冯自由：《中和堂小史》，《革命逸史》(第三集)，第131页。
[43]《天南新报》1904年1月21日，第2版，转引自［澳］颜清湟：前引书，第92页；毕观华：前引文，《怡和轩九十周年纪念特刊(1895—1985)》，第98页。
[44]［澳］颜清湟：前引书，第93页。
[45]冯自由：《南洋革命党第一人陈楚楠》，《革命逸史》(第三集)，第181～182页。
[46]陈楚楠：前引文，《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第3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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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日］松本武彦：《兴中会在孙中山革命活动中的意义》，周泮池译，《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八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7～19页。
[49]［澳］颜清湟：前引书，第67页。
[50]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册)，第17页；冯自由：《洪秀全演义作者黄世仲》，《革命逸史》(第二集)，第41页；张镜影：《邹鲁》，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六集)，第341页。
[51]黄建淳：前引书，第106、139页；［澳］颜清湟：前引书，第67～68页；Wang Gungwu, "Sun Yat-Sen and Singapore",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 15, Dec. 1959, Part Ⅱ, p. 58.
[52]沈太闲：《我所知道的马来亚同盟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305页。亦见冯自由：《中和堂小史》，《革命逸史》(第三集)，第132页。
[53]［澳］颜清湟：前引书，第115～118页正文及注55。
[54]赵金钰：《中兴日报》，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四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页；张永福：前引书，《华侨与辛亥革命》，第112页。
[55]崔贵强：《中兴日报：新加坡同盟会的喉舌(1907—1910)》，《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第148页正文及注31、33。
[56]崔贵强：《中兴日报：新加坡同盟会的喉舌(1907—1910)》，《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第149页；［澳］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第241～243页。
[57]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华侨与辛亥革命》，第66页。
[58]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华侨与辛亥革命》，第66页；林义顺：《中华民国开国革命史之一页》，《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中国同盟会一)》，台北：正中书局，1969年，第550页。
[59]冯自由：《洪秀全演义作者黄世仲》，《革命逸史》(第二集)，第41～42页。
[60]冼江：前引文，《尢列集》，第67、69、96页；尤迪光、尤迪桓：前引书，第14页照片。
[61]张海鹏、李细珠：《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4～345页。
[62]张镜影：前引文，《革命人物志》(第六集)，第341页。
[63]冯自由：《中和堂小史》，《革命逸史》(第三集)，第133页。
[64]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第343～344页。
[65]陈春生：《南洋华侨与革命》，《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中国同盟会一)》，第501页。
[66]［美］史扶邻：前引书，第265页；Wang Gungwu, op. cit., p. 58。
[67]《致吴悟叟函》，1908年10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92页。
[68]《致暹罗同盟会员函》，1909年4月7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09页。
[69]《致邓泽如函》，1909年4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08页。亦见惩革：《革党乎劫匪乎》，《南洋总汇新报》1909年3月3日，第1版；绍轩：《总汇报毁谤革命党之无理》，《中兴日报》1909年3月4日，第1版。
[70]《要电汇录—本坡：星架坡将少一革命党魁》，《南洋总汇新报》1909年5月21日，第2版。“星架坡”即“新加坡”。
[71]《致邓泽如函》，1909年5月12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12页。
[72]《中国政治社会记实》，《中国局势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 of Chinese Affairs)，1934年5月，第45期，第22页，转引自陈蒙鹤：《早期新加坡华文报章与华人社会(1881—1912)》，胡兴荣译，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8年，第87页注1。
[73]冯自由：《兴中会人名事迹考》，《革命逸史》(第四集)，第36页。
[74]黄建淳：前引书，第139页。
[75]黄福銮：《华侨与中国革命》，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1955年，第62、68页。
[76]郑螺生：《华侨革命之前因后果》，黄警顽编：《南洋霹雳华侨革命史迹》，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公司，1933年，第3页；亦见［澳］颜清湟：前引书，第113页。
[77]陈春生：前引文，《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中国同盟会一)》，第501页。
[78]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华侨与辛亥革命》，第35页。
[79]［澳］颜清湟：前引书，第287～291页。
[80]陈庆泰：《中国共和党呈请立案史料》，《历史档案》1985年第4期，第42页。
[81]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华侨与辛亥革命》，第42、79页。
[82]《内务：华侨人口》，《东方杂志》1907年第4卷第10期，第510页。
[83]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国史馆馆刊》创刊号，第55页。
[84]《复黄宗仰函》，1904年6月10日，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41页。
[85]任贵祥：《民前孙中山对海外洪门会党的争取和改造》，《史学月刊》1998年第2期；郭景荣：《爱国华侨在经济上对辛亥革命的支持和贡献》，洪丝丝等编：《辛亥革命与华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56页。
[86]冼江：前引文，《尢列集》，第68～69页；李朗如、陆满：《辛亥革命时期广东民军概况》，《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12页。
[87]冯自由：《尢列事略》，《尢列事略补述二》，《革命逸史》(初集)，第28、33～36页；陈庆泰：《中国共和党呈请立案史料》，《历史档案》1985年第4期。
[88]孙、尢两人关系疏远的时代背景及深层次原因，参见蔡少卿：《论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会党关系的破裂》，《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9～291页；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第447～449页。
[89]《致王和顺电》，1912年3月12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32页。
[90]冯自由：《中和堂小史》，《革命逸史》(第三集)，第134～135页。^

（转引自：《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京)2012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