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满洲八旗/俄罗斯佐领/哥萨克/阿尔巴津

   

    满族以少数民族身份崛起辽东并入主中原，从清太祖草创之际，便将边疆少数民族视为“同根同源”及汲取兵源的储库，以怀柔、征抚等手段将边疆少数民族部众内迁编旗。有清一代，清政府提倡“华夷一家”以“树羽翼于同部”，①积极招抚边疆各民族入旗，以壮大满洲共同体。除编设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外，还将其他边疆少数民族以“新满洲”形式编入满洲八旗。入关前即编设了6个高丽索罗豁佐领，入关后，另编设番子(四川西部藏族)佐领、俄罗斯佐领各1个。清代招抚库雅喇、赫哲、鄂伦春、锡伯等“新满洲”入旗，是“新满洲”及满族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目前学界对此问题已有一定研究，②但已有成果多集中在对库雅喇、赫哲等部、族编旗的探讨上，关于俄罗斯佐领相关问题的研究尚不充分，已有相关研究多专论佐领编设过程及其汉化等内容，③对俄罗斯人迁入与安置等问题研究尚不够深入，且多有讹误或分歧之处，关于其职责更是鲜有论述。笔者通过挖掘考辨新史料，充分利用《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及《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历史文献补编——十七世纪中俄关系文件选译》等珍贵的档案资料，特别是利用前人鲜见使用的《辽左见闻录》、《平定罗刹方略》、《听雨丛谈》等清人笔记文集及《东正教在华二百年史》等新资料，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除对俄罗斯降人(包括遣返者)的来源及去向、俄罗斯佐领编设过程进行系统阐述并提出新的看法外，拟重点解决俄罗斯人迁居盛京始末、清政府授官情况及其承担各项职责、福利待遇等前人未曾探讨的问题，试对清前期俄罗斯佐领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俄罗斯人的迁入、遣返与安置
    早在入关前，即有一部分俄罗斯逃人进入中国东北境内，“阿尔巴津人的先辈中有7个人在(满人)夺取中国前(即1644年前)就从俄国逃到了满洲”。④17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清政府与沙俄在黑龙江中游雅克萨⑤(俄方称阿尔巴津)等地发生了一系列军事冲突。在此前后，一些被清军及鄂伦春、达斡尔等民族俘虏或投诚的沙俄哥萨克⑥(俄国史籍上称其为“阿尔巴津人”)陆续被迁入中国。⑦清政府首先遇到的棘手问题就是将这些俄罗斯人迁至何处及如何妥善安置他们？经过康熙皇帝与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副都统郎谈等清军将领的商议，这些被俘获及投诚的俄罗斯人被陆续迁入北京、盛京等地。
    迁居北京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组织翻译出版的俄国学者、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成员尼古拉·阿多拉茨基所著《东正教在华二百年史》，利用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等档案，记述了俄国传教团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至嘉庆十三年(1808)120多年的东正教在华活动，其中上编第二、三章叙述了雅克萨战争起因、经过及被俘阿尔巴津人在华活动等情况。该书对俄罗斯人进入北京情况有所记载：“清朝的第一个皇帝顺治于1651年派了千人部队攻打阿尔巴津。……中国军队将其中一部分人作为战俘押解至北京。”⑧
    康熙年间，随着清政府不断加强东北边防，清军及东北各民族群众抗击沙俄入侵，更多的俄罗斯人被俘或投诚，并被迁入北京。康熙七年，俄罗斯人宜番(或伊番、伊万)等人归附，被迁至北京。《清圣祖实录》对被清军俘获及归顺的俄罗斯人迁居北京并交户部安插等情况多有记载：康熙二十二年，先是由兵部奏事章京南岱携至北京2名俄罗斯人。⑨随后，“阿达哈哈番马喇等奏：索伦总管博克等所获罗刹及军前招降者，共选五人，遵旨送京。余二十六人，皆迫于大兵，始行投诚。索伦距罗刹近，不宜久留，应一并解至。议政王大臣等议，送京交户部安插。”⑩可见，此年共有33名俄罗斯人迁居北京(一般观点都认为是31名，未统计南岱携至2人)。康熙二十三年正月，俄罗斯人米海罗等21人被招抚，并迁至北京。“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疏报，夸兰大鄂罗舜等今年正月十一日抵罗刹地方……招抚罗刹米海罗等二十一人。上命递送米海罗等至京，交户部安插。”(11)七月，副都统马喇派遣达斡尔族副头目倍勒尔等侦查雅克萨城情形，途中遇俄罗斯人，杀死2人，俘获费要多罗(或称费岳多罗)并交户部安插。(12)康熙二十四年四月，马喇再次派遣倍勒尔等人侦查敌情，又生擒俄罗斯噶瓦力喇等6人送至北京。(13)五月，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与都统彭春、副都统郎谈等率大批清军围攻雅克萨，经过十天激战，俄军“一百人被击毙，塔楼与城堡破坏无遗……火药和**，皆已告罄”。(14)在此情况下，俄军官托尔布津被迫率众投降并撤离雅克萨城，清军取得了雅克萨之战的胜利。
    第一次雅克萨战争结束后，除托尔布津等人被遣返外，大多数被俘及投诚的俄罗斯人希望重返沙皇俄国，只有1/3左右表示愿意效忠清政府。经过副都统郎谈等人商议，决定将希望被遣返沙俄的这部分俄罗斯人，随同凯旋班师的清军全部迁至北京。关于此次迁居北京俄俘的具体人数存在分歧，一说认为是25人或26人；(15)二说认为是40人；(16)三说则认为是101人(含家眷)，“据丹尼尔神父说，一共有151名阿尔巴津人投降。中国将军郎谈当时向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你们中有谁愿意回国，有谁愿意为中国皇帝效力？结果愿意回国者有101人……将军下令将其全部作为俘虏带走。……将愿意回国者带到北京。”(17)笔者认为，此处表示愿意归国的俄罗斯人应包括家眷，其中男性壮丁45人。(18)按照古代惯例，不可信任者被迁居京城，以便就近监视。可见，清廷对俄俘的处理是符合此惯例的。这样，清政府便将这些大部分愿归国者安置于北京(19)，以对其加强控制。
    康熙二十四年七月，俄罗斯人宜番(俄罗斯叫此名者甚多，并非康熙七年归附之宜番)等4人被鄂伦春人擒获，“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疏报：无底儿河罗刹鄂衣多里遣罗刹宜番等四人，来诱鄂罗春立克顶格等，被擒送到”。(20)可见，除了雅克萨战争期间集中被俘者外，还有若干零散被俘及投诚的俄罗斯人迁居北京。加之原先已在京定居者，迁居北京的俄罗斯人总数约有百余人(这里仅指壮丁，不包括妇女、儿童等家眷)，其中仅康熙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两年间，清政府即得到俘获及投诚的俄罗斯人77名。
    迁居盛京　清政府依据俄罗斯降人的效忠表现决定迁入地点，将那些不愿意留在中国者迁居北京，而那些表示愿意效忠清政府、不愿回国者则一律发遣盛京安插。关于迁居盛京俄俘的具体人数，文献记载亦存在分歧，一说认为是45人；(21)另一说认为是50人。(22)清政府认为这些愿归顺者既然不效忠自己的君主，不热爱自己的祖国，那他们也不会效忠于清朝，因而不值得被清政府信任和重用。这样，清政府便将他们安置在满洲(指东北)的盛京。前人对安置于盛京俄俘的具体情况未见论及，笔者通过挖掘辨析史料发现中国文献对迁居盛京俄俘的记载不乏其例。《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将部分俄俘安置于盛京，“示以威德，招抚罗刹，免死放归……投诚罗刹巴里西等，安插盛京。”(23)另据清人王一元所著《辽左见闻录》(手抄本未刊印)记载：“乙丑(即康熙二十四年)，命建义侯林兴珠等率兵讨鄂尔多期国(按：亦名老枪)，破之，降其众千余人。十月至盛京，其人凹目高鼻，目睛冥濛少光彩。男子皆虬髯，多红黄相杂，绝少黑者。妇人发亦然……奉旨安插八关厢，分旗披甲，后兼通华语，发须亦少变色矣。”(24)笔者认为这些人即为当时表示愿意归降清政府的俄罗斯人，他们被迁入盛京并分散编入八旗(未单列佐领)，成为满洲八旗的成员。但他们后来的命运多无从可知，仅有一人见于记载。康熙五十年，为补充俄罗斯文馆师资，获准从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地招聘教习，其中由盛京方面推荐的俄罗斯降人尼堪，被留京录用，并编入满洲镶黄旗俄罗斯佐领。(25)
    遣返　俄罗斯人除了被分别迁入北京、盛京外，还有一些被陆续遣返沙俄。据载，康熙二十四年四月，清政府将噶瓦力喇等6人送至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处，于清军进兵时示以宽大而悉行放还；七月，宜番等4人携带写有毋得再犯清朝边境及送还逃人等内容的俄文文书被释归，(26)共计10人被遣归沙俄。
    安置照顾　虽然俄罗斯人来自异国他乡，但清政府并没有将这些异族人视为外敌，而是表现出包容与宽大的姿态，(27)采取与边疆地区投诚及被征抚的库雅喇、赫哲等部、族类似的“新满洲”模式，对俄罗斯人在吃穿用度等方面尽可能给予妥善安置及特殊照顾，使其同满洲八旗官兵一样享有优厚的待遇。(28)正如康熙皇帝自己所言：“朕体好生之德，未戮(罗刹)一人，皆加豢养，使各得其所。”(29)迁居北京的俄罗斯人，清政府不仅赐予他们房屋、土地、墓地，并定期给予其津贴补助及配给衣服，还将步军统领衙门关押的女犯赐予其为妻，一些军官甚至被指定与官宦人家女子婚配。正如《东正教在华二百年史》中所记载的，俄罗斯人安置到北京后，得到了官家住房、安家补助、俸禄以及廪饩，同时还分到一块土地作为坟地；最后，刑部还给他们分配了妻子。(30)康熙皇帝不仅在物质方面给予俄罗斯人充分的照顾，还赐予他们三年绝对的自由，使其在法律上享受犯法或违反军纪可宽免3年的特殊待遇。可见，清政府对俄罗斯人的安置照顾是无微不至的。
    授予官职　为进一步扩大招抚，对于已投诚的俄罗斯人，康熙皇帝一再谕命予以宽大，妥善安置。清政府甚至将俘虏中的沙俄军官分别授予四品至七品的官职。顺治五年，俄国逃人新受洗的原伊斯兰教徒阿纳尼亚·乌鲁斯拉诺夫(满文称为伍朗格里)在北京被清政府任命为管理这些逃人的头领。康熙二十二年，“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疏报，牛满河之奇勒尔奚鲁噶奴等，杀十余罗刹，携其妻子来归。鄂罗春之朱尔铿格等，于净溪里乌喇杀五罗刹，并获其鸟枪来报。又闻飞牙喀之人，击杀罗刹甚众。应乘此时酌给新投诚罗刹吉礼过里、鄂佛那西、马克西木等官职。旧投诚罗刹宜番、鄂噶番、席图颁三人，效力勤劳，亦宜给以官职。得旨：宜番近已授骁骑校，鄂噶番、席图颁及新投诚之吉礼过里、鄂佛那西、马克西木，俱授七品官。……时值沍寒，并以裘帽赐之。”(31)可见，除赏赐衣帽，早期投诚者多被授予各级官职，其中宜番被授予骁骑校(正六品)，鄂噶番、席图颁等俱授七品官(恩骑尉)，而伍朗各里身为佐领，官居正四品。另外，对于担任俄罗斯文馆教习及长期翻译俄罗斯文书者，清政府亦予以提升以示奖励。雍正二年(1724)，大学士马齐奏请提升俄文翻译库兹马和雅科夫的官阶，库兹马补放本佐领骁骑校，雅科夫升为六品官，“仍在领催上行走”。(32)这样，俄罗斯人不仅从俘虏提升为满洲旗人，一部分人甚至通过各种途径被授官任职，成为清朝统治阶层。
    信仰自由　清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事务极为重视，乾隆皇帝曾说：“中国抚驭远人，全在恩威并用，令其感而知畏，方为良法。”(33)依据“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原则，清政府给予归顺各部、族“各听其便”的宗教信仰自由，对外来宗教采取宽容政策。清政府保持俄罗斯人的宗教信仰及其习俗不予干涉，康熙皇帝还特许俄罗斯人维持东正教的信仰自由(清政府禁止旗人信奉东正教、天主教等洋教)。俄国战俘离开雅克萨前，从当地教堂带走了简单的圣器及圣像，其中包括一幅尼古拉像，并强行掳走了马克西姆·列昂节夫(笔者认为他即为上文的马克西木)神父。(34)康熙二十四年，俄罗斯人被迁至北京后，除享受康熙皇帝的怀柔优待政策外，清政府亦将安置俄罗斯人及其家属所在地——东直门胡家圈胡同的一座关帝庙(另一说是佛寺)——拨给他们作为祈祷所，被其称为圣尼古拉教堂；康熙三十五年更名为圣索菲亚教堂，成为北京第一座东正教堂，北京人称为“罗刹庙”或俄罗斯“北馆”。(35)马克西姆也成为中国第一位东正教司祭，康熙皇帝甚至授予他七品官衔，让其主持教堂活动。直至马克西姆去世前(1711或1712年)，他常为俄罗斯人主持祈祷、圣礼并进行宣教活动。为使这些俄罗斯人维持东正教的信仰，沙俄政府和东正教教会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至1917年的200年间陆续派遣了18届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对已归顺清朝的俄罗斯战俘和逃人及其后裔进行宗教指导。
    二、俄罗斯佐领的编设
    随着俄罗斯人的陆续迁入及安置，清政府在其过渡一段时间逐渐适应新环境后，将其编旗设佐以加强管理，循序渐进的方式也减少了编旗阻力。据笔者考证，俄罗斯佐领的构成主要分为二部分，主体部分是俄罗斯降人，其中最早编入满洲八旗是在顺治时期，“顺治五年即1649年，(36)俄国人伍朗格里愿归顺中国，被编入牛录，授副佐领。该佐领隶镶黄旗，顺治年间两次来京”。(37)笔者认为伍朗格里最初可能在盛京等地编旗，后来才迁居北京。“被俘的阿尔巴津人就被列入当时的披甲阶层。他们属于满洲八旗的镶黄旗，编入顺治五年(1648年)设立的一个佐领。这个佐领可能就是由俄国俘虏的后裔组成的，因此在阿尔巴津人给皇帝的呈文(1860年11月28日)中将之称为俄罗斯佐领。”(38)因俄罗斯人丁不够单列佐领标准，故未单独编设佐领。另一部分包括来自俄国的逃人，如卡尔梅克人(39)及其他因为各种原因于17世纪离开西伯利亚的异族人。“在他(伍朗格里)的领导下，以瓦西里为头领(分得拨什库(40))的阿尔巴津人加入了俄罗斯佐领。”(41)
    关于该佐领的形成过程，清朝官修史书《钦定八旗通志》记载：“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将尼布绰等地方取来鄂罗斯三十一人及顺治五年来归之鄂罗斯伍朗各里、康熙七年来归之鄂罗斯伊番等编为半个佐领，即以伍朗各里管理。后二次又取来鄂罗斯七十人，遂编为整佐领。”(42)据此可知，最早归附的俄罗斯人有顺治五年的伍朗各里一人；第二批是康熙七年归附的宜番(或伊番、伊万)等人；第三批人数较多，即康熙二十二年从尼布楚等地方取来俄罗斯人31名(此年共获俄罗斯人33名，其中有2人遣归)。俄国文献记载此年七月，“阿尔巴津(雅克萨)总管……派格里什卡·斯捷潘诺维奇·梅利尼克等20名军役人员自阿尔巴津堡沿阿穆尔河下行去贝斯特拉亚河一带为我皇(沙皇)征收实物税。他同时还派自由猎人47名与之同行，既为行猎，也为壮大声势。此行共计67人……自阿尔巴津堡沿阿穆尔河顺流而下，航行11日后，突与岬后闪出来的中国人不期而遇”，(43)结果被清军俘获30余人。此事中方文献亦有记载：“罗刹诸人沿黑龙江而下，遇我将卒，降其三十余人。”(44)《清圣祖实录》对此亦有大体相同记载。(45)
    《钦定八旗通志》引文中所指“后二次”即前文所述的康熙二十三年、二十四年所俘及投诚的俄罗斯人，但具体人数并非其所载的70人，笔者据《清圣祖实录》、《平定罗刹方略》、《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等文献记载统计，应为77人。
    如上所述，俄罗斯佐领的编设经历了近40年的历程，最早编旗是在顺治五年，而集中编旗是在康熙年间，康熙二十二年九月，“户部议复：罗刹归顺人机里郭礼等，应交与正白旗，编入佐领下。上曰：罗刹归顺人颇多，应令编为一佐领，令其彼此相依，庶有资藉。”(46)这样在康熙皇帝的钦定下，迁入北京的俄罗斯人被编为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史称“俄罗斯佐领”，驻地在北京城东直门内的胡家圈胡同。因俄罗斯人丁最初不足编为一整个佐领，康熙二十二年先编设半个佐领，二十四年始成一整佐领，当时佐领中有150人。(4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对俄罗斯佐领编设情况亦有明确记载：
    康熙帝谕将投诚俄人归入上三旗
    康熙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户部题：投诚罗刹四十人，不足编为半个佐领，酌量归入上三旗内。
    上曰：此议亦当，但率领投诚之人，不与议叙，实属可悯；应量给伊等原带品级。(48)
    首任俄罗斯佐领即为伍朗格里。(49)关于佐领的人选情况，清人福格所撰《听雨丛谈》及官修《钦定八旗通志》有详细记载：“镶黄旗满洲内有俄罗斯佐领一缺，原命俄罗斯人伍朗格里管理，后隶满洲官员领之。”(50)“伍朗格里故，以其子罗多珲管理。罗多珲故，以大学士马齐兼理。”(51)后来，由理藩院尚书阿灵阿接管俄罗斯佐领，阿灵阿去世后，佐领续以尚书德明、大学士尹泰兼理。这样，清政府不仅将来自遥远异国的俄罗斯人编入满洲八旗，还被编入最嫡系由皇帝直接领属的上三旗，成为世袭披甲阶层并驻防于京师重地。
    有清一代，八旗俸饷因旗分、兵种及等级、地区、入旗时间及部、族等有别而存在各种差别。首先是旗分有别。满洲统治者实行“首崇满洲”的政策，八旗内部存在各种等级及差别。同为旗人，满洲、蒙古、汉军地位与待遇依次递减，且“上三旗”和“下五旗”有别，即编入上三旗者要优于下五旗；而同在满洲旗分内，迁居京旗者要优于驻防东北者。俄罗斯佐领编入上三旗的镶黄旗且驻防北京，其待遇要好于赫哲等其他“新满洲”。其次，八旗兵丁视兵种之别而有等级之分。就京旗驻防兵丁来说，大致有三等：一等为领催、前锋；二等为马甲；三等为步甲。饷银禄米的发放即依照等级高低而有多少之别。(52)其中京旗领催、前锋每月饷银4两，马甲3两，步甲、养育兵2两；而驻防领催、前锋为3两，马甲2两，步甲、养育兵仅1两。京旗饷米约为驻防的4倍。(53)俄罗斯佐领为京旗，故俸饷等待遇要高于驻防“新满洲”。可见，俄罗斯披甲凭借其特殊身份享受着相对于布特哈、锡伯、鄂伦春等“新满洲”较好的待遇。据《东正教在华二百年史》记载统计，(54)俄罗斯旗人待遇如下表：
    
    此外，未成年披甲子弟(即西丹)可获得披甲俸禄的一半，即每月一两半银子和一部分禄米。没有孩子即没有儿子的寡妇以及失去双亲的女孩也依此例领取俸禄。过年时，额外获赐一个月的俸银。同时，清政府在俄罗斯佐领旗人遇有红白喜事时，亦赏赐红白事例银，作为官兵操办喜丧之事的资助，其中骁骑校、领催等军官妻子丧葬时可享受与其相同的丧葬赏银。
    三、俄罗斯佐领的职责
    有清一代，俄罗斯佐领为清政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因其特殊身份，早在雅克萨战争前，康熙皇帝就曾招募俄罗斯人(主要是卡尔梅克人)为其效力。雅克萨战争期间，俄罗斯人主要担负侦察敌情与战地招抚、劝降的任务，战后又被委以翻译、教习、侍卫等职责。
    侦察敌情　入旗后一些俄罗斯人即被派往黑龙江抗俄前线，俄罗斯人的主要任务是侦察敌情。如康熙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罗刹酋长盃敦遣人来求饮食，因遣骁骑校宜番等往给饮食，因察其虚实动静”。(55)同时，俄罗斯人提供的侦查情报也反映在一些耶稣会士制作的地图中，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前的中俄边界谈判过程中，“耶稣会士们还拿一幅西伯利亚全图给我们看，地图上标着所有城堡，并注明每个城堡驻防的人数；据教士们告诉我们，上述情报都是那些俄奸提供给汗(指清朝皇帝)的，目的想博得汗的宠信”。(56)这些侦察活动所获敌情，使清军得以详细了解雅克萨城俄军人数与布防、武器粮草及援兵等情况，这些俄罗斯人侦察所获珍贵情报为保障战争胜利及外交谈判做出了重要贡献。
    战地招抚、劝降　康熙皇帝优待俄罗斯降人，并非完全简单地宽大为怀，而是考虑到黑龙江流域抗俄前线战事的需要。此事在《清圣祖实录》中多有记载，康熙二十二年四月，“遣官兵与奉命赴罗刹甲士宜番，驰至雅克萨宣谕，兼观其形势若何，再议进止机宜”。(57)同年七月，马喇等奏请：将“所获宜番、米海罗莫罗对二人，赏以衣帽，递至萨布素处放还，请饬理藩院作书，即令宜番持去”。(58)九月，康熙帝上谕理藩院尚书阿穆瑚琅：“明白具文，遣招降罗刹内宜番、米海罗莫罗对，执书晓谕。彼有何言，令其回奏。”(59)上文中提到康熙二十五年时宜番尚在为清军侦查敌情，则此宜番在完成任务后至少在康熙二十五年前已返回复命，并最终留在中国，随后编入俄罗斯佐领之中。而米海罗莫罗对与米海罗是否为同一人尚不得而知，因米海罗为康熙二十三年才被宜番所招抚，如为同一人，笔者认为宜番、米海罗不可能同时于康熙二十二年被清政府派遣前往招抚俄罗斯人，存疑待考。另外，“其新投诚罗刹内鄂佛那西、费礼普，令驰驿至萨布素处，酌遣招抚”。(60)这些俄罗斯降人在编入八旗后很快被送往黑龙江前线，承担信使及招抚等任务。
    俄罗斯人的主要任务还包括在战地前向自己同胞喊话，宣传清军不杀害俘虏的优待政策，号召、动员他们投降清朝皇帝。骁骑校宜番即曾参与招降俄罗斯人，康熙二十三年，“遣宜番等造其居，开谕之……招抚罗刹米海罗等二十一人”。(61)《历史文献补编——十七世纪中俄关系文件选译》中也记载：“原由阿尔巴津叛逃、现充中国通译的叛徒开始呼喊俄人投降博格达汗。”(62)“往昔背叛我皇陛下之俄人伊瓦什卡·阿尔捷米耶夫、阿加丰卡·济良、斯坚卡·韦尔霍图尔等充任通译，将他们(指格里什卡·梅利尼克等被俘哥萨克)押到中国将军帐前，对他们进行了审问。这些叛徒对彼等言道：汝等同伙格里什卡·梅利尼克等29人均已投降博格达汗。”(63)
    这种攻心战在第二次雅克萨战争中更是收到了奇效，被围困的哥萨克士兵看到敌人阵营中有自己的同胞，消除了顾虑。正是在已投降者的劝降下，固守雅克萨的哥萨克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最终决定放下武器。“阿尔巴津人看到敌营中已有自己的同伴，又看到对方兵力雄厚，所以非常害怕此时如不自动投降，就会遭到必然覆灭的下场；而且他们还设想，如不抵抗就投降，也许会得到中国皇帝的赦免。于是他们便听从了叛变投敌者的话。”(64)可见，这些俄罗斯人不仅参加了雅克萨战争，而且在劝降的关键时刻立有功劳，为尽快结束战争，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俄罗斯人与其他编入满洲八旗的旗人一样，以当兵为基本职业，并领有俸饷。因其娴熟火器，多承担清军火枪教习、出征等职责；而掌握俄文的技能又使其职司翻译和俄文教习。
    火枪教习　有些哥萨克文化水平不高，但能征善战，且素习火枪，已编入满洲八旗的俄罗斯人即被安排负责教习清军使用火枪。康熙十五年，俄国使者尼古拉·斯帕法里访问北京后，回忆说：“目前在中国共有十三名俄国人，其中仅有两名是在阿穆尔河(黑龙江)被俘的，其余的都从边境城堡特别是阿尔巴津(雅克萨)逃来中国的……汗录用了他们，发给他们薪俸，并让他们成了家。……他们目前都在教中国骑兵和步兵如何使用火枪。……这些俄国逃亡者经常去耶稣会教堂，其中有几名已被送去[军队]服役。”(65)可见，俄罗斯人因娴熟火器而负责教授清军在骑战和步战中如何使用火枪。
    奉调出征　“新满洲”八旗素以骑射娴熟而名闻天下，而以骁勇善战著称于世的俄罗斯人娴熟火器，康熙年间清军与卡尔梅克人开战，清政府即曾命令俄罗斯旗人奉调出征。据《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记载：临出发时他们把司祭(笔者认为是马克西姆)的头剃光，只在后脑勺留下一条像满洲人那样的辫子，带着他一块儿出征去了。(66)
    翻译　中俄交往较晚，且言语不通，甚至在签订《尼布楚条约》时不得不起用通晓拉丁语的耶稣会士张诚和徐日升。而俄罗斯降人中有的文化程度较高，俄文既能读能写，又很快掌握了中文，一些俄罗斯旗人在衙门中遂承担翻译工作。据一位来自托博尔斯克地方的俄罗斯人曾写信给其兄弟称：“他本人现在部院担任翻译，因他能阅读和书写俄文，也学会了中文，因而胜任翻译俄文文件。”(67)依例，俄罗斯佐领负有为朝廷翻译、誊抄中俄往来文书之责，在康熙四十六年罗多珲身故以前，中俄两国外交文书的翻译工作主要由其承担。从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换成库兹玛、伊凡等人。清代的内阁档案亦多次提到：“由本衙门将俄罗斯察罕汗之俄文奏书，交罗刹人希图班、鄂果番、侍卫罗多浑等翻译”；(68)或者将致俄罗斯国书，交“俄罗斯牛录小领催库西玛、雅稿、伊凡、尼坎等，与理藩院主事伊林验同译成俄罗斯文”。(69)在俄文文献中，雅科夫·萨文(又称雅稿(70)、雅槁(71)、雅郭布(72))一直被称为“通译”。但这些俄罗斯人的俄文还不是十分精通，只能翻译一些简单的来往公文。
    俄文教习　(73)《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贸易迅速发展起来，边界交涉不断增多，文书往来频繁。为了处理对俄关系，清政府于康熙四十七年开设俄罗斯文馆(初名“俄罗斯学”)，“内阁理藩院之俄罗斯学为八旗习俄罗斯字学生而设，所以通象译也”，(74)主要培养急需的俄文翻译人才。康熙皇帝对培养俄文翻译十分重视，文馆俄语教习最初从定居北京的满洲镶黄旗俄罗斯佐领(降人及后裔)中遴选充任。七月，大学士马齐奏请从俄罗斯佐领中选择“善于俄文者，派为教授”。小拨什库(领催)库兹玛(又称库西玛(75)、库锡玛(76)、库希玛(77))和披甲伊凡最先被选定为文馆教习，而后又有雅科夫参与。同时，俄文教习还担负为清廷翻译中俄往来公文之责。
    但是，来自俄罗斯佐领的俄文教习大多为雅克萨战俘后裔，即出生于北京的第二代中俄混血儿，他们普遍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专业教育，俄文水平有限，既不懂文法，语言水平也不高，仅能教授俄罗斯文馆学生基础的俄语知识，无法培养高水平翻译人员。康熙五十年，他们因不能胜任教习工作，雅科夫等人奏请：“从前俄国来文内有难译之处，均咨询老俄人。现老俄人渐次亡故，俄国事件关系重大，倘再来文，诚恐难解之处不能成译。”(78)另外，教习队伍不够稳定，长期执教者不多。康熙五十一年七月，伊凡辞职，而库兹玛和雅科夫辞职未获批准。直至雍正十二年(1734)，俄国来函仍由他们翻译缮写，被称作“俄罗斯馆先生”。(79)康熙五十年底，清政府还从盛京的俄罗斯降人中选中尼堪(又称尼坎(80))来北京教授俄文，任职时间不长，康熙五十三年后即不见于记载。至乾隆朝，因俄罗斯佐领下也无可堪充任教习之人，即以俄罗斯文馆学生暂行管理。(81)
    在八旗这个多民族的大熔炉里，除“满洲”人外，其他少数民族成员大多都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与其他被编入满洲八旗的非满洲人一样，俄罗斯人也概莫能外，在编入满洲旗分后，其语言姓氏、婚丧习俗、宗教信仰等文化风俗诸方面均受到满洲文化的强烈影响。服饰上，清政府规定被征服编旗的异族人必须服用满式衣冠，俄罗斯旗人脱下了粗呢外衣，穿上绸缎、棉布衣服，脱下兽皮鞋帽，换上中式鞋帽。(82)发型上，作为降顺的重要标志，俄罗斯人也改从满族发式。语言姓氏上，俄罗斯人编旗后，因担任翻译、教习及与满人交往所需，一些人逐渐掌握了满文满语，并取了满洲名字，如伍朗格里、其子罗多珲(罗多浑)、孙子福寿都是满洲名字；另外在俄国传教士的文献记载中，很多俄人及其后裔也取满名，如伊万叫德成，格里戈里叫友发，帕维尔叫民泰。(83)婚丧习俗上，俄罗斯人遵守中式生活方式及风俗习惯，改以中式婚礼娶妻，死后请和尚诵经。宗教信仰方面，俄罗斯人定居北京并娶中国姑娘后，受中国妻子宗教信仰的影响，他们不再与其司祭来往，而改奉妻子的宗教(佛教、道教等)信仰，其后裔(包括马克西姆神父的孩子)根本不去教堂领洗、做忏悔与祷告。(84)这一系列变化表明，经过一段时期的融合，这些以“新满洲”形式编旗的俄罗斯人已从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到文化习俗、思想意识等方面全面满化，逐渐融入满族社会，并最终融入满洲共同体之中。随着岁月的流逝，从而完成了由俄罗斯而“新满洲”，由“新满洲”而“满洲”的转变，客观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开展民族识别时，俄罗斯旗人后裔都被归入了满族，成为满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注释：
    ①(清)魏源：《圣武记》卷1《开创·开国龙兴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页。
    ②参见陈鹏：《清代东北地区库雅喇“新满洲”形成初探》，《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清代前期东北地区赫哲“新满洲”形成初探》，《史学集刊》2007年第6期；《清代东北地区鄂伦春编旗初探》，《东北师大学报》2011年第2期；《清代东北地区锡伯、卦尔察“新满洲”编设及迁徙探析》，《欧亚学刊》第10辑，中华书局2011年版。笔者在文中对“新满洲”各部、族编旗已有详细阐述。
    ③参见(清)俞正燮：《俄罗斯佐领考》，《癸巳类稿》卷9，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332—334页；吴洋：《清代“俄罗斯佐领”考略》，《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刘小萌：《关于清代北京的俄罗斯人——八旗满洲俄罗斯佐领历史寻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2007年号——商鸿逵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专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第365—377页；张雪峰：《清朝初期俄罗斯佐领的起源》，《西伯利亚研究》2007年第3期；《清朝初期俄罗斯佐领融入中华文化进程考》，《西伯利亚研究》2007年第4期；杨多杰：《清代北京的俄罗斯旗人》，《世界博览》2008年第22期等文。
    ④[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阎国栋、肖玉秋译：《东正教在华二百年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0页。
    ⑤满语yaksa，意为河岸倒塌弯曲的地方。参见胡增益主编：《新满汉大辞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22页。雅克萨城(yaksa hoton)，清初为索伦部达斡尔人属地。顺治七年(1650)，沙俄哥萨克侵占该城，并以城主达斡尔头人阿尔巴西之名改称为“阿尔巴津”。
    ⑥15至17世纪从俄国中部逃亡到边疆的部分农奴和城市贫民称为哥萨克(俄语Казаки)，突厥语意为“自由人”。信奉东正教，以骑术精湛和骁勇善战著称的哥萨克骑兵在沙俄东侵扩张过程中充当先锋，从而成为特殊军人阶层。
    ⑦[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阎国栋、肖玉秋译：《东正教在华二百年史》第21页亦记载：“自17世纪中期开始中国就有俄国逃人或俘虏存在。”
    ⑧[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阎国栋、肖玉秋译：《东正教在华二百年史》，第16页。
    ⑨参见《清圣祖实录》卷111，康熙二十二年七月甲申；《平定罗刹方略》卷1，李兴盛、吕观仁主编：《渤海国志长编》(黑水丛书第5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9页。
    ⑩《清圣祖实录》卷111，康熙二十二年七月戊戌。
    (11)《清圣祖实录》卷114，康熙二十三年正月辛酉。
    (12)参见《平定罗刹方略》卷2，第974—975页；另(清)俞正燮：《俄罗斯佐领考》记载为“费岳多罗”，见《癸巳类稿》卷9，第333页。
    (13)参见《清圣祖实录》卷120，康熙二十四年四月戊戌。
    (14)[苏]谢·弗·巴赫鲁申著，郝建恒、高文风合译：《哥萨克在黑龙江上》，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65页。
    (15)[苏]谢·弗·巴赫鲁申著，郝建恒、高文风合译：《哥萨克在黑龙江上》记载：清军将领劝说“军役人员转为博格德汗效劳，并且用俸禄、官爵、礼物等来诱引他们。中国人随军带有很多衣服、锦缎和丝绸的长袍和中国靴鞋，这些都是用来分赠俄罗斯叛徒的。有二十五六个人经不起诱惑”。第65页。
    (16)参见(清)俞正燮：《俄罗斯佐领考》，《癸巳类稿》卷9，第333页；萧一山：《清代通史》上卷记载：“副将巴什里率四十人降清”，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54页；刘小萌：《关于清代北京的俄罗斯人——八旗满洲俄罗斯佐领历史寻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2007年号——商鸿逵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专集》，第367页。
    (17)《西伯利亚通报》，斯帕斯基出版，1822年，第18卷，第110页。转引自[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阎国栋、肖玉秋译：《东正教在华二百年史》，第25页注释1。
    (18)[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阎国栋、肖玉秋译：《东正教在华二百年史》第24—25页记载：“康熙预先命令善待俄国俘虏，不加伤害，建议他们或者返回雅库次克或涅尔琴斯克(尼布楚)，或者归顺于他。结果只有45人及其妻儿愿意投诚。说实话，这些俘虏并非完全情愿。”
    (19)萧一山：《清代通史》上卷记载：雅克萨之役“俄军战死及生擒者，殆百人，清兵毁雅克萨城而还。俘献京师，玄烨赦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54—755页。
    (20)《清圣祖实录》卷121，康熙二十四年七月己卯。
    (21)参见(清)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卷153《名臣列传十三·郎谈》条记载，清军“将焚城，其(俄罗斯)酋长穷迫，始遣人求降。……中有沐仁化不愿去者巴什里等四十五人，并率其妻子以归”。(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5页。)
    (22)《西伯利亚通报》记载：“愿为中国皇帝效力者有50人。将军下令将其全部作为俘虏带走。将愿为中国皇帝效力者分散安顿在满洲农耕。”第18卷，第110页。转引自[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阎国栋、肖玉秋译：《东正教在华二百年史》，第25页注释1。
    (23)《清圣祖实录》卷121，康熙二十四年六月癸巳。
    (24)(清)王一元：《辽左见闻录》，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书手抄本，第24—25页。
    (25)参见高文风：《我国的第一所俄语学校——俄罗斯文馆》，《外语学刊》1979年第2期。
    (26)参见《清圣祖实录》卷120，康熙二十四年四月戊戌；卷121，康熙二十四年七月己卯。
    (27)《清圣祖实录》卷129，康熙二十六年正月戊子条记载：“我兵攻雅克萨城，从未诛戮其人，如城中有患疾之罗刹，亦应听其就医，使还彼国，传布德意。”
    (28)《清圣祖实录》卷111，康熙二十二年七月甲申条记载：康熙帝上谕要求对俄罗斯人“所司加意赡养，时其饮食，毋得缺乏，以示轸恤之意”；卷112，康熙二十二年九月丁丑条记载：“倾心投诚者，朕亦纳之，必加恩恤。”
    (29)《清圣祖实录》卷112，康熙二十二年九月丁丑。
    (30)参见[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阎国栋、肖玉秋译：《东正教在华二百年史》，第31页。
    (31)《清圣祖实录》卷113，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癸未。
    (3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2518页。
    (33)《清高宗实录》卷1116，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壬子。
    (34)参见[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阎国栋、肖玉秋译：《东正教在华二百年史》，第28页。
    (35)参见杨多杰：《清代北京的俄罗斯旗人》，《世界博览》2008年第22期。
    (36)应为1648年，原书有误。
    (37)[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阎国栋、肖玉秋译：《东正教在华二百年史》，第21页注释8。
    (38)俄罗斯佐领中起初仅有佐领1人、骁骑校1人、领催5人、马甲20人并随甲(披甲子弟)14人。见[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阎国栋、肖玉秋译：《东正教在华二百年史》，第30页注释4。
    (39)卡尔梅克人系卫拉特蒙古后裔，少数人信仰东正教，大部分人信仰藏传佛教。准噶尔部强盛时土尔扈特部迁至伏尔加河畔，后沙俄势力扩张并欺凌土尔扈特部。为摆脱沙俄控制，乾隆三十六年(1771)在渥巴锡汗率领下，土尔扈特大部东归中国；约1/3被围未能东归则继续留在当地，接受沙俄统治并为其作战。
    (40)清代八旗低级军官名。“拨什库”，满语boo okū“催促人”之意，汉名“领催”。“分得拨什库”，汉名“骁骑校”，设于佐领之下，正六品。
    (41)[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阎国栋、肖玉秋译：《东正教在华二百年史》，第30—31页。
    (42)《钦定八旗通志》卷3，《旗分志三》，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5页。
    (43)[俄]古文献研究委员会编、郝建恒等译：《历史文献补编十七世纪中俄关系文件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35页。
    (4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理藩院为要俄遣还逃人撤出侵地事致雅克萨俄官咨文”，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0页。
    (45)《清圣祖实录》卷111，康熙二十二年七月戊戌条记载：“阿达哈哈番马喇等奏：索伦总管博克等所获罗刹及军前招降者，共选五人，遵旨送京，余二十六人皆迫于大兵，始行投诚。索伦距罗刹近，不宜久留，应一并解至。议政王大臣等议，送京交户部安插。”
    (46)《清圣祖实录》卷112，康熙二十二年九月乙未。
    (47)参见[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阎国栋、肖玉秋译：《东正教在华二百年史》，第21页注释8。
    (4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康熙帝谕将投诚俄人归入上三旗”，第56页。
    (49)[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阎国栋、肖玉秋译：《东正教在华二百年史》第21页注释8记载：“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伍朗格里被封为世袭佐领。伍朗格里的这个封号传至其孙福寿，因福寿无后，始为镶黄旗所公有”。
    (50)(清)福格：《听雨丛谈》卷1，《满蒙汉旗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页。
    (51)《钦定八旗通志》卷3，《旗分志三》，第45页。
    (52)参见陈鹏：《清代东北地区“新满洲”研究(1644-1911)》，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56—157页。
    (53)参见(清)萨英额：《吉林外纪》卷5，《俸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
    (54)参见[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阎国栋、肖玉秋译：《东正教在华二百年史》，第290—291页。
    (55)(清)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卷153，《名臣列传十三·郎谈》，第3887页。
    (56)[英]约·弗·巴德利著，吴持哲、吴有刚译：《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528页。
    (57)《清圣祖实录》卷109，康熙二十二年四月丙子。
    (58)《清圣祖实录》卷111，康熙二十二年七月戊戌。
    (59)《清圣祖实录》卷112，康熙二十二年九月丁丑。
    (60)《清圣祖实录》卷113，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癸未。
    (61)《清圣祖实录》卷114，康熙二十三年正月辛酉。
    (62)[俄]古文献研究委员会编、郝建恒等译：《历史文献补编——十七世纪中俄关系文件选译》，第335页。
    (63)[俄]古文献研究委员会编、郝建恒等译：《历史文献补编——十七世纪中俄关系文件选译》，第336页。
    (64)[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俄语编译组译：《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1页。
    (65)[英]约·弗·巴德利著，吴持哲、吴有刚译：《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二册，第1528页。
    (66)参见[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俄语编译组译：《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册，第29页；另，[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阎国栋、肖玉秋译：《东正教在华二百年史》第38—39页亦有记载。
    (67)[英]约·弗·巴德利著，吴持哲、吴有刚译：《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二册，第1528页。
    (68)《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第78页载：“内阁关于俄使文纽科夫呈递国书及接受清廷敕书记事”。
    (69)《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第318页注释。
    (70)参见《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第295页注释。
    (71)参见《清高宗实录》卷539，乾隆二十二年五月丁巳。
    (7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第2518页。
    (73)学界对此问题已有研究，参见肖玉秋：《清季俄罗斯文馆延聘俄人教习研究》，《史学月刊》2008年第12期。
    (74)(清)何秋涛：《朔方备乘》卷13《考七·俄罗斯学考叙》，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4年版，第282页。
    (75)参见《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第289页注释。
    (76)参见《清高宗实录》卷539，乾隆二十二年五月丁巳。
    (77)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第2518页。
    (78)高文风：《我国的第一所俄语学校——俄罗斯文馆》，《外语学刊》1979年第2期。
    (79)《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第622页注释记载：“雍正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票签处交来军机处呈览之一件俄罗斯文书，主事萨木宝珠等收下，交俄罗斯馆先生雅稿、库西玛等翻译缮清。”
    (80)参见《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第318页注释。
    (81)参见《清高宗实录》卷539，乾隆二十二年五月丁巳。
    (82)参见[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俄语编译组译：《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册，第28页。
    (83)参见[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俄语编译组译：《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册，第72、74页。
    (84)参见[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俄语编译组译：《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册，第70、71页。

 

   （转引自：《民族研究》(京)2012年5期）